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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1966年9月的一天（時間太久了記不準確了），復旦大學附中高二(7)班的一群紅衛兵來到建國西路695弄，靠近宛平路，對面是「衡山賓館」。在這條弄堂里住著一對夫妻，他們就是來「抄」這對夫妻家的，這戶人家丈夫叫陳傳綱，「文革」前是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後來調到市高等教育局任局長，據說，這個「調動」是有「名堂」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陳不堪忍受，吃了80多粒「安眠藥」，永遠離開了人間，他是全國第一批在「文革」初期「自殺」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現在在網路上可以查到這份名單。他的妻子叫王汝琪，去年有一部重大歷史題材的電視劇，裏面有一個鏡頭，周恩來對國民黨「高官」王崑崙說，你的堂妹在延安很好，請你放心，周說的堂妹就是王汝琪。此時，王正被關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的「牛棚」里，狂風暴雨還在後面。這天的「抄家」現場，陳的兒子陳樂群也在，只見他好像在指揮「抄家」，那些紅衛兵都聽他的，在他的指點下，什麼箱子，衣服，線裝書，日本軍用指揮刀，名人字畫，照片，高跟皮鞋，等等，搬到停在樓下的卡車上，隨後，他跟大家一起上了車，車子直接開到國權路上的校園。大家七手八腳，把抄來的所有東西一一搬進高二(7)班的教室里，堆好放好，還貼了不少「封條」。

大家看到這裏該明白了，原來，陳的兒子跟這些紅衛兵是同學，在家庭遭受這般災難之際，這幫同學毫不猶豫，出手相助，許多年後，大家戲稱這次行動屬於「保護」性「抄家」。在這次行動之前，傳說市高教局的「造反派」要去「抄」局長的家，我們聞風而動，搶先一步，讓他們到時候什麼也「抄」不到，看來，即使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歲月里，人們沒有淡化同學之間寶貴的友情，當然，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同學中的「官二代」肯定不像今天社會上的某些「官二代」，如果，平日里自以為高人一等，不跟同學們友好相處，人家憑什麼要衝出來幫這個忙呢。人有禍福旦夕，現在有些「官二代」，「富二代」們，能從曾經在上海發生過的另一種「抄家」中「悟」出些什麼道道來，這對你們今後的人生道路也許是有益的。

我們這位同學的父母都是資格很老的老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上海有二千多大中學生組成「請願團」，到南京要求國民政府抗日，行動的總指揮就是陳傳綱，他當時還是復旦大學法律系的學生。王汝琪是陳的同學，她是「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執筆者。「四人幫」打倒后，她擔任過司法部的顧問。1942年，在延安整風時，他們夫婦倆不幸被打成「王實味反黨」五人小集團，雖然是個「冤案」，毛主席也說了話，但是，就不糾正。這就為他們在「文革」中的不幸埋下了「禍根」，大概到1982年才徹底「平反」。「文革」開始，為了發動群眾，復旦黨委把他「拋」出來，對造成他的「悲劇」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為此，「文革」結束以後，在陳傳綱的追悼會上，王汝琪把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送來的花圈「扔」了出去。這都是歷史了。歷史應該是真實的東西。

今天回憶這段歷史，回過頭來看，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到1967年3月，放在教室里的貴重物品，名人名家字畫，有歷史價值的照片，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居然都完好無缺，完好無損，到「複課鬧革命」的時候，教室要派用場了，終於自然而然「物」歸「原主」。以上講的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絕對不是編造的天方夜譚，而是發生在上海，在那個「動亂」年代里的一件真實的事情，而這件事又確確實實被「雪埋」了近47年，可惜，這些當年17，18歲的年輕人，已經進入老年了，否則，放在今天的話，復旦大學附中高二(7)班這個「群體」起碼會被團市委評為另一種「見義勇為」先進集體。可以相信，即使在當年，在轟轟烈烈「大革命」的烈火中，在上海還會有不少類似的故事，只不過沒有人把它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