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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江青出山後的第一炮，就轟向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



《有鬼無害論》是《北京晚報》編輯在得知廖看了崑劇《李慧娘》后，電話約他寫的一篇劇評。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報》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一文，署名「繁星」。

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鄉好友孟起改編的崑劇《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右圖）。戲中描寫李慧娘死後報仇並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與太學生裴舜卿的相愛為賈似道所忌，終為賈殺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的荒淫殘暴，歌頌了被賈殺死的李慧娘化成厲鬼也要與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鬥爭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戲，因而受到了好評。廖在《有鬼無害論》一文中寫道：「我們對文學遺產所要繼承的，當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壓迫的鬥爭精神。我們要查問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誰和反抗誰。用一句孩子們看戲通常所要問的話：她是個好鬼，還是個壞鬼。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們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那又有什麼妨害呢？」這與毛澤東對他侄孫女王海容說的「《聊齋》可以讀，寫得好。《聊齋》寫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幫助人可主動啦！」有什麼區別？

區別有。區別的關鍵是：崑劇《李慧娘》是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力薦的大作，《有鬼無害論》作者則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手下的一員大將，他們都是毛澤東正在設法清除的人。矛頭所向，顯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議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剛剛「批判」了「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康生，聽說江青要批鬼戲，原本說《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狠狠批評中宣部、文化部「右傾」，要追查「鬼戲泛濫」的責任，迫使文化部黨組向中共宣傳部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並點了《有鬼無害論》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自此，全國各地，不論城鄉，「鬼戲」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這份報告不太滿意，說道：「點了『有鬼無害論』，為什麼不點出文章作者『繁星』？不點『繁星』的真名實姓廖沫沙？」江青覺得不解氣，認為文化部黨組的報告不過是「官樣文章」，她要「衝破封鎖」。人們已從江青「不滿意」和「不解氣」中，看到了她背後的身影及其清除異己的政治計謀。於是，一篇點名批判孟超劇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劇評《有鬼無害論》署名梁壁輝的文章《「有鬼無害」論》，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梁壁輝」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

原來，江青沒有批「有鬼無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於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此時正欲更上一層樓的柯慶施，欣然領命，便找來了由「蘇中才子」之稱的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據柯慶施死後的繼任者陳丕顯回憶：「對俞銘璜同志，我在戰爭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長期在我任區黨委書記的蘇中根據地負責宣傳工作，是江蘇有名的『秀才』。據我所知，他對批『有鬼無害』是有顧忌的。毛主席曾提倡過寫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無害論》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同志寫的，所以這篇批判文章很難寫。無奈，這是柯慶施直接壓下來的『政治任務』，俞銘璜只好關起門來搜腸刮肚。這種心境下寫出的文章自然難以令柯慶施滿意，於是柯又讓張春橋大加修改後才發表。因此文章見報時署名『梁璧輝』——取『兩筆揮』之諧音，意即兩人合寫。」當年上海《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唐振常，得知這篇稿子「來頭不小」，便「奉命照登」。這就是數年後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的內幕。

《「有鬼無害」論》炮製出籠，預示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

《「有鬼無害」論》像顆重磅炸彈，把文化部炸得暈頭轉向，並使劉、鄧得力幹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倍感緊張。廖沫沙的文章連同劇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圍剿和批判。據說，有人作過統計，在半年的時間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報刊上，批判孟起改編的崑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文章不下500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壓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藝界的領導周揚、林默涵等人，採用「捨車保帥」的策略，先拋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文學家邵荃麟當活靶，批判他的「中間人物論」。但江青和康生不買他們的賬。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國上下，展開了對文學藝術界的全面清剿。

電影《北國江南》、《林家鋪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詩瑪》、《逆風千里》等，以及田漢的京劇《謝瑤環》受到了批判；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賴大嫂》，張慶田的《「老堅決」外傳》和《對手》，劉澍德的《老牛筋》，歐陽山的《在軟席卧車裡》，舒群的《在廠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陳翔鶴的《廣陵散》等短篇小說，也先後受到了批判；劉澍德的《歸家》，漢水的《勇往直前》，歐陽山的《三家巷》、《苦鬥》，羽山和徐昌霖的《東風化雨》等中、長篇小說，以及黃秋耘的雜文《破水瓢的啟示》和《人盡其才》，孟超的《劇苑管窺錄》，等等，也沒有逃脫被批判的命運；其中，有的被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

到了1965年，中國的報紙刊物，更充滿著火藥味兒：

一月，《羊城晚報》、《南方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柳宗元「被貶」，被「索隱」為彭德懷「被貶」。《文藝報》開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說《代理人》和長篇小說《水滴石穿》。
二月，《電影文學》批判「一部散發著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毒素」的電影劇本《親人》。《文藝報》則批判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

三月，《人民日報》發表齊向群的《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的文章。此時的《李慧娘》被定性為「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張春橋更認為是「借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
五月，《光明日報》發表《夏衍同志改編的影片〈林家鋪子〉必須批判》。
六月，《工人日報》發表《〈不夜城〉必須徹底批判》。
被批判為「大毒草」和「有嚴重錯誤」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1）以上。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複》，免去了齊燕銘、夏衍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砍掉了周揚的左右手。電影界開始批判所謂「夏陳路線」，亦即「夏衍、陳荒煤路線」。

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又對文藝工作者作了更加嚴厲的命令：「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在「便於領導」的高度國有化和集體化了的中國，「吃飯權」這個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已牢牢地掌握在僱主毛澤東和他的黨臣手中。「吃飯權」原則也從「不勞動不得食」發展為「不服從不得食」——這個在任何社會裡，他們的帝王或總統都無法辦到的事，在社會主義中國，通過掠奪而壟斷了全國全部資源成了唯一僱主毛澤東，他辦到了！

其時的毛澤東，已經不是七年前的毛澤東。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說：「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說服，而不能壓服。」

此時的文學藝術部門，已經是「洪洞縣裡無好人」。 文化部大改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長肖望東，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說，要對文化部門「犁庭掃院」、「徹底清洗」。如果這個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鐵定是一個極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緊跟毛澤東的「為政治服務」，卻使他飛黃騰達，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時，彼一時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運並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隨同全國奪權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奪取了「新文化部」的領導權，領導幹部全部靠邊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當眾宣布，由金敬邁(筆者：小說《歐陽海之歌》的作者)負責文化部的工作。這個成立不到兩年的「新文化部」，就在這種不明不白中宣告結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長肖望東將軍，也被打倒，關押北京西郊監獄達9年，故人稱其為「短命部長」。

附1、《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影片四百部》，

其中有：《 清宮秘史》等故事片200部，《萬象更新》等新聞記錄片30部，《桂林山水》等科教片30部，《大鬧天宮》等美術片20部，《馬路天使》等三十年代與香港影片20部，包括前蘇聯在內等外國翻譯故事片10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