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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松然

毛澤東的憎惡知識分子情結，也殃及教育界、衛生界和學術界。

毛澤東憎惡知識分子的「名言」是：「書讀得越多越蠢。」

也許是國內革命戰爭經驗和五十年代的教訓，使毛澤東有「理由」認為：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工人、農民，容易蒙哄，因而「便於領導」，而知識分子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不願盲目跟隨，有些甚至向毛挑戰，分庭抗禮，不「便於領導」。因此，他毫無遮掩地提出了「書讀得越多越蠢」論，藉以彈壓知識分子；而這句「名言」也成了文革中驅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伏筆。在此期間，二戰後與中國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日本，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用比中國多十數倍（GDP比例）的教育投入，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為六、七十年代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從1941年到196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始終同時任毛澤東秘書和中央政治局秘書被譽為「黨內第一枝筆」的胡喬木著書說，毛澤東「他確實說過：書讀得越多越蠢。」其實，不用胡喬木證明，翻翻文獻，就能找出許多毛澤東說過的這類話：

1964年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一）下午三點，他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的座談會上說：「我看書要讀，讀多了，害死人。」

1964年3月28日，他在邯鄲「四清」工作座談會上插話說：「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現在他們認輸了。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說：「像大學里那些書，越讀越蠢。」

1965年1月3日，他在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對孩子講，你讀十幾年書越讀越蠢，什麼也不懂。」

1965年1月5日下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的娃娃在那裡搞四清，講教授比助教差一點，助教比學生差一點。讀書越多越蠢。」

…………

為了給「書讀得越多越蠢」立論，毛澤東煞費苦心地找出了許多「證據」。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談話時說：「歷來的狀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學問的。唐朝第一流詩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狀元，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杜牧、柳宗元是進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羅貫中、蒲松齡都不是狀元、進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齡只是清朝的拔貢。凡是當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識，是個文盲。一個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錯，是一個半文盲，識字也不多。但以後萬曆、嘉靖等都讀了很多書，成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說會寫，最後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詩會畫，字寫得很好，做了俘虜。他們都是『只專不紅』，亡了國。可見書念多了要害死人。劉秀是個大學士，比較蹩腳。劉邦是個草包，也沒有什麼文化。我看書要讀，讀多了，害死人。」

當日毛澤東又說：「高爾基只讀過二年小學，學問完全是自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賣報出身，發明了電，瓦特是工人，發明了蒸汽機。在古今中外許多科學家都是在實踐中自修成的。」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聽取彙報時的插話：「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國人代會開會時，我的一個同學XXX(筆者：轉引的原文如此——下同)，現任湖南省副省長，他要跟我談一談。他說，現在了解到了，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沒有知識的。歷史上當皇帝的，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後主、李後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成吉思汗，是一個不識字的老粗。劉邦，也不認識幾個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認識字，是個放牛的。我們軍隊內，也是老粗多，知識分子少。許世友念過幾天書！XXX沒有念過書，韓先楚、陳錫聯也沒有念過書，XX念過高小，劉亞樓也是念過高小。當然，沒有幾個知識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XXX、XXX、……，我們算是中等知識分子。結論是老粗打敗黃埔生。」

1965年6月26日，他在關於衛生工作的談話中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華陀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書讀得越多越蠢。」

這是毛澤東「解剖麻雀」哲學：以少代多，以偏概全，以個別概括全局。

    這是毛澤東偷換概念式造假：以「自學」「自修」等同於老粗，為「書讀得越多越蠢」立論。

由於憎惡知識分子情結作祟，毛對各界知名人士橫加指責，對學校教學秩序橫加干涉，並鼓動學生造反。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說：「交頭接耳、冒名頂替，過去不公開，現在讓它公開。這無非是你會我不會，你寫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會了也是一次學習。」

——這同「自學」「自修」一樣，等於說學校可以停辦。今日中國教育落後，投資奇少，居世界倒數前列，國民整體素質低下，不能不說這與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無視教育的思想有密切關聯。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周信芳（筆者：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一個月一千七百元工資，不演多少戲，還存錢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員就作『十年計劃』，要趕上周信芳。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麼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的高薪階層，先出在文藝界。」

——從「贖買」到「收買」，露出了毛澤東思想「誠實」的一面。但也有不夠誠實的另一面。《黨史博採》第9期《毛澤東私人財產》一文，披露了毛的存款和開銷：毛曾用他自己的存款「犒賞」過一些知己。讀後，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給1920年曾資助過他2萬銀元的章士釗10萬元，叫「借錢還債」；他給斡旋十年、最終促成國民黨前代總統李宗仁反蔣歸順的無黨派人士程思遠10萬元，叫「犒勞功勛」；他前後給貼身「秘書」張玉鳳15萬元，叫「結情聯誼」；他給「大總管」汪東興4萬元，叫「修膳房屋」；他先後給夫人江青38萬元和2萬美金，叫「親情使然」；而他那筆相當於周信芳49年工資總和的百萬元存款(文革中存款高達7,582萬元)，當然叫「正常收入」了。這對當時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的中國人來說，是個什麼概念？筆者算了筆小帳：中國普通工農家庭，按一家四口平均年總收入600元計，掙汪東興的4萬元須67年，掙章士釗和程思遠的10萬須167年，掙張玉鳳的15萬元須250年，掙江青的38萬元須633年，掙他毛澤東在文革前的存款須1,667年，掙他在文革中的存款（那是個天文數字）須12.64萬年，而掙周信芳的年工資2.04萬元，只須34年。青年演員想「要趕上周信芳」，何腐之有？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會上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義。」

——這是毛澤東的權力哲學：學術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復僻問題，甚至是人頭落地問題。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1961年前為校長)，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以「偉大領袖」的「一分為二」觀點進行逆向邏輯思惟，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被發現后，遂被毛欽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受到了圍攻和批判。1965年9月，楊被罷掉中央黨校一切職務，逐出校門，文革中又遭殘酷批鬥，差點斃命，真是「罪」有應得。其實，「一分為二」即不神奇，也不新鮮，它源於春秋時代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據此，隋代楊上善在注《黃帝內經·太索·知針石》中，首次明確用了「一分為二」這個詞，說「從道生一，謂之朴也，一分為二，謂天地也。」南宋朱熹又認為 「一分為二，節節如此」。所不同的是，毛在「一分為二」中加進了「對立面的統一與鬥爭」，即列寧所說的「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並利用權力，把它打扮成唯一的絕對真理。其實，「合二而一」並不是「一分為二」的反叛，而是「一分為二」的補充和完善，也符合列寧的說教。「一分為二」突出對立面的「分」，強調其鬥爭性；「合二而一」突出對立面的「合」，強調其統一性。「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也可看作是事物分析與綜合發展的表現形式。例如，化學中的分解與化合就是這種表現形式。在宏觀宇宙中，一定區域內黑洞大爆炸是一種分裂，一定區域內收縮為黑洞則是一種組合，這是一生萬物與萬物歸一現象的最典型的表現，也是分析與綜合規律存在於自然歷史中的根據。因此，作為認識事物方法論，「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都有其存在的科學性、合理性，儘管「一分為二」在表達辯證法上不夠準確。為什麼這個明顯的學術問題變成尖銳的政治問題呢？蓋因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也。毛澤東的理論是「頂峰」，凡人不可並列，豈可超越？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哲學家們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行了。」又說：「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麼哲學！」「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不行。書本里怎麼能出哲學？」

——為了權力鬥爭，毛澤東竟發明了「下鄉出哲學」和「階級鬥爭出哲學」的荒謬理論。誠然，毛在農村搞了二十多年的階級鬥爭，有豐富的權力鬥爭經驗，在哲學上也有些許著作，如此而已。毛死後傳出，毛的那兩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哲學著作，出自於他的理論家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之手。如果這個「傳說」不足為信的話，我們還可用歷史觀點來反詰：古今中外的大哲人、大思想家，如中國孔、孟、老、庄等，外國的伯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康德，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等，有幾人產生於農業勞動？有幾個是權力中心的帝王？歷史毫不誇張地證明，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絕大多數出自於學識淵博、卓有成效的專家、學者和教授之中；毛的「下鄉出哲學」和「階級鬥爭出哲學」論，是權力哲學的演繹，是憎惡知識分子情結派生出來的謬種：既是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手段，也是動員和「收買」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工農兵的政治招數。

1964年8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還下令：「文學大學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動，動一些也可以。其他統統下去。所有學文科的、學歷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五個月，工廠去五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粱、菽、麥、黍、稷，都看一看。」

——這是毛澤東憎惡知識分子情結派生出來的又一個謬論。這無疑是要讓學歐洲史的學生，從「馬、牛、羊」身上找到文藝復興時代的社會特徵；讓學文學的學生，從雞鳴、狗叫和豕睡中去發掘真善美；讓學語言學的學生，從「稻、粱、菽」的生長中去釐清「主謂賓定狀補」；讓學法學的的學生，從「麥、黍、稷」的結實中學會邏輯與斷案，……政治手段之可笑、可鄙、可惡，可謂世界之最！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首都紅代會紅衛兵「五大領袖」時說：「學問才不是靠學校里學來的。從前我在學校里是不守規矩的，只是以不開除為原則的。考試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為準。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一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嗎？因為是一筆，交卷最快。」又說：「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里學出來的嗎？又沒有作過工人、農民就學哲學，那麼哲學叫作』窄學』。學問不是學校里學出來的。」

——有人說毛澤東仇恨學校，仇恨教師，這話似有偏激，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例如，毛曾大罵學校是「廟小神通大，池淺王八多！」為了他的「教育革命」，使中學停課三年，大學關閉七年，迫使適齡青、少年輟學上山下鄉當農民。他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鎮壓自由、革掉知識分子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於是，他利用紅衛兵在「橫掃」中，把數十萬教師打成牛鬼蛇神，其中許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964～1965年，毛澤東先後與表侄孫女王海容(文革後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做了四次談話，鼓勵學生造學校的反。他說：

「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

「什麼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說：我就是破壞學校制度。」

「你怕人家說你破壞制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入不了黨。有什麼好怕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學那麼多東西，學多了要害死人。」

毛澤東棒打知識界，與把矛頭指向在一線工作的劉、鄧是一致的。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是劉、鄧黨內右派集團的社會基礎；為了向劉、鄧奪權，先要打掉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