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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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生平簡介
由 admin » 2012年4月6日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中國河南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改革派，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1980年代先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年—1987年）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7年—1989年）。在任期間，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重要領袖之一，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還提出進行政治改革，打擊腐敗，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15年的餘生，於2005年逝世。
由於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場與態度，以及他在事後面對黨內聲討時堅持己見為自己辯護，中共官方對於趙紫陽的評價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錯誤」為重點。但是他注重經濟發展、同情民主主張、反對集權鎮壓等言行，卻在中國民間以及大陸以外獲得了廣泛支持，成為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趙紫陽生平簡介 目錄
1 早年經歷
2 革命時期
2.1 抗戰時期
2.2 內戰時期
3 廣東時期
3.1 土地改革
3.2 主管農業
3.3 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
3.4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3.5 主政廣東
4 文革時期
4.1 文革初期
4.2 主政四川
5 改革開放前期
6 八九民運
7 軟禁
8 逝世
8.1 官方反應
8.2 民間反應
8.3 香港
8.4 西方報道
8.5 中共前任高層推動平反
9 思想觀點
10 對趙紫陽的評價
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評價
10.2 其他國家或組織的評價
11 回憶錄
12 家庭成員
早年經歷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即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2] 後由于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3] 據說，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4]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5]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髮動的卧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6]
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5]
抗戰時期
1937年趙紫陽回到自己的故鄉，終於在次年2月與中共組織重新取得聯繫，並被派往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7]；9月，學成回到滑縣，擔任中共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8] 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9]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胆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10] 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后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闢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11] 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雇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12] 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13] 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內戰時期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嚴厲打擊地主和富農，無情鎮壓任何阻擾土改的階級敵人。[14] 連趙紫陽的父親也在這次土改的過程中喪生了。[15]
1947年秋，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6] 中共針對當時過激的土改造成惡劣的影響，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複查調查工作。[17]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18]，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19]
廣東時期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整個1950年，他都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20]
土地改革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后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長，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21]
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俱樂部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22] 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后，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21] 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于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23]
1952年，最終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挂帥」的土改政策。[24] 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21][24] 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25]
陶鑄於是開展全面的整頓幹部隊伍、「反地方主義」的運動；大量的地方幹部被冠以「階級異見分子」的帽子，甚至被處死，而他們的職位空缺則由陶鑄的南下幹部填上。在土改的實際操作問題上，陶鑄等人也是實行極左路線，在農民內部煽動階級鬥爭，強行按照比例劃分地主、富農，廢除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在這種「絕不讓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的口號下，大批農民被錯划為地主、富農，被剝奪其大部分生產資料和財產，還造成了許多血案。[26]
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也是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
主管農業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27] 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28] 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29] 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30] 趙紫陽對此反覆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31] 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32] 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
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
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33]
1957年，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34]， 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与划右派的工作。[35] 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36] 趙紫陽還親自製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37]
[編輯]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1958年，中國開始「大躍進」運動，虛報糧食產量的「浮夸風」刮遍全國，由趙紫陽主管農業的廣東省也未能倖免。早在1957年秋，廣東省委就向中央上報潮汕地區某縣水稻平均畝產達到1000斤，這是全國最早的「千斤縣」。1958年廣東各地大幅虛報糧食產量，造成農業大增產的假象，趙認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要求全省每天放開吃三頓乾飯[38]，當年廣東就出現了糧食緊張。而趙認為當年是大豐收年，認定飢荒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導致的假象。1959年1月，趙在雷南縣開展嚴厲的「反瞞產」試點，大力鬥爭被認為「右傾」的基層幹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糧，最終得到了全縣共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的虛報數字。基於這個數字，趙向全省分配了50多億斤的「反瞞產」指標，並要求全省堅持每天三頓吃乾飯[39][40]。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的經驗，如獲至寶的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當年中國陷入大饑饉。 趙紫陽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徑宣揚人民公社的優越，同時更多在批判「共產風」、「浮夸風」，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民力和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41] 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42]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隻飯勺里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后，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么？」[43] 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42]
[編輯] 主政廣東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44] 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於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45]，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46]。
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47]，他在農業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48] 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49] 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50] 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飢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51] 趙紫陽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42] 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52] 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來打亂了一切。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53] 陶鑄上調中央后，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總司令、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著被打倒的危險。[54]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55]，但是由於陶鑄晉陞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56]，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儘力將風起雲湧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57][58]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59]，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53]，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60]。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61]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是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62] 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徵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后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63] 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64]，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台[65]。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65]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66]：
兩面三刀，打著紅旗反紅旗；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打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改革開放前期
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的樣板，[67] 並於1977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為正式委員。 趙紫陽於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國的農業產量經過趙紫陽的農業改革上升了50%。[68] 趙紫陽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通過逐步的經濟改革來轉變社會主義體系。成為國務院總理之後，趙紫陽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所使用的經濟政策向全國推開，促進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為了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經濟特區，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長，同時也造成了通貨膨脹問題，招來批評的聲音。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67]1984年中國進入全面改革階段，1985年初推出「價格雙軌制」。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但同時滋生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當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了「軟著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環境經過兩年時間從緊張逐步放鬆，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7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17%以上，農業增長近6%，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7.3%。1988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問題。5月，經過鄧小平的首肯，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在改革開放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 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19.3%創下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紀錄，在8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布之後，全國出現了大範圍的搶購風潮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價格闖關」失敗了。[69][70][71]
1980年代，趙紫陽被左派視為馬克思修正主義者，但是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72] 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67]
進入1980年代後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68]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幹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73]，胡耀邦的這項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年發生學潮后，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胡耀邦下台之後，趙紫陽於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在趙紫陽被任命為總書記前一個月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我不適合當總書記... 我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 」。[73] 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職務由李鵬代理。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紫陽為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1980年代中後期的通貨膨脹嚴重，民間對「官倒」深為不滿，當時有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74]。為此，趙紫陽提出調查高幹子女的「官倒」情況，並向政治局提出調查他的子女[75]。後來李鵬披露查明趙紫陽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76]，但作家胡平認為這是包括李鵬在內的「倒趙派」對趙紫陽的誣陷[74][77]。
基於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198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持續一百年，[67] 他同時還建議黨政事務應該分開，而在此之前這種建議是一種禁忌。[78] 西方觀察家認為，在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68] 趙紫陽反對以私人購買股票的方式發展經濟，但股票交易在1990年代被中國政府開放。
八九民運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月4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時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並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解決問題。5月5日新華社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參与遊行的學生深受鼓舞。
5月16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只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有人認為，趙紫陽這一說法使運動目標指向鄧小平。其後發生了騎摩托車衝擊鄧小平住宅事件以及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事件。遊行隊伍的針對口號也開始轉向鄧小平。
5月17日，根據李鵬的日記披露，鄧小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任常委的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楊尚昆列席，王瑞林擔任記錄。會上針對學生運動問題趙和李激烈交鋒。喬，姚和楊支持李鵬，胡則支持趙紫陽。鄧小平最終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黨內保持一致。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還提出宣布「戒嚴」，即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會後提出辭職。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5月19日，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後任國務院總理）陪同，趙紫陽于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髮表了談話[79]：
「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不管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的。不是的，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么，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卧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
說完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后，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天安門清場以後，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針對李鵬的報告（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議程是聽取並審議通過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
軟禁
被撤職后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家[81]，趙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和門前的公安站崗[82]。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改革歷程》
趙紫陽也曾多次寫信給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到江澤民的拒絕，趙紫陽在信中寫道[83]：
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余年。
1997年，江澤民在訪美之前，為了給美國有個交代，江澤民要求中南海保健處負責趙紫陽醫療的醫生向趙紫陽提議打高爾夫球，但從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僅原來的限制沒有廢除，又增加了更嚴格的限制，不準會客、外出，時間達二年之多。每年6月總有國際媒體傳出趙去世的消息，但最後皆證實誤傳，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曾被香港《東方日報》以頭版大篇幅誤報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應「天安門母親」的請求[84]，趙紫陽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85]，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然而此後，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86]，趙抱怨之後自己「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趙）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並指控對其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
逝世
雖然官方指趙紫陽的離世很突然，但其實在2005年1月已多次傳出趙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1月17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簡訊稱：趙紫陽在當天7時01分安詳地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併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
趙紫陽兒女們的輓聯為[87]：
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88]；
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
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
官方反應
趙紫陽一名兒子還說，國家領導人來過醫院致意，但當時不方便透露是誰。外電引述消息指出是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另《明報月刊》2005年2月號的《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一文中透露，曾慶紅於1月17日凌晨五時多曾來病房探望，同行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而《明報月刊》2005年6月號專文亦透露田紀雲在2004年間三度前來探望趙紫陽，最後的一次探望為1月5日晚上八時，並刊登探訪時合照。
趙紫陽去世后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后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
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北京時間）在八寶山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職銜）參加追悼會，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新華社也為此發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長的新聞，除提到賈慶林出席追悼會外，也證實曾慶紅曾經在趙紫陽臨終前看望過他。
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報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當日對趙的逝世新聞隻字未提，只在出殯當日才作了簡短的報道。另外，廣東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中，則由主播口述消息，並指出「趙紫陽生前曾犯下重大錯誤」。[89][90][91]
民間反應
中國國內的部分民眾對趙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評價趙紫陽並自發進行悼念。在逝世當天網路上曾形成悼念趙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網路上有關趙紫陽的內容被嚴格監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國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對關鍵字趙紫陽的搜索，不顯示任何結果，但民間仍有不少人自發撰文進行懷念。官方的告別式並不公開給公眾參与，但墓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而吾爾開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后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
據美國之音報道，趙紫陽逝世周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92]
值得注意的是，在趙紫陽逝世當天傍晚，位於廣東省惠州市第九中學，校方在學校正門放置小型黑板，內容大致為引用新華社早前發布趙紫陽病逝的簡短消息。[來源請求]在當天除了新華社的官方消息在網上有公開以外其他媒介幾乎沒有報道，以至於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國民眾獲取消息主要來自於報紙和電視廣播。而互聯網對趙病逝消息的封鎖與限制，廣東省境內轉播的香港電視有關趙紫陽的新聞被過濾，在這種情況下，能大胆公開，有人認為這是趙紫陽曾在當時的惠陽地區工作時有所貢獻的一種表示。發布趙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眾前往趙紫陽家中祭奠。[93][94]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首先於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陽。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
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被主席范徐麗泰以「立法會歷年來只曾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決。她指趙紫陽「並非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家」，「不能與鄧公相提並論」，拒絕梁的申請。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布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今屆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乃「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場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稱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稱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
[編輯] 西方報道
當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體均以大量篇幅報道「伊拉克戰爭后的首次民主選舉」，而對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則僅一筆帶過。
中共前任高層推動平反
包括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和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內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及常委在2005年聯合要求中共中央為趙紫陽恢複名譽，並對趙紫陽及其對中國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公開緬懷和紀念。中國政府同意舉行儀式進行紀念，但規模遠遠不能滿足黨內外民眾的訴求。
[編輯] 思想觀點
政治方面，趙紫陽以國情民意和多年的從政經驗為基礎，主張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從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穩定的前提下「先人權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無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認為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評港督。同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並允許結社，這樣可以啟發民智，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因此，他不贊成一次性的施行多黨制和普選，而主張先做好兩項改革：首先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其次，加強法治建設，實現司法獨立。同時，執政黨黨內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的公開化，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81]
國際和兩岸關係方面，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過思想解放和觀念啟蒙，消解中國傳統的獨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營造出自由、寬容、多元的社會氣氛。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兩岸統一；經濟上主張法治下的市場化、私有化，充分發揮民間的經濟創造力，讓國企在市場競爭完成產權改革和優勝劣汰。[81]
[編輯] 對趙紫陽的評價
[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評價
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編輯] 其他國家或組織的評價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趙紫陽做總書記的「不鎮壓」原則，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95]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96]
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是中國經濟改革真正的「總設計師」。[97]
回憶錄
2009年5月13日，趙紫陽的回憶錄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譯是「國家的囚犯：趙紫陽總理的秘密日記」）出版。其內容由他在軟禁期間偷偷送出的一系列錄音帶上的口述內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歷程》(ISBN 978-988-172-027-6) 於2009年5月29日于香港出版，首版一萬四千本上市后隨即一掃而空，需加印第二版[98]。台灣版《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家庭成員
趙紫陽的夫人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長時間住院之後，於2005秋天回到家裡休養。家人亦不敢告訴她趙紫陽的死訊。趙與梁誕下五名子女：
長子趙大軍，曾任Shenzhen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經理[99]，曾任Hainan Huahai Company總裁[100]
次子趙二軍，曾在海南建立貿易公司[101]
三子趙三軍（早夭）
四子趙四軍 妻：任克英
女兒趙亮，後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種問題，改名王雁南，畢業於夏威夷大學酒店管理專業，曾任北京喜來登長城飯店助理經理[102]。
幼子趙五軍
兒媳任克英，法國巴黎銀行大中華區企業融資部主席及行政總裁，前美林中國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
女婿Wang Zhihua，曾任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103]
由於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場與態度，以及他在事後面對黨內聲討時堅持己見為自己辯護，中共官方對於趙紫陽的評價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錯誤」為重點。但是他注重經濟發展、同情民主主張、反對集權鎮壓等言行，卻在中國民間以及大陸以外獲得了廣泛支持，成為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趙紫陽生平簡介 目錄
1 早年經歷
2 革命時期
2.1 抗戰時期
2.2 內戰時期
3 廣東時期
3.1 土地改革
3.2 主管農業
3.3 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
3.4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3.5 主政廣東
4 文革時期
4.1 文革初期
4.2 主政四川
5 改革開放前期
6 八九民運
7 軟禁
8 逝世
8.1 官方反應
8.2 民間反應
8.3 香港
8.4 西方報道
8.5 中共前任高層推動平反
9 思想觀點
10 對趙紫陽的評價
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評價
10.2 其他國家或組織的評價
11 回憶錄
12 家庭成員
早年經歷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即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2] 後由于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3] 據說，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4]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5]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髮動的卧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6]
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5]
抗戰時期
1937年趙紫陽回到自己的故鄉，終於在次年2月與中共組織重新取得聯繫，並被派往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7]；9月，學成回到滑縣，擔任中共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8] 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9]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胆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10] 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后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闢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11] 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雇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12] 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13] 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內戰時期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嚴厲打擊地主和富農，無情鎮壓任何阻擾土改的階級敵人。[14] 連趙紫陽的父親也在這次土改的過程中喪生了。[15]
1947年秋，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6] 中共針對當時過激的土改造成惡劣的影響，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複查調查工作。[17]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18]，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19]
廣東時期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整個1950年，他都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20]
土地改革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后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長，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21]
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俱樂部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22] 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后，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21] 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于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23]
1952年，最終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挂帥」的土改政策。[24] 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21][24] 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25]
陶鑄於是開展全面的整頓幹部隊伍、「反地方主義」的運動；大量的地方幹部被冠以「階級異見分子」的帽子，甚至被處死，而他們的職位空缺則由陶鑄的南下幹部填上。在土改的實際操作問題上，陶鑄等人也是實行極左路線，在農民內部煽動階級鬥爭，強行按照比例劃分地主、富農，廢除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在這種「絕不讓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的口號下，大批農民被錯划為地主、富農，被剝奪其大部分生產資料和財產，還造成了許多血案。[26]
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也是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
主管農業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27] 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28] 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29] 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30] 趙紫陽對此反覆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31] 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32] 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
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
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33]
1957年，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34]， 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与划右派的工作。[35] 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36] 趙紫陽還親自製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37]
[編輯]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1958年，中國開始「大躍進」運動，虛報糧食產量的「浮夸風」刮遍全國，由趙紫陽主管農業的廣東省也未能倖免。早在1957年秋，廣東省委就向中央上報潮汕地區某縣水稻平均畝產達到1000斤，這是全國最早的「千斤縣」。1958年廣東各地大幅虛報糧食產量，造成農業大增產的假象，趙認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要求全省每天放開吃三頓乾飯[38]，當年廣東就出現了糧食緊張。而趙認為當年是大豐收年，認定飢荒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導致的假象。1959年1月，趙在雷南縣開展嚴厲的「反瞞產」試點，大力鬥爭被認為「右傾」的基層幹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糧，最終得到了全縣共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的虛報數字。基於這個數字，趙向全省分配了50多億斤的「反瞞產」指標，並要求全省堅持每天三頓吃乾飯[39][40]。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的經驗，如獲至寶的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當年中國陷入大饑饉。 趙紫陽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徑宣揚人民公社的優越，同時更多在批判「共產風」、「浮夸風」，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民力和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41] 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42]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隻飯勺里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后，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么？」[43] 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42]
[編輯] 主政廣東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44] 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於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45]，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46]。
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47]，他在農業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48] 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49] 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50] 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飢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51] 趙紫陽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42] 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52] 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來打亂了一切。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53] 陶鑄上調中央后，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總司令、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著被打倒的危險。[54]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55]，但是由於陶鑄晉陞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56]，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儘力將風起雲湧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57][58]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59]，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53]，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60]。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61]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是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62] 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徵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后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63] 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64]，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台[65]。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65]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66]：
兩面三刀，打著紅旗反紅旗；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打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改革開放前期
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的樣板，[67] 並於1977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為正式委員。 趙紫陽於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國的農業產量經過趙紫陽的農業改革上升了50%。[68] 趙紫陽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通過逐步的經濟改革來轉變社會主義體系。成為國務院總理之後，趙紫陽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所使用的經濟政策向全國推開，促進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為了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經濟特區，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長，同時也造成了通貨膨脹問題，招來批評的聲音。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67]1984年中國進入全面改革階段，1985年初推出「價格雙軌制」。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但同時滋生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當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了「軟著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環境經過兩年時間從緊張逐步放鬆，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7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17%以上，農業增長近6%，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7.3%。1988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問題。5月，經過鄧小平的首肯，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在改革開放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 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19.3%創下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紀錄，在8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布之後，全國出現了大範圍的搶購風潮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價格闖關」失敗了。[69][70][71]
1980年代，趙紫陽被左派視為馬克思修正主義者，但是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72] 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67]
進入1980年代後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68]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幹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73]，胡耀邦的這項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年發生學潮后，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胡耀邦下台之後，趙紫陽於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在趙紫陽被任命為總書記前一個月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我不適合當總書記... 我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 」。[73] 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職務由李鵬代理。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紫陽為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1980年代中後期的通貨膨脹嚴重，民間對「官倒」深為不滿，當時有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74]。為此，趙紫陽提出調查高幹子女的「官倒」情況，並向政治局提出調查他的子女[75]。後來李鵬披露查明趙紫陽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76]，但作家胡平認為這是包括李鵬在內的「倒趙派」對趙紫陽的誣陷[74][77]。
基於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198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持續一百年，[67] 他同時還建議黨政事務應該分開，而在此之前這種建議是一種禁忌。[78] 西方觀察家認為，在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68] 趙紫陽反對以私人購買股票的方式發展經濟，但股票交易在1990年代被中國政府開放。
八九民運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月4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時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並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解決問題。5月5日新華社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參与遊行的學生深受鼓舞。
5月16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只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有人認為，趙紫陽這一說法使運動目標指向鄧小平。其後發生了騎摩托車衝擊鄧小平住宅事件以及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事件。遊行隊伍的針對口號也開始轉向鄧小平。
5月17日，根據李鵬的日記披露，鄧小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任常委的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楊尚昆列席，王瑞林擔任記錄。會上針對學生運動問題趙和李激烈交鋒。喬，姚和楊支持李鵬，胡則支持趙紫陽。鄧小平最終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黨內保持一致。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還提出宣布「戒嚴」，即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會後提出辭職。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5月19日，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後任國務院總理）陪同，趙紫陽于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髮表了談話[79]：
「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不管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的。不是的，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么，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卧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
說完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后，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天安門清場以後，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針對李鵬的報告（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議程是聽取並審議通過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
軟禁
被撤職后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家[81]，趙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和門前的公安站崗[82]。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改革歷程》
趙紫陽也曾多次寫信給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到江澤民的拒絕，趙紫陽在信中寫道[83]：
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余年。
1997年，江澤民在訪美之前，為了給美國有個交代，江澤民要求中南海保健處負責趙紫陽醫療的醫生向趙紫陽提議打高爾夫球，但從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僅原來的限制沒有廢除，又增加了更嚴格的限制，不準會客、外出，時間達二年之多。每年6月總有國際媒體傳出趙去世的消息，但最後皆證實誤傳，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曾被香港《東方日報》以頭版大篇幅誤報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應「天安門母親」的請求[84]，趙紫陽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85]，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然而此後，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86]，趙抱怨之後自己「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趙）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並指控對其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
逝世
雖然官方指趙紫陽的離世很突然，但其實在2005年1月已多次傳出趙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1月17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簡訊稱：趙紫陽在當天7時01分安詳地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併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
趙紫陽兒女們的輓聯為[87]：
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88]；
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
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
官方反應
趙紫陽一名兒子還說，國家領導人來過醫院致意，但當時不方便透露是誰。外電引述消息指出是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另《明報月刊》2005年2月號的《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一文中透露，曾慶紅於1月17日凌晨五時多曾來病房探望，同行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而《明報月刊》2005年6月號專文亦透露田紀雲在2004年間三度前來探望趙紫陽，最後的一次探望為1月5日晚上八時，並刊登探訪時合照。
趙紫陽去世后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后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
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北京時間）在八寶山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職銜）參加追悼會，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新華社也為此發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長的新聞，除提到賈慶林出席追悼會外，也證實曾慶紅曾經在趙紫陽臨終前看望過他。
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報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當日對趙的逝世新聞隻字未提，只在出殯當日才作了簡短的報道。另外，廣東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中，則由主播口述消息，並指出「趙紫陽生前曾犯下重大錯誤」。[89][90][91]
民間反應
中國國內的部分民眾對趙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評價趙紫陽並自發進行悼念。在逝世當天網路上曾形成悼念趙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網路上有關趙紫陽的內容被嚴格監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國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對關鍵字趙紫陽的搜索，不顯示任何結果，但民間仍有不少人自發撰文進行懷念。官方的告別式並不公開給公眾參与，但墓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而吾爾開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后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
據美國之音報道，趙紫陽逝世周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92]
值得注意的是，在趙紫陽逝世當天傍晚，位於廣東省惠州市第九中學，校方在學校正門放置小型黑板，內容大致為引用新華社早前發布趙紫陽病逝的簡短消息。[來源請求]在當天除了新華社的官方消息在網上有公開以外其他媒介幾乎沒有報道，以至於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國民眾獲取消息主要來自於報紙和電視廣播。而互聯網對趙病逝消息的封鎖與限制，廣東省境內轉播的香港電視有關趙紫陽的新聞被過濾，在這種情況下，能大胆公開，有人認為這是趙紫陽曾在當時的惠陽地區工作時有所貢獻的一種表示。發布趙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眾前往趙紫陽家中祭奠。[93][94]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首先於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陽。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
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被主席范徐麗泰以「立法會歷年來只曾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決。她指趙紫陽「並非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家」，「不能與鄧公相提並論」，拒絕梁的申請。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布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今屆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乃「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場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稱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稱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
[編輯] 西方報道
當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體均以大量篇幅報道「伊拉克戰爭后的首次民主選舉」，而對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則僅一筆帶過。
中共前任高層推動平反
包括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和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內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及常委在2005年聯合要求中共中央為趙紫陽恢複名譽，並對趙紫陽及其對中國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公開緬懷和紀念。中國政府同意舉行儀式進行紀念，但規模遠遠不能滿足黨內外民眾的訴求。
[編輯] 思想觀點
政治方面，趙紫陽以國情民意和多年的從政經驗為基礎，主張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從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穩定的前提下「先人權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無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認為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評港督。同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並允許結社，這樣可以啟發民智，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因此，他不贊成一次性的施行多黨制和普選，而主張先做好兩項改革：首先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其次，加強法治建設，實現司法獨立。同時，執政黨黨內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的公開化，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81]
國際和兩岸關係方面，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過思想解放和觀念啟蒙，消解中國傳統的獨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營造出自由、寬容、多元的社會氣氛。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兩岸統一；經濟上主張法治下的市場化、私有化，充分發揮民間的經濟創造力，讓國企在市場競爭完成產權改革和優勝劣汰。[81]
[編輯] 對趙紫陽的評價
[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評價
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編輯] 其他國家或組織的評價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趙紫陽做總書記的「不鎮壓」原則，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95]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96]
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是中國經濟改革真正的「總設計師」。[97]
回憶錄
2009年5月13日，趙紫陽的回憶錄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譯是「國家的囚犯：趙紫陽總理的秘密日記」）出版。其內容由他在軟禁期間偷偷送出的一系列錄音帶上的口述內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歷程》(ISBN 978-988-172-027-6) 於2009年5月29日于香港出版，首版一萬四千本上市后隨即一掃而空，需加印第二版[98]。台灣版《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家庭成員
趙紫陽的夫人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長時間住院之後，於2005秋天回到家裡休養。家人亦不敢告訴她趙紫陽的死訊。趙與梁誕下五名子女：
長子趙大軍，曾任Shenzhen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經理[99]，曾任Hainan Huahai Company總裁[100]
次子趙二軍，曾在海南建立貿易公司[101]
三子趙三軍（早夭）
四子趙四軍 妻：任克英
女兒趙亮，後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種問題，改名王雁南，畢業於夏威夷大學酒店管理專業，曾任北京喜來登長城飯店助理經理[102]。
幼子趙五軍
兒媳任克英，法國巴黎銀行大中華區企業融資部主席及行政總裁，前美林中國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
女婿Wang Zhihua，曾任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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