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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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史嘯虎
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我們對以前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時代延續下來的許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大多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的是既說也改;有的是改了不說,還有相當多的是說了不改,當然也有壹些是不說或少說卻改了的,儘管這種改革很難且時有反覆或僅在外圍打轉。符合這最後壹種情況的大多是那些涉及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為敏感也是最為關鍵的問題。比如,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問題就是其中壹個。
為什麼人們在改革國家所有制,即所謂全民所有制時不能夠多說或公開說(「說」壹詞在這裡是指公開討論)呢?因為這個所謂的國家所有制問題是壹個敏感問題,它涉及到我國的社會制度的性質,即它是社會主義的還是什麼主義的社會。自從50年前中共八大提出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及其後於1975年頒行的新中國第二部憲法在國家所有制頭上戴上壹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形式的帽子並壹再以法律形式重申之後,國家所有制便開始逐漸被神聖化了。
憲法第六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則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據此,壹直到現在,作為我們認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基本形式,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也就是所謂全民所有制,便成為了壹種表示所謂社會主義的圖騰,我國思想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壹個禁區,當然也就成為我國這些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壹個最難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之壹了。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個國家所有制,或叫全民所有制,就可以發現,其實這個所有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卻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這些缺陷已經導致並仍將導致我們的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很難自圓其說,也很難為現代社會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們所信服。當然,如果我們繼續採用這樣的帶有嚴重缺陷的理論指導我國的改革,我們不迷失方向那才怪哩。對此,本文具體分析意見如下,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首先,我們需要搞清楚什麼是國家所有制。按照最權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的名詞解釋,國家所有制也就是「生產資料歸國家佔有的所有制形式。」[《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由此可見,只要是生產資料歸國家佔有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國家所有制。那麼,這個世界上似乎絕大多數國家而並非只有我國壹個國家存在這個國家所有制啊。不僅如此,有些國家的某些行業的國有程度甚至似乎比我國還要高出不少。這又怎麼解釋呢?
比如,儘管經過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四十多年私有化改革,西歐各國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尤其是重點行業領域中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據最近的資料表明,法國國有工業控制了全國電力工業的90%,鋼鐵工業的80%,冶金工業的62%,基礎化工的48%,航空工業的85%,玻璃工業的35%,製藥工業的22%。義大利國有工業企業產品中,產量達到全國總產量75%的有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造船工業和電力工業,達到或接近100%的有鐵路、航空、煤氣、郵政、電訊業。英國國有工業產量達到全國總產量的75%的有採煤、汽車、造船、電力、煤氣、鐵路、郵政和電訊業。德國達到25%的有石油、汽車、造船工業,達到50%以上的有採煤、煤氣業,達到或接近100%的有鐵路、航空、郵政、電訊業。這類數據多不勝數。
相比之下,儘管我國國有經濟在整體經濟比重上遞減很快仍比上述國家要高不少,但在上述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領域中我國國有工業的比重甚至還普遍比上述國家的要低很多。可見,是否實行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這類公有制並非是區別這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標準。
那麼,實行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才是社會主義的呢?有人已經告訴了我們,我國的國有制與西方國家的國家所有制之所以不同,因為我們的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屬於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所有,由國家加以支配和使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種形式。」[《馬克思主義研究網》,鄧小平理論資料庫]
對此,那我就要問了:什麼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呢?我們的國家代表全體人民,那人家的國家就不代表全體人民了嗎?如果我們承認人家的民選政府也代表人民,那麼那些國家「加以支配和使用的」生產資料不也就「屬於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所有,不也「叫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種形式」了嗎?顯然,這種解釋也站不住腳。
我們的權威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可能也發現了這個解釋的牽強附會之處,於是在「國家所有制」壹詞的上述定義後面又加上壹段話,以圖釐清這個充滿矛盾的理論本身所體現出來的那些紛亂的頭緒。這句話是:國家所有制「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性質,如有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權威理論界的觀點,本文索性將該名詞權威解釋的餘下部分全部引述如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全體人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壹種公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與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國家所有制並不等於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在中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企業由國家統壹領導和宏觀控制,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是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這樣在全體上保證整個國家經濟的統壹性,又在局部上保證各個企業生產經營的多詳性、靈活性。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屬於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實質是集體資本家所有制。它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之壹,是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
可是,我們的讀者只要還有壹點兒經濟學和政治學常識,就會發現上述對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解釋其實都是壹回事。因為我們且不說我國的「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恐怕還不如人家,也不說目前我國實際上也存在「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只問壹句:哪個國家的國家所有制不是與其本國「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不是其本國的「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呢?(「代表全體人民」和「全體人民共同佔有」的論述前已分析過)否則,這些國家的國家所有制還會有存在的必要嗎?
另外,「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性質,如有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說法,卻無疑是將因果關係給說倒了。因為按照我們的將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定義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性質恰恰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決定的而不是相反。
至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企業由國家統壹領導和宏觀控制,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是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說法更只是在說經營方式問題,與是否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性質又有什麼關係呢?何況西方那些國家都早已頒行了國有資產法,不會出現在我國經常出現的所謂出資人缺位問題,人家對國企管理的成熟度要遠遠高於我們自己。
說句實話,這樣經不起壹點推敲的理論不可能是以科學性和邏輯性著稱的馬克思主義的。那麼,馬克思主義是怎麼表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呢?
在我們認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直接表述為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且還將前者崇奉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最高級形式的革命理論家除了斯大林,沒有別的人。斯大林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就是公有制:國家即全民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89頁] 而且當年由斯大林負責制訂的蘇聯憲法與我國現在的壹樣,也規定:(蘇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採取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但現在提出這種所有制理論的蘇聯連同它所實踐的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又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的理論界在談到斯大林社會主義公有制時,總是喜歡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的那段論述作為這種公有制——國家所有制的論據。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接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壹壹列舉了「剝奪地產」,「國家銀行」,「國營工廠」等十條似乎是說國有化的措施。可以說,不僅我國,其實上世紀以蘇聯為首的幾乎所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公有制實踐,都是按照《共產黨宣言》里這些具體論述和這「十條措施」進行的。
表面上看,這些理論依據似乎出處清晰,不可動搖。但是,恩格斯在1888年1月10日為在倫敦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所寫的英文序言中卻也用同樣清晰的語言敘述了他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頒布24年後的1972年是如何共同修正了《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些論述的。
恩格斯寫到:「現在我從我們(指他和馬克思——作者注)共同為1872年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引錄如下壹段話:『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壹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但是《宣言》是壹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原文是英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3—410頁]
這裏恩格斯明白無誤地說到了他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那段關於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論述「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我們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當時改寫《共產黨宣言》會怎麼改寫這些國有化的「革命措施」,但是據此我們得知,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儘管認為他們年輕時所寫的這個宣言中的壹般原理是對的,但對其當初年輕時期提出來的「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實行土地、銀行和工廠等國有化的「那些革命措施」,卻明確指出「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因而必須拋棄。
可惜的是,這幾十年來我們只記住併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去亦步亦趨地學習和模仿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不顧實際地去實踐《共產黨宣言》中的那些「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的革命措施,而完全忘記了或者說是有意擯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己過去錯誤的或叫不成熟的理論的修改與否定。我黨壹直以來的「以俄為師」的指導思想致使我國現在可能成為這個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壹個仍然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列入憲法、奉為圭皋的國家了。
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的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以及所謂集體所有制並非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唯壹表現形式,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獨有屬性。實踐已經表明,不僅當初提出並示範這壹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的蘇聯等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因此而垮台最終不得不拋棄了它,就是我們自己也在這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已將這壹過時且錯誤的理論通過我們的改革實踐而被悄悄地改革得面目全非了。
為什麼會如此呢?就是因為蘇聯創造的這套僵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和模式不僅在理論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在實踐中也是完全脫離了像我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遠沒有發育成功的經濟落後國家的國情,也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讓所有信奉和實踐這套理論的國家,包括我國,長時期地陷入貧困和落後之中。可以說,這套已經被我國眾多法律和政策固定化了幾十年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模式早已失去了其當初光鮮的外衣,露出其實質是阻礙我國發展經濟、實現民富國強的現代化目標的內瓤來。現在是到了徹底改革這壹公有制模式的時候了。
其實,中共早已覺察到現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和實踐上的缺陷並試圖改而革之了。比如早在二十年前,黨的「十五大」報告就明確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壹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模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決定》則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對現有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否定和改革之意圖躍然紙上。
然而,在如何改革現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問題上,現在政學兩界中還存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這類意見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反對壹切針對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哪怕僅僅是我們最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壓縮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削減國有企業的數量這壹淺制度層面的改革。本文不想在這方面做過多論述,只想分析壹下什麼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屬性以及我們應該怎樣進行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改革才能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
讓某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國的改革實踐卻正伴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朝著這個方向不可阻擋地快速前進著。比如,我國的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就已經從1978年佔78%以上逐漸下降到20年後的1997年的31.6%,而到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又進入壹個快速縮減階段,只剩下23.2% 。這個數據表明,我們原有的那個以及現在仍然時不時說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佔主導地位」的制度設想已經成為壹句不切實際的空話。
由此可見,確定壹個國家是否是社會主義的並不主要取決於它實行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說,衡量壹個國家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不是看它實行何種生產資料所有制,而是看它如何設計和推行壹種合理安排資源和財富的社會分配製度。具體說,就是這個國家人民創造的財富是為該國國民所普遍性享受呢?還是僅僅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所獨享?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壹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性質主要取決於其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則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製度以及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共同組成,缺壹不可。在這裏其實是有幾個新的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特別引起我們的重視並加以分析。
首先,隨著科學技術、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們現在所談的所有制不能再僅僅是指生產資料,也應該指生活資料的佔有形式,即財富的所有制了。在信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和交叉。許多生產資料「降格」成為生活資料(如汽車、投影電視、牛馬等大型牲畜等),而許多生活資料卻「升格」成為生產資料(如住房、電腦、數碼技術產品,甚至縫紉機和毛線針等)而且,即便是生產資料,其要素構成也越來越非物質化了,也就是說,非物質性(即信息、技術、管理和知識等)的軟生產要素越來越成為生產資料的主要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抱殘守缺似地維護著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什麼叫現代社會。
其次,生產資料所有制並非單向決定分配製度,而是前者也同時受到後者的越來越強大的制約和影響。也就是說,人們(國家)通過法律和政策等人為手段干涉經濟,對分配製度實施調節和改革,也完全可以決定所有制的性質。
比如,國家通過徵收累進所得稅、消費稅、交易稅以及其他稅收,通過強行實施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的體現社會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制度,通過鼓勵建立合理合法而富有生命力的慈善制度,也完全可以將所有制對社會經濟制度的負面影響和制約限制在壹個國民所需要和認可的範圍內。
可以說,在現代民主和法治高度發達的國家裡,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並不能決定其社會經濟制度的屬性,相反,社會財富的分配製度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社會經濟制度的公平和公正的程度。因此,壹國財富的分配製度的改革其實就是對國家所有制的改革與否定。
另外,由於現代社會公眾公司,也叫股份公開公司或公營公司(英文:public corporation),制度的完善與大量湧現,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也就是馬克思壹再強調的未來的先進的社會公有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開始逐步建立起來。[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32頁]
這種公眾公司的主要特點,壹是公司資本的社會化,即公眾化,任何公民均可持有或買賣該公司股票;而且在對公司發起人(大股東)持股比例、購買或增加本公司股權以及利潤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具有嚴格的限制,甚至帶有強制性地鼓勵股權比例細分和公眾化。比如,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原來是壹家100%的國有企業,後來按照股票面額價格將其80-90%的股票賣給企業職工和國內公民,還規定每個股東不得擁有超過5%的股份,目前已有70萬個小股東。[王俊奇《《論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的部分質變》「社會主義研究」2003年第4期》
根據資料,2010年美國有九千萬戶家庭在股票、國債、基金等證券市場進行投資,其中約有48%的美國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達9600萬人。另有約壹千萬股民自己直接投資股市。不僅如此,美國股票持有量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到達82%。也就是說,美國至少有壹半人口的80%以上的可支配收入是來自自己在公眾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權的。其它歐洲國家持有股票的家庭均超過壹半以上,而瑞典等國則多達80%。
西方國家戰後迅速發展的職工股份制經濟已經致使各國勞動者實現了對本公司生產資料的直接佔有,同時也真正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在「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
我國的公眾公司也發展迅速。據報載,隨著中國股市快速擴張及股指快速上漲,到2017年3月23日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達到54萬億元,是2006年同期的4萬億元的13倍。而我國購買和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普通民眾人數也於2017年4月超過了1億戶。這表示我國的各行各業和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開始持有公眾公司的股票。據國內外壹些機構預測,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證券市場於2025年將擴張並發展到至少20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值,將成倍地遠超我國的國有資產總額,並將其利益為全國更多的社會各階層民眾所分享。(當然,現在中國股市還不能讓股民享受足夠的投資利益,問題的根源可能恰恰在於我們過度強調什麼主義了)
這還僅僅是指上市的公眾股份制公司,公眾股份制公司還包括那些非上市的資金私募的公眾公司。根據國外經驗,這類非上市公眾公司的資產數額絲毫不低於上市公司,甚至還要大於後者。
其次,如果我們所有的公眾公司,尤其是國有上市公司,均實現了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而股市監督機構又能秉持公平嚴格監督公司運作,那麼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只剩下按照佔有比例享有等比例利潤分成的權利,而其對分配製度制訂以及處理這兩個制度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權利則被降低至最低的程度。
如果能夠做到這點,可以說,資本社會化的公眾公司的出現致使資本的剝削性及其追逐所謂超額利潤的權力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所有制對社會經濟制度性質的決定性影響已不復存在。
這類社會公眾經濟以及前面說過的重點行業國家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已經致使我們傳統上認為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被逐步消解于無形之中,使資本佔有形式越來越向著社會公有制的方向靠近。
還有,隨著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增強和對分配製度的改革和調整,我們這個世界上還出現了壹種嶄新的體現了社會主義公平和公正原則的社會公有制。這個新的社會公有制的資產既不屬於國家所有,也不屬於集體或個人所有,而是真正屬於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所有的。你叫它全民所有制還真的名副其實,儘管它與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風馬牛不相及。這種社會公有制的資產包括存量越來越大的社會保障基金、醫療保險基金、教育基金、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以及國家公共財政歷年投資形成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等屬於全社會或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社會福利性和公共服務性資產。
雖然我國目前的社會公共資產總量還不大。2015年,我國各級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的總支出雖然在逐年增加,但仍僅占我國各級政府同期總支出17.5萬億的10%,約為1.7萬億。如果加上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和政府對社保基金的補貼,也才有4.78萬億元人民幣,占那年中國69萬億GDP的6.9%。這顯然不符合強調社會公平和福利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宗旨。當然這也是由於我們政府長期忽視公共財政政策導致的。
相比之下,2016年各先進國家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佔GDP的比重分別為:法國31.5%;義大利 28.9%;德國 25.3%;英國 21.5%;美國19.3%;日本33.1%。北歐各國這個數據均在30%以上。
如果我們真的要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或者說我們實行所謂全民所有制,那麼政府職能就應逐步向公共服務而不是社會管控方向轉變,即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福利事業的投資,惠及全體國民,而不是提倡什麼教育和醫療事業的市場化,更不是鼓吹養老靠子女。
隨著政府對社會保障和福利事業投入增大,各國社會公共資產將大幅度的增加。就我國來說,社會公共資產總量的逐步增大應該是我國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成功轉變的壹個重要標誌,當然也是衡量我國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程度的壹個重要尺度。
這些社會公共資產的屬性和來源、投資方式、向國民提供服務的方式以及其運作和管理方式均不同於國有資產,因此,這是壹種現代社會條件下出現的壹種嶄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叫社會公有制。這個問題我在十多年前的壹篇文章中就進行過詳細的論證(詳見史嘯虎《社會公共資產不屬於國有資產》,《光明觀察》2005年11月10日期)。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得知,我們壹直推崇的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並非是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唯壹構成,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構成。而那些剛在我國誕生沒有多少年,但壹經出現就發展迅猛的公眾股份制經濟以及社會公有制經濟必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基礎,而建立起壹個公平、公正並惠及廣大城鄉國民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才是真正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
「社會主義」這個詞自其誕生以來就有著無數的含義和說法。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期卻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將19世紀中葉在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歸納為:或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或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或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等反動的社會主義或叫偽社會主義。這就表明,不管歷史上還是現在,並非所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包括他創造出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非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這兩種斯大林式的所有制形式均建立在剝奪的基礎上,製造了更多的貧富和城鄉差距,也與體現所謂社會主義的公平性和福利性的分配方式格格不入。因此,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方向就在這裏。
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我們對以前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時代延續下來的許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大多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的是既說也改;有的是改了不說,還有相當多的是說了不改,當然也有壹些是不說或少說卻改了的,儘管這種改革很難且時有反覆或僅在外圍打轉。符合這最後壹種情況的大多是那些涉及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為敏感也是最為關鍵的問題。比如,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問題就是其中壹個。
為什麼人們在改革國家所有制,即所謂全民所有制時不能夠多說或公開說(「說」壹詞在這裡是指公開討論)呢?因為這個所謂的國家所有制問題是壹個敏感問題,它涉及到我國的社會制度的性質,即它是社會主義的還是什麼主義的社會。自從50年前中共八大提出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及其後於1975年頒行的新中國第二部憲法在國家所有制頭上戴上壹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形式的帽子並壹再以法律形式重申之後,國家所有制便開始逐漸被神聖化了。
憲法第六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則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據此,壹直到現在,作為我們認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基本形式,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也就是所謂全民所有制,便成為了壹種表示所謂社會主義的圖騰,我國思想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壹個禁區,當然也就成為我國這些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壹個最難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之壹了。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個國家所有制,或叫全民所有制,就可以發現,其實這個所有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卻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這些缺陷已經導致並仍將導致我們的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很難自圓其說,也很難為現代社會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們所信服。當然,如果我們繼續採用這樣的帶有嚴重缺陷的理論指導我國的改革,我們不迷失方向那才怪哩。對此,本文具體分析意見如下,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首先,我們需要搞清楚什麼是國家所有制。按照最權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的名詞解釋,國家所有制也就是「生產資料歸國家佔有的所有制形式。」[《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由此可見,只要是生產資料歸國家佔有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國家所有制。那麼,這個世界上似乎絕大多數國家而並非只有我國壹個國家存在這個國家所有制啊。不僅如此,有些國家的某些行業的國有程度甚至似乎比我國還要高出不少。這又怎麼解釋呢?
比如,儘管經過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四十多年私有化改革,西歐各國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尤其是重點行業領域中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據最近的資料表明,法國國有工業控制了全國電力工業的90%,鋼鐵工業的80%,冶金工業的62%,基礎化工的48%,航空工業的85%,玻璃工業的35%,製藥工業的22%。義大利國有工業企業產品中,產量達到全國總產量75%的有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造船工業和電力工業,達到或接近100%的有鐵路、航空、煤氣、郵政、電訊業。英國國有工業產量達到全國總產量的75%的有採煤、汽車、造船、電力、煤氣、鐵路、郵政和電訊業。德國達到25%的有石油、汽車、造船工業,達到50%以上的有採煤、煤氣業,達到或接近100%的有鐵路、航空、郵政、電訊業。這類數據多不勝數。
相比之下,儘管我國國有經濟在整體經濟比重上遞減很快仍比上述國家要高不少,但在上述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領域中我國國有工業的比重甚至還普遍比上述國家的要低很多。可見,是否實行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這類公有制並非是區別這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標準。
那麼,實行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才是社會主義的呢?有人已經告訴了我們,我國的國有制與西方國家的國家所有制之所以不同,因為我們的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屬於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所有,由國家加以支配和使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種形式。」[《馬克思主義研究網》,鄧小平理論資料庫]
對此,那我就要問了:什麼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呢?我們的國家代表全體人民,那人家的國家就不代表全體人民了嗎?如果我們承認人家的民選政府也代表人民,那麼那些國家「加以支配和使用的」生產資料不也就「屬於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所有,不也「叫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種形式」了嗎?顯然,這種解釋也站不住腳。
我們的權威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可能也發現了這個解釋的牽強附會之處,於是在「國家所有制」壹詞的上述定義後面又加上壹段話,以圖釐清這個充滿矛盾的理論本身所體現出來的那些紛亂的頭緒。這句話是:國家所有制「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性質,如有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權威理論界的觀點,本文索性將該名詞權威解釋的餘下部分全部引述如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全體人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壹種公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與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國家所有制並不等於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在中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企業由國家統壹領導和宏觀控制,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是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這樣在全體上保證整個國家經濟的統壹性,又在局部上保證各個企業生產經營的多詳性、靈活性。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屬於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實質是集體資本家所有制。它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之壹,是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
可是,我們的讀者只要還有壹點兒經濟學和政治學常識,就會發現上述對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解釋其實都是壹回事。因為我們且不說我國的「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恐怕還不如人家,也不說目前我國實際上也存在「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只問壹句:哪個國家的國家所有制不是與其本國「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不是其本國的「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呢?(「代表全體人民」和「全體人民共同佔有」的論述前已分析過)否則,這些國家的國家所有制還會有存在的必要嗎?
另外,「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性質,如有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說法,卻無疑是將因果關係給說倒了。因為按照我們的將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定義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性質恰恰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決定的而不是相反。
至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企業由國家統壹領導和宏觀控制,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是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說法更只是在說經營方式問題,與是否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性質又有什麼關係呢?何況西方那些國家都早已頒行了國有資產法,不會出現在我國經常出現的所謂出資人缺位問題,人家對國企管理的成熟度要遠遠高於我們自己。
說句實話,這樣經不起壹點推敲的理論不可能是以科學性和邏輯性著稱的馬克思主義的。那麼,馬克思主義是怎麼表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呢?
在我們認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直接表述為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且還將前者崇奉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最高級形式的革命理論家除了斯大林,沒有別的人。斯大林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就是公有制:國家即全民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89頁] 而且當年由斯大林負責制訂的蘇聯憲法與我國現在的壹樣,也規定:(蘇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採取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但現在提出這種所有制理論的蘇聯連同它所實踐的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又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的理論界在談到斯大林社會主義公有制時,總是喜歡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的那段論述作為這種公有制——國家所有制的論據。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接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壹壹列舉了「剝奪地產」,「國家銀行」,「國營工廠」等十條似乎是說國有化的措施。可以說,不僅我國,其實上世紀以蘇聯為首的幾乎所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公有制實踐,都是按照《共產黨宣言》里這些具體論述和這「十條措施」進行的。
表面上看,這些理論依據似乎出處清晰,不可動搖。但是,恩格斯在1888年1月10日為在倫敦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所寫的英文序言中卻也用同樣清晰的語言敘述了他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頒布24年後的1972年是如何共同修正了《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些論述的。
恩格斯寫到:「現在我從我們(指他和馬克思——作者注)共同為1872年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引錄如下壹段話:『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壹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但是《宣言》是壹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原文是英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3—410頁]
這裏恩格斯明白無誤地說到了他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那段關於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論述「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我們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當時改寫《共產黨宣言》會怎麼改寫這些國有化的「革命措施」,但是據此我們得知,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儘管認為他們年輕時所寫的這個宣言中的壹般原理是對的,但對其當初年輕時期提出來的「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實行土地、銀行和工廠等國有化的「那些革命措施」,卻明確指出「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因而必須拋棄。
可惜的是,這幾十年來我們只記住併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去亦步亦趨地學習和模仿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不顧實際地去實踐《共產黨宣言》中的那些「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的革命措施,而完全忘記了或者說是有意擯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己過去錯誤的或叫不成熟的理論的修改與否定。我黨壹直以來的「以俄為師」的指導思想致使我國現在可能成為這個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壹個仍然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列入憲法、奉為圭皋的國家了。
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的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以及所謂集體所有制並非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唯壹表現形式,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獨有屬性。實踐已經表明,不僅當初提出並示範這壹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的蘇聯等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因此而垮台最終不得不拋棄了它,就是我們自己也在這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已將這壹過時且錯誤的理論通過我們的改革實踐而被悄悄地改革得面目全非了。
為什麼會如此呢?就是因為蘇聯創造的這套僵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和模式不僅在理論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在實踐中也是完全脫離了像我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遠沒有發育成功的經濟落後國家的國情,也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讓所有信奉和實踐這套理論的國家,包括我國,長時期地陷入貧困和落後之中。可以說,這套已經被我國眾多法律和政策固定化了幾十年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模式早已失去了其當初光鮮的外衣,露出其實質是阻礙我國發展經濟、實現民富國強的現代化目標的內瓤來。現在是到了徹底改革這壹公有制模式的時候了。
其實,中共早已覺察到現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和實踐上的缺陷並試圖改而革之了。比如早在二十年前,黨的「十五大」報告就明確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壹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模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決定》則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對現有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否定和改革之意圖躍然紙上。
然而,在如何改革現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問題上,現在政學兩界中還存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這類意見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反對壹切針對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哪怕僅僅是我們最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壓縮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削減國有企業的數量這壹淺制度層面的改革。本文不想在這方面做過多論述,只想分析壹下什麼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屬性以及我們應該怎樣進行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改革才能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
讓某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國的改革實踐卻正伴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朝著這個方向不可阻擋地快速前進著。比如,我國的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就已經從1978年佔78%以上逐漸下降到20年後的1997年的31.6%,而到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又進入壹個快速縮減階段,只剩下23.2% 。這個數據表明,我們原有的那個以及現在仍然時不時說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佔主導地位」的制度設想已經成為壹句不切實際的空話。
由此可見,確定壹個國家是否是社會主義的並不主要取決於它實行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說,衡量壹個國家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不是看它實行何種生產資料所有制,而是看它如何設計和推行壹種合理安排資源和財富的社會分配製度。具體說,就是這個國家人民創造的財富是為該國國民所普遍性享受呢?還是僅僅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所獨享?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壹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性質主要取決於其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則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製度以及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共同組成,缺壹不可。在這裏其實是有幾個新的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特別引起我們的重視並加以分析。
首先,隨著科學技術、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們現在所談的所有制不能再僅僅是指生產資料,也應該指生活資料的佔有形式,即財富的所有制了。在信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和交叉。許多生產資料「降格」成為生活資料(如汽車、投影電視、牛馬等大型牲畜等),而許多生活資料卻「升格」成為生產資料(如住房、電腦、數碼技術產品,甚至縫紉機和毛線針等)而且,即便是生產資料,其要素構成也越來越非物質化了,也就是說,非物質性(即信息、技術、管理和知識等)的軟生產要素越來越成為生產資料的主要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抱殘守缺似地維護著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什麼叫現代社會。
其次,生產資料所有制並非單向決定分配製度,而是前者也同時受到後者的越來越強大的制約和影響。也就是說,人們(國家)通過法律和政策等人為手段干涉經濟,對分配製度實施調節和改革,也完全可以決定所有制的性質。
比如,國家通過徵收累進所得稅、消費稅、交易稅以及其他稅收,通過強行實施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的體現社會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制度,通過鼓勵建立合理合法而富有生命力的慈善制度,也完全可以將所有制對社會經濟制度的負面影響和制約限制在壹個國民所需要和認可的範圍內。
可以說,在現代民主和法治高度發達的國家裡,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並不能決定其社會經濟制度的屬性,相反,社會財富的分配製度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社會經濟制度的公平和公正的程度。因此,壹國財富的分配製度的改革其實就是對國家所有制的改革與否定。
另外,由於現代社會公眾公司,也叫股份公開公司或公營公司(英文:public corporation),制度的完善與大量湧現,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也就是馬克思壹再強調的未來的先進的社會公有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開始逐步建立起來。[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32頁]
這種公眾公司的主要特點,壹是公司資本的社會化,即公眾化,任何公民均可持有或買賣該公司股票;而且在對公司發起人(大股東)持股比例、購買或增加本公司股權以及利潤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具有嚴格的限制,甚至帶有強制性地鼓勵股權比例細分和公眾化。比如,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原來是壹家100%的國有企業,後來按照股票面額價格將其80-90%的股票賣給企業職工和國內公民,還規定每個股東不得擁有超過5%的股份,目前已有70萬個小股東。[王俊奇《《論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的部分質變》「社會主義研究」2003年第4期》
根據資料,2010年美國有九千萬戶家庭在股票、國債、基金等證券市場進行投資,其中約有48%的美國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達9600萬人。另有約壹千萬股民自己直接投資股市。不僅如此,美國股票持有量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到達82%。也就是說,美國至少有壹半人口的80%以上的可支配收入是來自自己在公眾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權的。其它歐洲國家持有股票的家庭均超過壹半以上,而瑞典等國則多達80%。
西方國家戰後迅速發展的職工股份制經濟已經致使各國勞動者實現了對本公司生產資料的直接佔有,同時也真正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在「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
我國的公眾公司也發展迅速。據報載,隨著中國股市快速擴張及股指快速上漲,到2017年3月23日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達到54萬億元,是2006年同期的4萬億元的13倍。而我國購買和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普通民眾人數也於2017年4月超過了1億戶。這表示我國的各行各業和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開始持有公眾公司的股票。據國內外壹些機構預測,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證券市場於2025年將擴張並發展到至少20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值,將成倍地遠超我國的國有資產總額,並將其利益為全國更多的社會各階層民眾所分享。(當然,現在中國股市還不能讓股民享受足夠的投資利益,問題的根源可能恰恰在於我們過度強調什麼主義了)
這還僅僅是指上市的公眾股份制公司,公眾股份制公司還包括那些非上市的資金私募的公眾公司。根據國外經驗,這類非上市公眾公司的資產數額絲毫不低於上市公司,甚至還要大於後者。
其次,如果我們所有的公眾公司,尤其是國有上市公司,均實現了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而股市監督機構又能秉持公平嚴格監督公司運作,那麼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只剩下按照佔有比例享有等比例利潤分成的權利,而其對分配製度制訂以及處理這兩個制度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權利則被降低至最低的程度。
如果能夠做到這點,可以說,資本社會化的公眾公司的出現致使資本的剝削性及其追逐所謂超額利潤的權力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所有制對社會經濟制度性質的決定性影響已不復存在。
這類社會公眾經濟以及前面說過的重點行業國家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已經致使我們傳統上認為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被逐步消解于無形之中,使資本佔有形式越來越向著社會公有制的方向靠近。
還有,隨著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增強和對分配製度的改革和調整,我們這個世界上還出現了壹種嶄新的體現了社會主義公平和公正原則的社會公有制。這個新的社會公有制的資產既不屬於國家所有,也不屬於集體或個人所有,而是真正屬於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所有的。你叫它全民所有制還真的名副其實,儘管它與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風馬牛不相及。這種社會公有制的資產包括存量越來越大的社會保障基金、醫療保險基金、教育基金、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以及國家公共財政歷年投資形成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等屬於全社會或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社會福利性和公共服務性資產。
雖然我國目前的社會公共資產總量還不大。2015年,我國各級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的總支出雖然在逐年增加,但仍僅占我國各級政府同期總支出17.5萬億的10%,約為1.7萬億。如果加上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和政府對社保基金的補貼,也才有4.78萬億元人民幣,占那年中國69萬億GDP的6.9%。這顯然不符合強調社會公平和福利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宗旨。當然這也是由於我們政府長期忽視公共財政政策導致的。
相比之下,2016年各先進國家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佔GDP的比重分別為:法國31.5%;義大利 28.9%;德國 25.3%;英國 21.5%;美國19.3%;日本33.1%。北歐各國這個數據均在30%以上。
如果我們真的要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或者說我們實行所謂全民所有制,那麼政府職能就應逐步向公共服務而不是社會管控方向轉變,即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福利事業的投資,惠及全體國民,而不是提倡什麼教育和醫療事業的市場化,更不是鼓吹養老靠子女。
隨著政府對社會保障和福利事業投入增大,各國社會公共資產將大幅度的增加。就我國來說,社會公共資產總量的逐步增大應該是我國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成功轉變的壹個重要標誌,當然也是衡量我國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程度的壹個重要尺度。
這些社會公共資產的屬性和來源、投資方式、向國民提供服務的方式以及其運作和管理方式均不同於國有資產,因此,這是壹種現代社會條件下出現的壹種嶄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叫社會公有制。這個問題我在十多年前的壹篇文章中就進行過詳細的論證(詳見史嘯虎《社會公共資產不屬於國有資產》,《光明觀察》2005年11月10日期)。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得知,我們壹直推崇的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並非是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唯壹構成,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構成。而那些剛在我國誕生沒有多少年,但壹經出現就發展迅猛的公眾股份制經濟以及社會公有制經濟必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基礎,而建立起壹個公平、公正並惠及廣大城鄉國民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才是真正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
「社會主義」這個詞自其誕生以來就有著無數的含義和說法。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期卻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將19世紀中葉在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歸納為:或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或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或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等反動的社會主義或叫偽社會主義。這就表明,不管歷史上還是現在,並非所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包括他創造出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非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這兩種斯大林式的所有制形式均建立在剝奪的基礎上,製造了更多的貧富和城鄉差距,也與體現所謂社會主義的公平性和福利性的分配方式格格不入。因此,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方向就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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