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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裕延

使壹個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與和睦相處，這不僅是中國人，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千年的企盼和百年的美夢。如何使這壹企盼和美夢變成現實，強烈地吸引了千百年來世界各國的智者仁人的關注目光。尤其是自19世紀以來，有許多傑出的學者和思想理論家對此進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他們都比較壹致地認為，為了使人類的千年企盼和百年美夢變成現實，必須找到科學的治國理念。於是他們設計了各種的治國方案並付諸實踐，有的取得了較理想的效果，促成了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有的效果不夠理想，引發了長期的社會動蕩和戰亂，致使政治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使人民群眾長期生活在饑寒交迫的困境中，甚至最終導致國家民族的解體。現在，我不揣淺陋把自己了解的各種治國方案歸納為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這就是「維穩」和「安民」。

所謂「治國理念」，是指對國家的起源，性質和作用的壹種認知。這種認知不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而是在國家產生之後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逐漸形成的。因此，當今所指的治國理念是幾千年的治國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種治國理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紀的著名學者和思想理論家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權威的著作要數1877年美國學者摩爾根發表的《古代社會》和1884年恩格斯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現在我先從「安民」的治國理念談起。

「安民」的治國理念，依我的淺陋之見，首先出自19 世紀美國的著名學者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壹書。他在該書中科學地考察了國家的形成和演變過程，發現了近代國家的主要政府制度，「實生根於野蠻階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則又在更早的蒙昧階段。」近代的參議院是從古代的酋長會議發展而來，近代的眾議院是從古代的人民大會發展而來，這兩者合組成近代的立法機構。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腦，無論是封建國王和立憲國王，無論是皇帝或總統，都是從古代的軍事統帥中發展而來的，這是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見《古代社會》第318頁）。可見，根據摩爾根的觀點，國家的形成產生絕非像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斷言的那樣，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摩爾根在考察了近代國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間的聯繫之後，還側重考察了近代國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間的重大區別。這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以純人身關係為基礎」的根基之上，而近代國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根基之上（見《古代社會》第6頁）。因為古代氏族部落和近代國家的立腳根基不同，這就決定了這兩者的作用功能存在很大區別。古代氏族部落組織的功能作用就是保護本氏族部落成員的個人安全，使他們在處於憂患困難之際能互相支援、保衛和代嘗損害的義務（見《古代社會》第74頁）。近代國家的功能就是通過地域關係來處理財產和處理個人的問題（見《古代社會》第6頁），這決定了國家的職能就是「守土安民」。因此，我認為國家「守土安民」的職能是從《古代社會》這部不朽著作中得出的自然的，合乎邏輯的治國理念。因為摩爾根是歷史上第壹位用科學理性的態度考察了國家的起源和功能的偉大學者，私下認為「安民」的治國理念是摩爾根的壹大發現，這為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守土」，就是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安民」，就是公民的生命財產尊嚴，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即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人權不受侵犯。這兩個「不受侵犯」就是維護壹個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及社會和睦不可缺少的條件。在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裡，由於統治階級，即掌權階級只承認國家的主權至上，千方百計貶抑公民的基本人權；他們打著舍小家顧大家的旗號，任意侵犯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的基本權利，這是導致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社會動蕩不安，民怨沸騰的根本原因。

「安民」這種治國理念是歷史進步發展的產物，不是摩爾根「眉頭壹皺，計上心來」的發現。自從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許多思想家在同專制主義的國家權力進行了持久不懈的鬥爭，為保障公民的財產、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權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終形成了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的演說》中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念，並誓言要使這個治國理念「永世長存」，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壹代二代三代傳之萬代，從而確立了近代的人權觀念在歐美社會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為歐美社會的繁榮穩定，為歐洲各國步向政治經濟壹體化奠定了基石。因此，鞏固的不可任意侵犯的人權成了當代的立國之本，國家繁榮強盛之本，國家現代化之本。可見 ，「安民」充滿著現代公民社會的色彩，是壹種全新的治國理念。

自由是人權中的核心靈魂，它是壹種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是出自深思熟慮，而是出自本能。但它卻是人類的發明創新之源，蘊藏著無限的創造力，給社會的進步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動力。因此拿破崙說：「科學尊重人的創造精神」（引自《拿破崙傳》第52頁），也就是說，科學也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把自由民主科學相提並論是有根據的。經驗證明，自由還為科學認知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原始材料；可以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科學，自由是科學之母。可見自由和人的創造精神不是出自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產物，也不是出自紀律的產物。自由和人的創造精神是要突破領導組織計劃紀律的約束而存在。

因此鼓吹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紀律的自由的那伙人，純系是壹群以訛傳訛不願思考問題的懶蟲。毛澤東有壹句著名的口頭禪，「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他老人家也認可說話放屁無須經過領導組織的批准，無須列入計劃的範圍，不應受紀律的約束。企求用組織領導計劃紀律來約束鉗制思想言論自由，凈化社會輿論和網路空間，這無異是壹種禁止限制他人放屁的歪理。這種「歪理」名曰「獨裁專制」，它曾經或將繼續給人類社會製造無窮災難。人類進化的歷史證明，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沒有科學，人類的創造力就會衰竭枯萎。對不妨礙不損害他人的自由採取容忍寬容的態度，尤其是掌權的領導階級對自由是否採取容忍寬容的態度，這是區別人和動物的分水嶺。

因此，捍衛思想言論自由就是捍衛人權，這已經成了文藝復興之後響徹世界的最強音。但是遺憾得很，由於幾千年的專制文化，特別是明清以降超強的文化專制主義在中國周邊築起了壹道密不透風的圍牆，長期使中國人無法聽到這個世界的最強音，只能偶爾聽到壹些微弱的迴音。這就為中國的衛道思想家和鄉愿姿意扭曲自由人權提供了揮灑的空間，使自由人權長期在中國成了青面僚牙的妖魔，為官場腐敗的滋生漫延提供了溫床。

目前在神州大地流行壹種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名叫「人權是生存權」，也就是毛澤東確認的「只要有飯吃就行」的人權（引自《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這種「人權」理論在當今的中國理論和網路世界里可謂甚囂塵上。支持推崇這種「人權」的特色理論家們，瘋狂地攻擊和扭曲自由民主的人權，把其視為是西方列強對外侵略擴張，干涉他國內政，製造顏色革命的工具；這引起了很多自由民主人士的憂慮和不滿，更引起了眾多中國人的好奇與探索。那末，這是壹種什麼「人權」呢？

這種「人權」的核心是「生存第壹」，「吃飯第壹」。這種「只要有飯吃就行」的「人權」最能打動平民百姓的論據是「自由不能當飯吃」。這種中國版的「人權」最終追求的目標是享受天倫之樂、老婆孩子熱坑頭。什麼財產生命尊嚴不受侵犯呀，自由不許剝奪呀，統統讓它見鬼去，只要吃飽肚子就「自由」了。這那裡是「人權」？這純系是「動物權」，是豺狼虎豹之類的「生存權」。為了這種「生存權」，為了搶飯吃，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殺富、劫富、仇富是實現這種「人權」或「生存權」的根本途徑。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毛澤東領導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革命戰爭，和以「消滅私有財產權」為宗旨的什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都是圍繞殺富、劫富、仇富而展開。

可見中國版「吃飯第壹」的「生存權」，是建立在損害他人財產，傷害他人性命和自由基礎之上的「人權」，這和豺狼虎豹的「生存權」，和「動物權」有何異？可見「人權是生存權」，這是壹種假人權理論，偽人權理論。這種豺狼虎豹式的「人權」理論是長期引發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根源，是危害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富強和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第壹號天敵。

與中國版「吃飯第壹」的「人權」相對應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權，是壹種維護財產生命尊嚴和思想言論自由不受侵犯的人權。這種人權的核心就是自由。這種自由不是殺富、劫富、仇富的自由，不是貪污腐敗的自由，不是壹把手說了算、壹把手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是全社會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只有不斷的發明革新創造，社會才能不停頓地進步發展繁榮，財富才能井噴式地增長，人類才能最終吃飽肚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社會最缺乏就是這種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十壹屆三中全會只給了中國人壹點點這種自由，就立馬解決了篤信「吃飯第壹」的毛澤東長期為之疲憊不堪未能解決的吃飯問題。十壹屆三中全會給中國人的那點點自由，就是西方版的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我想，如果中國共產黨多給壹點中國人這種自由，中國的面貌肯定會得到更大的改觀。

這就是我對「安民」治國理念，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讀。

與「安民」的治國理念相對應的是「維穩」的治國理念。「維穩」的治國理念，依我的淺陋之見，首先揭諸于馬克思生前託付的，由恩格斯撰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名著中。恩格斯這部1884年出版的名著比摩爾根1877年發表的《古代社會》晚七年。這兩部名著都為探討近代國家的起源、性質和功能作用各自發表了不同的觀點，都各有壹批熱心的讀者和信徒。

摩爾根認為，國家是從古代社會的氏族部落組織進化演變而形成的；恩格斯（包括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摩爾根認為國家的作用就是保衛國家的領土不受侵犯，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尊嚴不受侵犯；恩格斯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從這兩種對國家的起源、性質和功能作用的不同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摩爾根堅持壹種守土安民的治國理念，堅持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的治國理念；恩格斯則堅持壹種國家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和意志不能動搖的治國理念，堅持自柏拉圖以降的獨裁專制主義的治國理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治國理念，被後來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獲得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闡述和展開，從而形成了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的核心就是「維穩」，它是建立在在人與人相互關係的這塊基石之上的，宗旨就是要維護統治階級的絕對權力和意志不能動搖，這就是我們當今耳熟能詳的「穩定壓倒壹切」之大政方針形成的理論根源。

我們知道，摩爾根的治國理念是和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近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壹脈相承，特別是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念有直接的關聯；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念卻是壹種古老的價值觀念的繼續和延伸。它繼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的暴力至上的價值觀念；它繼承了柏拉圖「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的權力至上的政治理念；它繼承了黑格爾矛盾對立不可調和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辯證法的哲學原則。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是壹種古老的專制主義的治國理念。

歷史證明，古今中外凡是堅持專制主義治國理念的獨裁者都堅信自己是「天然」的主人，神聖的「天子」；堅信自己是先進階級先進政黨的代表，還自封是「X代表」。古代的專制獨裁者認為自己代表了「天命」，當代的獨裁專制主義者認為自己代表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絕頂聰明的「天才」，是理所當然的統治者。因此，他們的意志權力就是國家的意志權力，是神聖不可動搖的意志權力。這伙「代表」組成了列寧說的可以「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階級，是有權實行「嚴厲的、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的先進階級，他們控制的權力是「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列寧是古今獨裁專制主義治國理念的空前絕後的集大成者。是列寧全面精深闡述和展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維穩」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曾全面深入貫徹於前蘇聯和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給前蘇聯和中國社會造成了致命或重大的損傷。

那末，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有什麼特點呢？它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安民」治國理念有什麼重大區別呢？

要正確認知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首先必須弄清楚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什麼。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壹書中的說法，國家「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又成為政治上也占統治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由此可見，在恩格斯看來，經濟上占統治的階級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也就是說，佔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恩格斯在該書中還確認古代的奴隸主，後來的封建貴族地主，近代的資本家富翁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恩格斯的這壹國家觀念壹直被馬克思主義者，更是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奉為天經地義的真理。我認為，恩格斯關於國家統治階級的定義是違背客觀事實的，因而是錯誤的。

我們只要稍微瀏覽壹下歷史，便能發現佔有生資料和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都是國家統治階級敲詐勒索的首要對象。不然，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和18世紀的法國資階級為什麼要帶頭革命造反；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富甲壹方的豪強地主商賈被抄家滅族或被強迫離開故居遷徒遠方；為什麼近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盡了各路軍閥的欺凌訛詐，這都充分證明古今中外許多佔有生產資料或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相反，他們往往成了國家統治階級的最大受害者或首要受害者。

可見國家不是像恩格斯斷言的那樣，國家「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是屬於那些壟斷控制了國家權力的同夥，即是掌權階級的國家。只有掌權階級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非掌權階級或無權階級（按：不等於無產階級）就是被統治階級，這是壹個由無權的窮人和富人共同組成的被統治階級。由此可見，權力與生產力及社會財富之類的經濟因素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

那末，決定權力的因素是什麼呢？是暴力。赫拉克利特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戰爭暴力才是權力之父，是關係壹個人是主人還是奴隸，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決定因素。因此毛澤東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這是幾千年權力鬥爭的最高經驗總結。毛澤東的觀點和赫拉克利特的觀點是壹致的，和恩格斯的觀點卻存在極大的區別。

那末，暴力又是什麼呢？按恩格斯的提法，暴力「本源的東西」是什麼呢？暴力「本源的東西」不是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壹種經濟力」(引自《資本論》第壹卷第828頁）；也不是恩格斯說的暴力「本原的東西」，「是經濟力量，是佔有大工業這壹強大的手段」（引自《反杜林論》第171頁）。我認為暴力「本源的東西」是生物個體的意志和體能的展示，是大自然賦予生物個體生存競爭的壹種能力。在生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動物的群落里，特別是在高等動物的群落中，所謂暴力「本源的東西」，就是誰擁有不服輸的意志和強壯的體魄，誰就能成為獸中王。比如猴王、獅王、虎王，它們都擁有不服輸的意志和強壯的體魄才成了動物世界的主人，成了威風凜凜能夠獨佔壟斷和異性交配權利的獸中之王，它的意志便成了那個動物群落中誰也不能抗拒的意志；而相反的同類卻成了可憐巴巴的被統治者。可見，暴力「本源的東西」不是「經濟力」，不是「經濟力量」，更不是「佔有大工業這壹強大的手段」。

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人和人類社會是由靈長類的高等動物和其群落的長期演變進化而形成的。所以人類社會中的暴力和動物世界中的暴力存在相同的基因和本源。人類社會中的暴力是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展示，誰擁有不服輸的頑強意志和非同尋常的組織能力，誰就能成為人中王，就能當皇帝當總統，當主席當總書記。在此，私下認為，不服輸的意志是壹個人能否成為人上人，人中之王，能否擠進國家統治階級的行列，能否成為掌權階級的關鍵因素。

所謂「不服輸的意志」，就是指人的某種特質和精神，這是壹種經得起失敗的折騰，經得起困難的磨鍊的壹種精神。「不服輸」，對動物而言，這是壹種本能的行為；對人而言，「不服輸」則成了壹種自覺的思想意識。這種思想意識千方百計要把個體暴力組織提升成為集體暴力，使之成為政黨集團的暴力，使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被升華成為壹種重要的「不服輸」的理論。這種思想意識和理論被毛澤東精闢概括為「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致勝利」（引自《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種「不服輸」的精神是猴王、獅王、虎王成功的原因，更是皇帝、總統、主席和總書記成功的原因。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不僅適用動物世界，也適用人類世界。

毛澤東就是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的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通過了二十多年在戰場上流血流汗摸爬滾打的痛苦磨鍊，最後成了二十世紀中國壹言九鼎的革命領袖，確立了他在黨內軍內的絕對權威，確立了以他的意志為國家的意志。從此，使全國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和他同樂同悲同哭同笑，致使全國形成了壹種「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稱讚我稱讚，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權力意志高度統壹的政治局面，充分證明革命領袖的意志擁有無窮的魔力。所以暴力不僅是意志的展示，也是權力的展示，是權力的基礎。

這就是毛澤東可以不當國家的主席，但是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那是非當不可的。鄧小平則比毛澤東做得更聰明，莫說國家主席他不當，就是黨中央主席他也不當；什麼權都可以不要，但是軍委主席這個權萬萬不能丟。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暴力可以成為把壹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人，或可以使他人折服於自己意志的壹種工具。頭可斷，血可流，但是權力不能丟；砍頭不要緊，權力最要緊，這是共產黨人在武裝奪權的鬥爭中錘鍊出來的黨性。所以，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志不能動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權力觀，也是古老的、傳統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權力觀。

通過對統治階級就是掌權階級，掌權階級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的認知辯析之後，我們就能比較容易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穩定壓倒壹切」，即權力壓倒壹切的「維穩」治國理念的特徵。在未正式剖析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的特徵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回憶林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說的壹段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言：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林彪這段話之所以堪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言，因為它言簡意賅地披露了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的基本特徵。根據林彪的啟示，我把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的基本特徵概括如下：

第壹，槍杆子維穩，即暴力維穩。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是傳統專制主義理念的繼承和發揚，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揚。這種治國理念的基點核心就是柏拉圖說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那末，如何才能使這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確立起來而又不動搖呢？這就是赫拉克利特說的，通過暴力來證明「聰明人」是「神」，是「主人」；證明「無知者」「僅僅是人」，是「奴隸」。這是黑格爾辯解的「壹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即是說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是現實合理的，無知者應當服從統治也是現實合理的。這就是恩格斯主張的「維穩」，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引自《論權威》）。用中國共產黨人發掘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來表述，這叫「實事求是」。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根據歷史事實，「實事求是」或「唯物」地提出了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是「聰明人」統治「無知者」的工具的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的實質是要維護「統治階級」、「聰明人」，即掌權階級的意志權力不動搖。這種意志權力集中體現在皇帝說的話是「金科玉律」，是「聖旨」；哲學王和思想家，比如古代的柏拉圖，後來的黑格爾，近代的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說的話都是「萬能」、「正確」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當代的毛澤東、鄧小平和「三個代表」講的話都是勝似「九重天」的壹言九鼎。對聖人偉人講的話必須像中世紀的教徒對「聖經」那樣虔誠篤信，不許質疑批評；否則就是犯上，謀反，反革命，破壞社會穩定；就必須進行專政，株連，殺無赦。這就是「穩定壓倒壹切」，「權力壓倒壹切」的真諦，是馬克思主義槍杆子維穩治國理念的第壹個特徵。

第二，筆杆子維穩。其內容是：（1）緊緊抓住輿論導向維穩。嚴格規定所有的宣傳工具，如報刊、電視、網路等必須成為執政黨的喉舌，必須引導公眾輿論為維護執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服務。共產黨的宣傳部也就成了消弭民怨，禁止發牢騷泄憤懣的，用來製造各種政治氛圍的「公共輿論局」，這是人云亦云不許獨立思考的「公共輿論局」。

共產黨人抓輿論導向的拿手戲就是抓典型和靠典型引路。共產黨人樹立的典型都是出自為維護黨的形象，出自為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目的服務的，說白了就是為了維護壹號領袖的形象和權威樹典型。為此可以隱瞞事實或加點事實；可以歪曲事實或捏造事實；可以指鹿為馬或顛倒黑白；可以不擇手段誘導公眾出賣良心和靈魂。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全國學「毛著」的群眾運動中樹立的典型，如雷鋒、廖初江、黃祖示、豐福生、李素文、陳永貴等等都是屬於這類典型，他們都成了過眼煙雲的典型。這個典型群體中最後只剩下壹個雷鋒，但他卻成了像關公之類的「忠」的符號「忠」的偶像而不再是鮮活的人了，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回味無窮的思考。這種輿論導向的結果，竟出現了共產黨人辦的《真理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人民日報》人民群眾不愛看的咄咄怪事。由此看來，為了某種目的而人為樹的典型是沒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肯定是負面大於正面，這類典型越多，社會的負面觀感就越大，這對維穩治國只能幫倒忙。

不斷變換理論翻新維穩。世界上沒有那壹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中推出了那麼多治國理念的新理論新花樣，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呀；什麼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呀；什麼科學治國，中國夢呀，很像舞台上「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戲劇表演。每屆領導上任，都要在價值觀念的表述上弄點新花樣，搞點新花招，都想在歷史上留下壹點「不朽」的什麼東西，使得中國的老百姓眼花繚亂，莫衷壹是，無所適從。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念失衡的壹種表現，是缺乏理論自信的表現，是導致當今中華民族出現信仰危機的壹大原因，使當今的中華民族成了壹個沒有信仰的可悲的民族。

這些理論花樣都隨研究維穩治國的新形勢，研究維穩治國鬥爭的新動向而不斷推陳出新。而且每次的理論花樣翻新，都要製造壹批維穩治國的懲治打擊對象。上世紀五十，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後推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臭老九當做維穩治國的打擊對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知識分子，不同政見者和動亂分子做為維穩治國的懲治對象；進入二十壹世紀，則把反對官商勾結暴力拆遷的受難公民當做破壞社會穩定的村匪路霸釘子戶加以懲治打擊。鳳凰衛視還曾披露了山東某地竟敢膽大妄為把上訪伸冤的農民弟兄從中央信訪辦門口處捕獲扭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大造維穩恐怖氣氛。

制定雙重是非標準維穩。雙重是非標準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論。通過階級分析論把犯同樣錯誤的人進行區隔，分別做不同的結論和處理。比如犯同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犯錯誤是失誤，周恩來犯錯誤是違心，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等壹批老革命老功臣，以及在「文革」中掘起的新貴「四人幫」犯錯誤是反革命，這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的老把戲。

我認為二十世紀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造成最大傷害的，莫過於這種雙重是非標準，即階級分析的理論。馬克主義的階級分析論傳人中國后，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進行了壹場大洗劫大掃蕩，徹底撕立了中國社會和族群聯繫的紐帶，把中國社會分為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中國人分為敵人和朋友兩大陣營，分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兩大派，把中國人貼上各種各樣的「份子」標籤符號，極大地扭曲了中國人的道德思想觀念和做人的底線；把明清以後形成的極權專制主義文化抬升到壹個新的高度。這種新的專制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論表現為極端的唯我獨尊和以我劃線，對與己不同的思想觀點進行徹底封殺，對敢於犯顏直諫的志士仁人如彭德懷，遼寧的張志新，江西贛州的李九蓮進行嚴厲懲處。以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筆杆子維穩治國理念的第二個特徵。

第三，均貧富維穩。眾所周知，支配中國幾千年的主流價值觀念，就是孔夫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術思想。孔夫子有段名言集中概括了他提出的治國理念：「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引自《倫語•季氏第十六》）。這是中國幾千年的統治階級遵行的維穩治國理念。歷代的獨裁專制主義者，除昏庸的帝王都非常重視「均貧富」治國的理念，都相信「財聚人心散，財散人心齊」的治國經驗談。他們都重視鎮壓無法無天咨意兼并土地危害農民生命安全的豪強惡霸，重視懲治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力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力行平徭均賦以爭取民眾對自己的好感；他們都知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都懂得民心的向背和百姓群眾的支持是自己能否穩坐天下的合法根據。這些孔夫子的治國理念在中國的史藉中都能找到，我相信這不是史學家的胡編亂造。

把孔夫子（公元前552—前479）的學術理念和比他稍後的古代希臘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的學術理念進行比較，便能發現這兩者有很多驚人的相通之處。大家知道柏拉圖之所以聞名古今，就是因為他設計了壹種理想的國家社會。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是壹種均貧富的國家社會。在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裡，沒有私有財產，沒有人壓迫人的現象，共同勞動，產品平均分配，大家過著安貧樂道令後人稱羡不已的幸福的好日子。這和孔夫子的「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願景完全相符。

遺憾的是柏拉圖設計的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最終像蘇聯那樣解體了。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為什麼會瓦解崩塌呢？柏拉圖認為，這是因為產生了私有制，是理想國家裡的居民追求財富貪圖享樂的結果。於是柏拉圖得出了壹個影響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重要結論：要建成理想的國家社會，必須消滅私有制。因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之源，是人類道德墮落，靈魂齷齪的根源。柏拉圖的這壹重要觀點被後來形形式式的社會主義學派所繼承，也為馬克思繼承了。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

從此，「消滅私有財產權」的口號，促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成了共產黨人凝聚無產者或財產不多的小私有者，貧苦農民，流氓痞子和行蹤江湖，落草深山的強盜土匪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旗幟，成了二十世紀世界革命暴動的旗幟。革命的結果在蘇聯建立了顯赫壹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兩千多年前柏拉圖憧景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

為了鞏固穩定蘇聯創建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斯大林遵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念，通過暴力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通過消滅富農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從而在蘇聯建立了沒有私有制的均貧富社會。眾所周知，蘇聯終於解體了。使曾經壹度消滅了的私有制，又像白居易的詩歌所描繪的那樣「離離原上草，壹歲壹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充分說明私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天的無產階級革命烈火無法摧毀它的無限生命力。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和唐吉訶德與風車搏鬥的故事壹樣，是壹場倒行逆施荒唐可悲的人間鬧劇。

由於柏拉圖的學術理念和孔夫子的學術思想存在很多契合點，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暢行無阻風行壹時，使毛澤東的眼睛為之壹亮，彷彿找到了鞏固工農聯盟的靈丹妙藥，這就是「使私有制絕種」。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壹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壹文中信心滿懷地聲稱，使私有制絕種，實現農業合作化，抑制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就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同農民的聯盟，全體農村人民就會壹年壹年地富裕起來。可見，毛澤東把「消滅私有財產權」，建立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社會，視為是「維穩治國」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關鍵舉措。

結果呢？則事與願違。1956年，當社會主義改造宣布完成之時，也就是使私有制絕種之日起，便意味著全國社會開始進入大動亂之時。從而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以中國特有的方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空前激化起來了：1957年反右派，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1958年的「大躍進」和大括「共產風」，引發全國三年大飢荒；緊接著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終於釀成了史無前例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不僅亂了敵人，也使共產黨幾乎受到癱瘓式的創傷，使全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反覆折騰，使全國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這歸根究底都是「消滅私有財產權」，搞什麼社會主義改造，使私有制絕種闖的大禍。最終使「均貧富」維穩治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畫餅。若不是19 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果斷制止糾正這種荒唐的理論和荒唐狂熱的行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中國社會的前途就真的會令人不堪其憂了。

目前中國有壹批「左袒派」的理論家極力鼓噪，不許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什麼「成就」；認為否定共產黨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理論綱領，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挖共產黨人的政治牆腳，破壞社會穩定，顛覆無產階級政權，搞顏色革命，充分暴露了「左袒派」的險惡居心就是要否定十壹屆三中全會振興中華民族的戰略決策。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社會的長期動蕩證明，消滅私有財產權，均貧富維穩治國行不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均貧富維穩治國的第三個特徵。

通過上述對「維穩」和「安民」兩種的治國理念的淵源、性能和作用的考察分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治國理念。現在我要把形成這兩種不同治國理念的最基礎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本源的東西」揭示如下：

（A）馬克思主義維穩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基礎之上的，是壹種人壓迫人，可以任意侵犯人權的治國理念；安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基礎之上的，是壹種捍衛人權不受侵犯的治國理念。

（B）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關注的是國家權力歸誰所有，它的價值取向是如何鞏固掌權階級手中的權力不動搖；安民治國理念關注的是權力如何使用，它的價值取向是如何捍衛全體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的權利不受侵犯。前者把關注政治權力放在第壹位，認為只要統治階級的權力鞏固了天下就能太平；後者則把關注民生經濟放在第壹位，認為只有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天下才能太平。

（C）兩者的哲學根源不同。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的哲學根源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體系中，這是壹種古老的哲學體系。這種哲學承認矛盾對立的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對矛盾對立統壹的規律我們只能順應它，認識它，不能違背它；只能因勢利導，變更矛盾對立雙方的地位，促使矛盾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轉化，使自己時時處處能把握機會佔據矛盾主要方面的統治地位。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辯證法是壹種爭奪統治權的哲學，是為統治階級控制國家權力進行剝削和統治辯護的哲學，是壹種鼓吹「人壓迫人」、「人斗人」和「人整人」的哲學，是壹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哲學。黑格爾曾用這種哲學為普魯士封建專制主義的皇權統治辯護；馬克思主義者則用這種哲學來論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為共產黨人「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的壹黨專政辯護。

安民治國理念的哲學根源是實驗主義，這是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產生形成的壹種嶄新的哲學體系，這和古老的鼓吹人壓迫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是截然不同的壹種哲學體系。何謂實驗主義？按胡適的看法，實驗主義有兩個根本的觀念：「第壹是科學試驗的態度，第二是歷史的態度。這兩個根本觀念都是19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引自《胡適選集》第552頁）。科學試驗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都不承認「真理」是永遠不變的天理，它只承認壹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發生所應該發生的效果。也就是說，壹種思想觀念真不真，看它能不能給社會人類帶來有益的具有正面效應的結果。任何思想觀念都是工具，對社會人類有益的思想觀念就堅持，對社會人類不利的思想觀念就拋棄。

安民這種治國理念的宗旨是要維護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不受侵犯。這種治國理念在歐美等許多國家試驗了幾百年或幾十年，都獲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推動了世界科學技術和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使人類的生活質量獲得了很大的提高，安居環境獲得了很大的改善。近幾百年來歐美國家的試驗證明，安民的治國理念是真理。

反之，由於馬克思主義維穩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基礎之上；因此，使它成了壹種人壓迫人的政治理念。這種治國理念把捍衛統治階級的政權擺放到壓倒壹切的中心位置上，以致圍繞權力歸誰所有引發了種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長期使社會發生動蕩，頻頻危及多數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提高改善。因此，儘管幾千年掌權的統治階級為維穩治國窮於奔命，他們都企盼自己的政權能像秦始皇設計的那樣壹世二世三世傳之萬世，或像總設計師設計的那樣壹代二代三代傳之萬代；結果呢，他們的政權像走馬燈似的不斷背離自己的理念初衷，從甲手到乙手轉換不停。幾千年掌權的統治階級維穩治國的試驗證明，維穩的治國理念只對少數掌權的統治階級有巨大的利祿，而對人民大眾則弊多利少，對人類社會製造的負面效應大大超過了正面效應，這是我們應該摒棄的歷史包袱，應該割去的社會毒瘤。我們不應該在「理論自信」的幌子下，把歷史包袱和自己背上的癰疽當寶貝傳給子孫後代。

通過上述比較，「維穩」和「安民」兩種治國理念孰優孰劣就不言而喻了。因此，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計，為共產黨的長久執政計，我冒昧陳言，必須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拋棄撕裂社會族群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人壓迫人」的辯證法的思維模式，代之以安民的治國理念和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