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所谓的安定本质上就是专政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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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谓的安定本质上就是专政被统治者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17日

作者 王裕延

使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千年的企盼和百年的美梦。如何使这壹企盼和美梦变成现实,强烈地吸引了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智者仁人的关注目光。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有许多杰出的学者和思想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他们都比较壹致地认为,为了使人类的千年企盼和百年美梦变成现实,必须找到科学的治国理念。于是他们设计了各种的治国方案并付诸实践,有的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促成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有的效果不够理想,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乱,致使政治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使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甚至最终导致国家民族的解体。现在,我不揣浅陋把自己了解的各种治国方案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这就是“维稳”和“安民”。

所谓“治国理念”,是指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壹种认知。这种认知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而是在国家产生之后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当今所指的治国理念是几千年的治国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治国理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思想理论家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权威的著作要数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的《古代社会》和1884年恩格斯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我先从“安民”的治国理念谈起。

“安民”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出自19 世纪美国的著名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壹书。他在该书中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发现了近代国家的主要政府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近代的参议院是从古代的酋长会议发展而来,近代的众议院是从古代的人民大会发展而来,这两者合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脑,无论是封建国王和立宪国王,无论是皇帝或总统,都是从古代的军事统帅中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见《古代社会》第318页)。可见,根据摩尔根的观点,国家的形成产生绝非像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那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摩尔根在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系之后,还侧重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重大区别。这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而近代国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见《古代社会》第6页)。因为古代氏族部落和近代国家的立脚根基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两者的作用功能存在很大区别。古代氏族部落组织的功能作用就是保护本氏族部落成员的个人安全,使他们在处于忧患困难之际能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尝损害的义务(见《古代社会》第74页)。近代国家的功能就是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见《古代社会》第6页),这决定了国家的职能就是“守土安民”。因此,我认为国家“守土安民”的职能是从《古代社会》这部不朽著作中得出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治国理念。因为摩尔根是历史上第壹位用科学理性的态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和功能的伟大学者,私下认为“安民”的治国理念是摩尔根的壹大发现,这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守土”,就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安民”,就是公民的生命财产尊严,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权不受侵犯。这两个“不受侵犯”就是维护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及社会和睦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统治阶级,即掌权阶级只承认国家的主权至上,千方百计贬抑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打着舍小家顾大家的旗号,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导致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的根本原因。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是历史进步发展的产物,不是摩尔根“眉头壹皱,计上心来”的发现。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许多思想家在同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斗争,为保障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中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并誓言要使这个治国理念“永世长存”,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从而确立了近代的人权观念在欧美社会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为欧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欧洲各国步向政治经济壹体化奠定了基石。因此,巩固的不可任意侵犯的人权成了当代的立国之本,国家繁荣强盛之本,国家现代化之本。可见 ,“安民”充满着现代公民社会的色彩,是壹种全新的治国理念。

自由是人权中的核心灵魂,它是壹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出自深思熟虑,而是出自本能。但它却是人类的发明创新之源,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给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因此拿破仑说:“科学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引自《拿破仑传》第52页),也就是说,科学也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自由民主科学相提并论是有根据的。经验证明,自由还为科学认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原始材料;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自由是科学之母。可见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不是出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产物,也不是出自纪律的产物。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是要突破领导组织计划纪律的约束而存在。

因此鼓吹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自由的那伙人,纯系是壹群以讹传讹不愿思考问题的懒虫。毛泽东有壹句著名的口头禅,“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老人家也认可说话放屁无须经过领导组织的批准,无须列入计划的范围,不应受纪律的约束。企求用组织领导计划纪律来约束钳制思想言论自由,凈化社会舆论和网络空间,这无异是壹种禁止限制他人放屁的歪理。这种“歪理”名曰“独裁专制”,它曾经或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无穷灾难。人类进化的历史证明,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没有科学,人类的创造力就会衰竭枯萎。对不妨碍不损害他人的自由采取容忍宽容的态度,尤其是掌权的领导阶级对自由是否采取容忍宽容的态度,这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分水岭。

因此,捍卫思想言论自由就是捍卫人权,这已经成了文艺复兴之后响彻世界的最强音。但是遗憾得很,由于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特别是明清以降超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周边筑起了壹道密不透风的围墙,长期使中国人无法听到这个世界的最强音,只能偶尔听到壹些微弱的回音。这就为中国的卫道思想家和乡愿姿意扭曲自由人权提供了挥洒的空间,使自由人权长期在中国成了青面僚牙的妖魔,为官场腐败的滋生漫延提供了温床。

目前在神州大地流行壹种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名叫“人权是生存权”,也就是毛泽东确认的“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引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这种“人权”理论在当今的中国理论和网络世界里可谓甚嚣尘上。支持推崇这种“人权”的特色理论家们,疯狂地攻击和扭曲自由民主的人权,把其视为是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的工具;这引起了很多自由民主人士的忧虑和不满,更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好奇与探索。那末,这是壹种什么“人权”呢?

这种“人权”的核心是“生存第壹”,“吃饭第壹”。这种“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最能打动平民百姓的论据是“自由不能当饭吃”。这种中国版的“人权”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享受天伦之乐、老婆孩子热坑头。什么财产生命尊严不受侵犯呀,自由不许剥夺呀,统统让它见鬼去,只要吃饱肚子就“自由”了。这那里是“人权”?这纯系是“动物权”,是豺狼虎豹之类的“生存权”。为了这种“生存权”,为了抢饭吃,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杀富、劫富、仇富是实现这种“人权”或“生存权”的根本途径。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包括毛泽东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战争,和以“消灭私有财产权”为宗旨的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围绕杀富、劫富、仇富而展开。

可见中国版“吃饭第壹”的“生存权”,是建立在损害他人财产,伤害他人性命和自由基础之上的“人权”,这和豺狼虎豹的“生存权”,和“动物权”有何异?可见“人权是生存权”,这是壹种假人权理论,伪人权理论。这种豺狼虎豹式的“人权”理论是长期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是危害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第壹号天敌。

与中国版“吃饭第壹”的“人权”相对应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权,是壹种维护财产生命尊严和思想言论自由不受侵犯的人权。这种人权的核心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杀富、劫富、仇富的自由,不是贪污腐败的自由,不是壹把手说了算、壹把手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全社会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只有不断的发明革新创造,社会才能不停顿地进步发展繁荣,财富才能井喷式地增长,人类才能最终吃饱肚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社会最缺乏就是这种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十壹届三中全会只给了中国人壹点点这种自由,就立马解决了笃信“吃饭第壹”的毛泽东长期为之疲惫不堪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十壹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的那点点自由,就是西方版的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我想,如果中国共产党多给壹点中国人这种自由,中国的面貌肯定会得到更大的改观。

这就是我对“安民”治国理念,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读。

与“安民”的治国理念相对应的是“维稳”的治国理念。“维稳”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揭诸于马克思生前托付的,由恩格斯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名著中。恩格斯这部1884年出版的名著比摩尔根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晚七年。这两部名著都为探讨近代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都各有壹批热心的读者和信徒。

摩尔根认为,国家是从古代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进化演变而形成的;恩格斯(包括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摩尔根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保卫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尊严不受侵犯;恩格斯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从这两种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的不同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根坚持壹种守土安民的治国理念,坚持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的治国理念;恩格斯则坚持壹种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的治国理念,坚持自柏拉图以降的独裁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治国理念,被后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阐述和展开,从而形成了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维稳”,它是建立在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这块基石之上的,宗旨就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我们当今耳熟能详的“稳定压倒壹切”之大政方针形成的理论根源。

我们知道,摩尔根的治国理念是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近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壹脉相承,特别是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有直接的关联;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是壹种古老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和延伸。它继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的暴力至上的价值观念;它继承了柏拉图“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权力至上的政治理念;它继承了黑格尔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的哲学原则。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是壹种古老的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历史证明,古今中外凡是坚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独裁者都坚信自己是“天然”的主人,神圣的“天子”;坚信自己是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代表,还自封是“X代表”。古代的专制独裁者认为自己代表了“天命”,当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的“天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因此,他们的意志权力就是国家的意志权力,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意志权力。这伙“代表”组成了列宁说的可以“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阶级,是有权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的先进阶级,他们控制的权力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列宁是古今独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者。是列宁全面精深阐述和展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维稳”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曾全面深入贯彻于前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给前苏联和中国社会造成了致命或重大的损伤。

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有什么特点呢?它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安民”治国理念有什么重大区别呢?

要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首先必须弄清楚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壹书中的说法,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政治上也占统治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经济上占统治的阶级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在该书中还确认古代的奴隶主,后来的封建贵族地主,近代的资本家富翁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的这壹国家观念壹直被马克思主义者,更是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我认为,恩格斯关于国家统治阶级的定义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壹下历史,便能发现占有生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都是国家统治阶级敲诈勒索的首要对象。不然,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18世纪的法国资阶级为什么要带头革命造反;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富甲壹方的豪强地主商贾被抄家灭族或被强迫离开故居迁徒远方;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尽了各路军阀的欺凌讹诈,这都充分证明古今中外许多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相反,他们往往成了国家统治阶级的最大受害者或首要受害者。

可见国家不是像恩格斯断言的那样,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是属于那些垄断控制了国家权力的同伙,即是掌权阶级的国家。只有掌权阶级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非掌权阶级或无权阶级(按:不等于无产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这是壹个由无权的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的被统治阶级。由此可见,权力与生产力及社会财富之类的经济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那末,决定权力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暴力。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才是权力之父,是关系壹个人是主人还是奴隶,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决定因素。因此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几千年权力斗争的最高经验总结。毛泽东的观点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壹致的,和恩格斯的观点却存在极大的区别。

那末,暴力又是什么呢?按恩格斯的提法,暴力“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呢?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是壹种经济力”(引自《资本论》第壹卷第828页);也不是恩格斯说的暴力“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引自《反杜林论》第171页)。我认为暴力“本源的东西”是生物个体的意志和体能的展示,是大自然赋予生物个体生存竞争的壹种能力。在生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动物的群落里,特别是在高等动物的群落中,所谓暴力“本源的东西”,就是谁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谁就能成为兽中王。比如猴王、狮王、虎王,它们都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才成了动物世界的主人,成了威风凛凛能够独占垄断和异性交配权利的兽中之王,它的意志便成了那个动物群落中谁也不能抗拒的意志;而相反的同类却成了可怜巴巴的被统治者。可见,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经济力”,不是“经济力量”,更不是“占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人和人类社会是由灵长类的高等动物和其群落的长期演变进化而形成的。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暴力和动物世界中的暴力存在相同的基因和本源。人类社会中的暴力是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展示,谁拥有不服输的顽强意志和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谁就能成为人中王,就能当皇帝当总统,当主席当总书记。在此,私下认为,不服输的意志是壹个人能否成为人上人,人中之王,能否挤进国家统治阶级的行列,能否成为掌权阶级的关键因素。

所谓“不服输的意志”,就是指人的某种特质和精神,这是壹种经得起失败的折腾,经得起困难的磨炼的壹种精神。“不服输”,对动物而言,这是壹种本能的行为;对人而言,“不服输”则成了壹种自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千方百计要把个体暴力组织提升成为集体暴力,使之成为政党集团的暴力,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被升华成为壹种重要的“不服输”的理论。这种思想意识和理论被毛泽东精辟概括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致胜利”(引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是猴王、狮王、虎王成功的原因,更是皇帝、总统、主席和总书记成功的原因。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仅适用动物世界,也适用人类世界。

毛泽东就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通过了二十多年在战场上流血流汗摸爬滚打的痛苦磨炼,最后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壹言九鼎的革命领袖,确立了他在党内军内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以他的意志为国家的意志。从此,使全国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和他同乐同悲同哭同笑,致使全国形成了壹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称赞我称赞,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权力意志高度统壹的政治局面,充分证明革命领袖的意志拥有无穷的魔力。所以暴力不仅是意志的展示,也是权力的展示,是权力的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可以不当国家的主席,但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那是非当不可的。邓小平则比毛泽东做得更聪明,莫说国家主席他不当,就是党中央主席他也不当;什么权都可以不要,但是军委主席这个权万万不能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暴力可以成为把壹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或可以使他人折服于自己意志的壹种工具。头可断,血可流,但是权力不能丢;砍头不要紧,权力最要紧,这是共产党人在武装夺权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党性。所以,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观,也是古老的、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观。

通过对统治阶级就是掌权阶级,掌权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的认知辩析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稳定压倒壹切”,即权力压倒壹切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征。在未正式剖析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征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忆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说的壹段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林彪这段话之所以堪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言,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征。根据林彪的启示,我把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第壹,枪杆子维稳,即暴力维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是传统专制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治国理念的基点核心就是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那末,如何才能使这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确立起来而又不动摇呢?这就是赫拉克利特说的,通过暴力来证明“聪明人”是“神”,是“主人”;证明“无知者”“仅仅是人”,是“奴隶”。这是黑格尔辩解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即是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是现实合理的,无知者应当服从统治也是现实合理的。这就是恩格斯主张的“维稳”,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引自《论权威》)。用中国共产党人发掘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来表述,这叫“实事求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或“唯物”地提出了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是“聪明人”统治“无知者”的工具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实质是要维护“统治阶级”、“聪明人”,即掌权阶级的意志权力不动摇。这种意志权力集中体现在皇帝说的话是“金科玉律”,是“圣旨”;哲学王和思想家,比如古代的柏拉图,后来的黑格尔,近代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说的话都是“万能”、“正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代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讲的话都是胜似“九重天”的壹言九鼎。对圣人伟人讲的话必须像中世纪的教徒对“圣经”那样虔诚笃信,不许质疑批评;否则就是犯上,谋反,反革命,破坏社会稳定;就必须进行专政,株连,杀无赦。这就是“稳定压倒壹切”,“权力压倒壹切”的真谛,是马克思主义枪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壹个特征。

第二,笔杆子维稳。其内容是:(1)紧紧抓住舆论导向维稳。严格规定所有的宣传工具,如报刊、电视、网络等必须成为执政党的喉舌,必须引导公众舆论为维护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服务。共产党的宣传部也就成了消弭民怨,禁止发牢骚泄愤懑的,用来制造各种政治氛围的“公共舆论局”,这是人云亦云不许独立思考的“公共舆论局”。

共产党人抓舆论导向的拿手戏就是抓典型和靠典型引路。共产党人树立的典型都是出自为维护党的形象,出自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服务的,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壹号领袖的形象和权威树典型。为此可以隐瞒事实或加点事实;可以歪曲事实或捏造事实;可以指鹿为马或颠倒黑白;可以不择手段诱导公众出卖良心和灵魂。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学“毛着”的群众运动中树立的典型,如雷锋、廖初江、黄祖示、丰福生、李素文、陈永贵等等都是属于这类典型,他们都成了过眼烟云的典型。这个典型群体中最后只剩下壹个雷锋,但他却成了像关公之类的“忠”的符号“忠”的偶像而不再是鲜活的人了,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思考。这种舆论导向的结果,竟出现了共产党人办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人民日报》人民群众不爱看的咄咄怪事。由此看来,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树的典型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肯定是负面大于正面,这类典型越多,社会的负面观感就越大,这对维稳治国只能帮倒忙。

不断变换理论翻新维稳。世界上没有那壹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推出了那么多治国理念的新理论新花样,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呀;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呀;什么科学治国,中国梦呀,很像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戏剧表演。每届领导上任,都要在价值观念的表述上弄点新花样,搞点新花招,都想在历史上留下壹点“不朽”的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眼花缭乱,莫衷壹是,无所适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失衡的壹种表现,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是导致当今中华民族出现信仰危机的壹大原因,使当今的中华民族成了壹个没有信仰的可悲的民族。

这些理论花样都随研究维稳治国的新形势,研究维稳治国斗争的新动向而不断推陈出新。而且每次的理论花样翻新,都要制造壹批维稳治国的惩治打击对象。上世纪五十,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后推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当做维稳治国的打击对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和动乱分子做为维稳治国的惩治对象;进入二十壹世纪,则把反对官商勾结暴力拆迁的受难公民当做破坏社会稳定的村匪路霸钉子户加以惩治打击。凤凰卫视还曾披露了山东某地竟敢胆大妄为把上访伸冤的农民弟兄从中央信访办门口处捕获扭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大造维稳恐怖气氛。

制定双重是非标准维稳。双重是非标准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通过阶级分析论把犯同样错误的人进行区隔,分别做不同的结论和处理。比如犯同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犯错误是失误,周恩来犯错误是违心,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壹批老革命老功臣,以及在“文革”中掘起的新贵“四人帮”犯错误是反革命,这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的老把戏。

我认为二十世纪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这种双重是非标准,即阶级分析的理论。马克主义的阶级分析论传人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进行了壹场大洗劫大扫荡,彻底撕立了中国社会和族群联系的纽带,把中国社会分为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中国人分为敌人和朋友两大阵营,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派,把中国人贴上各种各样的“份子”标签符号,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思想观念和做人的底线;把明清以后形成的极权专制主义文化抬升到壹个新的高度。这种新的专制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表现为极端的唯我独尊和以我划线,对与己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彻底封杀,对敢于犯颜直谏的志士仁人如彭德怀,辽宁的张志新,江西赣州的李九莲进行严厉惩处。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笔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均贫富维稳。众所周知,支配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价值观念,就是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孔夫子有段名言集中概括了他提出的治国理念:“丘也闻有国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引自《伦语•季氏第十六》)。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阶级遵行的维稳治国理念。历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除昏庸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均贫富”治国的理念,都相信“财聚人心散,财散人心齐”的治国经验谈。他们都重视镇压无法无天咨意兼并土地危害农民生命安全的豪强恶霸,重视惩治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力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力行平徭均赋以争取民众对自己的好感;他们都知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都懂得民心的向背和百姓群众的支持是自己能否稳坐天下的合法根据。这些孔夫子的治国理念在中国的史藉中都能找到,我相信这不是史学家的胡编乱造。

把孔夫子(公元前552—前479)的学术理念和比他稍后的古代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便能发现这两者有很多惊人的相通之处。大家知道柏拉图之所以闻名古今,就是因为他设计了壹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是壹种均贫富的国家社会。在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大家过着安贫乐道令后人称羡不已的幸福的好日子。这和孔夫子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愿景完全相符。

遗憾的是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最终像苏联那样解体了。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为什么会瓦解崩塌呢?柏拉图认为,这是因为产生了私有制,是理想国家里的居民追求财富贪图享乐的结果。于是柏拉图得出了壹个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重要结论:要建成理想的国家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壹切罪恶之源,是人类道德堕落,灵魂龌龊的根源。柏拉图的这壹重要观点被后来形形式式的社会主义学派所继承,也为马克思继承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

从此,“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口号,促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成了共产党人凝聚无产者或财产不多的小私有者,贫苦农民,流氓痞子和行踪江湖,落草深山的强盗土匪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旗帜,成了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暴动的旗帜。革命的结果在苏联建立了显赫壹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憧景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

为了巩固稳定苏联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斯大林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念,通过暴力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通过消灭富农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从而在苏联建立了没有私有制的均贫富社会。众所周知,苏联终于解体了。使曾经壹度消灭了的私有制,又像白居易的诗歌所描绘的那样“离离原上草,壹岁壹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充分说明私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烈火无法摧毁它的无限生命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和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的故事壹样,是壹场倒行逆施荒唐可悲的人间闹剧。

由于柏拉图的学术理念和孔夫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很多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畅行无阻风行壹时,使毛泽东的眼睛为之壹亮,仿佛找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使私有制绝种”。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壹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壹文中信心满怀地声称,使私有制绝种,实现农业合作化,抑制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就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全体农村人民就会壹年壹年地富裕起来。可见,毛泽东把“消灭私有财产权”,建立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视为是“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举措。

结果呢?则事与愿违。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之时,也就是使私有制绝种之日起,便意味着全国社会开始进入大动乱之时。从而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空前激化起来了:1957年反右派,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括“共产风”,引发全国三年大饥荒;紧接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乱了敌人,也使共产党几乎受到瘫痪式的创伤,使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反复折腾,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归根究底都是“消灭私有财产权”,搞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使私有制绝种闯的大祸。最终使“均贫富”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成了画饼。若不是19 78年十壹届三中全会果断制止纠正这种荒唐的理论和荒唐狂热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就真的会令人不堪其忧了。

目前中国有壹批“左袒派”的理论家极力鼓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什么“成就”;认为否定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纲领,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挖共产党人的政治墙脚,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搞颜色革命,充分暴露了“左袒派”的险恶居心就是要否定十壹届三中全会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决策。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证明,消灭私有财产权,均贫富维稳治国行不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均贫富维稳治国的第三个特征。

通过上述对“维稳”和“安民”两种的治国理念的渊源、性能和作用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治国理念。现在我要把形成这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本源的东西”揭示如下:

(A)马克思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人压迫人,可以任意侵犯人权的治国理念;安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捍卫人权不受侵犯的治国理念。

(B)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关注的是国家权力归谁所有,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巩固掌权阶级手中的权力不动摇;安民治国理念关注的是权力如何使用,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捍卫全体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的权利不受侵犯。前者把关注政治权力放在第壹位,认为只要统治阶级的权力巩固了天下就能太平;后者则把关注民生经济放在第壹位,认为只有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天下才能太平。

(C)两者的哲学根源不同。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这是壹种古老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承认矛盾对立的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对矛盾对立统壹的规律我们只能顺应它,认识它,不能违背它;只能因势利导,变更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促使矛盾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时时处处能把握机会占据矛盾主要方面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壹种争夺统治权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权力进行剥削和统治辩护的哲学,是壹种鼓吹“人压迫人”、“人斗人”和“人整人”的哲学,是壹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黑格尔曾用这种哲学为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辩护;马克思主义者则用这种哲学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共产党人“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壹党专政辩护。

安民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实验主义,这是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产生形成的壹种崭新的哲学体系,这和古老的鼓吹人压迫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截然不同的壹种哲学体系。何谓实验主义?按胡适的看法,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的观念:“第壹是科学试验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根本观念都是19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引自《胡适选集》第552页)。科学试验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都不承认“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它只承认壹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壹种思想观念真不真,看它能不能给社会人类带来有益的具有正面效应的结果。任何思想观念都是工具,对社会人类有益的思想观念就坚持,对社会人类不利的思想观念就抛弃。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不受侵犯。这种治国理念在欧美等许多国家试验了几百年或几十年,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推动了世界科学技术和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人类的生活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安居环境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近几百年来欧美国家的试验证明,安民的治国理念是真理。

反之,由于马克思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因此,使它成了壹种人压迫人的政治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把捍卫统治阶级的政权摆放到压倒壹切的中心位置上,以致围绕权力归谁所有引发了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长期使社会发生动荡,频频危及多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改善。因此,尽管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为维稳治国穷于奔命,他们都企盼自己的政权能像秦始皇设计的那样壹世二世三世传之万世,或像总设计师设计的那样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结果呢,他们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背离自己的理念初衷,从甲手到乙手转换不停。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维稳治国的试验证明,维稳的治国理念只对少数掌权的统治阶级有巨大的利禄,而对人民大众则弊多利少,对人类社会制造的负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正面效应,这是我们应该摒弃的历史包袱,应该割去的社会毒瘤。我们不应该在“理论自信”的幌子下,把历史包袱和自己背上的痈疽当宝贝传给子孙后代。

通过上述比较,“维稳”和“安民”两种治国理念孰优孰劣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计,为共产党的长久执政计,我冒昧陈言,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抛弃撕裂社会族群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人压迫人”的辩证法的思维模式,代之以安民的治国理念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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