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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付勇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所以當然會經歷原始的狀況，
需要經歷奴隸制的形態，需要經過封建主義的興亡，即反映出自由資本主義的
不公，又表現出官僚計劃經濟的衰敗；不僅展現國家從專制到民主的演變，
也反映社會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遷，還展現人民從奴僕到主人的轉換；
並著重表明，人類走過許多漫長坎坷的彎路，以致五千多年來都壹直
發展緩慢，壹直在農牧經濟里打轉，壹直局限於手工勞作，直到三百
多年前破除專制，而鋪築以憲政（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大道后，人類
發展不但突飛猛進，而且僅用三百多年，就從農牧經濟跨過工業文明，
跳入知識經濟時代。

僅這壹點就足以證明，憲政（自由）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強大
動力，也是最大的生產力，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為了表述
簡潔，也為了便於寫作，本書壹概用民主代替憲政民主或自由民主）

自從1688年英國鋪築人類第壹條民主之路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
都相繼鋪築自己的民主之路，而時至今日各種民主之路已經遍布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本質上並無什麼差異，不論
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都既只體現廣
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廣大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
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
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且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
化，以至於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
是從。

首先，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是民眾不僅能夠自由發表意見，還
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
而參与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都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
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
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都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
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都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
到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
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都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
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
都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
依託，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其次，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徵：壹是從暴力
政治走向協商政治。由於都主張權利與義務關係上的秩序，而不依靠
暴力統治，因此都注重以協商政治為導向，以至通過談判、妥協、讓
步來獲得政治上的共識和認同。

二是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過去，政治以權力為導向，政治
活動的主要領域幾乎都是圍繞權力而展開，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形成和
發展，權力政治逐步為權利政治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的發
展主要圍繞平衡權力與權利關係展開，而發展到現在演變成以權利為
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權力服從權利，權力保障權利，而且權利制約
權力，權利成為權力的目的。

三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是指權力的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
而制約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兩種。垂直方向制約是中央和地方、
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權力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中央
和上級的權力分別高於地方和下級。水平方向制約是不同職能的權力
機構的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對等的，既無隸屬關係，又無高
低之分，彼此權力完全均等。

四是從無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也是壹個
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僅使動蕩不安、政權不穩的時代
終結，還建立壹整套保證政治穩定的制度規則和行為規則，從而使政
權的交替、政策的變革等等，都能夠在壹種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從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過去，專制政治的壹個重要特徵
就是垂直的權力關係，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權力的關係實現了分
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協
同治理等，都體現了憲政民主的發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權利，也注
重公民的責任，並強調政府與公民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共同責任
和共同利益。

總之，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必須遵循憲政民主政治共同的基本
原則，其中，既包括普選原則，又包括多數原則；既包括代議制原則，
又包括分權制衡原則；既包括憲政原則，又包括法治原則；既包括自
由原則，又包括多黨競爭原則；既包括地方自治原則，又包括軍隊國
家化原則；既包括有限權力原則，又包括確認和保護公民權利原則，
還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等。

正因為此，民主自誕生起便不斷取代專制，以至於不但成為國家
的基礎，也成為社會的支柱；不但成為發展的坦途，也成為科學的制
度；不但讓百姓選任政府，還成為百姓的護身符；以至於不僅成為促
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成為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
成為人類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以至於不但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也能
化解許多社會矛盾，還能把壞思想改造成好主張；不但對所有人都有
利，也能全面遏制腐敗，還能造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能促進
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儘管民主並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為自身具有調節、糾錯
的機制，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儘管民主制度的創建者和參与者，
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惡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會使惡得到
遏制，而使善得到回報；儘管民主制度還有待于完善，卻是迄今為止
最優越、最不壞以及最廉潔的社會控制方式，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
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
全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
為時代潮流，而今不但已經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由於現行民主還有壹些缺陷，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
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
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
配機制，以致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因此還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
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
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
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
制度創新，才能緩解分配矛盾，以至於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
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
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
人手裡，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
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儘管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但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
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
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
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
獨尊；而經濟上雖講求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
可因象政治上壹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
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
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儘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
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藉助公有經濟
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
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裡，
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
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儘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但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
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
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
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推行新凱
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
可由於沒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
過度集中、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結果既阻礙經
濟可持續性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
壟斷，壹味推行壹黨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
變異，結果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攀升；
不僅導致社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僅導致社
會道德不斷滑坡，還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社會污水不斷
亂流，還導致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還導致腐敗層
出不窮，既席捲全國，又上下泛濫！

顯然，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
弊端，因此最近十幾年間，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
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
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
創建壹種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
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
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
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壹，因此，對於新型社會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盡壹致，也沒有形成統壹的模式，還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為壹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
控制方式，儘管以憲政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
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壹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社會
主義制度等，儘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於沒
擺脫壹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而科學的新型社會民主制度，
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
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
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
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
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
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新
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符合社會
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
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
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
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
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
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公私混合制，總之，既可以超越左翼思想，又可以超越右翼思想，還全面
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過去，由於沒有根據國情民意，沒有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沒有根
據歷史發展規律，設計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現行
憲政民主模式，以致沒有繪製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
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藍圖，結果時至今日非但還沒有攻破專制的防線，
促使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
了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了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

因此，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更
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不但要靠血性，也要憑理性，更要講策略；不但
要根據中國國情，也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還要根據歷史發展規律，
來繪製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來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
來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路徑。

由於中國的國情既特殊又複雜，不僅公有經濟規模龐大，至少佔
社會總資產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
企業資產總額高達69萬億元；另據黃孟復2013年說，現在國有資產
總額有100多萬億元，加上金融資產、全國國有資產高達140萬億元；
而據國資委主任張毅2013年12月26日講，2013年1－11月，全國
國資委系統監管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8.1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實
現利潤1.8萬億元，同比增長6.7%；上交稅金2.7萬億元，同比增長
4.4%。其中，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1.8萬億元，同比增長9.5%；
實現利潤1.2萬億元，同比增長7.5%；上交稅金1.8萬億元，同比增
長5.4%。）而且，社會環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專制嚴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個國家現成的民主體制，而必鬚根據中國的特點設計出適
合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解構現行體制和建構新體制並存的過程，
也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必須另闢蹊徑，以至既不同於那些民主發達的
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那些先於中國實現了初期民主化的東歐前社
會主義國家，還不同於那些處於民主轉型的阿拉伯國家，從而創建壹
種新型民主制度，並使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說民眾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動力，那麼通過民眾自下而上的奮
爭，而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支點，而建構
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槓桿。只有先打造出不僅能
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
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這個槓桿，才能
激發民眾通過自下而上的奮爭，迫使當局全面通過政治改革，而不但
撬開自古壓在中國及民眾身上的專制制度，還造就既適合中國又具有
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儘管中國民主轉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
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繪製出適合中國的民主
轉型藍圖，也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還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
轉型路徑，就能讓民主植根于中國每個角落，讓民主在中國遍地開花
結果，讓民主造福中華民族！

世界民主發展概況


縱觀世界歷史，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政治起著主導作用，因此
既是第壹生產力，又具備多方面功能，以至不僅決定人類發展的進程，
也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不僅決定國家的興亡，也決定民族的前途；
不僅決定生活的質量，也決定個人的命運！

如果說政治是人類共同體藉助國家權力管理衝突並實現特定價值
目標的方式及其過程，那麼政治首先與衝突有關。由於人類共同體有
很多人，而人之間意見不壹致，因此發生分歧和衝突；人類共同體要
維持下去，就必須建構規則和秩序。政治就是以武力、說服、妥協等
方式，解決分歧和衝突，並建立和維持秩序的方法、途徑和過程。而
從內容上看，分歧和衝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
的有限性與追求利益的無限性的矛盾運動產生的結果。而政治就是將
利益分歧和衝突限制在壹定範圍內並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積極
行為得以持續進行。

更主要的是，政治作為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
巨大社會力量，從壹開始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而國家權力則是統
治者運用國家機器來實現其意志和鞏固其統治的支配力量。由於國家
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
分歧和衝突，因此無論對哪個國家而言，政治都起著主導作用，不但
奠定國家的基礎，也澆築社會的支柱，還鋪築發展的道路。

進壹步說，國家權力的運行過程實際上就是把權力的運行機制應
用到經濟、社會各種事務的管理中，進而實現壹定的經濟、社會目標。
因為國家權力具有強制性，所以無論客體是否願意接受，權力主體都
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在客體之上，對客體產生影響和控制；其次國家
權力具有自我膨脹性，會在其運行過程中自我擴展，自我膨脹，而這
種膨脹往往會帶來壹些消極的結果；另外，國家權力具有主體利益性，
權力是壹種權力主體的利益以強制方式實現的手段，權力本身帶有強
烈的利益性色彩；再者，國家權力具有專屬排他性，不僅對於自身所
具有的力量具有專有性，還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簡而言之，由於國家權力是政治主體對壹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
體現在政治主體為實現某種利益或原則的實際政治過程之中具有巨大
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
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導致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為壹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壹、民主發展歷程及其實踐

1、民主發展的歷程

為了防止國家權力造成危害，而根治政治隱患，免除政治災害，
促使政治強國益民，人類自古以來就不斷探索。遠在史前年代，壹些
有著血緣和婚姻關係的部落，通常指派部落中最老的成員擔任領導人。
當部落逐漸擴大后，有些部落採取由各家族的長者共同統治的方式，
而這種過程開始與宗教聯姻，可能衍生民主或不民主的制度。對大型
的社會而言，在掌理複雜的經濟和軍事等領域時，儘管民主制度通常
沒有中央極權統治有效，然而，早期的政府可能的確存在民主制度，
而易洛魁聯盟便是部落民主的例子之壹，可能在書面記載的時代以前
就已存在。

到了古希臘時期，雅典開始通過公民大會不但以抽籤的方式選出
政府官員，而且，所有公民都有資格投票決定創立法律、向某個國家
開戰，從根本上讓權力出自多數公民的意願，以體現多數公民的意志。
不過，由抽籤選出的政府官員並沒有最後決定的權力，因為在古雅典
人看來，將決策權力給予政府官員則意味著奪走人民的權力，將會使
國家走向寡頭政治。

正因為此，雅典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而又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之壹，
而「民主」壹詞（「統治歸於人民」）就是雅典人在公元前508年發明
的，藉此定義他們的政府制度。後來，上百個希臘城邦都採納了民主
制度，但他們民主制度的運作情況卻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其中許多都
是仿效雅典民主的，也有證據顯示希俄斯島在公元前575年便已經擁
有民主制度，甚至還早於雅典。為此，亞里士多德在討論不同的民主
制度時，曾談起壹種由人們選舉出代議士、而沒有直接控制立法和執
政的制度，這可能是最早的代議政制，或可視為最早的代議政體形式。

古羅馬共和國誕生后，設立了壹套憲法制度，規定權力由羅馬元
老院（公民領導們的集會）所掌握，每年由百人會議選出兩位執政官
壹起服務，兩位執政官具有對另壹位的裁斷的否決權。共和國的創立
並沒立刻解決羅馬面臨的問題，因為新憲法尚有許多瑕疵，同時羅馬
四周也強敵環伺。在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之壹便是公民領導人家族之
間的血腥仇殺，這些家族的鬥爭還波及到羅馬的平民。在經過數年沖
突后，平民們逼使元老院通過了壹系列的法案（十二銅表法），承認
了平民的壹些權利，並給予平民他們自己的代表—保民官。到公元前
4世紀，平民也擁有擔任執政官和其他主要政府官職的權利了。

隨著時代的發展，思想家們意識到僅憑選舉來控制權力還遠遠不
夠，僅憑選舉來掌控權力的歸屬也遠遠不夠，還需要隨時把控權力的
運行。因為「人性本惡」，所以要構建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制度，
不能依靠對人性的道德純化，而要從外部對掌握權力的人進行足夠的
限制與約束。出於天性，所有掌權者只要有機會就會濫用權力，因此，
以獲取政治權利與自由為現實訴求的百姓，不能把對自身利益的期望
構築在掌權者的自我或受外力強制的道德自律與完善上，只能把訴求
的途徑鎖定在制度的安排與設計上。由於權力具有強制性與排他性，
不僅能自我膨脹，也能自我擴展，還能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
因此從性惡論的前提出發，人們對於權力會產生難以抗拒的追求，而
掌握權力的人則會不可避免地為壹己私利而濫用權力。因為防止這種
現象發生的道德教化途徑難以取得成效，所以，只能從制度設計上來
進行根治。

正是出於這種人性本惡的假定，思想家們才對人醜惡和自私的壹
面，不但保持高度警惕，還不斷努力設計能夠限制國家權力的體制。

為此，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和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壹
書中，不僅提到壹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構成的基礎，即議事機能、行
政機能和審判機能，還提出混合政體學說，藉此通過兼顧貧富利益而
使社會保持穩定。過後，波里比阿倡導權力制衡，主張人民大會、元
老院、執政宮三種權力只有互相配合，彼此均衡，才能建立穩固的政
權結構。在這種分權的政權體系裡，任何權力活動都要嚴格遵守制定
好的法律，當權力系統哪壹部分企圖獨攬大權，就會受到其它權力部
門的抵制。

17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中首次
闡發近代意義的分權思想，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和聯盟權三權分立。
他主張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應由民選的議會行使，而行政權與聯
盟權處於次要的從屬地位，歸於國王，同時，提出國王的行動必須受
法律制約。洛克在論證分權制衡的重要性時強調「如果同壹批人同時
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
們動輒要攫取權力，藉以使他們自己免於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並
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
們就與社會的其餘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
儘管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因為洛克的這種分權主張行政
權與聯盟權在實質上具有壹致性，所以實際上是兩權分立而不是正式
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並沒有司法權的分立。

到了1649年時，英國的利爾本等人藉助發表的新版《人民公約》，
首先提出三權分立的設想。在此基礎上，法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加以
補正，他不僅對洛克和利爾本等人思想中的不足之處加以改進，也明
確提出防止專制最好的辦法就是分權，還首次提出了司法獨立的思想。
孟德斯鳩主張立法權屬於代議機關，行政權歸國王，而司法權屬於獨
立的審判法院，三種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他在《論法的精神》中
論述法和政體以及自由的關係時，強調了專制政體與法律的水火不容，
認為壹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權力被濫用，保障人民
的自由，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他認為如果國家的權力全部或部分
地集中在同壹個人或同壹個機關的手裡，那麼人民的自由便不復存在。
因此，他主張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項權力應當分別由三個不同
的國家機關去行使，形成三項權力間的相互牽制和相互約束的格局，
以保持國家權力間的平衡狀態．防止某個機關或某個人的獨斷專行。
由於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對權力的劃分更加明確和科學，因此，不僅
推動分權制衡理論日益趨向完備，還相繼被許多國家採用，並以不同
的形式得以體現。 　　

18世紀，法國的盧梭開創人民主權思想，推崇構建民主共和國，
提倡壹切權力屬於人民，最高權力機關必須集中人民的意志，有權監
督政和任命、撤換國家首腦。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將
分權制衡的理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發展了這壹理論，為制衡思想的
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第壹，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
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體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
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
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
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主要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
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
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
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尤其值得稱頌的是，我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孫中山先生，他不僅
創立三民主義政治主張，還借鑒分權制衡學說，根據國情民意，根據
社會的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既創建了「權能分立」的政治
學說，又創建了「五權分立」的政治思想，藉此不但把國家權力分為
「人民權」和「政府權」，前者為「政權」，後者為「治權」，還明
確闡述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權力（即所謂「政權」）；
而政府擁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試、檢察五種權力（即所謂「治權」），
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促進。人民利用
「政權」管理政府（即人民應有「權」），而政府運用「治權」管理
社會（即政府應有「能」），兩者相互作用，維護國家安定。其中，
著重強調人民對權力機構的控制，社會對權力機關的制約。這壹政治
思想不但擴展了西方的民主理論，還使民主體系更加完善，因此，他
對政治學說作出重要的貢獻，不僅值得大書特書，更應付諸實施。

至此，民主不僅通過選舉從根本上掌控權力的歸屬，還通過分權
制衡隨時把控權力的運行，因而形成當今憲政民主制度，以至於不但
成為時代潮流，還成為普世價值，迅速波及全球。

如果說普世價值從哲學和社會學上意義上講是指壹些數量有限的，
而所有人都應認同的觀念的集合，那麼，從壹般意義上講，普世價值
則是人類創造的、經過沈澱揚棄而升華的、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
于社會的、最好的共同價值，而其本質、意義和重要性不僅超越意識
形態和觀念鬥爭，還放之四海而皆準，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國
家、民族。由於普世價值是人類千錘百鍊創造出來的，經過沈澱揚棄
而升華為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于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不但放之四
海而皆準，而且人們還務須認識、接受和實踐這種價值觀，因此不能
隨心所欲地挑挑揀揀。而憲政民主這種普世價值，就是人類社會隨著
自身的發展，歷經千錘百鍊創造出來的，不僅經過沈澱揚棄而升華為
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于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也超越意識形態和觀
念鬥爭，還放之四海而皆準，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國家、民族。

總之，憲政民主的誕生與其背後對人性的正確看法和對待是分不
開的，由於無論什麼人，都不是天使，都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
雙重效應，既可行善又能施惡，因此，任何人都要接受管理。如果說
專制把統治者奉為至善的神明，那麼憲政民主則把政治家「假設」為
無賴。只有把政治家假設為無賴並加以防範，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權
者真的淪為無賴。相反，如果斷定掌權者人性高尚，而在制度上不加
設防，那早晚要把掌權者寵成無賴。因此，為了政治家和掌權者自身
的利益，為了百姓的福祉，為了國家的發展，必須把政治家和掌權者
假設為無賴。因為無賴假定導致對掌權者的不信任，所以，就不能讓
他們大權獨攬，而必須從制度上對其手中的權力嚴加制衡。

此外，憲政民主之所以會誕生，原因還在於人類社會需要建立壹
個既能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又能處理公眾事務的政府，而這不但是人
類文明發展的壹個重要標誌，也是壹個國家通向長治久安唯壹的途徑。
在此之前，儘管人類的經濟行為已經比較文明，但是人類的政治行為
充滿了野蠻和暴力，不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
還是接班者與被接班者之間，常常都充滿了血腥的暴力。而民主的出
現不僅徹底改變人類政治行為的暴力性質，還使人類的政治行為趨向
于和平、理性，這樣既實現人類政治行為的文明化，又使文明在人的
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兩個方面都得到了落實。

再則，民主不但認可並奉行政治多元主義，還允許不同的意識形
態、政治哲學、政治運動和政治黨派的存在。自由主義對政治多元主
義的接受來自其主張「寬容」的價值觀。民主政治是經濟自由、政治
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壹體的社會制度的壹部分，它不能脫離其他兩
者而獨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競爭也是憲政民主的根本特徵
之壹。另外，憲政民主不僅意味著程序民主，也是壹種做出決策的制
度安排，而不是單純地規定主權的歸屬，而這種程序的安排可以確保
政權實行和平及定期的交接。

更主要的是，由於民主的壹個重要功能就是規定政府的主要職能
和許可權，因此不僅設置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還規定必須
是分立的。而這三個部門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獨立地行使自己的權
力。這意味著三個部門之間不是服從與支配關係，壹個部門無權撤銷
另壹個部門，也不能把自己的權力完全交給另壹個部門去行使。只有
這樣，才能免除專橫與暴政，才能保障「壹切人的人身權利和自由」，
才能把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對立的夢想加以平衡。

隨著民主制度不斷完善，民主成為民眾既能夠自由發表意見，又
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
而參与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則和
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
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到職能
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
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
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不僅是促
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是
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綜上所述，民主從萌芽到成熟，並最終付諸實踐，而成為現代國
家的重要制度設計，不僅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其間許多思想
家都對其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和修正，以至於推動這壹制度不斷發展，
因而不但造就現代民主制度，還為人類政治體制的設計提供了寶貴的
經驗。

2、民主實踐的效應

儘管民主制度由來已久，不僅經過許多思想家反覆的論證和求索，
還不斷被壹些政治家付諸實踐，但是作為憲政民主制度被運用則始於
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之後，而其理論及其在制度設計上的實踐，不
管是對限制政府權力，還是對規範政府行為；不管是對保障人民權利，
還是對推進憲政法治；不管是對政治現代化，還是對國家的健康發展，
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688年，英國百姓歷經50年的奮爭，通過「光榮革命」不但創
立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憲政民主政體，也創建了世界上第壹個君主立
憲制國家，還鋪成了全球第壹條憲政民主之路，因此，不僅駛上發展
的高速公路，還駛入發展的快車道，以至不僅率先進行工業革命，還
很快變成世界工廠，進而不僅成為地跨五大洲的殖民帝國，也成為日
不落的頭號強國，還成為繁榮發達的超級大國；因而不僅壟斷全球經
濟，也橫行世界各地，還稱霸兩個世紀。

1776年7月4日，美國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傑弗遜用心親手起
草的《獨立宣言》，正式宣告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經過百姓五年的艱苦
奮戰，創建了世界上第壹個實行總統制的國家。

《獨立宣言》從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學說出發，宣布人人生來
平等，享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轉讓的權利；同時指明政府
權力來自民眾，如果政府損害人民權益，人民有權改變政府，必要時
使用武力廢舊立新。

從成立起，美國就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尤其是擁有了1789
年正式生效的美國憲法以後，美國的民主制度不但對於防止權力濫用，
不但對於規範政府行為，不但對於推進憲政法治，不但對於保障公民
權利與自由方面，不但對於政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更在促進國家
健康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其實，美國憲法是1787年由制憲會議制定並通過，並於次年6月
為9個州批准而生效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因此，這部憲法也被稱為
1787年憲法。1787年憲法是現代國家第壹部成文憲法，也是最為穩定
的壹部憲法，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國的根本大法。這部憲法在世界憲政
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第壹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政治體制的
憲政民主原則，從而使美國成為第壹個實踐憲政民主的總統制國家。

首先，1787年憲法最基本的原則是「主權在民」和「限權政府」
原則。所謂「主權在民」，即主權屬於人民、人民是主權者，而政府
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授權。美國憲法序言明確表達這種主權在民的思想：
「我們合眾國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
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

其次，同「主權在民」原則緊密聯繫在壹起的是「限權政府」原
則，而這壹原則意味著政府權力要受到授權者即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
限制。根據憲法成立的美國各級政府，其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
限制的，只能行使人民根據憲法授予它的權力，不得行使憲法禁止它
行使的權力。1787年憲法的第壹條第8款列舉了允許聯邦政府行使的
權力，而在其他條款中則規定了禁止聯邦政府行使的權力；在《權力
法案》中則明確規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民權利。

此外，限權政府原則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分權，即政府和
人民分別行使或享受憲法授予或保留的權力。這種分權的目的是實現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監督。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在
《聯邦黨人文集》中闡述了這壹分權原則的初衷：「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
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所以在設計政府時，首先要使政府能管理被
統治者，但同時也要依靠人民對政府進行必要的控制。政府對被統治
者的管理主要體現在負責憲法及各種法律的實施；人民對政府的制約
則體現在利用手中的選票，定期選舉國家及州公職人員（總統、州長、
聯邦國會及州議會議員），並利用各種手段監督政府及其官員。

再者，1787年憲法的另壹基本原則是不同政府機構間的分權制衡，
即不同政府部門的權力分立、相互制約進而實現權力的平衡。美國的
制憲者們認為，要防止政府濫權和暴政的出現，要保障個人權利，僅
僅限制政府的權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尋求另外的保障。麥迪遜在解釋
憲法確立的分權制衡原則時曾經做過如下精闢的論述：「防止把某些
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
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必要憲法手段和個人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
抗」。制憲者們普遍篤信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認為「權力會腐化，絕
對權力會絕對腐化」。因而在設計政府時必須實行分權，以權力制約
權力。美國憲法所確立的分權制衡原則涉及兩個層面：第壹個層面是
中央政府內部不同機構間的分權與制衡；第二個層面則是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間的分權。

因此，1787年憲法將政府權力分給了三個不同的部門：立法權屬
於國會，行政權屬於總統，司法權屬於各級聯邦法院。為保證三個部
門的獨立與分立，憲法對三個部門主管人的產生辦法及任期做了明確
的規定：合眾國「眾議院由各州人民每兩年選舉產生的眾議員組成」；
「合眾國參議院由每州州議會選舉的兩名參議員組成，任期六年」
（1913年，美國憲法第17條修正案將參議員的產生辦法改由各州人民
選舉）。合眾國總統由各州選舉人（選舉人人數與各州議員數相等）
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產生，任期 4年，總統在任期內的報酬不得增加
或減少。聯邦各級法院的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後任命。而
法官「如行為端正，得繼續任職」，法官的報酬在任職期間不得減少。

儘管憲法的上述規定保證了三個部門的獨立性，但僅僅權力分立
還不夠，還不足以遏制專制與集權，必須有另外的保障——即讓三個
部門之間互相制約與監督，從而促成權力的平衡。因此美國憲法制定
了許多使三個部門互相制約的條款。如立法權屬於國會，但總統有權
批准或否決國會的立法，而國會還可以以2/3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
雖說行政權力屬於總統，但行政機構的設置以及所需要的經費都需經
國會以法律的形式批准，連總統任命的官員以及同外國締結的條約，
也需要國會參議院的批准；雖然司法權屬於各級聯邦法院，但法官須
由總統提名並經過參議院批准，最高法院可以判決國會的法律或總統
的行政命令是否合乎憲法等。

再則，政府分權的第二個層面是美國憲法所確立的聯邦體制，即
在中央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根據美國憲法第10條修正案
的規定：「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
保留，或由人民保留」。這條修正案確立了美國聯邦與州兩級政府的
分權原則：聯邦政府雖擁有憲法「授予的權力」，但是州政府則擁有
「保留權力」。

其中，憲法第1至4條，列舉了中央政府可以行使的權力，主要
有管理對外貿易和州際貿易；制定統壹的歸化法和破產法；設立郵政
局和興建郵政道路；頒發專利權和版權；設立聯邦法院；規定懲罰公
海上的海盜行為和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宣戰，頒發捕獲敵船許可
證，建立陸海軍和徵召民兵；辦理外交和締結條約；接納新州加入聯
邦；確定度量衡；提出憲法修正案等。

儘管憲法並未具體規定州級政府保留的權力，但傳統上屬於州的
權力主要有：管理州內工商業、教育、衛生、交通；建立地方政府，
保護健康、安全和道德；保護生命、財產和維持秩序；批准憲法修正
案；舉行選舉，改變州憲法和州政府；制定刑法、商法、婚姻法等。
另外還有壹些聯邦與州共享的權力：徵稅、借款、為公共目的徵用私
人財產、舉辦公共福利等。

當然，在共享權力領域內發生衝突時，州必須服從聯邦。聯邦制
屬於治理國家的二元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分享國家權力，有助於調
動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的積極性，具有壹定的合理性。

自1787年美國制定憲法至今已近226年，美國社會已發生了天翻
地復的變化。儘管這部憲法也隨著壹系列憲法修正案的通過、最高法
院的司法判決以及實際政治生活中樹立的慣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
是，這部憲法所確立的民主原則，卻壹直保留下來，並被越來越多的
國家借鑒。

正是因為在憲法中確立了憲政民主原則，所以不僅確保權力運作
規範，也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還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不僅確
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還確保人民生活蒸
蒸日上；不僅確保美國健康發展，也確保美國社會繁榮穩定，還促使
美國駛入發展的快車道，以至僅用100多年就超過英國，而成為世界
上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直到現在還稱雄於世，不但經濟總量在全
球穩踞第壹，而且不管是科技，還是軍事；不管是教育，還是文化；
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等，都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另外，1789年8月26日，法國制憲議會通過《人權宣言》，宣布
在權利方面人人生來自由、平等；宣布人身安全、財產所有、反抗壓
迫是天賦的、不可動搖的權利；還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宣布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宣布權利應有保障，分權
必須確立；並規定公民擁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並規定私有財
產不可侵犯，不得剝奪；並規定賦稅按能力平等分攤。

《人權宣言》不但是法國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也為法國注入了
民主的血液，還為法國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因此壹直走在世界
的前列，以至如今國民生產總值排在全球第五位。而處於第三的日本
和第四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后，在美、英等國的扶助下，不
僅痛定思痛，徹底剷除專制，還通過實行民主，並藉助憲政、法治、
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
埋頭勵精圖治，不僅元氣迅速得到恢復，而且，國民經濟壹日千里，
創下經濟史上的奇迹。

總之，隨著憲政民主制度不斷擴展，世界上不斷誕生民主國家，
以至民主不再只是夢想，法治不再只是嚮往，自由不再只是渴望，而
都變為活生生的現實，並形成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不僅波及全球，
還將滲透五大洲。

綜上所述，不管從哪個方面講，憲政民主制度不但是人類在國家
政治領域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民主思想在實踐中產生的結
晶，而其所蘊含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普遍意義，又對保障公民權利與自
由發揮著重要作用。

由於民主制度使國家權力不再高度集中在壹個政治團體身上，不
但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權力機關，還分解到不同的政黨身上，分解
到多數人手裡，而且縱向分解到地方權力機構，分解到地方各個黨派
身上，分解到地方多數人手中，再加上各權力機關完全獨立，彼此職
能迥異，各自能量均等，以至相互制約有力，相互監控有效，還不斷
相互促進，因此，不但迫使權力安份守已，防止權力踏入禁區，促使
權力強國富民，還促使權力強化社會道德，凈化社會空氣，美化社會
環境。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遏制權力
的強制性與排他性，也遏制權力自我膨脹，還遏制權力自我擴展，更
遏制掌握權力的人為壹己私利而濫用權力，從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
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最終不但規範政治行為，也
確保社會和諧安定，更確保國家沿著正確的航道乘風破浪！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成為國家
的基礎，也成為社會的支柱，還成為發展的坦途，不僅成為科學的制
度；也成為百姓的護身符，還讓百姓選任政府；不僅成為促進生產力
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成為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成為人類
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成為普世
價值，也成為世界潮流，還成為政治文明的標杆；不僅可以到處移植，
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不僅
在歐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戶，還在亞洲、非洲安
居樂業，而今遍布壹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二、民主的內涵及其優越性

1、專制的本質

如果說政治制度不但決定人類發展的方向，也決定國家發展的進
程，還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那麼專制既是國家發展的最大障礙，又
是社會最大的隱患，而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動力，也是國家的基礎，
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會的支柱，也是強國富民安邦
的根本，還是最大的生產力；不但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
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迄今為止，政治制度不外乎兩種：壹種是專制，壹種是民主。而
政治運行方式也不外乎兩種：壹種是自上而下，壹種是自下而上。

首先必須明確，專制是統治者獨自掌握政權，僅憑自己的意志獨
斷專行，僅由自己操縱壹切的政治制度，以至於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
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
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
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

因此，在專制國家中，國家權力僅由壹種政治勢力控制，不管是
橫向分立的權力機構，還是縱向分立的權力機構，即使都履行職能，
也起不到制衡作用，頂多只是權力分支部門，因為仍是壹個整體，實
質上並沒有分立，只是形式而已，內容完全相同，以至鑄成政治壟斷，
非但不受制約監督，反而隨心所欲，不斷興風作浪，不斷到處擴張，
不斷禍國殃民！

在專制國家中，公民不能隨自己的意志活動，而且活動空間狹小，
受到許多限制，既無競選的權利，也無選舉的權利；既無議政的權利，
也無督政的權利；既無結社的權利，也無組黨的權利；既無遊行請願
的權利，也無示威抗議的權利；既無發表不同言論的權利，也無公開
反對意見的權利。

在專制國家中，人民非但不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還不享有公民基本權利，反而成為統治的對象，而其權利和自由根本
得不到保障。

在專制國家中，權力自上而下產生，壹方面通過世襲制世代相傳，
不受外在因素影響；壹方面必須通過委任制，只憑個別人好惡授予，
而且只要擁有權力，不受時間限制，以至終身受益。

在專制國家中，不僅新聞媒體被統治者壟斷，公民言論更受統治
者鉗制，以致社會輿論完全被統治者操控，既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又
能把壞的說成好的，不管是非曲直什麼，都由統治者判定。

在專制國家中，政治與其說是統治者的專利，不如說是統治者玩
的遊戲。由於統治者不但凌駕於國家之上，也凌駕於民族之上，更凌
駕於法律之上，既不受制約，又不受監督，因此我行我素，隨心所欲，
肆意妄為，不管造成什麼危害，都不會遭到懲處。

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層，因為政府不僅被統
治階層利用暴力強行霸佔，還協助統治階層進行並維持統治，所以，
與其說政府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不如說是人民的主人，以至不僅
只為統治階層著想，也只為統治階層服務，還只為統治階層造福。

簡括而言，在專制國家中，不僅瀰漫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還取
締壹切反對政府的意見；不僅以領袖為信仰的中心，還嚴懲誠實思想；
不僅曲解歷史，還以專斷代替辯論；不僅統治者控制新聞，還封鎖消
息，使人民陷於文化孤立；不僅統治者控制壹切文學藝術，還禁止罷
工、抗議及勞工運動等等。

總之，由於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
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
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
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因此專制既是國家發展的最大
障礙，又是社會最大的隱患，不僅危害國家，還危害社會；不僅危害
民族，還更貽害人民；不僅貽害家庭，還貽害個人！

對統治者來說，專制勝似天堂，既能隨心所欲，又能為所欲為；
可對人民而言，專制則是枷鎖，不但身心遭到束縛，言行更是深受限
制，而為了掙脫專制的束縛，人民不斷通過拼爭才用民主打破身上的
枷鎖。可見，民主的降生不僅是人民自覺的選擇，也是人民不斷努力
培植出的結果，還是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

簡括而言，由於政治是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
巨大社會力量，從壹開始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基本上隨著社會
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而發展，而社會成員參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
也隨之向前發展，因此，發展到壹定的階段，政治必然從根本上改變
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專制模式，而演化為和平管理衝突，建立秩序，
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

進壹步講，人民之所以造就民主，原因就在於民主是民眾不僅能
自由發表意見，還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
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与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
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
由的壹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
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
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
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
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
保護。

總之，由於民主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人民的需要為
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
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
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
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因此民主既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的支柱；
既是發展的坦途，也是科學的制度；既讓百姓選任政府，也是百姓的
護身符，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
的重要依託，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2、民主的內涵

隨著民主不斷發展，雖然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可是不但本質
相同，連作用也無什麼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
總統制、半總統制，都是代議制，都是和平管理衝突，建立秩序，並
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和過程，而其核心內涵
有三個方面：壹是選舉；二是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
關係的制約化；三是不同意見的合法化。
　　
首先就選舉而言，民主的表現方式是代議制，由於民眾無法直接
掌握和管理政權，而只能選擇民眾中的少數精英代行權利，因此選舉
領導人不僅是民主的核心內涵，也是體現「主權在民原理」的最重要
的環節。而民主選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壹是自由選舉，保障選舉
人的自由意志，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人；二是定期更換領導人；
三是選舉必須是選擇行為，即選舉人在兩個以上候選人中選擇壹個人。
而只有壹個候選人的選舉，只是推舉或是擁戴行為，而不是真正意義
上的選舉。而真正的選舉必須是兩名以上的候選人競爭同壹個職位，
讓選民從中選擇壹名候選人。

其次，就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關係的制約化來
說，從橫向上看，政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機構是獨立機構，
即專門化了的、角色邊界清晰而明確的、互不相屬的結構。從縱向上
看，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構都是相對自主的機構，而不是只聽命于上級
機構的下屬機構。橫向的和縱向的各政治機構之間是相互制約的互動
關係，而不是某壹特定政治機構控制或支配其他政治機構的單向影響
關係。

再則，就不同意見的合法化來講。民主是共同體成員以普遍認同
的程序和規則為依託，和平地解決利益衝突，使得各利益主體追求利
益的積極行為得以持續進行的制度安排和實際行為過程。因此按特定
程序，自由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是民主的根本。同時不同意見的合法化，
是自由、平等的選舉和各政治機構之間縱向的和橫向的制約關係得以
實際運行的根本保障。
　　
除此之外，民主不僅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級形態，也是由諸多因
素構成的複雜而完整的系統。，先從第壹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原理體
系。如人的尊嚴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權在民原理等。
　　
人的尊嚴原理，是指不論性別、地位、貧富，人的自身價值是世
界上最珍貴的價值，而人的尊嚴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終極價值目標，只
有民主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的尊嚴。
　　
平等原理，是指人生而平等，應擁有相等的權利。現實生活中，
每個人能力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不可能享受絕對平等的權力，所
盡的義務也不可能是絕對平等的。但就人的價值而言，人之間應是平
等的，在法律面前應是平等的。

自由原理，是指人自主地支配自己，而不受他人的強制和支配的
狀態。在現實生活中，自由不是絕對的。首先壹個人的自由不能妨礙
他人的自由。其次為每個人都能獲得儘可能多的自由，每個人都必須
讓出壹部分自由給國家，由國家以制度、規則等形式制約人的行為，
以保障更多的人享受更多的自由。

主權在民原理，是指國家權力來之於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因此，由人民授權產生政府，政府必須遵從人民的意願。
　　
再從第二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壹系列的原則體系。如討論原則、
妥協原則、多數原則等。其中，討論原則以異議、意見、反對派的存
在為前提，並以討論的方式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見，求大同存小異，制
定同壹政策的方式和途徑。因此討論不僅是和平地解決分歧和衝突的
方式和途徑，更是公開地交流不同意見，讓公眾了解並參与政策制定
過程的方式和途徑。
　　
妥協原則是指為達成具體的目的，意見相異或對立的各方調整各
自的意見，以達到相對壹致的方式和過程。壹方面妥協是相互了解和
理解對方的意見的過程，而不是各方只顧堅持自己的意見；另壹方面
妥協是各方反省自己的意見，以發現和創造共同點的過程，而不是壹
方盲目地、絕對地順從另壹方，而妥協最終的目的是為制定出更有創
造性的政策。
　　
如果說討論原則是民主的根本原則，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分歧和
衝突的唯壹方式，那麼妥協原則就是討論得以和平地進行所必須的原
則，而多數原則就是將討論引向決策的唯壹方法。

再從第三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其
中，寬容的心態有兩層含義：壹是承認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二是承
認他人的存在。而遵守規則的習慣，是指人的行為比較理智，不輕易
用感情支配行為。要是人類共同體有序化所必需的各種規則，不能自
覺而普遍地得到遵守，那就混亂無序。而如果說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
則的習慣是民主的社會基礎，是身份和習慣上的平等，是壹種生活方
式，是壹種社會狀態和風氣，那麼誰也不否認社會民主作為民主政體
不可缺少的基礎的重要性，也不否認基層的初級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
何方面更有價值。
　　
再從第四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壹系列的制度。而制度主要規定各
政治主體的產生方式、行為方式及其相互之間的穩定的關係模式。其
中，最基本的制度不僅有代議制度，還有政府制度，還有政黨制度，
還有司法制度，還有輿論制度等。
　　
再從第五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壹系列的行為過程。如選舉行為過
程、決策行為過程、參与行為過程等。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只有以具
體而詳盡的程序和規則來規範制度運行的每壹個具體環節和各政治主
體的每壹個具體的行為環節，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現實化。不然，政治
制度將是壹紙空文。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是壹系列的程序和規則。

簡括而言，憲政民主是由多個因素構成的完整系統，不僅各因素
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而且，各因素都不可或缺。

更主要的是，儘管憲政民主的表現方式只是代議制，但不是單壹
的結構，而是壹個多元的複合結構，整個系統因為由多個因素構成，
所以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展開來說，民主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去當家作主，或每個人都享
有同等的政治影響力，而指的是人民通過根據他們的自願同意選舉出
來的代表來幫助他們當家作主，或者說民主並不僅僅要回答「誰是統
治者」，更要回答「用什麼方法來不流血地更換統治者」。現代民主
首先必須確立相應的程序和遊戲規則並做到權力的和平轉移，建立真
正有效的代表機關，能夠對政府進行有效地監督。而代議民主，就是
公民通過其代表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務。在代議
民主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用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的話說，
人民應該是主人，但是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僕人。由於公民
並不親自主事，因此，要有壹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代表及由此產生的
政府進行監督和防範，以免僕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講，
政府公務員不過是為公民服務的公僕。在代議民主中，公民通過選舉
出來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權，而代議制度的核心是由經普選
產生的代表所組成的議會或國會。正是因為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託，
所以他們的作為必須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託。例如，如果政府不經過
代表的同意，就無權對公民徵稅。

其次，民主是各個政黨自由競爭和自由活動的舞台。如取締政黨，
或只是保留執政黨及其附屬，那所帶來的災難，卻遠遠大於多黨競爭，
因此民主離不開多黨自由競爭。壹方面，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於保護
多數，而在於保護少數。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不需要少數人的保護，
而少數人永遠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護。不僅少數派需要通過政黨的形式
積累擴大力量，多數派也需要靠政黨的形式去鞏固自己的力量。另壹
方面，結黨的權利與自由來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結社自由和參
政權。結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結黨自由。在這樣的憲法權利的保護下，
公民可自由地結成政黨來參与政治，參与國家管理。同時，鑒於任何
政黨都只能代表壹些人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張，人們為了有效地
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張和積極參政議政，就必須結成
政黨。政黨政治意味著公民可以在不同的黨派之間進行選擇。如果公
民沒有對執政者的自由選擇權，那就沒有民主。在自由民主下，不同
的政黨及不同政治見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為選民們提供了廣闊的選擇
範圍。在自由民主下，不論多麼強大、多麼得勢的政黨都不可能左右
壹切。在自由民主下，競爭和對立不僅司空見怪，更是常態，只要各
個政黨之間彼此寬容妥協，相互監督制衡，遵循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
參政議政，放棄用暴力的手段解決政治上的分歧，政黨政治也就不會
導致國家分裂和武力的對抗，反而帶來持久的穩定和繁榮。

此外，民主與個人的自由密切相關。由於民主不但依據尊重個人
價值與尊嚴的道德原則，還壹直貫穿自由、平等的原則，更講求個人
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因此最適合自由平等的個人，它既是經過
這樣的個人自願同意之後才建立起來的政體，也是最有利於保障和擴
大公民個人自由的政體。而背離了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所以，
民主常被稱為自由民主。不論民主是基於個人自由的民主，還是要求
全體公民大會集體行使權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義的民主不復存在，
民主也就壽終正寢了。正是自由主義使民主獲得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自由與民主都既能相互結合，又能互相強化。個
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權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區別自由民主與其
他類型民主的根本尺度。應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並
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在價值上，民主必須是以維護人的自由、
權利和尊嚴為最高目標的；在體制上，民主必須是憲政的、法治的、
共和的；而在形式上沒有什麼限制，既可選擇君主立憲制，也可選擇
議會內閣制，還可選擇總統制或半總統制。

再者，公民的根本權利與自由是民主的出發點。民主涉及到公民
自由地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這種權利的運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須
能夠充分保障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競爭
性的選舉，尊重個人和少數派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保障信息的自由傳
播和法治。因此在民主國家裡，不管是民眾，還是反對派，都可充分
地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批評甚至反對的立場，而不必擔心受到肉體和精
神上的報復。

再者，民主制度不但促進經濟發展，也有利於財富的創造，因為
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繫。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民主
是人類追求與踐行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產物，換句話說，自由民主
只存在於自由市場經濟之中。雖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不都實行
自由民主，但沒有經濟上的自由決不會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而有了
經濟上的自由不等於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儘管自由市場經濟為民
主提供了的必要條件，但不能提供全部條件，而其他條件需要人民不
僅要用心培植，更要用血汗澆灌！

再者，儘管民主不僅自身有很多的限制，也有很多事情作不了，
但能夠規範政治行為；儘管民主不能提供英明的決策，不能解決道德
問題，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來決定道德問題上的對錯，但能夠及時糾
正政治上錯誤；儘管民主不是是萬能的，即便成功地確立了民主政治，
其內部也還有諸多的張力和艱難的平衡，但能夠給人類最多的自由、
平等、和人性的尊嚴。
　　
總之，因為人不是天使，所以由人組成的社會也不可能有完全的
自由、完全的平等。儘管民主政治還有許多不足，但不僅是各種政體
中最可取的，也是最優越的，還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其根本作用不
在於它能比其它政治形式更能自誇實現人間天堂，而在於有能力防止
出現人間地獄。　　

3、民主的優越性

民主制度之所以不僅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世界潮流，還成為政
治文明的標杆；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
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不僅在歐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
洲、南美洲落戶，還在亞洲、非洲安居樂業，而今遍布壹百五十多個
國家和地區，原因就在於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
而其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壹是從暴力政治走向協商政治。由於都主張權利與義務關係上的
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統治，因此都注重以協商政治為導向，以至通過
談判、妥協、讓步來獲得政治上的共識和認同。

二是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過去，政治以權力為導向，政治
活動的主要領域幾乎都是圍繞權力而展開，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形成和
發展，權力政治逐步為權利政治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的發
展主要圍繞平衡權力與權利關係展開，而發展到現在演變成以權利為
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權力服從權利，權力保障權利，而且權利制約
權力，權利成為權力的目的。

三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是指權力的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
而制約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兩種。垂直方向制約是中央和地方、
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權力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中央
和上級的權力分別高於地方和下級。水平方向制約是不同職能的權力
機構的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對等的，既無隸屬關係，又無高
低之分，彼此權力完全均等。

四是從無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也是壹個
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僅使動蕩不安、政權不穩的時代
終結，還建立了壹整套保證政治穩定的制度規則和行為規則，從而使
政權的交替、政策的變革等等，都能夠在壹種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從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過去，專制政治的壹個重要特徵
就是垂直的權力關係，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權力的關係實現了分
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協
同治理等，都體現了民主的發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權利，也注重公
民的責任，並強調政府與公民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共同責任和共
同利益。

此外，儘管民主制度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無論哪種民主模式，
都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廣大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
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
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
都完全國家化，以至於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
有效，唯民是從。因此，在民主國家裡，人民不但擁有超越立法者和
政府的最高主權，還享有公民基本權利，更負有參与政治體制的責任，
而其權利和自由也正是通過這壹體制得到保護。

在民主國家裡，每個公民都能隨自己的意志活動，而且活動空間
廣闊，不受多少限制，既擁有競選的權利，也擁有選舉的權利；既擁
有議政的權利，也擁有督政的權利；既擁有結社的權利，也擁有組黨
的權利；既擁有遊行請願的權利，也擁有示威抗議的權利；既擁有發
表不同言論的權利，也擁有公開反對意見的權利。

在民主國家裡，國家權力不僅橫向分解到不同職能的權力機構，
使之彼此均等，各自獨立，形成橫向制約，還分成中央權力和地方權
力，形成縱向制約，從而達到分權制衡，以至於防止權力擴張，防止
權力為所欲為，防止權力為非作歹。

在民主國家裡，權力自下而上產生，壹方面必須通過選舉競爭，
符合多數選舉人的要求方可獲得；壹方面必須通過考試競爭，達到規
定的標準，才能獲取相關職位，而任職都有壹定的時限，到期如未獲
得連任就得離職。

在民主國家裡，政治幾乎就是政黨政治，社會只是各政黨競爭的
舞台。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凌駕
於國家之上，都不能凌駕於民族之上，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儘管
執政黨行使權力，可在野黨的制約和監控不僅讓執政黨謹言慎行，還
讓執政黨難以胡作非為，難以越軌牟利，難以造成危害。如果當權者
濫用職權，或瀆職失職，或違法亂紀，或營私舞弊，或貪污受賄，或
迫害陷害，那麼，不是遭到罷免，就是遭到彈核，而觸犯法律的，還
要遭到嚴懲。

在民主國家裡，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因為政府不僅由人民委
任，還代為人民管理國家，所以與其說政府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
不如說是人民的公僕，以至於不僅為人民著想，也為人民服務，還為
人民造福。

總之，如果說專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的，那麼民主政治
則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礎之上的。在憲政民主國度，國家政府從
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獲得正當的權力。由於民主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
基礎上的，因此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須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
的不同的觀點。另外，在許多大國，因為人數眾多，不可能每個人都
直接到某個場所去表達自己的意願和看法，所以只好委託壹些代表來
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要求，這樣就產生了代表機關。另外由於民主制度
不僅建立在對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碼信任的基礎之上，而且相信人的
理性，故其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通過投票表達的同意。如果不相信人
的基本理性，那就只有靠砍下的人頭來壘砌政權的合法性了。從這種
意義上講，通過投票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不僅使人類政治行為的文
明程度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還徹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蠻政治。

此外，民主政治認為每個人價值尊嚴是平等的，所以，不論貧富
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選票的價值是同等的，因為人與人之間作為
人的資格是同等的，同是社會中的壹份子。另壹方面，由於人與人之
間的參政、議政與施政的能力是不相等的，因此需要把最合適的人以
選舉的方式推舉出來。儘管民主政治是選舉政治，可又不僅僅是選舉
政治，僅僅有定期選舉、競選公平及選舉結果真實是不夠的，因為衡
量選舉的正當性的尺度不是有多少人自願地參加了選舉，而是有多少
人被排除在選舉之外，只要有壹個人僅僅因為政治主張被剝奪了選舉
權和競選權，那其選舉的正當性就要打上問號。

再則，儘管選舉體現民主的壹個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內容；
儘管選舉是按多數票的原則議決的，但是民主政治決不簡單地等同於
「大多數人說了算」；儘管在民主制度下有許多事情都是由多數或大
多數人說來算，如領導人的產生，法案的通過等，但是還有許多事情
是任何人和所有人說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數人同意也不能剝奪少數
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財產。正是選舉使得民主成為每位公民有
權在公共領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選舉產生的民主，才使得社會成
員都可以生活在文明的政治環境中。民主政治不同於任何其它政體的
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務實性，在於它尊重現實，在於它尊重每壹個人的
獨特性，不必為迎合它而來重塑人的靈魂、改造人的本性，而這不但
體現民主的優越性，更體現民主的生命力。

還需要說明的是，民主制度不是單壹的結構，而是壹個多元的復
合結構。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但以憲政為支柱，還以法治為準繩；
不但以人權為核心，還以自由為媒介；不但以平等為紐帶，還以多黨
競爭為樞紐；不但以分權制衡為中樞，還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
為前提，彼此既相輔相成，又不可分割，因此民主是由多個因素構成
的完整的系統，而各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彼此不可或缺。

儘管合成民主制度的每個要素的作用及其優越性各不相同，可是
彼此既相輔相成，又不可分割，既相互聯繫，又相互作用，其中任何
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建設民主制度的過程中，
不僅要避免片面性，還既要重視政治主體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又要
重視組織結構的完善，既要重視各種政治關係的協調，也要注重社會
意識體系的構造和政治意識的創新，並逐步使政治行為規範化，不僅
推動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還使社會文明的建設更加系統和全面，
從而推動政治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儘管各民主政體間存在細微差異，但民主政府有著區別於其他政
府形式的特定原則和運作方式，而其首要職能是保護言論和結社、信
仰自由等基本人權，保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保護公民及其組
織充分參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機會。其次，定期舉行全體
公民參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使選舉不會成為獨裁者或單壹政黨的
門面裝飾，而是爭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

儘管民主體制多種多樣，反映每個國家各自的政治、社會和文化
生活特點，但決定民主體制的是其基本原則，而不是某種特定形式；
儘管民主制度本身也有些缺陷，但比起其他政治制度來說，優點更為
突出，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
小於負面效應。

因此，達爾總結了民主的十大好處：「壹是民主有助於避免獨裁
者暴虐、邪惡的統治；二是民主保證它的公民享有許多的基本權利，
這是非民主制度不會去做、也不能做到的；三是民主較之其他可行的
選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更廣泛的個人自由；四是民主有助於人們維
護自身的根本利益；五是只有民主政府才能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
使他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的
自由；六是只有民主的政府才為履行道德責任提供了最大的機會；七
是較之其他的可能選擇，能夠使人性獲得更充分的發展；八是只有民
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九是現代代議制民主國家彼此
沒有戰事；十是擁有民主政府的國家，總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國家更為
繁榮。」

歷史已經證明，不管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還是公私混合制，
凡是與專制結合，必然導致社會扭曲變形，嚴重阻礙人類發展，而同
民主融合，就連私有制也能促使人類日新月異，促使社會繁榮文明，
促使國家先進發達，促使民族興旺昌盛，促使生活蒸蒸日上！

歷史已經證明，最近幾十年裡，壹個個代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專
制國家的相繼衰亡，壹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的接連夭
折，壹個個推行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持續強盛，就是不可辯
駁的例證，就是發人深省的例證，就是民主救國救民的例證！

歷史已經證明，民主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的支柱，還具
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是促
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不但促進國
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由於民主是民眾不僅能自由發表意見，還能在定期的、
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与國家管
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
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
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
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
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
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
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
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而其主要表現在：壹是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
加以限制；二是實行分權制衡；三是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四是
建立憲法審查制度；五是司法獨立；六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儘管民主還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因為自身具有調節、糾錯的
機制，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儘管民主制度的創建者和參与者，
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惡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會使惡得到
遏制，而使善得到回報；儘管民主制度還有待完善，卻是迄今為止最
優越、最不壞以及最廉潔的社會控制方式，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
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
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
時代潮流，而今不僅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三、民主的核心及發展趨勢

1、民主的核心

自從1688年英國鋪築世界上第壹條民主之路以來，人類發展不
但突飛猛進，而且僅用三百多年，就從農牧經濟跨過工業文明，跳入
知識經濟時代，由此可見，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坦途，也是最大的
生產力，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
的支柱，也是人民的護身符；不但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
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是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

如今，民主制度已經誕生三百多年了，並且在世界上擴展三百多
年了，現已遍布壹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儘管形式不同，但本質上
並無什麼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
統制，都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促
進國家發展，又促進社會文明；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
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
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
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因此，不但成為
普世價值，也成為發展趨勢，還成為時代潮流，以至既波及全球，又
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民主自誕生起之所以不斷取代專制，而不僅在世界上擴展三百多
年，還已遍布壹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原因就在於隨著民主制度的
建立，政治隨之發生翻天復地的變化，不但管理衝突的方式和過程與
專制不同，連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和過程也與專制迥異，而這都
是由國家權力被公共權力取代造成的。

如果說專制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權力，那麼，民主政治的核心則是
公共權力。在專制統治下，政治以國家權力為核心，是藉助國家權力
管理衝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及其過程；而建立民主后，政治
則以公共權力為核心，是藉助公共權力管理衝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
的方式和過程。由於公共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強制力，因此
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衝突，而規約人們的行為必須依賴
人們普遍認同的和必須服從的約束力。而民主政治就是藉助人們普遍
認同和必須服從的公共權力使解決分歧和衝突秩序化，其核心是支配
和服從支配。

誠然，公共權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由政府官員及其相關
部門掌握并行使的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
的權力，可從本源上講，公共權力來源於人民。公共權力的產生是為
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它是為適應社會生活的需
要，滿足社會需求，處理公共事務而衍生的。而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
實際上就是把權力的運行機制應用到經濟、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
進而實現壹定的經濟、社會目標。

可見，公共權力是用於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是公共組織實施自
身職能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共權力是由社會的共同需要而產生的，是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意志的集中表現，所以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的
約束力。其基本目的在於維持、調整或發展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秩序。
公共組織要麼擁有法定的公共權力，要麼擁有由公共權威部門授予的
公共權力。這種公共權力與非公共組織中存在的「私權」有著本質的
區別，從其基本內涵來說，在主體上，公共權力屬於公眾而非某個個
人；從客體上看，公共權力指向的是公共事務；而從功能上看，公共
權力為公共利益服務。

由於公共權力是壹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因此不僅具有權威性、強
制性，還具有普遍性、排他性，而公共權力的這些特性，使公共權力
有著比「私權」更廣泛的約束力、強制力和管轄範圍。

首先，公共權力具有強制性，無論客體是否願意接受，權力主體
都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在客體之上，對客體產生影響和控制；其次，
公共權力具有自我膨脹性，公共權力本身具有擴大自身力量的特性，
會在其運行過程中自我擴展，自我膨脹，而這種膨脹往往會帶來壹些
消極的結果；另外，公共權力具有主體利益性，權力是壹種權力主體
的利益以強制方式實現的手段，權力本身帶有強烈的利益性色彩；再
者，公共權力具有專屬排他性，而其不僅對於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
專有性，還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簡而言之，由於公共權力具有巨大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
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導致掌握
權力的人往往會為壹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此外，公共權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公共權力的目的不是單個
公民權利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共同體中每個公民權利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說最優良的個人的目的也就是最優良的政體的目的，那麼，公共
權力存在的邊界就是依經驗和理性所確立的公民權利可能發生衝突的
領域。因為公共權力的性質是保障公民權利實現的手段，所以，公共
權力只是公民權利的壹種伴隨物。而權力作為權利的產物，它的正當
性來源於權利。公共權力主體本身不是壹個利益主體。權利和權力之
間的關係只是壹種委託關係，壹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其運行只有
依照民主模式方能取得其正當性。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評斷，凡照顧
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
者利益的政體就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的政體的變態。

展開來講，公共權力是人民權力或者人民權利的產物，來自於人
民的讓渡和人民的授權。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 「主權在民」的意思。
主權在民的權既可以解釋為權力的權，也可以解釋為權利的權。而壹
般為了與國家權力區別開來，也常常不把人民擁有的權力稱為權力而
稱為權利。正因為如此，人民的權力或權利高於國家權力。任何國家
權力都必須最終歸結到對人民負責上來，而權力的人民性就決定了權
力必須受到作為人民意志體現的法律的約束。


公共權力總是在壹定地域範圍內存在的，壹個絕對普遍的公共權力是
不存在的；公共權力總是在壹定社會層面上成立的，壹個能調整任何
社會方面的權力根本就不存在，它要受制於社會領域的範圍；不同性
質的公共權力總是有所分別的，不同的權力應由不同的機構行使，權
力和權力之間應當有所區別，不同的權力擁有者擁有不同的權力；不
同機構之間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權力機構和權力機構之間不能混同
其權力。權力的相對性要求對權力予以必要的規制，使其不至於超出
應有的範圍而絕對化，而泛濫，而導致權力的惡性膨脹。絕對的權力
必然導致專制。柏拉圖曾告誡世人：「絕對的權力對行使這種和服從
這種權力的人，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孫及其後裔，都是不好的；這
種企圖無論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滿災難的。」權力的相對性就意味著
必須反對權力的絕對化。

在西方，關於權力的學派主要為韋伯主義和帕森斯主義。韋伯
認為，「權力是某種社會關係中壹個行動者將處於不顧反對而貫徹自
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這種概率所依據的基礎是什麼。」其中，
「不顧反對而貫徹」顯然是權力支配性的結果。作為韋伯權力定義派
生的布勞權力定義認為，權力是「個人或集團通過威懾力量不顧反對，
而把其意志強加于他人的能力」。其中「強加于」也同樣表明了權力
的支配性。帕森斯的權力定義為，「當根據各種義務與集體目標的關
系而使這些義務合法化時，在如果遇到頑抗就理所當然會有靠消極情
境制裁去強制實行（無論這種強制機構可能是什麼）的地方，權力是
壹種保證集體組織系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務的普遍化能力。」
其中「強制實行」也同樣表明了權力的支配性。而有些國家的學者認
為：權力首先就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其次是指職責範圍以內的指
揮或支配力量。權力的支配性首先表現為權力是壹種支配力量，它可
以要求人們做出某種行為。包括允許人們做什麼、要求人們做什麼和
禁止人們做什麼。其次表現為權力具有強制性。任何權力都具有壹定
的強制性。權力都是以相應的服從的存在作為條件的。如果不具有強
制性，權力就無法強迫社會成員服從。權利強制性的實現需要法律，
防止權力強制性的濫用同樣需要法律。權力是具有支配性的。沒有支
配性的權力就失去了權力應有的性質，甚至不成其為權力。權力的支
配性使得權力具有了相對人不得不服從的性質，也使得權力具有濫用
的可能性。權力的支配性是不可缺少的，這種不可或缺的屬性又使對
權力的法律控製成為必須。

不論是什麼學者，在對權力進行定義或者論述時，都無壹例外地肯定權力具有
權威性。權力權威性的來源主要是兩個，壹是權力運作的規則性。無
規則的權力運作只會導致人們的反感、不安，而決不可能給人們和社
會帶來自覺服從與安全穩定。二是權力運作的公開性。公開是權力的
必然屬性與基本要求。沒有公開性，權力就沒有權威性，其特定性就
難以明確，強制性就難以體現，權威性就無從產生。權力的公開性是
權力運行的可預測性必要條件，但權力未必能使自己的公開性得以徹
底貫徹和體現。如果運用法律來規制權力，就可能保證權力的權威性。
法律的權威性、公開性和可預測性與權力的權威性相得益彰。

公共權力是壹種有組織的系統支配
力量。它需要有組織的國家機構來分配、行使。由於權力系統是複雜
的，因而必須運用法律予以專門的調整。

公眾共同組建了政府，而直接行使
政府公共權力的卻只能是部分人，也就是說，政府內公共職位的數量
在漫畫公共權力任何條件下與公眾的總量相比總是有缺口的，即存在
著公共職位公眾所有與部分人代理的矛盾。正是這壹矛盾引發了公共
權力的資源稀缺。

公共權力是有經營性的，公共權力運行的經營性，是指公共
權力可以作為壹種手段由其行使者對權力的接受者進行經營，使其發
生壹定的變化運動，從而實現對所掌握的資源的最優配置。

公共權力來源於公眾，公眾是公
共權力的所有者。在公共權力的運行中，實際上以公眾和權力行使者
之間建立了壹種典型的委託——代理關係。經過壹層又壹層的委託和
代理，就有可能使本來屬於公眾所有的公共權力轉交到了壹部分人甚
至是極少數人手中。

另外，公共權力實質上屬於國家權力，不僅對統治階層內部的爭
端和糾紛具有協調功能，而且對整個社會的爭端和糾紛也具有協調功
能。社會中，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也在壹定程度具有
管理權的性質。於是，國家權力在處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利益矛
盾的同時，還必須調節統治階層內部的利益衝突，由此形成的相關公
共政策和行政行為，同樣可以也需要進行政治倫理學的判斷和考察。
應當指出的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對作為管理權的公共權力的倫理分
析和道德判斷，存在兩種不同的標準：壹是看其對維持政治穩定的價
值；二是看其對增進公眾利益的價值。二者雖然具有壹定的聯繫，如
政治穩定可能有助於公眾利益；但也具有原則區別，如政治穩定可能
無益於公眾利益。

首先，公共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是以國家權力形式表
現出來的公共權力的基本功能之壹。壹方面通過對利益矛盾的調節來
達成政治力量的均衡，另壹方面通過對破壞勢力的限制和打擊來維持
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穩定是統治階層的願望和利益所在，但並不壹
定符合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尤其不壹定對被統治階層有利。因
此，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
從壹開始就具有雙重性：對統治階層利益的維護，可能有益於其他社
會成員的利益，也可能有害於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也就是說，公共
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並不具有絕對的、永恆的道德價值。

其次，公共權力對於公眾利益的促進作用，是任何形式的公共權
力的根本職能。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之所以仍然會被
人們視為公共權力，主要因為它在壹定階段上和壹定程度上仍對公眾
利益具有促進作用。就此而論，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
因其對公眾利益具有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而具備相應的道德價值。可
以認為，它對公眾利益的促進作用越明顯，它所具有的道德價值也就
越顯著。

顯然，在上述兩種場合中的公共權力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
價值，歸根到底仍然在於它對公眾利益的確認和維護。換句話說，即
便是在公共權力異化為國家權力的情形下，公眾利益仍然是公共權力
道德價值的根源，對待公眾利益的態度仍然是檢驗公共權力是否具備
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具備道德價值的標準。

再則，由於權力容易變成野獸，因此掌握權力的人總是藉助權力
的力量，把自己凌駕于權力的作用範圍之上，而對於壹個國家來說，
則表現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當掌權者為了個人利益而操縱權力，而這
種權力又受不到任何限制時，掌權者就會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侵害公
民的權利。儘管公共權力是公民的共同權力，為全體公民共同所有，
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公共權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體公民來共同行使，
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託人）來行使。因為代表（或委託人）有限，
所以公共權力只能為極少數人所掌握，以致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公共
權力就變成極少數人的支配力量，而通過這種強制力量，既可造福大
多數人，也能危害大多數人，而且掌權者可根據自己的意志，給壹部
分人帶來好處，而對另壹部分人造成侵害。

因為人格的誘因和制度上的因素，導致的「公共悖論」和「權力
腐敗」，都損害了公眾的共同利益，不僅引發公眾對公共管理組織和
政府不滿，還動搖了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所以，必須建立與公共
權力相應的民主制度，讓公共權力在運行過程中，壹方面要促進公共
權力充分發揮其功能，為社會高效率、高效益地提供產品和服務，增
進全體成員的利益，另壹方面則要設法制約公共權力的運行，保證公
共權力嚴格地在法定範圍內運行，防止其越軌而損害公眾利益。

總之，由於民主能規制公共權力，不但能把公共權力關進的籠子
里，而且既能給公共權力塗上反腐劑，又能給公共權力戴上緊箍咒，
因此不僅確保公共權力為公眾著想，也為公眾服務，還為公眾造福；
不僅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還確保人民
生活蒸蒸日上；不僅確保國家科學發展，也確保社會和諧繁榮，還確
保民族文明昌盛！

2、民主發展的趨勢

隨著民主不斷發展，雖然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可不但本質相
同，連作用也無什麼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
統制、半總統制，都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發展的坦途，還具有其
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會的支柱，也是強國富民安邦的根本，
還是最大的生產力；不但是科學的制度；也是人民的護身符，還具有
強大的凝聚力；不但對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敗，還能造就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
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而今，民主不僅遍布世界五大洲，也在各種文化傳統中紮下根來，
以至現已植根壹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陸續
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而這足以證明，民主既是普世的價值，也意味著
民主是可以移植的。儘管民主政治的具體制度難以照搬，但是民主的
普遍原理卻是完全相通的，因此，不論是文化差異，還是國情等借口，
都不能成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當然，現行民主體制還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不僅存在選舉的可
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
化的問題，還存在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
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以致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
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
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
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
制度創新，才能緩解分配矛盾，以至於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儘管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民主，但由於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
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
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
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裡，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
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
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
還導致國家失衡。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后，雖然「凱恩斯革命」，
不僅拯救了資本主義，還形成了凱恩斯經濟學，以至既發展為凱恩斯
主義的兩大支派——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又在20世紀五六十
年代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新正統，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
經濟學受到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等的挑戰，而為應對挑戰，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適時興起，應運而生，其政策主張興盛於90年代，
而代表人物多為美國經濟學家。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堅持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不過吸收了理性
預期學派的理性預期的觀點和「預期到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的觀點。
他們認為，在當代市場經濟中不但信息是不對稱的，而且工資和價格
的變動具有粘性，這樣，在短期仍然會出現偏離自然失業率的現象，
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
新凱恩斯主義並不僅僅是堅持傳統凱恩斯主義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張，
他們還特彆強調供給學派從供給方面調節經濟的思路，主張從長期著
手、從供給方面著手來考慮經濟政策。新凱恩斯主義還強調鞏固性的
財政政策，認為財政赤字對經濟是有害的，它會引起投資的減少(基礎
效應)和貿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凱恩斯主義者還研究了壹些新的
現象和機制，如提出了在貨幣政策起作用的機制方面，不應只考慮利
息率，還應該考慮普遍存在的信貸配給機制。新凱恩斯主義同傳統凱
恩斯主義相比，已經發生了壹些重大的變化，他們所主張的宏觀經濟
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慮需求方面，也考慮供給方面；既考慮
長期，又考慮短期；既注重微調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視結構性政
策在長期的效果。

可以說，新凱恩斯主義者繼承了傳統凱恩斯主義者關於國家應該
干預經濟的基本主張，不僅吸收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壹些合理的理論和
政策主張，還在吸取20世紀80年代以來壹些宏觀經濟實踐中經驗教
訓的基礎上，既發展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又使國家干預經濟的政
策體系發展到了壹個新的水平。 　　

而與之相反，哈耶克則倡導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
他早期以研究貨幣和經濟周期理論成名，不僅提出貨幣投資過度理論，
還認為經濟周期的根源在於信貸變動引起的投資變動。銀行信貸的擴
大刺激投資，壹旦銀行停止信貸擴張，經濟就會由於缺乏資本而爆發
危機。與其說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壹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
不如說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更恰當，因此，他把70年代資本
主義滯脹的出現歸罪於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此外，哈耶克壹直
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反對政治專制，認為社會目標是個人
目標的總和，社會目標不能抑制個人目標。而社會主義貶低人的個人
目標，而遵從於社會的目標，限制了利己的動力，計劃經濟中的集中
決策沒有市場經濟中的分散決策靈活，所以社會主義不可能有高效率。
他不但認為社會主義違背人性 ，計劃經濟導致政府極權，是「通向
奴役的道路」，還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的社會改良措施。
因為他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國家學術界有重要影響，所以他在1974年
與瑞典經濟學家繆達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壹生髮表了130
篇文章和25本專著，而涵蓋的範圍從純粹的經濟學到理論心理學，從
政治哲學到法律人類學，從科學哲學到思想史，以至於他的學術貢獻
遠遠超出經濟學範疇。遺憾的是，儘管他是著名的學者，但由於過於
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壹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以致竭力反對國
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

另外，為了化解資本主義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19世紀80年代后
社會民主主義應運而生，而其涵義並不僅僅局限於政治層面，還深入
涉及經濟領域，不但希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還希望建立公平合理
的分配機制。

儘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
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
藉助公有經濟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
還在公平分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象資本主義私有制壹樣造成社
會不公，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裡，還導致社會購買能
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因而，
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以至既危害國家發展，
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儘管馬克思和列寧想通過社會主義解決分配問題，但由於政治上
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
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
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
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講求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
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壹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
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
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結果既導致蘇聯解體，
又導致壹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接連夭折。

儘管中國如今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由於政
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
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
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
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
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但是由於沒有
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
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發展，
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壹味推行專
制而扼殺民主，因此，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
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出於彌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各種缺陷，1990年代初美國前總
統柯林頓首先提出修築第三條道路，並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德國前
總理施羅德、法國前總理若斯潘以及義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等共同開拓，
從而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促使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促使人民生活
蒸蒸日上！

為此，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親自撰寫了《第三條道路：面向新世紀
的新政治》，而其導師時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吉登斯教授也相繼
發表《超越左右》、《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等文章，
試圖對第三條道路進行理論建構，使之成為壹種促進社會發展的新思
潮，成為壹種促進國家建設的新理論，成為壹種新的施政綱領。而其
基本主張壹是淡化意識形態，確立能夠團結各種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
心；二是創造富有活力的現代經濟，解決公平與效益的矛盾；三是重
塑國家政府，重新定位國家，不僅在新的混合經濟中為國家找到合適
的位置，還實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並建立政府與市民社會之間
的合作互動關係，協調政府各機構之間的關係，實現全球範圍的治理；
四是構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會關係，實現權利和義務壹致，在尊重
個人價值的基礎上，倡導建立共同體意識，並協調資本與勞動的關係，
提倡雙方共擔風險、共享利益；五是在外交方面致力於大國和地區合
作，尋求解決全球問題。

不過，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壹，因此對於第三條道路，
不但表述不盡壹致，也沒有形成統壹的模式，還有待于進壹步完善。
因為這些西方發達國家所修築的第三條道路，儘管以民主為基礎，但
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充其量修
築的只是路基，而不是完整標準的第三條道路，只不過是社會民主主
義的延續，並沒有彌補世界上各種現行社會制度的缺陷，以致前幾年
造成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而這不但衝垮美國華爾街三大
投資銀行，還致使美國兩大投資銀行被迫轉為壹般商業銀行；不但席
卷美國金融領域，還波及美國實體經濟；不但在美國泛濫成災，還向
整個世界蔓延，並演變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不僅致使美國遭受重創，
也致使歐盟各國蒙受不少的損失，還致使其他國家遭到不同程度的沖
擊，而這與其說是金融監管缺失造成的，倒不如說是現行社會制度深
層次的弊端衍生的。

對於嚴重遭到衝擊的歐美國家來講，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層面上
注資輸血，只靠改變目前鼓勵風險的金融機構薪酬制度，只靠改進金
融系統的監管，只靠加強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只靠建立「新布雷頓
森林體系」，而不在制度層面上通過創新改進現行社會制度，並廢止
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構建新的社會制
度，那隻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非但不能從根本上革除深層次的弊端，
反而誘發各種社會危機。

對於中國而言，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層面上投入巨資和減稅及降
息等措施來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而不在制度層面上通過全面的
政治改革夯實民主的基礎，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以至於徹底改變現行
發展道路，而通過制度創新構建新的社會制度，那不但錯過趕超發達
國家的機遇，還加大改革開放的各種成本；不但引發各種政治災難，
還導致中國社會畸形發展；不但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還牽制中華
民族的騰飛！

為此，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舉行
的第42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把2012年達沃斯論壇年會的主題高
調確定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這壹主題表明，世界經濟論壇充
分認識到目前全球各領域存在的深層結構性問題，不僅需要改變以往
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更應進行全面深入的變革。

在「大轉型：塑造新模式」主題之下，論壇還設了四個子議題，
分別是：增長與就業模式，領導力和創新模式，可持續發展和資源模
式，社會和技術模式。意在強調在解決複雜的全球、區域和行業問題
時，要考慮各種模式之間的相互關聯。

而今，已進入不惑之年的世界經濟論壇近年來影響力不斷擴大。
每年年初，許多的政治領袖和商界精英都匯聚到這裏，共同設計規劃
世界的未來，所討論的問題已不再單純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擴展到
政治和社會領域。正是這壹定位的變化，使世界經濟論壇在確定年會
主題時，也是與時俱進，將關注點放在與全球發展密切相關的壹些重
大核心問題上。如：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形勢之下，論壇
確定的主題就是：「重構后危機時代的世界」。
　　
2012年的主題「大轉型：塑造新模式」，也是基於對當前世界形
勢的總體分析而做出的。近幾年來，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經濟低迷，
至今仍沒有好的解決辦法。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2全球風險報告》，
列出了未來10年全球將面臨的50項主要風險。而聯合國發布的《2012
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也稱，全球經濟仍面臨嚴峻挑戰。應該
說，這幾年為應對危機，各國政府都做出了相應的努力，可都收效甚
微。而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應對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2012達沃斯
論壇所確定的主題，旨在促使人們從更深層次思考壹些根本性問題。

正是因為此，施瓦布在新聞發布會上對「大轉型：塑造新模式」
這壹主題的專門予以說明：「確定今年的主題，是因為我們處於壹個
深刻變化的時代，迫切需要用新的思維方式來取代舊有的商業思維，
我們需要擺脫單純的危機應急管理，取而代之以新的模式。」他還說，
「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世界」，「試圖用過去的
方式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只會讓我們走進死胡同。」

應該說，施瓦布的觀點不但高屋建瓴，還體現了壹定的前瞻性。
比如他談到，「對我們的未來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
是因為缺乏人才」；老的模式是「資本主義」，新模式應該是「智本
主義」；老的模式是基於硬實力繼而又是軟實力，新模式則基於各種
社會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說，要共同規劃並使決定得到落實。

由於達沃斯論壇被稱為全球經濟的風向標，因此人們期待達沃斯
論壇能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思路和希望。論壇主席施瓦布也表達
了這樣的願望：「大轉型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機會，使我們有可能生
活在壹個繁榮、和平的世界上。我們在年會上想做的就是，重新規劃
建設性的、合作的未來藍圖。」

總之，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弊
端，因此，最近十幾年間，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
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
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
創建壹種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
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
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
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壹，因此，對於新型社會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盡壹致，也沒有形成統壹的模式，還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為壹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
控制方式，儘管以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
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壹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或著憲政
社會主義制度等，儘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是
由於沒擺脫壹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

過去，由於沒有根據國情民意，沒有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沒有根
據歷史發展規律，設計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現行
憲政民主模式，以致沒有繪製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
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藍圖，結果時至今日非但還沒有攻破專制的防線，
促使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
了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了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

因此，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更
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不但要靠血性，也要憑理性，更要講策略；不但
要根據中國國情，也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還要根據歷史發展規律，
來繪製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來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
來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路徑。

由於中國的國情既特殊又複雜，不僅公有經濟規模龐大，至少佔
社會總資產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
企業資產總額高達69萬億元；另據黃孟復2013年說，現在國有資產
總額有100多萬億元，加上金融資產、全國國有資產高達140萬億元；
而據國資委主任張毅2013年12月26日講，2013年1－11月，全國
國資委系統監管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8.1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實
現利潤1.8萬億元，同比增長6.7%；上交稅金2.7萬億元，同比增長
4.4%。其中，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1.8萬億元，同比增長9.5%；
實現利潤1.2萬億元，同比增長7.5%；上交稅金1.8萬億元，同比增
長5.4%。）而且，社會環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專制嚴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個國家現成的民主體制，而必鬚根據中國的特點設計出適
合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解構現行體制和建構新體制並存的過程，
也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必須另闢蹊徑，以至既不同於那些民主發達的
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那些先於中國實現了初期民主化的東歐前社
會主義國家，還不同於那些處於民主轉型的阿拉伯國家，從而創建壹
種新型民主制度，並使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在此，根據人類發展需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
律，借鑒我國民主革命的化身孫中山的政治主張，通過制度創新建構
壹種科學的新型社會民主制度。而這種科學的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不
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
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
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廢
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
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
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
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新凱
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最終不僅符合社會客
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
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
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
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
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以至不僅超越
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公私混合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
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更主要的是，藉此不但建構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也確立適合中
國的轉型目標，還確立適合中國的轉型路徑；不但創建壹種新型民主
制度，也鋪築人類發展的坦途，還夯實中國民主轉型的基礎；不但開
辟中國民主化的捷徑，也打造中國健康發展的路標，還澆築中華民族
騰飛的跑道，以至徹底改變中國的命運，徹底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
徹底改變每個炎黃子孫的命運，最終造福人類，造福中華民族，造福
每個中華兒女！

壹黨專政後患無窮


自古以來，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
災害，相比而言，毛澤東通過壹黨專政造成的政治災害，不管是危害
強度，還是損失程度，還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都不僅無出其右，還
簡直無以復加；不僅讓其他國家相形見絀，更讓歷代皇帝望塵莫及；
不僅造成的危害比歷代皇帝嚴重，連造成的損失也比歷代皇帝慘重，
而造成的負面影響比歷代皇帝更深更廣更遠更大！

更不幸的是，毛澤東通過壹黨專政造成的政治災害所衍生的次生
災害層出不窮，不僅致使中國喪失了壹個又壹個發展機遇，也致使中
華民族失去了壹個又壹個騰飛機會，更致使壹代又壹代炎黃子孫陷入
水深火熱之中，導致壹代又壹代百姓飽嘗壹波接壹波的苦難，飽受壹
回接壹回的屈辱，飽經壹輪接壹輪的摧殘。

竟然直到現在，壹黨專政都讓中國無法掙脫毛澤東的束縛，都讓
中國無法砸開毛澤東壹手打造的鎖鏈，都讓中國無法清除毛澤東思想
的流毒。

壹、壹黨專政下的權力更疊

當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了之後，華國鋒在葉劍英、汪
東興等人的幫助下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
卷清樣的名義，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後又逮捕毛遠
新、謝靜宜、遲群等人，並連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
社等機關。10月7日，華國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壹職，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過後，華國鋒又派遣中央工作組深入四人幫的
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書記馬天水發動民兵叛亂的
陰謀。1976年10月14日，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為此，舉
國沸騰，各地歡慶不已。

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以毛生前留下的題字「妳辦事，我放心」，
作為他執政合法性的證據，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推舉為中央委員會
主席，隨後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百萬群眾，不僅獲得各方讚揚和擁護，
而且從中央到地方，都把他稱作是中國的「英明領袖」，使他的決定
具有不可違背的力量。

由於擁戴毛澤東是華國鋒執政的主要合法性來源，因此，在對待
毛澤東遺體問題上，華國鋒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永遠保留遺體
供後人瞻仰。而在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
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
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支持這壹
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
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
領「抓綱治國」。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生前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
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各個領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而對待四人幫，
華國鋒將其定為「極右派」，避免壹切涉及評價文革的言論。

在「英明領袖」時期，華國鋒和他的副手掀起了對他的個人崇拜，
華國鋒的畫像與毛澤東並列懸挂，並享有同毛澤東壹樣的擁戴。歌頌
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也同《東方紅》壹並播送，壹時間全國把他
視為了「偉大領袖」的化身。在各大媒體上，以「英明領袖」作為他
的代稱，此代稱與「偉大領袖」（毛澤東）不能混用。

打倒四人幫后，面對毛澤東留下的國窮民怨的爛攤子，葉劍英提
議讓資歷深厚而有治國理政經驗的鄧小平復出，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
以穩定局面，華國鋒同意了葉劍英的提議，答應逐步安排。

當時，全國不僅集中批「四人幫」，還連帶批鄧小平。因為鄧小
平是在76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后的不幾天被第三次打倒的，如果這彎子
轉得過快，恐怕讓民眾難以適應。於是，華國鋒費盡心機，打算逐步
恢復鄧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

對此，華國鋒說：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
過程中反覆考慮過，當時提出批鄧反右是正確的。鄧小平的問題是要
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外電也看出了這個動向。如果壹打倒
「四人幫」鄧小平就馬上出來工作，「四人幫」的人會說有人要給鄧
小平翻案。小平不是壹個人，是壹層人。如果急著給小平翻案，會帶
來問題。因為材料之壹還沒有發，問題沒有澄清，壞人會乘機煽動。
這樣會被動的。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
的遺志？

後來，華國鋒又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不是為鄧小平翻
案，是反對「四人幫」搞陰謀、搞篡黨奪權。「四人幫」反對毛主席，
是極右，抓住這些問題進行鬥爭，才是正確的。如果打倒「四人幫」
就馬上提出解決小平的問題，會引起混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
應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頭腦要清醒。還說：小平的問題，
要解決，但不要急。我們這樣解決的辦法，小平自己也會理解的。有
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要講清楚。

對於華國鋒這種「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決辦法，葉劍英也
是贊成的。他曾對壹位老同志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壹點。
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
「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壹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壹個過程，
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工作會議，會上有人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
作，並認為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華
國鋒，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
作部署」，並綿里藏針地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
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
同意了鄧小平的建議。

由於是葉劍英等人提議鄧小平再復出工作的，加上華國鋒對此作
了安排，因此，中共高層以此為基準，逐步為鄧小平打開了政治局的
大門，也打開了鄧小平通往最高權力中心的大門。

1977年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中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
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
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而他的支持者
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於是，鄧小平再壹次站在國家高級領導人的位置上，並於1977年
7月底公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中現身。不久，鄧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
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恢復了日後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高考，使中國的
高等院校得以重新通過統壹考試招收新生。

儘管鄧小平復出后位高權重，但由於華國鋒掌控軍政大權，以致
大政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觀，仍然以階級鬥爭「綱」。而鄧小平極
力反對的「兩個凡是」，雖受到很大的挑戰，但仍是國家的主流思潮。
因為鄧小平威望和實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所以，雖然
鄧小平的理論已不再是右傾翻案的「逆流」，但是在中國的治國大政
當中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

當時，華國鋒壹身兼有黨政軍三大權力，而這是中共高層上前所
未有的集權，他的執政理念主要是沿著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前行，不但
堅持「兩個凡是」，還提出了「抓綱治國」和「大幹快上」等壹系列
主張，積極發展工農生產，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混亂狀況。在政
治上，華國鋒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堅守毛澤東的指示，以毛澤東
生前的指示為綱領，不僅肯定文化大革命，也阻礙黨內對彭德懷以及
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還把批鬥四人幫與評價文化大革命隔離。

在外交上，華國鋒積極發展與紅色高棉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
北朝鮮的關係，繼續敵視蘇聯，延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外交路線，
使中越開始交惡。在經濟上，華國鋒延續了「工業學大慶」與「農業
學大寨」的文革路線，繼續以大寨作為農業發展的模範，擴大投資，
急躁冒進，以致被鄧小平批評為「重複1958年的冒進錯誤」。

儘管華國鋒集權力于壹身，讓鄧小平難施拳腳，但是到了1978年
鄧小平不僅已在高層站穩，還手握實權，因為鄧小平屬於中共的元老
級別的，既有政治基礎、軍事基礎和革命基礎，也有群眾基礎。而華
國鋒從壹個省級幹部到中央當老大，給其他的中央領導思想上造成巨
大的思想反差，以致私底下都排斥他，而都擁護鄧小平。

於是，鄧小平在1978年初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
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
階級的壹部分」，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由於
此舉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壹大政策，因而，在黨內
引發諸多不同聲音，不過，鄧小平及其他的擁護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
華國鋒的默許下不僅平息了黨內分歧，還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不僅通過了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重申四個現代化的
重要性。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始為1958年以來被錯划為右派
的人進行平反。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
讚許，也讓胡耀邦改革者形象得到廣泛傳播。為了幫鄧小平解決他和
華國鋒之間的路線分歧，胡耀邦特意藉助《光明日報》5月11日發表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壹文，意在批評擁護「兩個凡是」的
華國鋒與汪東興。這篇文章在全國被廣泛轉載，為鄧小平上台打好了
輿論基礎。不久，鄧小平那種富有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得到葉劍
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多數人的支持，而致使華國鋒、汪東興
等成為少數。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依照
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次會議確立
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
的影響，還使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從此，中共不再以
階級鬥爭為綱，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被迫拉開改革開放的帷幕。
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
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
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
這次會議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
等鄧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1980年2月召開十壹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恢復中共中央書
記處總書記壹職，由胡耀邦擔任。由於黨政分開，9月在五屆人大三
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接替；此後在10月
的九次政治會議上提出請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11月11日下午，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陳雲講
了三點意見： 第壹點，揪出「四人幫」，是華國鋒對黨的「壹個很
大的貢獻」。那時，華國鋒「是負主要責任的」。但是，揪出「四人
幫」以後，我們黨沒有能夠實現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這樣的局面，使
人「大失所望」。

第二點，「華國鋒同志當主席不適當」。陳雲說：「那壹天我跟
先念同志到國鋒同志那裡去的時候提出，國鋒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
畢生的工作裡頭，加號是多少，減號是多少。加號指的正確的，減號
指的錯誤的。我講了壹句，希望國鋒同志珍惜已有貢獻，就是說，不
要隨便丟掉已經有的這壹點貢獻。」

第三點，「我認為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誰作報告決定下來，
哪個當主席哪個作報告。」

當時，到會的29人都發了言。大家在發言中肯定了華國鋒的功勞，
但是認為，華國鋒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

在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國鋒同志繼
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志是不會贊成的，並代表
書記處讚賞華國鋒的請辭。

在最後壹天的會議上，華國鋒表示歡迎大家對他的批評，提出辭
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要求在六中全會以前，不
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
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
外賓。政治局還表示，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為了使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央政治局決定把
這次會議的內容通知省級常委以上的同志，並由他們向參加黨的若干
歷史問題的四千名高級幹部傳達。並要求：「為了保證全黨全國全軍
的安定團結，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嚴格保密，絕對不得外泄。」

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
個《通報》向全黨通報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所犯的「左」
的錯誤和其他錯誤，還通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中共十壹屆
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
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
長達18個月商議、四千餘人參加、九次大規模修改完善的《關於建國
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確定關於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
會後發布公報中是這麼寫的： 「全會壹致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黨中央
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全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央主要
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的結果是：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
會主席；趙紫陽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華國鋒同志為中央委員會
副主席；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
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習仲勛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總之，在這次全會上，華國鋒正式向中共黨代會提出辭職並經批
准同意，離開了權力中心，僅任具象徵性意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
胡耀邦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可鄧小平卻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
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後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華國鋒落選中央政
治局委員，完全離開中共領導階層，而鄧小平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
顧問委員會主任，從此鄧小平不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也
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


二、壹黨專政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產生變異

其實，早在1978年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實際上就已經
成為中國最高的領導人，不僅開始領導中共中央打左燈向右轉，還象
毛澤東那樣說壹套做壹套，儘管嘴上不斷念刀馬列毛的聖經，可手上
卻舉著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腳卻邁上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

壹方面，他借改革不僅徹底破除兩個「凡是」，還使得馬列主義
和毛澤東思想名存實亡，藉此毀掉馬列毛神的形象；借改革不僅終結
「以階級鬥爭為綱」，而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使治國方針
改頭換面；借改革不僅撤消農村人民公社，放棄吃「大鍋飯」的集體
經濟，恢復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責任制，使生產經營自主權
回到農民手中，從而促使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在公有
制和國營經濟上打開缺口，既促進個體經濟發展，又放開私營經濟的
手腳，因此，既給國民經濟輸入新鮮的血液，又為城鄉經濟開墾廣闊
的沃土。

此外，他借開放逐漸打開國門，不再閉關鎖國，不再只靠自力更
生，而通過優惠政策，廣招外商，博引外資，開辦獨資或合資公司，
因而使國民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實在引進外資同時，更應借鑒發達
國家優越的民主制度，而不該只引資而排斥發達國家先進的價值觀，
也不該在國家公共財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極為短缺的情況下，還不斷
墊付公共財政配套資金用以招商引資，更不該以低人權和犧牲環境與
資源為代價，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讓中國不但成為權貴們的
樂園，也成為國際金融巨鍔和跨國公司淘金的處女地，以致成為世界
的血汗工廠。

另壹方面，儘管鄧小平表面上對政治體制改革有所探討，把民主與法制
建設的大門開啟了壹些，並修訂頒發了1982年憲法，還提出廢除領導
職務終身制，讓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由於堅持以壹黨專
政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以致他採用拙劣的手段不僅嚴酷壓制民主
牆發出的社會呼聲，還把魏京生、徐文立等民運人士投進監獄；不僅
到處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還把總書記胡耀邦罷黜；不僅血腥
鎮壓席捲全國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還把總書記趙紫陽廢黜。總之，
儘管在改革開放的潮流候裹挾下，他把專制的發條鬆動了壹些，但是
當有人試圖解開毛澤東編織的極權韁繩，他不但予以嚴厲打擊，還不
斷給民眾的政治熱情和民主願望潑倒鏹水。

簡括而言，他借改革開放通過解放思想，走出壹片片意識形態的
誤區；通過轉變觀念，拆除壹個個條條框框；通過不斷拓展改革，摸
著壹塊塊石頭過河；通過不斷對外開放，打開壹扇扇國門；通過轉換
機制，開闢壹條條發展彎路；以至促使國家漸漸轉型，促使社會漸漸
轉變，促使人民生活漸漸得到改善。然而，由於他完全繼承中共掛羊
頭賣狗肉的傳統，不僅還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經營壹黨專政，
還強制兜售各種假冒偽劣的政治產品，既強迫百姓購買四項基本原則，
又強迫百姓消費摸著石頭過河；既強迫百姓買下黑貓白貓理論，又強
迫百姓接手壹部分人先富起來；既強迫百姓買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詭辯，又強迫百姓收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借改革開放的
契機，通過政治改革，廢除黨權至上，廢止政治壟斷，廢棄壹黨專政，
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
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
而徹底砸碎專制的鎖鏈，鋪築中國民主之路，結果導致經濟改革和其
它方面改革與政治體制不相適應，以致不但加重延長了社會陣痛，還
不斷追加改革開放的各種成本，更走了許多不該走的彎路，付出了許
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損失了許多不該損失的國有資產。

當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后，因為只顧著埋頭忙於「反和平演變」，
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頓乃至倒退，還致使極左勢力伺機對改革反攻
倒算，不是批改革姓「資」，就是批改革是復辟資本主義，幾乎壓倒
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勢頭。見此，鄧小平毅然決然通過南巡講話，
不但讓改革的車輪重新啟動，還把方向盤掌控在自己的手裡，讓中國
依照他設計的道路行進。

因此，江澤民不僅象鄧小平壹樣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
統，也完全繼承鄧小平的政治衣缽，還充分發揚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
的精神，繼續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經營壹黨專政，繼續強制兜售四項
基本原則，繼續強制兜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打包強制拋售鄧小
平理論，又強制拋售自己炮製的三個代表思想，仍舊沿著專制的歧途，
向右轉到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上，而不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
利益，為了人民利益，積極推動政治改革，反而採用壹切手段，動用
壹切力量，不惜壹切代價，不僅給民主抹黑，還利用各種詭辯竭力為
壹黨專制貼金，而不為「六•四」昭雪；不僅鎮壓法輪功，還利用各
種詭辯竭力為自己辯解，，而不斷扼殺公民權利；不僅縱容政府濫用
權力，還利用各種詭辯竭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斷危害國家利益，
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自從胡錦濤繼任中共的領導核心以來，儘管開始關注民生問題，
關注分配不公問題，關注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可是不但象江澤民壹樣
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統，也完全繼承鄧小平的政治衣缽，
還充分發揚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的精神，不但依然掛著人民民主的招
牌經營壹黨專政，也依然強制兜售四項基本原則；不但依然強制銷售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依然打著馬列主義的左燈，打著毛澤東思想
的左燈，打著社會主義的左燈，打著鄧小平理論的左燈，打著三個代
表思想的左燈，仍舊沿著專制的歧途，向右轉上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
彎路，而不轉到通往公僕的道路，轉到人民當家做主的道路，轉到民
主、憲政、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
治和軍隊國家化鋪築的坦途。

雖然胡錦濤表面上壹再強調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壹心想要構建和諧社
會，竭力化解各種社會危機，口口聲聲要讓人民當家做主，但殊不知
不讓真正百姓當家做主，不讓百姓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權利，不
造就民主，不樹立憲政，不實行法治，不保障人權，不擴展自由，不
落實平等，不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不建立多黨競爭機制，不
構築分權制衡體系，國家無法科學發展，社會無法變得和諧，各種社
會危機無法徹底化解，各種腐敗無法完全消除，道德滑坡無法得到遏
止，公民權利無法得以保障。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依舊是專制國家，由於中共還象過去壹樣，奉行「黨權至上」，不僅把自己凌駕於國家之上，還把自己凌駕於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駕于憲
法之上，致使中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有黨主而無
民主」，從而既導致「黨權」不受任何制約，又導致公民權利缺失，
致使改革開放走了許多不該走的彎路，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
損失了許多不該損失的國有資產！

首先，因為中共奉行「主權在黨」，而不推行「主權在民」，所
以，完全實行黨主制，而所宣稱的「民主」，既是黨賜予的「民主」，
又是黨領導的「民主」，完全是壹種假民主真專制。儘管通過所謂的
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可實際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中國共產黨；儘管通過所謂的憲法明
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可實際上，中
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人大隻不過
是政治擺設；儘管通過所謂的憲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由各級人大授
權並對人大負責，可實際上，各級政府官員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
府只對中共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

其次，中國實行所謂的「多黨合作制」，實際上推行的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而其本質則是壹黨專制。由於8個民主黨
派的預算都由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列編，並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
理，都壹律由中共開支，因此必須聽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其命運完全
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與其說是中共領導下的8個「衛星黨」 ，不如
說是8個政治花瓶，怎麼能起到制約監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由於中共不但世襲獨霸中央權力，還能委任官員掌
控各級地方等權力，因此不論是立法，還是政治權力傳承，還是社會
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
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非但不為人民著想，反而只體現
自己意志；非但不為人民服務，反而僅以自己的需要為立足點；非但
不為人民造福，反而動不動就損害人民利益！

先就立法而言，壹是立法原則強調執政黨的利益高於壹切，而從
根本上無視公民權利；二是在立法過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
法律與政府法規成為壹個個自利的工具。其中最能說明當局立法自利
性的例證是：中國《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竟都成為壹些專門法律
所要刻意剝奪的目標，如《國家安全法》、《示威遊行法》、《社團
管理法》、《出版管理條例》等專門法律，所設條款無壹不在張揚執
政黨權力，而限制剝奪公民權利，尤其是限制剝奪言論自由、集會自
由與結社自由這些用來捍衛其它權利的基本權利，而其目的就是為了
維護執政黨的壟斷性政治地位，以至確保現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
威脅。

再就政治權力傳承來說，權力授受本是壹個國家遴選政治精英的
公開淘汰過程，與官員的素質、才幹及政治道德直接相關，可在中國
政治權力的授受過程向來是不宣之秘，與官員的素質、才幹及政治道
德並沒多少關係，而同官員的血統、裙帶和暗箱操作密切相關。凡有
高幹血統或裙帶關係，不管是高幹的子女，還是高幹的親屬，不僅有
天然的優先繼承權，而且，不是擔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的要職，就
是擔當全國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掛上全國或地方政協委員的頭銜。
而沒有高幹血統或裙帶關係，雖無天然的優先繼承權，卻可通過暗箱
操作攫取權力。由於實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選舉制，以致不管是中央
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充斥買官賣官現象，而買官賣官不僅能
越級買賣、合法買賣，還能公開買賣、批發買賣等。

另就社會分配來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迅猛發展，不
僅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提升，國民的收入也相應有所提高，而相
比之下，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高於大多數國民收入的增長，從而
導致國富民窮，確切地說導致政府越來越富有，導致大多數國民越來
越心理失衡。。

不僅如此，由於改革方針壹直迴避統治階層，因此除了導致政府
越來越富有，還導致改革開放的成果絕大多數都被極少數官僚和富人
佔有，而廣大百姓非但沒有獲得多少改革開放的紅利，反而越來越被
邊緣化，越來越沒有話語權，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換句話說，由於改革政策壹直偏袒統治階層，致使經濟增長不僅
符合黨的利益，也符合極少數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獨不符合絕大
多數百姓的利益，以至於不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等方面，受益
多的並非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百姓，而只是黨和極少數的官僚及商人，
形象地講只有黨和極少數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絕大多數百姓只能喝湯，
而用官方數據概括，當今中國百分之二十的人佔有社會百分之八十的
財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分享社會百分之二十的財富。

總之，由於政府象過去壹樣是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非
但不會承擔社會公共責任，反而將制定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工資政策不
斷向自身政治集團的成員全力傾斜。舉例來講，改革開放以來，在工
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于GDP增長速度的同時，不管是壹般公務員的工
資，還是軍人警察的工資，都不斷出現剛性增長。 尤其是1985年以後，
國家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進行過8次調整及改革，
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職務
工資和基礎工資，每次增幅都不低於15%。如果將非貨幣收入，如住
房及各種單位福利都計算在內，各地公務員收入都遠遠高於當地中等
水平。而且，公職群體還得到社會保障體制全方位復蓋，再加上職務
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穩定等等，公務員成為中國時
下最熱門的職業。而據2008年披露的數據，僅以公務員為主體的財政
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務員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別說幹部群體的待遇。幹部群體不僅
工資與權遞增，不僅享有制度保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不僅享
受高品質的公款消費，還能通過權力尋租獲取灰色收入，不斷滿足私
欲。而高幹群體的待遇更不用說有多豐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許多簡直
富可敵國。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
社科院等部門壹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
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以上的
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幹子女。

相比之下，處於社會底層的龐大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卻增長緩慢，
甚至未增長。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
利如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險幾乎與這壹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如果
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必須面對的社會不公，那麼社會
保障乏力則是中國失業者及其弱勢群體必須面對的生活困境。

如果處於社會底層的龐大勞動者群體，如果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失
業者群體，如果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能夠享有壹定的社會保
障，能夠享有壹定的公有經濟分紅，能夠享有壹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
權利，尤其是能夠享有自由結社、示威遊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
利的權利，那麼這些群體決不至於淪落到這種無助無奈無望的境地。

本來，改革目的之壹是通過各種公共政策對國家資源與利益實行
再分配，而實際上這壹利益再分配過程幾乎都以犧牲社會底層的利益
為代價。尤其是自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政府建立了中央與地方
兩大稅務體系，在稅收徵收上採取了比較徹底的劃分稅種辦法，主要
稅種歸中央，零星稅源歸地方。而政府徵稅機構也是兩套：中央稅務
系統在省市縣設國稅局，負責中央部分的稅收收入及共享稅的收入；
地方政府則設地稅系統，負責地方稅的徵收。這種稅收體系構成了中
央與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來源與不同的資源抽取方式，而各級政府對
資源的過度抽取無不犧牲社會底層的利益。

僅從1995年至2007年來看，中國的GDP總量由58,478.1億元增至
246,619億元，13年間增長了 321.73%，年平均名義增長11.7%；同期
全國財政收入則由8,648.7億元增至59,304億元，13年間增長了585.70%，
年平均名義增長16.0%，財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長幅度比GDP增長幅度高
4.3個百分點。與此相對應的是，全國職工工資增速遠遠低於政府財政
收入的增速，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至2007年，全國職工工資每
年增速均未超過12%。由此可見，國家汲取能力的超強發展已經達到了
反常的程度。

更需要說明的是，政府出於自利性的考慮，打著國家與社會公共
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奪農民的土地與城鎮居民的宅基地。從1979年到
1997年，政府從農村圈走2億7千萬畝土地，將低價買入的土地轉讓后
從中牟取了6——10萬億的財富。因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經濟發展以房
地產業為龍頭，所以地方政府對土地的掠奪更為肆無忌憚，其財政收
入對土地與房地產的依賴率竟高達40%——60%。據2006年9月2日發行
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2001年至2003年，各級地方政府土地轉
讓收入為9100億元，占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國土地
轉讓金高達5894億元，占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47%。2006年壹季度全國
土地轉讓金就達3000億元，全年土地轉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無疑會突
破50%。而對於政府的掠奪行為，許多被掠奪者憤然抗爭，以致引爆壹
個個群體性事件。

由於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不僅與民主潮流相抵牾，更與人權
原則相衝突，以致民眾不再輕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諾，不再期望分享
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再幻想權貴們的先富會給他們帶來共同富裕，而
意識到個人的權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去維護、去捍衛，因
而引發日益高漲的維權運動。儘管維權運動沒有成千上萬人的上街示
威和靜坐請願，但通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與無數個體
政治和經濟訴求，不但守護自身的權利，還討回社會的公道；不但維
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還捍衛自身的政治權益；不但要求基本的人權保
障，還向僵化落後的政治體制發起挑戰！

為了鞏固統治地位，當局不斷強化強制能力，不僅增加軍備開支，
還加強政府部門軟性的強管制能力，即加強用於國內管制的警力與准
警力，其中，用於控制網路言論的有網路警察；用於維護城市秩序的
有「城管」；而用於管制政治言論與行動的有「國保」與「國安」；
用於對付群體性事件的有龐大的防暴警察。僅用於國內的強管制能力
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幣，累計起來很難查到精確數字，但它帶給民
眾的震懾力與恐懼感卻無處不在。據《社會科學報》（2010.5.27）
報道，僅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5140億元，已經接近軍費開支；而2009
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達47.5%，而這麼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行政
成本不但嚴重地擠壓了民生，還嚴重扭曲政府的規範能力和保護能力，
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穩定而不擇手段，使
得維穩與維權形成尖銳的對立。僅城管部門每年造成的暴力傷害致死
事件就不但發生多起，還不斷引起的社會反響。而這些不僅充分說明
政府與民眾的矛盾何等尖銳，更說明壹黨專制與民眾的期望水火不容。

綜上所述，由於壹黨專制不僅強化權力，更弱化權利，因而導致
權力與權利嚴重失衡，結果既致使中國的公民社會壹直不能發育，也
致使新聞媒體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致使來自民間的呼聲因不能傳播
而成不了社會輿論；既致使人民沒有結社的自由，也致使NGO等民間
組織遭到官方限禁；既致使工人、農民等弱勢大眾沒有自己的可以依
靠的組織，也致使百姓不能以組織化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等等。

正是因為壹黨專制，也正是出於維護壹黨專制，所以，改革開放
以來，不管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壹直只求經濟改
革突進，壹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壹直只求其它改革協助，而壹直不
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僅導致政治發展方式畸形，也導致政治發展
機制僵化，以至於不能與經濟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適應，
結果不僅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更致使政府權力不斷產生異化，
進而不僅導致綜合成本不斷遞增，也導致綜合效率壹直低下，還導致
綜合收益不盡人意，以致導致代價不可估量，恐怕遠遠超過成就；導
致損失不可估量，恐怕遠遠超過收穫；導致綜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
遠遠超過綜合收益，最終不但阻礙中國掘起的進程，也導致中國社會
畸形發展，還牽制中華民族的騰飛！


三、壹黨專政導致官本主義變本加厲


更需要說明的是，壹黨專政不僅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不
僅致使改革開放的成本不斷遞增，不僅致使改革開放的效率壹直低下，
還導致官本主義變本加厲。

儘管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已提出「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主張，可是由於中國壹直實行中央集權
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致使統治者既能世襲中央權力，又能委任官員
掌控各級權力，結果不但形成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
意識，更形成崇官、敬官和做官的官本位的價值導向，以致自古以來
不管是政治制度，還是文化精神，還是社會認知，都由官本位主導。

儘管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年來，官本主義已從官方宣傳中退位，而
改用「以民為本」、「以人為本」之類的政治話語，可是並不能置換
流淌在政治肌體里官本思想的血液，而這都是因為改革不觸動現存政
治體製造成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於半個多世紀以來壹黨專政體
制培養了龐大的官僚群體，而這個群體享有與官階級別（如省部級、
廳局級、團處級）相應的等級特權，他們無不以壹黨專製作為自己升
官發財、安身立命的靠山，以致成為當代中國最強大的利益集團。

儘管改革是對存在弊端的原有體制的革命，不僅要革除經濟方面
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還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最終
不僅要革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也要革除不利於生產關係完善的
因素，更要革除阻礙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體制，可當改革觸動
壹黨專制，不僅會遭到官僚群體的強烈反擊，還會不斷給壹黨專制注
射強心劑，使之繼續在極權的軌道上運行。由於改革被官僚群體操控，
因此改革的路徑選擇只會維護這個群體的利益。而改革本來應當改變
這種不合理的權力結構，以調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這種良好的願
望以及種種合理的政策建議，往往遭到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抹殺，以致
改革以來的方案、舉措、政策，不但沒有削弱黨政官僚的特權，反而
擴大與民眾的利益差距。

正因為此，當局非但沒能通過政治改革破除壹黨專制而造就民主，
反而不僅助長壹黨專制，也助長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還助長以
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意識，更助長崇官、敬官和做官
的官本位的價值導向，從而致使各級領導都由上級委任，而非民主選
舉產生，只受上級管制，不受其它約束，結果導致各級幹部動不動就
濫用職權，動不動就以權謀私，動不動就貪污受賄，動不動就買官賣
官，動不動就損害國家利益，損害民族利益，損害人民利益！

可見，壹黨專制既以官本位為核心，又以官本位為依託。雖然官
本位壹詞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
而被廣泛應用，卻高度概括中國從古到今的社會價值取向，而其不管
是歷史內涵，還是現實內涵，都遠比字面意思豐富。

如果說「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壹種貨幣制度，即
是以黃金為單壹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價值，那麼「官本位」則把
是否為官、官職大小當成壹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
地位和價值。具體地說，所謂「官本位」是指國家的社會價值觀是以
「官」來定位的，官大的社會價值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
乾的職業則比照「官」來定位各自的價值。

不管是縱觀歷史，還是橫看現實，「官本位」這壹在特定歷史語
境下形成的術語，不僅涵蓋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也涵
蓋「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還涵蓋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更涵
蓋以是否為官和官職大小評價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所以必然維護和
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必然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必然僅以統治者的
需要為立足點，以致既與人民的意志相背離，又與人民的訴求相對立，
進而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結果不僅導致發展方式畸形，也導
致發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於不僅在政治上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
污染、低效益，還在經濟上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
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攀升；不僅導致社
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僅導致社會道德不斷
滑坡，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社會污水不斷亂流，還導致
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還導致腐敗層出不窮，既席
卷全國，又上下泛濫！

首先，就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而言。作為壹種意識
層面的現象，官本位反映了壹定階層的利益需求。中國人之所以官本
位意識濃厚，原因就在於為「官」就有利，或者能以「官」謀利，為
此往往把從政看成是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想方設法追逐對
公共資源的特權，撈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以致領導幹部面臨抉擇時，
先為自己和子女、親屬著想，為自己的小團體利益著想，而把人民利
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拋在了腦後；有的剛被提拔，就急於要車子、
房子、待遇，以至於「該得到的壹定要得到，不該得到的也想得到」；
有的壹看到社會上有人先富起來，看到自己的同學、戰友或過去的同
事成了老闆、大款，心裏就失衡，就想自己怎麼趕緊富起來。

其次，就官本位是「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來說。 而這主要表現
在兩個方面。壹方面是「唯上是從」。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上下
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的工作關係，而是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
級對下級擁有絕對權力的等級關係。在這種單壹行政化體制下，往往
是「官大嘴大」，惟我獨尊，「壹言堂」，是否對錯的評判標準不是
實踐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員的意見成了判斷正誤、善惡、美醜的唯壹
標準，並且官越大說的話就越正確；而對下級官員說來，壹切只對能
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官員負責。另壹方面是職級的泛化。「官本位」
總是與「級別」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
式。在壹些地方和領域，除了行政職位有級別，很多與「級別」不相
乾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企業有級別，企業領導要對
應行政官銜；演員、教師、醫生、科研人員，要用級別來套；甚至和
尚、老道，也得看他相當於多大官，以至於鬧出「處級方丈」、「局
級住持」這樣讓人笑不出來的笑話。

另外，就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來講。由於為「官」就有權有
勢有利，以致在許多人看來，「做官才有出息、從政才是本事」，有
了官位就能封妻蔭子、光宗耀祖，可謂「壹人得道，雞犬升天」。于
是，「學而優則仕」，是否入仕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壹個
人奮鬥成功與否的標誌；「商而優則仕」，不少商人經商的目的，最
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壹些地方政府也投
其所好，只要納稅多，就可以戴不在編的官帽子。壹些已經當了「官」
的幹部則熱衷於搞自我設計，擺不正個人和組織的關係，把做工作當
作陞官的階梯，或是向組織伸手要官的籌碼。壹些人為了個人的升遷，
急功近利，虛報浮夸，欺上瞞下，不擇手段。總之，許多人都以仕途
為個人事業的選擇導向，壹切服從於官級地位，壹切為了做官和陞官，
把做官、陞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追求，把「陞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
壹途徑。

再者，就以是否為官和官職大小評價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來說。
由於官本位把所有職務職稱、個體身份、地位，都相對應于或摺合成
壹定級別的官階，並以官階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實學、對社會
的實際貢獻來衡量個體的價值，以致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
高」的社會心理。由此造就壹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
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盛行。

再者，由於「官本位」實行中央集權和垂直任命制，因而，不僅
導致機構多、攤子大，更導致官員人滿為患，比如在中國有的地市副
秘書長就有11個，助理達到十幾個，這種吃飯財政既增加官民比，又
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加之採取對口設置機構，中央有什麼機構，省、
縣就有什麼機構，甚至到鄉、鎮都是上下壹般粗，最後導致七站八所，
從建國初鄉公所的七八人，到現在壹個鄉、鎮達到250餘人，而這所
產生的公款消費簡直不可估量。

據陸定壹的兒子陸德坦言：「二○○四年，全國公款吃喝三千七
百億、公款用車四千零八十三億、公款外出旅遊三千億，二○○四年
我們財政收入三萬多億，三分之壹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世界有哪
壹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占整個財
政支出的百分之九點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點壹，法國是百分之六點
五，韓國是百分之五點零六，英國是百分之四點壹九，日本是百分之
二點二八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百分之三十
七，是美國的四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
下去怎麼辦？」（見《炎黃春秋》二○壹壹年第十壹期）雖然他用的
還是二○○四年的數據，可已經夠觸目驚心，而這些年來還不知到了
怎樣驚人的地步！

再者，選官的機制太死。還是少數人在少數人的圈子裡選幹部，
由於是上邊給下邊發烏紗帽，造成在幹部選擇導向上的失誤，讓幹部
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誰給發的烏紗帽就對誰負責；過度追求
短期行為，而沒有長遠打算；以GDP論英難，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
幹部都形式主義，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績工程，取悅領導，等著提
拔，對民生工程不重視，造成壹屆政績幾屆包袱。

再者，權力的設置過於集中。個人專斷，少數人說了算，導致干
部追求部門個人既得利益，著重管制審批，輕視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
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產品，現在的幹部還是都在
研究怎樣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怎麼樣能加深管制和怎麼樣能加重審
批，嚴重惡化了經濟發展環境，是經濟發展不快的壹個主要體制性原
因。在權力設置上沒有實行分權和制衡機制，而是過於集中，少數人
說了算和個人說了算。

再者，管官的機制太虛。官任命后，給了他權力，下壹步就是管
制和監管問題。中國的「官本位」制度導致管官的機制太虛，重授權
而輕監督，重集權而輕分權，最後導致虛監督和軟監督，只有體制內
的監督，而沒有體制外的監督。比如說紀檢委、審計委等都是內部的
監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黨和民眾的監督，新聞監督也有諸多禁區。
這種體制內的監督導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現在腐敗問題難以
根治，原因就在於此。

更主要的是，由於官本位意識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觀念形態上的反
映，並維護和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因此官本位不但阻礙科學發展，
還損害人民利益，更助長貪污腐敗。

壹就官本位阻礙科學發展而言。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
都把當官作為價值追求，幹事不是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
為了自己的「烏紗帽」，在這種思想意識支配下，追求政績難免陷入
誤區。有的重近輕遠，注重多出政績、快出政績，對長遠發展缺乏統
籌謀划；有的重表輕里，習慣於做表面文章，對壹些實質性的問題不
夠重視；有的重顯輕潛，熱衷於干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忽視短時
間內無法顯現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輕人，壹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
很少顧及群眾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有的重局部輕全局，只從局部
利益出發，不從全局考慮問題，甚至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犧牲全局
利益，而這都是官本位意識的具體體現。在這些情況下，上壹屆的
「政績」就會成為後幾屆的包袱，「政績」變成「政疾」，必然會對
發展帶來無窮的後患。

二就官本位損害人民利益來講。官本位的要害，就是對國家的事
業不負責任，對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負責任，只對自己或小團體負責。
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都以陞官的目的，都想隨著自己的社會
地位和權勢的提高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不能正確履行職責
或不履行職責，甚至濫用權力，從而會給社會、群眾和國家帶來極為
嚴重的危害。現實中，壹些黨員幹部當官只為求升遷，為撈取「政績」
不惜損害群眾利益；當官只想做老爺，對群眾的冷暖疾苦漠不關心；
當官只管謀私利，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當官只圖享清
閑，不了解群眾願望，不願做、不敢做、不會做群眾工作等，而這都
是官本位意識在從政行為中的現實表現。

三就官本位助長貪污腐敗來說。官本位作為以官為本、以權為綱、
以仕途為個人事業選擇導向的壹種意識和價值取向，強調的是壹切服
從於官級地位、壹切為了做官和陞官、把做官陞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
追求和評判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而且當官可以享受到壹般群眾難以
企及的特權。正因為官本位有這麼多的功能，所以在壹定社會層面形
成了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著強勁的買方市場，
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盛行。壹些幹部本身不夠資格條件，卻相信「有
錢能使鬼推磨」，花錢買官；有的是想為「仕途」加砝碼，通過買官
走「捷徑」；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會吃虧，加入了買官行列。買官者
雖情況各異，但都是企圖以錢換權，謀取更大的私利。這些人壹旦得
逞，就會反過來以權換錢、「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們為民謀利？

就此展開來講，與其說腐敗是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孕育的，而由私
有制派生的，不如說是由權力衍生的。廣義上講腐敗是行為主體為其
特殊利益而濫用職權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利變異現象，狹義上說泛指
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的權利蛻變現象。簡而言之，
腐敗是指國家公務人員運用公共權力，借職務之便謀取私人利益而損
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

從古到今，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腐敗問
題。可相比而言，中國不管是腐敗廣度，還是腐敗深度；不管是腐敗
形式，還是腐敗內容；不管是腐敗水平，還是腐敗效率，都無出其右，
簡直無以復加，不僅讓其他國家相形見絀，更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儘管從根本意義上來講，人生來都自私自利，凡事趨利避害，以
致為了自身利益會不擇手段，而不斷損害他人利益，但如果沒有權力
這個載體，也就不會滋生腐敗。

由於國家權力不僅對統治階層內部的爭端和糾紛具有協調功能，
而且對整個社會的爭端和糾紛也具有協調功能，而其運行完全取決於
制度。而壹黨專政制度作為壹種主觀產物，必然帶有設計者或實施者
的自利色彩，使得制度設計在形成之初就帶有缺陷，再加上制度設計
滯後於社會需求，而制度變遷卻困難重重，致使制度的漏洞就會大量
湧現，最後伴隨著制度的軟約束下責任感的缺失，理性官員更趨向于
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結果導致制度性腐敗。而所謂制度性腐敗，
就是指現有的由人創造的正式制度而非自然演化而來的非正式制度，
不僅不能對人們相互間的行為起到限制、規範的作用，反而在設計、
變遷和約束的過程中滋生和助長了個人或集體的腐敗動機，因而加強
了個人或集體濫用公共權力牟取私利的腐敗行為。而直接造成制度性
腐敗產生的主要動因，壹是制度缺陷，二是制度漏洞，三是制度的軟
約束，具體表現為利益上的衝突、激勵遭到扭曲、制度變遷困難下腐
敗機會的大量湧現和制度軟約束下腐敗的理性選擇。

展開來說，由於壹黨專政實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選舉制，因此，
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充斥買官賣官現象，而不論
是買官者，還是賣官者，都以牟取私利為目的，所以都不會認真履行
自己的公共職能，反倒伺機不斷買官賣官而為自己牟利。長此以往，
買官賣官不但形成了壹個個利益鏈條，也將各級官員結成了壹個個利
益共同體，還形成了壹股股盤根錯節的政治保護關係。而這種政治保
護具有雙重作用：壹是官員在任時互相保護，二是即將卸任者將受到
自己提拔的繼任者的保護，以確保自己在任時的腐敗行跡不致曝光。
而這種因買官賣官而結成的利益關係相互糾纏，使得所謂清查貪腐異
常困難，因為每壹個貪腐官員的敗露，將牽扯出利益鏈條上的無數利
益相關者。而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關的上級官員也會儘力相保。許
多腐敗行跡敗露者儘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書、鄉長、鄉黨委書
記或者中小國企負責人之類，但無論檢舉者怎樣不辭勞苦地上告，貪
腐者照樣能逍遙法外，因為檢舉者無法撼動那緊緊糾結的利益鏈條。
而不管哪個通過買賣官位獲得權力的官員，從其上任的第壹天起，就
開始盤算如何將買官的費用與官位維持費用撈回來，以致全國各地權
錢交易司空見怪，貪污腐化更是不足為奇，結果導致從下到上，大權
大撈，小權小撈，不撈白不撈！

結果不但導致腐敗惡性循環，也擴大了腐敗的示範效應，以致除
了不斷誘發個體腐敗，還不斷誘發集體腐敗，不但使腐敗集團化，還
使腐敗部門化，還使腐敗市場化，還使腐敗黑幫化。在許多已查處案
件中往往挖出壹個，帶出壹窩。其具體表現形式有以下幾種：（壹）
集體走私，貓鼠聯盟。（二）集體截留，私分公款。（三）集體敲詐，
坐地分贓。（四）集體賣官，權力出租。而腐敗現象的發展與蔓延，
不僅嚴重阻礙國家現代化建設，還嚴重毒化了社會風氣，更嚴重污染
了人們的靈魂。壹方面，人們極為痛恨貪官污吏和壹切腐敗分子，另
壹方面又在潛移默化地被動地接受這樣壹種觀念：「要辦事，就要找
人，找人就要花錢」「只要肯花錢，沒有辦不成的事」。於是「花錢
辦事」已成為當今中國許多百姓的處世信條，甚至連就醫、上學、入
托等壹些百姓本應充分享受的基本的服務，因為職業權力的存在，也
迫使人們不得不用額外地以「花錢」方式才能取得本應享受的服務。
而這既為貪官污吏打下腐敗堅實的社會基礎，又為貪官污吏營造寬鬆
的腐敗環境，以致有人認為「中國的腐敗主要原因是中國老百姓自己
造成的」，而「中國的官場環境是中國民眾的心態造成的」。儘管這
是謬論，但其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含義。當然，花錢辦事
這種現象裡邊也有現實社會的無奈，因為不管是「花錢」者，還是
「辦事」者，關鍵都在於權力。當老百姓的權利得不到保證時，那就
不得不去花錢買保證。而這種病態的社會風氣發展下去，不僅助長了
腐敗分子的私慾和狠心，也破壞了整個社會的信用程度，還毒化了社
會人際關係，長此以往最終將會導致民心背離，社會瓦解，政府崩潰！

過去，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
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如：廣東
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
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
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
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
還有原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壹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
　　
過去，揪出壹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
相傳，議論很久，而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
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壹百個人民大會堂，
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
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壹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常委，也斷然不
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

過去，絕大多數貪官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壹人壹案，
而今腐敗分子逐漸結夥抱團，動輒便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甚至
出現數十人、數百人的貪污集團，不僅規模化了，更集團化了。上壹
世紀末的陳希同壹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說它，進入本世紀后，集
團性的腐敗越演越烈，遍布全國，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敗分子有市委副書記、
常務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官員，還涉及軍隊、政府、
警察、海關等方面人員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買官賣官壹案案發，
綏化市下轄的十個縣市，壹半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將近260多人都
捲入此案。同年，順藤摸瓜，又相繼揪出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以及原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洪彥。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陽市穎上縣原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後任
徐波因貪污腐敗先後落馬，張華琪壹案涉及120人，徐波壹案涉及78人，
先後共有200人紛紛倒台。此前，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幹部中已有兩
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幹部因腐敗落馬。阜陽雖然
是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卻是專出腐敗幹部的高產地。
　　
2005年初，黑龍江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壹案被揭露，再次引
起黑龍江政壇大震蕩。原副省長付曉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廣舉，原
省委秘書長張秋陽及原省檢察長徐發、原省法院院長徐衍東均被免職。
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幹部調整之頻繁，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
先後有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等多個地市，以及交通廳、人事
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領導被撤銷或免去職務，整個黑龍江政壇幾
近癱瘓，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內向黑龍江緊急派出6位省部級領導，
分別擔任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長、省高院院長等職。過後，中央又從
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廳級幹部和5名處級幹部，「空降」黑
龍江，分別進入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
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如此的大改組，大換血，簡直史無前例！

此外，據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2011年6月初公布的
壹份報告披露，僅從90年中期至2008年期間，逃離中國的腐敗分子人
數多達18000，而夾帶私逃的贓款更高達8000千億元人民幣。由於數
目巨大，央行的報告稱這已對中國金融穩定造成了影響。如果涌進美
國華爾街，都會產生動蕩世界經濟的效果。

另據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部2012年1月6日公布，2011年
中國查處的貪污腐敗官員總數達到14萬2893人，超過了2009年的10萬
6626人，為國家挽回了84.4億元經濟損失。中紀委發言人表示，去年
紀檢部門共處分中共縣處級以上幹部4843人，移交司法機關的縣處級
以上幹部777人。另外，全國各級紀檢部門共受到將近135萬件舉報，
初步合適違紀線索15.5萬件。

另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於2012年3月11日，在第十壹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作最高人民檢察院
工作報告披露：2011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
人數同比增加1%，其中貪污賄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
國家工作人員2524人（含廳局級198人、省部級7人）。而查辦利用執
法權、司法權謀取私利、貪贓枉法案件，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行
政執法人員7366人、司法工作人員2395人。會同有關部門追繳贓款贓
物計77.9億元，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631人。

另據中央紀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崔少鵬在2013年1月9日新聞發
布會上通報，2012年，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06822件(次)，
其中檢舉控告類866957件(次)。而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71436件，立案
155144件，結案153704件，處分160718人。通過查辦案件，為國家挽
回經濟損失78.3億元。與2011年相比，2012年紀檢監察機關初步核實
違紀線索件數增長10.6%，立案件數增長12.5%，處分人數增長12.5%，
移送司法機關人數增長38.4%。

顯然，不管是查辦的這些案件，還是查處的這些人數，還是挽回
的這些經濟損失；不管是逃離中國的腐敗分子人數，還是夾帶私逃的
贓款，都只是冰山的壹角，而沒被查辦的腐敗案件，沒被查處的腐敗
官員，沒有挽回的經濟損失，沒被查到的逃離中國的腐敗分子，沒被
查到的夾帶贓款，恐怕多如牛毛，遠遠不止這些，遠遠超過這些數據。

改革開放以來，腐敗之所以層出不窮，社會之所以畸形發展，社
會劇痛之所以不斷蔓延，社會貧富差距之所以不斷擴大，社會道德之
所以不斷滑坡，社會污水之所以不斷亂流，國家之所以不斷大量失血，
國有資產之所以損失慘重，改革成本之所以不斷遞增，開放支出之所
以不斷攀升，改革開放之所以不斷發生變異，與其說是「官本位」衍
生的，不如說完全是壹黨專製造成的。

由於壹黨專制是統治者獨自掌握政權，僅憑自己的意志獨斷獨行，
僅由自己操縱壹切的政治制度，以至於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
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
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
百姓的活動空間，既不受制約，又監控無效，更唯我獨尊，因此必然
導致官本政治，而官本政治必然阻礙科學發展，必然損害人民利益，
必然助長貪污腐敗。

儘管當局不斷採取各種方式遏制官本政治所派生的各種問題，但
在壹黨專制的情況下，權力非但不受有力制約，反而既排斥來自黨外
力量的制約，又排斥來自黨內及其下級組織及黨員的制約；非但不受
有效監督，反而既排斥來自黨外力量的監督，又排斥來自黨內及其下
級組織及黨員的監督；總之非但不受縱橫監管，反而既排斥來自黨外
縱橫監管，又排斥來自黨內縱橫監管，因此，不論採用什麼措施，都
只是治標而不治本，都不會起多大作用。即便給官本政治披上「以民
為本」、「以人為本」的外衣，而被迫應對國民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
也不能掩蓋官本政治的本質，更不能消除官本政治的危害。

儘管中共當局十八大以來，不僅整頓黨風，也遏制公款消費，還
採取上巡查下舉報的策略，以至於迄今既拍了30多萬蒼蠅，又打了以
周永康、徐才厚為代表的60個省部級老虎，但僅以這些來評價反腐敗
成效，那隻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而只有實現從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
轉換，才能從根本上防治腐敗，讓各級官員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既然在壹黨專制的情況下，不管配製什麼藥方，都不能根治腐敗
這壹頑症，而只能任其惡化，任其蔓延，任其每況愈下，那麼，只能
通過制度變革根除制度性腐敗。

綜上所述，隨著改革不斷深化，隨著開放不斷擴大，隨著全球化
浪潮不斷湧入，中國不管是經濟體制，還是科教體制；不管是文化體
制，還是其它方面體制；不管是思想認識，還是價值觀念；不管是社
會需要，還是生活需求；不管是經濟運作模式，還是其它方面運作機
制，都已煥然壹新，而現行的政治體制卻還陳舊僵化，顯然已經不能
與之匹配，已不適合現代化的要求，就象老化的主齒輪，不僅由於磨
損，更因技術含量過低，而不能與新型齒輪嚙合。

可是當局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對此非但視而不見，反而還象過去
那樣依仗強權維護落後而又僵化的壹黨專政體制，不僅讓老化的政治
齒輪繼續運轉，還讓官本主義變本加厲，以致還象過去那樣只求經濟
改革突進，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他改革協助，而不通過全面政
治改革造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
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
衡體系，以從根本上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符合生產關係的要求，
符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結果還象過去那樣不論是立法，
還是政治權力傳承，還是社會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
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非但不為
人民著想，反而只體現自己意志；非但不為人民服務，反而僅以自己
的需要為立足點；非但不為人民造福，反而動不動就損害人民利益！

開闢民主化的道路


從古到今，凡是危害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弊端，其實根本上都是政治弊端。
由於政治方面存在嚴重弊病，不但傳染其他方面，還導致其他壹系列
問題，因此任何問題都能擱置，首先必須解決政治問題。只要政治問
題從根本上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否則不僅嚴重影響其他
問題的處理，還會誘發更多更大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中，如今右腿已踩
在了壹塊石頭上，而左腿還深陷在淤泥之里，以至右腿已踏上了現在，
而左腿還停留在過去，與其說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沒有脫掉壹黨專制
的破鞋，不如說是當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地位，以致形成進退維谷的
局面。如果拔不出深陷過去的那條左腿，那不但嚴重干擾中國發展的
方針，還會嚴重侵害中國社會的細胞；不但嚴重腐蝕中國改革開放的
戰略，還會嚴重阻礙中國民主轉型的進程；不但嚴重削弱中國掘起的
動力，還會嚴重牽制中華民族騰飛的腳步！

壹、衝出民主化的困境

不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旨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生產關
系的完善，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進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
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而最終促使
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如果說改革是對存在弊端的原有體制的革命，不僅要革除經濟方
面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還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那
么開放則是在引進外資同時，不僅借鑒外國優越的民主制度，還借鑒
外國先進的普世價值觀，而最終不僅要解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也要消除不利於生產關係完善的因素，更要廢除阻礙物質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設的體制。

因此，改革開放首先應當挖好溝才放水，也就是先起碼建立基本
的社會保障，再實施改革，以免既引起劇烈的社會陣痛，又加重民眾
的生活負擔和精神包袱，最終不僅應當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還應當
縮小貧富差距而實現共同富裕，更應當將其成果讓民眾共享，可當局
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反而不挖溝就放水，不先起碼推出基本的社會保障
政策，就展開改革措施，以致既引起劇烈的社會陣痛，又加重民眾的
生活負擔和精神包袱，而結果不僅使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還導致
民眾分享不到多少成果。

其次，改革開放應當在引進外資同時，不僅借鑒外國優越的民主
制度，還借鑒外國先進的普世價值觀，可當局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只招
商引資，而排斥外國優秀的政治文化。

更主要的是，改革開放應當廢除壹黨專政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
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
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以至於不僅使政府在
人民的監督下工作，還實現廉潔和廉價政府的目標，而不應當與民主
潮流相抵牾，不應當與人權原則相衝突，不應當使政府駕於人民之上，
不斷過濾民眾的要求，而讓自己為所欲為，不僅濫用權力，鋪張浪費，
貪污腐化，還把人民拋向體制的邊緣，可當局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反
而不斷給壹黨專政注射強心劑，不僅使之朝著民眾所期待的正確方向
逆向而行，還使之繼續在極權的道路上加速行進。

展開來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儘管通過解放思想走出壹片片
意識形態的誤區；通過轉變觀念拆除壹個個條條框框；通過不斷拓展
改革而摸著壹塊塊石頭過河；通過不斷對外開放打開壹扇扇國門；通
過轉換機制開闢壹條條發展彎路；以至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變
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再閉關鎖國，而打開國門，對外逐漸開放；
不再迷戀計劃經濟，而投入市場經濟的懷抱；不再扼殺經濟競爭，而
借鑒國外競爭機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廣泛藉助外資內債；不再
只搞國營集體經濟，而漸漸放開，倡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不但積極
擴展個體私營，還通過優惠政策，廣招外商，博引外資，開辦獨資或
合資公司，並逐步實行股份制，推廣現代企業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種
實現形式等，因此不僅促使國民經濟迅猛發展，也促使綜合國力直線
上升，還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於沒有通過政治改革破
除壹黨專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國家權力集中在壹種政治力量上，導致
權力極度統壹，以至不管是立法，還是行政；不管是司法，還是軍隊；
不管是新聞出版單位，還是國有廠礦企業，從中央到地方，都被壹種
政治勢力操控，以致既無橫向互相制約，又無縱向互相制約。而且各
級領導都由上級委任，而非民主選舉產生，只受上級管制，不受其它
約束，致使各級幹部動不動就濫用職權，動不動就以權謀私，動不動
就貪污受賄，動不動就買官賣官，動不動就損害國家利益，損害民族
利益，損害人民利益！

因此，不但導致各項方針常常失靈，也導致各項政策常常走樣，
還導致各項措施常常變形，進而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結果不
僅導致發展方式畸形，也導致發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於不僅在政治
上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還在經濟上導致高投入、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
支出不斷攀升；不僅導致社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
大；不僅導致社會道德不斷滑坡，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
社會污水不斷亂流，還導致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
還導致腐敗層出不窮，既席捲全國，又上下泛濫！……

顯然，這壹系列問題，並非改革開放直接派生的負面效應，而是
政治改革沒有跟進出擊直接造成的必然後果。

之所以政治改革沒有跟進出擊，原因就在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儘管當局不斷深化經濟改革，不斷擴大科教改革，不斷拓展其他改革，
然而對於政治改革，當局則完全選擇迴避要害，不是空喊口號，就是
把行政改革說成是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導致政治改革難以展開。儘管
大多數百姓都明白，要真正進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須終結壹黨專政，
但是大多數百姓因為怕遭迫害鎮壓，所以都選擇忍氣吞聲，而既不敢
表示不滿，又不敢付諸行動，以至於不是在當局的迷惑下埋頭賺錢，
就是在當局的誘導下設法鉆營。因而在當局與百姓分別作出這種選擇
后，中國的政治改革自然就舉步維艱，結果不但導致中國政治改革陷
入困境而停滯不前，更導致中國民主化陷入困境而難以自拔。

展開來講，由於當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那自
己就成為改革的對象，而只有迴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維持現狀，才能
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對當局來說，不管百姓如何選擇，自己的理性
選擇都是迴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說百姓是現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
有藉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處境，因此都應推動政治改革，可
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是也迴避政治改革。之所以這樣，原因就在於在
當局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而不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如果百姓
還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會遭到當局的鎮壓，以致出於趨利
避害，只好選擇迴避，而不敢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對百姓中
的壹些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來講，他們本應是要求進行真正政治改革
的最有力量的社會群體，可由於壹些人怕遭迫害，而另壹些人被當局
收買，以致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全都沈默，不是迴避政治問題，就是
為當局歌功頌德，為當局塗脂抹粉，為當局搖旗吶喊。而這些比普通
百姓具有影響力的精英們與當局沆瀣壹氣后，政治改革的困境就進壹
步被強化了。此外，儘管壹些有識之士不僅敢於不斷呼籲政治改革，
並強烈要求造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
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
權制衡體系，還為此不是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就是積极參与維權運動，
要麼積極推展公民運動，但是壹方面因為人數有限，而又各自為戰，
過於鬆散而沒凝聚起來；壹方面因為違背國情而壹味照搬西方民主模
式，以致非但沒有喚起民眾衝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況愈下。

總之，如果說中共當局是中國民主化的障礙，那麼民運力量過於
鬆散而沒有形成合力則是中國民主化的瓶頸，而百姓參与民主運動的
人數過少則是中國民主化的短板。由於當局無意展開真正的政治改革，
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鬥士勢單力薄，又沒喚
起百姓，因此不僅導致政治改革的動力嚴重不足，更導致中國民主化
的基礎越來越薄弱。

結果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真正站起來，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
壹路跪拜，就是忍痛爬行；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暢所語言，而還
象過去那樣不是違心說謊，就是裝聾作啞；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
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歌功頌德，
就是忍氣吞聲；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參政議政督政，而還象過去
那樣不是卑躬屈膝，就是任人宰割；更致使中國百姓至今從沒當過家
做過主，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淪為轎夫，就是淪為奴僕囚徒！

與其說這是中國百姓的悲哀，不如說是中國百姓莫大的恥辱。而
恥辱，不僅是聲譽上所受的損害，更會遭受利益上的損失，而不管是
個人蒙受的恥辱，還是國家和民族蒙受的恥辱，都主要是內在因素造
成的，其次才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結果。其實，蒙受恥辱並不可怕，而
可怕的是不積極想方設法消除恥辱的根源，而從根本上洗刷恥辱。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斷遭受恥辱，不但蒙受國家壹次次被掠奪
的恥辱，還蒙受民族壹次次被踐踏的恥辱，更蒙受五千多年被統治者
壓迫的恥辱，而這壹系列的恥辱不僅導致中國百姓聲譽上蒙受莫大的
損害，以致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世界上，都擡不起頭，更導致中
國百姓利益上遭受莫大的損失，以致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
等方面，都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當中國的家，做中國的主，雖是中國百姓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
必須要靠百姓自己爭取捍衛，不能指望別的，只能指望自己！

縱觀世界歷史，不論哪個國家實現民主，都是百姓用血用汗用命
換來的，都是百姓從拼爭中提取的，都是百姓齊心協力爭來的，而不
是盼來的，也不是等來的，更不是誰的恩賜！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實現民主化不外乎通過兩條渠道：壹條
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循序改革，壹條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基於
中國現狀，要想藉助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造就民主，不僅可能性很小，
而且即使利用暴力革命實現權力更疊，也十有八九回到專制的老路上，
因此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呼籲，只能通過理性的社會發難，只能
通過非暴力的社會風潮，不斷衝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制度，齊心
迫使當局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
棄壹黨專政，才能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
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
構築分權制衡體系。

由於百姓不僅是民主轉型的動力，更是民主轉型的著力點，因此
必須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各種資源，疏通各種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
民主認知，還要激發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其
次，讓百姓認識到維持現狀而不推動政治改革，不僅得不償失，也為
虎作倀，還對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積極推動政治改革，鑄就民主制
度，那不僅對自己有益，也對國家有益，還對民族有益。再則，在爭
取國際支持及配合的同時，必須激勵國內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斷齊心
奮爭，必須激勵國內民眾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必須激勵國內百姓踏上
民主化的征程。

尤其是不但要繪製出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的民主藍圖，也要建立
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機制，更要構築能使民眾同當
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從而激起民眾參与
民主運動的勇氣，激活民眾參与民主運動的潛能，激發民眾參与民主
運動積極性，以至於喚起民眾凝聚起來形成合力，匯成壹浪接壹浪的
社會呼聲，合成壹片接壹片的社會發難，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會風潮，
不斷自下而上衝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體制，而迫使當局全面通過
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壹黨專政，進而
通過制度創新，促使國家不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
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
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
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則以公私混合所有製為本，以公有經濟為主，
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
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
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最終不僅構築高
效廉潔而又廉價的新型社會控制體系，還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

當今，世界正處於多極化格局，不僅民主已成主流，而且不管是
政治，還是經濟；不管是科技，還是教育；不管是文化，還是其它方
面，都不斷結出碩果，因而既給中國的民主轉型帶來千載難逢的歷史
機遇，又給中國的民主轉型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不但為中國民主
轉型提供了大量的能源，更為中國民主轉型指明了方向，掃除了障礙，
鋪平了道路。

如果中國百姓還不藉助改革開放牢牢把握住民主轉型的歷史機遇，
齊心迫使當局破除政治壟斷，而全面通過政治改革，把民主、憲政、
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和軍隊國
家化植入中國每片土地，注入中華民族每條血脈，輸入每個中國人的
心裏，從而為中國的發展豎立航標，為中國的掘起提供動力，為中華
民族的騰飛鋪築跑道，那麼自古慘遭專制折磨的中國，自古慘遭極權
壓迫的中華民族，自古慘遭暴政蹂躪的炎黃子孫，不是倒在權貴壟斷
資本主義懷裡茍延殘喘，就是還在壹黨專政的牢籠中苦苦掙扎！

當然，在壹黨專制的情況下，當局出於維護統治，往往不會採取
積極姿態，不會自動放棄領導地位，不會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利益、
人民利益，而主動犧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壹切手段，動用壹切
力量，不惜壹切代價，竭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

所以，指望當局自覺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無異於緣木求魚，而
只有藉助理性、非暴力民主運動才切實可行，也才是最佳的選擇。因
此，除了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各種資源，疏通各種渠道，加強百姓的
民主認知，激活百姓的民主精神，激發百姓的民主鬥志，而促使百姓
團結奮爭，凝聚起來合成壹浪接壹浪的社會呼聲，匯成壹片接壹片的
社會發難，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會風潮，以至於讓民主呼聲響徹中國
大地，讓社會發難遍布中國每片土地，讓社會風潮席捲中國每個角落，
才能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從而衝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
專制，破除政治壟斷，廢除壹黨專政，造就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而民主已經誕生300多年了，也
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並已在150多個國家開花結果，可是中國依
然遭受專制蹂躪，中華民族依然遭受專制壓迫，中國百姓依然遭受專
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國的命運，還是中華民族的命運，還是中國百
姓的命運，都還僅僅取決於壹黨專制，都還僅僅取決於壹個政治集團，
都還僅僅取決於壹個人領導下的幾個人，而不取決於民主，不取決於
多個政黨，更不取決於十三億中國人民！

如今，《世界人權宣言》已經頒布60多年了，而中共當局不僅于
1997年10月27日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還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於2004
年3月通過修憲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使之成為憲法
準則，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以至中國百姓還不能真正
站起來，而只能忍痛爬行；還不能暢所語言，而只能裝聾作啞；還不
能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而只能忍氣吞聲；還不能參政
議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還不能當家做主，而只能當囚徒做轎夫！

如今，中國民主革命已經過去100多年了，中共當政已經60多年了，
歷史已經跨入21世紀了，國家走哪條道路由人民決定不僅已成為世界
共識，還已成為普世價值，然而中國走哪條道路還由壹個人領導下的
壹個政黨決定，而不由十三億中國人民決定，以致中國百姓至今連民
主是什麼滋味都沒體味到。而這不但要追究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
制度，追究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追究中共奉行的政治霸權主義，而百
姓更要追究自己！

英國百姓早在1688年就能通過制度創新，齊心創建世界上第壹個
君主立憲制國家，從而鋪築人類歷史上第壹條民主之路；而美國百姓
早在1781年就能通過制度創新，齊心創立全球第壹個總統制國家，從
而鋪成自己的民主之路；印度百姓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能通過非暴力
不合作運動，齊心建立半總統制國家，從而鋪就自己的民主之路；為
什麼十三億中國百姓，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真總結
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衝出民主化的困境，通過制度
創新齊心砸爛壹黨專政生產的政治鐐銬，而不斷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
呼籲、社會發難、社會風潮，匯成壹浪高過壹浪的民主潮流，徹底沖
毀四項基本原則，進而衝垮壹黨專政制度，最終衝出中國民主之路？！

為什麼十三億炎黃子孫，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
真總結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衝出民主化的困境，而
通過制度創新齊心拆除壹黨專政設置的政治牢籠，不斷通過自下而上
的社會呼籲、社會發難、社會風潮，合成壹次高過壹次的民主聲浪，
震毀四項基本原則，進而震垮壹黨專政制度，最終鋪築中國民主化的
坦途？！

為什麼十三億中華兒女，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
真總結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衝出民主化的困境，而
通過制度創新齊心摧毀壹黨專政修築的政治堡壘，以至合成壹浪接壹
浪的社會呼聲，匯成壹片接壹片的社會發難，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會
風潮，不斷自下而上衝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體制，迫使中共當局
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壹黨專
政，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
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建分權制
衡體系，最終不僅創建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也打造中國健康發展的
路標，還澆築中華民族騰飛的跑道？！


二、創立中國民主制度

如果說民眾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動力，那麼通過民眾自下而上的奮
爭，而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支點，而建構
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槓桿。只有先打造出不僅能
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
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這個槓桿，才能
激發民眾通過自下而上的奮爭，迫使當局全面通過政治改革，而不但
撬開自古壓在中國及民眾身上的專制制度，還造就既適合中國又具有
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由於現行民主還有壹些缺陷，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
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
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
配機制，以致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因此還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
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
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
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
制度創新，才能緩解分配矛盾，以至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
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
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
人手裡，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
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儘管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但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
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
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
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
獨尊；而經濟上雖講求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
可因象政治上壹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
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
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儘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
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藉助公有經濟
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
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裡，
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
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儘管中國如今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於
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
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
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
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推行新凱恩斯主義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可由於沒
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
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結果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
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壹味
推行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
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顯然，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
弊端，因此最近十幾年間，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
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
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
創建壹種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
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
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
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壹，因此，對於新型社會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盡壹致，也沒有形成統壹的模式，還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為壹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
控制方式，儘管以憲政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
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壹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社會
主義制度等，儘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於沒
擺脫壹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而科學的新型社會民主制度，
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
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
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
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
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
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新
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符合社會
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
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
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
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
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
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
主的公私混合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
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過去，由於沒有根據國情民意，沒有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沒有根
據歷史發展規律，設計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現行
憲政民主模式，以致沒有繪製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
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藍圖，結果時至今日非但還沒有攻破專制的防線，
促使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
了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了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

因此，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更
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不但要靠血性，也要憑理性，更要講策略；不但
要根據中國國情，也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還要根據歷史發展規律，
來繪製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來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
來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路徑。

由於中國的國情既特殊又複雜，不僅公有經濟規模龐大，至少佔
社會總資產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
企業資產總額高達69萬億元；另據黃孟復2013年說，現在國有資產
總額有100多萬億元，加上金融資產、全國國有資產高達140萬億元；
而據國資委主任張毅2013年12月26日講，2013年1－11月，全國
國資委系統監管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8.1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實
現利潤1.8萬億元，同比增長6.7%；上交稅金2.7萬億元，同比增長
4.4%。其中，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1.8萬億元，同比增長9.5%；
實現利潤1.2萬億元，同比增長7.5%；上交稅金1.8萬億元，同比增
長5.4%。）而且，社會環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專制嚴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個國家現成的民主體制，而必鬚根據中國的特點設計出適
合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解構現行體制和建構新體制並存的過程，
也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必須另闢蹊徑，以至既不同於那些民主發達的
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那些先於中國實現了初期民主化的東歐前社
會主義國家，還不同於那些處於民主轉型的阿拉伯國家，從而創建壹
種新型民主制度，並使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儘管中國民主轉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是只要根據社會客觀
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描繪出適合中國的民
主轉型藍圖，也確立適合中國的轉型目標，還確定適合中國的的轉型
路徑，就能讓民主植根于中國每個角落，讓民主在中國遍地開花結果，
讓民主造福中華民族！

而今，不管是基於中國現狀，還是從其他方面來看，世界上已經
踐行的民主制度都不僅各有弊端，還不適合中國國情，因此只能通過
制度創新，創建新型民主制度，壹方面在政治上廢除專制，而以民主
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
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
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壹方面在經濟方面既廢除私有制，又廢
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構以公有經濟
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
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
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
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
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通過軍隊國家化，夯實新型民主制度的基
礎，還通過確立多黨制，通過確立聯邦制，通過確立以公有經濟為主
的公私混合所有制，通過確立新獨立監察制，通過確立新五權分立制，
澆築新型民主制度的支柱，以至既繪製出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
又確立適合中國的轉型目標，進而既利於實現中國民主轉型，又根據
國情開闢中國民主化的捷徑，最終既創立適合中國而又具有普世功效
的新型民主制度，又鋪築人類發展的坦途！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僅符合社會客觀要求，
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
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
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
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
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
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
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推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
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
利政策。

確切地說，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於廢除專制
而造就民主，因此既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
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
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
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
監督有效，唯民是從，而不再象壹黨專制那樣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
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
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
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於不但廢止資本主義
私有制，也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
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而實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因
此促使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公有經濟資源，而混同私有經濟
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既有助
于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係的完善；既有助於宏觀
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既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
門路，也有利於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以公有資本為龍頭，藉助股
份制吸納私有資本，不僅帶動各方面投資，還能實現共同增殖；不僅
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帶動內需，還能擴大出口；不僅帶動相
關產業，還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
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確保國家科學發展，確
保社會和諧繁榮！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於廢棄哈耶克倡導的
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壹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
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因此不僅促使政府通過市場
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使之符合國家發展要求，符合社會發
展目標，符合人民生活需要；還促使政府藉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及時
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於通過公有經濟每年
向全民分紅，因此壹方面藉此提高百姓的收入而促進社會消費，壹方
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防止投資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引發
通貨膨脹，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僅有助於政府行為合
理規範，也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更有助於政
府正視自身的不足；不僅有利於社會進步，也有利於國家發展，更有
利於民族前途；不僅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壹致肯定，也能得到世界輿論
的壹致好評，更能得到中國百姓的壹致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