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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付勇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所以当然会经历原始的状况，
需要经历奴隶制的形态，需要经过封建主义的兴亡，即反映出自由资本主义的
不公，又表现出官僚计划经济的衰败；不仅展现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演变，
也反映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还展现人民从奴仆到主人的转换；
并着重表明，人类走过许多漫长坎坷的弯路，以致五千多年来都壹直
发展缓慢，壹直在农牧经济里打转，壹直局限于手工劳作，直到三百
多年前破除专制，而铺筑以宪政（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大道后，人类
发展不但突飞猛進，而且仅用三百多年，就从农牧经济跨过工业文明，
跳入知识经济时代。

仅这壹点就足以证明，宪政（自由）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强大
动力，也是最大的生产力，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为了表述
简洁，也为了便于写作，本书壹概用民主代替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

自从1688年英国铺筑人类第壹条民主之路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相继铺筑自己的民主之路，而时至今日各种民主之路已经遍布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并无什么差异，不论
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半总统制，都既只体现广
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广大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
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
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且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
化，以至于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
是从。

首先，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是民众不仅能够自由发表意见，还
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
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都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
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都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
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都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
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
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都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
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
都不仅是促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
依托，还是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壹是从暴力
政治走向协商政治。由于都主张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依靠
暴力统治，因此都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以至通过谈判、妥协、让
步来获得政治上的共识和认同。

二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过去，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
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权力政治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的发
展主要围绕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展开，而发展到现在演变成以权利为
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而且权利制约
权力，权利成为权力的目的。

三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是指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
而制约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垂直方向制约是中央和地方、
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中央
和上级的权力分别高于地方和下级。水平方向制约是不同职能的权力
机构的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对等的，既无隶属关系，又无高
低之分，彼此权力完全均等。

四是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发展的進程实际上也是壹个
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仅使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
终结，还建立壹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
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壹种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过去，专制政治的壹个重要特征
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
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协
同治理等，都体现了宪政民主的发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
重公民的责任，并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
和共同利益。

总之，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必须遵循宪政民主政治共同的基本
原则，其中，既包括普选原则，又包括多数原则；既包括代议制原则，
又包括分权制衡原则；既包括宪政原则，又包括法治原则；既包括自
由原则，又包括多党竞争原则；既包括地方自治原则，又包括军队国
家化原则；既包括有限权力原则，又包括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
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

正因为此，民主自诞生起便不断取代专制，以至于不但成为国家
的基础，也成为社会的支柱；不但成为发展的坦途，也成为科学的制
度；不但让百姓选任政府，还成为百姓的护身符；以至于不仅成为促
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成为促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
成为人类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至于不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能
化解许多社会矛盾，还能把坏思想改造成好主张；不但对所有人都有
利，也能全面遏制腐败，还能造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能促進
国家科学发展，也促進社会和谐繁荣，还促進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尽管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
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尽管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和参与者，
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恶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
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尽管民主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却是迄今为止
最优越、最不坏以及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
消极影响，不像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
全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
为时代潮流，而今不但已经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由于现行民主还有壹些缺陷，不仅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
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强化的问题，还存在
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分
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因此还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
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
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
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
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质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
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
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
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
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还导致国家失衡。

尽管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
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
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
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
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壹切生产要素，讲求分配公平，
可因象政治上壹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生产要素，还扼杀经
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不仅生产效率低下，
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
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借助公有经济
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还在公平分
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
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
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
但是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
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
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
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然推行新凯
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
可由于没有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
过度集中、沈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结果既阻碍经
济可持续性发展，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
垄断，壹味推行壹党专制而扼杀民主，因此，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
变异，结果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
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
会道德不断滑坡，还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
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
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显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
弊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
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
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
创建壹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
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
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
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壹，因此，对于新型社会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壹致，也没有形成统壹的模式，还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为壹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
控制方式，尽管以宪政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
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壹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社会
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于没
摆脱壹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而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
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
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
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
废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
而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
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
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新
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不仅符合社会
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
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
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
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
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可以超越左翼思想，又可以超越右翼思想，还全面
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
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现行
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
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
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
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
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
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
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
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
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
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
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
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
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
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
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
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
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
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壹
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
争，而迫使当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
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
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
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
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
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
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
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
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
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
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世界民主发展概况


纵观世界历史，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起着主导作用，因此
既是第壹生产力，又具备多方面功能，以至不仅决定人类发展的進程，
也决定社会发展的水平；不仅决定国家的兴亡，也决定民族的前途；
不仅决定生活的质量，也决定个人的命运！

如果说政治是人类共同体借助国家权力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
目标的方式及其过程，那么政治首先与冲突有关。由于人类共同体有
很多人，而人之间意见不壹致，因此发生分歧和冲突；人类共同体要
维持下去，就必须建构规则和秩序。政治就是以武力、说服、妥协等
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法、途径和过程。而
从内容上看，分歧和冲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
的有限性与追求利益的无限性的矛盾运动产生的结果。而政治就是将
利益分歧和冲突限制在壹定范围内并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积极
行为得以持续進行。

更主要的是，政治作为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
巨大社会力量，从壹开始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而国家权力则是统
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由于国家
权力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的强制力，可通过规约人们的行为解决
分歧和冲突，因此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政治都起着主导作用，不但
奠定国家的基础，也浇筑社会的支柱，还铺筑发展的道路。

進壹步说，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
用到经济、社会各种事务的管理中，進而实现壹定的经济、社会目标。
因为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所以无论客体是否愿意接受，权力主体都
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在客体之上，对客体产生影响和控制；其次国家
权力具有自我膨胀性，会在其运行过程中自我扩展，自我膨胀，而这
种膨胀往往会带来壹些消极的结果；另外，国家权力具有主体利益性，
权力是壹种权力主体的利益以强制方式实现的手段，权力本身带有强
烈的利益性色彩；再者，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排他性，不仅对于自身所
具有的力量具有专有性，还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简而言之，由于国家权力是政治主体对壹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
体现在政治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实际政治过程之中具有巨大
的强制性与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胀，又能自我扩展，并通过自身运行
实现主体利益，因此导致掌握权力的人往往会为壹己私利而滥用权力。

壹、民主发展历程及其实践

1、民主发展的历程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造成危害，而根治政治隐患，免除政治灾害，
促使政治强国益民，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断探索。远在史前年代，壹些
有着血缘和婚姻关系的部落，通常指派部落中最老的成员担任领导人。
当部落逐渐扩大后，有些部落采取由各家族的长者共同统治的方式，
而这种过程开始与宗教联姻，可能衍生民主或不民主的制度。对大型
的社会而言，在掌理复杂的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时，尽管民主制度通常
没有中央极权统治有效，然而，早期的政府可能的确存在民主制度，
而易洛魁联盟便是部落民主的例子之壹，可能在书面记载的时代以前
就已存在。

到了古希腊时期，雅典开始通过公民大会不但以抽签的方式选出
政府官员，而且，所有公民都有资格投票决定创立法律、向某个国家
开战，从根本上让权力出自多数公民的意愿，以体现多数公民的意志。
不过，由抽签选出的政府官员并没有最后决定的权力，因为在古雅典
人看来，将决策权力给予政府官员则意味着夺走人民的权力，将会使
国家走向寡头政治。

正因为此，雅典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而又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之壹，
而“民主”壹词（“统治归于人民”）就是雅典人在公元前508年发明
的，借此定义他们的政府制度。后来，上百个希腊城邦都采纳了民主
制度，但他们民主制度的运作情况却没有留下太多资料。其中许多都
是仿效雅典民主的，也有证据显示希俄斯岛在公元前575年便已经拥
有民主制度，甚至还早于雅典。为此，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不同的民主
制度时，曾谈起壹种由人们选举出代议士、而没有直接控制立法和执
政的制度，这可能是最早的代议政制，或可视为最早的代议政体形式。

古罗马共和国诞生后，设立了壹套宪法制度，规定权力由罗马元
老院（公民领导们的集会）所掌握，每年由百人会议选出两位执政官
壹起服务，两位执政官具有对另壹位的裁断的否决权。共和国的创立
并没立刻解决罗马面临的问题，因为新宪法尚有许多瑕疵，同时罗马
四周也强敌环伺。在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壹便是公民领导人家族之
间的血腥仇杀，这些家族的斗争还波及到罗马的平民。在经过数年冲
突后，平民们逼使元老院通过了壹系列的法案（十二铜表法），承认
了平民的壹些权利，并给予平民他们自己的代表—保民官。到公元前
4世纪，平民也拥有担任执政官和其他主要政府官职的权利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家们意识到仅凭选举来控制权力还远远不
够，仅凭选举来掌控权力的归属也远远不够，还需要随时把控权力的
运行。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要构建能够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制度，
不能依靠对人性的道德纯化，而要从外部对掌握权力的人進行足够的
限制与约束。出于天性，所有掌权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滥用权力，因此，
以获取政治权利与自由为现实诉求的百姓，不能把对自身利益的期望
构筑在掌权者的自我或受外力强制的道德自律与完善上，只能把诉求
的途径锁定在制度的安排与设计上。由于权力具有强制性与排他性，
不仅能自我膨胀，也能自我扩展，还能通过自身运行实现主体利益，
因此从性恶论的前提出发，人们对于权力会产生难以抗拒的追求，而
掌握权力的人则会不可避免地为壹己私利而滥用权力。因为防止这种
现象发生的道德教化途径难以取得成效，所以，只能从制度设计上来
進行根治。

正是出于这种人性本恶的假定，思想家们才对人丑恶和自私的壹
面，不但保持高度警惕，还不断努力设计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的体制。

为此，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壹
书中，不仅提到壹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
政机能和审判机能，还提出混合政体学说，借此通过兼顾贫富利益而
使社会保持稳定。过后，波里比阿倡导权力制衡，主张人民大会、元
老院、执政宫三种权力只有互相配合，彼此均衡，才能建立稳固的政
权结构。在这种分权的政权体系里，任何权力活动都要严格遵守制定
好的法律，当权力系统哪壹部分企图独揽大权，就会受到其它权力部
门的抵制。

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中首次
阐发近代意义的分权思想，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权分立。
他主张立法权是国家最高权力，应由民选的议会行使，而行政权与联
盟权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归于国王，同时，提出国王的行动必须受
法律制约。洛克在论证分权制衡的重要性时强调“如果同壹批人同时
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
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
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
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尽管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進步意义，但因为洛克的这种分权主张行政
权与联盟权在实质上具有壹致性，所以实际上是两权分立而不是正式
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并没有司法权的分立。

到了1649年时，英国的利尔本等人借助发表的新版《人民公约》，
首先提出三权分立的设想。在此基础上，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加以
补正，他不仅对洛克和利尔本等人思想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進，也明
确提出防止专制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权，还首次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思想。
孟德斯鸠主张立法权属于代议机关，行政权归国王，而司法权属于独
立的审判法院，三种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他在《论法的精神》中
论述法和政体以及自由的关系时，强调了专制政体与法律的水火不容，
认为壹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
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认为如果国家的权力全部或部分
地集中在同壹个人或同壹个机关的手里，那么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
因此，他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
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
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
由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对权力的划分更加明确和科学，因此，不仅
推动分权制衡理论日益趋向完备，还相继被许多国家采用，并以不同
的形式得以体现。 　　

18世纪，法国的卢梭开创人民主权思想，推崇构建民主共和国，
提倡壹切权力属于人民，最高权力机关必须集中人民的意志，有权监
督政和任命、撤换国家首脑。

后来，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在将
分权制衡的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展了这壹理论，为制衡思想的
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第壹，联邦派以英国的政治现实为观察，提出
要防止民选的议会权力过大。在民主体制下，立法部门权力过大是最
危险的，防止议会专权，就能有效遏止多数人的暴政，维护少数人的
合法权利；第二，联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权力的膨胀，控制总统的权
力，以防范独裁专制。更主要的是，他们不但把“三权分立以制衡”
的政治思想变成了政治现实，还扩充分权制衡理论，宣扬国家权力除
了横向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外，还务须纵向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
以使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相互监控，相互促進。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先生，他不仅
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借鉴分权制衡学说，根据国情民意，根据
社会的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既创建了“权能分立”的政治
学说，又创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借此不但把国家权力分为
“人民权”和“政府权”，前者为“政权”，后者为“治权”，还明
确阐述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即所谓“政权”）；
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检察五种权力（即所谓“治权”），
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進。人民利用
“政权”管理政府（即人民应有“权”），而政府运用“治权”管理
社会（即政府应有“能”），两者相互作用，维护国家安定。其中，
着重强调人民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社会对权力机关的制约。这壹政治
思想不但扩展了西方的民主理论，还使民主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他
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至此，民主不仅通过选举从根本上掌控权力的归属，还通过分权
制衡随时把控权力的运行，因而形成当今宪政民主制度，以至于不但
成为时代潮流，还成为普世价值，迅速波及全球。

如果说普世价值从哲学和社会学上意义上讲是指壹些数量有限的，
而所有人都应认同的观念的集合，那么，从壹般意义上讲，普世价值
则是人类创造的、经过沈淀扬弃而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
于社会的、最好的共同价值，而其本质、意义和重要性不仅超越意识
形态和观念斗争，还放之四海而皆准，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国
家、民族。由于普世价值是人类千锤百炼创造出来的，经过沈淀扬弃
而升华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不但放之四
海而皆准，而且人们还务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因此不能
随心所欲地挑挑拣拣。而宪政民主这种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社会随着
自身的发展，历经千锤百炼创造出来的，不仅经过沈淀扬弃而升华为
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也超越意识形态和观
念斗争，还放之四海而皆准，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国家、民族。

总之，宪政民主的诞生与其背后对人性的正确看法和对待是分不
开的，由于无论什么人，都不是天使，都具有多面性，正如权力具有
双重效应，既可行善又能施恶，因此，任何人都要接受管理。如果说
专制把统治者奉为至善的神明，那么宪政民主则把政治家“假设”为
无赖。只有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并加以防范，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权
者真的沦为无赖。相反，如果断定掌权者人性高尚，而在制度上不加
设防，那早晚要把掌权者宠成无赖。因此，为了政治家和掌权者自身
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为了国家的发展，必须把政治家和掌权者
假设为无赖。因为无赖假定导致对掌权者的不信任，所以，就不能让
他们大权独揽，而必须从制度上对其手中的权力严加制衡。

此外，宪政民主之所以会诞生，原因还在于人类社会需要建立壹
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而这不但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壹个重要标志，也是壹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唯壹的途径。
在此之前，尽管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
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
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而民主的出
现不仅彻底改变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还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
于和平、理性，这样既实现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又使文明在人的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

再则，民主不但认可并奉行政治多元主义，还允许不同的意识形
态、政治哲学、政治运动和政治党派的存在。自由主义对政治多元主
义的接受来自其主张“宽容”的价值观。民主政治是经济自由、政治
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壹体的社会制度的壹部分，它不能脱离其他两
者而独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竞争也是宪政民主的根本特征
之壹。另外，宪政民主不仅意味着程序民主，也是壹种做出决策的制
度安排，而不是单纯地规定主权的归属，而这种程序的安排可以确保
政权实行和平及定期的交接。

更主要的是，由于民主的壹个重要功能就是规定政府的主要职能
和权限，因此不仅设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还规定必须
是分立的。而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
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壹个部门无权撤销
另壹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壹个部门去行使。只有
这样，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壹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
才能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

随着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民主成为民众既能够自由发表意见，又
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
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则和
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
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到职能
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
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
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不仅是促
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
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上所述，民主从萌芽到成熟，并最终付诸实践，而成为现代国
家的重要制度设计，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其间许多思想
家都对其進行了有益的补充和修正，以至于推动这壹制度不断发展，
因而不但造就现代民主制度，还为人类政治体制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2、民主实践的效应

尽管民主制度由来已久，不仅经过许多思想家反复的论证和求索，
还不断被壹些政治家付诸实践，但是作为宪政民主制度被运用则始于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而其理论及其在制度设计上的实践，不
管是对限制政府权力，还是对规范政府行为；不管是对保障人民权利，
还是对推進宪政法治；不管是对政治现代化，还是对国家的健康发展，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688年，英国百姓历经50年的奋争，通过“光荣革命”不但创
立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宪政民主政体，也创建了世界上第壹个君主立
宪制国家，还铺成了全球第壹条宪政民主之路，因此，不仅驶上发展
的高速公路，还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以至不仅率先進行工业革命，还
很快变成世界工厂，進而不仅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殖民帝国，也成为日
不落的头号强国，还成为繁荣发达的超级大国；因而不仅垄断全球经
济，也横行世界各地，还称霸两个世纪。

1776年7月4日，美国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杰弗逊用心亲手起
草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经过百姓五年的艰苦
奋战，创建了世界上第壹个实行总统制的国家。

《独立宣言》从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学说出发，宣布人人生来
平等，享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转让的权利；同时指明政府
权力来自民众，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益，人民有权改变政府，必要时
使用武力废旧立新。

从成立起，美国就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尤其是拥有了1789
年正式生效的美国宪法以后，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但对于防止权力滥用，
不但对于规范政府行为，不但对于推進宪政法治，不但对于保障公民
权利与自由方面，不但对于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更在促進国家
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实，美国宪法是1787年由制宪会议制定并通过，并于次年6月
为9个州批准而生效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
1787年宪法。1787年宪法是现代国家第壹部成文宪法，也是最为稳定
的壹部宪法，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的根本大法。这部宪法在世界宪政
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壹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政治体制的
宪政民主原则，从而使美国成为第壹个实践宪政民主的总统制国家。

首先，1787年宪法最基本的原则是“主权在民”和“限权政府”
原则。所谓“主权在民”，即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而政府
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美国宪法序言明确表达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提供共同防务，促進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其次，同“主权在民”原则紧密联系在壹起的是“限权政府”原
则，而这壹原则意味着政府权力要受到授权者即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
限制。根据宪法成立的美国各级政府，其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
限制的，只能行使人民根据宪法授予它的权力，不得行使宪法禁止它
行使的权力。1787年宪法的第壹条第8款列举了允许联邦政府行使的
权力，而在其他条款中则规定了禁止联邦政府行使的权力；在《权力
法案》中则明确规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民权利。

此外，限权政府原则体现的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分权，即政府和
人民分别行使或享受宪法授予或保留的权力。这种分权的目的是实现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在
《联邦党人文集》中阐述了这壹分权原则的初衷：“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
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所以在设计政府时，首先要使政府能管理被
统治者，但同时也要依靠人民对政府進行必要的控制。政府对被统治
者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负责宪法及各种法律的实施；人民对政府的制约
则体现在利用手中的选票，定期选举国家及州公职人员（总统、州长、
联邦国会及州议会议员），并利用各种手段监督政府及其官员。

再者，1787年宪法的另壹基本原则是不同政府机构间的分权制衡，
即不同政府部门的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進而实现权力的平衡。美国的
制宪者们认为，要防止政府滥权和暴政的出现，要保障个人权利，仅
仅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寻求另外的保障。麦迪逊在解释
宪法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时曾经做过如下精辟的论述：“防止把某些
权力逐渐集中于同壹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
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宪法手段和个人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
抗”。制宪者们普遍笃信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认为“权力会腐化，绝
对权力会绝对腐化”。因而在设计政府时必须实行分权，以权力制约
权力。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涉及两个层面：第壹个层面是
中央政府内部不同机构间的分权与制衡；第二个层面则是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间的分权。

因此，1787年宪法将政府权力分给了三个不同的部门：立法权属
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为保证三个部
门的独立与分立，宪法对三个部门主管人的产生办法及任期做了明确
的规定：合众国“众议院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
“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州议会选举的两名参议员组成，任期六年”
（1913年，美国宪法第17条修正案将参议员的产生办法改由各州人民
选举）。合众国总统由各州选举人（选举人人数与各州议员数相等）
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产生，任期 4年，总统在任期内的报酬不得增加
或减少。联邦各级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而
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法官的报酬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尽管宪法的上述规定保证了三个部门的独立性，但仅仅权力分立
还不够，还不足以遏制专制与集权，必须有另外的保障——即让三个
部门之间互相制约与监督，从而促成权力的平衡。因此美国宪法制定
了许多使三个部门互相制约的条款。如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有权
批准或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还可以以2/3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
虽说行政权力属于总统，但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所需要的经费都需经
国会以法律的形式批准，连总统任命的官员以及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也需要国会参议院的批准；虽然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但法官须
由总统提名并经过参议院批准，最高法院可以判决国会的法律或总统
的行政命令是否合乎宪法等。

再则，政府分权的第二个层面是美国宪法所确立的联邦体制，即
在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
的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
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条修正案确立了美国联邦与州两级政府的
分权原则：联邦政府虽拥有宪法“授予的权力”，但是州政府则拥有
“保留权力”。

其中，宪法第1至4条，列举了中央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主要
有管理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制定统壹的归化法和破产法；设立邮政
局和兴建邮政道路；颁发专利权和版权；设立联邦法院；规定惩罚公
海上的海盗行为和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宣战，颁发捕获敌船许可
证，建立陆海军和征召民兵；办理外交和缔结条约；接纳新州加入联
邦；确定度量衡；提出宪法修正案等。

尽管宪法并未具体规定州级政府保留的权力，但传统上属于州的
权力主要有：管理州内工商业、教育、卫生、交通；建立地方政府，
保护健康、安全和道德；保护生命、财产和维持秩序；批准宪法修正
案；举行选举，改变州宪法和州政府；制定刑法、商法、婚姻法等。
另外还有壹些联邦与州共享的权力：征税、借款、为公共目的征用私
人财产、举办公共福利等。

当然，在共享权力领域内发生冲突时，州必须服从联邦。联邦制
属于治理国家的二元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享国家权力，有助于调
动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具有壹定的合理性。

自1787年美国制定宪法至今已近226年，美国社会已发生了天翻
地复的变化。尽管这部宪法也随着壹系列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最高法
院的司法判决以及实际政治生活中树立的惯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是，这部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却壹直保留下来，并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借鉴。

正是因为在宪法中确立了宪政民主原则，所以不仅确保权力运作
规范，也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还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不仅确
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还确保人民生活蒸
蒸日上；不仅确保美国健康发展，也确保美国社会繁荣稳定，还促使
美国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以至仅用100多年就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
上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直到现在还称雄于世，不但经济总量在全
球稳踞第壹，而且不管是科技，还是军事；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
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等，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另外，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宣布
在权利方面人人生来自由、平等；宣布人身安全、财产所有、反抗压
迫是天赋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还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宣布权利应有保障，分权
必须确立；并规定公民拥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并规定私有财
产不可侵犯，不得剥夺；并规定赋税按能力平等分摊。

《人权宣言》不但是法国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也为法国注入了
民主的血液，还为法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壹直走在世界
的前列，以至如今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全球第五位。而处于第三的日本
和第四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后，在美、英等国的扶助下，不
仅痛定思痛，彻底铲除专制，还通过实行民主，并借助宪政、法治、
人权、自由、平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
埋头励精图治，不仅元气迅速得到恢复，而且，国民经济壹日千里，
创下经济史上的奇迹。

总之，随着宪政民主制度不断扩展，世界上不断诞生民主国家，
以至民主不再只是梦想，法治不再只是向往，自由不再只是渴望，而
都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形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不仅波及全球，
还将渗透五大洲。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宪政民主制度不但是人类在国家
政治领域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民主思想在实践中产生的结
晶，而其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对保障公民权利与自
由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民主制度使国家权力不再高度集中在壹个政治团体身上，不
但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权力机关，还分解到不同的政党身上，分解
到多数人手里，而且纵向分解到地方权力机构，分解到地方各个党派
身上，分解到地方多数人手中，再加上各权力机关完全独立，彼此职
能迥异，各自能量均等，以至相互制约有力，相互监控有效，还不断
相互促進，因此，不但迫使权力安份守已，防止权力踏入禁区，促使
权力强国富民，还促使权力强化社会道德，净化社会空气，美化社会
环境。

正是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仅遏制权力
的强制性与排他性，也遏制权力自我膨胀，还遏制权力自我扩展，更
遏制掌握权力的人为壹己私利而滥用权力，从而确保权力安份守已，
避免权力兴风作浪，防止权力为非作歹，最终不但规范政治行为，也
确保社会和谐安定，更确保国家沿着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

正是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仅成为国家
的基础，也成为社会的支柱，还成为发展的坦途，不仅成为科学的制
度；也成为百姓的护身符，还让百姓选任政府；不仅成为促進生产力
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成为促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成为人类
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正是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仅成为普世
价值，也成为世界潮流，还成为政治文明的标杆；不仅可以到处移植，
也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还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不仅
在欧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户，还在亚洲、非洲安
居乐业，而今遍布壹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民主的内涵及其优越性

1、专制的本质

如果说政治制度不但决定人类发展的方向，也决定国家发展的進
程，还决定社会发展的水平，那么专制既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又
是社会最大的隐患，而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的基础，
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会的支柱，也是强国富民安邦
的根本，还是最大的生产力；不但促進国家科学发展，也促進社会和
谐繁荣，还促進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迄今为止，政治制度不外乎两种：壹种是专制，壹种是民主。而
政治运行方式也不外乎两种：壹种是自上而下，壹种是自下而上。

首先必须明确，专制是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仅凭自己的意志独
断专行，仅由自己操纵壹切的政治制度，以至于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
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
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
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

因此，在专制国家中，国家权力仅由壹种政治势力控制，不管是
横向分立的权力机构，还是纵向分立的权力机构，即使都履行职能，
也起不到制衡作用，顶多只是权力分支部门，因为仍是壹个整体，实
质上并没有分立，只是形式而已，内容完全相同，以至铸成政治垄断，
非但不受制约监督，反而随心所欲，不断兴风作浪，不断到处扩张，
不断祸国殃民！

在专制国家中，公民不能随自己的意志活动，而且活动空间狭小，
受到许多限制，既无竞选的权利，也无选举的权利；既无议政的权利，
也无督政的权利；既无结社的权利，也无组党的权利；既无游行请愿
的权利，也无示威抗议的权利；既无发表不同言论的权利，也无公开
反对意见的权利。

在专制国家中，人民非但不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
还不享有公民基本权利，反而成为统治的对象，而其权利和自由根本
得不到保障。

在专制国家中，权力自上而下产生，壹方面通过世袭制世代相传，
不受外在因素影响；壹方面必须通过委任制，只凭个别人好恶授予，
而且只要拥有权力，不受时间限制，以至终身受益。

在专制国家中，不仅新闻媒体被统治者垄断，公民言论更受统治
者钳制，以致社会舆论完全被统治者操控，既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又
能把坏的说成好的，不管是非曲直什么，都由统治者判定。

在专制国家中，政治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专利，不如说是统治者玩
的游戏。由于统治者不但凌驾于国家之上，也凌驾于民族之上，更凌
驾于法律之上，既不受制约，又不受监督，因此我行我素，随心所欲，
肆意妄为，不管造成什么危害，都不会遭到惩处。

在专制国家中，政府服务的对象是统治阶层，因为政府不仅被统
治阶层利用暴力强行霸占，还协助统治阶层進行并维持统治，所以，
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的主人，以至不仅
只为统治阶层着想，也只为统治阶层服务，还只为统治阶层造福。

简括而言，在专制国家中，不仅弥漫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还取
缔壹切反对政府的意见；不仅以领袖为信仰的中心，还严惩诚实思想；
不仅曲解历史，还以专断代替辩论；不仅统治者控制新闻，还封锁消
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不仅统治者控制壹切文学艺术，还禁止罢
工、抗议及劳工运动等等。

总之，由于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
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
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
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因此专制既是国家发展的最大
障碍，又是社会最大的隐患，不仅危害国家，还危害社会；不仅危害
民族，还更贻害人民；不仅贻害家庭，还贻害个人！

对统治者来说，专制胜似天堂，既能随心所欲，又能为所欲为；
可对人民而言，专制则是枷锁，不但身心遭到束缚，言行更是深受限
制，而为了挣脱专制的束缚，人民不断通过拼争才用民主打破身上的
枷锁。可见，民主的降生不仅是人民自觉的选择，也是人民不断努力
培植出的结果，还是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简括而言，由于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
巨大社会力量，从壹开始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基本上随着社会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发展，而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也随之向前发展，因此，发展到壹定的阶段，政治必然从根本上改变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模式，而演化为和平管理冲突，建立秩序，
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

進壹步讲，人民之所以造就民主，原因就在于民主是民众不仅能
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
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
由的壹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
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
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
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
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
保护。

总之，由于民主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
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
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
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
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因此民主既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的支柱；
既是发展的坦途，也是科学的制度；既让百姓选任政府，也是百姓的
护身符，不仅是促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進生产关系发展
的重要依托，还是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2、民主的内涵

随着民主不断发展，虽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可是不但本质
相同，连作用也无什么差异，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
总统制、半总统制，都是代议制，都是和平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
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而其核心内涵
有三个方面：壹是选举；二是各政治主体的专门化、自主化及其相互
关系的制约化；三是不同意见的合法化。
　　
首先就选举而言，民主的表现方式是代议制，由于民众无法直接
掌握和管理政权，而只能选择民众中的少数精英代行权利，因此选举
领导人不仅是民主的核心内涵，也是体现“主权在民原理”的最重要
的环节。而民主选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壹是自由选举，保障选举
人的自由意志，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二是定期更换领导人；
三是选举必须是选择行为，即选举人在两个以上候选人中选择壹个人。
而只有壹个候选人的选举，只是推举或是拥戴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选举。而真正的选举必须是两名以上的候选人竞争同壹个职位，
让选民从中选择壹名候选人。

其次，就各政治主体的专门化、自主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制约化来
说，从横向上看，政党、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机构是独立机构，
即专门化了的、角色边界清晰而明确的、互不相属的结构。从纵向上
看，不同层级的政治机构都是相对自主的机构，而不是只听命于上级
机构的下属机构。横向的和纵向的各政治机构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互动
关系，而不是某壹特定政治机构控制或支配其他政治机构的单向影响
关系。

再则，就不同意见的合法化来讲。民主是共同体成员以普遍认同
的程序和规则为依托，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使得各利益主体追求利
益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進行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行为过程。因此按特定
程序，自由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同时不同意见的合法化，
是自由、平等的选举和各政治机构之间纵向的和横向的制约关系得以
实际运行的根本保障。
　　
除此之外，民主不仅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级形态，也是由诸多因
素构成的复杂而完整的系统。，先从第壹个层面来讲，民主是原理体
系。如人的尊严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权在民原理等。
　　
人的尊严原理，是指不论性别、地位、贫富，人的自身价值是世
界上最珍贵的价值，而人的尊严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终极价值目标，只
有民主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尊严。
　　
平等原理，是指人生而平等，应拥有相等的权利。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能力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可能享受绝对平等的权力，所
尽的义务也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但就人的价值而言，人之间应是平
等的，在法律面前应是平等的。

自由原理，是指人自主地支配自己，而不受他人的强制和支配的
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不是绝对的。首先壹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
他人的自由。其次为每个人都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
让出壹部分自由给国家，由国家以制度、规则等形式制约人的行为，
以保障更多的人享受更多的自由。

主权在民原理，是指国家权力来之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因此，由人民授权产生政府，政府必须遵从人民的意愿。
　　
再从第二个层面来讲，民主是壹系列的原则体系。如讨论原则、
妥协原则、多数原则等。其中，讨论原则以异议、意见、反对派的存
在为前提，并以讨论的方式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见，求大同存小异，制
定同壹政策的方式和途径。因此讨论不仅是和平地解决分歧和冲突的
方式和途径，更是公开地交流不同意见，让公众了解并参与政策制定
过程的方式和途径。
　　
妥协原则是指为达成具体的目的，意见相异或对立的各方调整各
自的意见，以达到相对壹致的方式和过程。壹方面妥协是相互了解和
理解对方的意见的过程，而不是各方只顾坚持自己的意见；另壹方面
妥协是各方反省自己的意见，以发现和创造共同点的过程，而不是壹
方盲目地、绝对地顺从另壹方，而妥协最终的目的是为制定出更有创
造性的政策。
　　
如果说讨论原则是民主的根本原则，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和
冲突的唯壹方式，那么妥协原则就是讨论得以和平地進行所必须的原
则，而多数原则就是将讨论引向决策的唯壹方法。

再从第三个层面来讲，民主是宽容的心态和遵守规则的习惯。其
中，宽容的心态有两层含义：壹是承认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二是承
认他人的存在。而遵守规则的习惯，是指人的行为比较理智，不轻易
用感情支配行为。要是人类共同体有序化所必需的各种规则，不能自
觉而普遍地得到遵守，那就混乱无序。而如果说宽容的心态和遵守规
则的习惯是民主的社会基础，是身份和习惯上的平等，是壹种生活方
式，是壹种社会状态和风气，那么谁也不否认社会民主作为民主政体
不可缺少的基础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基层的初级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
何方面更有价值。
　　
再从第四个层面来讲，民主是壹系列的制度。而制度主要规定各
政治主体的产生方式、行为方式及其相互之间的稳定的关系模式。其
中，最基本的制度不仅有代议制度，还有政府制度，还有政党制度，
还有司法制度，还有舆论制度等。
　　
再从第五个层面来讲，民主是壹系列的行为过程。如选举行为过
程、决策行为过程、参与行为过程等。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只有以具
体而详尽的程序和规则来规范制度运行的每壹个具体环节和各政治主
体的每壹个具体的行为环节，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现实化。不然，政治
制度将是壹纸空文。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壹系列的程序和规则。

简括而言，宪政民主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完整系统，不仅各因素
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且，各因素都不可或缺。

更主要的是，尽管宪政民主的表现方式只是代议制，但不是单壹
的结构，而是壹个多元的复合结构，整个系统因为由多个因素构成，
所以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展开来说，民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当家作主，或每个人都享
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而指的是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自愿同意选举出
来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作主，或者说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
治者”，更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现代民主
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
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進行有效地监督。而代议民主，就是
公民通过其代表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务。在代议
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的话说，
人民应该是主人，但是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公民
并不亲自主事，因此，要有壹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代表及由此产生的
政府進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府公务员不过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
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权，而代议制度的核心是由经普选
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或国会。正是因为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托，
所以他们的作为必须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托。例如，如果政府不经过
代表的同意，就无权对公民征税。

其次，民主是各个政党自由竞争和自由活动的舞台。如取缔政党，
或只是保留执政党及其附属，那所带来的灾难，却远远大于多党竞争，
因此民主离不开多党自由竞争。壹方面，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于保护
多数，而在于保护少数。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少数人的保护，
而少数人永远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不仅少数派需要通过政党的形式
积累扩大力量，多数派也需要靠政党的形式去巩固自己的力量。另壹
方面，结党的权利与自由来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参
政权。结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结党自由。在这样的宪法权利的保护下，
公民可自由地结成政党来参与政治，参与国家管理。同时，鉴于任何
政党都只能代表壹些人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
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就必须结成
政党。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進行选择。如果公
民没有对执政者的自由选择权，那就没有民主。在自由民主下，不同
的政党及不同政治见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
范围。在自由民主下，不论多么强大、多么得势的政党都不可能左右
壹切。在自由民主下，竞争和对立不仅司空见怪，更是常态，只要各
个政党之间彼此宽容妥协，相互监督制衡，遵循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参政议政，放弃用暴力的手段解决政治上的分歧，政党政治也就不会
导致国家分裂和武力的对抗，反而带来持久的稳定和繁荣。

此外，民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不但依据尊重个人
价值与尊严的道德原则，还壹直贯穿自由、平等的原则，更讲求个人
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因此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既是经过
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也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
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而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所以，
民主常被称为自由民主。不论民主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要求
全体公民大会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不复存在，
民主也就寿终正寝了。正是自由主义使民主获得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自由与民主都既能相互结合，又能互相强化。个
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区别自由民主与其
他类型民主的根本尺度。应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并
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在价值上，民主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
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体制上，民主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的、
共和的；而在形式上没有什么限制，既可选择君主立宪制，也可选择
议会内阁制，还可选择总统制或半总统制。

再者，公民的根本权利与自由是民主的出发点。民主涉及到公民
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须
能够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竞争
性的选举，尊重个人和少数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障信息的自由传
播和法治。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不管是民众，还是反对派，都可充分
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
神上的报复。

再者，民主制度不但促進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因为
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民主
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换句话说，自由民主
只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虽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不都实行
自由民主，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决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而有了
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尽管自由市场经济为民
主提供了的必要条件，但不能提供全部条件，而其他条件需要人民不
仅要用心培植，更要用血汗浇灌！

再者，尽管民主不仅自身有很多的限制，也有很多事情作不了，
但能够规范政治行为；尽管民主不能提供英明的决策，不能解决道德
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道德问题上的对错，但能够及时纠
正政治上错误；尽管民主不是是万能的，即便成功地确立了民主政治，
其内部也还有诸多的张力和艰难的平衡，但能够给人类最多的自由、
平等、和人性的尊严。
　　
总之，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完全的
自由、完全的平等。尽管民主政治还有许多不足，但不仅是各种政体
中最可取的，也是最优越的，还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其根本作用不
在于它能比其它政治形式更能自夸实现人间天堂，而在于有能力防止
出现人间地狱。　　

3、民主的优越性

民主制度之所以不仅成为普世价值，也成为世界潮流，还成为政
治文明的标杆；不仅可以到处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还
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不仅在欧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
洲、南美洲落户，还在亚洲、非洲安居乐业，而今遍布壹百五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原因就在于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而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壹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由于都主张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
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统治，因此都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以至通过
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上的共识和认同。

二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过去，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
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权力政治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的发
展主要围绕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展开，而发展到现在演变成以权利为
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而且权利制约
权力，权利成为权力的目的。

三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是指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
而制约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垂直方向制约是中央和地方、
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中央
和上级的权力分别高于地方和下级。水平方向制约是不同职能的权力
机构的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对等的，既无隶属关系，又无高
低之分，彼此权力完全均等。

四是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发展的進程实际上也是壹个
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仅使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
终结，还建立了壹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
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壹种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过去，专制政治的壹个重要特征
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
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协
同治理等，都体现了民主的发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
民的责任，并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
同利益。

此外，尽管民主制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哪种民主模式，
都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广大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
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
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
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于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
有效，唯民是从。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不但拥有超越立法者和
政府的最高主权，还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更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
而其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壹体制得到保护。

在民主国家里，每个公民都能随自己的意志活动，而且活动空间
广阔，不受多少限制，既拥有竞选的权利，也拥有选举的权利；既拥
有议政的权利，也拥有督政的权利；既拥有结社的权利，也拥有组党
的权利；既拥有游行请愿的权利，也拥有示威抗议的权利；既拥有发
表不同言论的权利，也拥有公开反对意见的权利。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权力不仅横向分解到不同职能的权力机构，
使之彼此均等，各自独立，形成横向制约，还分成中央权力和地方权
力，形成纵向制约，从而达到分权制衡，以至于防止权力扩张，防止
权力为所欲为，防止权力为非作歹。

在民主国家里，权力自下而上产生，壹方面必须通过选举竞争，
符合多数选举人的要求方可获得；壹方面必须通过考试竞争，达到规
定的标准，才能获取相关职位，而任职都有壹定的时限，到期如未获
得连任就得离职。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几乎就是政党政治，社会只是各政党竞争的
舞台。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凌驾
于国家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民族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尽管
执政党行使权力，可在野党的制约和监控不仅让执政党谨言慎行，还
让执政党难以胡作非为，难以越轨牟利，难以造成危害。如果当权者
滥用职权，或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或营私舞弊，或贪污受贿，或
迫害陷害，那么，不是遭到罢免，就是遭到弹核，而触犯法律的，还
要遭到严惩。

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因为政府不仅由人民委
任，还代为人民管理国家，所以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
不如说是人民的公仆，以至于不仅为人民着想，也为人民服务，还为
人民造福。

总之，如果说专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那么民主政治
则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在宪政民主国度，国家政府从
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由于民主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
基础上的，因此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须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
的不同的观点。另外，在许多大国，因为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
直接到某个场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所以只好委托壹些代表来
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机关。另外由于民主制度
不仅建立在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码信任的基础之上，而且相信人的
理性，故其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通过投票表达的同意。如果不相信人
的基本理性，那就只有靠砍下的人头来垒砌政权的合法性了。从这种
意义上讲，通过投票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不仅使人类政治行为的文
明程度取得实质性的進步，还彻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蛮政治。

此外，民主政治认为每个人价值尊严是平等的，所以，不论贫富
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选票的价值是同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作为
人的资格是同等的，同是社会中的壹份子。另壹方面，由于人与人之
间的参政、议政与施政的能力是不相等的，因此需要把最合适的人以
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尽管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可又不仅仅是选举
政治，仅仅有定期选举、竞选公平及选举结果真实是不够的，因为衡
量选举的正当性的尺度不是有多少人自愿地参加了选举，而是有多少
人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只要有壹个人仅仅因为政治主张被剥夺了选举
权和竞选权，那其选举的正当性就要打上问号。

再则，尽管选举体现民主的壹个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内容；
尽管选举是按多数票的原则议决的，但是民主政治决不简单地等同于
“大多数人说了算”；尽管在民主制度下有许多事情都是由多数或大
多数人说来算，如领导人的产生，法案的通过等，但是还有许多事情
是任何人和所有人说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数人同意也不能剥夺少数
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正是选举使得民主成为每位公民有
权在公共领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才使得社会成
员都可以生活在文明的政治环境中。民主政治不同于任何其它政体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务实性，在于它尊重现实，在于它尊重每壹个人的
独特性，不必为迎合它而来重塑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本性，而这不但
体现民主的优越性，更体现民主的生命力。

还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制度不是单壹的结构，而是壹个多元的复
合结构。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但以宪政为支柱，还以法治为准绳；
不但以人权为核心，还以自由为媒介；不但以平等为纽带，还以多党
竞争为枢纽；不但以分权制衡为中枢，还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
为前提，彼此既相辅相成，又不可分割，因此民主是由多个因素构成
的完整的系统，而各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彼此不可或缺。

尽管合成民主制度的每个要素的作用及其优越性各不相同，可是
彼此既相辅相成，又不可分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其中任何
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建设民主制度的过程中，
不仅要避免片面性，还既要重视政治主体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又要
重视组织结构的完善，既要重视各种政治关系的协调，也要注重社会
意识体系的构造和政治意识的创新，并逐步使政治行为规范化，不仅
推动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还使社会文明的建设更加系统和全面，
从而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全面進步。

尽管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
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而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结社、信
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公民及其组
织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其次，定期举行全体
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使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壹政党的
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

尽管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生活特点，但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
尽管民主制度本身也有些缺陷，但比起其他政治制度来说，优点更为
突出，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像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
小于负面效应。

因此，达尔总结了民主的十大好处：“壹是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
者暴虐、邪恶的统治；二是民主保证它的公民享有许多的基本权利，
这是非民主制度不会去做、也不能做到的；三是民主较之其他可行的
选择，可以保证公民拥有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四是民主有助于人们维
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五是只有民主政府才能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的
自由；六是只有民主的政府才为履行道德责任提供了最大的机会；七
是较之其他的可能选择，能够使人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八是只有民
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九是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彼此
没有战事；十是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总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国家更为
繁荣。”

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还是公私混合制，
凡是与专制结合，必然导致社会扭曲变形，严重阻碍人类发展，而同
民主融合，就连私有制也能促使人类日新月异，促使社会繁荣文明，
促使国家先進发达，促使民族兴旺昌盛，促使生活蒸蒸日上！

历史已经证明，最近几十年里，壹个个代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专
制国家的相继衰亡，壹个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的接连夭
折，壹个个推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持续强盛，就是不可辩
驳的例证，就是发人深省的例证，就是民主救国救民的例证！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的支柱，还具
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促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
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但促進国
家科学发展，也促進社会和谐繁荣，还促進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由于民主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
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
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
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
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
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
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
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
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
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其主要表现在：壹是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
加以限制；二是实行分权制衡；三是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是
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是司法独立；六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

尽管民主还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
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尽管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和参与者，
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恶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
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尽管民主制度还有待完善，却是迄今为止最
优越、最不坏以及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
极影响，不像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全
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为
时代潮流，而今不仅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三、民主的核心及发展趋势

1、民主的核心

自从1688年英国铺筑世界上第壹条民主之路以来，人类发展不
但突飞猛進，而且仅用三百多年，就从农牧经济跨过工业文明，跳入
知识经济时代，由此可见，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坦途，也是最大的
生产力，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
的支柱，也是人民的护身符；不但是促進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
是促進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民主制度已经诞生三百多年了，并且在世界上扩展三百多
年了，现已遍布壹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形式不同，但本质上
并无什么差异，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半总
统制，都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促
進国家发展，又促進社会文明；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
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
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
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因此，不但成为
普世价值，也成为发展趋势，还成为时代潮流，以至既波及全球，又
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民主自诞生起之所以不断取代专制，而不仅在世界上扩展三百多
年，还已遍布壹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原因就在于随着民主制度的
建立，政治随之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不但管理冲突的方式和过程与
专制不同，连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和过程也与专制迥异，而这都
是由国家权力被公共权力取代造成的。

如果说专制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那么，民主政治的核心则是
公共权力。在专制统治下，政治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是借助国家权力
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及其过程；而建立民主后，政治
则以公共权力为核心，是借助公共权力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目标
的方式和过程。由于公共权力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强制力，因此
可通过规约人们的行为解决分歧和冲突，而规约人们的行为必须依赖
人们普遍认同的和必须服从的约束力。而民主政治就是借助人们普遍
认同和必须服从的公共权力使解决分歧和冲突秩序化，其核心是支配
和服从支配。

诚然，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
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
的权力，可从本源上讲，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
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增進社会公共利益，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
要，满足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衍生的。而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
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進而实现壹定的经济、社会目标。

可见，公共权力是用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公共组织实施自
身职能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共权力是由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是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集中表现，所以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
约束力。其基本目的在于维持、调整或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
公共组织要么拥有法定的公共权力，要么拥有由公共权威部门授予的
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与非公共组织中存在的“私权”有着本质的
区别，从其基本内涵来说，在主体上，公共权力属于公众而非某个个
人；从客体上看，公共权力指向的是公共事务；而从功能上看，公共
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

由于公共权力是壹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因此不仅具有权威性、强
制性，还具有普遍性、排他性，而公共权力的这些特性，使公共权力
有着比“私权”更广泛的约束力、强制力和管辖范围。

首先，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无论客体是否愿意接受，权力主体
都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在客体之上，对客体产生影响和控制；其次，
公共权力具有自我膨胀性，公共权力本身具有扩大自身力量的特性，
会在其运行过程中自我扩展，自我膨胀，而这种膨胀往往会带来壹些
消极的结果；另外，公共权力具有主体利益性，权力是壹种权力主体
的利益以强制方式实现的手段，权力本身带有强烈的利益性色彩；再
者，公共权力具有专属排他性，而其不仅对于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
专有性，还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简而言之，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巨大的强制性与排他性，既能自我
膨胀，又能自我扩展，并通过自身运行实现主体利益，因此导致掌握
权力的人往往会为壹己私利而滥用权力。

此外，公共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公共权力的目的不是单个
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共同体中每个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说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那么，公共
权力存在的边界就是依经验和理性所确立的公民权利可能发生冲突的
领域。因为公共权力的性质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手段，所以，公共
权力只是公民权利的壹种伴随物。而权力作为权利的产物，它的正当
性来源于权利。公共权力主体本身不是壹个利益主体。权利和权力之
间的关系只是壹种委托关系，壹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运行只有
依照民主模式方能取得其正当性。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
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
者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的政体的变态。

展开来讲，公共权力是人民权力或者人民权利的产物，来自于人
民的让渡和人民的授权。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主权在民”的意思。
主权在民的权既可以解释为权力的权，也可以解释为权利的权。而壹
般为了与国家权力区别开来，也常常不把人民拥有的权力称为权力而
称为权利。正因为如此，人民的权力或权利高于国家权力。任何国家
权力都必须最终归结到对人民负责上来，而权力的人民性就决定了权
力必须受到作为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的约束。


公共权力总是在壹定地域范围内存在的，壹个绝对普遍的公共权力是
不存在的；公共权力总是在壹定社会层面上成立的，壹个能调整任何
社会方面的权力根本就不存在，它要受制于社会领域的范围；不同性
质的公共权力总是有所分别的，不同的权力应由不同的机构行使，权
力和权力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不同的权力拥有者拥有不同的权力；不
同机构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权力机构和权力机构之间不能混同
其权力。权力的相对性要求对权力予以必要的规制，使其不至于超出
应有的范围而绝对化，而泛滥，而导致权力的恶性膨胀。绝对的权力
必然导致专制。柏拉图曾告诫世人：“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和服从
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
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权力的相对性就意味着
必须反对权力的绝对化。

在西方，关于权力的学派主要为韦伯主义和帕森斯主义。韦伯
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壹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
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其中，
“不顾反对而贯彻”显然是权力支配性的结果。作为韦伯权力定义派
生的布劳权力定义认为，权力是“个人或集团通过威慑力量不顾反对，
而把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其中“强加于”也同样表明了权力
的支配性。帕森斯的权力定义为，“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
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
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
壹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其中“强制实行”也同样表明了权力的支配性。而有些国家的学者认
为：权力首先就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其次是指职责范围以内的指
挥或支配力量。权力的支配性首先表现为权力是壹种支配力量，它可
以要求人们做出某种行为。包括允许人们做什么、要求人们做什么和
禁止人们做什么。其次表现为权力具有强制性。任何权力都具有壹定
的强制性。权力都是以相应的服从的存在作为条件的。如果不具有强
制性，权力就无法强迫社会成员服从。权利强制性的实现需要法律，
防止权力强制性的滥用同样需要法律。权力是具有支配性的。没有支
配性的权力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性质，甚至不成其为权力。权力的支
配性使得权力具有了相对人不得不服从的性质，也使得权力具有滥用
的可能性。权力的支配性是不可缺少的，这种不可或缺的属性又使对
权力的法律控制成为必须。

不论是什么学者，在对权力進行定义或者论述时，都无壹例外地肯定权力具有
权威性。权力权威性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壹是权力运作的规则性。无
规则的权力运作只会导致人们的反感、不安，而决不可能给人们和社
会带来自觉服从与安全稳定。二是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公开是权力的
必然属性与基本要求。没有公开性，权力就没有权威性，其特定性就
难以明确，强制性就难以体现，权威性就无从产生。权力的公开性是
权力运行的可预测性必要条件，但权力未必能使自己的公开性得以彻
底贯彻和体现。如果运用法律来规制权力，就可能保证权力的权威性。
法律的权威性、公开性和可预测性与权力的权威性相得益彰。

公共权力是壹种有组织的系统支配
力量。它需要有组织的国家机构来分配、行使。由于权力系统是复杂
的，因而必须运用法律予以专门的调整。

公众共同组建了政府，而直接行使
政府公共权力的却只能是部分人，也就是说，政府内公共职位的数量
在漫画公共权力任何条件下与公众的总量相比总是有缺口的，即存在
著公共职位公众所有与部分人代理的矛盾。正是这壹矛盾引发了公共
权力的资源稀缺。

公共权力是有经营性的，公共权力运行的经营性，是指公共
权力可以作为壹种手段由其行使者对权力的接受者進行经营，使其发
生壹定的变化运动，从而实现对所掌握的资源的最优配置。

公共权力来源于公众，公众是公
共权力的所有者。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实际上以公众和权力行使者
之间建立了壹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经过壹层又壹层的委托和
代理，就有可能使本来属于公众所有的公共权力转交到了壹部分人甚
至是极少数人手中。

另外，公共权力实质上属于国家权力，不仅对统治阶层内部的争
端和纠纷具有协调功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争端和纠纷也具有协调功
能。社会中，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也在壹定程度具有
管理权的性质。于是，国家权力在处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利益矛
盾的同时，还必须调节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冲突，由此形成的相关公
共政策和行政行为，同样可以也需要進行政治伦理学的判断和考察。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作为管理权的公共权力的伦理分
析和道德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壹是看其对维持政治稳定的价
值；二是看其对增進公众利益的价值。二者虽然具有壹定的联系，如
政治稳定可能有助于公众利益；但也具有原则区别，如政治稳定可能
无益于公众利益。

首先，公共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是以国家权力形式表
现出来的公共权力的基本功能之壹。壹方面通过对利益矛盾的调节来
达成政治力量的均衡，另壹方面通过对破坏势力的限制和打击来维持
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统治阶层的愿望和利益所在，但并不壹
定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不壹定对被统治阶层有利。因
此，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
从壹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对统治阶层利益的维护，可能有益于其他社
会成员的利益，也可能有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就是说，公共
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并不具有绝对的、永恒的道德价值。

其次，公共权力对于公众利益的促進作用，是任何形式的公共权
力的根本职能。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之所以仍然会被
人们视为公共权力，主要因为它在壹定阶段上和壹定程度上仍对公众
利益具有促進作用。就此而论，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
因其对公众利益具有某种程度的促進作用而具备相应的道德价值。可
以认为，它对公众利益的促進作用越明显，它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也就
越显著。

显然，在上述两种场合中的公共权力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
价值，归根到底仍然在于它对公众利益的确认和维护。换句话说，即
便是在公共权力异化为国家权力的情形下，公众利益仍然是公共权力
道德价值的根源，对待公众利益的态度仍然是检验公共权力是否具备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道德价值的标准。

再则，由于权力容易变成野兽，因此掌握权力的人总是借助权力
的力量，把自己凌驾于权力的作用范围之上，而对于壹个国家来说，
则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当掌权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操纵权力，而这
种权力又受不到任何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侵害公
民的权利。尽管公共权力是公民的共同权力，为全体公民共同所有，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体公民来共同行使，
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来行使。因为代表（或委托人）有限，
所以公共权力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掌握，以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共
权力就变成极少数人的支配力量，而通过这种强制力量，既可造福大
多数人，也能危害大多数人，而且掌权者可根据自己的意志，给壹部
分人带来好处，而对另壹部分人造成侵害。

因为人格的诱因和制度上的因素，导致的“公共悖论”和“权力
腐败”，都损害了公众的共同利益，不仅引发公众对公共管理组织和
政府不满，还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必须建立与公共
权力相应的民主制度，让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壹方面要促進公共
权力充分发挥其功能，为社会高效率、高效益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增
進全体成员的利益，另壹方面则要设法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保证公
共权力严格地在法定范围内运行，防止其越轨而损害公众利益。

总之，由于民主能规制公共权力，不但能把公共权力关進的笼子
里，而且既能给公共权力涂上反腐剂，又能给公共权力戴上紧箍咒，
因此不仅确保公共权力为公众着想，也为公众服务，还为公众造福；
不仅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还确保人民
生活蒸蒸日上；不仅确保国家科学发展，也确保社会和谐繁荣，还确
保民族文明昌盛！

2、民主发展的趋势

随着民主不断发展，虽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不但本质相
同，连作用也无什么差异，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总
统制、半总统制，都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发展的坦途，还具有其
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会的支柱，也是强国富民安邦的根本，
还是最大的生产力；不但是科学的制度；也是人民的护身符，还具有
强大的凝聚力；不但对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败，还能造就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促進国家科学发展，也促進社会和谐繁荣，
还促進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而今，民主不仅遍布世界五大洲，也在各种文化传统中扎下根来，
以至现已植根壹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
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而这足以证明，民主既是普世的价值，也意味着
民主是可以移植的。尽管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难以照搬，但是民主的
普遍原理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不论是文化差异，还是国情等借口，
都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当然，现行民主体制还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不仅存在选举的可
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
化的问题，还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
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
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
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
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
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质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尽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民主，但由于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
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
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
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
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
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
还导致国家失衡。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虽然“凯恩斯革命”，
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还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以至既发展为凯恩斯
主义的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又在20世纪五六十
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受到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的挑战，而为应对挑战，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适时兴起，应运而生，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
而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不过吸收了理性
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
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不但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
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
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
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
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著
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
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
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壹些新的
现象和机制，如提出了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
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
恩斯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壹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
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
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政
策在长期的效果。

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应该
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不仅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壹些合理的理论和
政策主张，还在吸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壹些宏观经济实践中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既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又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
策体系发展到了壹个新的水平。 　　

而与之相反，哈耶克则倡导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
他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不仅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
还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
大刺激投资，壹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
危机。与其说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壹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
不如说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更恰当，因此，他把70年代资本
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此外，哈耶克壹直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反对政治专制，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
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
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
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
他不但认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 ，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
奴役的道路”，还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
因为他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所以他在1974年
与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壹生发表了130
篇文章和25本专著，而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
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以至于他的学术贡献
远远超出经济学范畴。遗憾的是，尽管他是著名的学者，但由于过于
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壹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以致竭力反对国
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另外，为了化解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19世纪80年代后
社会民主主义应运而生，而其涵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还深入
涉及经济领域，不但希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还希望建立公平合理
的分配机制。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
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
借助公有经济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
还在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象资本主义私有制壹样造成社
会不公，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
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因而，
导致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变形，导致国家失衡，以至既危害国家发展，
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马克思和列宁想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分配问题，但由于政治上
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
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
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
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壹切生产要
素，讲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壹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
生产要素，还扼杀经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
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结果既导致苏联解体，
又导致壹个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接连夭折。

尽管中国如今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由于政
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
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
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
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
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但是由于没有
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
沈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壹味推行专
制而扼杀民主，因此，不仅致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资产
损失惨重，还致使腐败到处泛滥！

出于弥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缺陷，1990年代初美国前总
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修筑第三条道路，并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
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若斯潘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共同开拓，
从而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促使人民生活
蒸蒸日上！

为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亲自撰写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
的新政治》，而其导师时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教授也相继
发表《超越左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文章，
试图对第三条道路進行理论建构，使之成为壹种促進社会发展的新思
潮，成为壹种促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成为壹种新的施政纲领。而其
基本主张壹是淡化意识形态，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
心；二是创造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矛盾；三是重
塑国家政府，重新定位国家，不仅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
的位置，还实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并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
的合作互动关系，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实现全球范围的治理；
四是构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实现权利和义务壹致，在尊重
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并协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提倡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五是在外交方面致力于大国和地区合
作，寻求解决全球问题。

不过，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壹，因此对于第三条道路，
不但表述不尽壹致，也没有形成统壹的模式，还有待于進壹步完善。
因为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修筑的第三条道路，尽管以民主为基础，但
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充其量修
筑的只是路基，而不是完整标准的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
义的延续，并没有弥补世界上各种现行社会制度的缺陷，以致前几年
造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而这不但冲垮美国华尔街三大
投资银行，还致使美国两大投资银行被迫转为壹般商业银行；不但席
卷美国金融领域，还波及美国实体经济；不但在美国泛滥成灾，还向
整个世界蔓延，并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致使美国遭受重创，
也致使欧盟各国蒙受不少的损失，还致使其他国家遭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而这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缺失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现行社会制度深
层次的弊端衍生的。

对于严重遭到冲击的欧美国家来讲，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
注资输血，只靠改变目前鼓励风险的金融机构薪酬制度，只靠改進金
融系统的监管，只靠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只靠建立“新布雷顿
森林体系”，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创新改進现行社会制度，并废止
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构建新的社会制
度，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非但不能从根本上革除深层次的弊端，
反而诱发各种社会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投入巨资和减税及降
息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促進经济增长，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全面的
政治改革夯实民主的基础，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以至于彻底改变现行
发展道路，而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新的社会制度，那不但错过赶超发达
国家的机遇，还加大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不但引发各种政治灾难，
还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進程，还牵制中华
民族的腾飞！

为此，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
的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把2012年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主题高
调确定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这壹主题表明，世界经济论坛充
分认识到目前全球各领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改变以往
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更应進行全面深入的变革。

在“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主题之下，论坛还设了四个子议题，
分别是：增长与就业模式，领导力和创新模式，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模
式，社会和技术模式。意在强调在解决复杂的全球、区域和行业问题
时，要考虑各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

而今，已進入不惑之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影响力不断扩大。
每年年初，许多的政治领袖和商界精英都汇聚到这里，共同设计规划
世界的未来，所讨论的问题已不再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
政治和社会领域。正是这壹定位的变化，使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年会
主题时，也是与时俱進，将关注点放在与全球发展密切相关的壹些重
大核心问题上。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形势之下，论坛
确定的主题就是：“重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
　　
2012年的主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也是基于对当前世界形
势的总体分析而做出的。近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经济低迷，
至今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2全球风险报告》，
列出了未来10年全球将面临的50项主要风险。而联合国发布的《2012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称，全球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应该
说，这几年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可都收效甚
微。而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应对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2012达沃斯
论坛所确定的主题，旨在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思考壹些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此，施瓦布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这壹主题的专门予以说明：“确定今年的主题，是因为我们处于壹个
深刻变化的时代，迫切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取代旧有的商业思维，
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的危机应急管理，取而代之以新的模式。”他还说，
“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试图用过去的
方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会让我们走進死胡同。”

应该说，施瓦布的观点不但高屋建瓴，还体现了壹定的前瞻性。
比如他谈到，“对我们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
是因为缺乏人才”；老的模式是“资本主义”，新模式应该是“智本
主义”；老的模式是基于硬实力继而又是软实力，新模式则基于各种
社会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要共同规划并使决定得到落实。

由于达沃斯论坛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因此人们期待达沃斯
论坛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希望。论坛主席施瓦布也表达
了这样的愿望：“大转型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生
活在壹个繁荣、和平的世界上。我们在年会上想做的就是，重新规划
建设性的、合作的未来蓝图。”

总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
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
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
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
创建壹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
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
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
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壹，因此，对于新型社会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壹致，也没有形成统壹的模式，还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为壹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
控制方式，尽管以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
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壹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或著宪政
社会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是
由于没摆脱壹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
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现行
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
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
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
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
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
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
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
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
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
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
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
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
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
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
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
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
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
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壹
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在此，根据人类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
律，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化身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通过制度创新建构
壹种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而这种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
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
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
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废
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
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
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
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新凯
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不仅符合社会客
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
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
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
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
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以至不仅超越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
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更主要的是，借此不但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也确立适合中
国的转型目标，还确立适合中国的转型路径；不但创建壹种新型民主
制度，也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还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不但开
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也打造中国健康发展的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
腾飞的跑道，以至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彻底改变每个炎黄子孙的命运，最终造福人类，造福中华民族，造福
每个中华儿女！

壹党专政后患无穷


自古以来，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
灾害，相比而言，毛泽东通过壹党专政造成的政治灾害，不管是危害
强度，还是损失程度，还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不仅无出其右，还
简直无以复加；不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更让历代皇帝望尘莫及；
不仅造成的危害比历代皇帝严重，连造成的损失也比历代皇帝惨重，
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历代皇帝更深更广更远更大！

更不幸的是，毛泽东通过壹党专政造成的政治灾害所衍生的次生
灾害层出不穷，不仅致使中国丧失了壹个又壹个发展机遇，也致使中
华民族失去了壹个又壹个腾飞机会，更致使壹代又壹代炎黄子孙陷入
水深火热之中，导致壹代又壹代百姓饱尝壹波接壹波的苦难，饱受壹
回接壹回的屈辱，饱经壹轮接壹轮的摧残。

竟然直到现在，壹党专政都让中国无法挣脱毛泽东的束缚，都让
中国无法砸开毛泽东壹手打造的锁链，都让中国无法清除毛泽东思想
的流毒。

壹、壹党专政下的权力更叠

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之后，华国锋在叶剑英、汪
东兴等人的帮助下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清样的名义，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随后又逮捕毛远
新、谢静宜、迟群等人，并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
社等机关。10月7日，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壹职，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过后，华国锋又派遣中央工作组深入四人帮的
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书记马天水发动民兵叛乱的
阴谋。1976年10月14日，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为此，举
国沸腾，各地欢庆不已。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以毛生前留下的题字“妳办事，我放心”，
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随后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不仅获得各方赞扬和拥护，
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把他称作是中国的“英明领袖”，使他的决定
具有不可违背的力量。

由于拥戴毛泽东是华国锋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因此，在对待
毛泽东遗体问题上，华国锋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遗体
供后人瞻仰。而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
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
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壹
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
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
领“抓纲治国”。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而对待四人帮，
华国锋将其定为“极右派”，避免壹切涉及评价文革的言论。

在“英明领袖”时期，华国锋和他的副手掀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并享有同毛泽东壹样的拥戴。歌颂
华国锋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壹并播送，壹时间全国把他
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
的代称，此代称与“伟大领袖”（毛泽东）不能混用。

打倒四人帮后，面对毛泽东留下的国穷民怨的烂摊子，叶剑英提
议让资历深厚而有治国理政经验的邓小平复出，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
以稳定局面，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的提议，答应逐步安排。

当时，全国不仅集中批“四人帮”，还连带批邓小平。因为邓小
平是在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不几天被第三次打倒的，如果这弯子
转得过快，恐怕让民众难以适应。于是，华国锋费尽心机，打算逐步
恢复邓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

对此，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
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的问题是要
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如果壹打倒
“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
小平翻案。小平不是壹个人，是壹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翻案，会带
来问题。因为材料之壹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
这样会被动的。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
的遗志？

后来，华国锋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
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
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進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
就马上提出解决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
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还说：小平的问题，
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自己也会理解的。有
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这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
是赞成的。他曾对壹位老同志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壹点。
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
“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壹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壹个过程，
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
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
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
作部署”，并绵里藏针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
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
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

由于是叶剑英等人提议邓小平再复出工作的，加上华国锋对此作
了安排，因此，中共高层以此为基准，逐步为邓小平打开了政治局的
大门，也打开了邓小平通往最高权力中心的大门。

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中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
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
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他的支持者
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進入了中央委员会。

于是，邓小平再壹次站在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位置上，并于1977年
7月底公开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现身。不久，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
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使中国的
高等院校得以重新通过统壹考试招收新生。

尽管邓小平复出后位高权重，但由于华国锋掌控军政大权，以致
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仍然以阶级斗争“纲”。而邓小平极
力反对的“两个凡是”，虽受到很大的挑战，但仍是国家的主流思潮。
因为邓小平威望和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所以，虽然
邓小平的理论已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是在中国的治国大政
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

当时，华国锋壹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而这是中共高层上前所
未有的集权，他的执政理念主要是沿着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前行，不但
坚持“两个凡是”，还提出了“抓纲治国”和“大干快上”等壹系列
主张，积极发展工农生产，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况。在政
治上，华国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坚守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
生前的指示为纲领，不仅肯定文化大革命，也阻碍党内对彭德怀以及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还把批斗四人帮与评价文化大革命隔离。

在外交上，华国锋积极发展与红色高棉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与
北朝鲜的关系，继续敌视苏联，延续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外交路线，
使中越开始交恶。在经济上，华国锋延续了“工业学大庆”与“农业
学大寨”的文革路线，继续以大寨作为农业发展的模范，扩大投资，
急躁冒進，以致被邓小平批评为“重复1958年的冒進错误”。

尽管华国锋集权力于壹身，让邓小平难施拳脚，但是到了1978年
邓小平不仅已在高层站稳，还手握实权，因为邓小平属于中共的元老
级别的，既有政治基础、军事基础和革命基础，也有群众基础。而华
国锋从壹个省级干部到中央当老大，给其他的中央领导思想上造成巨
大的思想反差，以致私底下都排斥他，而都拥护邓小平。

于是，邓小平在1978年初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
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
阶级的壹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由于
此举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壹大政策，因而，在党内
引发诸多不同声音，不过，邓小平及其他的拥护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
华国锋的默许下不仅平息了党内分歧，还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不仅通过了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重申四个现代化的
重要性。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被错划为右派
的人進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
赞许，也让胡耀邦改革者形象得到广泛传播。为了帮邓小平解决他和
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胡耀邦特意借助《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壹文，意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
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打好了
舆论基础。不久，邓小平那种富有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得到叶剑
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人的支持，而致使华国锋、汪东兴
等成为少数。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
传统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这次会议确立
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
的影响，还使中国由毛泽东时代進入邓小平时代。从此，中共不再以
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被迫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
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
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
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
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80年2月召开十壹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书
记处总书记壹职，由胡耀邦担任。由于党政分开，9月在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替；此后在10月
的九次政治会议上提出请辞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
了三点意见： 第壹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壹个很
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
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
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壹天我跟
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
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
指的错误的。我讲了壹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
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壹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
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当时，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
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国锋同志继
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并代表
书记处赞赏华国锋的请辞。

在最后壹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提出辞
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
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
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
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
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
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
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
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壹届
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壹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
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会后发布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壹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
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
领导成员進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
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总之，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正式向中共党代会提出辞职并经批
准同意，离开了权力中心，仅任具象征性意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
胡耀邦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可邓小平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落选中央政
治局委员，完全离开中共领导阶层，而邓小平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
顾问委员会主任，从此邓小平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也
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


二、壹党专政致使改革开放不断产生变异

其实，早在1978年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就已经
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不仅开始领导中共中央打左灯向右转，还象
毛泽东那样说壹套做壹套，尽管嘴上不断念刀马列毛的圣经，可手上
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脚却迈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壹方面，他借改革不仅彻底破除两个“凡是”，还使得马列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名存实亡，借此毁掉马列毛神的形象；借改革不仅终结
“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使治国方针
改头换面；借改革不仅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
经济，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经营自主权
回到农民手中，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公有
制和国营经济上打开缺口，既促進个体经济发展，又放开私营经济的
手脚，因此，既给国民经济输入新鲜的血液，又为城乡经济开垦广阔
的沃土。

此外，他借开放逐渐打开国门，不再闭关锁国，不再只靠自力更
生，而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
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实在引進外资同时，更应借鉴发达
国家优越的民主制度，而不该只引资而排斥发达国家先進的价值观，
也不该在国家公共财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还不断
垫付公共财政配套资金用以招商引资，更不该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与
资源为代价，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让中国不但成为权贵们的
乐园，也成为国际金融巨锷和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以致成为世界
的血汗工厂。

另壹方面，尽管邓小平表面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探讨，把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大门开启了壹些，并修订颁发了1982年宪法，还提出废除领导
职务终身制，让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由于坚持以壹党专
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致他采用拙劣的手段不仅严酷压制民主
墙发出的社会呼声，还把魏京生、徐文立等民运人士投進监狱；不仅
到处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还把总书记胡耀邦罢黜；不仅血腥
镇压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把总书记赵紫阳废黜。总之，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候裹挟下，他把专制的发条松动了壹些，但是
当有人试图解开毛泽东编织的极权缰绳，他不但予以严厉打击，还不
断给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愿望泼倒镪水。

简括而言，他借改革开放通过解放思想，走出壹片片意识形态的
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壹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
著壹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壹扇扇国门；通过转换
机制，开辟壹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促使国家渐渐转型，促使社会渐渐
转变，促使人民生活渐渐得到改善。然而，由于他完全继承中共挂羊
头卖狗肉的传统，不仅还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经营壹党专政，
还强制兜售各种假冒伪劣的政治产品，既强迫百姓购买四项基本原则，
又强迫百姓消费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迫百姓买下黑猫白猫理论，又强
迫百姓接手壹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强迫百姓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诡辩，又强迫百姓收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借改革开放的
契机，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权至上，废止政治垄断，废弃壹党专政，
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
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
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结果导致经济改革和其
它方面改革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以致不但加重延长了社会阵痛，还
不断追加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更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
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当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因为只顾着埋头忙于“反和平演变”，
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顿乃至倒退，还致使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反攻
倒算，不是批改革姓“资”，就是批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几乎压倒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势头。见此，邓小平毅然决然通过南巡讲话，
不但让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还把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让中国
依照他设计的道路行進。

因此，江泽民不仅象邓小平壹样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
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
的精神，继续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壹党专政，继续强制兜售四项
基本原则，继续强制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打包强制抛售邓小
平理论，又强制抛售自己炮制的三个代表思想，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
向右转到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上，而不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
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反而采用壹切手段，动用
壹切力量，不惜壹切代价，不仅给民主抹黑，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
壹党专制贴金，而不为“六•四”昭雪；不仅镇压法轮功，还利用各
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断扼杀公民权利；不仅纵容政府滥用
权力，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断危害国家利益，
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自从胡锦涛继任中共的领导核心以来，尽管开始关注民生问题，
关注分配不公问题，关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可是不但象江泽民壹样
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
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不但依然挂着人民民主的招
牌经营壹党专政，也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依然强制销售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依然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
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
表思想的左灯，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
弯路，而不转到通往公仆的道路，转到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转到民
主、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地方自
治和军队国家化铺筑的坦途。

虽然胡锦涛表面上壹再强调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壹心想要构建和谐社
会，竭力化解各种社会危机，口口声声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但殊不知
不让真正百姓当家做主，不让百姓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不
造就民主，不树立宪政，不实行法治，不保障人权，不扩展自由，不
落实平等，不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不建立多党竞争机制，不
构筑分权制衡体系，国家无法科学发展，社会无法变得和谐，各种社
会危机无法彻底化解，各种腐败无法完全消除，道德滑坡无法得到遏
止，公民权利无法得以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依旧是专制国家，由于中共还象过去壹样，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
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
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
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
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
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
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壹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
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
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
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
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
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壹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
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
理，都壹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
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
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
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
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
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
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
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先就立法而言，壹是立法原则强调执政党的利益高于壹切，而从
根本上无视公民权利；二是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
法律与政府法规成为壹个个自利的工具。其中最能说明当局立法自利
性的例证是：中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竟都成为壹些专门法律
所要刻意剥夺的目标，如《国家安全法》、《示威游行法》、《社团
管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专门法律，所设条款无壹不在张扬执
政党权力，而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尤其是限制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
由与结社自由这些用来捍卫其它权利的基本权利，而其目的就是为了
维护执政党的垄断性政治地位，以至确保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
威胁。

再就政治权力传承来说，权力授受本是壹个国家遴选政治精英的
公开淘汰过程，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直接相关，可在中国
政治权力的授受过程向来是不宣之秘，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
德并没多少关系，而同官员的血统、裙带和暗箱操作密切相关。凡有
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不管是高干的子女，还是高干的亲属，不仅有
天然的优先继承权，而且，不是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要职，就
是担当全国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挂上全国或地方政协委员的头衔。
而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虽无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却可通过暗箱
操作攫取权力。由于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以致不管是中央
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买官卖官不仅能
越级买卖、合法买卖，还能公开买卖、批发买卖等。

另就社会分配来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不
仅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提升，国民的收入也相应有所提高，而相
比之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
导致国富民穷，确切地说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导致大多数国民越来
越心理失衡。。

不仅如此，由于改革方针壹直回避统治阶层，因此除了导致政府
越来越富有，还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极少数官僚和富人
占有，而广大百姓非但没有获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反而越来越被
边缘化，越来越没有话语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换句话说，由于改革政策壹直偏袒统治阶层，致使经济增长不仅
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极少数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独不符合绝大
多数百姓的利益，以至于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等方面，受益
多的并非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百姓，而只是党和极少数的官僚及商人，
形象地讲只有党和极少数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喝汤，
而用官方数据概括，当今中国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社会百分之八十的
财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分享社会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总之，由于政府象过去壹样是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
但不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反而将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工资政策不
断向自身政治集团的成员全力倾斜。举例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在工
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不管是壹般公务员的工
资，还是军人警察的工资，都不断出现刚性增长。 尤其是1985年以后，
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進行过8次调整及改革，
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
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
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
水平。而且，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复盖，再加上职务
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
下最热门的职业。而据2008年披露的数据，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
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务员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别说干部群体的待遇。干部群体不仅
工资与权递增，不仅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不仅享
受高品质的公款消费，还能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灰色收入，不断满足私
欲。而高干群体的待遇更不用说有多丰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许多简直
富可敌国。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
社科院等部门壹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
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
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

相比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
甚至未增长。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
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壹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如果
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必须面对的社会不公，那么社会
保障乏力则是中国失业者及其弱势群体必须面对的生活困境。

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失
业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壹定的社会保
障，能够享有壹定的公有经济分红，能够享有壹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
权利，尤其是能够享有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
利的权利，那么这些群体决不至于沦落到这种无助无奈无望的境地。

本来，改革目的之壹是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对国家资源与利益实行
再分配，而实际上这壹利益再分配过程几乎都以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
为代价。尤其是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
两大税务体系，在税收征收上采取了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
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而政府征税机构也是两套：中央税务
系统在省市县设国税局，负责中央部分的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
地方政府则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这种税收体系构成了中
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来源与不同的资源抽取方式，而各级政府对
资源的过度抽取无不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

仅从1995年至2007年来看，中国的GDP总量由58,478.1亿元增至
246,619亿元，13年间增长了 321.73%，年平均名义增长11.7%；同期
全国财政收入则由8,648.7亿元增至59,304亿元，13年间增长了585.70%，
年平均名义增长16.0%，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长幅度比GDP增长幅度高
4.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职工工资增速远远低于政府财政
收入的增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07年，全国职工工资每
年增速均未超过12%。由此可见，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已经达到了
反常的程度。

更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打着国家与社会公共
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夺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宅基地。从1979年到
1997年，政府从农村圈走2亿7千万亩土地，将低价买入的土地转让后
从中牟取了6——10万亿的财富。因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
地产业为龙头，所以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掠夺更为肆无忌惮，其财政收
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竟高达40%——60%。据2006年9月2日发行
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2001年至2003年，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转
让收入为9100亿元，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
转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6年壹季度全国
土地转让金就达3000亿元，全年土地转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无疑会突
破50%。而对于政府的掠夺行为，许多被掠夺者愤然抗争，以致引爆壹
个个群体性事件。

由于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仅与民主潮流相抵牾，更与人权
原则相冲突，以致民众不再轻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再期望分享
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再幻想权贵们的先富会给他们带来共同富裕，而
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去捍卫，因
而引发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尽管维权运动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上街示
威和静坐请愿，但通过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与无数个体
政治和经济诉求，不但守护自身的权利，还讨回社会的公道；不但维
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捍卫自身的政治权益；不但要求基本的人权保
障，还向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当局不断强化强制能力，不仅增加军备开支，
还加强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即加强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
警力，其中，用于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
有“城管”；而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
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仅用于国内的强管制能力
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币，累计起来很难查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
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
报道，仅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而2009
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而这么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
成本不但严重地挤压了民生，还严重扭曲政府的规范能力和保护能力，
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择手段，使
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
事件就不但发生多起，还不断引起的社会反响。而这些不仅充分说明
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何等尖锐，更说明壹党专制与民众的期望水火不容。

综上所述，由于壹党专制不仅强化权力，更弱化权利，因而导致
权力与权利严重失衡，结果既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壹直不能发育，也
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致使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
而成不了社会舆论；既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也致使NGO等民间
组织遭到官方限禁；既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
靠的组织，也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等等。

正是因为壹党专制，也正是出于维护壹党专制，所以，改革开放
以来，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壹直只求经济改
革突進，壹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壹直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壹直不
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
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
结果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更致使政府权力不断产生异化，
進而不仅导致综合成本不断递增，也导致综合效率壹直低下，还导致
综合收益不尽人意，以致导致代价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成就；导
致损失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收获；导致综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
远远超过综合收益，最终不但阻碍中国掘起的進程，也导致中国社会
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三、壹党专政导致官本主义变本加厉


更需要说明的是，壹党专政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
仅致使改革开放的成本不断递增，不仅致使改革开放的效率壹直低下，
还导致官本主义变本加厉。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已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可是由于中国壹直实行中央集权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致使统治者既能世袭中央权力，又能委任官员
掌控各级权力，结果不但形成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
意识，更形成崇官、敬官和做官的官本位的价值导向，以致自古以来
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精神，还是社会认知，都由官本位主导。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官本主义已从官方宣传中退位，而
改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之类的政治话语，可是并不能置换
流淌在政治肌体里官本思想的血液，而这都是因为改革不触动现存政
治体制造成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壹党专政体
制培养了庞大的官僚群体，而这个群体享有与官阶级别（如省部级、
厅局级、团处级）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无不以壹党专制作为自己升
官发财、安身立命的靠山，以致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

尽管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不仅要革除经济方面
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还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最终
不仅要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要革除不利于生产关系完善的
因素，更要革除阻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体制，可当改革触动
壹党专制，不仅会遭到官僚群体的强烈反击，还会不断给壹党专制注
射强心剂，使之继续在极权的轨道上运行。由于改革被官僚群体操控，
因此改革的路径选择只会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而改革本来应当改变
这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这种良好的愿
望以及种种合理的政策建议，往往遭到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抹杀，以致
改革以来的方案、举措、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党政官僚的特权，反而
扩大与民众的利益差距。

正因为此，当局非但没能通过政治改革破除壹党专制而造就民主，
反而不仅助长壹党专制，也助长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还助长以
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更助长崇官、敬官和做官
的官本位的价值导向，从而致使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
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结果导致各级干部动不动就
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
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可见，壹党专制既以官本位为核心，又以官本位为依托。虽然官
本位壹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
而被广泛应用，却高度概括中国从古到今的社会价值取向，而其不管
是历史内涵，还是现实内涵，都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如果说“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壹种货币制度，即
是以黄金为单壹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那么“官本位”则把
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壹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
地位和价值。具体地说，所谓“官本位”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
“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
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不管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现实，“官本位”这壹在特定历史语
境下形成的术语，不仅涵盖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也涵
盖“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还涵盖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更涵
盖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所以必然维护和
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必然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必然仅以统治者的
需要为立足点，以致既与人民的意志相背离，又与人民的诉求相对立，
進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
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
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
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
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
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
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
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首先，就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而言。作为壹种意识
层面的现象，官本位反映了壹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中国人之所以官本
位意识浓厚，原因就在于为“官”就有利，或者能以“官”谋利，为
此往往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
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以致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
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利
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被提拔，就急于要车子、
房子、待遇，以至于“该得到的壹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
有的壹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
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

其次，就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来说。 而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壹方面是“唯上是从”。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上下
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
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壹行政化体制下，往往
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壹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
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壹
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而对下级官员说来，壹切只对能
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壹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
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
式。在壹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
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
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
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
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另外，就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来讲。由于为“官”就有权有
势有利，以致在许多人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
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壹人得道，鸡犬升天”。于
是，“学而优则仕”，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壹个
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
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壹些地方政府也投
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壹些已经当了“官”
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
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壹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
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总之，许多人都以仕途
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壹切服从于官级地位，壹切为了做官和升官，
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
壹途径。

再者，就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来说。
由于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
壹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
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以致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
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壹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
進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

再者，由于“官本位”实行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因而，不仅
导致机构多、摊子大，更导致官员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
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既增加官民比，又
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加之采取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
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壹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
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现在壹个乡、镇达到250余人，而这所
产生的公款消费简直不可估量。

据陆定壹的儿子陆德坦言：“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
百亿、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公款外出旅游三千亿，二○○四年
我们财政收入三万多亿，三分之壹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世界有哪
壹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
政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壹，法国是百分之六点
五，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六，英国是百分之四点壹九，日本是百分之
二点二八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百分之三十
七，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
下去怎么办？”（见《炎黄春秋》二○壹壹年第十壹期）虽然他用的
还是二○○四年的数据，可已经够触目惊心，而这些年来还不知到了
怎样惊人的地步！

再者，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
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
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
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难，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
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
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壹届政绩几届包袱。

再者，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
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现在的干部还是都在
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怎么样能加深管制和怎么样能加重审
批，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壹个主要体制性原
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
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再者，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壹步就是管
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
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
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
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
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现在腐败问题难以
根治，原因就在于此。

更主要的是，由于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因此官本位不但阻碍科学发展，
还损害人民利益，更助长贪污腐败。

壹就官本位阻碍科学发展而言。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
都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不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
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
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
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壹些实质性的问题不
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
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壹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很少顾及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
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
利益，而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壹届的
“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
发展带来无穷的后患。

二就官本位损害人民利益来讲。官本位的要害，就是对国家的事
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
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都以升官的目的，都想随着自己的社会
地位和权势的提高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
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
严重的危害。现实中，壹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
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
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
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而这都
是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三就官本位助长贪污腐败来说。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
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壹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壹切服
从于官级地位、壹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
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壹般群众难以
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所以在壹定社会层面形
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壹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
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
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
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壹旦得
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就此展开来讲，与其说腐败是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孕育的，而由私
有制派生的，不如说是由权力衍生的。广义上讲腐败是行为主体为其
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狭义上说泛指
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简而言之，
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运用公共权力，借职务之便谋取私人利益而损
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从古到今，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腐败问
题。可相比而言，中国不管是腐败广度，还是腐败深度；不管是腐败
形式，还是腐败内容；不管是腐败水平，还是腐败效率，都无出其右，
简直无以复加，不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更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尽管从根本意义上来讲，人生来都自私自利，凡事趋利避害，以
致为了自身利益会不择手段，而不断损害他人利益，但如果没有权力
这个载体，也就不会滋生腐败。

由于国家权力不仅对统治阶层内部的争端和纠纷具有协调功能，
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争端和纠纷也具有协调功能，而其运行完全取决于
制度。而壹党专政制度作为壹种主观产物，必然带有设计者或实施者
的自利色彩，使得制度设计在形成之初就带有缺陷，再加上制度设计
滞后于社会需求，而制度变迁却困难重重，致使制度的漏洞就会大量
涌现，最后伴随着制度的软约束下责任感的缺失，理性官员更趋向于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导致制度性腐败。而所谓制度性腐败，
就是指现有的由人创造的正式制度而非自然演化而来的非正式制度，
不仅不能对人们相互间的行为起到限制、规范的作用，反而在设计、
变迁和约束的过程中滋生和助长了个人或集体的腐败动机，因而加强
了个人或集体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腐败行为。而直接造成制度性
腐败产生的主要动因，壹是制度缺陷，二是制度漏洞，三是制度的软
约束，具体表现为利益上的冲突、激励遭到扭曲、制度变迁困难下腐
败机会的大量涌现和制度软约束下腐败的理性选择。

展开来说，由于壹党专政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因此，
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不论
是买官者，还是卖官者，都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所以都不会认真履行
自己的公共职能，反倒伺机不断买官卖官而为自己牟利。长此以往，
买官卖官不但形成了壹个个利益链条，也将各级官员结成了壹个个利
益共同体，还形成了壹股股盘根错节的政治保护关系。而这种政治保
护具有双重作用：壹是官员在任时互相保护，二是即将卸任者将受到
自己提拔的继任者的保护，以确保自己在任时的腐败行迹不致曝光。
而这种因买官卖官而结成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使得所谓清查贪腐异
常困难，因为每壹个贪腐官员的败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
益相关者。而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许
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
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地上告，贪
腐者照样能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紧紧纠结的利益链条。
而不管哪个通过买卖官位获得权力的官员，从其上任的第壹天起，就
开始盘算如何将买官的费用与官位维持费用捞回来，以致全国各地权
钱交易司空见怪，贪污腐化更是不足为奇，结果导致从下到上，大权
大捞，小权小捞，不捞白不捞！

结果不但导致腐败恶性循环，也扩大了腐败的示范效应，以致除
了不断诱发个体腐败，还不断诱发集体腐败，不但使腐败集团化，还
使腐败部门化，还使腐败市场化，还使腐败黑帮化。在许多已查处案
件中往往挖出壹个，带出壹窝。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壹）
集体走私，猫鼠联盟。（二）集体截留，私分公款。（三）集体敲诈，
坐地分赃。（四）集体卖官，权力出租。而腐败现象的发展与蔓延，
不仅严重阻碍国家现代化建设，还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更严重污染
了人们的灵魂。壹方面，人们极为痛恨贪官污吏和壹切腐败分子，另
壹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被动地接受这样壹种观念：“要办事，就要找
人，找人就要花钱”“只要肯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事”。于是“花钱
办事”已成为当今中国许多百姓的处世信条，甚至连就医、上学、入
托等壹些百姓本应充分享受的基本的服务，因为职业权力的存在，也
迫使人们不得不用额外地以“花钱”方式才能取得本应享受的服务。
而这既为贪官污吏打下腐败坚实的社会基础，又为贪官污吏营造宽松
的腐败环境，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主要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自己
造成的”，而“中国的官场环境是中国民众的心态造成的”。尽管这
是谬论，但其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当然，花钱办事
这种现象里边也有现实社会的无奈，因为不管是“花钱”者，还是
“办事”者，关键都在于权力。当老百姓的权利得不到保证时，那就
不得不去花钱买保证。而这种病态的社会风气发展下去，不仅助长了
腐败分子的私欲和狠心，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还毒化了社
会人际关系，长此以往最终将会导致民心背离，社会瓦解，政府崩溃！

过去，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
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
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
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
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
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
还有原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壹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过去，揪出壹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
相传，议论很久，而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
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壹百个人民大会堂，
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
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壹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
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

过去，绝大多数贪官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壹人壹案，
而今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
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不仅规模化了，更集团化了。上壹
世纪末的陈希同壹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進入本世纪后，集
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
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壹案案发，
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壹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
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颖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
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壹案涉及120人，徐波壹案涉及78人，
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
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
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壹案被揭露，再次引
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
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
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
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
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
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
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过后，中央又从
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
龙江，分别進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
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简直史无前例！

此外，据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2011年6月初公布的
壹份报告披露，仅从90年中期至2008年期间，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人
数多达18000，而夹带私逃的赃款更高达8000千亿元人民币。由于数
目巨大，央行的报告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如果涌進美
国华尔街，都会产生动荡世界经济的效果。

另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2012年1月6日公布，2011年
中国查处的贪污腐败官员总数达到14万2893人，超过了2009年的10万
6626人，为国家挽回了84.4亿元经济损失。中纪委发言人表示，去年
纪检部门共处分中共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交司法机关的县处级
以上干部777人。另外，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共受到将近135万件举报，
初步合适违纪线索15.5万件。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于2012年3月11日，在第十壹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披露：2011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
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
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而查办利用执
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
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
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另据中央纪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在2013年1月9日新闻发
布会上通报，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件(次)，
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次)。而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立案
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
回经济损失78.3亿元。与2011年相比，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
违纪线索件数增长10.6%，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
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

显然，不管是查办的这些案件，还是查处的这些人数，还是挽回
的这些经济损失；不管是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人数，还是夹带私逃的
赃款，都只是冰山的壹角，而没被查办的腐败案件，没被查处的腐败
官员，没有挽回的经济损失，没被查到的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没被
查到的夹带赃款，恐怕多如牛毛，远远不止这些，远远超过这些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之所以层出不穷，社会之所以畸形发展，社
会剧痛之所以不断蔓延，社会贫富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社会道德之
所以不断滑坡，社会污水之所以不断乱流，国家之所以不断大量失血，
国有资产之所以损失惨重，改革成本之所以不断递增，开放支出之所
以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异，与其说是“官本位”衍
生的，不如说完全是壹党专制造成的。

由于壹党专制是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仅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
仅由自己操纵壹切的政治制度，以至于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
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
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
百姓的活动空间，既不受制约，又监控无效，更唯我独尊，因此必然
导致官本政治，而官本政治必然阻碍科学发展，必然损害人民利益，
必然助长贪污腐败。

尽管当局不断采取各种方式遏制官本政治所派生的各种问题，但
在壹党专制的情况下，权力非但不受有力制约，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
力量的制约，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级组织及党员的制约；非但不受
有效监督，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监督，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
级组织及党员的监督；总之非但不受纵横监管，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
纵横监管，又排斥来自党内纵横监管，因此，不论采用什么措施，都
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都不会起多大作用。即便给官本政治披上“以民
为本”、“以人为本”的外衣，而被迫应对国民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也不能掩盖官本政治的本质，更不能消除官本政治的危害。

尽管中共当局十八大以来，不仅整顿党风，也遏制公款消费，还
采取上巡查下举报的策略，以至于迄今既拍了30多万苍蝇，又打了以
周永康、徐才厚为代表的60个省部级老虎，但仅以这些来评价反腐败
成效，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只有实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
转换，才能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让各级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既然在壹党专制的情况下，不管配制什么药方，都不能根治腐败
这壹顽症，而只能任其恶化，任其蔓延，任其每况愈下，那么，只能
通过制度变革根除制度性腐败。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全球化
浪潮不断涌入，中国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科教体制；不管是文化体
制，还是其它方面体制；不管是思想认识，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是社
会需要，还是生活需求；不管是经济运作模式，还是其它方面运作机
制，都已焕然壹新，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却还陈旧僵化，显然已经不能
与之匹配，已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就象老化的主齿轮，不仅由于磨
损，更因技术含量过低，而不能与新型齿轮啮合。

可是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此非但视而不见，反而还象过去
那样依仗强权维护落后而又僵化的壹党专政体制，不仅让老化的政治
齿轮继续运转，还让官本主义变本加厉，以致还象过去那样只求经济
改革突進，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他改革协助，而不通过全面政
治改革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
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
衡体系，以从根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生产关系的要求，
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结果还象过去那样不论是立法，
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
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
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
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开辟民主化的道路


从古到今，凡是危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弊端，其实根本上都是政治弊端。
由于政治方面存在严重弊病，不但传染其他方面，还导致其他壹系列
问题，因此任何问题都能搁置，首先必须解决政治问题。只要政治问
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否则不仅严重影响其他
问题的处理，还会诱发更多更大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如今右腿已踩
在了壹块石头上，而左腿还深陷在淤泥之里，以至右腿已踏上了现在，
而左腿还停留在过去，与其说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没有脱掉壹党专制
的破鞋，不如说是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以致形成進退维谷的
局面。如果拔不出深陷过去的那条左腿，那不但严重干扰中国发展的
方针，还会严重侵害中国社会的细胞；不但严重腐蚀中国改革开放的
战略，还会严重阻碍中国民主转型的進程；不但严重削弱中国掘起的
动力，还会严重牵制中华民族腾飞的脚步！

壹、冲出民主化的困境

不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旨在促進生产力的发展，促進生产关
系的完善，促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進而确保国民经济持续
增长，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确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而最终促使
国家健康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文明，促使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如果说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不仅要革除经济方
面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还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那
么开放则是在引進外资同时，不仅借鉴外国优越的民主制度，还借鉴
外国先進的普世价值观，而最终不仅要解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也要消除不利于生产关系完善的因素，更要废除阻碍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体制。

因此，改革开放首先应当挖好沟才放水，也就是先起码建立基本
的社会保障，再实施改革，以免既引起剧烈的社会阵痛，又加重民众
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包袱，最终不仅应当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还应当
缩小贫富差距而实现共同富裕，更应当将其成果让民众共享，可当局
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而不挖沟就放水，不先起码推出基本的社会保障
政策，就展开改革措施，以致既引起剧烈的社会阵痛，又加重民众的
生活负担和精神包袱，而结果不仅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还导致
民众分享不到多少成果。

其次，改革开放应当在引進外资同时，不仅借鉴外国优越的民主
制度，还借鉴外国先進的普世价值观，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只招
商引资，而排斥外国优秀的政治文化。

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应当废除壹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
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
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至于不仅使政府在
人民的监督下工作，还实现廉洁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而不应当与民主
潮流相抵牾，不应当与人权原则相冲突，不应当使政府驾于人民之上，
不断过滤民众的要求，而让自己为所欲为，不仅滥用权力，铺张浪费，
贪污腐化，还把人民抛向体制的边缘，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
而不断给壹党专政注射强心剂，不仅使之朝着民众所期待的正确方向
逆向而行，还使之继续在极权的道路上加速行進。

展开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通过解放思想走出壹片片
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壹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
改革而摸着壹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壹扇扇国门；通
过转换机制开辟壹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
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
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
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
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
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
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
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
除壹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壹种政治力量上，导致
权力极度统壹，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
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壹种
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
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
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
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
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不但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也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
还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進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
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
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
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
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
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
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显然，这壹系列问题，并非改革开放直接派生的负面效应，而是
政治改革没有跟進出击直接造成的必然后果。

之所以政治改革没有跟進出击，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尽管当局不断深化经济改革，不断扩大科教改革，不断拓展其他改革，
然而对于政治改革，当局则完全选择回避要害，不是空喊口号，就是
把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政治改革难以展开。尽管
大多数百姓都明白，要真正進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须终结壹党专政，
但是大多数百姓因为怕遭迫害镇压，所以都选择忍气吞声，而既不敢
表示不满，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至于不是在当局的迷惑下埋头赚钱，
就是在当局的诱导下设法鉆营。因而在当局与百姓分别作出这种选择
后，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就举步维艰，结果不但导致中国政治改革陷
入困境而停滞不前，更导致中国民主化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展开来讲，由于当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自
己就成为改革的对象，而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维持现状，才能
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百姓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性
选择都是回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说百姓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
有借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都应推动政治改革，可
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也回避政治改革。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在
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如果百姓
还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会遭到当局的镇压，以致出于趋利
避害，只好选择回避，而不敢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对百姓中
的壹些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讲，他们本应是要求進行真正政治改革
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可由于壹些人怕遭迫害，而另壹些人被当局
收买，以致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全都沈默，不是回避政治问题，就是
为当局歌功颂德，为当局涂脂抹粉，为当局摇旗呐喊。而这些比普通
百姓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壹气后，政治改革的困境就進壹
步被强化了。此外，尽管壹些有识之士不仅敢于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并强烈要求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
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
权制衡体系，还为此不是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就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
要么积极推展公民运动，但是壹方面因为人数有限，而又各自为战，
过于松散而没凝聚起来；壹方面因为违背国情而壹味照搬西方民主模
式，以致非但没有唤起民众冲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况愈下。

总之，如果说中共当局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那么民运力量过于
松散而没有形成合力则是中国民主化的瓶颈，而百姓参与民主运动的
人数过少则是中国民主化的短板。由于当局无意展开真正的政治改革，
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斗士势单力薄，又没唤
起百姓，因此不仅导致政治改革的动力严重不足，更导致中国民主化
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结果致使中国百姓至今还不能真正站起来，而还象过去那样不是
壹路跪拜，就是忍痛爬行；致使中国百姓至今还不能畅所语言，而还
象过去那样不是违心说谎，就是装聋作哑；致使中国百姓至今还不能
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还象过去那样不是歌功颂德，
就是忍气吞声；致使中国百姓至今还不能参政议政督政，而还象过去
那样不是卑躬屈膝，就是任人宰割；更致使中国百姓至今从没当过家
做过主，而还象过去那样不是沦为轿夫，就是沦为奴仆囚徒！

与其说这是中国百姓的悲哀，不如说是中国百姓莫大的耻辱。而
耻辱，不仅是声誉上所受的损害，更会遭受利益上的损失，而不管是
个人蒙受的耻辱，还是国家和民族蒙受的耻辱，都主要是内在因素造
成的，其次才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其实，蒙受耻辱并不可怕，而
可怕的是不积极想方设法消除耻辱的根源，而从根本上洗刷耻辱。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断遭受耻辱，不但蒙受国家壹次次被掠夺
的耻辱，还蒙受民族壹次次被践踏的耻辱，更蒙受五千多年被统治者
压迫的耻辱，而这壹系列的耻辱不仅导致中国百姓声誉上蒙受莫大的
损害，以致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上，都擡不起头，更导致中
国百姓利益上遭受莫大的损失，以致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
等方面，都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虽是中国百姓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
必须要靠百姓自己争取捍卫，不能指望别的，只能指望自己！

纵观世界历史，不论哪个国家实现民主，都是百姓用血用汗用命
换来的，都是百姓从拼争中提取的，都是百姓齐心协力争来的，而不
是盼来的，也不是等来的，更不是谁的恩赐！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实现民主化不外乎通过两条渠道：壹条
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循序改革，壹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基于
中国现状，要想借助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造就民主，不仅可能性很小，
而且即使利用暴力革命实现权力更叠，也十有八九回到专制的老路上，
因此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只能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只能
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齐心
迫使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
弃壹党专政，才能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
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
构筑分权制衡体系。

由于百姓不仅是民主转型的动力，更是民主转型的着力点，因此
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
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其
次，让百姓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改革，不仅得不偿失，也为
虎作伥，还对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积极推动政治改革，铸就民主制
度，那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对国家有益，还对民族有益。再则，在争
取国际支持及配合的同时，必须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
奋争，必须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必须激励国内百姓踏上
民主化的征程。

尤其是不但要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
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使民众同当
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
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
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壹浪接壹浪的
社会呼声，合成壹片接壹片的社会发难，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会风潮，
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而迫使当局全面通过
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壹党专政，進而
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
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
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
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
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
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
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不仅构筑高
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多极化格局，不仅民主已成主流，而且不管是
政治，还是经济；不管是科技，还是教育；不管是文化，还是其它方
面，都不断结出硕果，因而既给中国的民主转型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又给中国的民主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不但为中国民主
转型提供了大量的能源，更为中国民主转型指明了方向，扫除了障碍，
铺平了道路。

如果中国百姓还不借助改革开放牢牢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历史机遇，
齐心迫使当局破除政治垄断，而全面通过政治改革，把民主、宪政、
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地方自治和军队国
家化植入中国每片土地，注入中华民族每条血脉，输入每个中国人的
心里，从而为中国的发展竖立航标，为中国的掘起提供动力，为中华
民族的腾飞铺筑跑道，那么自古惨遭专制折磨的中国，自古惨遭极权
压迫的中华民族，自古惨遭暴政蹂躏的炎黄子孙，不是倒在权贵垄断
资本主义怀里茍延残喘，就是还在壹党专政的牢笼中苦苦挣扎！

当然，在壹党专制的情况下，当局出于维护统治，往往不会采取
积极姿态，不会自动放弃领导地位，不会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人民利益，而主动牺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壹切手段，动用壹切
力量，不惜壹切代价，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

所以，指望当局自觉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而
只有借助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才切实可行，也才是最佳的选择。因
此，除了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加强百姓的
民主认知，激活百姓的民主精神，激发百姓的民主斗志，而促使百姓
团结奋争，凝聚起来合成壹浪接壹浪的社会呼声，汇成壹片接壹片的
社会发难，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会风潮，以至于让民主呼声响彻中国
大地，让社会发难遍布中国每片土地，让社会风潮席卷中国每个角落，
才能迫使当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从而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
专制，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壹党专政，造就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而民主已经诞生300多年了，也
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并已在15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可是中国依
然遭受专制蹂躏，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专制压迫，中国百姓依然遭受专
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国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中国百
姓的命运，都还仅仅取决于壹党专制，都还仅仅取决于壹个政治集团，
都还仅仅取决于壹个人领导下的几个人，而不取决于民主，不取决于
多个政党，更不取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

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已经颁布60多年了，而中共当局不仅于
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还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于2004
年3月通过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宪法
准则，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至中国百姓还不能真正
站起来，而只能忍痛爬行；还不能畅所语言，而只能装聋作哑；还不
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只能忍气吞声；还不能参政
议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还不能当家做主，而只能当囚徒做轿夫！

如今，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中共当政已经60多年了，
历史已经跨入21世纪了，国家走哪条道路由人民决定不仅已成为世界
共识，还已成为普世价值，然而中国走哪条道路还由壹个人领导下的
壹个政党决定，而不由十三亿中国人民决定，以致中国百姓至今连民
主是什么滋味都没体味到。而这不但要追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追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追究中共奉行的政治霸权主义，而百
姓更要追究自己！

英国百姓早在1688年就能通过制度创新，齐心创建世界上第壹个
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铺筑人类历史上第壹条民主之路；而美国百姓
早在1781年就能通过制度创新，齐心创立全球第壹个总统制国家，从
而铺成自己的民主之路；印度百姓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能通过非暴力
不合作运动，齐心建立半总统制国家，从而铺就自己的民主之路；为
什么十三亿中国百姓，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
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通过制度
创新齐心砸烂壹党专政生产的政治镣铐，而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
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汇成壹浪高过壹浪的民主潮流，彻底冲
毁四项基本原则，進而冲垮壹党专政制度，最终冲出中国民主之路？！

为什么十三亿炎黄子孙，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
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
通过制度创新齐心拆除壹党专政设置的政治牢笼，不断通过自下而上
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合成壹次高过壹次的民主声浪，
震毁四项基本原则，進而震垮壹党专政制度，最终铺筑中国民主化的
坦途？！

为什么十三亿中华儿女，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
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
通过制度创新齐心摧毁壹党专政修筑的政治堡垒，以至合成壹浪接壹
浪的社会呼声，汇成壹片接壹片的社会发难，聚成壹次接壹次的社会
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中共当局
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壹党专
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
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建分权制
衡体系，最终不仅创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也打造中国健康发展的
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腾飞的跑道？！


二、创立中国民主制度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
争，而迫使当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
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
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
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
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
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
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由于现行民主还有壹些缺陷，不仅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
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强化的问题，还存在
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分
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因此还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
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
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
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
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進壹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進壹步提升民主的质量，進壹步完善民
主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
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
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
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
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还导致国家失衡。

尽管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
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
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
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
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壹切生产要素，讲求分配公平，
可因象政治上壹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生产要素，还扼杀经
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不仅生产效率低下，
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
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借助公有经济
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还在公平分
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
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
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中国如今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于
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
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
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
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
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可由于没
有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
沈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结果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
发展，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壹味
推行专制而扼杀民主，因此不仅致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
资产损失惨重，还致使腐败到处泛滥！

显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
弊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
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
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
创建壹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
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
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
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壹，因此，对于新型社会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壹致，也没有形成统壹的模式，还有待于進
壹步完善，因为壹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
控制方式，尽管以宪政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
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壹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社会
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于没
摆脱壹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而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
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
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
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
废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
而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
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
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新
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不仅符合社会
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
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
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
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
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
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
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壹味照搬西方现行
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
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壹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
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
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
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
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
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
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
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
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
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
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
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
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
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
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
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
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
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壹
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只要根据社会客观
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描绘出适合中国的民
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的转型
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
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而今，不管是基于中国现状，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世界上已经
践行的民主制度都不仅各有弊端，还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只能通过
制度创新，创建新型民主制度，壹方面在政治上废除专制，而以民主
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
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
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壹方面在经济方面既废除私有制，又废
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构以公有经济
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
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
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
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不仅通过宪政化，通过法治化，
通过自由化，通过权利化，通过军队国家化，夯实新型民主制度的基
础，还通过确立多党制，通过确立联邦制，通过确立以公有经济为主
的公私混合所有制，通过确立新独立监察制，通过确立新五权分立制，
浇筑新型民主制度的支柱，以至既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
又确立适合中国的转型目标，進而既利于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又根据
国情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最终既创立适合中国而又具有普世功效
的新型民主制度，又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

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仅符合社会客观要求，
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
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
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
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
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
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
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推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
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
利政策。

确切地说，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废除专制
而造就民主，因此既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
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
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
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
监督有效，唯民是从，而不再象壹党专制那样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
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
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
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

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不但废止资本主义
私有制，也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
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而实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因
此促使公有经济不仅能集中社会大量公有经济资源，而混同私有经济
资源，根据市场需要進行科学配置，投入国家各项建设，而且既有助
于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也有利于促進生产关系的完善；既有助于宏观
经济平稳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既有助于创造各种就业
门路，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标准；最终以公有资本为龙头，借助股
份制吸纳私有资本，不仅带动各方面投资，还能实现共同增殖；不仅
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带动内需，还能扩大出口；不仅带动相
关产业，还能不断扩充就业岗位，从而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确保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确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确保国家科学发展，确
保社会和谐繁荣！

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废弃哈耶克倡导的
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進壹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
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因此不仅促使政府通过市场
需要配置资源，调控经济运行，使之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符合社会发
展目标，符合人民生活需要；还促使政府借助市场监控和调节，及时
对市场缺陷進行弥补修正。

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通过公有经济每年
向全民分红，因此壹方面借此提高百姓的收入而促進社会消费，壹方
面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沈淀，防止投资造成局部经济过热而引发
通货膨胀，从而既达到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又能为多数人牟利。　　

这样通过五化五制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仅有助于政府行为合
理规范，也有助于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有助于政
府正视自身的不足；不仅有利于社会進步，也有利于国家发展，更有
利于民族前途；不仅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壹致肯定，也能得到世界舆论
的壹致好评，更能得到中国百姓的壹致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