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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反對資本主義拒絕一國兩制聯盟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係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繫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迴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徵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徵。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儘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麼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麼？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藉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儘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繫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麼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鍾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徵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裡「榨取剩餘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餘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複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餘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餘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幾天，而其餘時間在地主的地里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里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係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麼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餘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里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僱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餘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餘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麼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裡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餘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餘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麼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麼，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餘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徵。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与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麼？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注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採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与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陞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採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稜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本書包含有壹系列專門的論證來證明這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麼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御用文人那裡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与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技術/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麼，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甦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 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后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餘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陞，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製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污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污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儘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書內容介紹

在導言的最後壹部分，我們概述壹下將要談到的主要論點的內容。這些論點是討論上面已經發現的問題的。第壹章和第二章處理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問題。第壹章概述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改良無法解決這些根源問題。第二章介紹壹種穩固的社會主義薪酬制度是怎樣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將概述這壹制度是依賴於這樣壹種思想的，即每壹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的總勞動量都是可以計算的。第三章將證明這壹論斷是合理的，同時發展了以勞動時間對經濟進行計算的理論。我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合理且在技術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這壹體制的各個方面。第四章確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項，並區分了計劃的許多不同「層次」，即戰略性計劃、詳細計劃和宏觀計劃。第五、六、七章分別詳細研究這幾種計劃。第八章概述壹種具體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證生產方式滿足消費者的喜好，同時又能避免產品的短缺。第九章詳細考察我們設想的這種計劃體制對信息的要求，並將個人受到的的獎懲與信息發布的準確無誤聯繫在壹起。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把我們提出的這種制度，跟壹般認為已經在蘇聯失敗了的那種制度做了許多對比。

第四到九章處理孤立的單壹經濟體的計劃，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則將延伸討論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問題。在壹個各方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實際的考慮。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將超出經濟領域，進壹步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第十二章將把社會主義目標和女性主義者關注的問題聯繫起來。該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傳統家庭的可能性，並且指出這樣的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的運作方式。第十三章考慮政治領域，提出壹種能夠讓普通人真正掌握他們生活的徹底民主的憲法。就像早先提到過的，我們批評蘇維埃民主模式。我們同樣批評議會民主制度。而我們自己的提議則源自在當代語境下對傳統（雅典）民主的再審視。第十四章研究產權關係的問題，詳盡闡述了作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基礎的特殊的產權形式。
在最後壹章，我們回應了充滿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們近年來提出的壹些反對觀點。在其中，我們對於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代替我們倡導的計劃經濟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各種各樣的詳細論證之後，會很清楚支撐起全書的總論點是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每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人，還是作為社會壹員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在價值。實現這壹目的需要滿足人的尊嚴、保證人的安全、實現真正的平等（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以及社會生產率的提升。還要求人類能找到壹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地球的總體環境保持平衡。我們認為在徹底民主的政治憲法之下，通過合作和計劃的社會經濟形式——壹種后蘇聯社會主義——可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

第壹章：不平等

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之壹是克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收入、權利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主義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們。相反，那些從不平等和特權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則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對者。
富人會輕易地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實現社會平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們貧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費壹番口舌才會相信。為此，有人就認為不平等不僅實用，而且不可避免。為了激勵人們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怎樣，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現他們為了讓經濟運轉，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響應的激勵與窮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倡導者是怎樣看待這壹點的呢？如果勸壹個富人去工作，他們要求的是更大財富的刺激：因此頭等重要的是為高收入者減稅。而論及窮人的時候，恰恰相反，卻認為最好的勞動激勵莫過於愈加貧困的前景：因此頭等重要的是嚴格限制給予他們的補貼。

我們強烈反對這兩個論點。我們想表明，儘管壹點經濟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當前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量是極小的。我們認為，施行壹個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會是可能的。在這壹章里，我們概述壹下能夠產生這樣的社會的可持續經濟機制的第壹個原則。

不平等的來源

在當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們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壞；他們已經了解這壹點了。重要的問題是：造成當前貧富對比的原因是什麼？關於它們，能做些什麼？從邏輯上講，第壹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造成了當前社會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對工作的人的剝削

(2) 少數人對財富的繼承

(3) 失業

(4) 年邁體衰

(5) 女性的經濟從屬地位

(6) 技能的差異

剝削

日常用語中，我們說到強者占弱者便宜的時候，就會使用剝削壹詞。經濟剝削牽涉的是人們沒有為他們工作獲得足夠的報酬。這既可能是壹個妻子被迫無償為她的丈夫當傭人，也可以是員工工作讓僱主致富。在壹個剝削關係中，被剝削的人沒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東西。這種看法在個人關係中會顯得有點模糊和不準確，但在工人和僱主的現金關係中，它的含義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壹個工人得到的報酬不值他勞動的產品，那他/她就被剝削了。

這壹思想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通過先想象沒有剝削的情況來說明它。假設壹個工人每周被雇40個小時。如果他沒有被剝削，那他從工作中得到的工資就應該可以讓他買到需要四十個小時的工作來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雖然產品不會像麥片包裝盒上的卡路里量壹樣，把勞動量標記在上面。但原則上講，計算勞動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剝削。作為壹個廚師或者公交車司機工作壹周所換得的，是提供職工們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農民、制布工人、銀行家、演員，等等。

但實際上，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會發生。儘管僱主和僱員間的勞動合同形式上是自願協議，但其條款卻是僱主說了算。失業壹段時間或者害怕事業的人，會樂意干任何工作，而不會太挑剔條件。僱主不會面臨同樣的限制。通常每個工作都會有許多求職人，以至於如果有人試圖溝通工資率，總會有其他人願意降低價格與他競爭。

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罕見情況下，工資增加到沒有剝削的水平，那時僱主就會選擇把資本放在銀行里生利息。他們寧願這樣做，而不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潤率的工資水平來雇傭勞動。最後，他們還可以考慮把生意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那裡的工資水平低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僱員被被迫以低工資水平廉價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國國家收入細目，我們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對於每個經濟部門，我們研究通過勞動增加的價值是如何在工資和利潤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增量指的是壹個公司的總銷售額和生產過程的非勞動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機器折舊等等）的差額。

這些數字取自1983年國民收入支出藍皮書，由中央統計局發布。兩列顯示各經濟部門的總工資和總利潤。總價值增量是工資和利潤之和。我們可以看到，從壹部門到另壹個部門，用於工資的價值增量的份額差別很大。1982年，能源工業的價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額只有27%。相當於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時，其中的16分鐘是為自己，而44分鐘是為了僱主的利潤。

在其他產業中，剝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製造業中，大約75%的價值增量用於工資。為了得到整個經濟中對僱員剝削率的估計，我們把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工資和利潤加起來。如果我們看壹看工資和財產收入的總額，就會發現只有60%的價值增量流向創造這些價值的工人。

更進壹步研究，發現這高估了工人獲得報酬總額。問題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不能像製造和餐飲壹樣被視為財富的生產者。金融部門獲取其收入的來源有二：從當前賬戶的持有者手裡抽取的服務費，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後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門提供像兌現支票和銀行賬戶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價值是通過服務費來測度的。服務費減去相關的工資賬單就顯示為官方統計數據中的交易利潤。這些交易利潤必須和銀行賺取的總利潤區別開來，後者會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銀行部門的總交易利潤壹直是負的，這表明銀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運營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壹部分銀行雇傭的勞動投向了交易服務；剩下的勞動是銀行為管理貸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財富生產部門通過支付利息的形式來負擔。當我們計算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全國總工資額時，我們應該只包含這些銀行中提供交易服務的僱員的工資；銀行的其他工資應該被看做是剩餘價值。我們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這些調整。調整后的結果給出的剝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們可以從這壹結果計算出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產財富的僱員手裡。這體現在調整后的工資和財產收入數字。使用這些數字，我們發現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工人僅僅拿回勞動創造出的價值增額的53%。

表1.1 ：計算剝削率，1982
總計121105
（= 57%）88014
（=43%）
產業或部門 工資 利潤和其他財產收入減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製造業 44337 14105
建築業 7774 5706
配送&餐飲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銀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務 11176 3367
農林漁業 2044 3708
原剝削率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為自己
34.4
（= 57%） 為別人
25.6
（=43%）
銀行和金融服務進壹步細分項目如下：

工資薪水 15205

服務費 10589

交易利潤 -4616

假設按照創造價值的60%付工資給銀行職員，從交易費獲得的收入細分為：

工資薪水 6353.4

剩餘價值 4235.6

總計 10589.0

調整后的銀行部門：

對工資薪水貢獻 6353.4

對剩餘價值貢獻 22686.6

調整后的總額：

工資薪水 112253.4

財產收入 96865.6

調整后的剝削率 為自己 為他人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數字以百萬英鎊為單位。來源：國民收入支出，中央統計局，1983年版

實際上，他們每小時中有32分鐘為自己工作，28分鐘用於維持各種剝削和供養社會上的非生產性群體。

對僱員的剝削與收入和財富的嚴重的不平等有關。壹 剝削所得主要用於兩個目的。
它們要麼按照分紅和利息報酬進行分配，要麼被公司用於給資本積累提供資金。任壹情況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所有者。如果利潤用於分紅，那他們就直接獲利。如果利潤被用於資本積累，股東通過股票增值間接獲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財富分配委員會報告， 80%的底層人口之擁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國這樣有著發達的股票市場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人卻壹點股票都沒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價值幾百磅的股份，以至於他們從股份得來的收入在他們的總收入中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股份所得總額還不及他們要為個人貸款和抵押貸款（房貸）的利息。除了被他們僱主剝削之外，他們還要遭受金融機構的凈剝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續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擁有大多數股份。皇家委員會報告，大約330,000人佔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這部分人能夠以財產收入為生。這樣的人可以選擇工作，獲取額外的董事費收入，等等。在任壹情況下，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將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資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因為比起壹般的職員，他們能夠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這壹階級將會持續，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國金融資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這壹小眾是對勞動人口系統性的不足額報酬的最終受益者。只要當前的市場體系持續下去，這就註定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失業

失業是壹個次要但依舊很重要的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有工作的人會很容易忘記，或者沒能意識到，如果壹個人失業以後收入會降到多低。很多被雇傭的人不重視的平常小支出——買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電影——都突然顯得不尋常地貴。 那些因長時間失業耗盡了有限的積蓄的人，或者那些從來都沒有獲得有償就業機會的人，依靠很好地計算了的國家福利勉強維持生存。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失業的人甚至連這點福利也得不到。這些群體被迫進入犯罪和賣淫的黑社會，或者依靠慈善過活。

就業的人和失業者的生活條件的差別吸引了許多政治關注。政治家談到長期失業的新下層階級的出現。王子們用委婉的術語擔憂起「市中心貧民區」。儘管如此，失業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來源。首先，它只是影響勞動力中的小部分；失業率會波動，但通常都會少於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業起著維持對就業者的剝削的作用。失業創造了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每份工作都會有許多應聘者。沒有別的選擇的人不會質疑剝削性的工資率。如果工會知道僱主可以穩定地從失業人群中雇傭頂替罷工者工作的人，就會對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感到猶豫。全部勞動力都可以被解僱，然後以更低的工資率雇傭替代性的勞工。

失業是剝削的穩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這樣來維持它的。帶來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策在二戰後採用了大約二十年，使得失業率低到大約勞動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現在也可以應用這些政策。創造充分就業的槓桿仍然是壹樣的。不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僱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們都承認成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業，就會再壹次引起通貨膨脹。基於系統性地剝削僱工的經濟需要從勞動力市場創造剩餘價值，而這就需要失業。

為什麼失業勢必造成貧窮和匱乏？並沒有什麼邏輯上的原因。如果沒有工作可干，那麼壹個文明社會可以向這些暫時空閑但卻願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適的工資。如果某人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空閑，為什麼他應該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失業的來源是技術變革，機器人和計算機的進步，那麼採取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失業是因為政策改變。壹旦政府贊同把失業作為控制勞動力市場的永久必要措施，他們就會開始讓失業者狀況惡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給失業者的福利的真實水平在降低，而獲得福利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嚴格。像青少年這樣的弱勢群體，獲得福利的權利被收回了；貸款代替了服裝和傢具的補助；失業者還必須承擔人頭稅（Poll Tax）, 等等。

通過把失業者降低到絕對貧窮的境地，政府壓低了工資水平的下端。當年輕人被迫為被慷慨地稱為培訓計劃的事情工作而每周僅獲得25磅的時候，還用驚詫成年人的工資低至每小時1.7磅嗎？而且，這些工資率是付給每周干十幾二十小時的兼職工作。失業者的貧困是通向就業者貧困的大門。

年老體弱

壹個人僅僅因為他年老，殘疾或者因為別的原因無法工作,並不必須成為窮人。擁有充足財產的上層階級退休者過著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財產，以出賣勞動為生的人，才會因為受傷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難之中。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才會相對窘迫，依靠極少的國家養老金生活。

這些養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勵人們依賴私人養老金和保險計劃，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可以依賴法定養老金，就會不太願意購買這些私人養老金和保險。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國家退休金的壓力。做出這些決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退休之後會有充足的儲備金可以依靠。這壹事實不可能不會影響他們，但他們並不就是出於純粹自身利益行事。當他們鼓勵使用私人養老金時，他們是在遵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邏輯。私人養老金計劃將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別延長至退休生活；他們就這樣為基本階級結構增添了安全和穩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了中產階級以儲蓄的激勵。通過儲蓄，他們入股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沒有私人養老金，而且國家養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認為不依靠這些養老金生活的人自己決定，那就會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國家養老金比現在更高是合理的。

婦女的經濟從屬地位

西歐國家的社會體制有若干不同的經濟形式組成。社會主義者傳統上大都知道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當人們談起混合經濟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這兩種組分的混合：私有產業和國有產業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時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比如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與私有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的區別。這些被視為混合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家庭經濟。

我們認為，就像資本主義經濟要為壹組經濟不平等——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壹樣，家庭經濟也最終要為另壹組不平等負責——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平等。

家庭經濟以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服務為標誌。直接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婦女；而從這些勞動服務中受益的非生產者是兒童和丈夫。家庭經濟的另壹特徵是，無論工作結果還是工作本身都不是無償的。如果壹個妻子給家人做了壹頓飯，她不會因為花在勞動中的時間而獲得酬勞，這頓飯本身也不會出售。如果家庭成員到飯館吃飯，他們可能會遲到在營養上相同的飯，但其社會特徵會完全不同。這頓飯是作為商品買來的，由飯館里的工薪僱員所生產。

因為家庭經濟基本上是非貨幣性質的，其對國民產品的貢獻就沒有被包括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如果我們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婦和其他參与者的數量，以及勞動的市場等來衡量其貢獻，家庭經濟無論怎樣都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

在資本主義時代，家庭經濟的重要性經歷了壹個長時期的下降。當古典作家談及經濟或者oikonomia（希臘語的經濟壹詞）時，他們說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內生產的組織（參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經濟活動發生在家庭中，以至於賺錢被亞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動。當亞當斯密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時候，出現了完全的反轉。現在，為市場的生產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獨特形式。這種看待經濟活動的視角根本就是市場導向的，它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高於家庭經濟的事實。

在快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是以家庭部門為代價的。歷史地看，這壹過程的最重要階段是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家庭食物生產。

在英國，這壹過程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歐洲其他地區，這壹進程壹直持續到20時候的下半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地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那裡，家庭經濟在食物生產中仍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家庭經濟的餘地就變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於這幾個領域：（1）食物準備的最後階段；（2）照顧學前嬰兒；（3）壹部分照顧學齡兒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潔和維護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顧年老體弱者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可以發現好幾個生產領域已經幾乎完全從家庭經濟中消失了：（1）栽培農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紡織；（7）修建房屋。這些活動都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了。這壹進程仍在持續。飯館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這些東西減少了家庭部門完成的食物生產量。另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上層家庭購買住宿學校服務也是壹個例子。

部門間的這些轉換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市場部門更有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曾經使用強制手段來吞併土地和減少家庭農業（英格蘭的圈地運動，蘇格蘭的高地清洗），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沒使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家庭農業也衰退了。資本主義在其組織的所有活動中都造成技術進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最高效技術的採用，而勞動生產率也因此提高。現在花費更少的工作在曾經屬於家庭生產的領域。從中釋放出來的勞動現在可以用來運營全部的新產業和近代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

儘管仍然要消耗許多勞動在家庭生產中，但家庭生產創造出來的實物相對較少。與之相反，市場經濟的物質生產壹直在增長。資本主義部門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而家庭部門的生產率卻壹直相對停滯。並不是完全停滯；家庭生產資料的改進是相當大的。煤氣和電爐取代木頭和干糞火堆，自來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機取代了洗衣桶，這意味著完成相同任務需要花費的勞動現在大大減少了。但這些進步是對家庭經濟來說是外部的；他們是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經濟沒有顯示出多少創新能力。

家庭經濟也讓給了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國家向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是壹種常規。這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它較少了母親的工作，因為母親不用全天負責孩子們。另壹方面，它從家庭部門中移除了潛在的勞動力，因為在學校上學的兒童，在更早的經濟制度中，已經過了開始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年紀。在中國，恢復家庭農業的壹個悲劇性結果是，農民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退學；因為讓他們干農活更有用。壹個家內勞動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來，國家開始承擔部分照顧老人的任務。不像資本主義部門的入侵是自發出現的，用免費公共服務取代家庭勞動需要直接的政治決策。社會主義者和家庭生產模式之間最近衝突的領域包括餵養兒童（免費校餐），以及照顧嬰兒（託兒所護理）。在食物生產、清潔和育兒等家庭部門，半社會主義部門進壹步擴展的餘地還相當大。

就像上面陳述過的，在家庭組織中，已婚婦女壹般都為他們的丈夫和孩子做無償工作。這種特殊形式的剝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隱藏在性愛和母愛的意識形態之下，人們傾向於忽視這種剝削。因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常常以個人的對抗的出現。經濟上的階級剝削表現為爭論，道德壓力，毆打妻子，拋家棄子和離婚。

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甚至是僱主和僱員間的階級鬥爭，對參与者來說也基本都表現為私人糾紛。當這些糾紛牽涉到壹類有著相同的特徵個人，與另壹類的個人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私人糾紛的集合就成為階級鬥爭。因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闆和僱員間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出現壹兩次的孤立的情況，而是同時數百萬次地重複出現，所以必須將這些鬥爭視為不同階級間的衝突。

當這些糾紛被政治化的時候，參与者就會清楚這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國家採取行動為其洗冤。家庭階級矛盾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是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婦女才能夠相互合作與對她們的剝削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就跟在其他情況下壹樣，讓矛盾保持私人化和個人化，完全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階級鬥爭都要求階級意識的領導和可以讓整個階級圍繞其聯合起來的要求的綱領。目前為止，婦女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議題也許是關於墮胎權利的鬥爭。只要家庭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掌握生育對希望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的婦女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婦女作為壹個階級反對家庭剝削的鬥爭，只有在其鬥爭目標變成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取代家庭經濟的時候，才會呈現出革命的特徵。除非堅持不懈地宣傳人們生活在壹起，準備食物，照顧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見的矛盾超出個人政治的層次，提高到政治階級鬥爭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男人和女人間的矛盾看做是英國政治中仍然是被壓抑的和潛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權制家庭將會被公社取代。我們認為，向女性鬥爭提供革命內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體圖景。第十二章會開始這壹任務。

總結

在這壹章中，我們讓大家注意到了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們在對勞動的剝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對這種不平等的反對，以及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嘗試，處於任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道德中心。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表明，通過始終如壹地堅持人類勞動是價值獨壹無二的源泉的原則，可以建立起壹個既正義又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書的目標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則和經濟學機制。這些原則和機制能防止前壹章節中論述的各種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好處。我們認為，對僱員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失業造成了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們認為，消除了這些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不平等，會創造出這樣的政治條件：有利於結束老壹輩人經歷過的經濟貧苦。我們認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發展會大大地有助於消除性別不平等。最後，我們還認為，儘管（新的社會中）還會有與技能和培訓方面的差異相關的經濟不平等的殘餘，但是我們能使之減少到當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關的經濟原則並不新鮮。這些原則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早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個基本思想是，壹個公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收入的原則上。長久以來，這壹原則是社會主義原則中最特別，也是最流行的。它賦予工人們權利，根據每天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換算成工資的勞動所得；由此尋求解決剝削問題的良策。與之相伴的是第二個原則：只有勞動才是收入的合法來源。

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地租、分紅和利息等。這些收入的受惠者並不是通過個人努力，而是靠財產所有權才獲得相應的收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顯然是第壹原則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壹個生產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所得的社會裡，不會有剩餘去作為非勞動收入。

這些是相當古老的社會主義原則(有人甚至會說這已經過時了的)。僅僅時間長短並不能證明壹個經濟原則是否站不住腳。沈湎于重新發現亞當斯密十八世紀經濟學的「新」右派指責社會主義原則復甦是守舊，這完全是用錯了地方，因為這壹原則是作為對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擊（回應），在十九世紀才興起的。



這些原創性的原則的重要價值在於，他們是為壹整個制度(不僅為包括經濟組織，還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會秩序)，提供了連貫壹致的基礎。這意味著貨幣系統不是基於任意的無意義的貨幣單位比如英鎊、美元或歐元，而是基於時間。在每壹個周末，記入人們賬戶的將不再是錢，而是工作的小時數。人們將會以時間為單位支付產品和服務。妳會用妳自己的兩小時來支付壹件需要兩小時來生產的衣服。人類平等的民主設想是內在於基於時間—價格的經濟之中的。[1]

馬克思把我們心中的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三卷）

注意，這些勞動券起著與貨幣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到勞動券，而且只能用來交換消費品。在另壹篇文章里，馬克思認為羅伯特·歐文的所謂「勞動貨幣」完全就不是貨幣：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壹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壹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壹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迴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

當馬克思說勞動券同戲票壹樣，不再是貨幣時，我們可以發掘某些隱含意思：

(1) 勞動券不能流通；只能用來直接交換消費品。

(2) 像許多種票壹樣，他們不可轉讓。只有完成了勞動的人才能使用他們。

(3)就像進入劇院的時候就銷毀戲票壹樣，它們在壹次使用后即被註銷。當人們從商店裡拿走貨物時，他們的票券就會被註銷。這家店作為公社的機構，並不需要購買貨物，只是分配貨物，所以它只是為了進行記錄的作用才與勞動券發生關係。

(4) 他們不是充當價值貯藏。他們會有壹個「使用」日期加諸其上。除非人們在年底之前拿回他們在這壹年產出中的份額，否則就會認為他們不想要。如果勞動券沒有花出去，那麼這些包含了勞動的貨物就不會被使用。許多貨物都是容易變質的，它們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被處理掉。

現在，人們不必按把勞動券想成是已完成勞動的紙質證明。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使用某種勞動信用卡，這種信用卡可以記錄妳做了多少工作。當填補過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記終端時，就會從妳的社會勞動信用賬戶中扣除。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社會主義模型——壹個輪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這壹社會中沒有商品（例如，專門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的貨物）。人們完成工作后以勞動信用的形式獲得報酬。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貨物依據其中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並在人們的信用賬戶中做相應的扣除。產品按照直接的社會原則組織起來，而中間產品也絕不會表現為商品形式。

自從按照勞動時間報酬的原則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鄭重的反對。第壹個反對意見是，人類並不平等，所以給他們平等支付報酬既不正義，經濟上也沒效率。我們下面就詳細究這個論點。

有人認為，儘管魯濱遜·克魯索的島上，按照勞動時間計算也許是可以的，但在實際經濟中，由於問題全然的複雜性，這完全不可行。我們認為，跟蹤多少工作被用在生產東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來說，不會有壹點困難。第三章會研究這壹問題。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提出了另壹個對使用勞動價格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勞動貨幣與市場運行是不相容的。這壹論點宣稱，在面對供需波動時，按照生產產品的勞動成本來固定產品的價格的嘗試都會失敗。我們在第八章研究這壹問題。

不過，我們先研究壹下社會主義的報酬制度實際上有哪些好處。

收入再分配的好處

在社會主義報酬制度下，普通人會富裕多少呢？

壹小時勞動能生產能多少東西？

我們估計, 在1987年的英國，每小時勞動生產價值7.5英鎊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以勞動貨幣形式的報酬應該相當於1987年的7.5英鎊的計時工資。這就意味著，我們說的是相當於每周四十小時勞動獲得300英鎊。當然，這是稅前的情況。

表2-1說明了這是怎麼算出來的。數據來自1988年版的《英國國民經濟核算年鑒》。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我們從中扣除資本折舊的數值。資本折舊是壹個國家資本存量損耗或破敗的速率;審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國民生產總值中相應的壹部分，用於更新損耗的資本存量。近年來，並沒有壹直這樣做下去，而聽任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統、下水道和住宅——損壞衰敗。縮減資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終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未來的需要；所以在我們的計算中，扣除了資本折舊，得到國民生產凈值（NNP）。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來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

表2.1: 1987年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

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4200億英鎊

減去 資本折舊

480億英鎊

等於 國民生產凈值

372億英鎊

雇傭勞動人口

2570萬

所以：凈產品每僱員

14474英鎊

每周工作小時數

40

每年星期數

48

所以：每年工作總小時數

1920

所以：每小時創造的價值數=14,474英鎊/1920=

7.53英鎊

請注意這裏低估了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因為部分勞動力是兼職工作，每周工作時間少於40小時。

我們接著將其除以僱員總數，得到每僱員的國民生產值：大約14500英鎊。這是每個僱員在1987年創造的價值的平均數。[2]如果再將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時數，就得出結果是每小時勞動創造大約7.5英鎊的價值。

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稅前收入。我們不是說人人每周都可以隨意花費這全部收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支持教育、醫療服務、公共投資和科學研究等等，個人納稅的水平也許比現在還高些。與之相比，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較少的稅收來為社會安全提供資金。但是，通過稅收制度分配國民收入根本上不同於剝削，因為稅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響稅率，所以稅收會代表人民准許分配給公共目的的資源。與之相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結果。

每周300英鎊的平等稅前收入是否顯得有點多或者中等，取決於妳的角度。如果妳認為是中等，那麼妳要麼是被1987年的通脹水平所誤導，要麼是對人們的收入之少毫無概念。

新收入調查（New Earnings Survey）[3]顯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數是145英鎊。收入中位數是收入分佈的中點：壹半女工每周掙的不到145英鎊，壹半比這更多。



圖2.1顯示了更加詳細的收入細分。可以看到，超過75%的女性體力勞動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鎊。甚至在非體力勞動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掙的錢超過213英鎊。把這個圖標和每周300英鎊的平等報酬標準相對照，看起來壹半女性勞動力會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社會主義模式下會增加壹倍多。接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僱員中，大多數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顯，女性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甚多。同樣情況對男人們也成立嗎？

表2.1同樣表明，雖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數男人也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收入超過300英鎊水平的唯壹壹類人，是男性白領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這表明僱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剝削的。也許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們會因為級差工資受損，但如果不再受到剝削，獲得的益處也會多於抵消級差工資帶來的損害。幾乎所有僱員的收入會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財產性收入被廢除了。社會主義以犧牲股東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為代價，讓僱員們成為受益群體。

平等比增長更有效率



這是壹個需要緊緊抓住的重要觀點，因為常常有人宣稱從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主張，讓整個經濟增長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辦法。隨著經濟增長，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會從上層「滴漏」下來的財富中獲益。（這就是所謂的捐滴效應）看看數字，就能發現這類說法的虛假了。

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為每年2.5%。按照這個增長率，壹個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達到每周300英鎊？答案是30年：用妳的計算器核對下吧。社會主義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個制度下卻必須要花上壹個人職業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會主義，員工就能夠「魚和熊掌兼得」。通過再分配，她壹勞永逸地獲得了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停止，所以她會繼續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長。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反駁道，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激勵。他們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證據。作為計劃用來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結果，英國政府聲稱促進了3%的持續經濟增長。這並不是壹個偉大的時期，而只是比英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長率高壹些。讓我們姑且認為這額外的每年0.5%的增長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與收入再分配同樣的好處，每年0.5%的增長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這還是考慮壹個事實，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長意味著與更高收入者相比，勞動婦女收入增長會更低。中等收入的勞動婦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長是很成問題的。

勞動的不平等

到現在為止，我們壹直都假設勞動本質上都是同等性質的。我們說過，社會主義最初依據的是民主假定。這壹假定認為，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也應該同樣地看待他們的勞動。我們暗中假定每壹小時勞動生產等量價值，而所有工人應該由此獲得相同比率的報酬，比方說，每小時壹勞動劵。儘管我們依據哲學上的理由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卻不能否認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實際差別。讓我們探究壹下這種勞動力不平等的後果。我們想看看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什麼：技能上或者培訓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階級差異嗎？

我們並不這麼認為。工人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壹種與他們受教育或培訓的方式和學位有關，另壹種則是「個人品質」方面的差異，比如努力工作的決心，與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這兩種區別導致了兩個問題。第壹個問題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獲得更多的報酬。第二個問題是，儘管秉承人類平等的哲學，但為了計劃（分配）的目的，他們是否也會不得不承認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將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教育/技能的差異化報酬？

我們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級別的差異與個人工作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相對更有技術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說來收入會高些。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些理由在何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呢？

壹種公認的解釋是，這種薪酬溢價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這樣的作用，它是對教育和培訓費用和此前放棄的收入的補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對自己的教育和培訓在經濟上負責的程度是變化的，但在所有的情況中，都存在著放棄的收入這壹因素，人們可以掙得更多——如果壹開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業，而不是繼續接受額外的教育。因此，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勞動力的供給，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業，就必須付給他們壹份加價。理由就是這樣。

這又有多實際呢？相比于離開學校到建築工地上班，當學生真的是壹種「犧牲」嗎？與許多工人階級的年輕人相比，學生的日子很好過。這項工作乾乾淨淨的，也不是太苛刻。還有很好的社會設施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這是壹種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要求經濟補償的經歷嗎？

即使補償的論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現實的壹種精確反應，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體制中，專業工人應該獲得同樣的差別工資。那時，教育培訓的費用會完全由政府承擔。不僅教育將完全免費，就像在英國已經實現的情況那樣。而且學生在學習期間還將能獲得壹份正常的工資。學習是壹種正當而且對社會來說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學習「產出」掌握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就該相應地獲得回報。所以，學生不需要有任何個人花銷和收入的損失，就不需要補償了。

在當前的社會，階級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數永遠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工人階級社區長大的孩子甚至意識不到教育說提供的機會。他們的職業展望在壹開始就被抑制了。許多人囿於現實——向他們開放的都是低級工作，誰又需要為了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們所看到向其父母開放的工作。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這些工作自己並不會發生改變。同工同酬並不會在壹夜之間提升人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後的民主設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壹方向上產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個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稱壹個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宣稱，「公民們，社會面前人人平等；妳們可能幹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只要殘酷的經濟現實仍提醒著妳：社會將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談論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是虛偽空洞的。除了所能購之物以外，工資還是社會地位的符號；而工資的拉平就會在自尊心方面引發革命。與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增加的舒適和安全感想伴隨的，是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們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會在金錢方面平等地對待人民，這將鼓勵人們爭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錢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但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4:25，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現象，即「馬太效應」）。目前，教育機會總是與金錢相關。壹旦工人階級贏得了經濟平等，他們就有信心去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經濟潛力將會在這壹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人類的創造力和智慧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發展這種資源，經濟進步會隨之而來。



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製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裡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儘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麼壹些僱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儘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麼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麼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麼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干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麼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麼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餘產品的問題。「剩餘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餘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餘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儘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餘，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徵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餘；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麼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餘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僱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僱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闆」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餘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注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麼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鬆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麼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佈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採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麼，怎麼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佈」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麼，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裡，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里，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儘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裡，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穫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麼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里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係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徵，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如果整個經濟中流行勞動會計，就可以設想農業生產中的過渡形式，其中集體農場作為壹個整體，為交付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得到酬勞。這就讓農場勞動離直接社會勞動還差壹步，但已經與貨幣的消滅相壹致了。

最後的交換系統——消費品市場——是最關鍵的。在這裏，根本性的階級衝突在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完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是激進平等主義的。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所有的勞動都得到平等對待。要達到這壹點，就會要求消滅官僚享有的特權和工資級差。馬克思主義計劃與任何精英階層的繼續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馬克思為巴黎公社採取的政府官員不能得到超過壹般工人工資的原則歡呼。[7]在最近的幾年裡，毛和中國的左派反對工資級差，指出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仍有很長壹段路要走；他們認為，八級工資制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中國是獨特的，因為廢除資產階級勞動級差制度成為了壹個重要問題。它是文化革命中的關鍵問題之壹。隨著那裡的左派被擊敗，以及鄧小平路線獲得主導權，向實現馬克思主義計劃進壹步推進變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勞動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的問題，甚至從未排上過日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都很少對「平均化」感興趣。儘管反對極端的財富積累，他們仍然認為應該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貨幣形式完成的，在意識形態上證明差別合理就簡單些。如果會計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完成，那麼專業級差工資的騙局就變得有點太明顯了。為什麼壹個秘書每工作壹個小時只能得到30分鐘的報酬，而隔壁專家每投入壹小時就能得到2小時的報酬呢？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讚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注）。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麼，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麼。

政治民主的敵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譴責壹人壹票的原則無視人類的天然不平等的態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剛從叢林里出來的黑鬼相比嗎？經濟民主的敵人則譴責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態度，因為它錯誤地使人們均質化。就像壹個中國訪問學生對我們其中壹人直言不諱地說道：難道我接受了這麼多年的教育，與壹個無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價值嗎？

確實，人和人不壹樣。大學教授的工作跟勞工的工作不同。布爾人的文化跟祖魯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對那些處於社會高層的人們來說，差異證明了工資級差的合理性。底層的觀點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與時間和計算機

壹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亞當·斯密，《國富論》）

我們將在這壹章里闡述，合理的經濟計算應該以對時間，具體而言是對勞動時間的計算為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建立公正的社會，而且同樣有利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進壹步說明，壹套按照勞動時間進行產品成本估價的體系不僅僅只是壹個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得以實現。在這個說明的過程中，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壹些關於計算的概念，這些概念與經濟的組成有關。

在上壹章我們說明了人們如果按照勞動時間取得報酬，就是說人們勞動壹小時便得到壹小時勞動貨幣，長此以往，剝削就消滅了。這壹巨大的社會利益自然是採用勞動貨幣的壹個理由。它的確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經典理由——它廢除了工資上的壓迫並把勞動果實還給勞動者。這樣的正義和公平並非這種經濟計算方法所帶來的唯壹好處，它還能促進技術的進步。

很遺憾，人並不能永生。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產的產品總和，即社會的財富，取決於他們為了生產其渴望或者需要的產品而被迫花費的時間。人類文明的進步受制於壹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其必需品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愈大，這個社會就愈貧窮，也就愈加不能維持我們稱作文明的娛樂、藝術、文化。所以，用來節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設備的飛速更新換代正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化世界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

時間的節約

任何新技術掘起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節約勞動力。只有在經濟上不斷應用這樣的發明，人類因此才能被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休閑時光或去嘗試更加新鮮而複雜的事物。壹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必須壹如既往地尋找節約時間的方法。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它是我們的「原幣」，壹旦被浪費，就意味著永遠的失去。只有當社會主義證明自己能更好地節約時間，才能表明其相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製造商受利益驅使，儘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資。公司經常採用新技術以便削減勞動力和相應開支。儘管新技術的應用經常與工人的直接利益發生衝突，導致他們失業，但整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技術變革所帶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配——僱主比僱員獲益更多——但是最終，其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資本主義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宣稱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會內部壹般也接受新技術的應用，只不過要在保證全體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會主義經濟經常批評技術變革，認為其導致失業，而這是壹種很幼稚的想法。在這壹點上，資本主義需要反思的是其勞動節約型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太慢了，因為勞動力被人為壓低。

儘管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古羅馬的工藝，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沒能創造出壹個工業社會。歷史學家經過長期爭論認為，其原因在於奴隸制。當所有的工業生產都由奴隸來進行時，對勞動力成本的理性計算就顯得多此壹舉。壹個奴隸並非按小時付給報酬，所以主人就沒有計算勞動時間的動力。而沒有這樣的計算，節約勞動時間概念就更無從談起。所以，比方說，儘管羅馬人知道水車，卻從未進壹步廣泛地應用機械動力。（White, 1962）

資本主義相對於奴隸制是壹個明顯的進步。資本家按小時付給勞動力工錢，因此不願意浪費。他通過對工作時間和強度的研究來檢驗自己花錢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否則他就得不到利潤。這裡有壹個悖論：價格便宜的東西永遠不會真正被珍惜。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但是工資低的時候，僱主就浪費得起勞動力。在理性方面，資本家比奴隸主更高級，但僅僅是高級壹點而已。

英國鐵路是個技術奇迹，寬廣筆直的鐵軌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橋橫跨峽谷
如今鐵路的印記在這片土地上依舊存在
這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之路
這是日不落帝國的供給之路
這是無處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無疑問，鐵軌將為新千年的到來做準備，像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樣。用著過去羅馬奴隸修水利時使用的工具，勞工們和「航海家們」修建了鐵路。鐵路是強健的肌肉用鑿子和鏟子建成的。兩千年裡的壹個偉大的技術進步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獨輪手推車。工人們使用它，而奴隸們則不使用它。二

鐵路是機器時代的產物。但是沒人超越史蒂芬孫和布魯奈爾的智慧，去設計蒸汽動力的挖掘機械。由於報酬上的奴役（雇傭勞動者）相對更便宜，所以就用不著那麼麻煩了。

在本世紀的英國碼頭（本書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碼頭工人仍然用著自中世紀就沒有改變過的技術去裝卸貨物。工人們按天雇傭，做著奴隸的工作，卻沒有奴隸制下的安全。要想讓資本家階級意識到在推土機、重型挖掘設備和集裝箱化上的投資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業、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體力工人，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的壹群人。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許多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中——服裝製造，玩具製造等等。在這些領域，生產技術停滯，創新的熱情也不高。我們可以得出壹個普遍的規律，工資越低，僱主就越不願與實現現代化。 我們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說明這個規律。

表3.1 兩種挖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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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勞動創造的價值 7.53英鎊每小時

工資率 3英鎊每小時

表中顯示的是用兩種方法在壹條路上挖溝的相對成本分別是多少。用舊方法，承包人雇傭兩個人，每個人在壹周內分別勞動50小時。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租壹台壓縮機和兩個風鉆。它們是用來進行路面破碎，然後讓工人用鏟子掘土。壓縮機和風鉆的損耗加上壓縮機所耗費的燃料，共計達到100小時的勞動。使用現代技術，承包人只需壹台挖掘機並雇傭壹個人，工作50小時就可完成。這裏，挖掘機和燃料的消耗共計為125小時的勞動時間。現代技術僅僅需要175小時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就可完成這項工作，而舊技術則需要200小時。

假設在1987年的英國，壹個小時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售價為7.53英鎊，而壹個小時的勞動報酬為3英鎊。如果我們計算壹下兩種技術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我們會發現壹個顛倒的結果，舊方法更便宜。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密集的技術顯得成本更低，這就導致資本家浪費人類勞動。

計算機工業中也能找到很貼切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IBM開發了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去為他們的計算機構建核心存儲器。隨著需求的增長，他們的工廠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到了1965年，他們甚至要為製造電腦的機器開設了壹條全新的生產線。即便如此，計算機的生產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製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里的自動送絲器製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於蘇聯七八十年代針對價格和工資體制的改革，有壹種批評是：低工資會導致同樣的勞動的浪費。在蘇聯，工資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來自豐厚的住房補貼和公共服務。僱人的企業不給人們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改革派支持價格和工資體制的變革，以提高服務方面的支出，而工資相應增長則可補償這壹部分。他們宣稱，更高的工資會起到創新激勵的作用。

這壹論證是可行的，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工資，也就是付給勞動的價格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被當作了成本，所以問題出現了。這意味著，壹切不同生產技術之間的成本比較，其結果都會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工資納入成本進行計算，我們就無法拋開收入分配而對經濟效率進行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找到壹些客觀的方法衡量產品生產所用的勞動量。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客觀的社會核算

廠商依據市場價格變化確定成本。這為廠商選擇更廉價生產方式提供了某種理性基礎，即使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偏向浪費勞動的工藝。如果想找到關於成本方面更客觀的信息源的話，我們需要壹個獨立於市場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統。這時就需要引入計算機技術了。我們需要壹個計算機化的信息系統，它能準確估算不同工藝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並將這壹數據提供給產品工程師。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價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藝術家死時分無分文，而幾十年後他的作品幾經轉手卻已價值百萬；股票市場被突如其來的恐慌所襲擊，僅僅幾個小時，股票市值就蒸發了數百億；因為價格過低，農民不得不銷毀自家莊稼。走過英國或美國的貧民區，妳會看到人們憔悴的面龐和發育不良的身軀，因為食品價格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兩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賴於人們的實際需要，而依賴於支付的能力和意願。這意味著財富的分配、壹時的心血來潮和時尚潮流都會影響需求。供給受制於更加單調的約束：用於進行生產的資源。

壹幅梵谷的新作品需要梵谷自己來創作，但梵谷又在哪裡呢？所以，梵谷原創作品的供給不可能再增加。而這些現存的原創作品由於承載了人們對這位作家的無限遐想，其價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虛榮心而無限推高。

西紅柿的供給依賴於勞動、土地、陽光、水、溫室、油等等。它們的生產成本取決於農業技術和投入的成本。它們的供給受制於客觀的約束，這限制了它們的價格。

我們永遠不能合理估算達芬奇現在壹幅作品的創作成本，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下應該可以對不同的產品的客觀費用做出壹些估計。原則上，我們可以對任何廣泛使用的資源的費用做出估計。在工業社會，我們可以根據生產中消耗的產能給商品定價。如果由於環境原因，工業生產面臨著全面的產能限制，那麼也許就該換壹種產品定價方法了。我們支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因為我們認為社會是人的社會，至少從目前來看，人們怎樣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種自然資源都重要。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過頭來討論基於環境的考量而反對過分依賴基於時間的估算方法。

定義勞動內容

為了按照勞動去估算成本，我們需要給壹個產品的勞動內容下定義。如果我們想知道壹個西紅柿的勞動內容，就不能只計算農民照看和採摘它壹共花費了多少秒。我們還要將間接勞動考慮在內：人們建造培育西紅柿的溫室所花費的勞動；石油工人生產溫室所需燃料的勞動，等等。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壹個循環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種產品的勞動內容，我們就還要知道另外好幾種產品的勞動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複雜的相互依賴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壹個投入-產出表。它記錄著壹些部門的產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門的投入的。在表3.2中給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門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傭2000名工人，生產40000條麵包。石油部門每周雇傭1000名工人，耗費500桶原油，生產出2000桶原油。這個簡單的經濟體凈生產40000條麵包和500桶原油，作為3000名勞動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個簡單的投入產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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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關係可以被用來計算原油和麵包中的勞動內容。

先來看麵包。我們希望發現，生產壹條麵包需要多少個「人-周」的勞動，。

壹個人勞動壹周，也就是說，創造了壹個人壹周的價值。我們從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條麵包的價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價值（3.1）。

也就是說，麵包生產中創造的價值，等於這項生產中直接勞動，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間接勞動。為了說明麵包中包含了多少個「人-周」的價值，式（3.1）可以被化為壹下形式：

壹條麵包的價值=（2000+2000×原油價值）/40000（3.2）

因此，按照勞動，如果我們知道原油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價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價值=1000人-周+500條麵包的價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價值1000人-周，而壹條麵包的價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現在我們可以算出麵包的價值：

麵包的價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終結果是，壹條麵包和壹桶原油的勞動價值分別是0.07和0.4人-周。③

規模問題

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壹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並且引用了O·安東諾夫的估計：為烏克蘭起草壹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同樣的爭論也適用於計算勞動價值。投入產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開壹個由1200萬個方程式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卻是另壹回事。但是，僅僅指出計算壹個大經濟體的勞動價值是複雜的這壹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它到底有多複雜。諾夫引證的例子讓我們感覺這是壹種龐大的難以處理的複雜事物，而這種印象似乎關閉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門（我們應該指出，諾夫絕不是唯壹做出這種結論的人。這種論點在反社會主義者中經常可以見到。我們舉出諾夫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左傾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計劃的複雜性也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們需要描述壹套法則，這些法則能決定為複雜程度不同的經濟所做的勞動價值計算需要耗費的時間。

用人工方法準備這個方案（或者計算勞動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用計算機也不行。為了著手做這件事，我們需要在將要制定的經濟規模和所需的計算機工作時間之間建立數量關係。計算機科學的其中壹個分支——複雜性理論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計算所需要的時間。

複雜性的理念

複雜性理論解決完成計算所需要的不連續步驟數量的問題。這些不連續步驟大體上要與在計算機程序中執行的指令壹致。舉壹個例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給妳99張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印著1到99這些數字。卡片的順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們按升序排列。妳會怎麼做？有壹種解決方案需要應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張卡片與第二張比較。如果第壹個比第二個大，則交換它們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對卡片去重複步驟壹，直到妳到達底部。

(3)如果妳發現這壹疊卡片的順序是正確的，那麼妳可以停下來了。否則，妳還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這種方法給卡片排序會用多長時間呢？這取決於卡片原有的順序。最好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就是升序排列的，這樣進行壹遍98次的比較就足夠了。最壞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現在需要將順序顛倒過來。妳看到的第壹張卡片上的數字是99。第壹步將它移動到第二張，然後第壹步會被重複直到我們翻到這壹疊的最後壹張。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會被移動壹個位置。最終，經歷98次重複，它到達了底部。

於是，壹次對這疊卡片的單程掃描會把壹張卡片移動到正確的位置。開始時，有99張卡片都處於錯誤的位置。所以，我們需要對摺疊卡片做99次重複掃描。最壞的情況下，操作的次數將會是n²（n表示卡片的數量）。

這裡有壹個更好的方法。

（1）依據卡片的末位數字是0,1,2，……9，將這壹疊卡片分成10組。

（2）將各組按照0到9的順序排列，形成新的壹疊。

（3）從疊的底部開始，依據每張卡片的第壹位數字，將它再次分成10組。

（4）重複步驟2。這壹疊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我們只需要對每壹張卡片看兩次。操作的次數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數量）。相比於前壹種，這顯然是壹個更快的方法。我們說它需要耗費時間量級為n。

時間量級為n的問題比時間量級為n²的問題要容易。最糟糕的問題是需要指數級的步驟才能解決的問題。指數問題通常被認為實際估算起來很複雜，除非n是壹個很小的數字。

在考察壹個經濟計劃問題和用計算機進行必要計算的可行性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時間量級和輸入數據的規模（n）。

簡化勞動價值問題

讓我們回到在壹個經濟體內計算各種產品的勞動價值這個問題。生產的條件可以體現為壹個投入產出表。從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得出壹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樣。理論上，這些方程無疑是可解的——我們所列的方程數和我們要解的未知的勞動價值是相同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可解。

解決這些聯立方程的標準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這和學校教課書里的方法是壹樣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與方程組內方程數量的立方成比例的運行時間中得出精確解。伍

讓我們假定，在要進行計劃的經濟中，不同的產出類型是百萬（10^6）量級。這種情況下，高斯消元法應用到投入產出表格里，將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疊代，每次疊代需要10次原始的計算機指令。

假如我們能在壹台現代的日本巨型計算機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用多長時間呢？這些機器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可以在壹秒內進行大約2億次計算。(見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計算經濟中所有勞動價值所需的時間將會是500億秒或者16000年。這顯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級計算機，速度不過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計算機技術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0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250秒左右。)

當壹個人遇到這種量級問題時，常常把任務重新劃分成不同階段。在實踐中，壹個經濟的投入產出表格多半會是空白。在現實中，每種產品平均只有數十個最多數百個投入，而不是壹百萬個。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個矩陣來表示這個系統會更合算。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走捷徑得出結果——使用另壹種方法，即逐次近似計演算法。

這個想法是，作為第壹個近似值，我們忽略生產過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費的勞動之外的所有投入。這給了我們第壹個每種產品的勞動價值的近似估計值。這將是壹個低估值，因為我們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非勞動性投入。為了得出第二個近似值，我們在第壹階段中計算的勞動價值的基礎上添加了非勞動性投入。這將會使我們向真正的勞動價值又接近壹步。重複應用這種處理過程，將使我們得到所需要的精確度。如果壹種平均產品的價值來源於直接的勞動投入，那麼圍繞我們的近似值的每壹次疊代過程都會給我們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數字。壹個精確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數字的答案（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將需要在求解過程中進行15次疊代 。

這種演算法七的時間順序的複雜性，與每件產品中投入的時間的平均值的數量成比例。根據我們原先的假設，這將可以在超級計算機上用幾分鐘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幾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術的解決方法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併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製壹台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實用相當低水平的技術就能夠取得本質上相同的結果。我們將概述如何實現它。

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壹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如熟悉的英國公共商業電視，像Cefax 和Oracle這些。它們是用少量電視頻道的帶寬就可以傳遞新聞、體育、前期等數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統。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路。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現在每台總價約幾百英鎊。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壹的產品編碼系統。統壹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所帶有的條形碼上的數字。

除了規模極小的公司外，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錶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壹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有了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壹樣，我們假設有壹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壹次修正後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壹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麼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壹些改變，亦或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壹台分散式的超級計算機壹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儘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壹台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壹個更加健全的系統。如果壹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壹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壹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複製。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壹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第四章：計劃的基本概念

全面經濟計劃不是壹個流行的思想。看看現在的世界狀況，壹個人很容易認為計劃經濟是個過時的想法。經歷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爾時代之後的經濟增長衰退，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們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鐵幕」——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幾乎是人們看到的全部。即使資本主義有明顯的缺陷，計劃似乎沒能提供另壹種可能的選擇。社會主義者的自信陷入了歷史低潮。

我們在逆潮流而行，但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傳統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是虛幻的，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羅斯被放棄的體系只是計劃經濟的壹種特殊形式。它的目標被以下條件所限定：壹個陷入軍備競賽，且經濟發展水平壹開始遠在其敵人——開始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之下的國家。軍備競賽和相應的貿易制裁是美國拖垮蘇聯的公開、蓄意的政策之壹。經濟的軍事化結構之於社會主義蘇聯正如其之於資本主義以色列，並非本質特徵。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們希望提供壹個能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導向經濟平等、政治公正、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的概述。其次，我們認為新的、有進取心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是社會難以承受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接受這個觀點。收入、財富分配和經濟安全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的無視；對自然環境魯莽的破壞——所有這些里根和撒切爾時代的負面遺產必須糾正。我們相信，建立壹種新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將介紹我們關於這樣壹個新計劃經濟制度的設想。我們將粗略討論經濟計劃的關鍵特徵及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之處。之後幾章將在細節上討論我們認為會很有效的計劃機制。我們將指出它和傳統的蘇聯「官僚計劃經濟」的不同，並說明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過利用最新壹代電腦的非凡力量來付諸實踐。



計劃和控制



計劃可以看作控制論——對調節系統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論壹般處理自動工業設備中的控制問題。自動控制的過程通常可以表示為壹個反饋環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個反饋系統的例子。比如目標是為了在指定時間內保持某場所的溫度，例如九點到六點，這個目標或期望的溫度就可視為壹個計劃指標。建築物內的實際溫度就是該設備（暖氣控制器）的輸出。實際溫度與指標相比較，產生出壹個誤差信號（實際和期望溫度之差）反饋給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鍋爐的燃料，以調節溫度。

簡易的暖氣控制器只是簡單地根據溫度偏低或偏高打開和關閉燃料開關。這將導致如圖4.1的不穩定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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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暖氣9：00打開，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來。然後過熱壹會兒，直到暖氣再關閉。之後建築物內的溫度下降，直到11:30暖氣重新開始工作，在12:30又達到過熱狀態。剩下的時間里溫度繼續波動，我們都熟悉這種系統！

這種控制器的問題是它缺乏預見，且不能把設備如何響應考慮進來。更智能的控制系統能了解設備的參數。它了解鍋爐的輸出，用溫度函數描述熱量通過牆壁和窗戶的耗散速度，同時也就知道了具體的熱量。給出壹個加熱時間表，它就能精確控制何時需要打開加熱開關來保證9:00時足夠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溫度達到時逐漸關閉鍋爐來避免過冷和過熱。智能控制器可產生如圖4.2的溫度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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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熱系統中的簡易鍾錶和恆溫器更複雜的設備。它需要系統的內部模塊可控並滿足壹系列條件。控制器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統制定壹個計劃來滿足指標。提前幾小時開始加熱以保證到時房屋足夠溫暖，及時關閉來預防過熱。這樣做的可能性來自內部模塊可以模擬真實系統在不同輸入下的反應。對反應的內部模擬能力和對系統參數的控制能力意味著它沒有第壹種控制器的實驗性和試錯性操作。

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可與之類比。資本主義公司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比如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關係。他們為了利潤最大化，調整生產以應對這些信號。這裏的控制模式與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極而短視。於是必定會有經濟波動和不穩定。實際上的情形更糟，因為沒有理由相信，數量眾多的企業對不同的信號做出反應會顯示出任何目標壹致的的行為。至少，壹個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還有清晰的總目標。而市場經濟就沒有這樣壹個總體目標。單個消費者的需求不能表現為目標或用於控制的輸入，只有在回歸於金錢購買商品這壹點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經濟的壹個內部變數，它隨失業率、信貸市場的狀況等而波動。正如恆溫器的控制被鍋爐燃料的消耗量影響。

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的有力比喻。據說，個別企業對私人利潤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似乎」系統是被設計為可以產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現代壹般均衡分析執行了壹個有用的理論功能，它表明確保斯密結果需要多麼嚴格的條件（見Hahn，1984）。二十世紀的經濟史——大規模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環境破壞已顯示出更多的實踐證明，不能依賴市場力量的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目標是次要的



如果消費者的需求不能扮演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外部控制參數的角色，那麼政府的政策可以嗎？只有在有限的意義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為他們自己設定的經濟目標是次要的。這些目標與人民需求的直接滿足無關，與經濟本身的特徵和缺陷有關。例如，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兩個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關注人的需求。通貨膨脹是壹個我們與商品聯繫起來的數字；這是壹個計量問題。通貨膨脹可以在極大的物質貧困的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或發生在相對處於物質繁榮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在何種程度上，經濟滿足了人的需要，通貨膨脹率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信息。國際收支平衡也僅是壹個現象；它度量在何種程度上壹個國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債務人或債權人。這是合同關係的合計，同樣不能度量人們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這並不是說，通貨膨脹和貿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們是經濟運行本身的次要問題。失業問題也是這樣。

失業並不直接影響需要的滿足。失業者忍受著生活質量下降的痛苦，整體人口（不如失業者明顯）也是——由於缺少勞動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這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引起的問題。人們無處勞動，但需求沒有滿足，生產需要的機器和設備卻閑置著，只因為企業認為滿足這些需求無利可圖。

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上唯壹的首要目標就是增長率。這確實和經濟滿足需要的整體能力相關，但在這個整體的進程中，許多東西被掩蓋了。增長率意味著什麼？「真實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減去通貨膨脹率。這實際又意味著什麼是另壹個問題。能不能說經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人民的幸福就增長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質量或社會公平的增長率呢？如果增長的代價是空氣和水的污染呢，所計算出的經濟增長在什麼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從中獲利的人，廣告的增長或借貸真的使誰滿足嗎？



什麼才應當是首要目標？



我們贊同這樣壹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它關注計劃系統把民主決定的目標加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上的能力。讓我們先考慮壹下，壹個計劃經濟所能支持的政治決定的目標。

歷史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壹個目標就是推動快速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壹個實現公共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提高社會供給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手段。根據保羅·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詳細研究（1970），基本毫無疑問，在發展程度相當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更快的工業化速度。

對於已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主義計劃則有以下經濟目標：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只要明顯的「工人階級」還繼續存在。這包括社會供給（集中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範圍的擴大；消費品種類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工作時間的減少和業餘時間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嘗試。

（2）建設長期的資源節約型發展路線，即關注環境和生態，避免由於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留給未來難以解決的問題。

（3）通過淘汰重男輕女的經濟形式，改變經濟結構，確保性別間的經濟平等。

（4）減少階級、種族（以及不發達地區、城鄉）不平等。

明顯，這些都是很大的目標（雖然比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經濟目標更具體）。它們必須在制定可操作的計劃時細化，下壹部分就將考察這個過程的不同方面。



計劃的層次



計劃的決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計劃、戰略計劃、詳細計劃。這些層次間的聯繫如下。

首先，宏觀計劃設定壹些基本參數來管理長期的經濟運行。比如，它關心不同最終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門間的總生產的細分（或者，我們更願表達為總勞動時間的細分）。多少社會生產力應該花在消費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託兒所之類的社會產品上？多少花在生產手段的積累上以增強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多少花在償還外債（如果有）或購買國外商品？宏觀經濟計劃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它也必須回答現有的生產力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儘管在戰時這是正確的。例如，資本主義政府可能通過削減總需求，製造失業以降低通脹率——這就是壹種宏觀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計劃部門將不會考慮製造失業，但同樣不會讓人們儘可能地努力工作。當宏觀經濟計劃者們計算有多少勞動時間將用來滿足不同需求時，在生產勞動和業餘時間的權衡方面，將考慮人們的偏好。

其次，戰略計劃關注產業結構的變化。已知壹定量的勞動時間將分別用於公共產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那麼應該發展哪些部門，開發哪些技術？哪些商品在其他國家生產更便宜，應該進口？長期來看，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政策計劃中，產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投資項目的合適準則等問題，都必須考慮。

最後，在宏觀的和戰略的產業計劃確定了基本框架后，詳細計劃關心資源的精確分配：哪些產品將在哪裡，用多少勞動，以怎樣的質量生產出來？哪些生產單位從哪些其他單位獲取商品？等等。

資本主義政府有能力出台壹些宏觀層次和戰略層次的計劃（除了戰時，他們明顯不嘗試進行詳細計劃）。但這些政府由於沒有基本生產資料的財產權，他們計劃的能力有限，且取決於資本家的企業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從宏觀計劃來說。例如，政府想增發貨幣，降息以刺激投資，引起促進生產資料積累的資源再分配。但企業如果不認為投資有足夠的利潤，低投資率將不會有什麼改變。又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增加總產出，促進就業，但如果消費者選擇將從減稅獲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結果將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國內的增長。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複製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原則上，由於社會主義政府有生產資料的財產權，能夠更容易出台連貫的、有效的宏觀計劃和戰略計劃。當然，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事實本身並不保證這種能力將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計劃的過程隨時公開、民主討論，並系統地號召起科學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更好。

下面五章將在不同方面詳述計劃的概念。第五章詳細討論關於戰略計劃的問題；第六章討論高效詳細計劃的條件。宏觀計劃在第七章討論，而消費品市場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計劃過程整體的信息需求問題。

第五章：戰略計劃

我們這裏所用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術語帶有著某種綜合性。在這壹章里，我們對計劃做了諸多方面的探討，主要會談到經濟的整體結構，但並不能將這個結構想當然地輕易劃歸到宏觀經濟的或詳細的生產計劃的主題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另外的章節里解決。

本章討論的主題如下：

1. 產業結構的計劃；
2. 需要考慮的環境因素；
3. 投資計劃以及生產的時間維度；
4. 有關商品和服務分配模式的計劃；
5. 農業生產計劃；
產業結構計劃

我們可以對由政治決定長期生產目標的許多領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給、通信、旅遊、產業結構調整等）做壹些可實現的預想。在各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做出壹些「崎嶇坎坷」的決定。例如，新住房的開發形式就是個絕佳的適合作民主討論、民主決議的問題。或者還可以思考壹下關於私人交通出行的問題。

國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是壹個對社會有巨大而長期的影響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基於獨立意識做出的決定的總和並不壹定與對社會最理想的結果相符。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的交通運輸還依賴於火車和有軌電車的時候，人們坐車通過城市中心可比現在快多了。當然，對於那些能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來說，這些新興的私家車確實比電車速度要快，因為他們不用每站都停下來載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私家車湧上道路的時候，交通堵塞也越來越頻繁了，整體來看，造成的結果就是私家車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變得比以前慢了。因為私家車總是保有對公共交通的速度優勢，所以人們也就壹直熱衷於自駕出行。因為不斷增加的私家車的使用搶走了公交車和電車的生意，這些公共交通服務的境況就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城市裡常常出現的危險而堵塞的道路、空氣污染以及越來越冗長的旅途用時。這個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基於經濟狀態的社會決定，有可能產生比僅僅是個人決定的總和更優越的結果。

放寬還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是壹個對國家工業有著巨大影響的決定。對壹個大國來說，汽車製造業也許直接或間接地雇傭了數百萬的工人來製造汽車或汽車零部件，供應汽油，維修汽車，修建和養護公路等等。私家車的佔有量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業的類型。戰略計劃應該系統地考慮這些派生問題。如果決定要限制私家車的使用，那麼計劃就必須對與汽車製造業有關的勞動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應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關於壹門已經被充分了解了的工業技術。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產業戰略計劃也會隨之出現不同的問題。回顧以前的工業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壹系列由不同的工業領域所引導的工業潮流：紡織業、鐵路、重型機械製造業、化工行業、汽車工業、耐用消費品、電子工業等。每壹個工業經濟體的成功，都依靠於該經濟體迅速發展這些先鋒行業的能力。在前兩次的工業發展潮流里英國處於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國。美國是大規模生產汽車和耐用品的先鋒，然而隨著電子行業浪潮的到來，領導者的地位流轉到了遠東。

新近的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有壹個相對簡單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壹個已確立的工業基礎，由此出發就可以全力建設新興工業。蘇聯在30年代到50年代間通過擴大發展重工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台灣和韓國通過電子行業也得到了四十年的類似程度的發展。這種最初的工業發展很適合進行計劃，因為負責計劃的機構能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先進國家的工業結構直接照搬過來。

對於壹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領跑工業潮流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老舊產業必然會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產業，這些新產業潛在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某些尚待開發的技術。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須要做出壹個計劃，這壹計劃能夠做出預測，即未來全新的工業體系都要建構在現在所進行的科研結果之上。要做到能夠識別出將來所必需的知識、科技和技能，並能組建有能力把科學轉化為技術的研發機構。要重新組建能夠「生產」出有能力使用這些新技術的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機構。最後，必須能構想並設計出將要用這些新技術製造的消費品。創造出相應的生產流程。還要發展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供應，建設新的生產線並投入生產。

如果經濟發展不停滯，將會以10到15年為壹個階段不斷地做出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這種水平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這壹點並不是十分清楚。剛開始，關於哪種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到20年裡是有價值的知識，將會集中在壹個小型的研究團體里，而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不過，也許可以先讓技術專家們提出若干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可行的選擇方案，然後在公眾討論中徵求意見。

負責制定戰略計劃的計劃部門的人員組成必須按照計劃相關的時間規模來決定。長期計劃必須要是壹個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從日常工作中調派過來的）共同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制定的。對於5到7年的計劃的制定，會由更多的經濟學家在產品工程師的協助下完成。短期計劃要在產品設計師和工業主管人員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礎上制定。

使得戰略計劃成功的壹個關鍵要素就是這些計劃利用創新的能力。這是壹個天生固有的矛盾，因為就其定義來說，創新並不能在其發生之前就為人所知。然而，壹個新的概念發展成為壹個常規的工業應用需要壹定的時間。即使創新的過程也許在壹開始不可能被計劃，但隨著這壹過程的發展，計劃會變得越來越可能實現。任何現代工業經濟通常都有壹個工業發展過程，通過這壹過程，使不可知變得可知，使可知的變成可用的。科學研發成為社會分工勞動的壹個分支，並且，在技術層面上來說，還相對獨立於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這並不是說社會關係對創新的過程毫無影響，很明顯是有影響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說，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於創新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創新是勞動分工的壹個分支，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壹個經濟體或許可以完成專業化但或許也不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新科技轉化為工業應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國因其科技創新步履遲緩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創新的日本廣受讚譽。這個原因不能過於簡單地做出解釋，當然更不能歸結于「市場越自由，創新程度越大」這壹簡單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徵和文化——壹個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應該同等地被納入考慮範疇。

除了這些難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體的客觀因素也在起著相應的作用：壹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優劣能起到什麼作用？有多少國民收入用到了研發上？這些研發經費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軍事研究？壹個社會能不能有這樣壹個機構，它能整合產品從基礎設計研究到製成成品整個發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個社會花在教育和民用研發上的經費數量和它的創新速率之間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聯繫。壹個民主計劃體系的制度，像國防、教育和研發這些國家預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選決定。但這樣的制度並不保證會把大量的預算支出用於研發。這壹決策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公民可能會給壹個優先順序較低的考慮。但這是他們自由而從容地做出慎重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公司會計師做出狹隘的個人決定后所帶來的副作用。

研發要想有效率就必須有壹個涵蓋了純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等各個時期的傳輸帶。亞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表明這個傳輸帶的後期階段尤為重要。西方資本已經有足夠多的公眾資金在支持純學術研究，但是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過多地面向了武器生產。結果就是製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戰鬥機和火箭，但是生產民用壹般產品的創新能力卻消失殆盡了。在將新技術應用於視頻錄像、摩托車和照相機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產品的方面，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蘇聯做得好。國防工業是惟壹壹個把公共資金支持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引入生產的行業。對壹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想要用科學來提高用於民事的國家工業，那麼首要的就先必須創造壹組民事研究機構來代替那些軍工複合體。

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

在第四章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採取壹種環境友好的發展政策。本節我們將探討這壹目標的壹些具體含義，並且評估市場和計劃關於環境問題的相對優劣。壹些深入的相關問題會在第14章展開，那時將聚焦于確保謹慎借鑒使用自然資源所要求的財產關係。

到目前為止，我們假設任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都被用於生產的人類勞動總時間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對社會主義計劃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個陳舊的反對理由：勞動價值不能充分處理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問題。其論據是，根據勞動價值而言的成本花費不能處理自然的或者非勞動的投入。在市場體系下，自然資源都有壹個價格標籤，從而會計入生產成本中。但在勞動理論里它們是免費的。因此，他們爭論道：勞動理論會低估由稀有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的成本。

這是個嚴重而危險的問題。但這個源自馮·米塞斯的論點也能反過來反駁那些支持市場的人，因為理性使用自然資源正是資本主義的弱點，同時又（潛在地）是社會主義的強項。

自然資源的「自由市場」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經典的回答是來自級差地租。在這種語境下，那些邊際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費的，並且生產的邊際成本壹來自於勞動（而在新古典理論里，是資本）的投入。但是來自邊際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資源，但在市場體系下這種消耗沒有價格。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魯莽而毀壞型的，而不管這自然資源是否是邊際的。這裏，我們值得回顧壹下馬克思對美國拓荒潮的看法。由於殖民者從沿海諸州遷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裡的土地質量。隨著原本在地理上很邊緣的土地變成了最高產的土地（因為是從印第安人那裡偷來的，所以這些土地都是免費擁有的），所有在自然資源開採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後農業生產活動（沒有輪耕而是單壹作物種植）在這片大地上開始了，但這種生產活動造成了急劇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數市場主導型經濟體里，這種生產活動的特點造成了災難性的土地的風沙侵蝕區。邊遠地區的木材開採也有這樣的情況。資本主義企業從北美西海岸或亞馬遜和婆羅洲原始叢林原住民那裡偷木材，將其看作是免費的自然資源。需要花費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裡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市場體制會促使人們節儉地使用土地並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著壹個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地租獲得收入，在保持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從學術上講，這意味著級差地租產生於邊際收益的遞減。政治上，這意味著地主階級是富裕的、政治經驗豐富的，並且背後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這種結合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由被貧農或者狩獵採集者擁有，而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權力。他們的自然資源已經被輕易地徵用了。除此之外，對地主們來說，節約地使用還是開採這些資源（會破壞土壤肥力），哪個更理性，這取決於資源的貼現率。只要貼現率很高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耗盡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貼現率如果低而穩固，那麼採取壹些投資來加強土地的質量在經濟上就是切實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地主階級做的那樣，但這兒我們說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資源，而是緩慢的可再生資源了。

總之，不管利潤在增加還是減少，市場總是會浪費邊際資源。在低貼現率和邊際成本遞減的情況下它將節約使用那些緩慢的可再生資源。對於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市場總是竭澤而漁地耗盡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像蘇聯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樣）就相當於是用邊際成本代替平均成本來計算勞動價值並且還假設勞動收益是遞減的。但是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社會主義下的估算租金在節約使用資源方面將不如資本主義下的真實租金有效。我們提出壹個更激進的觀點，任何「經濟的」決策機制，也就是基於單壹目標函數的任何決策機制，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結果。任何基於價格的決策過程都不能反映出壹個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因為它們都很複雜，不能還原為壹個會計分錄。對環境影響的任何非定性評估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壹個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後果必須通過科學地調研才能確定，並通過通過政治鬥爭方能解決。這方面的其中壹個例子就是，蘇聯科學界曾發起壹場運動，以阻止在貝加爾湖沿岸的的工業開發，並中止將西伯利亞河引流到南邊用以灌溉中亞地區的計劃。

不能保證在這些問題上會採納那些明智的決定。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許就問題展開自由而廣泛的辯論的政治條件，有科學調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終的決策通過自由投票來完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決定最終幾乎始終如壹地都是為了符合那些能夠「買得」政治影響的大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作出的。在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下，主要的環境問題會在持久公開的媒體辯論之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如果壹個水力發電計劃會使得壹個峽谷被水淹沒，而這個峽谷既是壹個美麗的景點又是壹個獨壹無二的生態棲息地，那麼搜尋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是否應該實行的經濟公式就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也就是說，要做壹個決定需要對優先要考慮的事情做壹個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不能把這個決斷縮減為幾個簡單的數字的對比，不論這個數字是用勞動時間或是金錢來表示。

資源消耗的問題是有悖論性的，因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極度保護的政策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壹個持續幾年的大繁榮時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麼我們就剝奪了後人對資源的使用，但如果我們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麼我們又是剝奪了自己對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選擇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來使用石油，可以讓我們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夠開發出相應的能源替代品。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正這樣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證據表明蘇聯正系統性地按照這種方式處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蘇聯堅持在高能核聚變研究中投入大規模的資源以期開發出壹種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裝置如歐洲聯合核變實驗裝置（JET）都是源自於蘇聯的托克馬克（Tokamak）設計。並且隨著1987年新的能源號重型運載火箭的發射，這使蘇聯開發太陽能量這壹太空計劃的主要目標得以被外界知曉四。這些運載火箭預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軌道鏡以在冬季給北極圈的工作點提供照明，建設軌道太陽能電站以把太陽的微波能量輸送到地球。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把這種長期項目作為常態計劃機制的壹部分予以實施。市場機制永遠也做不到這壹點。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們設立模仿社會主義計劃的特殊的國家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電力局）。

生產的時間維度

迄今為止，我們對勞動價值這個概念的討論都是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在十年的時間里，每天工作的價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樣的。可能會有人反對說這太不切實際了，這樣的計算體系會導致採用過度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我們可以用壹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為了發電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形成壹條高速通道，現在提出了壹個在塞文河的河口處修建壹道大壩的方案。由於能量是由非同尋常的高達7米左右的潮汐振動免費提供的，所以這個項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個非常低的勞動成本來發電。但是建造大壩需要大規模的土木工程，這將比建造壹座同等產出的火力發電站耗費更大。

圖5.1在理論上比較了這兩個項目在五年期間將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從整個30年的期間來看，產出等量的電力，火力發電要比潮汐發電耗費更大的總勞動成本。但是在項目建設的頭十年，火力發電站的花費較之更低。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成本來考慮如何發電的問題，那麼潮汐系統將完勝火力發電。實際上英國電力局選擇了不去建造潮汐發電站，因為建造大壩需要償還的貸款的利息大於投入使用后它將節省的燃料的費用。如果是在壹個較低的利息率的環境下，那麼英國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僅僅用勞動內容（亦即就純粹的勞動價值方面）來看這兩個選擇的耗費成本就相當於是在零利率或零貼現率的環境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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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的貼現率對兩種電力計劃成本的影響

無論根據主觀情感還是客觀現實，人們都會反對零貼現率。今天的果醬總比承諾的明天的果醬好。照這壹原則，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許更好，即使這意味著以後要做更多的工作。壹個主觀決定的貼現率，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確立（人民每幾年可以就他們是否希望貼現率上升、下降還是保持原樣投壹次票）。但是壹個更為客觀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將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作為貼現率。這樣做的理論依據便是：如果勞動生產力每十年翻壹番，那麼現在壹小時的勞動將相當於90年代末的半小時勞動的工作（作者寫此書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我們永遠沒法精確地預知未來，那就有必要根據最近的歷史來預估將來的生產力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可能會意識到電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壩項目的決定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因為在他們的計算中所使用的貼現率是遠高於經濟中實際的生產平均增長率的。這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計算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才是可能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貼現率是由金融市場的偶然性決定的，而這種偶然性是和實際的生產可能性完全脫節的。它是由國際資本的投機活動和金融機構里的不民主決策聯合推動的，很不穩定而且每個月都在不停地波動。不管是以經濟效率或是民主機製做理由，在經濟決策中使用這樣壹個變數都是站不住腳的。伍

市場和非市場的分配方式

有壹個和經濟的整體形態相關的戰略決定，那就是關於哪種產品應該由計劃直接分配、哪種應該交給某種意義上的「市場」來分配。我們設想壹個生產者產品完全由計劃分配而消費者品由市場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情況。市場的確切性質將在第八章闡明。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這壹市場是和資本主義經濟里的市場截然不同的，因為它從屬於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但我們依舊面對著壹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切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或者說可以應該用哪些原則來判斷市場與非市場的分配？

有四個要點和這壹問題相關。我們會在這四個小標題下展開探討：公民權利、選擇的自由、應對稀缺和計量的成本。

公民權利

首要的原則便是，壹些產品和服務，應該由全民稅收提供資金，作為壹項權利提供給公民，因為這是全面參与生產的和公共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條件。這裏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衛生保健和保育（我們將在第13章討論到帶有電子投票機的電視也應該作為公民的壹項權利而提供，以保證政治民主的全面參与⑥）。為了能作為壹個積極的、生產性的成員在社會中起作用，壹個人必須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體健康，並且無需整日呆在家裡照顧幼小的孩子。這些產品在給予公民們「積極的自由」七來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衛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處不是僅限於公民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富有生產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體健康對整個社會大有脾益。（用經濟學里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外部效應或說「正外部性」，而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並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選擇的自由

第二點是，壹旦公民權益的基本前提條件得以保障之後，每個公民（或者家庭、群體）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來決定他們想要以何種方式來享用他們的勞動果實。國家分配或配給制是極不適應于這個要求的。我們需要壹個某種形式的「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花費自己的勞動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將在第8章詳細描述這樣的市場。）這種分配模式將被應用於食物、飲料、娛樂、書籍、衣物、假期旅遊等領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並不重要的壹些產品。對壹個社會來說，雖然使其成員都陷入無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擾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裡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讓他們能夠在魚子醬、紅酒、書籍或是去高原地區旅遊方面做選擇卻也完全合乎情理。

應對稀缺

第三點關注的是，那些供給相對固定的產品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需求超過供給的情況。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寬舊路，但這需要花費勞動時間且可能會因為環境理由而受到反對，讓我們先暫時假設高速路的供給實際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費的，那麼它就會變得特別擁堵以至於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這種情況下，收取通行費用是很合理的。這是「限量供應」稀缺資源的壹種方法。那些覺得快捷的個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會付通行費以滿足願望，而壹些人可能會選擇公共出行方式作為代替。

這種形式的過路費也會給計劃者們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設正在考慮修建壹條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將會在勞動時間方面耗費昂貴的代價。如果現有的公路已經過度擁堵了且沒有收取任何通行費，那麼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新建壹條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經徵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關的通行費之後現有的道路依然擁堵的話，那麼這時就有理由來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彆強力的來自環境考慮方面的反對）。

這裏總的觀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指完全反對應對稀缺問題的「市場解決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給當前社會下碰巧是「免費」（即從稅收穫取資金）提供的產品定價收費。

計量的成本

我們在上面提出：沒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應的消費品應該參与勞動券的市場交換。不過考慮到保證基本的經濟理性，這壹原則必須在壹些情況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計量人們消費和要求他們付款這兩項操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價並未包含這兩項成本時，個別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費用是毫無意義的。就此而論，即使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壹邊，英國將水私有化的行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產品，並且並不完全清楚計量和收費的成本是合理與否的。（如果凈水將會成為壹種稀缺並且代價昂貴的商品，那麼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農業

在發達社會裡，農業領域的自由市場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那些倡導用自由市場來解決波蘭糧食問題的西方政府卻在他們本國內強烈抵制也這樣的政策。在日本、歐洲共同體以及美國，糧食市場是受到強力調控的。這種調控的目的在於壹方面確保供給的穩定，而更為重要的是緩和嚴厲的市場對那些政治影響很大的農業遊說團體的衝擊。所採取的措施在細節上可能稍顯不同，但總體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糧食價格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以確保農場主們的利益。

這種措施所引起的可預料的後果便是刺激了生產過剩。過量的糧食被生產出來，然後全部被以補貼價格收購併積存在倉庫里。對剩餘的這種處置方式產生了壹個經濟難題。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低價出售給消費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削低價格並有損於農場主的利益。還可以訴諸于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聖誕節給領取養老金、撫恤金的窮人分發黃油。於是在救世軍的辦事處就出現了卑劣醜惡的壹幕：年邁的老人們排著長隊，競相佔有那免費發放的幾磅黃油。甚至還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毀壞。大量庫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顏料弄髒以使得它們不能再作為人們的消費品。付給農民們壹筆錢以激勵他們使土地閑置而不是種植糧食。

同時，糧食的高價又激勵農民們愈發有動力去開墾邊緣的土地。岸邊草地、灌木叢以及樹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產生了穀物大草原。在補貼價格之下，在土地上濫用化學物質、污染食品、濫殺野生動物以及用硝酸鹽化肥和農藥污染水源都變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們步入了壹個極端荒謬的境地，即只有給土地所有者付錢才能使他們不去通過種植松柏而破壞那些科學價值地點。而如果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報酬，他們壹開始也根本不會想到去種樹。

西方現存的是壹種公共管制和個人私利的離奇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土地所有者的發財致富。儘管如此，這壹體制的辯護者仍然會指著東方說道：「至少我們不用像俄羅斯那樣在食品面前排長長的隊」。關於共產主義農業流行的印象就是永遠的短缺、俄羅斯的排隊以及波蘭的肉食品騷亂。

在東方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前，那兒的農業系統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波蘭國內以私人農業佔主導地位然而捷克卻全境實行的都是集體農業。當布拉格的國營商店堆著薩拉米香腸和臘腸的時候，波蘭的肉店架子上卻空空如也⑧。在蘇聯佔主導的是集體農業，但仍然因為短缺而聲名狼藉。

正如這些事例所表現的，這不是壹個個體農業和集體農業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問題。其他因素——物價政策、分配體系以及農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貨架是空的還是滿的這壹標準是不能很好地來評判壹項農業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價足夠高那麼商店將壹直都會是滿滿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商店貨物充足，但人們卻在挨餓的情況。相反的，如果人為地壓低價格，那麼商店的貨物就會壹售而空。

評判糧食生產分配體制的壹個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體的營養標準，以及這個體制所產生的生態影響。現在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有關飲食的科學知識體系。甚至在二戰之前，營養學家們已經計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飲食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糖類以及維他命的數量。這個知識被很好的用在了戰時糧食配給額度的設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給來源變得混亂，但理性的計劃以及合理分配現有的資源也使得國民整體的健康和營養標準在實際增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關營養的建議現在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對飲食以及心臟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引入到了現代的處方建議中，比如少食用黃油和動物脂肪、多食用複合糖類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合理飲食，那麼整體的健康水平將會得到提升。問題不再是防止由長期營養不良助長的軟骨病和結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飲食習慣帶來的現代人類健康的大型殺手如癌症、心臟疾病。

這表明食品供應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得到計劃。對於壹個給定規模和年齡結構的人口，總的食品需求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來。糧食的來源有三個：進口、社會化的農場和漁業，以及私人農場和私人漁業。我們假定食品出口受制於與各生產國的長期供應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氣候災難，這能夠給那些不能在本國里很經濟划算地生產的食品提供壹個可靠的供應基礎。

進口長期合同確定之後，國內生產的目標就自然是確切可知的了。如果我們假設農業領域是由國營農場、合作社以及家庭農業組成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從這些來源來完成生產目標。農業比其他工業都更容易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它的生產值年年都在浮動，要做出精確的年度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幾年為壹個時期的階段內這些波動是相當平緩的，通過緩衝庫存，常規的供給是可以保持穩定的。為農業制定壹個三年或四年的浮動生產目標是合理的。家庭農業和合作社將被要求競標承擔三年壹期的固定數量的穀物供給。他們會被要求詳細說明在機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們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們想要多少附加價值作為自己的勞動所得。供應合同將根據壹個公式制定出來，這公式不僅會考慮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還會顧及由於使用特定量的化學物質及化肥而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競標體系將會避免折磨著西方農業計劃體系的生產過剩的痼疾。它把消費者和環境的要求置於生產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勵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經濟的邊緣農場的倒閉。那些贏得合同的農場將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價格和市場份額。

第六章：詳細計劃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作為反饋控制的計劃思想。圖6.1概括了這個基本思想。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總體概念加以擴展，把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具體要點考慮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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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到，戰略計劃處理經濟產業結構的基本形態。在本章，我們關心的是詳細計劃，它將具體處理各種產品將分別生產多少，以實現這些基本目標。比如，戰略計劃規定，把百分之七的國民收入分配給電子消費品。詳細計劃必須明確這意味著什麼——各種型號的電視產量、各種規格的放大器產量等等。此外，為了達到這些生產目標，計劃必須指定所需的零件數量：500,000個14寸，300,000個20寸彩色顯像管，12,500,000個10陶瓷電容，等等。

圖6.2表示了詳細計劃的輸入。通過構建壹個經濟運行的詳細模型，模擬和計劃可以預測各個中間環節分別需要多少投入，來產生最終的各種輸出。市場機制間接地引入了詳細計劃：通過人們所願付的價格是否足夠高，來決定計劃的下壹步。如果人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相應的勞動時間比生產產品實際所需的勞動時間少，這種產品就將削減產量或停產，將資源用於其他方面。我們的市場反饋原理將在第八章單獨說明。現在先來關注模擬和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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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計算商品所需總勞動量時，我們介紹了投入-產出表。這個重現經濟運行的方法在規範表述和理解詳細計劃時也很有效。表6.1是壹個例子。讀者也可以回顧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產出表（或矩陣）記錄了產品從每個部門到其他部門的流動。每個部門在行和相應的列上分別出現兩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該部門供給給其他部門的產品數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業，行中的數字分別表示供給給自己、電力行業、卡車製造業等等的石油數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該部門所需各種產品的數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車製造業所需的石油、電力等等。



表6.1：壹張投入-產出表



石油 電力 卡車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電力 50 20 40 ……

卡車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門產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門所需的投入。
表中數字應該被看做是在合適的單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電力、多少輛汽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引入壹些基本的術語。首先，總產出是指壹個部門不分用途的總輸出。總產出又分為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或凈產出）。中間產出表示生產系統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鍊鋼時用掉的煤，生產電腦用掉的鋼）。最終產出則是其餘部分，可以被最終利用（不論是消費掉的，私人的或集體的，或是投資時為了建立生產系統的）。

壹些產品幾乎是純粹的中間產品。比如鋼板，除了壹些金屬加工愛好者，消費者完全沒有需求。事實上，可以將整個鋼板產出視為進入各行業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另壹方面，壹些產品完全是最終產品，而沒有中間用途（沒有行業將成包的香煙用於投入生產）。但壹些產品具有雙重屬性。天然氣可用於家庭烹調和取暖，也可作為多種行業的生產輸入。

更重要的是：兩個產業技術上的係數可以直接告訴我們，需要多少前者的產品，來產出壹單位後者的產品。例如，製造壹輛自行車需要10公斤鋼材，那麼鋼-自行車技術係數就是10（鋼以公斤計）或0.01（鋼以噸計）。注意，自行車業對鋼的總直接需求可以由其總產出數量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算出。製造2000輛自行車就需要2000 * 0.01 = 20噸鋼材。

現在我們做好了準備，可以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者們面對的問題了。對於經濟活動，人們根本上關心的是最終產品。假設我們有壹系列的計劃目標[1]。達到這些目標需要生產出合適數量的中間產品。要製造出我們想要的數量和型號的電腦，需要電腦製造業從供應者那裡得到相應數量的塑料、鋼材、矽等，並且相應行業的供應者們同樣得到他們所需的中間產品，等等，形成壹個互相依賴的複雜網路。

所以，問題就是：從期望的壹系列最終產品出發，如何計算出需要的每種產品（包括中間產品）的總數量？理論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對於數學公式恐懼的讀者可以跳過幾段直接看結論，但我們只用了最簡單的代數）。考慮壹個簡單的小型系統，只有兩種最終產品。Ｇ為總產出，I為中間產出，F為最終產出。下標代表部門1和部門2。由於總產出等於中間產出加上最終產出，可以將我們的玩具經濟表示為如下兩個方程，各代表壹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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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產出的雙下標中，第壹個數字代表來源，第二個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門2中用到的部門1的產品。第壹個方程用語言來表達，即部門1的總產出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例如，石油業消費壹些石油；對於不消耗自身產品的產業此項為零）；其次是部門2所需要的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最後是部門1的最終產品。

現在，將中間產出用總產出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車和鋼材的例子中的那樣，自行車業需要的鋼材數量等於自行車的總產出（輛）乘以每輛自行車所需的鋼材。如果用a來表示技術係數，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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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來解，我們也可知這個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換為a乘以G后，方程被化為有兩個未知數（即兩個部門的總產出）的兩個等式。簡單但卻乏味的代數可以證明，總產出僅僅由最終產出和技術係數即可求出，同樣，中間產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車的例子）［２］。

自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西里·列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的開創性工作以來，這個問題的演算法已廣為人知，並且，如果系統不大，解並不難。但如果用來處理整個經濟系統，使問題簡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將其化為高度歸納的部門。我們表中的行和列將變成形如「消費電器」，「汽車」，「油氣」，等等。對於其他用途，這可以接受，但對於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是不夠的。如果計劃者要提供能夠有效指導生產的藍圖，確保所有經濟活動井井有條，必須能夠精確地確定輸入和輸出。但那樣的話，投入-產出表會變得極其冗長，百萬計的行列會有千億計的技術係數。解聯立方程的工作已經不簡單，何況，甚至在計算開始前，還需採集海量的詳細信息（技術係數等）。

信息採集及其計算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先假設必要的數據「已知」（經濟學家喜歡這麼說），來研究計算的問題；在第九章中，我們將回到獲取數據的問題上。

這裏涉及的數學問題本質上和第三章中討論的勞動時間計算的問題相同。原則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決，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對於巨大的系統，這完全沒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勞動價值計算中，演算法可以利用矩陣的稀疏來簡化。當十分細化時，由於矩陣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於香腸業，木材之於眼鏡業，等等），我們可以用鏈表更好地表示生產的條件，找到壹個疊代的解。

兩個主要的疊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賽德爾疊代演算法）都可以接受鏈表形式的輸入。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問題的解，但可以產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對於經濟上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論上可直接求出），那麼這些疊代方法將產生收斂的結果（Varga，1962）。

這裏的疊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數據輸入包括(i)最終目標產出表，(ii)非零技術係數，(iii)每種產品期望的總產出。將這些總產出的初始值代入這套技術係數，就得到每種產品所需要的數量。基於此，可算出壹套新的總產出。這些數據又被用於下壹輪疊代，等等。如果演算法是收斂的（即有唯壹解），那麼隨著疊代次數的增加，總產出的變化將越來越小。當變化值小於預先設定的壹個界限時，演算法就終止。

由於演算法的收斂性獨立於初始值，初始值的選擇並不是關鍵：如果壹些值可以，那麼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見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實值，收斂將更快。計劃者們可以合理依靠過去的經驗來選擇具有合適數量級的初始值。

雅克比疊代法的運算次數由輸出數量，乘以每個生產過程所需的直接輸入數量，再乘以足夠產生滿意的近似值的疊代次數。例如，10,000,000種產品，每種有200個直接輸入，需要100次疊代，那麼就需要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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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計算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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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過半小時的時間。





蘇聯的計劃情況



把我們之前的討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聯繫起來，兩類問題在此顯現出來。首先，有人會問：如果完全的詳細計劃所需的計算是如此龐大和複雜，在高速計算機發明之前，蘇聯是怎麼做到的？

實際上，在計算機發明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計劃方法建立起重工業基礎時，蘇聯曾經做得如此成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當然，那時的經濟簡單的多，而且計劃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關鍵目標。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仍有許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過人力和物質的大擴張意味著，即使有這樣的不平衡，關鍵的目標還是能達成。

另外，我們應注意到早期蘇聯的計劃並不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進行的。從壹系列最終產品倒推，得出壹個完整而詳細的龐大輸入列表，這確實超出了當時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能力。於是，通常計劃者們只是從他們自己設定的粗略的目標出發：1930年之前生產多少噸鋼，1935年之前生產多少噸煤，等等。這種早期實踐按理說會對幾年後的經濟結構產生有害的後果。它會產生壹種「生產主義」，大量關鍵中間產品的生產成了最終目的。事實上，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看來，人們其實想儘可能地節約中間產品。即計劃的目標應該是：保證所需最終產品產量的情況下，生產最少的煤、鋼、水泥等等。

這裡會遇到的第二種問題正好是前壹個問題的另壹方面：如果我們提到過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是眾所周知的，那麼為什麼蘇聯的計劃者們沒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速計算機技術產生后，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們在討論前壹個問題時已經提到過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必要、但卻粗糙的計劃方法在後來形成的計劃系統中打上了烙印。考慮到斯大林時代特殊的意識形態僵化——被赫魯曉夫的「解凍」中斷，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蘇聯對於新的計劃方法基本上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蘇聯的經濟著作上能看出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思想，即以最終產品為目標來制定計劃，在正統的官方看來有些「資產階級」。

此外，在蘇聯，對於新奇的、基於計算機的計劃方法的興趣，和真正的技術可能性並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計劃系統的改進還有討論的可能時），蘇聯的計劃者們能夠使用的計算機系統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還很原始。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輸入-輸出方法的潛在好處，但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僅夠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輸入-輸出系統。儘管它可以用於地區間計劃（研究蘇聯各加盟國的相互依賴關係），還是難以勝任日常的詳細計劃。大多數情況下，投入產出分析仍然是學術活動，和預期相比，計算機對蘇聯計劃的總體影響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計算機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勞動價值計算相關段落中解釋過的，由大量的個人計算機組成分散式網路，由經濟信息通信系統連接起來，完成同樣的結果是可能的。這樣的設備在蘇聯認真考慮改進計劃系統的年代同樣還沒出現。廉價的個人電腦相對來說還是離今天不遠的事情，而且蘇聯通信系統的發展緩慢臭名昭著（任何想從莫斯科給列寧格勒打個電話的人都懂得）。

還有，正如將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詳細計劃需要壹個標準化的產品識別系統，相應地，這需要壹個複雜的計算機資料庫。而在蘇聯，計劃者們繼續使用著「物資平衡」系統。這個系統構建「平衡表」來顯示生產所需資源和每個產品的計劃用途，提供投入-產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計劃者們不僅難以有效地計算這些平衡間的相互影響，對於產品的識別也是不完整、不統壹的。

政治因素也與此有關。我們所提出的關於計劃的方案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計算機系統的自由訪問十分依賴，而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上是不允許的。即使是複印系統也被嚴格控制——為了防止政治異見的傳播。

最後，計算機化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不能應用計算機以產生更多效益之外，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合理的僵化價格系統，許多商品的限價導致了短缺和排隊。）

對於複雜經濟系統，高效的詳細計劃的實現，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而這時，蘇聯的意識形態環境基本上轉向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似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多少嗅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風向的人——對於我們所討論的演算法和計算機系統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計劃的潛力，也許部分是對早些時候對於計算機化益處的吹噓過度的反應，部分由於西方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的影響。



詳細計劃和庫存約束



回到討論的主線，我們指出了，現在對於計劃機構來說，即使對於產業間關係的細節精確到分鐘的投入-產出表，從最終目標產品列表倒推出能夠使計劃平衡的總的產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這對於詳細計劃的計算還不夠。因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額外的約束，還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終產出品算出所有產品各自的數量。

計劃者們可以算出生產出x萬億千瓦時的電力所需要滿足的條件。投入-產出系統的均衡可以確保足夠的油、煤或鈾來滿足需求，但是，有足夠的發電站嗎?任何時期，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都被需要長期建設的生產手段的庫存所限制。此外，還有勞動力：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大量產出品嗎？

壹旦產出品的數量被算出，這些問題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計劃系統可以預計每個部門的大量產出需要，分散式工業計算機（代替超級高速計算機）利用每單位產品所需生產資料和各自的勞動效率，就可以算出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庫存和勞動力的需要。這些部門的需求可以反饋到中央計算機統合，再與各種生產手段的庫存相比較，與各自勞動力的計算結果相比較。

如果約束正好滿足——即，如果各產業部門不再要求比現在整個經濟系統更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注意，即便所有約束都被滿足，依然有在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中央計劃部門需要優化重組，發布相應的指示。但如果總體約束在這裏不滿足，計劃就需要做相應調整。最初關於最終產品的目標不再能夠達到（除非額外的約束可以以某種形式放寬），而計劃者們必須重新考慮。壹些社會效益最低的目標將被捨棄，整個計算將重來壹遍。由於計算過程可能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對於壹定的計劃的期限，會有多次重複。

最後這點的重要性在於，不考慮投入-產出流系統中的其他因素，生產力的約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賴計劃決策的期限。如果計劃是相當長期的，庫存約束就變得無關緊要。如果需要更多的電力，可以相應地建設起來。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投入-產出系統唯壹的額外約束是勞動力的供給和足夠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如果那樣的話，依照額外約束來調整計劃目標水平相對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額外的庫存約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設時間比計劃期限更長的生產手段都必須作為庫存約束被考慮；如果計劃周期特別短，原材料的庫存狀況也變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適合於后壹種情況的演算法，與之前的標準投入-產出過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將展示這種替代演算法的理論基礎，並舉例來說明其應用。



新的計劃均衡演算法



假設我們從年度產出的購物單出發，我們想得到十萬種不同的消費品。這些目標是可以轉換的，資源被孤立，或者它們過分了，超越現有資源。我們想知道是否應調整目標來使資源，包括各種機器的現有庫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對每壹種消費品限額做壹定百分比的調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調整。

如果我們有壹定數量的綿羊和化學工業空閑，我們想知道這對於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額意味著什麼。羊毛衣物的目標應該削減嗎？這對於丙烯酸的生產有什麼影響？多少針織品應該從生產羊毛轉換為丙烯酸？

假設空閑的針織品機器應該壹千條針織衫的生產線。可以將所有空閑的生產能力用於生產壹種特殊的熒光藍色毛衫，胸前印著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這種設想是否能使消費者滿意是令人懷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規則，計算機可以決定根據資源約束明智地調整計劃目標。我們開發了壹個計算機程序，可以基於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原則作出這樣的調整。演算法的完整記述見Cockshott（1990）。



調和值函數



演算法應用了神經網路模擬技術（人工智慧的壹個子領域）。這壹領域的研究者們提出，神經系統可以用熱力學的概念來分析。神經系統由大量互相鬆散連接在壹起的實體組成，這樣，它可以被抽象為統計力學中的問題。已經發現，熱力學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應用在神經模型里。每個神經元就像是固體中的壹個原子，與全體連接在壹起並相互作用。兩種情況下，都是大量實體在隨機規則[4]下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系統。可以為神經系統定義壹個合適的模擬能量——其狀態大體上有多接近於期望的狀態。可以看到，如果為神經系統的狀態引入溫度的模擬演算法，經過弛豫過程后，其穩定於期望狀態。

同樣被模擬演算法證明，神經網路和晶體，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各部門通過相互作用與其他部門聯繫起來。這裏的相互作用關係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代替了突觸連接或靜電力，但在抽象層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圖6.3中的神經網路和投入-產出矩陣的相似之處。圖中的縱線表示右側的神經細胞的輸出。突觸傳遞給細胞的輸入由橫線表示。在橫線上，他們的輸入所激發的水平被加起來。輸入激發的等級反過來決定（軸突）細胞的輸出。我們可以做壹個模擬，用投入-產出表的列來代表壹個經濟部門的行為水平。我們把突觸標記上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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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隨行改變，j隨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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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數字表示，要生產第j個部門的壹單位產品，需要的第i個部門的產出產品的數量。神經網路理論證明，這樣的網路將進入這樣壹種激勵模式：與突觸上的權值相壹致。細胞的激勵水平將表示相應部門應當運行的合適的強度。神經網路可以在數學上模擬出來。即我們可以用神經網路中的鬆弛演算法來使經濟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們能夠使其最小化的模擬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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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網路的研究者們經常反過來看問題——不再試圖使網路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稱為調和值的東西最大。形式上，這隻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觀的說法。神經網路在學會對外界刺激給出「正確」答案時，擁有最大的調和值（harmony）。

我們可將調和值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我們為每個部門定義壹個調和函數，如圖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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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產品的網路輸出（允許其他部門耗盡）低於目標，調和值將迅速變為負數。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調和值將逐漸變為正。這是用來說明，短缺造成的問題比剩餘帶來的好處要更厲害。下面是壹種具有該性質的模擬函數的代數形式：

令u = （產出 – 目標）/目標

若u<0 那麼 調和值=-

否則，調和值 =

人們每消費的壹額外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逐漸下降的。當妳第壹次從親戚那裡得到茶壺時，妳的感謝是真誠的；但第五次時，感謝就顯得勉強了。這裏蘊含的意思是：來自超出目標的產出品的額外社會滿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們對於短缺十分不安，而對於充足的愉悅程度並不如前者那麼大。我們可以用之前的調和值函數來表示這壹點。

當產品輸出正好符合目標時，我們定義調和值為零。如果輸出過量，調和值為正，而如果輸出不足，調和值為負。調和值函數被計算機用來調整輸出。我們的目的是令整個經濟的調和值最大，來使全體處於平衡。



演算法步驟



（1）隨機為各部門分配資源。這隻是計算機中進行的名義上的分配。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發生。由於鬆弛演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選擇隨機即可。

（2）對於每個部門，找出限制生產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資源。

（3）各部門拿出多餘的資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對於需要有盈餘），放進壹個公共蓄水池。這壹步不會降低生產力，所以調和值沒有變化。注意，這次的重分配還是在計算機內存中進行；在整個演算法完成之前，與真實的世界無關。

（4）算出各部門的調和值。

（5）算出整個經濟系統平均的調和值。

（6）將各部門按調和值排序。

（7）對調和值最高的部門，減少它們的產出，直到其生產力水平使其調和值等於平均調和值。由於調和值函數是可逆函數（即，從調和值反推出產出和從產出計算調和值是同樣的過程），這是很容易的。於是又有資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對調和值最低的部門，為他們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資源來增加其產出，直到他們的生產力使得其調和值等於平均的調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調和值。如果這與之前的有較大差別，返回步驟（6）。



該演算法能夠均衡各部門的調和值。如果疊代是成功的，在大約十幾次疊代后，平均調和值的變化範圍將不超過1%。然而，僅僅靠這個演算法，會使經濟系統產生局部的最大調和值。在實際計算中，該演算法常常剩餘大量資源而總產出遠低於預期。由於不論從怎樣的平均調和值開始，演算法都有很強的偏向性，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理解這壹點。

這點可以通過引入增加產出的偏移量來克服。在步驟（7）中，不再減少高調和值部門的產出，而是將其產出調整為（均值+B），B即為偏移量。在程序開始時，我們將B設置得較高，隨著疊代的進行逐漸將其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只有調和值特別高的部門產出會減少，而調和值較低的部門產出總會增加。總之，平均調和值趨向于增加，系統最終穩定於壹個最大平均調和值。

如果仔細選擇數據結構，該演算法在運行時基本是線性的。也就是說，100個部門的問題將花費10個部門的問題十倍的時間。回顧之前關於投入-產出分析的討論，關鍵點是不用矩陣來表示投入-產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陣的稀疏性，用鏈表來表示它。演算法的複雜度大致可表示為n*m，n表示部門數量，m表示每個部門的平均輸入數量。這樣，演算法其實是很簡單的，曾經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運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對擁有4000個部門的經濟系統的計劃模擬。Sun的工作站每秒運行約三百萬次。由於其時間要求是線性的，要使擁有壹千萬種產品的經濟系統的計劃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種流行的微處理器）上運行約壹百萬秒（不到兩周）。同時還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儲空間。這個要求並不難；相當於壹千台個人電腦，按現價（1980年代末—譯者注）是五十萬英鎊左右。

英國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處理器，將多達1024個微處理器晶元集成來加快速度。其設計的用途是粒子物理模擬，每秒鐘可執行百億次運算。如果我們可以在擁有1024個集成塊的Meiko平台上運行這個問題，每個集成塊配4M內存，大型經濟系統的計劃將在十分鐘左右完成計算。

此外，該演算法也可以算出關鍵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門間的正確分配，得到可行的產出目標。這事實上正是計劃者所需要的細節信息。

我們認為，只考慮物理可能性，不考慮金錢，現存的計算技術完全允許詳細計劃的進行。之前提到的這些技術，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計算機上實現，它們現在正被用於粒子物理和天氣預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對理想化的市場應該達到的那種均衡過程事先進行模擬。



智利的經濟控制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散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徵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傳統的統計方法，當經濟統計數據到達決策者的桌上時，常常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於是，直到經濟危機發生幾個月後，解決危機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來。由於政策工具同樣低效，決策結果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當股票市場在1987年崩潰后，英國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減稅政策。當這壹政策發揮作用時，需求已經開始增加了，於是1989年發生了通脹。數據搜集的滯后意味著完全不合時宜的行為（但是在這裏意識形態也對減稅也有很強的要求，而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這種不當效應在反饋中會進壹步產生更糟糕的經濟震蕩，只有決策者能得到實時的信息並能實時干預系統，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在智利，壹套計算機網路系統被建立起來以完成這項工作，使懷疑者們吃驚的是，其建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幾年。這項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計算機技術和智利這種貧窮國家簡陋的通信系統基礎之上。微波和電傳連接將所有關鍵部門中心與首都的計算機連接在壹起。即使有技術落後上的限制，它還是能夠為政府提供壹天之內的經濟信息。更現代化的設備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號的形式顯示的。「作戰指揮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顯示著加註釋的流程圖，表示經濟單元間的相互作用。圖形顯示避免了計算的麻煩。不同單元間流通的量由線的寬度來表示。各部門用包含柱狀圖的塊來表示，顯示其生產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間里提供七個座位，這是能夠進行有效討論的最大人數。扶手上的大按鈕能夠控制顯示，或突出不同的圖表。

「作戰指揮室」的概念來自於空戰防禦。在戰爭中，即時決策需要實時的信息。決策可以由計算機模擬，來檢驗如果採取某項行動將引發怎樣的結果。在打破私有卡車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類似於戰時的指揮部。計算機網路使政府能夠使用所有可用的運輸手段，使貨物流通起來。

「作戰指揮室」本打算被用於所有部門的所有分支。複雜的統計學程序從系統底層的數據流分析，來尋找有意義的變化。決策者從超量的數據中解放出來，只了解對決策有用的數據。當某個分支有任何異常發生時，就會向對應的「作戰指揮室」發出報告。如果計算機檢測到危機，它們將向「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並啟動計時。如果在壹定時間內「作戰指揮室」沒有及時作出有效的回應，就會向更高壹級的「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這給了每個單元本地解決問題的自由，從而避免影響社會有機體的生活。在設想中，工廠級別的「作戰指揮室」將由工人委員會運行。民主的推測是：現代化的顯示技術和計算幫助能使人們不經複雜訓練就有管理工廠的能力。

伴隨著使皮諾切特上台的血腥政變，智利的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經濟實驗開始了，而所有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戰指揮室」和阿連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總統府的廢墟中。

第七章：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政策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宏觀經濟計劃必須要考慮不同部類的產品在最終使用上的總體平衡問題。宏觀計劃還必須確保這些產品的組成的壹致性並且確保其總數滿足總需求。要完善我們的宏觀計劃，我們還需要壹個與之壹致的會計核算方案。宏觀經濟的三個方面——理論、政策目標和會計系統之間密切相關。例如，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創造性的工作使得國民收入核算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得以推行的先決條件。蘇聯式的經濟體採用了另壹種不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論根源的，即是相當狹隘的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論述。而我們提出的計劃需要壹種基於勞動時間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這壹概念雖然也源於馬克思主義，但與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相當不同。

本章將首先討論在整體經濟中壹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核算，然後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政策面臨問題時豐富這壹核算方式，從而解決遇到的問題。壹旦這樣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可以研究壹些具體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儲蓄、信貸和稅收政策。





建立在勞動時間上的宏觀核算



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總產值定義為在給定的壹段時間，例如壹年內，所生產的勞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勞動的來源，可以將生產總值分成兩個部分。大的部分是當前勞動的投入，即在給定時期內勞動的投入。我們稱之為當期勞動。此外還有過去勞動，即從前壹段時間生產的產品「轉移」過來的勞動。這些勞動可能以上壹期生產卻在當期使用的存貨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使用逐漸磨損的耐用生產工具（機器、廠房和設備）的形式存在。我們將這種過去勞動的轉移整體看做是折舊。這壹分析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宏觀核算恆等式：



生產總值=當期勞動+折舊（7.1）



我們還可以把凈產值定義為總產值的勞動量中超出需要用於補償過去勞動消耗（折舊）的部分。因此我們有了第二個恆等式：



凈產值=生產總值-折舊（7.2）



現在我們制度基本分配原則是，工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直接對應的勞動券（見第二章），雖然就個人而言我們承認某些資質上的不同，但全經濟範圍來說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時期發行的勞動券總量等於完成的勞動總小時數。用當期勞動券表示當期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勞動的勞動券，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恆等式:



當期勞動券=當期勞動（7.3）



由（7.1）和（7.3）我們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凈產值





我們姑且假設能夠把全部的當期勞動券作為「可支配收入」拿回。還假設他們希望將所有的收入用於消費品。我們提出的制度有壹個原則，那就是消費品以勞動券表示的價格應該等於該產品的勞動量，至少作為初次近似應該如此（下壹章將會闡明這壹提議的細節）。由此推斷，如果工人把全部當期勞動券花完，他們的消費就會耗盡凈產值。根據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費完全部總產值，因為他們的收入（當期勞動劵）比總產值要少，差額部分用於折舊，以此保證有足夠的資源用於補償過去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消耗。但即使是這樣，工人們的消費會耗盡凈產值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壹，除了個人消費以外，社會產品在最終用途上還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給社會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為了增強經濟的未來生產力而進行的生產資料的凈積累；還有可能貸款給其他經濟體。這三方面簡化來說分別是，社會、積累和貿易（貿易順差），並且如果把個人消費表示為消費，那麼我們有：



凈產值=消費+社會+積累+貿易（7.4）



等式（7.4）將凈產值分為四個基本用途。如果計劃要求積極的社會支出水平和積累,很明顯,消費必須低於凈產值，因此當然也就必須低於當期勞動券，即為當期勞動所發行的勞動券。要達到這個目的，壹種方法是對工人的勞動券收入徵稅。但徵收的稅款不壹定要與當期勞動券和該計劃的消費限額的全部差額相等，因為工人們可能會決定將他們的部分勞動券儲存起來，這樣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們在為消費以外的用途「釋放」資源。我們會再談到這壹點。

第二，計劃中總的個人消費中的壹部分必須提供給非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半失業者。如果購買個人消費物品是使用勞動券的唯壹途徑，那麼必須通過國家預算使無工作者可以獲得壹定數量的勞動券。為了讓發行的勞動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價,這些給無工作者的勞動券不能簡單的「印出來」(這將會導致通脹)；相反,他們必須從勞動者中徵稅獲得並且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

在轉向稅收和存款這些實質性問題之前,把上面的想法應用到「流動資金」賬戶情況中是很有用的。這使我們能夠檢查他們的壹致性。讓我們把經濟分成兩部分消費群體: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而政府部門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經濟單位。我們假設在生產資料中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有單獨的企業或金融部門需要考慮。我們將通過程序確定每壹個部門詳盡的資金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從家庭部門來看,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所做勞動的勞動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們有壹個把勞動券（轉移）給非工作者的問題,我們稱之為轉移支付。家庭部門可以用三種方式使用這些資金。他們可能會用來交稅,可能會花在消費品(消費)；或者可能會流入凈儲蓄部門(凈儲蓄)。如果這個關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計算是全面的，那麼這兩個總數必須相等, 因此：



當期勞動券+轉移（轉移支付）=稅款（稅收）+消費+凈儲蓄(7.5)



轉向政府部門,其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稅收收入。另外,在它作為「金融機構」（下面會談到）時,政府部門將吸收家庭部門的凈儲蓄。政府部門利用其資金將勞動券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轉移支付），提供社會福利供給(社會)和積累(積累),和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貿易）。同樣,如果我們這些來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們可以得到：



稅收+凈儲蓄=轉移支付+社會+積累+貿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種方式重組。 壹個簡單的變化是令稅收和轉移支付不變。我們定義凈稅收是稅收減去勞動券轉移部分(稅收−轉移支付)。這是凈勞動券作為「收入」是除了消費以外可用於國家「經濟」活動的部分這壹修改,我們可以重寫(7.5)和(7.6)如下:



當期勞動券−凈稅收=消費+凈儲蓄(7.7)

凈稅收+凈儲蓄=社會+積累+貿易(7.8)



把兩個方程相加我們得到第三個方程。如果我們把(7.7)和(7.8)相加，凈稅收和凈儲蓄抵消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消費+社會+積累+貿易　(7.9)



但由於當期勞動券等於凈產值，因此我們實際上又再次回到了7.4，這證明了我們勞動時間賬戶的壹致性。

我們發現在上面的證明中借用資本主義貨幣核算的術語(「稅收」、「融資」、「資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必須探究這種語言背後的東西。在這壹體系中,勞動券純粹用於家庭部門採購消費品，政府部門發行勞動券直接換取國民經濟中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們獲得產品,本質上是因為國家被認為擁有除了賣給消費者的產品以外的所有產品。假設建立壹個醫院:國家以每小時壹單位勞動券價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勞動力，但不必須「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個完成的建築。政府永遠不可能用完「錢」(在系統里沒有錢)。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勞動券，因為這僅僅是以工人的名義創建壹個會計賬戶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員的名義–見12章)。

然而,有壹個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真問題。如果足夠的消費產品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沒有壹個由於通貨膨脹而貶值的勞動券，政府必須確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實際上,抵消了)它發放給勞動者的勞動券。例如,假設整個宏觀經濟計劃要求55%的凈產值用於消費品。為簡單起見,我們還假設，消費者沒有儲蓄部分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通過」凈稅收」抵消45%的勞動券的發放。如果凈儲蓄和稅收少於這個數量,勞動券在消費者支出中的流動量將超過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結果將是「勞動券通貨膨脹」(在價格穩定下的則會表現為短缺和排隊現象)。另壹方面，如果凈稅收過度,消費者用於支出的勞動券將少於生產出消費品的勞動價值。造成勞動券緊縮或剩餘產品的堆積。

上面的例子中依賴於簡化假設，即消費者不進行任何儲蓄。顯然,如果消費者儲蓄壹部分，那麼對於壹個平衡的稅收政策要求會變得更加複雜。下壹節中，我們將會解決在家庭部門的儲蓄和借貸的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稅收政策的細節問題。





家庭儲蓄和信貸



為什麼人們儲蓄？對壹些人來說,儲蓄是美德,或許自己的獎勵，但是經濟學家則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的動機並且展示給我們儲蓄動機的層次性。

在最低層次的水平上消費品存在儲蓄，生活中會有壹些節儉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下層會把錢存起來用於高檔品:汽車、自行車(在作者寫作本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仍算是高檔消費品。——譯者注)或度假，因為用於購買這些事情的花銷超出了當期的收入。還有壹些人選擇儲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以後不能再工作時準備的。而最模範的儲蓄者是這樣壹些人，他們不考慮自己現在而是考慮未來，把錢投入信託基金為後代提供教育或把遺產留給他們的繼承人。

在現有社會的水平上，人們選擇儲蓄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失業、嚴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過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節約是因為」不得已的」，即當期的消費被滿足卻沒有耗盡收入或者沒有足夠的產品能夠刺激消費者額外購買，這壹類講的是成功的資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東歐和蘇聯由於缺乏消費品而」被迫儲蓄」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弱上面導致個人儲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義務教育的升級(即使私人教育沒被禁止)和減少收入差距將削弱對教育信託的需求，並且還能夠維持教育信託。壹個適當的養老金制度將減少私人儲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貧窮，那為什麼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時候花妳的錢呢？在妳活著時候妳可能永遠不會退休。

隨著充分的就業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因失業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做準備的需要就會消失。如果妳對妳的孩子的未來有信心,而且他們不可能沒有財產收入，妳不太可能為給他們留下遺產而儲蓄。

現在讓我們探討壹下現期個人貸款的主要原因。作為短中期貸款，這是主要為了及時向購買耐用品的消費者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必須儲蓄——尤其對於壹些期望收入在未來能升值的年輕人。另壹方面,個人長期貸款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是為購買房子。

這些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很可能還會存在。雖然在當前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存在著與個人信貸相關的「貸款推動」的因素，鼓勵個人佔據無法勝任的債務地位，而這將會被阻止。此外,用於購房的儲蓄的存在和規模取決於現期可用房的狀況,並且壹個運行良好國家租賃部門會降低對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激勵。

儘管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少壹些導致個人儲蓄和信貸的動機,但是這些現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儲蓄和信貸的基本原因是人們希望以相對獨立於收入曲線時間表的方式，來計劃他們的消費曲線的時間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儲蓄代表滯后消費，而信貸提倡的則是提前消費。

但關於什麼對社會是合適的和對個人是合適的之間有壹個重要區別，在以前的社會市場結構中儲蓄很簡單理解。囤積糧食為了匱乏時期的消費。埃及法老或毛時代的中國會在非常物質化的意義上進行儲蓄。毛澤東建議中國」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他顯然在主張滯后消費。在伊索寓言聰明的螞蟻為即將到來的冬天儲存糧食，而蟋蟀卻只是吃、唱歌和盡情的享受快樂。

在現代社會，個人儲戶可能對儲蓄仍然有這個簡單看法，錢已經取代穀物，但它仍然可以」儲蓄以備雨天」。所以保險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傘。但古人在儲蓄錢和儲蓄糧食之之間存在壹個反論，即什麼樣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黃金或金錢。除非妳用錢去購買東西否則儲蓄錢根本沒有用。個人囤積黃金可能度過飢荒。壹旦發生飢荒，糧食的的價格就會上漲,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現金的人可以買到吃的。但社會作為壹個整體，它的發展不是靠壹些現金儲蓄者。只有真正的穀物庫存才能防止飢餓,所以飢荒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沒多少而窮人餓死。

那些把錢存在銀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崙金幣的農民更進壹步脫離了」自然節儉」的狀態。在戰爭時期,自然或經濟災難導致他們很可能看到他們的儲蓄在惡性通貨膨脹或銀行崩潰下消失。當戰爭的破壞或戰爭的賠款帶來的混亂，使壹個經濟體失去了市場上的貨物,這種真實的產品供應短缺表現出來就是貨幣的貶值。最後那些在戰敗後手握壹堆貶值紙幣的人，通過這種艱難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訓。

普遍的說,今天的儲戶僅僅能意識到他們明天的財富不等於他們明天的收入。有人為退休后30年儲蓄就可能認為他是在推遲消費，不過是因為他不樂意在他年老的后30年裡以麵包為生。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商品的消費是滯后的。相反儲戶獲得金融系統支持的合法頭銜，允許他們索取未來社會的部分產物。退休的人實際上不是被他們的存款支持著，而是被他們的兒女贍養著。人壽保險和全面的養老金制度沒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年輕人仍將是唯壹的贍養老人的人，從孝道轉向互惠基金並沒有改變這壹現實,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是這樣。

在這方面儲蓄是和未來的壹個契約–壹個奇怪的契約，契約中將要提供最終產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來訂立契約是壹件不確定的事，年輕壹代可能違背契約。他們可能會追求通貨膨脹下工資增長，儘管會影響到他們退休后固定收入。他們可能會發動壹場革命，毀掉股票市場。

儘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今天的儲戶可能會增加明天的實際收入。通過今天儲蓄，人們放棄他們當前消費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們「釋放」資源,否則這些資源就會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壹個相當大的危險，那就是釋放出來資源會得不到利用。當消費者決定儲蓄他或她的部分貨幣收入時,這個不消費行為本身並不會傳遞出壹個固定的信息來說明，在未來的壹個確定日期內哪些消費品會被消費並且消費的數量是多少。最多不過是，儲蓄的增加通過利率下降傳達壹般性的信息,即為了將來銷售進行的生產更有利可圖。但凱恩斯認為,即使這種途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參見：凱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爾·萊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個很有價值的觀點,1981年)。因此儲蓄增加可能降低對商品的總需求,導致經濟衰退。

另壹方面，在計劃經濟中,沒有理由不把通過儲蓄釋放的資源歸入可以使用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提高未來的勞動生產率。在我們設想的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最小總積累率是由民主決定的。積累率決策的的第壹個輸入是人口；面對人口中退休人員比例增加的前景，積累的比例應當也要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滿足未來對生產工人數量的需求。這顯然是以犧牲當期消費水平為代價的。但考慮到這是基於共同的決定,當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許個人偏好在邊際上影響利消費和積累劃分的情況。什麼機制能夠保障個人選擇的合理範圍，並且同時符合總體規劃的限制呢?這裡有壹些建議。

(1)當前勞動券可以自由兌換部分種類退休金(例如在未來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開始每年度返還壹定數量的勞動券)。這樣的交易將依賴於壹個統壹的國家「金融體系」,以便於它們的總量能被計劃機構監控。

正如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對應這種儲蓄的是從消費品生產中釋放的當期勞動力，計劃者的合理反應是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分配到當前用於生產資料凈積累(被社會決定的超過最低積累的比例)的生產中。這將使未來更高的消費品產能成為可能。計劃者能否通過制定好儲戶在未來某個時期想要消費的精確的產品數量來使用「釋放的」勞動時間，這壹點顯然是沒有保證的。這取決於戰略規劃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經濟體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預測。儘管如此,規劃者可以集中考慮流入的儲蓄量，以確保如此「釋放的」勞動時間得到充分利用。

(2)允許短期的靈活性,儲蓄存款也可以交換當期勞動券。為了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休假等等，人們可能從儲蓄存款中取出勞動券。如果這類存款的流入大於每周期流出,那麼餘額就可以用來為個人借貸提供資金。如果需要,這些信貸的期限，尤其是他們還款的利率，可以被用來平衡貸款的需求和供給。這壹供給來自於儲蓄賬戶的凈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只會是個體消費之間的變換而不影響總體的宏觀經濟平衡。

(3)除上述被認可的儲蓄形式，個人不允許囤積勞動券。這種囤積將擾亂勞動力分配計劃,但可以通過使勞動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銀行拒絕兌現超過規定時期的個人支票壹樣來避免這種情況。



這些關於儲蓄和信貸的要點可以用到我們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闡述的關於資金核算的內容。我們指出,家庭凈儲蓄（凈儲蓄）作為家庭資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為國家收入的壹部分。我們現在討論凈儲蓄的細節。總儲蓄是家庭對於退休金的獲取(退休金獲得)和消費者在儲蓄賬戶的存款(儲蓄存款獲得)的總和。

獲得凈儲蓄,我們必須減去家庭部門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從消費者個人儲蓄賬戶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費信貸 (新的信貸)。

我們得到方程：



凈儲蓄=退休金獲得+儲蓄存款獲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貸



或者,把獲得退休金的和消費者存款和貸款的項目用括弧整理在壹起:



凈儲蓄=(獲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獲得儲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貸)



關注消費者儲蓄和信貸——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數量(儲蓄存款獲得減去取款再減去信貸)是作為國家的凈資金來源。這個術語代表了流入到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的凈資金。上面已經建議過，把上面這個資金流設為0，通過設置不同消費者貸款的條款，使信貸的需求剛好耗盡凈流入的存款。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決於能否制定達到這種平衡的條款。

考慮壹種情況，即在個人部門消費者更趨向于儲蓄而不是信貸。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關於信貸的」免費」的條款，甚至定成負利率。以這種目的而使用所有凈儲蓄看起來像是壹個並非最優的政策:這種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個能獲得更高社會回報率的積累的「資金來源」。

這個解決方案的潛在問題是,消費者儲蓄存款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貸是快速自動清償的,而用這些資金去購買的生產資料不是「流動的」壹,在積累項目」成熟」之前，我們面對壹個未預料到的存款外流，國家不得不創造多餘的勞動券。而這提高了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並會破壞我們提出的核算系統。

這就是被凱恩斯發現的問題的本質，即儲戶希望以流動資產的形式儲蓄，然而他們的儲蓄被用於購買非流動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個問題在國家壟斷金融體系中是可以被解決的:國家能夠告訴儲蓄者,它並不能吃掉他們的蛋糕。如果消費者儲蓄存款/信貸系統產生盈餘，政府可以宣布,這些存款的流動性是有條件的，還可能實行配給制,而不是當對流動存款有大量需求時通過發行勞動券引起通脹來解決問題。

如果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產生赤字,即使消費信貸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難道還會用別的來源的資金（如退休的盈餘賬戶）來支持額外的貸款么？或者應該配給消費者的貸款？

現期在退休金賬戶上存在盈餘的人要求為未來支出做積累，確保這些要求被滿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盈餘用於生產資料積累的生產。這要求在退休金賬戶和消費者信貸上有嚴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費者在緊迫的時候取出貸款，（儘管對於借方來說是現實的——很顯然這是同意貸款的條件），他們聲稱致力於減少未來支出，相對於他們的未來的勞動券收入。但這種減少應該」適應」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謹慎的靈活性:雖然不是操作壹個完全分離的賬戶,通過儲蓄存款/信貸賬戶配給可以避免過度赤字(或盈餘)。



儲蓄的利息？



從上面的討論中產生的壹個問題是，對於私人部門的儲蓄是否應該支付利息。讓我們首先考察壹下在這樣的儲蓄上的「名義」利率為0所帶來的結果，如果這樣，人們就能夠從系統中提取出恰好等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過去所繳入的勞動券的累積總和。但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勞動量在下降，所以勞動券實際上變得「更有價值「了，也就是在勞動券的儲蓄中存在著壹種隱式的利息。並且人們能夠在他們長期的儲蓄上獲得這個「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的不消費（儲蓄）使生產資料的加速積累成為可能，而這又引起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卻沒有要求任何額外的報酬二。

在傳統的、充分就業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儲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夠的儲蓄來為投資提供經費，但在我們設想的系統中，投資是社會化的，並且用於積累的資金的基本來源是稅收。從某種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賬戶上的是當期剩餘（資金），個人儲蓄也許會對資金的積累作出壹些貢獻，但這是次要的。沒有必要鼓勵個人儲蓄，因為當積累和稅收計劃被制定時，社會儲蓄率（也即不消費的比例）就被民主地決定下來了。



稅收政策



無論對於處理家庭儲蓄有多麼精密的安排，稅收政策都將在平衡宏觀計劃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以何種形式向賺得勞動券的人徵稅？在蘇聯式經濟中，傳統上大部分的稅收收入是通過「流轉稅」取得的。通過這項稅，國家使商品購買者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所取得的價格有差異，而那差異就流入國庫。這樣的壹種稅與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是不壹致的，因為它將導致系統定價下的消費品的價格高於它們真正所包含的勞動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們更贊成壹種所得稅；我們也建議國家適當地收取級差地租作為壹種補充稅。

社會主義所得稅應該像什麼樣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壹種累進所得稅（在這種所得稅體系中，那些有著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稅率繳稅），依據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夠承擔更大份額的稅收負擔。事實上，累進所得稅被視為在資本主義下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種方式（儘管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稅收體系是否達到了這壹目標仍然是具有爭議的）。但如果正像我們已經提出的，個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麼累進稅所適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種統壹稅也許是最公平的稅收體系：每勞動力每月或每年徵收壹定量的勞動券。

統壹的勞動券稅率傳達了如下的信息：每壹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為共同體完成壹個基本量的工作。與貢獻的勞動相交換，人們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滿足。如果人們想要壹個額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來獲得消費品，他們將必須工作超過這個基本量的最小值。我們在工作時間上設置最大的靈活性，這樣個人就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工作時間，如果壹個工人選擇工作更長時間，那麼他或她可以享用這帶來的好處而不用交額外的所得稅。

統壹稅也具有對於稅收收入的可預測性較高的優點。從按比例徵收的所得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取決於人們賺了多少錢（在這個系統中，也就是人們選擇工作多少），但從統壹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僅僅取決於工人的數量。這種可預見性將對確定社會供給和積累有好處。假設計劃者在社會勞動時間中除去個人消費後分配出x百萬小時使用，那麼統壹稅就可以被定在能夠產生x-z百萬勞動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萬勞動券是預測的家庭凈儲蓄的水平③。

將這種統壹稅與英國綠黨（Green Party）的提議相比較是有意義的。綠黨的提議是，所有的公民，不論他們工作與否，都應該被付給社會保障收入。這個社保收入可能來自於普通稅收，包括所得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提議的另壹種表述而已，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統壹稅可以被視作壹種負的社會福利。綠黨的建議是十分可行的，並且相較於現行制度中發放救濟的好處有著更大的價值，它避免了聲名狼藉的「貧困陷阱」四。儘管如此，我們對於這壹社會保障收入的提議有兩點批評。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對於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慮到壹定有失業，綠黨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處理它。我們不接受這個。我們主張壹個經濟能夠在充分就業下運行。收入平等、充分就業和統壹稅的結合消除了「貧困陷阱」和抑制就業的因素，這比綠黨的計劃更有效。第二點批評是由於隱含的妨礙，社會保障收入系統需要壹個高稅率的所得稅為其提供資金。我們設想了壹個零邊際稅率的所得稅，結合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保障了個人自己決定何時從額外時間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能與必須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綠黨的計劃——實際上允許人們選擇過有補貼的懶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養懶人的大多數人勞動者所怨恨。



地租



我們參考其他系統的財權關係來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見第十四章）。這涉及到國家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不反對私人對於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權，但國家應保有對於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權。房屋擁有者應負有支付基於他們宅基地的可租用價值的租金。在這些情形下，某個買了壹個房子的人只是買了那個建築，為相似規模和裝修標準的房子所支付的價格在倫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樣。超過那個價格的部分，是佔有者向國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稅，反映他們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適上的差異。這樣的租金會對國家財政做出重要的貢獻伍。

如果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討論的系統的稅收中發揮宏觀作用，顯然它們需要能夠被用勞動券來估值。但這樣支付的勞動券租金會與勞動券只用來購買根據它們所含勞動量定價的勞動產品的壹般原則不符。



消費稅



在稅收上的最後壹點也許值得壹提。我們已經說過，消費品總的來說應該根據它們所含的勞動量用勞動券定價。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出於某些原因——壹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物品的過度消費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後果（酒精、煙草等）——對某些消費品徵收消費稅，以期限制它們的消費。除了取締這樣的商品以外，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希望實行相似的政策。注意，這不是壹般的營業稅或增值稅而是對選定的消費品的特殊的收費。



徵稅和積累



在西方經濟體中，新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是分離的。私人部門的積累是公司自主決定的結果，並且主要是通過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資金，但有壹部分通過金融機構再流通的儲蓄會進入積累。傳統上公共部門的積累是通過舉債獲得資金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情況恰恰相反。公共部門的積累主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流轉稅供給資金，而再流通的儲蓄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們也設想稅收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附帶條件是所有的稅收水平必須由民主投票決定。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壹個關鍵批評就是，關於增長率，以及因積累率的決定事實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這使得積累部分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為避免這壹點，有關多少比例的國家收入應被投入積累的備選方案應該被提交給公民投票。如果投資應佔總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過，那麼然後國家就有權徵稅來為此提供資金。考慮到積累的資金還有其他來源——也就是，儲蓄和租金——積累的全部成本將不會全部來自於稅收，但不同的稅收會為平衡社會預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費品市場

外界對蘇聯式經濟體的壹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它們對消費者的需求反應遲鈍，且提出這種批評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詆毀者。因此對我們的總論點來說很重要的壹點是說明計劃經濟也能很好地應對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都聽膩了的短缺、排隊和無用商品的過剩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特徵。本章主要討論消費品中的社會主義市場概念。

切入這個問題的壹個方法是回到我們在第四章中對計劃所做的總體介紹。我們將計劃區分為宏觀經濟、戰略和詳細計劃這三個層次。在宏觀和戰略產業計劃的範圍內，詳細計劃主要考慮如何選擇最終產出的目標模式，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達到這樣的目標。但是針對消費品的最終產出目標是如何確定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機制根據消費者們的反饋來調整這些目標？

我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所有消費品都可以用它們的勞動價值（即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間接社會勞動時間）來標記。我們在第三章中對這些價值的實際計算進行了討論。但除此以外，以勞動券形式表現的消費品實際價格將儘可能按照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因此它被記為有10小時的勞動價值，但如果該產品在10勞動券的價格下使人們對它產生了超額的需求，就需要提價來（大致地）消除這種過量需求。假設該產品的價格碰巧是12勞動券，那麼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計劃者可將每種消費品的這個比值記錄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比值隨產品的不同而變化，有時在1.0左右，有時要高壹些（如果產品需求旺盛），有時可能會低壹些（如果產品相對不太受歡迎）。然後計劃部門可以遵循這壹規則：對比值超過1.0的消費品提高其產出目標，而對比值低於1.0的消費品則降低其目標。

這裏的要點在於這些比值為我們測量社會勞動在不同行業中是否有效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按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叫「使用價值」）提供了壹個參考。如果某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和勞動價值比大於1.0，這就說明人們願意花比生產該產品所需勞動時間更多的勞動券來購買這個產品（即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獲得它）。但是這同時又說明為生產這壹產品所投入的勞動取得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反之如果市場出清價格低於勞動價值，這就告訴我們消費者並沒有按其完全的勞動內容來給它「定價」：即投入該產品的勞動取得了低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相等或比值為1.0則是壹種均衡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從他們自身的勞動時間出發，按社會所需消耗的生產成本來確定某壹產品的「價值」。

這就是我們這種「市場演算法」的總體思路，而在本章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拓展這壹思路。首先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是，確立市場出清價格是否總是合適的。其次，我們將說明市場演算法和前壹章討論的宏觀經濟計劃之間有何關係，並從中對該演算法給出更正式的解釋。第三，我們將討論我們的建議與資本主義體制利潤機制的關係。最後，我們將對Alec Nove針對「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發揮作用」的批評做出回答。



市場出清價格



市場出清價格是對商品的供應（在計劃制定時預先確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價格。從定義上看，這些價格是為了避免表現出短缺和過剩。出現短缺（即過度需求）將造成價格上漲並使得消費者減少對某壹產品的消費。這時供應就會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錢的人。而出現剩餘則會造成降價，從而鼓勵消費者增加對某壹商品的需求。

當某件商品相對於消費需求發生供應短缺時，在調價之外的壹個辦法是實施定量配給。我們可以正式地做到這壹點，比如像戰時那樣發放定量配給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實現，簡單地讓人們去排隊或加入等候名單即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願意早起去排隊等候的人就能獲得產品。而我們的市場演算法依靠的則是在每個時期按市場結算水平來設定價格，然後用這些價格與勞動內容之間的差額作為下壹個時期增加或減少生產的參考。那麼定量配給對解決短缺是不是更為公平的手段？同時在壹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演算法預先假定某個商品的均衡價格按照其勞動價值測量應該等於其生產成本。不過是否存在商品應該獲得補貼，即應該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提供甚至長期提供給消費者的情況？

答案取決於如何在社會中對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們對不同定價和配給政策的適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時，配給制是確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為它能防止富人囤積居奇。我們可以拿食品來做個例子：正式的配給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生存所需的足夠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貧困使得某些人無法吃飽飯，那麼實施糧食補貼就成了配給政策，儘管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也許給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發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時候就嘗試以降價的形式來進行食品補貼，那麼現有的供應就會從商店裡消失，而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供應到來那裡就會排起長隊。這種情況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會發生。無論是今天的歐盟委員會通過提高糧食價格讓農民受益，還是前蘇聯為稀缺的糧食提供補貼，這兩種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例子中，變革都因強大政治壓力而受阻）。

表8.1：市場價格和配給制

商品供應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給
充足 不平等 補貼
稀缺 平等 市場價格
充足 平等 市場價格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麼以市場價格獲得的分配也就趨向于公平，因此補貼就沒有必要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壹些存在嚴峻形勢和供應中斷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獲得生活必需品而採取配給政策是合理的。不過總體上我們將制定市場出清價格視為是壹個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最佳政策。



消費品和宏觀計劃



在上壹章中我們討論了不同最終用途之間的社會勞動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在該背景下我們通過消費這壹概念指出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總體社會勞動。現在讓我們通過勞動券消耗的概念來說明購買消費品的總勞動券支出。宏觀計劃的目標是讓勞動券消耗與消費儘可能地接近相等。這同時涉及到(a)確定稅收水平和(b)對家庭的儲蓄行為進行預測。計劃制定者確實有壹些能夠影響到家庭凈儲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預測要素卻可能保持不變，這意味著勞動券消耗和消費之間不太可能達到相等。如果凈儲蓄低於預測，那麼勞動券消耗則會超過預定的消費水平。這種情況下計劃制定者可在下壹階段通過增稅、鼓勵增加儲蓄或增加對消費品的社會勞動分配等手段來處理。或者，如果計劃制定者認為低於預測的儲蓄只是暫時的現象，那麼他也可以選擇不作出回應。而如果儲蓄高於預測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這個意思是說，儘管勞動券的消耗與消費相等只是壹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在壹段時間內以「平均」的方式達到，但勞動券消耗與消費之間的比值在不同的時期卻應該圍繞1.0這個目標浮動。這裏我們應注意該比值可被視為是各類價格水平的綜合：它可代表在消費品市場為購買壹個小時社會勞動產品所需的勞動券的平均數。我們在上面討論的市場演算法是將每壹消費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作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指標。當我們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我們曾假設在所有消費品行業中這個比值的平均數都應為1.0。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想法有些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對某個時期中所有的消費品都形成壹個加權平均的價格與勞動內容比，並用某商品在總消費中所佔的比例來對每個商品加權，那麼這個平均數將恆等於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的宏觀經濟比值，這個比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將在壹定程度上偏離1.0。

出於這種宏觀考慮，我們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確地重新制定消費品市場演算法：

(1) 中央市場機構（CMA）向生產企業下達各類消費品的訂單，前提是訂單代表的總勞動內容應該與計劃的總體消費限額相等。

(2) 中央市場機構收到其訂購的產出並將其以市場出清價格銷售給消費者。

(3) 計算每個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並記錄下勞動券的總支出，即勞動券消耗。然後對每個產品運用以下決策規則：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增加商品訂貨。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保持商品訂貨數量不變。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減少商品訂貨。

因此我們對於價格/價值比高於平均的生產線要加大資源投入，而對於比值低於平均的生產則需要撤回資源。

(4) 回到第1步。

這個演算法中的某些步驟可能還需要詳細解釋壹下。第2步要求市場部門為所有消費品確定市場出清價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確定壹個接近場清算價格的規則很容易的：如果對某商品有超額需求就提高其價格，如果其供應過剩就降低價格。但是這個價格變化幅度應應該是多大？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諸如「瓦爾拉斯拍賣者」這樣的理論虛構，則我們很難確定能夠清算所有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按接近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價格。計劃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須試錯，要像今天的資本家公司用市場力量來確定他們自己產品的價格壹樣通過對需求彈性所做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得到正確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場價格（即在流量需求與當前生產之間完全平衡），但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合理的。這有可能引起超額的價格波動。對於任何可儲存商品，改變庫存是減少價格波動的壹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庫存，而不是調整價格來部分地滿足超額需求。

更詳細地了解壹下第3步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這壹步驟要求計劃部門根據消費品的價格/價值比是高於還是低於社會平均值來增加或減少不同產品的生產。這裏的目標是生產足夠數量的產品以使市場出清價格能夠等於其勞動價值（即比值為1.0）。和我們發現每個時期的市場出清價格壹樣，這也必須是壹個（在充分了解情況后）的試錯過程。確定產品的產出水平並通過市場價格來假設某種特定的水平是在給定某種預先設定水平下發現市場出清價格這壹問題的倒置。只有我們確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應（即某壹商品的價格變化可能影響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詳情，我們才能直接地解決這壹問題。第二個複雜情況是勞動價值本身就是壹個移動目標：即改變某壹特定產品的產出規模也可能帶來單位勞動內容的變化。如果規模經濟佔主導地位，那麼某商品的勞動價值就可能會隨著該商品產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報遞減是主要趨勢，則勞動價值就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們應該把消費品的市場演算法看作是始終在朝「價格=價值」這個條件運動，而不是要達到「價格自始至終完全等於價值」這種靜止狀態。

由於這個原因，該演算法有壹個特徵值得注意。用勞動價值和市場價格來標記每個商品的做法可能引發某種的投機行為，從而限制市場價格的波動。我們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現有勞動價值會為其可能的長期價格提供指導。假設某壹特定商品當前是以明顯高於勞動價值的價格在交易。看到這種情況，某些消費者就可能推遲消費該產品，希望它在未來會降價。相反如果某壹產品的售價要比其勞動價值低很多，這就會給消費者壹個「現在買這個商品會很划得來」的印象，從而可能暫時地提升對它的需求。通過壓低對高於價值產品的需求和刺激對低於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這種在需求上的投機性變化常常會限制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



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比較

我們建議的市場演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係？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壹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於平均水平的行業，而從利潤低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裏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願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在支持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壹個標準論點中，市場價格據說是對消費者為不同商品「投票」的記錄。如果某商品被消費者認為有很高價值，那麼它的價格相對於生產成本也就高，由此產生的高利潤就會造成那些高價值產品生產的擴大。對資本主義這壹論點的明顯反對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費者的「票數」要高很多倍，因此生產結構也就傾向於滿足前者的需求（無論這些需求多麼沒有價值），而窮人的需求卻因為無法以貨幣需求的方式來記錄而無法得到滿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麼這種反對就會消退，而投票的類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費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們的消費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它什麼不同？讓我們重點考察我們的「成功指標」（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與資本主義盈利這壹成功指標的對比。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生產的利潤來自於市場價格與產品生產（貨幣）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生產成本」是在將每次投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乘以每單位產出所需投入的數量相乘之後得出來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對生產成本的計算就默認了生產投入的市場（在經濟學術語上叫做「要素市場」）。正是在這些市場上形成了勞動力、原料、機器等貨幣價格。

而在我們設想的計劃經濟中卻並不存在這種「要素市場」。我們只有消費品市場，並使用這個市場的「信號」來指導如何對不同類型消費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產品的最終產模式被確定之後，我們將對支持這種模式的資源投入規模進行集中的計算，同時由計劃部門對所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進行分配（見第6章）。單個的企業並不是對生產方式進行處理或買賣的權利主體（更多這方面的詳情見第14章）。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主要是其供應商在願意賣掉產品的條款下提供的，並以此來得到這些資源的價格，但社會主義生產卻並沒有這樣的「提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成本」必須以社會的方式來計算，同時（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們相信直接和間接勞動內容總量（即「勞動價值」）是對社會成本的合理計算。

我們提出的調整演算法可以應用於無要素市場存在的情況，但除此以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它還有壹個顯著的優勢。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指標」，即利潤，部分取決於企業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例如，如果兩家企業生產同壹種產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支付工資更低或強制勞動時間更長的那家企業取得的利潤也就越高。而我們提出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卻與企業內部的剝削無關。壹家企業只有通過(a) 生產能吸引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願意支付高價（從而提高市場價格）的產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產方法來降低產品的勞動內容這兩種手段才能達到特別「成功」的業績（即高價格價值比）。企業不會因為支付低於平均的工資或執行長時間勞動而得到「回報」。



結論



本章所提出的論點儘管並沒有得到完全詳盡的闡述，但是這些論點卻支持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需要對消費者需求無反應」這壹看法。我們對能夠按需求變化而調整消費品產出模式的機製做出了概述。雖然這種機制依靠各種各樣的市場，但它卻與資本主義機制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取決於生產方式中的私人財產，也不取決於生產過程中所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

在形成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后，讓我們回顧壹下Alec Nove（1983）對在社會主義計劃中利用勞動價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壹起，聲稱不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對分析資本主義有多大的優點，它都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無關。假設勞動價值能夠充分測量社會生產成本，即使這樣，Nove說它們也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評價。

而通過我們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對意見與其說謬誤，倒不如說是弄錯了對象。的確，壹件商品的生產需要3小時還是300小時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對消費者有多大用處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適的生產規模應該是多大。簡單來說，這種客觀的生產方信息必須得到需求相關信息的補充。如果我們知道在當前生產規模下，某商品的勞動內容是三個小時而它的市場出清價格也是三個勞動券，那麼我們就知道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場出清價格大大高於三勞動券，這就我們當前的生產規模太小，而如果價格遠低於三勞動券，則這個生產規模又太大。於是計劃部門就能夠做出適當的調整。主觀地將價格設定為等於勞動價值很可能帶來不良後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紀對此種結果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1]，但是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背景下對勞動價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計劃和信息

我們正提出壹套計算機計劃系統。這套系統涉及到對經濟行為的極其詳細的模擬。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計算機提供大量的技術信息，例如，生產的產品清單和每壹個生產過程中所用技術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計算機系統則將記錄每壹種原材料的庫存量和每台機器的型號，使得這些約束可以被加入到計劃過程中。

信息問題有社會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我們不僅需要優良的硬體和軟體，也需要正確的措施和激勵，這樣提供準確的信息就能符合人們的利益。在這壹章里，我們將研究這兩個方面（該主題的相關材料見第3章最後壹節和第6章的最後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們討論的是信息交換如何參与勞動價值計算的，第6章則概述了斯塔福德·比爾在智利阿連德時代下建立的控制論系統）。



信息和財產

顯然，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計劃系統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壹個能夠支持數字信息傳輸的國家電信網路。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路可能有些落後）。但僅擁有通信網路是不夠的。商業機密已經影響過去數據通信系統的發展方式，且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產計劃所需的信息。詳細的生產工藝只掌握在私營企業的管理層手中。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電信部門已經鋪設了計劃所需的有線網路，且其他必要的生產數據也已經放在公司電腦的文件存儲器中了，但是這些計算機並不會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開放。

西方國家的壹個主要擔憂是所謂的「數據保護」或「計算機安全」問題。許多計算機公司會花費數百萬英鎊來專門研究和完善限制訪問計算機信息的機制。計算機上的數據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上電子標籤，並根據公司等級只供特定的授權人員使用。計算機的用戶可被分配不同的許可權，以此來規範他們對計算機文件的訪問許可。這種對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以致於從未在計算機行業里被質疑過。在現實中，建立壹個只讓管理者了解員工工資而禁止工人知道老闆賺多少錢的系統已經成了資料庫設計中的壹個典型教學案例。

所有這些努力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信息是作為壹種私有財產而存在的。但這是壹種奇怪的財產，原因是它壹邊可以被竊取，壹邊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實上信息並不適合作為壹種財產，因為它很容易被複制也很難保護。但不管怎麼說，計算機產業還是圍繞著信息保護和隱蔽的理念而發展了起來。而要建立自由、開放的信息流來支持合理的計劃系統，則我們不僅需要廢除商業機密這樣的法律條款，也要重新設計當前大多數已在使用的計算機軟體。



壹個統計服務的要求



讓我們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國家統計服務這種方式來開展計劃，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東西，以及如何通過技術上可行的手段將它建立起來（所謂「技術上可行的手段」，並不是指人們上街隨時就能買到的產品，而是指在當前水平下可以實施的技術）。



產品編碼

計算機處理的是符號；它只能模擬以符號來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們想寫壹個電腦程序來計算如何將資源分配至不同的生產流程，我們要用壹些方法將資源進行識別。在寫程序的時候，壹種簡便的方式是跟隨經濟理論學家的思路，簡單地將資源的所有類別貼上從1到n的索引號。但是如果這壹程序必須要有客觀指示物，那麼這些數字就得要以某種形式與真實的產品聯繫起來。這壹計劃過程會涉及大量進行著信息和指令交換的計算機，如果它們之間使用不同的標識符，就會造成混亂。

如今，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庫存控制代碼編號系統。同樣的產品可以分別被初始製造商、批發商和使用產品的公司分成三個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碼。這樣的多重代碼系統會給計劃過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為此我們需要壹個通用的產品編碼系統：即每壹類產品將被分配壹個特定的識別號，而該代碼可以在所有的計算機信息交換中使用。

壹個標準化的編號系統具有如此明顯的優點，以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它採納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條形碼來識別產品。用於識別產品類型的條形碼已經包含了計算機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屬性。條形碼有12位元組的標準長度，可被機器讀取， 並且每個碼只標識壹類產品。不過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來自不同公司的相同產品會被分配不同的代碼，但這是壹個操作上的問題，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統壹的庫存控制

接著我們將產生第二個需求：壹個標準化的庫存控制系統。我們可能會希望為條形碼加上額外的位元組使其功能得到延伸，這樣壹個特定的編碼就不僅能精確地識別某產品的類型，同時還可以確定它的來源和/或位置，從而使得庫存控制系統能夠在整個經濟流通過程中跟蹤到每壹個產品的走向。我們在計劃方法上所做的壹個理論默認是資源可在選擇性使用之間進行切換，但是這需要計劃系統準確地知道每間工廠里有哪些資源目前正在使用，並能針對重新分配的對象發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統壹的信息格式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獲取技術係數

從前面的各章節我們應該清楚，計劃的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能獲得生產工藝的準確數據。但收集這些數據存在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技術問題主要與必須收集的數據純粹數量有關；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壹個問題。而故意提供不正確的信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將在下壹節討論。

雖然收集每壹個應用於經濟目的的生產工藝信息看起來是壹個巨大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信息正在被記錄下來。它們可能被正式記錄在公司的內部計劃或者非正式地記錄在公司的採購訂單中。壹個公司的採購信息為我們展示了該公司所用技術的輪廓。因為多數公司都實行計算機管理，它們的訂單便以計算機可讀的形式來保存。而大公司已經開始利用計算機輔助製造技術來完成生產計劃的制定。只要進行相應的標準化，這類信息便可以提取用於計劃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計算機的電子錶格做計劃，所以在任何時候市場都會由幾個電子錶格程序所主導。可以想象的壹種情況是，有壹天我們所有的計劃可以用幾個軟體來完成，而它們的功能中已經包含了將現有技術的詳情傳到計劃網路的能力。其中從工廠層面詳細闡述技術的過程中所捕獲的數據將被用於制定國家計劃。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壹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係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壹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壹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麼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壹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儘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壹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壹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壹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麼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係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麼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儘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麼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麼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里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我們希望強調這壹點，因為選擇壹個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對於經濟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會責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實施欠考慮的績效衡量方法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Nove（1977）指出蘇聯歷史上曾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產生企業投入越大（比如儘可能多地使用鋼材）反而越受獎勵的荒唐故事。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後者的產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費的就不會有市場價格，但以它們作為投入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對評估其 「社會效益」也有很大的關係。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我們可思考壹下這個公式：產品X的市場價減去產品X的勞動價值。出於在第7、8章中解釋的原因，我們會希望這壹公式針對所有消費品的平均值都接近於零，然而，會有許多獨立的作用力推動這壹差值偏離零：比如伴隨著供應方面短期和長期的變化（如技術的變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模式的各種變化。這個被統計學家們所熟悉的「中心極限定理」原則告訴我們：大量的獨立隨機變數作用的總和趨向于「正態分佈」，即形成壹個帶有知名統計屬性的光滑對稱的鍾形曲線。因此當我們認為在所有的消費品中，市場價減去勞動價值的差將遵循壹個近似零均值的正態分佈時，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理的。對有些產品其差值可能為正，有些則可能為負，而與零偏離得越大，則與零發生任何特定絕對偏差的可能性會在可預見的方式下減小。

現在假設壹個產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而是用於生產大量消費品所做的投入。消費品的相關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產品的壹個樣本。如果我們從這些產品的零均值正態分佈的數量中隨機選取壹個樣本，我們也希望得到壹個樣本的零均值。只要我們能確定該數量的標準偏差（即對數量的要素圍繞它們的平均值分佈的廣度所做的測量），那麼正態分佈的列表能讓我們對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提出概率推斷。例如，隨機樣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於零加上或減去數量標準偏差除以樣本大小平方根兩倍的這個範圍內。

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線索來判斷為消費品生產所做的各種投入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假定我們有這樣壹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壹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壹投入就應屬於這壹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壹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麼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壹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壹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1]



反壟斷

壹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裏，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壹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儘管我們不壹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壹個壟斷的供應商[2]，除非對重複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採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后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雇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麼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壹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裡僱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徵。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壹下為什麼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當然，這裏的矛盾是，壹個資本家的利潤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決於他的員工如何努力為他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要先讓別人富足，而資本家的最終成功恰恰就建立在這些慈善家自我犧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對東方傳播的這些信條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學家從自我激勵的必要性出發對其宣講，並且是按照其表面意義被他們所接受的，那麼人們將被迫得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結論。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為了他們僱主的利益而自願奉獻自己呢？[3]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挂鉤。當然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衝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壹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壹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壹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壹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挂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演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陞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壹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麼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壹機制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係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壹點。

第十章：對外貿易

如果兩人都能製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壹人強壹些，不過制帽時只強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製鞋時則強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麼這個較強的人專門製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於雙方都有利么？（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確定的外貿理論。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中用壹卷的篇幅來討論國際貿易，可是這項工作還沒開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相關的問題都很難從馬克思那裡獲得明確指示，但起碼他通過對資本論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應用到新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概念工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總體上來源於李嘉圖，而且因為馬克思缺乏關於貿易的具體理論，所以顯然應該從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當各國在生產商品時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才會產生。因此理解這裏所說的「比較優勢」概念相當重要。起初人們認為壹個有著高生產率產業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幾乎無利可獲。德國服裝行業生產衣服消耗的勞動力可以少於中國服裝行業。德國的汽車行業在生產汽車上消耗的勞動力很明顯要少於上海後街服裝廠生產服裝需要的勞動力。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在生產力上比中國有優勢，但是儘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國的賓士汽車和從中國進口的棉織品卻是經濟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德國汽車行業有著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在生產力方面，與手工生產相比，賓士汽車這個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行業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貿易生產力可提升空間就沒那麼大。儘管德國服裝公司在生產衣服時效率更高，但其優勢並不如汽車行業。因此德國將其勞動力集中在有著最大優勢的工程行業。

假設在德國生產壹輛賓士需要1000小時勞動力，生產壹件女裝襯衫需要1小時，而在中國生產同樣壹輛賓士車需要5000小時，生產同樣壹件女裝襯衫需要2小時。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在德國賓士車與女裝襯衫的相對交換價值比可以是:

壹輛賓士車=1000件女裝襯衫

然而在中國其交換價值比則是:

壹輛中國豪華轎車=2500件女裝襯衫

假設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壹資本家在德國購買賓士車，運往中國，然後換成襯衫，那麼這位資本家可以大賺壹筆。因此他就能夠減少更為高效的德國服裝生產商的數量。國際市場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從中國進口的衣服往往會壓縮德國國內市場衣服的價格，同樣從德國出口的汽車也會降低中國市場內的豪華轎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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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國際生產可能性

假設德國人有壹億小時的勞動力可以花在汽車或襯衫的生產上，而中國人有4億小時的勞動力，根據圖10.1我們可以得出，沒有中國的參与，德國則可以生產10萬台車或1億件襯衫或根據公式可以得出的這兩種商品的任意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德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德國勞動力/件襯衫）

另壹方面，中國可以根據公式單獨選擇任意這兩種商品的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中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中國勞動力/件襯衫）

整個世界都受這兩種關係約束：全球汽車產量=德國+中國汽車產量，而全球襯衫產量=德國+中國襯衫產量。受這些關係約束，結果就是：

（1）全球汽車最大產量 (MW y )=德國+中國最大產量=180000
（2）全球襯衫最大產量(MW x )=中國+德國最大產量=300000000

MWxy 這點對應的各自產量是2億件襯衫和10萬台汽車。當德國只生產汽車，中國只生產襯衫時，這種全球產量交叉現象才會出現。這也表明如果每個國家既生產汽車又生產襯衫那麼就不可能生產出這麼多汽車和襯衫。從兩國完全專業化生產了的起始點開始，讓德國生產9萬台汽車和1000萬件襯衫，讓中國生產1萬台汽車和1億7千5百萬件襯衫，那麼全球汽車總產量將保持在10萬台不變，而全球襯衫總產量則會從2億件跌至1億8千5百萬件。任何分工上的變動都會減少至少壹種商品的產量。 這就是李嘉圖在其有關鞋子與帽子生產的寓言故事中辯論之真正意義之所在。這類問題是個典型例子，可以用數學中的線性規劃解決。國際貿易中可以通過分工實現全球總產量的增加。

附加產量構成利潤來源，且此利潤不包括對工人的直接剝削。在古代或中世紀時期，那時生產的直接受農業奴隸主階級或地主階級掌控，商業資本能夠利用這壹利潤來源。商人能撥出壹部分剩餘資本的能力構成了像羅茲和威尼斯這樣的貿易城市的財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成而成的勞動力價值理論認為壹個國家的商品均衡價格與其勞動力佔有量成比例。此理論能預測到全球價格方面的問題嗎？壹讓我們考察兩個國家沒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受到其國內勞動力價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襯衫表示的汽車價格將處在1000上衣（在德國）和2500件上衣（在中國）之間的某處。它的數量不會低於1000上衣也不會高於2500上衣。因為兩種商品在兩個國家都進行生產，不廉價的國內產品就要和相對廉價的進口產品競爭，所以汽車的相對價格在中國下降，而襯衫的相對價格則在德國下降。兩種不同價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獲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讓兩國進行完全分工，並將產量固定在圖10.1中的MWxy所對應的值上，這是不可能的。要想兩種商品產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過偶然。所以，均衡條件可能是壹個國家進行完全只生產某種商品而其他國家兩種商品都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可以得出兩國市場商品交換率受沒有完全專業化生產的國家中的勞動力價值比例決定。因此如果汽車總需求大於10萬台，同時襯衫總需求小於2億件，那麼德國在汽車生產上會進行完全分工，中國就也會做出改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襯衫。這樣看來中國國內價格比例將決定全球價格比例。德國汽車生產商繼而能通過以更高的價格向中國市場銷售汽車來獲取超額利潤。
在李嘉圖的理論中，維持各國間貿易平衡這個重要角色由貨幣往來扮演。假設德國與中國進行貿易卻長期維持貿易逆差，那麼為了支付進口貨款德國商人將不得不以人民幣同其中國貨物供應商進行結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數量不大，那麼將用金銀結算。為了支付進口商品貨款，德國不得不動用壹部分金幣或銀幣庫存，這就會導致國內市場貨幣匱乏並且導致價格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上漲以使貿易回歸平衡。

壹般來說，此種論斷形式實際上僅僅適用於國際貿易——國內地區間貿易也同樣適用。如果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貿易並獲得貿易盈餘，那麼就會出現向其邊境北部貨幣凈流通現象。這會導致當地通貨膨脹（比如房租變貴等等）。但是會刺激進壹步消費從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如果國內市場貿易中商品有統壹的價格，那麼與關於國際貿易所下的論斷相同，各個地區會集中生產那些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商品。

經典的外貿理論非常抽象，沒有考慮到現代全球市場的許多細節。比如說，現今的全球貨幣機制不再像李嘉圖的時代壹樣基於金本位。因此，通過金銀流通手段減少貿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過金銀的流動來消除貿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當李嘉圖寫書的時候，貿易流量系統性扭曲的國際債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這些比較優勢會產生。

技術和貿易夥伴

儘管李嘉圖的理論確實告訴了我們壹些關於引起外貿有用的信息，但是這是從比較貿易的起源中抽象出來的。為什麼有些在特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呢？貿易往來中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可以用礦物資源狀況和分配來解釋。沙烏地阿拉伯出口的礦物油和希臘的橄欖油可以用自然稟賦論解釋，但我們不能用日本能過輕鬆容易獲得的沙子來解釋日本出口的矽片。
隨著技術發展不平衡，只有壹些發達國家有能力生產某類商品。因此當美國在飛機生產上有著絕對優勢，在生產大型噴氣式飛機和皮革製品上我們不能用比較優勢來把印度尼西亞和美國進行比較。在李嘉圖理論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較的（通過計算得出生產屬於自己的飛機印度尼西亞需要消耗多少勞動力），但是這會掩蓋技術發展不平衡這個更重要因素。工業化國家中的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專業技術領域決定。壹項先進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壹個國家：

（1）它能提升壹個國家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其總體生活標準。
（2）它能幫助壹個國家生產其特有產品用於出口以便獲得其很難生產出的產品。

技術優勢帶來的貿易是不穩定的。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遲早會成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許多主要工業國家不斷根據科研結果引進新的生產部門，藉此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銷售的產品代表其內在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價值。他們出口的這類產品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與之相對應，那些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需要「專門化的」正是提升他們開發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

傳統行業在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時會遭遇衰退，這是發達國家的壹個熱門話題。在過去壹、二十年間這類行業衰退現象對美國及西歐的工薪階級打擊很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這就導致採取保護主義以防止失業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盛行的那種狀況，當時主導工業力量想要保護他們的本地市場。現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抗拒這種壓力，並進壹步推進自由貿易。資產階級政府拋出了那種老生常談的觀點，即比起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將會帶來更多的產品以及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這就使得工會和政黨只能通過對保護主義的辯護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認為，第壹世界里的失業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資經濟體競爭的結果。儘管這個議題和我們的主題——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外貿政策——沒有直接聯繫，但既然社會主義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中選舉掌權，就不得不處理這壹議題，因此具有了間接聯繫。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議題關鍵在於，低工資經濟體和高工資經濟體的自由貿易是否損害後者的產業。從直覺上來看，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廉價貨物明顯將會大量湧入從而造成失業，但李嘉圖的理論卻宣稱這種直覺是錯誤的。為了能單獨顯示出低工資的影響，必須要抹去國家之間其他的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假設，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並且之間沒有因為礦產儲備之類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國家的商品相對價格才會壹樣。如果生產的汽車和洗衣機所需要的勞動在每個國家都是壹樣的，那麼在每個國家洗衣機和汽車的相對價格將會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貿易變得毫無利潤，進口商品不僅不會湧入高工資國家，連國際貿易都不會有了。

有壹種例外的情況，那就是當壹個政府系統性地高估它的貨幣，這種情形下，所有湧入的進口商品都會顯得廉價並引發國內失業。但高估的貨幣和工資率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都可以在短時間高估其貨幣。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家在低工資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這不會威脅到高工資國家裡的工人。

造成這種和直覺和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之間擁有不同的技術。紡織業產品和重型機械製造業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率先進入的行業。這些行業是這些國家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行業。是這種比較優勢而不是低工資解釋了它們的出口。印度航空工業的低工資威脅到了西雅圖航空航天工業工人的飯碗。

為什麼李嘉圖的預測看上去不切實際的另外壹個原因是，我們只關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們把資本的運作考慮進去，前面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在高工資經濟體里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這種資本在高低工資經濟體之間的轉移會引起高工資經濟體內的失業。

隨之而來的是，輸出資本的資本家將會以他們的跨國所得為生。流回本國的利潤將會增強宗主國的貨幣，這樣確保進口商品會大於出口商品。過量的進口和工業就業人數的下降結合在壹起，使得人們認為是前者帶來後者。這種爭論的意義在於，對壹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對監管資本流通，要比對進口商品的監管更重要，只有當資本能夠流向國外時，這樣付給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工資才能威脅到發達國家工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動本身並不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收入結構，儘管這可能會引起在生產部門的結構轉型。

貿易赤字的優勢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麼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里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理解經濟的潛在工作而努力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想要理解，在金錢的「面紗」下，經濟到底是怎麼運行的。他們的其中之壹的目標是研究能夠能對抗占重商主義的理論。重商主義認為，調整對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為壹種阻止貨幣流出國內的手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擔心貨幣流動毫無意義，並且對於壹個國家來說，有貿易順差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有貿易順差意味著壹個國家把有用的商品換來了毫無用處的黃金。壹個國家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它將壹部分年度產品給與世界，卻得不到回報。貿易順差不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個國家貧窮。

英國工黨政府無視這種洞見，而投向了重商主義的懷抱，歡迎貿易順差。不光是工黨政府，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政府宣稱貿易順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許多好事那樣，通過犧牲和傳播希望就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犧牲就是通過緊縮方案，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來換取資源來出口。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虛無縹緲的好處。但是這種錯覺是如此冥頑不靈，不能再用被欺騙者的愚蠢來解釋了；它定是起源於現實的社會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的壓力是很明顯的。為了付清他們的債務，他們被迫追求貿易盈餘。在債務特別高的國家，貿易順差也許全部用於給外國債務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貿易順差的危害表現的淋漓盡致：無產債務國家被逼迫到飢荒的邊緣，然而財富源源不斷的流向了華爾街和倫敦城。

對於債權國，則沒有這種外部壓力，但它們只有通過犧牲國內消費才能獲得貿易盈餘，所以貿易盈餘必定體現了某些內部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可以從中獲利。受益最大的是製造業資本家和金融機構。貿易順差使得國內製造商獲得更多金錢利潤二。通過下面的的說明，可以簡明表示出來。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產生的總收入(I)，是由工資(W)加上各種可以我們稱為利潤(P)的財產性收入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這種收入來源自銷售，這些銷售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賣給工人們(Sw), 賣給產權人們(Sp)，賣給外國人的凈銷售（貿易順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們假設賣給工人們的不超過他們的工資，W < Sw，接下來就是：

P < Sp + Sf

總而言之，利潤是被所有者採購和貿易順差所限制。貿易順差帶來更多的金錢利潤。貨幣利潤超過了所有者的消費和投資(Sp)，而通過金融系統的中介，積累了海外資產的所有權。

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際貿易

要討論社會主義國際貿易，即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就提前默認了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目前，這是壹個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記住的是壹些像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並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幾個民族組成的聯邦。最好是從國家間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考慮。這種國家間貿易有三種情況，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過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社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國家間的貿易。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之間的貿易。既然李嘉圖對於國際貿易的解釋是以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為依據，比較優勢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機。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具有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相同的相對生產力。因此，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就會具有優勢。

如果和資本世界貿易，這壹系列的政策問題將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時，應該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還是貿易平衡？應該是雙邊平衡呢？還是多邊平衡？外匯政策應該是什麼呢？如果貨幣正處於消滅的過程中，那麼外匯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1.國家對於外匯的需求

社會主義國家傳統上竭盡全力想要獲得資本主義的貨幣。它們的動機是給進口的生產和生活商品付錢。國家的計劃壹般會有壹筆預算來進口固定設備以及壹些最終消費物品。計劃者面臨的問題之壹就是，他們無法在購買進口產品之前預計這些產品的價格。這是整個計劃的不確定之處。但至少對於國內計劃而言，原則上可以提前計算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產出，因為這些行業都服從於中央計劃。外國供應商在計劃體系外，並且三年內並不知道他們的開價。某些情況下，也許能達成長期固定價格供應合同，但這隻是特例。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太大，這些不確定因素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這種例子下表現的特別明顯，如果計劃依賴於進口的工業設備，而缺乏外匯則會導致機械設備不可用。

任何國家都能通過旅游業，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或者來自他國政府或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外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不同在於，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由公共機構而不是由私立機構來控制。這樣說來。這就給了公共當局比資本主義更大控制控制貿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國家獨佔了進口，那麼萬壹在計劃出口收入不足時，那麼就可以削減進口。這同樣可以控制資金流動，比如說，如果外國貸款只能從國家銀行那裡獲得，那麼最近幾年，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用不受控制的貿易赤字來資助私人借貸的這種事，將會不再發生了。

但是這種對進口的點對點的控制，也許會帶來巨大內部負效應。如果某些工廠依賴於進口的原件，那麼削減進口也許會帶來生產減少。可以做優先順序排序，讓工業投入優先，消費品其次。儘管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費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來自原材料短缺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恐慌，這兩者相結合導致某些社會主義政府（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嚴重依賴貸款。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錢，西方的銀行在壹段時間內非常樂於借出這筆錢。接著就是利率上漲以及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條件普遍惡化，導致這些貸款變成了這些國家人民沈重的負擔。為了償還利息，不出意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世界資本的壹個分支，通過減少實際薪水以及將產品投入出口市場，從公民手中獲取剩餘價值。

鑒於這些讓人沮喪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跟隨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證貿易平衡並拒絕從資本家的銀行那裡貸款。從長遠來看，壹個國家只能通過自己的出口勞動產品來換取進口。不是現在出口，就是將來為了付清貸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他們知道他們借出去的錢會生錢，而且債務會被反覆的償還許多次。

2.外匯的替代品

蘇維埃社會主義模式必須維持壹個在國外不能流通不可兌換的貨幣體系，用美元或者馬克來支付進口食品。我們提出這樣壹個國內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內，貨幣結束它作為壹種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勞動劵所替代。勞動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錢，而是公民們用來支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勞動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為資本。當這種方法用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就意味著壹種在某些方面與蘇聯模式的外貿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這些國家用硬通貨來支付外貿並且通過外匯管制的方法來限制本國貨幣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間，英國政府就採取類似政策。

我們所提出的政策大體上與之相反：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勞動劵來支付的，勞動劵能夠出口也能在國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國內流通，並且宣布流入進來的外國貨幣為非法。我們希望防止貨幣資本作為壹種社會關係在國內經濟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勞動劵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世界內，貨幣資本已經存在，因此對於外國資本家和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之間四，流通勞動劵不會遭到反對。壹家資本家的公司給社會主義聯合體提供進口商品，那麼外貿部會給他壹個賬戶並給其中打入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後，這家公司能從貿易部那裡獲得可流通的信用證書。

勞動劵證書可以作為壹個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據，這樣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對其進行出售來換取他們想要的貨幣。對於這種票據的需求來自想要購買聯合體出口商品的公司。聯合體貿易部無需創設匯率，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國際貿易也壹樣）都是由勞動劵來結算，當決定是去進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世界市場的上的美元和日元價格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只要關心外國產品的外國貨幣價格和匯率。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僅僅是壹個生產進口產品和消費出口產品的特殊分支。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能夠融入整體計劃模型。由此可見，既然計劃當局擁有不同生產工藝的相對勞動耗時資料庫，計劃當局應當決定進口那些貨物出口那些貨物。給某些商品設定壹個目標產量，計劃當局就可以決定怎麼做是最優的，是否在國內生產還是出口。只有產品的當（勞動劵）價格高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投入時，才能會把這些產品用於出口。只有當這些產品的勞動價格售價比在國內生產所需勞動還低時，才會採購進口品。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麼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總的說來外貿幫國家節省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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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以國內勞動單位衡量時，聯合體將會壹直貿易逆差。比如說，挪威聯合體出口石油並且進口汽車（見表10.1）。挪威人花費壹百萬勞動時間來生產出口石油並且得到了他們要在挪威花兩百萬工作時間才能生產出的汽車。因此。在國內條件下，他們進口了兩倍他們能出口的，儘管以實際付出的價格來說則獲得了貿易平衡。當事物以勞動成本來計算的話，很明顯壹個國家除非具有貿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純利潤。這是在社會主義財產關係下，李嘉圖理論對商業利潤做出的的壹種預測。

國際貿易生產部門要不同於其國內分支，因為其投入產出比高度不穩定。國際價格的經常波動也許會導致其價格太高而使得國內經濟沒辦法有效地追蹤。實際上，既然商品價格波動是供需關係的常數變數時間的表現形式，這壹切就幾乎不可避免。比如說，電腦儲存晶元在世界市場上是以兩年到三年為壹個循環而波動。在價格達到頂峰的時候，聯合體也許會面臨著這樣壹個情況，以勞動價格來看，進口的晶元勞動價格要高於在國內設立新廠來生產腦儲存晶元的勞動價格。但是設立投產生產線的要花上壹兩年時間，到那個時候，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就跌倒了低谷期，這就使得進口要比國內市場更便宜。這種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取決於兩個時間常數—新生產設施投產需要的時間，以及晶元價格價格較低時，尋找計算機新用途所花費的時間。因為這兩個常數都屬於同樣的時間順序，所以會出現價格波動。如果半導體晶元生產商能像生產漢堡包那樣生產的話，生產時間常數就是幾周的事情，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也不會波動，而只是穩定地隨著通貨膨脹而提高或者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降低。

為了應對這種價格波動，計劃當局將不得不對價格運用加權值來抑制短期變動。決定進口還是出口將會依據長期價格走勢而不是實時價格。

匯率，旅游業以及黑市

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到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就被肆無忌憚的外匯黑市的所震驚。也許是作為外國人的獨特位置，使他們在印象中誇大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的確是壹種社會弊病，至少在政治上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譽。貨幣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樣，腐蝕了社會價值。這就造就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衝突的半犯罪小資本主義者的次文化。並且，遵紀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並參与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當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習慣了欺詐和虛偽，從而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匯黑市的出現。除非官方對國內貨幣估價過高，否則黑市商人無利可圖：黑市的存在意味著個體公民為了獲得外匯，願意比國家付出更多。為什麼他們願意這樣做呢？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許多隻能使用的外匯特殊商店，部分商店賣給旅遊者紀念品和奢侈品。蘇聯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製品和毛皮大衣。雖然在普通商店也能買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卻更便宜。這就鼓勵了遊客花更多的硬通貨，買賣的受益則流進了國庫里。除此之外，這些商店也出售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大路貨，同時也出售各種各樣的國產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和汽車之類的。外國遊客不大可能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給能使用外匯的蘇聯公民。由於官方高估了匯率，立即給黑市商人提供了動力，並且國家也可以通過黑市來大量吸收美元和馬克。為了剪遊客的羊毛，國家和黑市商人共謀破壞自己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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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匯率和財政收入

這個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來看看遊客對於奢侈品以及對於像食物和住宿這類必需品的需求曲線。如圖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對固定不變：比如說，遊客們用餐的次數對匯率不敏感。因此盧布的官方高匯率（比如壹英鎊兌壹盧布而不是50便士）會使得出售給遊客的住宿和食物的總英鎊收益增長。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則更有彈性，因此低價的盧布將會帶來更多的外匯。當壹盧布兌壹英鎊時，遊客也許會花100英鎊，而當五十便士兌壹盧布的時候，遊客也許會花200英鎊。通過給給不同的產品提供兩種匯率，國家獲取了外匯收入利最大化，這就使得黑市活動有利可圖。

如果外國遊客只是鳳毛麟角的話，這種代價也許能被接受。但現在國際旅行已經司空見慣了的今天，黑市的影響越來越壞了，並且來自旅游業的額外利潤是否能夠彌補帶來損失，也是值得懷疑的。簡單地說，如果國營商店只接受國內貨幣（或者國內勞動劵）的話，黑市交易的範圍會大大縮小。

購買私人進口貨物是公民們想要獲得外匯的另壹動機。這些貨物也許是國家不進口的貨物——可卡因、黃色錄像之類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關稅的貨物。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走私的問題。這是壹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影響的問題。當走私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時，執法部門的努力就化為烏有，無論他們想要維護何種社會制度。西方海關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貿易所遇到悲慘的失敗則證明了壹點。國際毒品卡特爾雖然還沒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后，這壹點可能會改變。

當社會主義政府在當代任何壹個資本主義國家掌權后，都不得不處理這樣壹種局面。剝削和絕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癮。在壹些資本主義大城市的貧民窟里，毒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還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爾要求以硬通貨付款。街頭交易以現金付款。影子公司總是能將非法收入洗白再轉入銀行里。對於公民或者私人企業來說。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下，個人或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家的匯票能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資金，這對於從毒品消費國到其他國家的資金轉移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我們提出的代替貨幣的不可流通的勞動賬戶，將會使得這種黑市交易變得困難。沒有了現金，街頭毒品交易怎麼付款？我們不應該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資本主義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國貨幣和黃金是貨幣兩種直接替代物。盜竊帶來了大量購買毒品的錢，珠寶總是盜竊首要目標，但是在盜竊得來的黃金成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時，毒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大幅縮減。所有的國內採購將會使用塑料卡片。和資本家銀行做好約定，讓外國遊客來到聯合體旅遊時，能用他們的信用卡。
聯合體公民想要資本國家的貨幣的最後理由是想去資本主義國家內旅遊。只要允許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旅行的時候，使用他們的勞動劵信用卡，這壹需求就得到滿足了。壹位聯合體公民抵達東京后前往日本當地銀行用他的勞動劵卡來兌換日元。整個程序也許會是這樣的：

公民將他的20小時勞動劵交給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給他兌換等價的日元。
電子記錄傳送到了聯合體貿易部的電腦上，這樣日本銀行的賬戶上就多了20小時勞動劵出來。
賬戶里的勞動劵被日本銀行用來購買聯合體的出口產品。
儘管公民在國外能夠自由地將他的勞動劵來兌換日元，但她也許不會將日元帶回國內或者將日元兌換回勞動劵。相對地，雖然公民能將勞動劵轉移到資本主義銀行的賬戶里，但是銀行不能將勞動劵轉回公民的賬戶里。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貨幣作為壹種能流通國內兌換手段而採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確保用上述的匯率政策來保持貿易平衡呢？壹個社會主義聯合體用國內勞動劵來支付國際貿易的話，就不會聚集起資產或者以外幣標價債務。從某種程度這有點像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來支付它的壹切國際貿易。這並不能保證美國貿易平衡——美國經常有貿易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不必和特定外國貸款協商就能得到融資。美元貿易赤字導致外國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美國財政部的負債。從會計學解釋來看，這相當於美國以外的世界借給美國的貸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來看，這要比明著從IMF借貸要付小得多法律責任。

從長期來看，美元的超發導致了美元兌馬克和日元貶值。這就導致美國市場上的德國和日本進口商品價格過高以至於無人問津，如果不受資本流動干擾的話，這會使貿易再次平衡。美國用高利率引誘海外美元持有者將他們手上的美元兌換成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證券。這種資金的流入使得美元匯率遠遠不能將貿易帶回平衡。

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不計息的勞動劵劵用來進行國際貿易。資本主義貨幣市場將會創設起壹個有效的匯率來讓主要貨幣兌換勞動劵劵。這種匯率，由於沒有資本流通帶來的複雜性，將會使得貿易很快帶回平衡。讓我們看看這個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假設壹個國家給國家貿易設置了五個預算目標：

進口生產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進口消費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出口商品的預期數量
從旅游業中獲得的預期收入
公民在國外旅遊的預期花費
所有的這些過程都是以國內勞動單位計算。如果國內匯率保持變化，那麼計劃者只會預測在預算1他們會買什麼原材料和資本設備，並且能夠擬定出相應的生產計劃。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進口消費貨物。在另外壹方面，預算3和4，只能預測壹下：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國家會成功出口多少貨物或者有多少遊客會選擇來旅遊。另外壹方面，計劃當局不得不為了生產商品做好準備，即使這些為出口準備的產品最終賣不出；並且給遊客提供旅館房間，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則上講，能夠通過控制遊客能夠帶出國的量來對項目5進行調節。

讓我們考慮兩種可能需要廢止計劃的情況：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賣不出去。
國際價格變動（比如原油價格上漲）意味著進口交換比率對聯合體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滯銷

出口不足導致匯率下降，結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預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計劃中進口商品。計劃者不得不消減進口或者試著阻止人們到國外度假。這就涉及到了削減進口商品的輕重緩急，以及採用壹些政策手段來控制人們在國外度假時的花費。伍

2.進口交換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壹個出口原油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現它的匯率升高了。進口預算會花不完。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減少計劃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計劃好的進口來調整計劃。從短期來看，進口預算賬戶上的盈餘可以用來購買更多的消費品，以便能在國內市場上折價出售。

這裡有壹種替代政策。從短期來看如果保持最初計劃好了的進口水平，這樣供給外國人的勞動劵就不會擴張，然後外國人購買這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就會相應地限制。社會主義經濟體還有壹個選擇是接受用外幣支付其部分出口產品。這是壹個臨時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會累積起資產，比如說美元，並能在將來用這些美元去購買額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況下，比慫恿現在就購買額外的進口消費品來說，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費從進口交換比率的變化中獲得的「意外之財」，這個國家也許能夠選擇可以更好的滿足其總體計劃目標的進口產品。（這並不意味著公民能獲得美元結餘——這些美元都是在國家銀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

上壹章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壹章中，我們將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或者說的更加籠統壹點，經濟關係）來拓展我們的分析。

貿易與所有權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應該存在長期的貿易。貿易假定了持續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權概念，即使是國家所有。但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並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代之以設想壹個系統，在該系統中生產性資源和產品歸屬於國際組織。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這確實是蘇聯的真實情況。1936 年蘇聯憲法規定：

土地及其蘊藏、水流、森林、工廠、礦井、礦山、鐵路運輸、水上及空中運輸、銀行、交通工具、國營大規模農村企業……城市與工業地點公用企業及主要住房，概為國家財產，即全民財產。1

儘管 1936 年憲法的有關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沒有被兌現，更多的是被踐踏，但是在國有制上的規定上卻很符合現實情況。關鍵問題是在這裏討論的「國家」2是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國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壹個超國家的計劃組織，對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儘管不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參加到了壹個國際性的勞動分工中去，但他們並不是被國際性貿易聯結到壹起的。

在勞動分工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3仍然適用。例如，出於自然資源的原因，亞塞拜然共和國石油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烏茲別克共和國在棉紡織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等等。無論社會系統如何，這樣的優勢持續存在，所以對於計劃者來說，出於經濟性理性的考量，就應當使這些共和國分別成為石油工業和棉紡織業的中心（雖然我們下面會轉向烏茲別克4棉紡織業的壹些問題）。

這種類型的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所創造的勞動分工存在著幾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國家的工業產品屬於壹個超國家的組織，而不是壹個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國家。產品跨境流通，並不是通過銷售與購買，而是根據計劃預見到的需要，在這種單壹所有制系統中對其進行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變化，而且分配是根據計劃而不是市場，所以在不同共和國之間的交換不需要參考相關商品的國際價格。每個共和國也因此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在壹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慮世界市場價格。如果比起通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內部勞動分工生產，某種可以長期從資本主義經濟體以更便宜的價格獲得，那麼計劃者顯然應該考慮。

社會主義內部經濟聯繫的總特徵也使壹個統壹的國際勞動支付體系成為可 能。在市場經濟系統中，各個國家的工資標準不盡相同。壹個剛剛工業化的經濟 體，農業仍占較大比重，那麼他的農業部門的生活水平就會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勞動力會阻礙工資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資水平不取決於市場環境而取決於國家政策。國家可以為壹個工作設置標準的、國際性的工資水平。因此，在蘇聯不同加盟共和國的工資差異，要比那些經濟文化發展相仿，但是起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小的多。

欠發達國家

在國際貿易系統中，壹個欠發達國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內部資本積累，或者（b）通過向更先進的國家借錢來提供資本積累所需資金，才可以趕上壹個更先進的國家。如果這個國家不能獲得內部投資，它的發展就有可能減緩。但如果它借錢，那它就有可能嚴重負債，同時大部分其勞動成果進了外國資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個社會主義計劃的國際系統內，中央計劃可以分配資源用於落後地區的發展，而不會有不斷借錢的後顧之憂。想象壹下，產自俄羅斯的設備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亞冶金工業發展。要是在貿易體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這些轉換，那西伯利亞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債務人。通過國際性的計劃就不會有債務產生，因為沒有所有權關係的轉換。

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或是區域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則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債務殘餘，但是，它並不能解釋實際的情況。我 們必須問壹個問題：更發達的國家願意去幫助欠發達國家嗎？這個問題與壹個20 世紀 20 年代爭論有關，它討論的是「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觀點是俄羅斯，即使加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也不可能獨立的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作為壹個整體，實在太落後，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優先選擇了鼓勵西歐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觀點，他認為在戰前德國和其餘地方的革命運動失敗的情況下，蘇維埃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不能坐等西方。而且，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潛在革命，犧牲世界上唯壹壹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風險是無法承擔的。如果蘇聯的生存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需要以限制蘇維埃支持西方革命作為交換，蘇聯也只能接受。

顯而易見，每壹邊的觀點都有壹定的力量。考慮到西歐革命並未出現，托洛 茨基會被輕易當成壹個失敗主義者。在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蘇維埃計劃經濟的建立， 斯大林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對的。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來看，當時蘇聯已經崩潰，人們可能會想問，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診斷的那樣，蘇聯的落後 與孤立是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衰弱的決定性的原因。當然，蘇聯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選擇，這是壹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與我們此處討論特別相關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廣泛傳播，西歐的工人階級會願意幫助他們東方的同志去創造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上文間接提到過，國際性的聯合和理想主義吸引著托洛茨基。問題又來了：這種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

為了比較，簡要的考慮壹下原因，為什麼壹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想以某種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勵欠發達國家的發展，考慮這些原因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原因。

（1）剝削在欠發達國家可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也可能會被用來當做壹種手
段來壓制宗主國的工資水平）。這可能包括在欠發達國家建設工廠和壹些基礎設施，但是外包給這樣的國家的工作更傾向於那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組裝或者類似的活）。

（2）擴大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品的來源。同樣地，這可能包括在某種程度上 在欠發達國家建立工業體系（例如採礦業和種植經濟）。但是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壹點的風險，它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壹種附屬關係，依賴壹種或是少數幾種產品的出口作為收入。因此就貿易而言，這樣的行為反而會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另外，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

（3）發展欠發達國家的市場，以便為宗主國經濟提供產品。這個原因是由
羅莎·盧森堡指出的，她認為缺乏新市場的持續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會遭受內在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4）最後，我們應該承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經濟利己主義，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的動機。意識形態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麼是殖民地的變化（與宗主國被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聯繫在壹起。熱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這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傳授給當地人），要麼就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形式。儘管後者的實際影響是很有限的。

我們可能現在要問，上面談到的原因，與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和欠發達國家的關係中的可能動機是如何相關的？原因 1在社會主義內部關係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與此無關，因為在壹個計劃經濟體系中應該不存在內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關於第 2 點，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確保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基於此，它也會對供應這些產品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興趣。因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即使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出發，它也不得不對這種發展路線保持小心謹慎。

過去蘇聯驕傲地自誇，那些更先進的地區比如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為像中亞這樣的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固有的剝削關係。儘管這些說法並不是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關注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徑時，其實道理也不多。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實際上只種植棉花作為單壹經濟作物。不像蘇聯以外的資本主義 世界的壹個欠發達國家，烏茲別克斯坦並不受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波動的影響。另壹方面，在中亞荒漠中生長的棉花需要大規模灌溉，裏海海水就被引流殆盡，這導致棉花經濟有關的環境破壞十分嚴重（但是應該講，這種忽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不僅僅限於蘇聯的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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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聯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集體農莊進行機械化棉花收割。蘇聯解體后，許多農場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價童工的存在使機械顯得相對昂貴。

最後，我們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種動機：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 背景下，發達國家或地區會願意調配資源去幫助他們的欠發達鄰居，而不是出於任何直接的利己主義考量，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邊界。這是否太過幼稚？暫且不討論拉升蘇聯相對落後地區的考慮，我們也可以援引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例：「區域性政策」。這種政策看上去確實包含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轉移支付，並不是毫無爭議，但是儘管如此，它已經作為法律被廣泛的接收。我們認為這壹案例包含了壹個很重要的教訓，尤其是在當區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資源轉移支付和用於國際援助的相對較少的物資數量作比較時。那就是，當我們在壹個單壹的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而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施行區域之間的平等主義時，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來。當拉升收入水平發生在「他們的國家」時——即使他們的國家和蘇聯壹樣大，壹樣複雜——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拉升收入水平的計劃是公平合理的。

在沒有壹種發達的超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沒有這種超國家共同體在共享國家制度中的對應物之時，發展轉移支付系統會被認為對那些更發達的國家不利。壹個更為先進的國家而不是欠發達國家更容易產生民族仇恨。這樣的例子是在面對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不斷衰退時，經濟成熟的蘇聯波羅的海國家6產生了經濟自主的要求。任何對於發達國家的讓步都是以欠發達國家作為代價的。

相比較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情況，戰後階段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聯合的國際計劃。他們之間的勞動分工通過貿易而產 生。這種貿易大體上以國家基礎進行平衡。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時，這表現出雙重的劣勢。首先，壹個多邊貿易和貨幣兌換體系所能提供的勞動分工空間，要比雙邊貿易平衡系統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組織了全球性的技術分工，為他們的生產描繪了國際性藍圖。舉例來說，福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 協調其汽車生產，在不同的國家的分廠分別專門生產車身、引擎等等。缺乏這種 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基礎工業的重複浪費和小規模生產。

我們倡導什麼？

因為前文所闡明的理由，為了作為壹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系利益，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自己的經濟從屬於壹個國際性的計劃系統。這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出讓，可能——起碼壹開始——會遇到強大的政治反對。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世界，民族國家會發現他們的主權正在遭受世界經濟國際化侵犯。它所採取的形式包括貿易自由，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作用，以及像是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原型國家的形成。同樣地，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國家政治家，看到他們自己組織性力量被削弱，嘗試阻止這壹進程。在做這件事時，他們可以運用從資本主義歷史的更早階段遺留下來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對國際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對歷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未能帶領保守黨和她壹起反對歐洲貨幣聯盟。

大體上而言，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客已經比社會主義者更少的傾向於屈服於反動的經濟國家主義。資產階級政府阻止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的正常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 易保護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出現過。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更不情願讓他們的國家經濟從屬於壹個單邊的計劃體系。為什麼？

壹種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層擁有（或曾經擁有）遠超資本主義國 家的獨立性。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擁有最強大意願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的脫產幹部階層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獲得最大利益 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政客自然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在資本主義國家， 高層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們可能是將政治當做愛好的富人，或者在他們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後他們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在任何情況下，在商業和 政治生活之間都存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兩者中，商業生活在經濟上能帶來更多回報。如果資產階級政客決定棄政從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精英成員和工人階級之 間，這種轉換模式並沒有出現。壹個社會主義政治家重新變成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地位會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經歷的那樣。這樣的轉變很少是自願的。

社會主義政治家的收入和境況完全依賴於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他們對於保持國家獨立有著強烈的個人動機，無論長期的經濟論點怎樣反對這壹點。這種經濟論點沒有任何內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資產階級是母音，並且意識到他們對於國際化有著長遠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此還沒有看法。貿易和跨國公司的經驗教會了資產階級國際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壹國度過了壹生，被他們自己的國家雇傭，可能很少關注這壹點。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為戰士、醫生和教師進行志願服務。但是正如最近歷史所展示的壹樣，各國政客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強化他們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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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壹個工業國對壹個農業國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圖為蘇聯專家指導工作。

因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沒有政治上的聯合，他們不可能在經濟層面上國際化。如果共產國際9沒有在二戰中解散，它可能會提供新生的無產階級達成國家政治聯合所需要的動力。 壹個唯壹的國際政治性黨派至少會緩衝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關係變得更加國際化，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越來越成為壹個明顯的問 題。壹個國家仍然擁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力是選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撒切爾夫人抱怨她沒有從英國土壤中消除掉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使得它在歐美委員會的保護之下被重新引入時，她認識到了這壹點。諷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為了正是為了捍衛這同壹個權利，與反對者進行了數年之久的血腥戰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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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

假如政治環境允許，並且該國能夠保衛國土，甚至小國都有可能掙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小國以阿爾巴尼亞的模式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經濟發展會被阻礙。與此相反的是，壹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其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決策的最好辦法是申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聯合。

第十二章：公社

關於「社區」，有很多官方的偽善言辭在四處流傳。我們聽到有人談論「社區護理」、「社區項目」，而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正在毀滅社區的壹切有機的基礎。協作共享的活動是社區存在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區域不是社區而不過是居住區。人們從居住區出發穿過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別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少知道鄰居是誰；他們的朋友們通常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認識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數英里之外。社區只是對那些就近入學的孩子才存在。對孩子們來說，社區只是通過他們的母親才體現出來，但是長大后，由同齡人組成的社區就慢慢消失了。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化。這種價值觀很適合資本主義，卻不能很好地支撐社會主義。對人們來說，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和平中而沒經歷過軍事團體中的紀律和凝聚力的磨合，個人主義傾向會加重。社會主義的興盛需要社區的根基，需要習慣於為集體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們共同組建的社區。不過社區不能憑空變出來。它需要現實的經濟支撐。必須有能把人們湊在壹塊滿足實際需要的機構，而且這些機構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區機構的最宏大的嘗試發生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實驗，涉及約八億人口。這些公社規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們從事農業和輕工業，並且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通過民兵組織他們提供基本軍事訓練和防衛保障。他們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農經濟的組織形式，並使得超越了小農經濟的視野的土地改進計劃和社會供給（social provision）成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高。

如果我們試圖將公社的理念運用於發達工業社會的話，這種制度顯然必須要調整很多。如今，由於從事農業勞作的人不多，我們必須要依據城市公社進行考慮。

城市公社的活動

公社最主要的職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國公社取代了作為農業勞作單位的家庭；現代城市公社必須要取代資產階級家庭中更多的經濟職能的殘餘。由於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個區這樣更大的經濟中滿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國公社的內部自足度壹。鑒於此，我們將集中關注公社替代家庭經濟的潛在職能。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說排除相似的組織原則可以適用於更大規模的經濟如小村鎮和大村莊的可能性。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製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繫；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麼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鬚髮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乾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儘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製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製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製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麵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与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館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鞦韆、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麵包車，或者壹輛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乾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麼老年社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繫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裡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里，廁所被全部佔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複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製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穫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穫穀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于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劃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裡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麼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麼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諮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僱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徵收的。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后，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麼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髮）。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麼條件下公社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係。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衝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麼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麼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后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係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麼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麼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麼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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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麼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麼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麼，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麵包車也屬於公社所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繫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麼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復」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佔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裡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裡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佔據多數并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籤）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係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里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么？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于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麼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麼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嚮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志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裡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髒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徵是，所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徵。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託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是由抽籤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複雜程序，以抽籤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里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裡，「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籤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儘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被組織在共產黨里，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麼罷免制就行呢？至於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麼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么？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於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注）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籤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麼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倡導者並不准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于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麼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電視上裝壹個控制台，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后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裡。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籤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籤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於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与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現代選民典型特徵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製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后，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儘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麼財政收支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數，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与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複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籤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託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迹、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迹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託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製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製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複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係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製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之壹世紀里（指毛時代，譯者注）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係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複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麼？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係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係，而產權關係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權關係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係。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係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係來定義產權。這些關係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係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係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係可以表示為壹組關係（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係可以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係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係。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係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權關係,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係的強弱將這些關係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係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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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裡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麼？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麼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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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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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係是多麼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裡有很多很「弱」的關係。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儘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儘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採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於公司和股東的關係。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麼，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僱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僱主了。但另壹方面，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僱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採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係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与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闢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路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台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麼，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係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係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挂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僱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及與之相關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採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採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划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將採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儘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衝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麼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捨。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係的發展與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餘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划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划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与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餘的了，但這並不意味妳已經變得多餘。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儘可能迅速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僱主，那麼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后，這些勞動積分能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但它用於購買后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麼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麼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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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併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乾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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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這個剩餘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徵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儘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衝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衝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衝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污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飢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准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准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儘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污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乾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託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准自然資源的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徵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繫。在第壹部分，我們捍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政治來決定。儘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採用市場並沒有什麼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后，他們的勞動券的餘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麼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麼「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麼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麼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麼，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替代選擇是什麼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擇，那麼，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採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曆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麼，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里，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儘管必須對其加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注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胆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志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于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對其進行不遺餘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注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儘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鬆」的假定。這是最先進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複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動價值成比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麼：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係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鬆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麼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僱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將由僱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麼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徵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穩定的。要麼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麼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麼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麼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麼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路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麼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徵是行政的方法佔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緻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係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繫起來(58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准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的批准，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率的，而注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繫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那麼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麼：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麼希望呢？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