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專政不適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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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政不適合中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24日
作者 園鏡
台灣內部的親共學者引用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的話「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來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費里德曼無非是認定中國的最高決策比美國的決策要快而好。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這些外國人完全不知道專制制度下的效率是在犧牲無數國民的生命和自由，以另壹種更大的犧牲為代價換來的。歷史事實壹再證明：中國必須進行根本的制度變革和價值觀的改造，走自由民主的道路，才能保證持久穩定的發展。
第壹，親共學者的第壹個政治觀是：「中國長期維持壹黨執政體制，不可能沒有它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應該是儒家文化圈內部最熟悉的，因為這個體制實質上是建立在滿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治基礎是很抽象的，根本就不是很具體，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原來就是中國傳統中獲取政治正當性的壹個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強調的「以民為本」，是壹種有兩千年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這種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與選拔少數人認為是有才能的人進入政府任官，並輔以道德激勵、物質獎懲以及監察舉報等機制，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這就是民本主義的要義。中共體制目前仍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與難題……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有其論述基礎。」
親共學者的這段話可以理解為：中國現在的壹黨執政體制符合中國古代傳統政治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本原則，建立在享有「民心」的擁戴而不是選票的支持的基礎之上；它像古代那樣依靠精英治國來謀求全民福祉，達到最終實現「民享」的目標，因而是具有合法性的。
對此，有必要提出幾個不同的看法：
1．孟子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理論和邏輯上都是正確的。但中國古代是壹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是壹個以皇帝為總代表的皇帝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少數人統治壓迫和剝削大多數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這少數人和大多數人在利益上是根本對立的，他們之間本質上就是對抗的，統治者的「民心」又從何而來？
2．統治者獲得的所謂「民心」，必須像現代文明國家那樣有的統計數據和憑證，而中國古代社會並沒有這種手段。所以那時的「民心」只是統治者的欺騙宣傳和知識精英的遠景理論。
3．正因為存在上述兩種情況，特別是第壹種情況，古代統治者想以精英政治模式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的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古代農民起義頻繁，王朝不斷更換就是鐵證。
不錯，中國古代也不時出現壹些所謂開明皇帝，他們為了緩和與被統治的大多數人的矛盾，鞏固其統治，在壹定時期內表現某種開明姿態，如大力發展經濟，減輕農民負擔，改善民生，從而獲得某種短暫的或局部的民心擁戴。但由於它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被統治者的地位和命運，加上不可能有壹種從下而上的對官員的外部強力監督機制，官員的貪腐作惡本性不可能受到抑制，所以這種擁戴和「民心」絕對只能是暫時的。這正是中國古代王朝頻繁更疊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從長遠和整體來看，中國古代不可能有真正依靠精英治國來謀求全民福祉，實現全民共享的政治模式。
4．所謂中國長期維持的壹黨執政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有其論述基礎，也是值得商榷的。
壹 中國現在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其長期統治地位，當然要像古代封建統治者那樣爭取民心的擁戴和支持，這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統治基礎甚至唯壹基礎。從這壹角度看，說他們的統治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未嘗不可。
二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執政是通過武力和暴力，既推翻前壹個政權，又消滅它認定的所有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而建立起來的，而政權建立以後，它不僅要繼續嚴厲和嚴密地監控所有殘存的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還要通過嚴密的信息封鎖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單壹灌輸，把所有人改造成它所確立的標準的那種人。這是壹個非常殘酷和殘忍的長過程。
因此，這樣壹個制度和政權是否還享有「民心」，是否還能依靠精英政治模式謀求全民福祉以達到實現全民共享的目標，就很值得懷疑。從這壹側面看，說現在的中共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應當說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③兩者的本質區別是：中國共產黨幾乎掌握了全國所有的物和人，幾乎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叫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它對人和物的控制的廣度和深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使妳跑到外國，它也自有辦法制服妳。而這是中國任何封建王朝統治者沒有做不敢做絕對做不到的。如此壹來中共的民心又從何而來？
這裏只舉壹個事例就夠了。中國共產黨曾以承諾沒收地主的土地再分給農民，以換得農民的支持，奪取了全國政權，但在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不過兩三年以後，又壹聲令下全部收回這些土地歸國有和集體所有，使全體農民變得壹無所有，只能任由中國共產黨支配，造成隨後幾十年中國農民遭受無數的大災難。這樣的政權還能得「民心」嗎？
從這壹系列的事實和推論，應當說親共學者所謂中國長期的壹黨執政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的結論是不準確的，哪有什麼論述基礎。
第二，「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嗎？
在這壹節里，親共學者首先強調，「面對中國政治體制，西方學者非常困惑：中國如何用那麼短的時間，完成歐美社會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麼可能有『民享』呢？不過人們可以反問：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是它們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混為壹談。」
親共學者的這段話很簡單明了，沒有民主的中國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有民主的歐美壹百年才能實現的工業化，菲律賓與印度有民主，但它們沒有像中國那樣實行經濟發展成果共享，即菲、印雖然是民主國家，但國民生活水平遠遠落後于專制的中國。簡言之，專制未必比民主壞，民主未必比專制好。
對此，中國人表達如下看法：
1．中國的工業化與歐美的工業化是相距二至三個世紀的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它們之間的大前提是根本不同的。歐美是前無古人足跡而自己踏荒走出來的工業化，無論技術、資金、市場、勞力、運行機制等都是如此，所謂萬事開頭難啊！中國是在人類進入嶄新文明境界，技術、資金、市場、勞動力、運行機制等都高度成熟和豐滿的時代下，沿著歐美的路線前進而實現工業化的。
2．中國是有13億人口的世界第壹人口大國，又是世界第三大地域遼闊的大國，人力和物質資源無比豐富，自然要成為快速工業化國家。
3．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導致經濟走向崩潰邊緣，民眾苦不堪言，隨後改走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融入世界市場經濟，大規模利用資本主義的市場、資金、技術、投資和科學知識等等，才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中國人才勉強可以吃上飯的。鐵的事實證明，是資本主義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培值了所謂的「中國模式」。
4．沒有「民治」就沒有「民享」，當然是符合邏輯和事實的真理。但「民享」絕不僅僅是某些人所說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物質成果，改善生活，而是指首先享有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當家作主的權利，享有人的固有的人格尊嚴和自由不受他人無端侵害的權利。其次才是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
如果「民享」僅僅指的是讓老百姓的生活過得好，就等於主人把寵物餵養好后，再把它當作玩物來欣賞和取樂，或讓他們成為役使的工具。而這正是壹切剝削者壓迫者或專制獨裁者的世界觀和本性。
因此，親共學者的所謂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沒有「民享」的觀點也是片面的或錯誤的。不錯，菲律賓和印度作為民主國家，它們的國民生活水平目前還不如中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高，它們的窮人還比中國多，但兩國國民都有權利直接選擇和選舉地方和中央各級主要行政長官和國會議員，監督和制約他們的不當立法和行政措施，直到罷免他們。必要時，窮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選票和國會施壓，迫使行政權力採取直接改善窮人生活的措施。這不是民享嗎？這才是最大最好的民享！有了這樣的民享，其他壹切就都好辦了。
中國有這樣的民享嗎？沒有！中國國民通過經濟大發展，生活上是有壹定改善和提高。但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80%被只有10%左右的統治權貴和新興資本勢力所佔有。中國尚有兩億以上按聯合國標準的貧窮人口，因貧而餓死、凍死、病死、自殺的人不是個別和少數。這公平嗎？是民享嗎？當然不公平！
那麼原因何在？原因正在於中國國民沒有菲律賓、印度人那樣的選票，以監督和制約中國的大小當權者，而只能聽他們的任意擺布或廉價的恩賜。
5．親共學者說，西方學者不但不能否認中國這30多年來的具體發展成果，中國在承辦北京奧運會、處理汶川地震，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也讓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政府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麼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危機、迎接挑戰。
親共學者所言，表面上看的確不錯，但他只看到表面，而沒有看到或根本就不想談問題的實質。
壹 中國的極權制使最高當權者掌控了全國主要的經濟命脈，又不受任何監督，當然可以揮灑自如，任意揮霍。比如北京奧運以後，就是倫敦奧運，而北京奧運所花的錢是倫敦奧運的三十倍。而北京奧運的輝煌與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壹點也不沾邊，只不過讓中國最高統治者在世界上大出壹次風頭而已！
關於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我只說壹點下情就夠了。發動捐款救濟災民是完全必要的正義的，但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許多孤寡老人把養命錢也捐出來，還迫使壹些患不治之症（癌症）的人將多年積蓄用來做手術的錢也捐出來，這合乎人道主義精神嗎？合乎正義嗎？而這正是當年某些報紙上積累的真實信息。請問，這是權力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嗎？人類需要這樣的統籌兼顧能力嗎？我看，西方學者承認他們的政府（民主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絕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難道以犧牲人的生命去拯救瀕危者的生命也值得吹噓嗎？
親共學者引用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的話「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來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費里德曼無非是認定中國的最高決策比美國的決策要快而好。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這些外國人完全不知道專制制度下的效率是在犧牲無數國民的生命和自由，以另壹種更大的犧牲為代價換來的。1950年代的所謂抗美援朝，就是在絕大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專斷地作出決定而出兵的，結果中國為此付出了100多萬年輕人的生命，其他物質損失無法計量，最終落得個金正恩政權對中國當權者的反目成仇，壹切都白費了。
三門峽大壩的建設是在多數人特別是水利專家的堅決反對下，由最高當局武斷作出決定的，結果付出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人力，最終宣布為無效建設工程。
親共學者和某些西方人，妳們怎麼對這些沈痛的損失，巨大的付出視而不見，裝聾作啞，卻熱衷於拿壹些根本不值得提倡甚至對中國國民有害的事例來為中國的極權主義者和極權制唱讚歌呢？如果願意，妳們不妨來中國當五年十年的普通國民看看，到時妳們就會體會到那種不自由無尊嚴的痛苦了！
估計妳們是不會來的，正如弗里德曼對通用公司（GE）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所說：妳們這些構想（希望下壹任美國總統推動立法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是很好的，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都做不到……除非「讓我們做壹天中國」才有可能壹步到位……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復美國的體制。
從這裏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主導思想還是承認他喜歡美國的體制，他是想在這個體制上加壹點急速的中國式決策能力。而他的無知在於他不懂得中國式快速決策正是專制式極權制的產物，同民主制是水火不容的，要麼是民主制，要麼是專制極權制，民主與專制不可以並存。他更不懂得中國式快速決策是要以巨大的物質財富支出甚至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的。這樣的決策體制在西方民主國家的任何人面前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不過稍微舒緩和寬慰的是，他在隨後的「與西方代議民主維持健康競爭關係」「中國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這三節中，雖然仍有許多觀點值得商榷和澄清，但他沒有從本質上肯定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否定西方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強調中國的特殊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等 形成的大背景，令「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也仍有必要借鑒各國進步思想與成功的實踐經驗。」
當然，中國必須進行根本的制度變革和價值觀的改造，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像現在某些人所鼓吹的用「中國模式」或「中國夢」取代自由民主來主導世界的發展，不僅是行不通和達不到目的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某些西方學者和普通的中國人千萬不要上當！
台灣內部的親共學者引用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的話「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來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費里德曼無非是認定中國的最高決策比美國的決策要快而好。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這些外國人完全不知道專制制度下的效率是在犧牲無數國民的生命和自由，以另壹種更大的犧牲為代價換來的。歷史事實壹再證明：中國必須進行根本的制度變革和價值觀的改造，走自由民主的道路，才能保證持久穩定的發展。
第壹，親共學者的第壹個政治觀是：「中國長期維持壹黨執政體制，不可能沒有它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應該是儒家文化圈內部最熟悉的，因為這個體制實質上是建立在滿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治基礎是很抽象的，根本就不是很具體，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原來就是中國傳統中獲取政治正當性的壹個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強調的「以民為本」，是壹種有兩千年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這種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與選拔少數人認為是有才能的人進入政府任官，並輔以道德激勵、物質獎懲以及監察舉報等機制，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這就是民本主義的要義。中共體制目前仍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與難題……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有其論述基礎。」
親共學者的這段話可以理解為：中國現在的壹黨執政體制符合中國古代傳統政治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本原則，建立在享有「民心」的擁戴而不是選票的支持的基礎之上；它像古代那樣依靠精英治國來謀求全民福祉，達到最終實現「民享」的目標，因而是具有合法性的。
對此，有必要提出幾個不同的看法：
1．孟子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理論和邏輯上都是正確的。但中國古代是壹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是壹個以皇帝為總代表的皇帝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少數人統治壓迫和剝削大多數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這少數人和大多數人在利益上是根本對立的，他們之間本質上就是對抗的，統治者的「民心」又從何而來？
2．統治者獲得的所謂「民心」，必須像現代文明國家那樣有的統計數據和憑證，而中國古代社會並沒有這種手段。所以那時的「民心」只是統治者的欺騙宣傳和知識精英的遠景理論。
3．正因為存在上述兩種情況，特別是第壹種情況，古代統治者想以精英政治模式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的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古代農民起義頻繁，王朝不斷更換就是鐵證。
不錯，中國古代也不時出現壹些所謂開明皇帝，他們為了緩和與被統治的大多數人的矛盾，鞏固其統治，在壹定時期內表現某種開明姿態，如大力發展經濟，減輕農民負擔，改善民生，從而獲得某種短暫的或局部的民心擁戴。但由於它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被統治者的地位和命運，加上不可能有壹種從下而上的對官員的外部強力監督機制，官員的貪腐作惡本性不可能受到抑制，所以這種擁戴和「民心」絕對只能是暫時的。這正是中國古代王朝頻繁更疊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從長遠和整體來看，中國古代不可能有真正依靠精英治國來謀求全民福祉，實現全民共享的政治模式。
4．所謂中國長期維持的壹黨執政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有其論述基礎，也是值得商榷的。
壹 中國現在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其長期統治地位，當然要像古代封建統治者那樣爭取民心的擁戴和支持，這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統治基礎甚至唯壹基礎。從這壹角度看，說他們的統治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未嘗不可。
二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執政是通過武力和暴力，既推翻前壹個政權，又消滅它認定的所有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而建立起來的，而政權建立以後，它不僅要繼續嚴厲和嚴密地監控所有殘存的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還要通過嚴密的信息封鎖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單壹灌輸，把所有人改造成它所確立的標準的那種人。這是壹個非常殘酷和殘忍的長過程。
因此，這樣壹個制度和政權是否還享有「民心」，是否還能依靠精英政治模式謀求全民福祉以達到實現全民共享的目標，就很值得懷疑。從這壹側面看，說現在的中共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應當說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③兩者的本質區別是：中國共產黨幾乎掌握了全國所有的物和人，幾乎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叫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它對人和物的控制的廣度和深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使妳跑到外國，它也自有辦法制服妳。而這是中國任何封建王朝統治者沒有做不敢做絕對做不到的。如此壹來中共的民心又從何而來？
這裏只舉壹個事例就夠了。中國共產黨曾以承諾沒收地主的土地再分給農民，以換得農民的支持，奪取了全國政權，但在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不過兩三年以後，又壹聲令下全部收回這些土地歸國有和集體所有，使全體農民變得壹無所有，只能任由中國共產黨支配，造成隨後幾十年中國農民遭受無數的大災難。這樣的政權還能得「民心」嗎？
從這壹系列的事實和推論，應當說親共學者所謂中國長期的壹黨執政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里的結論是不準確的，哪有什麼論述基礎。
第二，「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嗎？
在這壹節里，親共學者首先強調，「面對中國政治體制，西方學者非常困惑：中國如何用那麼短的時間，完成歐美社會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麼可能有『民享』呢？不過人們可以反問：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是它們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混為壹談。」
親共學者的這段話很簡單明了，沒有民主的中國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有民主的歐美壹百年才能實現的工業化，菲律賓與印度有民主，但它們沒有像中國那樣實行經濟發展成果共享，即菲、印雖然是民主國家，但國民生活水平遠遠落後于專制的中國。簡言之，專制未必比民主壞，民主未必比專制好。
對此，中國人表達如下看法：
1．中國的工業化與歐美的工業化是相距二至三個世紀的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它們之間的大前提是根本不同的。歐美是前無古人足跡而自己踏荒走出來的工業化，無論技術、資金、市場、勞力、運行機制等都是如此，所謂萬事開頭難啊！中國是在人類進入嶄新文明境界，技術、資金、市場、勞動力、運行機制等都高度成熟和豐滿的時代下，沿著歐美的路線前進而實現工業化的。
2．中國是有13億人口的世界第壹人口大國，又是世界第三大地域遼闊的大國，人力和物質資源無比豐富，自然要成為快速工業化國家。
3．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導致經濟走向崩潰邊緣，民眾苦不堪言，隨後改走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融入世界市場經濟，大規模利用資本主義的市場、資金、技術、投資和科學知識等等，才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中國人才勉強可以吃上飯的。鐵的事實證明，是資本主義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培值了所謂的「中國模式」。
4．沒有「民治」就沒有「民享」，當然是符合邏輯和事實的真理。但「民享」絕不僅僅是某些人所說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物質成果，改善生活，而是指首先享有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當家作主的權利，享有人的固有的人格尊嚴和自由不受他人無端侵害的權利。其次才是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
如果「民享」僅僅指的是讓老百姓的生活過得好，就等於主人把寵物餵養好后，再把它當作玩物來欣賞和取樂，或讓他們成為役使的工具。而這正是壹切剝削者壓迫者或專制獨裁者的世界觀和本性。
因此，親共學者的所謂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沒有「民享」的觀點也是片面的或錯誤的。不錯，菲律賓和印度作為民主國家，它們的國民生活水平目前還不如中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高，它們的窮人還比中國多，但兩國國民都有權利直接選擇和選舉地方和中央各級主要行政長官和國會議員，監督和制約他們的不當立法和行政措施，直到罷免他們。必要時，窮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選票和國會施壓，迫使行政權力採取直接改善窮人生活的措施。這不是民享嗎？這才是最大最好的民享！有了這樣的民享，其他壹切就都好辦了。
中國有這樣的民享嗎？沒有！中國國民通過經濟大發展，生活上是有壹定改善和提高。但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80%被只有10%左右的統治權貴和新興資本勢力所佔有。中國尚有兩億以上按聯合國標準的貧窮人口，因貧而餓死、凍死、病死、自殺的人不是個別和少數。這公平嗎？是民享嗎？當然不公平！
那麼原因何在？原因正在於中國國民沒有菲律賓、印度人那樣的選票，以監督和制約中國的大小當權者，而只能聽他們的任意擺布或廉價的恩賜。
5．親共學者說，西方學者不但不能否認中國這30多年來的具體發展成果，中國在承辦北京奧運會、處理汶川地震，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也讓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政府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麼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危機、迎接挑戰。
親共學者所言，表面上看的確不錯，但他只看到表面，而沒有看到或根本就不想談問題的實質。
壹 中國的極權制使最高當權者掌控了全國主要的經濟命脈，又不受任何監督，當然可以揮灑自如，任意揮霍。比如北京奧運以後，就是倫敦奧運，而北京奧運所花的錢是倫敦奧運的三十倍。而北京奧運的輝煌與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壹點也不沾邊，只不過讓中國最高統治者在世界上大出壹次風頭而已！
關於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我只說壹點下情就夠了。發動捐款救濟災民是完全必要的正義的，但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許多孤寡老人把養命錢也捐出來，還迫使壹些患不治之症（癌症）的人將多年積蓄用來做手術的錢也捐出來，這合乎人道主義精神嗎？合乎正義嗎？而這正是當年某些報紙上積累的真實信息。請問，這是權力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嗎？人類需要這樣的統籌兼顧能力嗎？我看，西方學者承認他們的政府（民主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絕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難道以犧牲人的生命去拯救瀕危者的生命也值得吹噓嗎？
親共學者引用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的話「做壹天中國，壹天就好」來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費里德曼無非是認定中國的最高決策比美國的決策要快而好。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這些外國人完全不知道專制制度下的效率是在犧牲無數國民的生命和自由，以另壹種更大的犧牲為代價換來的。1950年代的所謂抗美援朝，就是在絕大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專斷地作出決定而出兵的，結果中國為此付出了100多萬年輕人的生命，其他物質損失無法計量，最終落得個金正恩政權對中國當權者的反目成仇，壹切都白費了。
三門峽大壩的建設是在多數人特別是水利專家的堅決反對下，由最高當局武斷作出決定的，結果付出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人力，最終宣布為無效建設工程。
親共學者和某些西方人，妳們怎麼對這些沈痛的損失，巨大的付出視而不見，裝聾作啞，卻熱衷於拿壹些根本不值得提倡甚至對中國國民有害的事例來為中國的極權主義者和極權制唱讚歌呢？如果願意，妳們不妨來中國當五年十年的普通國民看看，到時妳們就會體會到那種不自由無尊嚴的痛苦了！
估計妳們是不會來的，正如弗里德曼對通用公司（GE）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所說：妳們這些構想（希望下壹任美國總統推動立法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是很好的，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都做不到……除非「讓我們做壹天中國」才有可能壹步到位……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復美國的體制。
從這裏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主導思想還是承認他喜歡美國的體制，他是想在這個體制上加壹點急速的中國式決策能力。而他的無知在於他不懂得中國式快速決策正是專制式極權制的產物，同民主制是水火不容的，要麼是民主制，要麼是專制極權制，民主與專制不可以並存。他更不懂得中國式快速決策是要以巨大的物質財富支出甚至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的。這樣的決策體制在西方民主國家的任何人面前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不過稍微舒緩和寬慰的是，他在隨後的「與西方代議民主維持健康競爭關係」「中國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這三節中，雖然仍有許多觀點值得商榷和澄清，但他沒有從本質上肯定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否定西方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強調中國的特殊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等 形成的大背景，令「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也仍有必要借鑒各國進步思想與成功的實踐經驗。」
當然，中國必須進行根本的制度變革和價值觀的改造，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像現在某些人所鼓吹的用「中國模式」或「中國夢」取代自由民主來主導世界的發展，不僅是行不通和達不到目的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某些西方學者和普通的中國人千萬不要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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