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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建國后毛式階級鬥爭的新發展

「運動治國」掃描



階級和階級鬥爭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教義」。只是，馬克思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論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他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間的鬥爭。馬克思也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那主要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政權、鎮壓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反抗而設計的過渡性措施，而並非將整個社會分成固定不變的「階級成分」，然後永遠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對壹部分人進行鬥爭。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暴力鬥爭的壹面，但仍未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更未將階級鬥爭作為治國安邦的主要法寶。毛澤東的貢獻之壹是，他不僅將階級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法寶，而且將其作為治國安邦、推動生產建設、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唯壹動力和手段。因此全國的所有工作、所有事業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階級鬥爭的核心、精髓則是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專政」成了這個政權、這個國家不可須臾脫離的「空氣和水」，而且它的內涵和外延還在不斷擴大、翻新、延伸，不斷製造和捕捉「階級鬥爭新動向」.....。

毛的另壹貢獻是，把階級鬥爭具體化為各種群眾性「政治運動」。「運動」本非毛所創，也不是毛共所獨有，但以「運動」作為治國的法寶，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具體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則是毛的「專利」。在毛統治中國的27年歲月里，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貫徹他的各項方針政策，實現他的各項戰略任務，所以人們稱其為「運動治國」。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裡，各種運動可謂延綿不斷，大運動套小運動，全國性運動套地區性運動，全民運動套專項運動，即使表面上沒有「運動」的間歇，各種政治學習、政治挂帥、思想改造也沒有停頓過，它們實質上也是「運動」。有人統計，在毛執政的27年裡，光全國性運動就達72項（壹說52項），地區性（省以下）就更多，難以計數。所以，對毛主義的研究，離不開對「運動」的考察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建國后毛中國的歷史，就是「搞運動」的歷史。

又按照毛的說法，他的運動從其性質上看，可以分為對敵鬥爭運動和人民內部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兩大類，前者如土改、鎮反、肅反等，後者如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實際上，還有些運動介乎于兩者之間、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整風——反右派，開始時說是人民內部的「和風細雨」的運動，後來就變成「敵我矛盾」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蓋「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了。其實不管是什麼「性質」的運動，其本質、目的都是壹樣的、大同小異的，那就是通過揪出、打擊小數（5%）「敵對分子」、「破壞分子」，教育廣大（95%）的人民群眾，達到實現毛在某壹時期、某壹階段的政治、經濟目標或對某－群體進行改造的目的。而它總的目的無疑是鞏固和強化毛和毛共統治集團對人民的極權統治。

本篇主要敘述建國后毛髮動的主要運動，但不是全面的記述，壹方面，我們這裏不是為毛的「共和國」樹碑立傳，沒有必要事事必錄；二方面，如前所述，運動太多太密數不勝數，不可能壹壹記述。我們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說明毛主義運動本質的東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過還需要說明，毛髮動的反右派、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於規模大，情況複雜，後果特別嚴重，因此各設專篇論述；在本篇，只涉及對三大運動之外的幾個主要運動的掃描。



對農民恩將仇報：建立現代農奴制度的前哨戰



作為經典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壹代代善良的人們。這個故事流傳開之後，那條忘恩負義的毒蛇大概再也無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里去了。可是誰能想到，壹個叫毛澤東的人，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又上演了這個故事的擴大版，而且，這之後數以億計被他恩將仇報的「農夫」們依然叫他「大救星」。這比那條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確是令人嘆為觀止了。



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說的背後



正如毛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實際上是壹場當代的農民戰爭。毛共以其欺騙和裹脅的兩手將億萬中國農民牢牢捆綁在他的內戰奪權的戰車上，終於靠了他們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奪得了天下。這時，按理毛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應該義無反顧、最大限度地回報他的「恩人」——農民。我們聽到毛共的宣傳機器也都在這麼說的，如，毛的「解放大軍」所到之處，隨即開展的「土改」 運動，使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從地主手裡分得了田地，使他們從此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於是農民們由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農民成了共產黨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國的最堅定支持者……

這種宣傳聽得多了，而且沒有聽到過不同的聲音，人們也就信以為真了。老壹代的人們早已經習慣「聽黨的話」， 並樂意充當共產黨、政府的「傳聲筒」；年輕的第二、第三代只能從電影、書刊上了解過去，當然只能相信毛共宣傳的壹切。於是就出現了當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澤東主政時中國人人自由、平等，個個有工作、有飯吃、沒有剝削壓迫、也沒有貪官污吏……的幸福日子。

毛當初的「解放」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麼，特別是給農民帶來了什麼，幾乎沒有人去細究。即使近年來壹些勇敢者衝破層層言禁，大胆揭露了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製造的駭人聽聞的大飢餓、大死人的事實，但那也只是針對那場運動，在此之前，農民們似乎仍然沈浸在被毛「解放」后的歡樂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學者也認為「土改之後合作化前」，是農民的「黃金時代」 云云。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毛共當年的「解放」究竟給農民帶來了什麼？這壹敏感話題終於被人提起，並且從塵封已久的鐵幕中透露了壹絲陽光，壹點真相。最初敢於質疑的人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間全國政協會議上，梁與毛澤東就農民問題「面折廷爭」，引發了 「龍顏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態「潑婦罵街」，直將梁漱溟罵了壹個多小時，真可謂罵得狗血淋頭，痛快淋漓。之後則將梁之言論封殺，中國又成了農民幸福的天堂。

據有關親歷者回憶，當時梁漱溟根據其調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協會上非常不客氣地指責毛政權帶給農民的痛苦，指出農民與城裡的工人相比較，有「九天九地」 之別，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還要受農村基層幹部的欺壓..... 意謂農民過的是地獄生活。聽到這裏，毛終於勃然大怒，顧不得長期以來裝出來的「人民領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臉皮，把偌大、莊嚴的政協會堂當作街頭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對梁漱溟破口大罵架.....毛這次之所以對梁的發言大動肝火、大肆淫威，是因為梁委員正好戳中了他的軟肋，擊中了他的要害。因為誰都知道，毛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的，農民幫他打下了江山。毛壹貫被塑造成農民的「大救星」，是農民的「貼心人」，如今梁漱溟揭開了壹點真相，掀開了他苦心經營起來的畫皮的壹角，怎不令氣急敗壞！如果在這個關鍵之處被其打開缺口，毛的謊言王國就有垮塌的危險，進而動搖其政權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顧壹切了。

（注：有關粱漱溟與毛澤東的這次正面衝突，我們放在本書第四篇：反右派運動的附錄中記載，請參閱）

遺憾的是，筆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當年所指陳的工農生活「九天九地」的具體內涵，具體事實。可以肯定，作為著名學者、農村問題專家，而且還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發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論是握有充分依據、充足事實的，否則他絕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場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話題。然而，迄今為止，在筆者所見到有關當年毛、梁衝突的記述資料中，都沒有對「九天九地」 說的具體描述。現在見到的只是毛在謾罵梁時提及的壹些零星的片言隻語，如「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進了城市「忘掉」了農村，等等。這些顯然都是斷章取義，且言不及義。其中只提到了壹個接近實質的問題，就是梁說毛共的農村「下級幹部」「違法亂紀」，欺壓農民。毛對這壹問題的答覆是：「在全國，好的和比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則百分之十是混進共產黨幹部隊伍里的「反動分子、憲兵特務、會道門頭子、流氓地痞、地主富農」，壞亊都是他們乾的。……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這個農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議題，並不是「合作化」、 或「大躍進」時期，而是國人都認定農民剛剛獲得「解放」、「土改」之後的「黃金時期」，大家都認定那段時期是中國農民生活最好、最愜意的時期。

另外，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們也知道，當時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麼「九天之上」，只不過是有飯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溫飽而已。用它來對照農民的生活卻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農民的苦況就可想而知了。

遺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說了那句惹禍的話之外，至今我們仍然缺乏那壹時期農民生活真相的具體資料。不過，近年來不經意讀到網上壹篇文章，稍稍填補了這壹空白，山東大學附中退休教師李昌玉先生於2009年2月17日在網上發表了壹篇文章（筆者在壹年多之後才讀到它），題目叫《鎮反運動研究》，全篇主題反映鎮反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在那場運動中如何運籌帷幄、不斷促使各級領導大開殺戒的具體言行（各種電文、講話、指示），以及毛本人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澤東登基7個月就下達指示鎮壓農民騷動」壹節，卻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農民和農村的情況的壹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講了兩個事情，其壹是1950年5月前後出現的蘇南（江蘇南部）農民「騷動」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5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入主中南海的7個月零5天，毛在壹份題為《中共轉發華東局關於鎮壓反革命暴動及處理群眾性騷動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壹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華東局這個《指示》原文第二項中壹段原話則是：「因災荒嚴重，或因秋征負擔過重，群眾生活困難，致為反革命分子趁機煽動，因而引起群眾性的非武裝的搶糧運動，我在場武裝部隊應首先竭力加以勸阻，使他們了解搶糧為違法而停止搶糧。如勸阻無效，則可對空中鳴槍驅散群眾。」毛便在這最後壹句的後面加上了「決不可向群眾開槍」這幾個字。

這個文件表明，蘇南這個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發生了嚴重的糧荒，糧荒的原因是「因災荒嚴重」即天災；或「因秋征負擔過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禍」。這裏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後的征糧，因為當時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糧。即是說因去秋征糧過重，征了過頭糧導致春來群眾無糧下鍋。群眾無米下鍋，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裝）來「搶糧」。搶糧的規模壹定很大，所以才稱為「搶糧運動」，才出動武裝部隊去鎮壓。按照毛共的慣例，即使這類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錯，即使事後被迫發給群眾壹些救濟糧，也要抓、殺幾個為頭的「煽動群眾」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寫上這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決不是無緣故的，可以理解為他知道下面實際上已經開槍鎮壓了。毛為了擺脫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之責，故意寫上這句冠冕堂皇推脫責任的話。亊實上，當搶糧己成為「運動」時，口頭是勸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開槍了殺人，毛可以據此推卸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毛和華東局都沒有壹句應實事求是地給缺糧者發放救濟糧、「救人第壹」的指示。

偏偏在這個時候，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報告蘇南地區沙川、南匯、奉賢三縣「有災民二十萬，征糧不但不減免，且要重征，以致三縣農民種子沒有，肥料不施，糧食不足，農民體力大減難於下田工作」等情況。本來這個報告正好印證了上述中共華東局文件中有缺糧農民「非武裝搶糧」騷動事件的真實原因，作為最高領導，毛理應指示下面查明情況火速救人。但他卻反其而行之，對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持懷疑態度，指示華東局第壹書記饒漱石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叫陳「應派員詳查「，然後報告他。

毛是5月12日給饒漱石發出如上指示的，剛剛過了三天，就收到了蘇南區黨委呈送給毛的「三、四月份綜合報告」，這個報告顯然不是陳丕顯作的臨時調查，而是蘇南區黨委先就作好了的情況反映。報告稱蘇南個城市近期出現了「物資滯銷、生產縮減、不少私營工商業歇業、大量工人失業的情況」，以及他們採取的對策。還談到幫助蘇南農村四十萬災民解決口糧、種子、肥料問題所採取的措施。這就印證了壹個亊實，即蘇南三縣的災民不是黃炎培所說的二十萬，而是四十萬！

可是毛澤東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給陳丕顯去電，仍然要陳親自去調查「因征糧引起農民無力耕作等項」 實況，然後「作壹個切合情況的答覆」。很明顯，毛想要得到與黃炎培反映相反的報吿，以便作為駁斥這個民主黨派頭頭的「武器」。

終於，毛收到了陳丕顯關於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的報告，毛於是叫陳親自去和黃炎培談，意即用事實糾正黃的「錯誤」。

何以知道毛對黃炎培的反映是惱火的呢？半年多之後，在毛髮動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暴露了對黃愛「說三道四」的極端仇視，狠狠整了黃炎培及其領導的中國民主建國會，提出的口號是「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可以肯定，這種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號除了毛恐怕別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黃炎培本人則被批鬥得焦頭爛額。毛終於說出了壹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話：「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算是報了在蘇南農民問題上的「壹箭之仇」。

（文中的事實和引語據原作者說明，均取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壹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說到的第二件事是發生在雲南的邊遠小縣，時間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題是征糧——農民交「愛國糧」 壹亊，事情比較簡單。

永仁縣是雲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轄的壹個縣。根據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起義」通電，雲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軍進駐永仁縣。2月4日，永仁縣「人民政府」掛牌成立。新政權建立后首抓兩件大事：剿匪和征糧。剿匪是軍隊的事，暫且不論，這裏只說征糧。

新政權要招兵買馬，政府工作人員要吃飯，征糧本是分內之事。問題是它的任務畸重，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壹個故事中，農民為什麼要聚眾「騷動」、搶糧的原因。

永仁縣是壹個小縣，當時人口不詳。經查，該縣2002年人口為10萬，那麼，1950年推算人口應當在3——4萬之間，除了不交糧的人口，交糧的農民人口大約在3萬左右。這3萬農民1950年交了征糧1094萬斤，每個農業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這相當於每個農民大半年甚至壹年的口糧。而且這種偏遠窮荒之地，畝產糧食才壹百多斤，除了口糧之外，是沒有什麼存糧或商品糧的，實際上是將口糧交了，吃什麼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還要「補交」國民黨時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糧，共計328萬斤。平均每個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說，1949年國民黨時期全縣征糧數為328萬斤，僅及1950年共產黨征糧的30%。（資料來源的《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

還有壹件事情也可資參考。同樣屬於楚雄州的武定縣，據《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中《武定縣五十年代初期的糧食工作》壹文作者聞從善的回憶，這個縣1950年徵收的糧食大概與永仁縣差不多。當時全縣划為5個區，聞從善所在的第四區入庫糧食180萬斤以上，全縣大約入庫1千萬斤左右。壹下子征來這麼多糧食，存放成了大問題，因為在國民黨時期全縣根本沒有像樣的糧食倉庫，所以，征來的糧食只能堆放在沒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徵用各種公房、廟宇內。楚雄州地處雲南以西，位居滇緬公路南北兩側，抗戰時是支前的後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幾十萬遠征軍在與日寇廝殺。按理，國民黨應在此大建糧庫，徵收公糧供前方將士使用。可事實上它並沒有幾間像樣的庫房。當時徵收的糧食並不多，隨征隨送走，縣裡沒有建倉庫的必要。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的縣、鄉機關人員很少，就更不必建糧倉了。而毛共新政權的建立，不僅食皇糧的人員激增，而且，據聞從善解釋，新政權的壹切財政支付，包括人員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來的糧食支付。糧食成了新政權的支撐。無怪它征糧數量是過去的幾倍，還要將國民黨時期沒來得及徵收的糧食「補征」。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說的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還可以從壹些宏觀的數據看看當年農民和農村的真實情況。應該說，毛登基之後不久便在全國新「解放區」（約佔全國農村人口三分之二）實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滅約佔當時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財產，滿足部分無地少地農民對土地的渴求，以及農村中的壹部分流氓無產者對「富人」的發泄仇恨的願望，暫時給農業注入了壹支強心針。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暫調動了部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新政權的橫徵暴斂不但使農民的貧困依舊，並且進壹步加劇。這是因為農民的增產增收遠不如毛政權賦稅增加的快，據官方的統計資料，1953年（土改以後的第二年）全國糧食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絕對量從2646億斤增至3318億斤。（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頁的統計數據），而糧食的征、購數量則增加了100.25%，絕對量從356億斤增加到721億斤（數據出處同前。但必須指出，這個徵購數是不完全的，因為壹部分征糧被縣、鄉留作「經費」了）。糧食是當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糧食征、購量的增加則意味著增農民雖然增產卻不能增收（征糧是無償的，購糧則遠低於當時的市場價值，所以叫做賣「愛國糧」）。所以，「土改后」農民的生活並無改善，還可能惡化了。這也是梁漱溟敢於在毛面前講「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卻未加反駁的原因。還要特別提醒的是，這時毛共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尚未施行（這項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後才實施的），待到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之後，農民的痛苦便上升到壹個新的台階。

農民真正的苦難還沒有開始呢，梁委員就指責毛政權把農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當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後，真正令農民進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出台了。



二、建國后農民角色的轉換：毛為什麼要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

已經奪得了天下，坐上了「龍廷」的毛非常清楚，農民充當共產黨打江山奪權工具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艱巨的使命仍然有待農民——他的政權的主力軍——去擔當、去完成。

從大處講，奪取國民黨政權，毛認為只是他的事業的起點，「萬里長征第壹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必須要在全世界勝利，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他領導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亞洲。因此，他剛剛坐上龍椅之後，就策劃、挑起了越南和朝鮮兩場戰爭。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產黨頭子，蘇共領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認定，這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非他莫屬，他也自覺地將「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任務放到自己肩上。所以從此他與蘇聯的關係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要有更多的軍隊，更先進的裝備，更大的投入。這壹切從哪裡來？過去他在野時是依靠「打土豪」、沒收「資產階級」，如今當權了，土豪早打光了。當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產了）交的賦稅不多，而農民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產品又是中國主要出口的產品，毫無疑義，今後建立新式軍隊、供養急速澎脹的新政權機構、人員，乃至開展全面經濟建設，主要得靠農民，靠從農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說，過去依靠農民打天下，而今則主要依靠農民搞建設。農民的角色由為共產黨造反奪權提供人、財、物，充當人海戰術的炮灰，轉而成為新政權的供養者、國家建設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餘價值的創造者。

問題還在於，急於稱霸的毛拋棄了壹般國家從發展輕工業入手，慢慢積累資金髮展重工業、最後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而是要走「優先發展重工業」（實即軍事工業）的道路。這樣，建設資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壹方面壓縮全國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強迫人民縮衣節食、勒緊褲帶；另－方面則要農民提供更多無償的、價廉的糧食和農副產品以「支援國家建設」。

從毛的角度看，農民也是最適合榨取的群體。毛的政權機關設在城市，他的幹部也都屬於「非農業人口」，城市還是國家的「窗口」，外國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須對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網開壹面，讓他們活得稍為「光鮮」 壹點，享受壹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而對農民就沒有這種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確立壹種後來被稱為「城鄉二元經濟」 的體制，即讓農民成為為國家提供積累的純粹生產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壹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農民成了新政權下的「農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為了實現對農民的最大榨取，國家除了對農業徵收高額稅賦，並「動員」農民低價向政府採購部門賣「愛國糧」、「愛國豬」……等等之外，毛政府對農民的索取和剝奪還有壹條非常容易實施而又很隱蔽的渠道，那就是通過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暗中收取更多 「農業稅」。具體辦法是：當時毛中國實行由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工業、商業、流通全掌握在國家手裡，政府通過國家定價方式，強迫農民以遠低於價值的價格將農產品賣給國家，國家則以遠高於其價值的價格將工業品和農業生產資料賣給農民。這壹正壹反、壹增壹降之間，就形成所謂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毛統治的20餘年中，政府運用這種價格「剪刀差」從農民身上榨取了數千億資金，具體數額專家們估算不壹，最低為4481億，最高為8000億元，而在毛統治的時期，國家總共享于經濟建設的投入才6000億元，從中可見國家經濟建設的資金基本上、甚至全部來源於對農民的價格「剪刀差」剝削。

不過當時毛政府與農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銳的還體現在糧食問題上，因為糧食是生存之本，無法替代而又不可須庾脫離，而按當時的正常方法從農民手中征、購得來的糧食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對糧食的需求。當時的情況是，在1953年10月實施糧食「統購統銷」之前，毛政府除了徵收公糧之外（公糧系按田畝攤派，不可能變動太快），主要依靠半強迫、半動員式的叫農民賣「愛國糧」的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當時糧食的自由市場依然存在，自由市場上的糧價比國家收購價高得多，農民在被迫賣給政府壹部分「愛國糧」的同時，還拿出儘可能多的糧食去市場出賣，以便換得更多收入。這樣就大大制約了政府掌控糧食的能力。當時毛政府糧食供應的順序是：首先滿足對外（對蘇聯）出口計劃需要；其次滿足政府、軍隊人員的糧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定量供應，最後才是對農村災區和糧食不能自給地區的「返銷糧」。統計數據表明，1952年糧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糧食庫存出現了40億斤「赤字」，即支多於收，減少了40億斤糧食庫存。各地城鎮都出現了糧食供求緊張的局面，從而引起了毛和高層的驚恐。予是，壹項新的、將糧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醞釀出台了。

根據楊繼繩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中提供的情況和數據（以下有關數據均出自該文，後文中凡有引號標出者亦為該文之原文），當時毛政權面臨的總的糧食形勢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城鎮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到1954年增加到8249萬；而由糧食部提供的數據，1953年的城鎮人口為9182萬，比1950年增長58.3%。又據該文另壹處引用糧食部糧食計劃統計司的資料，1953年度，需要國家提供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這包括了需要「返銷」口糧的農民和災民），另外，出口糧食以換取蘇聯的工業設備和軍事技術的計劃不能減少。因此，糧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來統購統銷範圍擴大到132種農產品和經濟作物）。以此徹底解決糧食危機。

這不禁使筆者想起，在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為首的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客們，曾預言中共不可能解決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主要是惡性通脹），屆時必然要求美國伸出援手，他們就可趁機插手中國事務。這幫「帝國主義分子」 確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們不知道，世間最大之事莫過於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麼會被經濟困難所嚇倒呢？死人都不怕還怕什麼呢？所以它面臨的困難很快就被解決了，辦法就是政府對物資和市場的強行壟斷、管制，誰不聽令殺無赦！如今面臨的糧食困難也許比通脹更危急，但在毛的領導下，沒有過不去的「坎」，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統購統銷」政策出籠於1953年10月，正是剛剛把梁漱溟為農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說打下去之後。具體制定這壹政策是中共「中財委」負責人陳雲。陳雲是中共的經濟能人，戰勝惡性通貨膨脹就是由他具體領導的，現在對付糧食問題，仍由他挑頭拿主意。他的辦法簡單地說就是，先把農民生產的糧食儘可能多地集中到國家手裡，然後由國家進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陳雲在天安門城樓上口頭向毛彙報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通過了陳雲的意見和建議。10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以後政務院又發布了相關命令和執行方法。

據說陳雲在此期間曾經向黨內高層說，他搞的這個辦法是「挑了壹擔炸藥」，「壹頭是」黃色炸藥」，壹頭是「黑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崩潰；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哪壹個，都是危險傢伙。其實陳雲是危言聳聽，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澤東支持他就沒有任何風險，農民有什麼可怕？他們又沒有槍。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

這個「統購統銷」辦法看似簡單，關鍵則是執行的問題。就像後來毛在「大躍進」運動中徵購糧食壹樣，壹紙徵購令下去，便是全國腥風血雨，鬼哭狼嚎，餓殍載道，屍骨如山。「統購統銷」沒有達到後者的水平，但那場運動也叫中國農民永記不忘，讓他們第壹次領略了「大救星」的厲害。

像所有其他運動壹樣，這場運動也有壹個非常冠冕堂皇、「壹心為民」的理由，它說政府為了在更大範圍內調劑餘缺、平衡豐歉，保證人人有飯吃，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所以要採取這個辦法。而且這個辦法只是向農民「收購」糧食，是有償的，是「買賣」（只是價格由政府決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糧、種子等等之後。這有什麼不可呢！所以，若干百年之後，歷史學家看到這份文獻之時，仍然會斷定那是毛政權在其執政之初期為人民做的壹件大好事。

很快，這場運動就鋪天蓋地地展開了。因為當時的農民仍然是獨立的個體經營戶（即使入了互助組或初級社，也沒有改變其私有制性質），這場運動面對的便是近壹億農戶，因此毛共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幹部和壹切「吃皇糧」的人員，全部下鄉，到村、到組挨家挨戶去動員，去完成任務。剎時間，中國農村便雞飛狗跳，鬼哭人嚎，當然也有敲鑼打鼓、披紅挂彩的，那是完成購糧任務的「報喜隊」。

折騰了幾個月之後，壹切終歸於平靜，當局宣布糧食「統購統銷」取得了偉大勝利。1950年全國徵購糧食總量為356億斤，1953年徵購糧總量達到721億斤。簡單地說，實施「統購統銷」后，國家從農民手中要來的糧食增加了壹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災，糧食減產，而這個糧食年度糧食徵購任務卻比上年增加了21.98%，結果仍超額20億斤完成了任務，當年徵購糧總量佔到總產量31.8%的創紀錄水平。

1954年6月底，國家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見，毛和共產黨真的是「戰無不勝」。

不過，成績是怎樣取得的呢？不但公報里沒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對外洩露的最高機密。然而歷史總是前進的，近年來壹些親歷者通過回憶和當年壹些資料的爆光，使這場運動真相露出了的冰山壹角。

浙江省是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據當時的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緣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稱：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發生了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徵購任務更重，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但全省徵購糧任務完成了112%。因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壹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壹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餘杭縣開擴大幹部會，說到糧食徵購，鄉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有壹份《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場情況的報告》中稱：「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壹至三分之二，賣傢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這當然不是壹個或幾個省的情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中，概括了幾種情況：壹、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發生了農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的農民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便在河邊哭哭啼啼。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透露出壹種不滿情緒，「辛苦壹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人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體性搶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還有：廣東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

湖南全省因購糧被迫自殺者111人。

國務院第壹辦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幾篇《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照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任務3300萬斤，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壹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壹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發生兩起群眾騷亂事件。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為：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另外，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購糧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自殺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顯，這些數字極不完全，且說的極不清楚，總的說把事態和死人數大大縮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國的情況。而且，所有反映在購糧運動中造成死人的報告，只列直接死於運動（自殺、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購」了口糧無以為生而餓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計入。如，1955年統購統銷中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發生大量餓死人事件，事情被嚴密封鎖、壓制了近兩年，直到1957年6月國務院第52次全體會議才宣布對廣西省有關負責人（包括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分別給予撤職、調離廣西等處分，地、縣、區、鄉特別是壹些基層幹部受到黨紀處分甚至刑事處分。官方公布只餓死550多人。民間和知情者則認定餓死人總數在此數十倍以上。當然實際死人數只能是筆糊塗賬了。

其實，那些在購糧運動中因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處分的幹部也是很「冤」的，因為他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指示。廣西那些被處分的地、縣、區、鄉幹部就公開說：死人是統購統銷政策造成的，不是他們的錯。他們都是在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壹項國家的政策、制度。毛澤東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就公開鼓勵他的各級幹部要推行野蠻、殘暴的農村政策，會上毛著重批判了對農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論」，他宣稱：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們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就是在這樣壹位最高領袖的領導下， 能怪下面的幹部嗎！

有壹種為毛和中共的統購統銷政策辯護的論調說，那是形勢所逼，不得不採取此種辦法。劉少奇就是這壹論調的鼓吹者之壹。劉少奇後來被稱為是同情農民的「修正主義」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談到糧食統購統銷時劉說：

「現在我們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麼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結論是：農民種田種糧就是不能讓他們吃飽，農民吃飽了其他人就得挨餓，統購統銷，強迫命令完全必要！——這其實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全世界有很多國家生產的糧食都不能自給，按照劉的這種邏輯，那些國家的人民都會餓死！但實際上這些國家不但沒有餓死人，還生活得很好，因為另有避免死人的辦法，比如，適當減緩工業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提高糧食價格來刺激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國家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幫助提高糧食產量；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進口糧食，當然更不能在本國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出口糧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卻不考慮這些辦法，在他們看來其他辦法都不如暴力徵購簡單有效。至於徵購之後農民的口糧不夠怎麼辦，按毛的說法是：農民應該閑時吃稀，忙時吃干，實行「瓜菜半年糧」。總之保證其他人先吃飽第壹。這大概就是他與梁潄溟辯論時說的「大仁政」。在毛的領導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級幹部都已經「毛化」了，他們按照毛的要求都將「良心」丟給狗吃了。比如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作有關糧食工作的報告時就說：只是地主、富農在鬧缺糧、搞破壞。接著又說：

「農民叫喊缺糧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糧食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於是，全國統壹論調：說農村缺糧都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搗亂；是農民自發勢力在亂叫喊。所以，對壹切「抗購」或「造謠」說餓死人的人要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大規模因購糧騷亂的事件，雲南也發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糧事件，都被作為「反革命暴亂案」殘忍地鎮壓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確規定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各地還紛紛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專管打擊「破壞統購統銷」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縣的「保衛辦」，在1954年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縣的「保衛收購辦公室」在1953年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縣1954年在糧食統購中發生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處決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隨著血腥鎮壓，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暢行無阻，年年超額完成任務。共產黨連有幾百萬軍隊的蔣介石都打敗了，區區幾個手無寸鐵的鬧事者，怎是其對手！

這樣我們也就知道了，為什麼廣西平樂地區餓死人事件被壓了兩年才公布和處理，因為當時必須維護「說農村缺糧、餓死人都是地主、富農、反革命的造謠破壞」 這個全國統壹口徑，必須對壹切阻撓、批評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實行堅決鎮壓！

取得了這麼偉大的勝利，但我們高瞻遠矚、有備無患的領導人，認為還不夠，還要徵購更多的糧食，要盡量減少糧食銷售，以增加糧食庫存。在1957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糧食工作會議上，陳云為糧食庫存不足叫苦，提出國家應儲備可以應付兩個災年的糧食庫存，大概需要480——500億斤。於是，糧食徵購工作主要朝著增加庫存的目標奮鬥。直到後來的大躍進，仍就是為這個目標而奮鬥。於是就出現了壹邊是太倉之谷，陳陳相因；壹邊是餓殍枕藉，屍橫遍野。太倉之谷是不能動的，做什麼呢？據說是用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就是毛澤東的「大仁政」。

然而，統購統銷運動也給毛壹個很大的教訓，在開始實施的頭兩年，他的政府要面對壹億農戶去搞徵購，去挨家挨戶動員，翻箱倒櫃搜糧食，這個工作量太大了，難度太大了，它佔用了政府當時全部人力、全部資源，豈能是長久之計？

於是，壹個早已形成的決策在毛腦海里提前實施：必須儘快把農民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不到半年全國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來有很多學者、老幹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國「解放」不久就拋棄他原來的「新民主主義」承諾，大搞「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還分析他可能錯誤判斷，高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有人以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農村就兩極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剝削人」的舊社會了；有人以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辦了壞事......等等、等等。

其實偉大的毛哪會婆婆媽媽般的考慮那麼多「問題」呢，單單糧食統購統銷這壹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壹個早上實現合作化」的決策。果然，不久，壹億農戶就變成幾百萬個農業合作社了。但是毛認為還是太多了，於是「並大社」，最後全部弄成「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萬個合作社變成了兩萬多個「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務、包括象統購統銷這樣的任務，只要下達壹紙任務和命令便解決了，因為糧食和農產品都掌握在公社手裡，再不用向農民壹家壹戶去徵收了。善哉、善哉！這個「公社」寶貝當然要「萬歲」了。

實施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毛乘勝追擊，變成對132種農產品統購統銷），只是毛讓農民——這個他昔日的「恩人」實現角色轉變的第壹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農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戶口制度，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的壹系列政策，農民這個中國最大群體就變成了名符其實的現代農奴、毛帝國的「二等公民」了。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知道，毛澤東的「三農」（農村、農民、農業）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層壹致擁護的，這也是後來他的「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得以順利推行的原因。

統購統銷只是毛的 「三農」政策的序曲，序幕，壹個前哨戰，其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才進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