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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佩玉

最近壹直在思考暴力也感受暴力，因為自己切身經歷過公權暴力的侵害，在拘留所，當局使用吸毒人員對其他被拘者實行恐怖治理。恐懼使人忘卻壹切，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暴力並不能產生如此深刻的絕對破壞，至少對於我而言，除了壹些哲學上的思考，我沒有恐懼。暴力給我的第壹直感是異己者的暴力，當暴力正在實施之時，兩個從未存在任何關係的人之間發生了壹種緊張的異己關係，在我的意識間，對象已經失去了人的基本尊嚴也不再是人，所謂敵人，敵對的關係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此時異己性僅僅指向對方的罪犯身份，在外在上卻披上了權力的外衣，假如說是壹對壹的有尊嚴的決鬥，正在行使囂張暴力的對象，其內心的恐懼並不需要我來施加，假如說這是壹個尚存正義的社會，在其所有的社會關係如父母，夫妻，子女之間已經足夠產生壹種無形的但卻是有力的良心約束，這不是恐懼，而應該是羞愧。


公開的即時性暴力或許在相對的程度上可以避免，但前提是以喪失人的尊嚴為代價的。第壹次經歷公權暴力的時候，對方在派出所強制我盤腿坐在地上，壹邊站著壹個類似臨時工的便衣。然後，在送往看守所以後，交接完畢，看守所強制在交接窗口脫光，換上號服。這種在眾目睽睽之下脫光的羞辱，經過在號房中大家沖涼時經常祼體走動以後也已經習以為常了，如果說，暴力是使人不再是人，軟暴力則使人降低了自身對人類尊嚴的敏感和尊重度，乃至慢慢的自覺放棄了基本的人格尊嚴，當進行反抗時，暴力便明目張胆的以摧毀人的尊嚴來完成它的目的。


真正可怕的其實是謀殺，公開的暴力不敢以處死人為即時目的，但謀殺在壹開始已經預定了自身行動的目的，行使的過程反而是溫和的平靜的，技術性的謀殺，在壹個恐怖統治的極權體系中幾乎是標準配製，要讓魚池中的魚死，這在技術上幾乎沒有難度，機會隨時都有，但這就是捍衛人權的代價，極權統治下的人所必修的壹道課程。使人不再是人，權力所能夠動用的資源多到個體完全無法防備，普遍的暴力正是藉此降低每壹個人對自身作為人的可能性的把握，通過自我審查去適配權力的淫威，但社會整體的人格飽滿度也就此墮落壹去不返，權力惡時時刻刻都在生產的，便是人的普遍惡。


暴力與權力的關係至此已經建構起來，在無從預知的社會關係中，以平庸之惡與普遍的惡，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統治關係。在法律上來說，暴力關係要超過法律關係的規定，法律僅僅對最低階層才是無限放大無從擺脫的權力魔咒，對權力的附庸階層僅僅是壹種形式上的遊戲，暴力在這裏又扮演了壹個最後裁決者的角色，看守著每壹個人與權力的關係度而決定是否採取暴力。臨時性的暴力形態，已經通過權力的頒證權賦予了日常的正常形態，誰可以動用暴力，誰只能夠承受暴力，壹切由權力說了算。此時此刻的極權統治集團，再明顯不過是壹個犯罪集團，它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的繼承犯罪的家業，原因在於被統治者已經配合權力做出了消極的默認。

任何對等或不對等關係的建構都有它的歷史性。歷史就是壹部服從並且舍此再無他途的強制史，前提就在於普遍承認了強制權力的讓渡與行使，合法性在它自身明知道是非法的狀態下，也會因為普遍承認（即使它是壹種沒有選擇不得不承認的狀態而已）而生產普遍暴力，暴力可以生產財富，財富可以收買暴力，循環在這壹生態圈中的萬惡之首，結果卻登上了人間最高的神聖殿堂。人的社會身份公民身份，不得不消演在平庸且異化的社會人的大海之中。


倘若公民只能是法律身份而沒有外在的物質保證，公民就是奴隸，能夠提供這壹基礎保證的，只有絕對私有的財產權形式。現代社會的財產權關係如此複雜，最基本的是在分配關係中產生了的財產形式。如果有壹個國家，那些從事最危險最骯髒最繁重勞動的對象同時也是最輕易被剝奪自己勞動成果的人，那麼這個社會所需要的絕不是法律可能提供救濟的途徑，作為獨立的主體人，或者說是法律意義上的法人，他現在所需要的是如何才是壹個獨立的自然法人。


公民所尋求的人的社會自治領域是在行政治理上的公開競爭，這個領域的可能性既可以是法律形式的也可以是社會運動形式的，但壹個獨立的自然法人從脫離母體到追求他作為人的幸福的時候，這個過程指向社會財富的公開制度。社會的競爭對象，對主體的個體面臨著其他主體的競爭，對整體的社會則指向政府這壹人造物，唯壹壟斷暴力的無競爭主體也只有這壹個無形的法人，個體不得不面對壹個整體的社會及高踞于社會之上的政府的絕對壓迫，人的獨立如何可能？如果說上帝創世已經計劃了政府及政治權力這壹中立的公共機器，但人的罪性卻拋棄了政府本身必需的高貴品性，走向了權力壟斷與權力分配的異途，那麼上帝必然為每壹個主體也計劃了獨立的主權形式，這便是人權在行為學上的形而上器官：關於槍的持槍主權。現代世界第壹個憲政共同體在《獨立宣言》中所莊嚴宣告的公民抗暴權，拿什麼來抗暴？持槍權！槍杆子裏面出人權，人是需要普遍威懾的能力才能達至自然狀態的平衡，暴力只有在失去了壟斷性時才不成其為暴力，才有可能反過來保護人而不是侵犯人，在所有的普遍平等中，除了死亡，上帝難道沒有為人預備主權，確定絕對原則，自然正義。人的必死性在槍面前的現實平等，以根絕人的犯罪衝動，尤其是國家犯罪，權力犯罪，或犯罪本身不再受到指控？


人的良知有時候譴責暴力的殘忍與兇險，但卻無能為力，這樣壹種充滿悖論的現實困境在多大程度反映了人必須去做出選擇，做壹個獨立的人而不是壹個無主權的傀儡人？只有切身的危險或親人的強烈譴責可能最大限度的打動人的良知。不是死亡恐懼才是人唯壹的絕對驅動力，但死亡恐懼絕對是阻止犯罪的平等選擇，這就需要公民主體對另壹個權力主體從自然人的角度做出指控。


參照壹段對話形式來理解抗暴權的行使。


警察：我是某某某（出示警察證），現依法對妳進行傳喚，請妳如實回答我的提問。


我：我是某某某，現依法反問某某某警官，請問妳代表的權力機關經過選舉授權了沒有？倘若沒有經過選舉授權，那麼我有權不承認妳的合法性，並拒絕回答妳的任何問題。


這是壹種對等形式的理性反抗，僅僅把對方當做壹個獨立的人來看，而不是壹個權力人來看，不承認，不合作，不服從，以歷史合法性為最高旨意，僅僅承認自然法對人的有效性，不承認人為法對我的非法審判，當然也不承認審判人的合法性。


假如自身的對象也把自己視為壹個自然人而自覺的放棄了這壹場審訊，這種可能性不大可能在現實中發生而僅僅會是哲學思考的成果，但權力的囂張與狂妄極可能因為權力對人性的絕對腐蝕而惱羞成怒，暴力在此也成為權力發泄的唯壹選項，公民抗暴權在個體意義上的行使，也就只剩下了付諸自然正義的選項。倘若壹個政權不能為自然正義的安置提供有效的空間，那麼在整體上的公民抗暴權所需要做的壹件事就是推翻政府，無論法律的或者集體抗暴形式。


當然，現代憲政文明所找到的路徑是遊行示威權的行使。然而，面對他人的苦難集體挺身而出的大規模社會反抗運動，在人性的基礎上又在於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在我看來，當代西方社會對順從良知走上街頭的自由表達，僅僅因為天賦槍權所繼承下來的道德勇氣與良知正義，取消這壹上帝恩賜的主權，也將取消人的同情，因為即便是同情也需要勇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