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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曉農

在中國，計劃經濟的瓦解，市場交換的擴大，使收入分配出現了壹些撲朔迷離的結果，其中之壹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改革以前的1978年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是2.3：1，在改革中的收入差距曾壹度縮小，到1992年，城鄉收入之比是2.5：1，改革后的收入差距比改革前還大[1]。由於鄉鎮企業的快速成長，城鄉收入差距已不單純是工業、農業收入差距問題。農村經濟主要由市場調節，城市則還保留了社會主義大鍋飯，城鄉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兩種體制的收入差距。美國社會學家維克托 李（Victor Nee）的市場轉型理論認為，市場化改革應使完全依託市場的生產者在收入分配中佔據有利地位。但是，為什麼中國改革了十五年後，計劃經濟瓦解了，吃大鍋飯的城市職工反而比依託市場的農民越來越好？這個問題引導我們來具體分析改革后的中國經濟體制，它不再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又不太象市場經濟，那麼它是種什麼樣的體制？

壹.中國的新經濟體制：市場社會主義

分析中國的經濟體制，有不同角度。壹種常見的觀察方法是看改革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哪些部份消除了。本文採用另壹種方法，觀察在改革中社會主義制度的哪些部份保留未動，從而看它們是如何與市場型的經濟活動相互結合的。

中國的改革是選擇比較容易改的地方下手，然後進入了「攻堅」階段。從1988年中國開始大講「改革攻堅」，到1993年末，已歷時六載。我們可以用觀察非國營部門比重或計劃控制比重的相似方法，來判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部份有無變化。反映典型的「社會主義病」的幾個靈敏指標有收入膨脹、投資饑渴、公費消費，如果在國營部門這幾個現象毫無變化，就說明改革在國營部門收效甚微。這五年來，不管經濟是蕭條還是繁榮，國營部門員工收入的增長總是超過經濟增長，即使遇到企業利潤大幅跌落的年份工資獎金的平均水平也照樣提高。五年來，國營員工的工資獎金已經翻了壹番，是經濟成長率的壹倍。八十年代中國講「投資饑渴」主要是指國營企業不顧壹切爭固定資產投資，又不能善加利用，造成嚴重浪費。過去兩年的現實表明，國營企業的「投資饑渴症」更加嚴重，不僅繼續爭搶固定資產投資，而且越來越多的企業搶不到銀行短期貸款就活不下去。公費消費是過去五、六年來越來越興盛的現象，壹年公費吃喝開支在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吃喝水準甚至遠超過發達國家的飲宴水平，公費度假、公費出國旅遊也已蔚然成風，以至於美國東西岸兩大賭城中由中國來「訪問」的幹部流水不斷。從這幾個方面看，改革遠未治愈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病」。

由於計劃控制的逐漸瓦解，和非國營部門的擴大，中國的經濟體制確實已遠不是計劃經濟型的了，但是它也不是壹個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制度的轉型停留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半途中，保持著壹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狀態。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宣稱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證明了中國的改革將維持壹種非計劃經濟，也非市場經濟的中間狀態。在中國頗有影響的美國經濟學家科而奈給市場社會主義畫了幅像：「權力結構和居支配地位的公有制必須保留下來並與『市場』相結合。社會主義（即壹黨獨治、權力壟斷和公有制主導）加『市場』（即企業獨立性，企業間的合同關係，價格信號的效果）：這就是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混合型式」[2]。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與科而奈描繪的市場社會主義基本上是大同小異。市場社會主義誕生於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但卻在中國被戴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桂冠。

社會主義脫掉計劃經濟的外衣，留下權力與資源壟斷的本體，再與市場交換相結合，這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從中國版的市場社會主義中，可以看到兩大類特徵。第壹類源於社會主義，即政府保護下的壹部份人對資源、權力、機會的壟斷。這並不只是政府官員才有壟斷權，大部份的國營員工也有。這種壟斷壹方面是表現為我有妳沒有，我是國家幹部，政府給工作，給收入，給房子住，妳是農民，不受社會主義保護，社會主義的好處與妳無緣;另壹方面，壟斷又表現為擁有某種資源、權力、機會後就不會失去，幹部有鐵交椅，職工有鐵飯碗，鐵收入，鐵福利。這樣的壟斷使受保護的國營員工不耽心職位和收入會有朝壹日因市場變化而不保，又能無條件地享用諸多福利，他們感受不到逼迫他們努力工作的壓力。這就是為什麼留學生文學介紹了發達國家緊張的生活工作節奏后，在中國反而引起很多人對留學生的憐憫和對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眷戀。這種壟斷同時也意味著對私營經濟的壓抑，使私營業主時時耽心改革容許發展私營經濟不過是「養肥豬」，最終還是要「宰」[3]。中國私營經濟發展了十來年，養育了壹批富翁，但只見他們花錢賽富，不見他們把私營企業擴大，相反，還有私營企業要戴「紅帽子」，重走集體化、公有制之路的。

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同時也具有市場經濟的某些特徵，對金錢和利益的追求已被充份激發出來，商業交換滲透到經濟活動、社會關係中，競爭也出現了。但是，這樣的交換與競爭與市場經濟中的交換、競爭又不壹樣。在中國，不僅僅商品、勞動力可以交換，被壟斷的權力、資源、機會也都參与商業性交換，商業性交換因此與行政管理、公共事務服務相結合。官員以行政權力交換好處費，醫生用醫務質量交換紅包，教師用招生權交換獎金。四五年以前，比較多見的錢權交換是利用雙軌價格進行「官倒」，現在，錢權交換更廣泛、公開了，進出口許可證、批文、免稅指標、低息貸款、免費公地都是交換對象。與計劃經濟相比，經濟在這樣的交換中搞「活」了，壟斷權力、資源、機會的人也有了更多的發財機會。然而，在這樣的交換中，競爭壹方面是不同權力支配者之間的競爭，壹方面是權力壟斷者或組織與單打獨鬥的農民、私營業主的競爭，誰更容易在這樣的競爭中獲勝是顯然易見的。

中國有很多學者對市場社會主義產生的結果尖銳批評。壹位著名經濟學家說，中國搞經濟是三分權力經濟、三分關係經濟，剩下的四分才是貨幣經濟[4]。有人呼籲，權力不能進入市場[5]；有人警告，改革不要「新瓶裝舊酒」，搞走樣了[6]。如果以國際標準的市場經濟來衡量，中國在改革中形成的這個新經濟體制是走樣的；但假如按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子去套，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偏不倚正符合它，但是，市場社會主義不是市場經濟。中國有學者提出，市場經濟不是「筐」，不要把各種五花八門的做法都往這個「筐」里瞎裝[7]，這是針對目前中國上上下下大談市場經濟，實際做的卻不是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這壹情形而言的。隨著非國營部門的擴大，中國可不可能逐漸、自動地由市場社會主義轉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這裏的關鍵在於是否去除對權力、資源、機會的壟斷。

二.市場社會主義支配中的中國經濟

分清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為了討論概念，而是旨在準確地判斷中國經濟現況。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市場社會主義中，對經濟增長率需要不同的解析方法。

綜觀中國經濟，可以看到「五高壹低」的現象，即高居民貨幣收入（城市居民）─高儲蓄─高貸款─高產值─高庫存和資金佔壓─低效益[8]。這壹系列現象可以引導出不少重要的判斷。

首先可以分析高產值─高庫存─低效益。中國工業的高增長始終伴隨著產品結構落後、過度積壓，同時也未能阻止利潤率急速下降的趨勢。國營工業1983年利潤率高達百分之十五，到1992年已低到不足百分之三。利潤萎縮使得三分之壹到三分之二的國營企業經常處於虧損狀態。鄉鎮企業的利潤率也有下降趨勢。

正是由於利潤率過低，才出現高貸款支撐高產值，高產值維持必要利潤的局面。利潤率過低，只有把「餅」做「大」壹些，國營工業才能獲得用來發獎金、辦福利的起碼利潤，因此，工業本身只有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才能有高產值，低虧損。1993年上半年經濟過熱，工業盈利才稍見好轉，當年夏季稍稍緊壹下銀根，馬上十月份利潤下降百分之二十，虧損的企業又高達百分之四十。所以，儘管1993年下半年物價不斷上漲，政府也只得在秋季悄悄終止反通貨膨脹的政策。中國的工業已依賴於經濟過度膨脹，如果把需求調節到適度，國營工業就難以維持。

擴大貸款製造需求，支撐工業高增長，讓銀行擔負著越來越大的風險。由於過去幾年中，資源分配和政策優惠明顯偏向于保護城市，農民收入徘徊不增，負擔加重，農村消費市場清淡，無力推動經濟擴張，政府只能傾注大量貸款到城市投資項目，製造投資需求。然而，城市國營工業利潤率僅有百分之二到三，根本無力償還貸款，企業只借不還，債務負擔急劇上升，也同時加大了銀行的風險。銀行貸給國營企業的上萬億貸款收不回來，而且不得不每年追加新增貸款維持工業高增長，新增貸款投入得稍少壹點、或稍慢壹點，國營企業馬上「三角債」成堆，周轉不靈，陷入困境。

銀行之所以還能應付這壹局面，是因為儲蓄源源不斷。儲蓄主要來自城鎮居民，他們壹則收入增長快，二則福利多可以省去不少支出，所以有錢儲蓄。然而，他們的收入、福利增加快正是國營部門利潤萎縮的原因，中國經濟學界形容這個過程的術語是「工資侵蝕利潤」。

從短期來看，高收入─高儲蓄─多貸款─工業高增長─高收入這個循環是可以維持壹陣的。中國目前的穩定正是建立在這個循環之上的，也是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這個循環不再是單純由計劃經濟操縱的，但也不是市場經濟中應該出現的現象。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不可能無力還債還源源不斷借新債，利潤率快接近零了還繼續為員工加薪，銀行也不可能給大批長期虧損或無利可盈的企業年年提供大量貸款，讓它們得以為繼。只有在市場社會主義中，上述循環才可能存在。

以長期眼光看，市場社會主義體制不能充份改善效率，依賴於大量投資又無力遏止投資浪費與公費消費，再加上必須滿足城市裡的高收入慾望，因此必然是要靠傾注、消耗大筆財力來支撐的。中國改革的第壹個十年，靠財政花錢買人心，基本上掏空了財政的「家底」。到八十年代末，財政的正常收入只夠養活國營部門，成了「吃飯財政」，要靠舉債來維持最低限度的基礎設施投資。而進入九十年代后，財政連養活國營部門都已力不從心、捉襟見肘，凡是依靠財政撥款的機構都有經費不足之苦，必須另謀生財之道。

除了財政之外，社會主義還有另外兩個「大鍋飯」，即國營部門的資產和銀行資金，為了維持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穩定，這兩者也嚴重虧蝕。機電工業部不久前對機電行業大型國營企業的財務狀況調查表明，約半數企業已完全失去用自有利潤投資的能力，連資本折舊都無法補償，其「債務負擔逐年加重，償債能力持續下降」[9]。這是國營部門總體狀況的寫照，利潤萎縮還要維持員工高收入，只好大量貸款，不僅利息支出吃掉僅余的利潤，而且因無力償債，企業的凈資產（總資產扣除企業負債）也在減少。筆者的初步估計是，國營部門的凈資產率在1985年時約為百分之七十，現在則僅剩百分之三十左右。實際上，國營企業是把自己典押給銀行而維繫生存的。這樣中國的「破產法」也難實行，因為壹旦讓虧損企業破產，銀行作為主債權人將收不回資不抵債的那部份債權，結果常常可以看到銀行為了維持帳面上的債權而反對國營企業破產。如果國營部門的凈資產率進壹步下降，隨之而來的壹個問題是，國營部門的龐大資產在改革已逐漸耗損，所余無幾，壹旦將來中國要把國營部門私有化或全面股份化時，是私有化資產還是私有化債務，大批資不抵債的企業能賣給誰呢？看到了這壹點，就更容易理解，中國目前的穩定是以寅吃卯糧，未來潛在的不穩定為代價的。

不僅國營工商企業資產空殼化，銀行也有相似問題，正被財政和國營企業「掏空」。壹九九二年末，銀行帳面上的自有資產約二千億,但財政借了近三分之二，而且是有借無還，相當於銀行用自己的家底墊付了財政赤字，同時，財政對外貿、糧食、石油、煤炭等部門的虧損補貼也常常欠付，而讓銀行代墊，壹九九零年末累計已達二千二百億[10]。如果再加上國營部門在銀行的上千億爛帳，銀行的潛在虧蝕更大。

如果說，中國八十年代的穩定，很大程度上是財政花錢買來的，那麼，九十年代是銀行在扮演這個角色，用大量貸款買穩定。而銀行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把自有資本墊付掉，也把居民儲蓄的壹部份賠了進去。但是，銀行能不能長期用這種方式支撐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穩定，顯然是令人懷疑的。銀行這種「賠本買賣」是靠壟斷經營維持、政府信用支撐的，依賴於金融形勢穩定、儲蓄源源流入。然而，由於資本虧蝕、呆帳猛增，銀行不得不年復壹年過度投放貸款，以維持經濟增長，這本身卻可能破壞金融形勢，引發通貨膨脹，減少儲蓄。中國有學者警告，「下壹次的經濟危機很可能是併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11]，這絕非危言聳聽。

市場社會主義滿足了國營員工目前的收入慾望，避免了企業破產、社會福利縮減等不受歡迎的結果，維持了短期的社會穩定，但是賠掉了社會主義體制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家底，換來了中國經濟表面上的高增長。在這個分食社會主義「大餅」的過程之後，中國經濟要實現正常化仍然不可避免地面臨由市場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