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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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0月7日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國大陸的廣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嗎？
中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應當具有生存權，接受
教育的權利，身體健康的權利，免受歧視的權利，
當壹個人成年，他還應該具有選舉權，他可以自
由表達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勞動成果，
每壹個中國人都應當享有的言論自由權，結社自
由權，示威和靜坐權，遊行的權利。而這些列舉
的權利其全部的內容其目的在於保障每個中國人
壹個基本的權利，就是做人的權利，做壹個有尊
嚴的人的權利！
人權不是來源於某個開明君主的恩賜品，也不是
由自以為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極權組織的給予
物，而是自我們誕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
《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中指出的「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
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
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確認這些權利是源於人
身的固有尊嚴」，這些屬於天賦人權！
人權對於每個中國人的作用應該是不言而喻，能
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處貧窮的人也有機會改變自
身命運，公正的醫療保障我們的生命而不是面對
病魔束手待斃，諸如等等。然而，這壹切基本的
權利，靠什麼保障？靠那些專制制度下的道德高
尚者嗎？靠不住，絕對的權力是人權的敵人，它
本身就是無法無天的，它本身就來源於對公眾人
權的剝奪。絕對的權力即便對人們有所施捨，那
也是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陰謀。
毛澤東在 1946 年信誓旦旦地說：「只有建立在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
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 1949 年以後卻壹門
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導師，以暴力和欺騙的方式
強迫數億人每天背誦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
毛澤東曾壹時心血來潮，提倡「百家爭鳴，百花
齊放」的言論政策，但立即又發現這個政策給自
己帶來了麻煩，於是馬上翻臉不認人，把放膽放
言的幾十萬文化人關進「牛棚」，隨後毛澤東居
然無恥地宣稱自己是搞「陽謀」，而非陰謀；毛
澤東曾鼓勵「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
大辯論」，但這隻是鼓動群眾內鬥，借刀殺人，
目的是為了打到中共黨內其他領導人，如果誰膽
敢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矛頭對
准他本人，則死無葬身之地。中共黨員張志新批
評毛澤東引來殺身之禍，而且臨死前先被折磨致
瘋，被割喉致啞，這已是路人皆知。
絕對的權力導致的是絕對的腐敗，而又有多少人
可以在沒有監督的前提下能拒絕權力這種強腐蝕
劑的腐蝕。在毛澤東去世后，毛澤東的個人獨裁
和個人崇拜雖然沒有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方式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只是壹群人的領導代
替了壹個人的領導，只是壹群人代替毛澤東進行
統治從而演化成了壹個統治集團。沒有了毛澤東，
卻有了眾多的小毛澤東。人們現在可以看到，眾
多的省委書記都成了權傾壹時的封疆大吏，眾多
的縣委書記都成了獨霸壹方的割據諸侯。壓制信
仰自由，強取豪奪，野蠻拆遷，當官的欺負老百
姓，把上訪者關進勞教所，把異議者關進精神病
院，這都成了司空見慣。各級官員習慣於濫用法
律對付那些妨害他們攫取利益的人，但他們在必
要的時候總是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 1946 年 2 月
1 日曾這樣批評國民黨：「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
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
姓點燈。』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
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 政
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
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
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
高論，第壹步先 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
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
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
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 諾言來兌現，
從這壹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
信。」看看中國人民基本權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
現狀，這些話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動地還給那
些胡作非為的共產黨官員們。
面對剝奪基本人權的種種惡行，中國人民怎麼
辦？答案只有壹個：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來保
障我們基本的人權！只有當人民把國家的政治權
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們才能真正的保
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麼用？能讓老百姓
免於被掠奪，能讓貪官污吏難以伸手，能讓我們
的子孫後代像壹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有自由的
思想和獨立的人格，而不是作為壹個奴才和工具
困苦而渾噩的過壹輩子！
建立民主制度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同樣具有深遠的
意義。據聯合國的相關統計（2005 年），當今世
界的前二十位發達國家全部實行的是民主制度。
如果說，在經濟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擋的世界
潮流的話，那麼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經成為壹種
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偉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
生曾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
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為了壹種普世價值觀，在多
數國家實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況下，拒絕民主制
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馳，必將引起大多數國
家排斥。關於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國家的異同比
較，劉亞洲將軍的言論可謂精闢，他說：「今天，
日本有哪壹個政府官員敢用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妓
或腐敗曝光后執政黨敢不謝罪下台？而我們的貪
官污吏則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在今天這個信
息時代，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就站在全球
之巔的時代，彼方是信息無障礙地交流、碰撞、
激勵和競爭，而我方則是絞盡腦汁地封網、過濾、
鉗制和內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
族的創造力，而我方則是最大限度地將民間思想
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這彼我雙方兩種截然不同
的人文社會體制，難道不最終都會反映到國民的
綜合素質上？難道不最終都會落腳到綜合國力
上？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體就行，
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
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
革開放』，已經壹次又壹次地被證明是壹條將中
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
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
如果說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
和促進國家長遠發展，那麼殘酷的社會現實更讓
這壹目標顯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國，地火奔騰，
暗流涌動，任何壹個清醒的政治家都會意識到這
個國家所處的危機，嚴重的貧富分化所造就的激
烈的社會矛盾使中國如同壹個壓力越來越大的高
壓鍋。1992 年以來，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
社會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數群眾的生活
不僅沒有在發展中獲得相應的改善，而且要背負
高房價、高污染、高醫療費用、高教育費用和高
喪葬費用等各種負擔，這些負擔顯然都是經濟高
速發展所帶給他們的。包括農民、城鎮失業下崗
職工和普通的平民階層境況堪虞：大量的工人和
農民生活困苦，他們的基本權益難以得到切實有
效的維護；其社會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聲音
越來越弱，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逐步
被邊緣化了。如果說工人和農民生活困苦的感受
是直接的，那麼城市平民階層和學生階層也大多
覺得活得很累。所謂「改革」愈來愈成為「零和
博弈」——少數暴富者所得，即社會其他群體所
失。對壹個正常的社會而言，社會保障、義務教
育、公共衛生等直接關係到基本民生的頭等大事，
應當放在公共投入最為優先的位置。然而中國政
府不僅在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憐，而
且強行把教育、醫療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
共產品給「市場化」了。而這種「市場化」的壓
力即使是身處城市平民階層的人民也備感寒冷。
相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新的經濟壟斷、
政治壟斷和文化壟斷都形成了。特權盛行，腐敗
盛行，壟斷盛行，權錢交易盛行，有權的就發財，
有錢的也能當官，這已經眾所周知。更為可惡的
是，有權有勢的又收買大批御用文人為統治者大
唱讚歌，把各種不公正的現象都歸納為「中國特
色」所致，而把各種見縫插針的掠奪行為歸納為
「與國際接軌」。大多數觀察者對中國大陸現狀
的判斷是，為數不多的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特權
組成的利益集團已經使這個社會的公共管理失去
了公共性，同時又使所謂的市場失掉了起碼的公
平性。政治決策為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所左右，
政府有關部門成了權貴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
益集團操縱而成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眾在壹
定意義上已經成了任其魚肉宰割的人質，而有良
知的知識分子，其自由的表達權被悄悄扼殺，不
得不處於邊緣化的位置，很多為中國民主化呼籲
的社會良心多次鋃鐺入獄，卻又不為公眾所知。
至於民營企業和個人投資者，他們也和資本市場
壹起被權貴所控制，往往成為權貴集團操縱經濟
的犧牲品，甚至在民營企業家中間流傳著這樣壹
句話：「賺壹百萬是自己的，賺壹千萬是家族的，
賺壹個億就是共產黨的」，至於基層行政人員，
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維護國家機器運轉的成員，
其家庭和自身同樣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敘的各種
傷害，不能倖免。
民主制度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制度是萬萬不
能的。從田間地頭到街頭巷尾，人們都知道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體制
問題，也就是制度問題。網路上有壹位著名妓女，
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說過，不民主不行。做
自由的人，為自己做主，為社會做主，這是普世
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不是中國大陸人
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民主的
問題。歸根結底只有壹句話：還政於民，建立民
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華民族才能與世界人
民壹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為什麼壟斷利益集團要反對民主制度？
建立以憲法為框架，以人民主權和有限政府標尺，
以三權分立，普選，政黨競爭，言論自由和軍隊
國家化等為內容的民主制度，對於中國人民的未
來福利和國家的發展的無比重要性，任何壹個對
人民痛苦還報有同情態度的人，都不會漠然視之。
而令人驚訝的是，人們都能看到中共領導人的反
復聲明，他們喋喋不休地告訴公眾，堅決不實行
三權分立，堅決不實行多黨制，堅決不實行新聞
自由，堅決不實行軍隊國家化。那麼，為什麼壟
斷利益集團仍然對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強烈的仇視
態度？事實上，理念的認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
取捨更決定壟斷利益集團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
式。
在經歷「蘇東巨變」后，各國共產黨侵犯人民權
利和出賣國家主權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產主
義事業的崇高性也隨之蕩然無存。經過幾十年的
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迅速積累，
但這些過程都是圍繞權力體系進行的分贓過程，
富者恆富，窮者恆窮，底層民眾大多不相信所謂
共產主義的鬼話，而高層的統治者則花樣翻新，
藉機推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這些都
有效嗎？沒有。因為只有「特色」，沒有社會主
義，只有壟斷和掠奪，沒有公平和正義。壹個很
顯然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經擺
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並且轉化成壹個利益共同
體。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壹個幾無長
遠政治理想的政黨，只知道「發展」，只知道「穩
定」，這就有些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領導人常說「舊中國」有三座大山：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現在
我說，「新中國」也有三座大山：經濟精英、文
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們說的上不起學、看
不起病、養不起老，還說生不起、活不起，也死
不起，這些困境上面都有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說說經濟權貴這座大山。鄧小平先生髮起
了壹場改革，鼓勵壹部分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後
帶動全體中國人共同富裕，還說，如果不能共同
富裕，改革就算失敗。30 多年來，中國在走出貧
困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製造壹個又壹
個的超級富豪。從萬元戶——百萬富翁——千萬
富翁——億萬富翁，中國式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
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2003 年，中國共計有三千
位身價超過壹億元的億萬富豪。現在是 2008 年，
估計更多了，億萬富翁以超越社會發展的速度被
製造出來，無數暴發戶壹夜間積累的財富連世界
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國的超級富豪們也瞠目結舌。
多少年可以成就壹個貴族，多少年可以讓億萬富
豪的人數從 3 千到 5 萬，在當今中國通常只需要
兩年多壹點的時間，甚至更短。中國最窮的省份
之壹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 20 輛悍馬。中
國人剛剛越過 1000 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
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 多萬元的勞力士手錶，30
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 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
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
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
連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嘆弗如。法國產的「人
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泰國的色情服務業
是該國旅游業的支柱，光顧色情場所的中國富豪
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
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
在裏面壹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當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們壹擲千金時，他們有意
識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嗎？沒有。當美國的超級
富豪洛克菲勒壹邊啃著三明治麵包壹邊匆匆趕往
學校和慈善機構捐款時，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正
在五星級酒店裡喝人頭馬吃保護動物泡小情人。
當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數壹數二的超級富豪時，他
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賺來的巨款揮霍享受或是買個
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讓他的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公
司生產的小轎車，於是他給工人發高工資，還創
造了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
於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車上下班。中國是壹個
傳統的特權社會，富豪集團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
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遠見的富人不多。富
人的健忘表現在那些從底層社會起來的部分人忘
記了早期的艱難歲月；短視表現在不願用多餘的
財富回報社會，以為自己壓榨下去，就可以永遠
地富下去。當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
遠富下去，於是壓榨到壹定時期，就很聰明地攜
款出國，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為中國有這樣的富豪，所以中國人有更多
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軾先生提倡保護富人的時
候被眾怒所抨擊，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麼多殺
富濟貧式的平民起義，所以，中國富人的壽命也
很少能夠超過壹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過三代」
壹說。英美等文明國家即使有窮人殺富人的現象
也是個別的，通常不會釀成全社會性的貧民暴動。
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遠見，也不乏善心，他們把
賺來的大部分財富用來回報社會，比如比爾 蓋茨
先生就是這樣。這樣的富豪，誰還會想到要殺他
們？如果說中國的平民起義源於國民的仇富心
理，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心理，富人難道不是始
作甬者嗎？
其後，說說文化權貴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
來，中國歷史大部分時間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
形成壹禍，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託著社會的文
明理想，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都是走在社會最前
端的先進群體，怎麼能成為禍害？因為中國文
人喜歡自詡知識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
的知識分子。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以
獨立的身份，依靠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
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壹種公共良知、有
社會參与意識的壹群文化人。它與壹般的技術專
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是很不相同的。這
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知識分
子。從這個公認的概念可見，中國有很多文人，
他們可謂文化權貴，但絕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何謂「良知」？「良知」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
和捍衛真理、正義的勇氣，以及不為眼前的「功
利」所引誘而被世俗勢力所「收買」。可是，中
國的文化權貴都做了些什麼？以前，他們長袖
善舞，喜歡做帝王師，現在更加無畏無恥，他們
為了壹點小錢給貪官炮製塗脂抹粉的「假新聞」，
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以「知名人士」的身份為
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也有更多
的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
術家錄」，同時，有好多「醫學專家」在堂
而皇之地拿「藥品回扣」，有好多「高級教師」
在巧立名目地從學生口袋裡掏錢，有好多「經濟
學家」為了財閥的「紅包」在權威職位上說混話，
有好多文痞把黑社會頭目吹捧為大企業家……..
當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權力迫害的時
候，當異議人士遭到醜惡當局打壓的時候，當民
主人士者倡導普世價值而遭到精神身體上雙重圍
剿的時候，到處都有所謂的「文化權貴」活躍的
身影，但是，當權力應該遭到質疑的時候，他們
壹概啞口無言，似乎是壹群吐信的蛇把猙獰的面
孔收斂起來突然變成了溫順的烏龜，好象突然間
患了「集體失語症」！幾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學
家錢學森為畝產 10 萬斤論證，有郭沫若這樣的大
詩人為劊子手高唱頌歌，現在又有餘秋雨、司馬
南之流忙於為專制體制塗脂抹粉，但偏偏這些人
被「年輕壹代」稱做中國的良心，這恰好是中國
主流文化權貴深度墮落的真實寫照。即使放在今
天，魯迅先生的思想也壹點不落後，因為魯迅所
抨擊的壹切醜惡在今天都變本加厲地更加醜惡
了。今天的文化權貴比譚嗣同、魯迅那個時代要
多出百倍，可有幾個文化權貴擁有魯迅那樣的民
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有幾個不在「利誘」面前
拋棄人生的準則？有幾個擁有真正的「良知」？
然後，再說說政治權貴這座大山。中國是壹黨制
國家，政治權貴主要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壹小
撮」，廣大黨員算不上什麼，只是政治符號和壹
堆數字而已。在這之外還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
八個民主黨支部，他們與仲共黨內的政治權貴遙
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的政治權貴。中國的政
治權貴來源於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
的成果。前 30 年，他們以革命的名義掠奪，掠奪
公民的權利，掠奪國民的財富，掠奪人民的精神；
后 30 年，他們以改革的名義瓜分，瓜分公民的權
利，瓜分國民的財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
國民和人民，他們成了什麼？他們成了「草民」
和永遠的老百姓，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沒
有自己的權利，沒有自己的財富，沒有自己的精
神。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權利結
構，就有什麼樣的利害關係，就有什麼樣的文化，
和什麼樣的人性。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有什麼洋的政治權貴。反過來，這些政治權貴是既定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會死命地維護這個制度，
於是就會營造相應的文化氛圍，培養相應的國民
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陳雲說，權力只能交給革命者的後代，
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沒錯。目前中國的各級政權
都在各級太子黨的手裡，他們盤根錯節，利害攸
關，確實是少有政治權貴出來挑戰政治權力和政
治格局。看著各級大員都和前朝大員有血緣關係，
又和本朝大員有姻親關係，於是，有人說，所謂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國人
民的人站起來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前，
陳勝和吳廣問過這話，現在似乎又有人問了。有
官員去農村調查，問農民：妳們缺什麼？農民回
答：我們缺陳勝和吳廣。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就
是因為草民沒有權利，導致官僚為所欲為，然後
掀起革命，毛澤東曾經說民主可以走出這樣的治
亂循環，但是很明顯，中國還在這樣的循環中難
以自拔。
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之子李勃的壹句名言：「高
乾子弟哪個不做生意，錢少就乾脆別
在『太子黨』里混，別的高幹子弟也瞧不起妳」。
省長之子如是說，市長之子也如是說，縣長鄉長
局長的孩子們都在如是說。有哪個省長市長縣長
鄉長局長的孩子們在社會的底層呢？沒有。革命
者的後代繼承了革命的成果。龍生龍，鳳生鳳，
革命的後代玩權玩錢如玩命。老壹代革命家的后
人，我們都知道他們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們發
多大的財；新壹代的改革領袖，那些「核心」的
兒孫親屬也不甘示弱，後來居上，壹個個都在權
力場和金錢場賺了個盆滿盂溢，又在文化場混了
個趾高氣揚。
吃人的，究竟還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
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 60 年
來，權貴們通過前 30 年的繼續革命鞏固了對權力
操控、對財富掠奪和人格的蹂躪也踐踏，通過後
30 年的摸石頭改革進壹步徹底瓜分了社會財富、
國家權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權貴、經濟權貴和文
化權貴，他們三位壹體，相互連帶，相互重疊，
相互捧場，綁架了中國的國家公民價值觀、公民
利益和國家道德。如此壹些權貴用權力、金錢和
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綁在壹起，然後有用親情使大
家血濃於水，厲害攸關，共進共退，這就形成了
壹個權貴集團。這個權貴集團凌駕在 90%的國人
之上，壟斷了權力、金錢和國運。更可悲的是，
在權貴壹脈相承和血脈相傳的同時，下層百姓的
貧窮也在世襲。窮者恆窮，富者恆富；弱者恆弱，
強者恆強，這是最大的腐敗，這是最惡的腐敗，
比皇上復辟還要腐敗。
今天中國的矛盾絕非中共所標榜的「社會生產和
人民需求」，這壹簡單的物化標準顯然是欲蓋彌
彰。今天中國最大的社會矛盾實是和特權家族和
世襲家族和廣大的人民的對立，也就是官民矛盾。
這壹矛盾的焦點就是對利益分配權的爭奪。由是，
我們似乎對特權集團為什麼要反對民主制度的本
質有了進壹步的認識。沒有別的，特權集團就是
出於貪婪而不願意放棄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
的存在可以讓他們輕易的獲取源源不斷的利益，
那麼讓他們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揮刀自宮般痛
苦。
中國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和東歐各國相繼發生民
主變革，在經歷種種陣痛之後，先後從專制國家
轉變為民主國家。這壹系列變革被國際社會稱為
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漸漸
退去的同時，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醞釀，
至二十壹世紀壹零年代，北非中東各國又出現此
起彼伏的抗議運動，人們普遍地反對專制，要求
民主。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西亞南部地區西迪
布吉德壹名 26 歲的街頭小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
對待（該青年大學研究生畢業，只因經濟不景氣
無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經濟負擔的重壓下，無奈
做起小販）。在遭到粗暴對待后，該青年自焚抗
議，因傷勢太重，不治身亡。這名青年的過世，
在激起突尼西亞人同情心的同時，也激起了突尼西亞
人長期以來潛藏的對政府、社會生活的嚴重不滿，
當地居民開始了要求總統本-阿里下台的持續抗
議活動，並演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社會騷亂。
總統本·阿里被迫選擇離開突尼西亞，前往沙特避
難，總理加努希出任臨時總統。在阿拉伯國家，
這是第壹次政權因為民眾抗議而倒台。由於突尼
斯的國花是茉莉花，這場政變也被稱為「茉莉花
革命」。緊接著，這股紅色革命開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埃及大批民眾在全國多個城
市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壹些地區的抗議活動甚至演變成了血腥衝突。繼
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應開始傳導至北非
和中東的諸多國家，包括、利比亞、巴林、
阿爾及利亞、伊朗等伊斯蘭國家。主要城市
爆發大規模的遊行，巴林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
伊朗舉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從這些國家可以看
出壹個共性，內亂有著深厚的社會、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這些國家經濟形勢嚴峻，經濟增長緩
慢，失業率和通脹率都比較高表。就突尼西亞國家
而言，2010 年突尼西亞的經濟增長率為 3.4％，失業
率達 14％，其中有 30％是年輕人，另有資料指青
年失業率可能高達 52%；除此之外，通貨膨脹率
達到 4.5%左右，超過歷史上 3%的均值水平，侵
蝕了居民的購買力，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和未就業
群體。再說埃及，據統計資料數據顯示，埃及目
前有 8000 萬人口，埃及的失業率 9.7%，而失業
者中，90%是青年。此外，該國通貨膨脹率高達
12.8%, 40%的人生活費每天不足 2 美元。中東很
多國家都存在這種類似社會問題。
更為主要也更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東發生「茉
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統
治者獨裁，政府腐敗。在經過長期與政治自由和
民主無緣之後，民眾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
如在突尼西亞，本阿里擔任總統長達 23 年，因高度
集權、拒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遭受批評。長期
以來體制僵化、改革滯后嚴重引發了社會矛盾的
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黨獲得了壟斷利益，民
怨越來越大，最終令其徹底喪失了執政的基礎。
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聲稱，他們希望獲得更廣泛
的政治自由與徹底改革。他們還要求政府向議會
移交更多的決定權，並結束王室對政府高層職位
的壟斷。至於卡扎菲就更不用說了，他執掌利比
亞政權 40 年左右，並且在執政期間進行過恐怖活
動，乃是壹個瘋子。更為惡劣的是，卡扎菲居然
對利比亞起義的人們進行武裝空襲，這也是史無
前例的。從社會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東發生
「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民眾普遍比較貧窮，
而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則富可敵國，比如利比亞
只是壹個 800 萬人口的小國，但僅僅卡扎菲家族
存在別國的財產就達到 800 億美元以上。
人們都還記得蘇聯東歐發生巨變以後，這些國家
經歷了短暫的轉型困難期，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曾
經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分析，認為都是革命惹的
禍，都是民主惹的禍，似乎非「中國模式」不能
解決發展與穩定的問題。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最
後幾年，中國官方媒體關於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
報道少了，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社會已經矛盾重
重，而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發展起來了，人民幸福
指數提高了。
世界銀行提供的報告中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
「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從 1999 年至
2006 年，年均增長速度約 6％，經濟總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支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實際的增長，超過
了 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
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 GDP 的增長速度，
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了
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
10800 盧布，約合人民幣 3650 元。其中莫斯科人
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 2 萬盧布，摺合人民幣
6700 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
在 9500 至 10000 盧布(人民帀 3200 至 3360 元)之
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 GDP 的增長速度，只
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壹個方面。另壹
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
府，將三分之壹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
救濟等社會領域的。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壹套完善
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
等弱勢人群，也扎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
果。
可以這樣說，今日的俄羅斯，「貧窮」是相對的，
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民選的官員，
拚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
羅斯政府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
樣情勢下，在經濟恢復了的俄羅斯，想當窮人，
不容易做到。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
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 年前
俄可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
2020 年前，人均 GDP 可達 29400 美元。我們再看
看劇變后的東歐，到了 2006 年已經有二個國家人
均 GDP 已經超過 10000 美元,其餘國家人均 GDP
全部超過 5000 美元，據世界銀行預測，在 2020
年左右,東歐國家將全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北非和中東發生「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其
革命還在進行中，革命的後果還有待繼續觀察，
但是可以斷言，革命對北非和中東人民來說，只
會更好，不會更糟。這世界沒有比專制更糟糕的
東西，也沒有比「富者恆富，窮者恆窮」更糟糕
的東西。人們也許能壹時忍受貧窮和奴役，但不
會永久地忍受貧窮和奴役，這是人類歷史最基本
的經驗。所以人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
擁有了主宰自己的權利，只要人民擁有了管理國
家的權力，北非和中東各國的前景壹定是美好的。
既然前蘇聯和前東歐地區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轉型
以後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北非和中東地區
的人民在民主轉型以後也壹定可以過上自由民主
的生活。
好，我們把話題回到中國。在壹定意義上說，中
國是壹個相當特殊的國家，它有數千年的專制統
治歷史，也有數十年類似蘇聯東歐的共產極權歷
史，也有數十年類似北非中東特權集團禍國的歷
史。數千年專制統治的經驗，它有；紅色極權統
治的經驗，它有，特權集團統治的經驗，它也有。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在極力地防範別人取代它的統
治，任何專制統治者都在極力地防範人民爭取自
由，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也不例外，它防範蘇聯東
歐的轉型模式在中國出現，它防範北非中東的轉
型模式在中國出現，它防範壹切可能的民主轉型
方式在中國出現。但是人們能看到，中國具有前
蘇聯和東歐曾出現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東正
在出現的重重矛盾，這是要命的地方。過去的壹
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學者認為北非和中東的
民主化道路最難開闢，其理由或者歸咎於宗教因
素，或者歸咎於文化因素，但現在北非和中東發
生「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已經證明沒有什麼
東西能擋住自由的吸引力。結論是壹樣的，沒有
什麼東西能永久遮擋住中國人民追求自由的目
光，我們放眼望去，中國的台灣部分已經民主了，
大陸部分沒道理不行。
有點政治常識的人壹般知道關於「永遠的利益」
這句話，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利益！普羅大眾
需要建立民主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
障對自身所創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權。而專制社會
中的既得利益者則通過專制制度來攫取非法利
益，他們需要保障並強化專制制度的存在，因為
這比壹切關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更來得實在。
通過專制制度確立的分配權對壟斷利益集團的意
義比建設壹個人民政黨更更為重大，基於這壹利
益的本能驅使讓「中共組織」這壹龐然大物不成
其為壹個信仰主義政黨，也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
意識形態政黨，其實質成為壹個超越于政府，人
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級組織。壟斷利益集團通過這
壹超級組織維持了專制制度的存在，從而保證了
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斷。
中國古代有句話叫：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乃天下
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說這句話還只是
表現出樸素的民本思想的話。那麼，現時但凡有
壹點民主常識的人來看，政府不過是民眾推選出
來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務機構，那麼執政權的更替
就是壹件極為正常的話。打個比方，這就彷彿業
主和物業公司的關係，業主對物業公司的服務不
滿意，當然要剝奪其管理資格，換另壹個物業公
司。如果壹個被業主認為不合格的物業公司說，
那把我們公司的經理換個人，還得我們來做。那
業主完全有權選擇否定。特權集團並不這麼看，
他們把政權當成私人財產決不肯放手，他們身處
現代，而思想卻是極為陳舊。在他們看來，天下
是父輩拿鮮血換來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
這壹點，看看父傳子的金家王朝和兄傳弟的古巴
則尤為印象深刻。另壹方面，如果說貪婪、短視
和自私還不足讓特權集團底氣十足的話，那麼對
掌握在手的暴力機器的迷信則可讓他們如打了壹
枝強心針，這壹點可以從統治者對人民越來越習
慣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發展讓「革命」
表面上似乎變得困難許多，事實上真是這樣嗎？
不是的。別忘記前蘇聯曾經是第二軍事強國。
人們也許能壹時忍受貧窮和奴役，但不會永久地
忍受貧窮和奴役，這是人類歷史最基本的經驗。
中國人民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進行中國式的社會
轉型，這或許還不確定，但民主的浪潮壹定會波
及中國的海岸，這是確定的。毛澤東曾說過壹句
話：高貴者最卑賤，卑微者最高貴！這句話某種
意義上是有壹定道理的，我們不必因人廢言。壟
斷利益集團獲得利益是如此輕易，這讓他們內心
很容易膨脹，自以為能力超人，而他們時時處於
自己締造的封閉的獨立王國中，也讓他們目光短
淺，不以開眼看世界的心態了解社會現實和世界
潮流。內心膨脹和目光短淺的結合使特權集團無
法認識到壹個簡單道理：放棄壹部分利益固然使
他們失去這部分的利益，卻可以使他們保有自身
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獨佔所有利益必將使他們失
去壹切利益，這壹道理已經被歷史證明過無數次。
特權使他們短視，而短視使他們看不清歷史發展
的潮流，那麼最終他們會被歷史潮流所淹沒，這
也沒辦法。
中國大陸有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嗎？
反對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壹種不太新鮮的
說法：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實行民主！這種說法不
新鮮，是因為滿腦子專制思想的袁世凱也曾以此
作為他當皇帝的理由。抗戰時期，中共新華社也
唱高調反駁這種論點，說：「不能因國民程度不
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
民。」
認為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的人並沒直接說中國的
國情是不是就適合專制，但從他們列舉的理由中
我們不難看出持此論點的人是贊成專制制度。比
如說：「中國人太愚昧落後，不適合實行民主」，
又比如說「中國人口太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現
階段實行民主不現實」，又或「中國人長期受專
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適合實行民主」，如此理
由，不壹而列。總之而言，在反對建立民主制度
的人眼裡，中國的教育落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和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可以成為中國必須繼續實行
專制制度的理由。
「中國人太愚昧落後，不適合實行民主」這顯然
是荒謬的說法，民主是壹種基本權利，這種權利
既是高「素質」的人應該擁有的，也應該是「低
素質」的人同樣擁有的。那種把人分為三六九等，
體現的是權貴集團內心的等級觀念。在專制制度
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稱為民
主人士，他們大多都在當局的監獄里，所以中國
不可能等到把每個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後
才去實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
與人的素質沒有什麼關係，相反，人的高素質是
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來的。如果談到「愚昧」，
當歐美國家在兩三百年前實行民主的時候，它們
的人民對於民主的認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國人
不知要落後多少倍！然而它們都成功地實行了民
主。今天，連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國更落
后的非洲國家都在進行民主實踐，怎麼能以中國
人的愚昧落後為由拒絕實行民主呢？恰恰相反，
正因為人們愚昧落後才需要立即實行民主，因為
民主實踐過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們擺脫愚昧落
后、邁進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實踐過程本身也
是最好的教育人們儘快懂得民主的唯壹途徑。
「中國人口太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現階
段實行民主不現實」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腳的，論
人口，總量大的國家不少，人口密度大於中國和
平均資源少於中國的民主國家也比比皆是；至於
說經濟發展不平衡，也是頗為荒謬的，任何壹個
國家的不同地區由於地理，資源，人文諸多因素
的不同必然導致經濟發展不相同。關於人口和經
濟發展，我們不妨舉個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國
差不多，建國之初和中國情況相同，其國土面積
只是中國的三分之壹，印度實行民主 50 多年，也
沒有出現全國混亂。相反，沒有實行民主的中國
在 50 年的時間里，出現了無數慘絕人環的政治動
亂。這說明只有實行民主才能解決人口多所產生
的問題，只有實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導致
的混亂。因此，實行民主與人口多少無關。
至於說「中國人長期受專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
適合實行民主」的說法更是不通。的確，中國有
漫長的專制制度統治時期，然而，過去是專制制
度，並不表示中國現在和將來還必須在專制制度
統治下度過，不管是它是以君權神授或自任代表
的理由。請問世界上，又有哪壹個民主國家建立
前不是實行的專制制度呢？法國，英國等等，這
些國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實行的專制制度；而
受中國專制文化傳統熏陶的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
人（台灣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華人）、韓
國人和日本人都能實行民主，為什麼大陸就不適
合實行民主呢？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已經證明：民
主制度適合在任何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實行，實
行民主與否同壹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沒有關係。如
果「中國人長期受專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適合
實行民主」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繼續專制的
結果就是今後的中國更不能實行民主制度，這豈
不荒謬？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的國情是否具備建立民主制
度的條件？答案是肯定的！
第壹：世界各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中國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今天全球的民主國家以達
到壹百多個，這些國家中既有數百年民主史的「古
老」的民主國家，也有剛剛開始民主進程的新國
家；既有經濟實力超強的大國，也有經濟實力弱
小的小國；既有東方傳統文化習慣的國家，也有
沒有歷史包袱的新興獨立國家；既有人口密度極
大的國家，也有低廣人稀少的國家。這壹百多個
個民主國家的國情所具有的多樣性，使中國在建
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時候可以獲得寶貴的經驗，正
如古人說的「以人為鑒，可明得失；以史為鑒，
可知興替。」全球的民主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將為
中國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寶貴的借鑒。
第二：中國台灣地區人民可以為大陸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諸多的參考和幫助；中國大陸建立民主制
度還具有壹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可以獲得台
灣同胞的幫助。
台灣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
可圈可點，台灣人民比大陸人民幸福在於他們不
但取得了令人艷羨的經濟成就，更擁有廣泛的民
主權利。在「民主制度統壹中國」后，台灣人民
在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中將發揮極大作用。
第三；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如民主選舉等具體操作
有了更多依靠；隨著科技的發展，新技術和先進
工具的運用，民主選舉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
斷增強，從而顯得更傾向於公平；資訊的發展讓
政黨和候選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進的傳播工
具（例如網際網路）也為人民的言論自由的表達提
供廣闊的空間。今天的時代不再是「豆選」時代
或「馬車競選」時代，科技的發展必然為人民運
用自己的權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國社會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上蹣跚三十
多年，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本性沒有改變，中國
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本質上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
是時代和時代符號。貧富分化嚴重，官民矛盾激
化，吏治更加腐敗。中國人民面對的是壹個企圖
解決市場問題的壟斷體制，這個體制註定是壹個
不能解決問題但又在不斷製造問題的體制。壹個
衝突重重的社會是不可持續的，但其問題並不是
永久不可解決，而是在等待解決的時機，關鍵是
人們用什麼方式去解決它。隨著中國民間力量的
壯大和民間政治的成熟，民間的活躍力量已經成
為推動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們活躍在學術研
討會、網際網路、民間教會和各種藝術展示活動中，
不斷提出改變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合理要求，
並且是不斷用新的方式表達出來。在民間社會的
努力下，特權集團的合法性危機正在積累，如果
發展成政治危機，那麼現在的統治方式是不可能
延續的。中國的未來在技術層面上不確定的因素
很多，但是在總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
法治和憲政的公民社會。現代世界沒有為我們提
供別的可行選項。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下民易
虐 ，上天難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護佑。
時代在進步，人民在覺悟，大陸的中國人已經越
來越意識到民主權利對於自己的重要性。從中國
大陸壹些農村基層選舉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對
公正選舉的極大熱情和參與感，而城鄉之間的流
動使得國人不在處於閉塞狀態，他們可以共享和
交流信息。壹旦建立民主制度，這些將成為推動
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內部因素。同時，民主化的世
界潮流讓我國建立民主制度沒有外部阻力，而可
期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更多幫助。
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早期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邊國家的抵制，因為那個
時候大部分國家都是專制國家，壹旦有民主化的
嘗試，就必將遭受專制力量的聯合圍剿。這樣的
事例在現代也有，人們也許還記得二十世紀中期
的國際局勢，當「社會主義陣營」興盛的時候，
捷克和匈牙利等國進行了民主化嘗試，確遭到蘇
聯中國的聯合打壓，直至把主張民主改革的力量
關進監獄才肯罷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經成
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近幾十年來，只有頑固
堅持獨裁的專制國家遭受國際社會制裁，而從沒
有見那個國家因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圍追
堵截」，當蘇聯東歐人民追求自由的時候，全世
界都在支持，當北非中東人民追求自由的時候，
全人類都在喝彩。因此，佔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
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也將是國際社會樂見其成的事
情，中國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壹旦開
始民主化進程，世界各國給予物質和人員的幫助
也是可預見的。這是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
利因素。
綜合以上對「國情」的分析，我們便不難得出壹
個初步的結論：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民主制度的
現實條件。今後，最關鍵的就是時機把握和力量
積累，最關鍵的就是進行持久的政治反對。只要
中國人民繼續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鎖，
什麼也不會失去。
北非和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已經表明，不管妳經濟
發展得多好，也不管妳有多少穩定的方案，人們
對專制腐敗的政府依然是不願意接受的。「中國
模式論」是與普世價值和世界文明對立，這種模
式其實就是專制統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國、日本
和前蘇聯就這麼壹路過來，走向了民主。只要敢
于與命運抗爭，就能改變命運。要相信中國人民
也行。
為什麼政治反對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轉
型？
壹種片面的政治觀曾經長久地佔據著人們的心
靈，即認為政治的本質乃是權力鬥爭，與普通人
無關。在壹個少數人掌握權力、而大多數人處於
政治上的被動地位的時代，這種說法貌似是正確
的。在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宮廷中壹顰壹笑
壹震怒，宮廷外可能有千百萬人就開始忙碌起來
了，甚至可能無數人要為此流淚流血。但這是與
普通人無關嗎？顯然不是。在專制社會裡很多人
似乎遠離政治，貌似與政治無關，但這僅僅意味
著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沒有主動權而已，事實上，
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所有人的生活，也包
括對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時代，毛澤東壹句話就是最高指示，
必須在 24 小時內傳達到全國的工廠和鄉村，數億
人要頂禮傾聽，然後高呼「毛主席萬歲」，這就
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普通人的影響。但是大飢荒時
代，中國大陸因激進政策而餓死了幾千萬人，毛
澤東卻總結說，錯誤只是壹個小指頭，成績依然
是九個指頭，這就是億萬人的政治對毛澤東的影
響。正是因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們
往往會認為自己的生活中沒有政治。另壹方面，
在專制獨裁的社會中，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政治權
利，在對政治的主動決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
這時候，政治被縮減為統治者的個人慾望、宮廷
貴族的冷血陰謀。醜陋骯髒的專制政治會促使大
部分人努力遠離它，以免遭它的傷害，所以人們
會覺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鹽醬醋，只有衣食住
行，只有生老病死，沒有政治。這也印證了壹個
道理：如果妳有意無意地諱談政治，那麼妳自己
就可以斷定自己生活在壹個專制極權時代。
把政治視為「權術」、「統治術」。認為政治是
為爭奪權力和施展謀略和玩弄權術的活動，這就
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的主要特點。重要的政治學家
比如馬基雅維里和韓非都在宣洩這樣的政治觀
點，直至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它對政治的認定
依然是：政治是為了獲得、保持、奪取權力的各
種活動的總稱。也就是說，在此之前的政治，大
多是權力的存在，而很難看到權利的影子。但是
自從法國大革命開始，這個世界經歷了壹波又壹
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
民享，這些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越來越制度化，
至今公民社會已經漸漸成為現實，以平等公民權
利為基礎，以自治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社會已
經初見端倪。在公民社會中，不僅權力是政治，
權利也是政治。當公民們就公共事務自由發表看
法的時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當公民們就誰當
國家總統進行投票的時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
當公民們因不滿意某種社會現象而上街抗議的時
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
中國知名學者于建嶸先生最近在不同場合多次公
開宣稱出現政治反對派會撕裂中國，對壹個現代
學者來說，這是壹種奇怪的邏輯。政治既可以是
擁護某種權力或權利的主張，也可以是反對某種
權力或權利的主張。政治壟斷就是只允許擁護某
種政治主張，不允許反對某種政治主張，但是自
己又不得不永無休止地反對別人的政治主張，也
就是所謂專政。反對派的存在從來就是壹個事實，
沒有反對派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問題，只有反對派
以什麼方式存在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政治反
對從來就是壹個常態。政治本就是雙方和多方的
事情，並不存在反對派獨臂擎天就能撕裂國家和
社會的問題，如果國家和社會真的被撕裂了，那
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當權者的事情。
缺少了反對派參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
權力的施捨，如果權力施捨不夠，就會發生動蕩，
在這樣壹種情況下，把撕裂社會的責任歸咎於政
治反對是荒唐的結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
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六四事件撕裂了
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法輪功事件撕裂
了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跑馬圈地和野
蠻拆遷撕裂了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美
國的政治反對派存在了 200 多年怎麼就沒有撕裂
美國？歐洲的政治反對派存在了這麼長時間，怎
么還促成了歐盟的統壹？這是于建嶸先生必須思
考的壹些問題。
年紀大些的人都還記得，毛澤東曾經鼓勵人們積
極參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帥，但是毛
澤東並不允許人們自由地參与政治，進行政治表
態，他要求人們跟著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誰全
國都要跟著喊口號，誰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確，就
要接受批鬥。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路線后，放棄
了毛澤東的壹些做法，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漸漸地，國人也由「政治掛
帥」轉為「不問政治」。但是中國大陸沿著鄧小
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走了幾十年後，巨大的社會問
題出來了，貧富分化，吏治腐敗，官民矛盾，所
有這壹切問題依靠現行體制已經無法解決，必須
進行政治解決。但是特權集團不這樣想，他們要
在現行體制下求得穩定，求得發展，以利自己。
他們不鼓勵甚至不允許人們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不允許人們有任何多餘的權力和權利訴求，《憲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
和抗議自由，但這些自由在現實中被完全剝奪了。
在高壓之下，人們的表達權利空間很小，各種訴
求難得放大的機會，這就使人們的基本利益無從
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無從保障的情況下，人們
也逐漸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
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長久地得到這些利益
就要進行政治反對。在壹個專制社會裡，政治反
對就是油鹽醬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對那些不自由的人來說，政治反對就意味者掙扎，
這會給特權集團帶來統治的難度；對特權集團來
說，政治反對意味著被揭露，這會消解特權集團
的統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對的聲音足夠強大，
民間就會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
果當局的統治合法性逐漸消解，它的信心、智慧
和力量都會降低，此消彼長，總有迎來走向自由
的那壹刻。沒有哪個專制政權能在普遍的反對中
永遠屹立不倒，世界上這麼多民主國家都不是天
生的，它們原來也是專制的，但是，人民在掙扎，
在反抗，在進行政治反對，它們就民主了。蘇聯
東歐曾經象專制統治的黑幕壹樣，但畢竟黑幕揭
開了，人民自由了，這都有賴於勇敢智慧的敢於
進行政治反對的人民。中國人民前面的道路雖然
坎坷，但還是要走這麼壹條政治反對的路線。毛
澤東說：「掃帚不到灰塵照列不會自己跑掉」，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特權集團，妳不反對它，是
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
全球化時代的網際網路和其他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
帶來了壹個新的平台，人們利用這個平台積極地
參与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問題問總
理」這樣壹類欄目，比如發帖和跟帖，比如私人
網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這些新媒體的應
用讓國人直接參与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從中
可以觀察到，國人對政治的關注度其實很高，他
們甚至會切入壹些看似很敏感的話題，結果導致
「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國人頂著壓力通過互
聯網參政議政的同時，新媒體的發展也給官員們
帶來了壹定的壓力，比如，官員腐敗被網路曝光，
代表委員出言不慎引來「拍磚」，從某種
程度上來說，中國式的監督在過去主要是組織監
督，而現在則是組織監督和社會監督。而這些是，
只有在新媒體時代才面臨的課題。
中國幾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輪迴，至今不變，但
是具體到每壹個皇朝更替輪迴的方式，人們會發
現，交替之際顛復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說，
每壹個皇朝的更替都不會完全重複上壹個王朝的
軌跡。皇朝雖會復滅，但前朝的教訓依然是最重
要的教訓，每壹個當朝的統治者都會對前朝的教
訓有所警覺。現在的中國是共產黨執掌政權，它
會吸取國民黨在大陸敗亡的教訓，這就可以肯定
地說，不到萬不得已，共產黨不會給反對派辦報
紙的機會；不會給反對派建立民主黨派的機會；
因為他們是靠盧布起家的，所以也輕易不會給妳
壹個接受外援的輕鬆機會。中國社會的轉型時必
然的，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也必
然是中國未來的方向，這個世界沒有別的選項供
我們選擇。那麼，我們中國怎麼辦呢？現在可以
說，有了網際網路和新媒體，也就有了更多的進行
反對的新機會，那麼中國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去改變現行的權力和權利結構。
缺少了反對派參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極端的政
治，只能是更加獨裁的政治，在現代社會中，這
樣的政治才是撕裂社會的權力根源。缺少了反對
派參与的政治，是壹種缺少了約束的政治。權力
在不受約束的時候就如魔鬼舞動的長鞭，每壹次
甩動都是撕裂社會的壹擊。中國當今的權貴之所
以能形成利益集團，就是因為他們相互產生聯繫，
但這些聯繫也會發生變化。利益既然會使他們凝
聚在壹起，也就會使他們分化，併產生爭奪。而
這時候，他們誰也無從在中國政治舞台獨自表演，
於是他們在適當的時候依靠民間的反對派存在，
就要從民間的反對派里汲取新的血液，雖然現在
還不是適當的時候。獨裁在堅持，反對也應該堅
持，反對派也應該承擔起社會的責任，不能叫專
制統治者撕裂這個社會。
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不能指望統治者良心發現，
也不能指望「穩定」前行，必須依靠公民覺悟逐
漸啟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漸掘起，其中反對派的振
作是最重要的和最關鍵的。未來中國的制度變革
還要從反對開始，那麼，反對就應該是從每壹個
想做公民的人開始，反對就應該從異議人士和維
權人士開始。人們應該相信，沒有哪個專制政權
能在普遍的反對中永遠屹立不倒。權貴能把鈔票
存到外國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
們更多的國人不能，我們必須為實現民主這個事
情負起責任，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天賦
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我們已經被奴役，生活在
壹個處處透著邪氣的世界，但我們的子孫應該生
活在壹個正氣的世界，歷史事實和現實情況促使
我們覺醒，履行公民義務，爭取公民權益，是我
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不以言輕而不吶喊，不
以位卑而不爭取，當爭取民主的呼聲響徹雲霄時，
當爭取民主的呼聲震撼大地時，「民有、民享、
民治」的理想就壹定能夠實現。
為什麼說實現民主轉型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
思想？
鄧小平上台後做的壹件大事就是徹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似乎否定到「沒壹點對」。但是，鄧小平
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徹底，他沒有否定毛澤東思
想，只是用政治實用主義的手法重新解釋了毛澤
東思想。
在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的御用班子搞出了「鄧小
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胡錦
濤的御用班子又搞出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
官方稱它們是毛澤東思想的延續和有機組成部
分。事實上，這樣的定位也是比較準確的。表面
上來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學發展觀」都沒有相應哲學基礎和龐大
理論體系，只是壹些現實政策的組合，經過御用
文人的加工就寫進了中共憲法和中共黨章。從其
實質效用上來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也只能是毛澤
東思想的壹部分，因為它們都是跟隨在毛澤東思
想之後為專制制度的新發展做理論背書而已。也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所採取的都是武斷
強推之方法，以至動用武裝警察維持所謂「理論」
的落實。行之實曰「拆遷」，美其名曰「維穩」，
尋租歸宗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什麼是列寧主義？答案其實很清晰，列寧主義就
是用民主集中制建黨，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用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政權。毛澤東看見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成了導師，能指導世界革命，
他也想當個導師，於是劉少奇和林彪等人就大肆
鼓吹毛澤東思想。壹開始，斯大林還活著，毛澤
東不敢胡鬧，所以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
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理論」，很簡單，對馬列和斯
大林都沒有僭越。後來斯大林去世了，毛澤東覬
覦斯大林成為世界革命總導師的地位，再加上中
國共產黨人想為文化大革命做壹件美麗的理論依據，所以毛澤東思想又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
續革命的理論」，這就似乎發展了馬列理論，超
越了馬恩列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
論」，說白了，就是和平時期繼續內鬥的理論，
這樣的理論顯然不適合任何社會的發展，包括專
制社會。專制社會也需要專制之下的穩定。於是，
鄧小平上台後，又把毛澤東思想解釋為：「實事
求是」，這就成了壹種誰都可以拿來用的東西了。
誰能說自己不是「實事求是」呢？不相信毛澤東
的人也會說自己是「實事求是」，追求民主的人
也可以說「實事求是」。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嘴
巴里的「實事求是」和眾人的「實事求是」又不
太壹樣。
回顧中共建黨的九十年和統治中國大陸的六十
年，人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內部斗
爭的歷史，也是壹部鼓動中國人民相互鬥爭的歷
史。中共對鬥爭的熱衷和熟練，壹部分經驗學自
蘇共和蘇聯，另壹部分經驗學自中國曆朝歷代的
權斗史，所以中共搞起鬥爭來就顯得更殘酷，也
更黑暗。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的中國社會其實可
以劃分為兩個時代，前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
代。有些人說后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時代或者改
革時代，這也可以，但這個時代確定無疑是后毛
澤東時代。毛澤東雖然去世了，但陰魂未散。鄧
小平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新解釋了毛澤東思想，並
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而且中共也認可鄧小平理
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壹部分。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
言，權利已然覺醒而權力依然作祟，毛澤東思想
已經成了糾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說，如
果不能順利越過毛澤東思想這壹道精神之坎，中
國社會的順利轉型將困難重重。
關於毛澤東思想，有些人可以詆毀它，曲解它，
但是誰也不能無視它，因為它深刻影響了中國社
會，它在壹定意義上可以說它切斷了中國歷史和
文化傳承，也在壹定意義上隔離了主流文明對中
國社會。毛澤東思想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應該思
考的人們就不能不認真思考壹下。要重新思考毛
澤東思想是什麼東西，必須擺脫中共官方的立場
觀點和方法，如果做不到這壹點，就沒有重新思
考的必要，這是壹個方面；從另壹個方面來說，
假如只有壹個獨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是壹
味地棄如敝履這也未必夠，因為妳說服不了那些
視毛澤東思想為圭臬的人們。因此，從自己獨立
的「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深刻剖析中
共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解釋，並在此基礎上重
新思考毛澤東思想的真正含義，並重新解釋和定
義毛澤東思想，這才是可行的路子。
在毛澤東之後，能夠深刻理解毛澤東思想真諦和
真相的人是鄧小平，除他之外的中共領袖無第二
人能對毛澤東思想做深度理解，華國鋒、胡耀邦、
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行。鄧小平曾指出：
實事求是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如果從鄧小平
簡單的解釋上看，毛澤東思想不算個什麼思想，
如果說實事求是就是壹種思想體系，那麼我說「做
個好人」就壹樣是個思想體系。毛澤東和鄧小平
所講「實事求是」乃是壹種應用，是按照實事求
是的方法系統應用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實用主
義，這是關鍵所在。「實事」就是中國的專制實
際，「求」就是尋找，「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
義。「實事求是」中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在
中國的專制制度和文化傳統中尋找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不是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的專制
問題，而是用中國的專制解決馬列主義的問題，
這是毛澤東思想研究者必須掌握的關鍵點，不掌
握這個關鍵點，所謂的研究都是無力的批駁和無
聊的吹捧。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式的理論空
想結合中國社會傳統的宮廷政治經驗利用社會混
亂以武裝鬥爭來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理論，毛
澤東思想延續了中國社會的新型專制，延續了傳
統的宮廷政治、宦官文化和官僚經濟，並使之加
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包裝。毛澤東思想是以
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注意：非馬克思
主義），把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壹
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壹系列思
想。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理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毛澤東思
想的組成部分。回顧歷史，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
史上體制改革的第壹次嘗試，不幸以悲劇收場。
壹個民主的社會必然是壹個多元的社會，不可能
有壹種思想可以指導別的思想，不可能有壹種思
想通過強制凌駕于其他思想之上。美英等國的共
產黨都是合法的，可以參加政治競爭，只是因為
人們沒有給它足夠的選票，所以它們才處於政治
的邊緣。民主社會之所以民主，並不是因為「民
主的思想」扼殺了共產主義思想，恰恰相反，是
因為民主允許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中國社會歷
經坎坷，有個馬列主義來指導已經夠糟糕了，又
橫空出來個毛澤東思想，在和平時期鼓吹內鬥，
這就無比糟糕了。現在不說內鬥，而說「馬列主
義的實事求是」，這其實也沒什麼好，只要有特
權存在，「實事求是」就是予取予奪的理論工具。
隨意罷了。
今天的中國似乎又回到了始點，但面對的困難則
遠比壹百年前複雜而深刻。面對這樣複雜而深刻
的困難，中國社會各方面都必須重新審視毛澤東
和毛澤東思想，因為這是中國紅色專制的核心思
想，並且已經通過權力浸染了全社會的思想空氣。
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言，權利已然覺醒而權力依
然作祟，毛澤東思想已經成了糾命稻草而不是救
命稻草。可以說，如果不能順利越過毛澤東思想
這壹道精神之坎，中國社會的順利轉型將困難重
重。面臨著即將到來的社會大變革，如何才能完
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不僅成了中國共產黨人
的壹大任務，也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壹大任務。
有致力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個別學者也在到處鼓吹
毛澤東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技巧之精妙，提出要
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的公民運動。我個人認為，
此大謬也。如果揭開馬列主義的外皮，毛澤東思
想就剩下了宮廷政治中的權謀了，它能為中國社
會轉型提供什麼營養呢？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政
治必須與兩千多年來的宮廷政治做壹個果斷的切
割，未來的政治不能只是在宮殿和高牆內。我們
的目標是公民社會，是要建立以平等公民權利為
基礎的，以自治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民主社會。
未來的政治應該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是基於公民
政治之上的政黨政治，而不是繼續分贓的宮廷政
治。
為什麼說公民運動是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力量？
馬列主義既為人們描繪了共產主義的社會遠景，
也為人們描繪了社會主義的社會近景，同時提出
了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系列方式方
法，使用這些方式方法，馬列主義者曾經獲得過
輝煌的勝利。自由主義理論主要是關於「民主」
的理論，通過自由主義我們的眼界中里確會得到
壹個「民主」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但是這個
「民主」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很少告訴我們應
該如何去建立它。有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證明
「自由」和「民主」，怎麼達到「自由」和「民
主」，反倒成了弱項。民主化的理論是形形色色，
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論被反覆琢磨以後，我們就
會發現，它們並不能複製，也不能移植。看到俄
羅斯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葉利欽；看
到波蘭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瓦文薩；
看到台灣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蔣經國；
看到不丹這個彈丸小國也民主了，我們想學，但
是我們很後悔自己的國家沒有開明的君王。怎麼
辦呢？於是，更多的自由主義者陷入了空談，並
滿足於空談，他們時常發明壹些新的詞彙圖謀顯
示自己比別人更高明。在專制的中國，自由主義
者的空談已經成為壹種常態，因為總是有人在聽。
中國太大了，中國人也太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
者總有顯示自己高明的時間和空間，但是他們總
是享受不到「自由」。但是歷史反覆證明，自由
從來不是空談而來的，自由是從爭取自由的運動
中得來的。
鄧小平開闢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壹場為了保持中共
統治權力為首要目標而不得不為的工作，其目的
絕不是要放鬆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但是，改
革在客觀上已經違背了中共的初衷----獨立於權
力的民間社會在三十年間悄然成長。目前的中國
已經進入壹個后極權時代：穩定在暴力下穩定，
和諧在謊言中和諧，發展在破壞中發展。中國社
會顯然已經分化成兩個相互隔膜、相互衝突而又
相互依賴的兩個階層：既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
益者階層。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成了官民矛
盾。在鄧式改革的後期，改革開放不斷降溫甚至
停頓，因為改革已經難以支付繼續改革的成本，
開放也難以支付繼續開放的成本。在權力結構拒
絕改革的情況下，每壹項新的改革開放舉措都會
成為權貴階層進壹步掠奪的契機，但是，不推出
新的改革開放舉措又會促使中國的社會矛盾在高
壓鍋中進壹步積累。胡溫等政治家為了防範社會
突變帶來的風險，只能在僵持中無力地掙扎，他
們難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國社會似乎在僵局中
僵化。這樣壹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已
經不是壹個解決問題的體制，而是壹個不斷製造
問題的體制。
我們用三十年時間造就了壹個不能解決問題的體
制，這個體制頑固地僵持到現在，不但難以解決
不得利益者階層的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連既
得利益者階層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也就是說，既
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益者階層都不太認可這樣
僵化的體制了，只是人們身處中國權力社會的分
贓系統中還有利可圖，所以說，利益使這個社會
還勉強可以維持自身的運轉，但是已經在等待最
后壹根稻草了。從利益的角度上講，破解這個體
制僵局的也終將是利益的問題，因為既得利益者
階層在現有體制下已經難以獲得更多的利益，而
不得利益者階層更是走向舉步維艱，盼望改變。
權貴集團壹方面利用權力獨霸進行尋租以獲取更
大的利益，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權力敗壞這個
體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這
壹簡單的事例來說，按照最高當局的規矩進行的
圈地本身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掠奪，可是權貴集團
並不以此滿足，他們還要破壞最高當局的規矩進
行圈地。最高當局規定不能圈大塊的土地，他們
就把大塊的土地分批次圈掉。最高當局規定不能
圈佔良田，他們就可以把良田劃定為鹽堿地。廣
大的中國人民壹方面利用現有體制維持自己看似
正常實則艱難的生存，另壹方面又對敗壞這個體
制並深度傷害他們利益的權貴集團進行頑強的抗
爭，並且是以維護這個體制的面目來追求體制本
身的變革。就拿上訪者的事例來說，上訪者群體
所張揚出來的訴求並不是體制改革，他們只是要
求最高當局按照體制的規則歸還他們在利益鏈條
中應得的份額，但是最高當局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最終促使上訪者群體進行體制的反思，併產生了
變革體制的積極意願。
中國社會這個大的分贓體系是制度化的結果，由
此衍生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制度的問題。中
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已經走向了反社會
的方向，已經逐漸被既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益
者階層同時拋棄，這是壹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但
是對於那些致力於中國民主的人們來說，這恰恰
也是壹個積極的信號。因為維權運動以維護法律
體系的面目在肢解這個社會，並促進整個社會走
向公正，所以維權運動成了中國式的民主運動。
維權運動以維護權利和爭取權利為主要運動內
容，這就為中國民主展示了壹種自下而上的道路。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歷了啟蒙與反對為主要特
色的民主運動之後，迅速發現維權運動是中國民
主運動的壹個重要因素，於是在他們的推進下，
維權運動從點到面的展開，已經成為中國實現民
主憲政，走向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動力。中國的民
主運動經歷了啟蒙的階段，反對的階段，現在實
質上進入了壹個參与的階段，維權運動就是這個
參与的階段。但是維權運動顯然吸納了啟蒙運動
和反對運動的壹些有益的經驗，所以，維權運動
具有繼續啟蒙的性質，也有繼續反對的性質。大
量的維權積極分子在維權的過程中具備了現代公
民的意識和現代公民的做派，他們將成為推動中
國社會前進的有益的力量；還有壹部分維權積極
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對派的行列，成了推動中國民
主的戰士。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以政治訴求為主要特徵、
以組黨和參選為主要運動方式、以權力更替為主
要目標、但最終也是要解決中國社會平等公民權
利這樣壹個社會問題的運動，這個運動壹開始就
是壹種自覺的運動。民主運動在起初就有著顯著
的政治要求，它不認可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
制，或者是在認可的基礎上明確地要求逐漸改變。
民主運動壹開始就是通過集體的政治表達來展示
自己的，它的運作方式主要是政治聲明、結黨和
通過現行體制參与競選。但是在壹個專制的社會
中，人們處於壹種相對封閉和相對隔膜的狀態，
反對者的任何聲明、組織和活動都沒有足夠的放
大渠道，這就決定了傳統的民主運動影響必然有
限。從另壹方面說，組織政黨發出集體聲音和進
行集體行動在中國社會裡有兩大困境，第壹，類
似列寧主義的傳統型政黨是為了進行戰鬥動員而
組織起來的，這樣的政黨只適合顛復性的革命而
不適合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轉型；第二，類似西方
社會的現代政黨是圍繞選舉制度產生的，這樣的
政黨只是為了組織選舉和拉攏選票而存在，在中
國社會的背景里沒有這樣的制度基礎。傳統民運
沒有走出這兩個困境，也不可能走出這兩個困境，
於是它們的影響只好日漸式微了。
但是從新的世紀開始，中國的維權運動為民主運
動找到了新的出路。維權運動在在 2003 年逐漸成
形，民眾透過遊行、法律控訴及媒體曝光等，挑
戰政府或官營企業的許可權，以維護自身權益。運
動由最初維護消費者權益、業主權益，後來已觸
及公民政治權利等政治禁區，近年成為中國社會
研究壹個重要課題。在 2005 年後，由於公民意識
的覺醒，參加維權運動的公民與日俱增，雖受到
強力壓制但仍茁壯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
的民主運動迅速調整了自己的戰略，自由主義知
識分子和以往的民運分子壹轉臉，幾乎都成了維
權人士或者維權人士的同盟軍。事實上，中國民
主運動與維權運動也是殊途同歸的，它們都在聯
合國文獻所代表的普世價值中尋找到了共同點和
共通點，零八憲章就是中國民主運動與維權運動
高度結合起來產生的，它已經成為中國式的普世
價值，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神經。
中國民主運動與維權運動高度結合起來以後，中
國民主運動「向後退」了壹些，中國維權運動「向
前進」了壹些，其二者的匯流就是中國的公民運
動。在 2008 年前後，隨著《零八憲章》的發布，
「中國公民運動」這樣壹個概念正式走向了中國
社會的前台。到了 2010 年，王荔蕻、屠夫（吳凎）
和老虎廟（張世和）等人發起公民關注團對福州
三網友因言獲罪案進行干預，這個壹事件有顯著
的集體行動的意義，有顯著的政治權利訴求，而
且是街頭運動的成功嘗試，參与者自發地喊出了
「自由萬歲，言論無罪」這壹具有顯著色彩口號。
在這壹事件中，「公民運動」壹詞被參与者和評
論者廣泛採用，由此開始：中國大陸的公民運動，
儘管表面上看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政權抗衡，但它
已經開始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力量了，也已經
開始扮演壹個當局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了。
維權運動就是中國公民運動的壹部分；民主運動
也是中國公民運動的壹部分。我們必須將中國的
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統壹于中國的公民運動，這
不僅在理論上有充分的必要，而且在實踐上也應
該有十足的意義。首先，傳統的民主運動在中國
大陸雖然仍在發展著，但是它近年來的發展無疑
是借了維權運動之力，如果沒有風起雲湧的維權
運動，則傳統的民主運動依然在犧牲中犧牲，在
徘徊中徘徊。其次，傳統的維權運動雖然風起雲
涌並勢頭漸進，但是它近年來的提升無疑是借了
民主運動之力，如果沒有毅力堅韌的民主運動，
則傳統的維權運動依然在乞求中乞求，在上訪中
上訪。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是社會運動，而社
會運動有社會運動的規律，社會運動的推動者必
須認清社會和社會運動的本質和規律，運動有其
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其目標，這個目標可能是潛
在的，也可能是明確的。中國公民運動的目標就
是實現聯合國文獻所體現的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
所載明的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建立壹個以公民權
利平等為基礎、以自治的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
社會，就是公民社會。
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跳躍，通常是壹個突變的
過程，當然，在實現突變之前必須有壹個力量積
累的過程。力量積累到壹定程度，必然有壹個跳
躍。在壹個相對封閉的專制社會中，力量的積累
將怎麼實現？答案已經出來了，公民運動就是壹
個有效的方式。鮑比 甘迺迪曾說過：「壹個人
每次為壹個理念而挺身而出，或為改進他人生活
而努力，或向不公出擊，他傳遞出的希望僅產生
很小的波紋，而千百萬不同能量產生的波紋互相
交叉，就能匯聚成洪流，並可衝垮阻擋我們的最
堅實的牆。」今天我們可以說，公民運動中的每
壹個案例都是壹個很小的波紋，而千萬個波紋就
能形成洪流，衝垮中國的專制之牆。公民運動為
中國民主展示了壹條自下而上的道路，以公民運
動為戰場，建立中國民主的動員系統，這已經成
為運動中人的廣泛共識，並不是什麼機密問題。
民主不是空洞的，在壹定意義上說，民主就是公
民權利的總和。如果通過公民運動能夠多實現諸
方面的權利，那麼民主的因素就多壹些，如果通
過公民運動，我們的權利壹點點積累得多起來，
多到最後會是什麼樣子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必
然的，只要多到足夠多，就足夠我們用了。德國
的柏林牆推倒二十年了，中國民主派妒忌的同時，
也應該努力，我們的柏林牆不是那樣倒塌的，必
須用中國的方式推倒，中國的方式就是公民運動
運動。權利就是政治，維權就是政治活動，政治
運動必須要有更多人參與，更多的人進行集體參
與就是公民運動，那麼，中國民主算是找到了壹
條可行的道路。中國的民間力量只要通過公民運
動建立自己的動員能力，那麼它變革社會的能量
將是非常可觀的。只有民間力量壯大起來了，我
們才能談得上怎麼與特權集團去做有效的對抗，
才能談得上有效的妥協，才能談得上有效的和解。
為什麼壹定要反對現行的戶籍制度？
中國的戶籍制度始於周朝，至秦代初具規模。此
后，經過三國至南北朝的整頓，到隋唐時期日趨
完備和周密。從世界範圍看，中國歷代政府對戶
口管理的重視程度是最高，它通過體系完備的社
區組織、行政網路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點，
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我國
歷代政府之所以重視戶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
于藉此籌措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料。 深受傳統社會
經濟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我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
表現出以下特徵：
戶籍地域性
由於人口與賦役是聯繫在壹起的，所以政府千方
百計將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範圍中，限制其流
動，甚至把任意離開戶口所在地視為壹種犯罪而
加以懲處。如金朝規定：「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
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15]明朝規定：
「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
遠遊。」[16]在農業社會，以土地為主的生產經營
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本來就具有制約人口流動
的客觀條件，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從外部加強
了這種安土重遷的特徵，人身的束縛導致了整個
社會的封閉，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戶籍等級性
中國傳統社會曾出現過特權戶種、民籍戶種和賤
籍戶種等類別，其戶籍地位逐級降低，界線分明。
其中，特權戶籍以宋代的官戶最為典型。它可享
受以下特權：蔭補，即做官的資格，減免某些稅
收，差役免除和減免刑罰等。作為特權戶種的官
戶在宋代以後消失了。民籍戶種是平民百姓擁有
的戶籍，是主體戶種，包括民戶、匠戶、灶戶和
鋪戶等。這些人是國家賦役的重要承擔者，其社
會地位基本相同。而賤籍戶種的社會地位低於平
民，包括軍戶、錄戶、雜戶、樂戶和丐戶等。
戶籍世襲性
嚴格的戶籍管理不僅體現在對人口生存地域的控
制上，而且體現在對人口等級、職業的控制上，
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動壹樣，人口的等級、職業也
被戶籍標識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級、職業間的流
動受到制約，戶籍是世襲的。如軍戶、匠戶和雜
戶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襲性。軍戶自東漢末和三
國時出現歷朝各代均實行世襲制，以達到「兵之
子恆為兵」的目的。三國時期，軍戶的兒子世襲
為士兵，女兒也只能在軍戶內嫁人，形成了戶籍
對婚姻的制度性限制。雜戶主要是指擁有各種技
能、技巧的專業戶。北朝時就規定他們的子弟要
世襲父業，不得進學受教育。匠戶主要是指各種
手工業者。唐朝政府對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戶的世
襲性作出了明確規定，《大唐六典》卷 7 載：「工
巧業作之子弟，壹入工匠后，不得別入諸色」。
宋元以後控制更嚴，《元史•刑法志》載：「諸匠
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黹綉，其輒敢拘刷者，
禁之」。
戶籍的社會治安職能
1949 年以後，政府廢止了舊的戶口制度，制發了
新的戶口簿冊，建立了新的戶口登記制度。但由
于歷史傳統、文化觀念和計劃經濟體制等多種因
素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政權制定的
戶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傳統戶籍制度的內核，部
分條款對人民權利的限制甚至超越了歷代皇朝。
如戶籍帶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戶口和農村戶
口之間存在著等級差異性，享受的待遇明顯不同；
戶籍被打上世襲的烙印，農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學
等少數途徑外，絕大部分都承襲父母的農村戶籍；
戶籍管理帶有很強的社會治安功能等。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
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飢荒，海
外壹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飢荒，西方學者也稱
其為大躍進飢荒。1960 年－1961 年，包括毛澤東
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
人有足夠吃的。此後在長達 20 余年的時間里，中
國政府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
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直到
進入 1980 年代后，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飢荒
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國內有媒體披露三年大飢
荒死亡人數 4060 萬！甚至有人推測死亡人數達到
8000 萬。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為什麼
會有那麼多人被餓死？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
壹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局用嚴酷的戶籍制度
和各種政策限制人口流動，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
人們連乞討要飯的自由都失去了。同樣，也因為
嚴酷的戶籍制度和各種政策限制，餓死這麼多人
卻消息流傳不多，因為人們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
況，就誤以為全國形勢大好，只是壹地餓死了人。
如果說大飢荒時代餓死數千萬人是壹時的政治災
難，那麼中國農民長期受到剝削和壓迫則是長期
的政治災難。由於城鄉戶籍制度，城鄉兩部分居
民有不同的社會身份，這兩種身份在地位上截然
不同，配置的社會資源也完全不壹樣。擁有城鎮
戶籍的城鎮居民獲得較好的資源，在享有教育、
補貼、勞保福利、社會保障，以及醫療、教育和
失業保障等各方面的優厚權利和待遇，而農村戶
籍的農民無法獲得這些好的資源。這就直接或間
接地拉大了城鄉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
會資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鄉收入分配的不均。
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社會資源並不是由市場來配
置的，而是政府根據城鄉分割的原則進行配置資
源。戶籍制度剝奪了農民對居住地點和工作的選
擇權利，使農民被迫在低收入崗位和低收入地區
工作，造成了城鄉居民在就業和創業方面初始條
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鎮居民有機會進入國有企業
獲得穩定的工作，而農民卻很難進入國有企業工
作，更不用說進入壟斷行業。農民即使能夠進入
這些行業工作，也只能是臨時工，不能享受與正
式工壹樣的收入和待遇 。
戶籍制度的危害極大，它破壞了平等，限制了自
由，給人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主要
體現在地位與人格，招聘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
最可恨的是孩子的上學和考學，它讓親人分離，
骨肉不能團圓，甚至會害了人的壹生。討論戶籍
歧視制度之前先來了解種族歧視概念，根據《消
除壹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國際公約》定義，基於種
族、膚色、血統或人種來源，對人們加以任何區
別、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 是取消或損害他
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
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者，即為種族
歧視。由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方便的引出戶籍歧視
的概念，既：基於人們的戶籍，對人們加以任何
區別、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損害
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
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者，即為種
族歧視。 比較兩個概念已可以看出戶籍歧視可以
歸納到種族歧視範疇中。
在中國大陸每壹個人都可以從自己戶口簿中看到
自己的戶口，從壹個的出生就已經定了。確切地
說，還沒有出生，有關的歧視就已經定了。從基
本的政治權利來說，非戶籍地人口不能參与人民
代表的選舉與被選舉。只能參与戶籍所在地的選
舉，對於長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戶籍地
的選舉毫無意義。而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工
作所在地的選舉有沒有權利。這樣等同剝奪了非
戶籍地人政治權利。 從社會權利來說，非戶籍人
口不享有或不完全當地的社會福利，舉例如北京
的外來人口（包括有正當工作，並納稅的人）不
享有壹老壹少醫療保險，不享有晚婚晚育津貼。
兒童不享有九年制義務教育（有條件享有，如本
地學生已經先入學后還有餘額），不享有保障住
房，等等！ 同時，非戶籍人口不能是有多種后付
費業務，包括網通公司和移動通訊公司都有這樣
的規定。非戶籍人不能從事某些工作如當地是各
種事業單位，包括學校和政府機關。等等包括生
活的方方面面舉不勝舉！
人，生而平等。憲法已經明確承認了人人平等。
不同戶籍區別對待違反公平公正的原則。努力勞
動，誠信納稅卻得不到平等的對待。幸苦工作了
多年的農民工還不如當地的無業人員福利多。納
稅多年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卻必須回原籍上學，
導致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兒童。而本來兒童都應
享有母愛家庭的溫暖。如果壹個得不到社會的公
平對待，必然導致其心理和行為上的問題。流動
人口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之壹就是戶籍歧視。戶
籍歧視制度的危害不僅在人權保護方面，對於社
會各個方面來說，戶籍制度都是極具破壞性的，
它甚至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之壹。但是，
無能的政府控制社會，為了維穩，就恰恰需要這
樣的制度。
壹些人主張保留戶籍制度，打出的旗號是「城市
需要論」和「穩定壓倒壹切論」。孰不知城市的
繁榮穩定需要的不是戶籍、隔離和仇恨，而是勞
動力流動、平等競爭、和諧共生；孰不知當社會
穩定壓倒社會正義時，社會道德淪喪，政府威信
喪失，弱勢群體遭殃，社會仇恨滋生，這樣的社
會與穩定的目標南轅北轍。只有讓正義壓倒壹切，
正義得到伸張，良知得到喚醒，平等得以實現，
人民的權利得以保障，那麼社會穩定就在其中了。
現實中國的不和諧特權、貧富差距、地區差距、
城市差距、身份歧視、省籍歧視、就業歧視、邊
緣群體、弱勢群體、血汗工廠、農村貧困、城市
犯罪、同命不同價、打工子弟學校、高考分數線
差異，大多都與戶籍制度有關。戶籍制度造成了
人民事實上的嚴重不平等，如在求職方面，許多
城市規定：某些行業和工種必須持有所在城市的
戶口才能被錄用，報考公務員也只能是城市戶口
者；在求學方面，許多農業戶口的子女在城市入
學不得不交納額外的費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由於「戶籍制度」而喪失；現在農民子弟進入國
家重點高校的機會僅為工人子弟的 4 分之壹、黨
政幹部子弟的 31.7 分之壹；某校錄取分數線，農
民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子弟 24 分（電氣工程）、29
分（會計）、31 分（計算機）、32 分（電子）（見
「我國教育公平的理論與現實」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據研究，建國 50 多年來，農民對城市的無償貢獻
折算成現值在 20 萬億元以上。另據《農民日報》
報道，目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僅 1 人是真正的農民。
各級人大代表中僅 9%是農民。目前，農村人的選
舉權只有城市人的四分之壹，而在種族隔離時期
的南非，黑人的選舉權也達白人的五分之三。辛
亥革命后，中國人民實現了遷徒自由，農家子弟
毛澤東得以走南闖北，在北大作圖書管理員，不
需辦暫住證，也不用擔心被收容；到了計劃經濟
時期，戶籍制度重新被撿起，並且不斷被強化，
那時人民外出要憑介紹信，國家嚴格掌握戶口遷
移指標，夫妻即使長期分離，也難以「調動」到
壹起。改革開放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勞動
力市場化、國民自由遷徒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
流，但落後的戶籍制度形成了對市場經濟的極大
阻力勞動力流動，被當作「盲流」；招聘人才，
但不給落戶口；在異地居住 3 天以上，要辦暫住
證。
2003 年之前實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每年讓數百萬人
失去了自由，它與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異曲同工。
僅 1958 年，南非就逮捕了 60 萬沒有攜帶「居住
證」、「遷移證」、「尋職證」、「身份證」的
黑人。戶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暫住證制度本質上是
「防民」思想在作祟，是把國民或者部分國民當
作了「刁民」來對待。如果中國不能夠從防範控
制型管理轉變為民本服務型管理，那麼戶籍制度、
暫住證制度不可能廢除。
戶籍制度是「三農」問題的禍根之壹，嚴重阻礙
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戶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
市可以無限度地榨取農村的財富、富裕地區可以
無限度地掠奪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而無須負責
外地人的社會負擔，不用考慮外地人的醫療、工
傷、養老、子女教育問題，地方政府的人均 GDP、
人均財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內。有專家統計，
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剩餘價值是 1.9 萬元，全國
有 1~2 億農民工，每年創造的財富至少為數萬億
人民幣。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
民工的利益、放任農村越來越貧困為代價的。西
方評論家認為，「中國的城市像西歐，中國的農
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如果不廢除
戶籍制度，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永遠不可能解
決。
戶籍制度製造了越來越大的城鄉差距，十分有利
于城市的發展，但嚴重妨礙了中國城市化的順利
進行，導致我國城市化速度的極其緩慢。國際上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均高
于工業化率，但中國正好相反，1978 年時，中國
的工業化率為 50%，城市化率只有 19%；目前，
中國的工業化率在 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
40%。據新華社 2006 年 2 月 18 日電，南京有百
萬農民工，但五年只落戶了 4~5 人，每年不到 1
人，獲得南京市戶口的農民工不到百萬分之壹。
1994 年美國有城市 1050 座，日本有城市 667 座，
均比當時中國的建制市要多，但他們的人口只有
中國的五分之壹或十分之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通過對居民常
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人
口登記，過去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人口
的正常流動，如今在教育、醫療、勞動、就業等
領域嚴重歧視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直接導致了城
鄉二元結構、城鄉隔離及地區隔離制度的形成。
它不僅違背國際法，而且違背了國內的憲法和法
律：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第九十壹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
登記條例》及由此衍生的城鄉二元隔離的種種規
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戶口登記條例第三條、第
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等不僅違背「54 憲法」
關於保障公民遷徒自由的條款，而且也涉嫌違背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其他法律。《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壹切法律、行
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第
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
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
侵犯。」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
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
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
醫療衛生事業。」第四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
和國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
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
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十壹條
規定「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
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採取公開考試、嚴格考
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
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對中國特色的戶
籍制度進行衝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
為什麼壹定要關注農民工權益？
農民工，是指在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
的農業戶口人員，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
體制的產物，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壹
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我國農
民工的數量為 2 億人左右。主要分佈於建築業、
採礦業、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鏈低端或勞動力密
集型產業。農民工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同義詞，城
市發展經濟的主力軍。人們普遍認為指的就是農
民工人，這當然是中國人的說法。在美國沒有農
民這個稱謂，統稱為農場工人。從字面上分析，
農民工人和農場工人好像差別不大，但是深究起
來卻是兩個千差萬別的詞語。首先在身份上，農
民工人的身份是農民而農場工人的身份是工人；
其次在工作上，農民工人做的是城市裡的工作而
農場工人乾的是農場里的活計。社會學家、三農
問題評論家艾君認為，在我國實施多年的實行二
元戶籍管理制度下，我們所說的「農民工」，實
際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
工人」。
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由於農民進入城市參与
經濟活動后涉及的壹系列權益保障的總稱。當致
富成為人們第壹需求和追求目標時，城市人佔有
各種政策的抉擇領導地位、佔有意識領先的統治
地位、佔有生產資料轉化成貨幣的掌控權等等，
當處在兩眼墨黑最封閉的鄉村的農民進城務工
時，自然會對他們製造出許多政策的限制，強加
給壹些莫須有的罪名，賦予壹些帶有歧視性的概
念、名詞。在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城市制定外來
勞動力分類目錄，把髒亂差工作留給民工。農民
工從事行業的基本特點是：體力要求較高的
建築、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
養護、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廚師、
服務員等臟、累、險、差工種。出現這些限制和
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問題。因為意識的誤區，
導致制定政策的錯位。城裡人在政策的引導下對
農民工的歧視壹方面源自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
由於出身形成的尊卑貴賤觀念；另壹方面則是壹
部分城裡人認為農民工搶他們的飯碗而產生的反
感和仇視。根子在政策，根子在執政階層。
在決策者眼裡，因為存在城市居民與
農民工的利益之爭，即農民工進城就業，加劇城
市居民的就業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趨向與
城市居民的利益趨向壹致。
政府害怕「城市病」，從而試圖將農
民圈在農村。
我國各大城市存在「隱性超城市化」，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
進壹步加劇，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城市勞動力失業給城市政府帶來的成
本十分巨大，而農村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
是回家種田，政府反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入。
農民工權益受保障的程度明顯偏低。農民工所在
單位提供工作待遇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
工沒有享受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近八成的農
民工不能帶薪休假，還有八成的女職工無法享受
帶薪休產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農民工得不到
工傷補償或者加班補貼，近四成農民工未與單位
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協議。 農民工生活質量普遍
不高。首先是農民工生活、衛生條件差。受工資
水平低限制，大部分農民工的月消費幾乎全部用
于住宿和食品消費，而在生病時，只有少數人會
選擇去正規醫院，其他人大都選擇自己買葯治療
或去個體診所。其次是居住環境質量差。近四成
的農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體宿舍里，地方狹窄擁
擠，室內骯髒零亂，除了被褥衣物，幾無他物。
子女受教育難、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不到位、
農民工從事的職業技術含量低且工資水平低也是
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根據相關調查，被剋扣和拖欠過報酬的農民工分
別佔兩成。 其中半數以上的農民工被剋扣或被拖
欠的報酬屬於工資收入。農民工被拖欠報酬時間
最短的有壹個月，最長的達到八年，平均被拖欠
了四個月。被拖欠過半年以下的農民工有五千壹
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農民工數的百分之九四點
四九。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如下：
僱主有意拖欠。多見於餐飲、制衣、製鞋
等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計算機類企業也出現
此類情形，僱主有意拖欠，有錢也不 發給農民工。
壹些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使農民工的工
資不時能按時領取。如北京美洲視線文化傳播有
限責任公司，明明已經賬面虧空，卻壹邊向員工
吹噓自己有多麼雄厚的資金實力，壹邊又暗地變
賣公司資產以圖不支付員工應得工資，致使 40 多
名員工 3 個多月工資付之東流，損失共達 50 多萬
之巨。
將拖欠工資做為留住人的壹種手段。建築
行業普遍存在用尾欠作為留人的手段。包工頭普
遍擔心春節後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頭那
里，往往拖欠農民工壹部分工資，壹般在 600 元
左右，強迫農民工來年繼續在其手下幹活。
墊資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壹。據調查，
有這樣壹個不成文的「潛在規則」：多數開發單
位都將「施工企業先行墊付工程款」作為招標的
壹個必要條件，等工程進展到壹定程度，開發商
再將工程款分期分批撥付給施工單位，這就給拖
欠工資問題埋下伏筆。
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導致欠薪。農民工運
用法律自我保護的能力較低，認為老闆給不給錢，
或者什麼時候給錢，是老闆的事，自己拿他沒辦
法。
政府工程資金缺口大，造成拖欠。眾所周
知，中國的工程主要是政府的工程，或者與政府
有關聯的工程，而農民工進城就業，大多是在這
壹類工程中，所以政府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上
負有重要責任。
長期以來，國民待遇平等的問題在中國得不到有
效的解決，所有的人都不是具有平等權利並享受
基本自由的公民，他們被政治家分成了各個階級、
各個民族，分成了幹部和群眾，分成了固定的領
導者和被領導者，分成了體制內和體制外，分成
了城市人和農村人，分成了工人、農民和農民工。
對階級、民族、幹部和群眾、領導者和被領導者、
體制內和體制外、執政階層有各種巧妙的劃分方
法，有些是靠法制，有些是靠政策，有些是靠意
識形態的強化宣傳，而對工人和農民的劃分則是
依靠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可以說，從壹定意義
上講，戶籍劃分的不合理性、農民身份的界定和
其不變性，是我國出現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之壹。
也是導致出現農民工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人說，
《農民權益法》能解決農民權益保護的問題，錯。
如果把農民再次進行身份界定，等於給三農問題，
尤其是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不僅保護不
了所界定的農民，而且又會傷害億萬農村勞動力
(即人們所說的農民)的自尊心。
戶籍制度是引發城鄉差別的原因之壹。即使在城
市裡工作，身為農民戶籍身份的農民工也無法享
有城市人的「補貼」。城市化的實質是轉化農民
為居民，轉化小生產的主體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
體。戶籍制度是農民工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也
是三農問題的產生的壹大原因，是農民受到歧視、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諸如教育、
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壹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
在並得以執行的前提!正是由於戶籍制度造成的
就業、福利歧視等原因，農民工是中國大陸城市
最底層的階層，許多人處於非常艱難的生活和工
作狀況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逐步採取
措施，以統壹城鄉戶籍制度，這將從根本上達成
農民工的公平就業和待遇。 農民工子女沒有城市
戶口，其教育成為壹大問題。農村打工者沒有參
保意識，在發生工傷或疾病時，不能享受醫療保
險。農民工這壹龐大的群體學者將其划為邊緣人、
弱勢群體，絕大多數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養
老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因工緻傷、致殘和致
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甚至諸多黑心
的企業、僱主惡意剋扣、拖欠和拒付農民工的工
資，並已釀成社會問題。
隨著城鄉壹體化的進程和城鄉統壹戶籍制度的實
施，伴隨農村醫療、住房公積金、社會保險等福
利的實施，農民工必成歷史。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
關鍵，認為應該有步驟、有規劃、分階段、有深
度地進行城鄉改革，切實解決三農問題： 其壹，
首先要從戶口制度入手，徹底取消其農業戶口、
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 「 居民戶
口 」，打破多元體制向壹元體制轉化。消除城鄉
戶籍差別是第壹步。其二，在消除城鄉戶籍差別
之後，新的制度安排必須要迅速跟進，迅速建立
起城鄉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壹體
化的制度。其三，從戶口入手，福利、醫療、養
老、就業等保障壹體化的制跟進，然後就要著手
解決好農村人土地歸屬問題。農村解決好了以上
三點，接下來就是在城市、農村，實行「以房定
戶」制度。即，人出生后，就註冊永久性公民出
生地戶口，戶口的遷移實行像婚姻登記壹樣註冊
登記制，登記註冊的基礎是有住房作為唯壹的條
件。
農民工其個人身份是農民，其工作性質是工人。
因為政府和企業都不願意對其負責任，故而成了
特殊的現象，把其稱為農民工，成了呼之即來，
揮之而去廉價勞動力。使得農民工不得不忍辱負
重，從而也成就了改革開放大業。奴隸社會早已
滅亡，奴役人們的現象卻屢見不鮮。但象當今社
會如此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古今中外，實屬罕
見。作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對人們說：「謊言夠
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
我們都是公民。壹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每
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關注農民工，都應該
關注農民，努力通過制度化改變，使他們成為壹
個驕傲的公民。
為什麼壹定要維護上訪者的權益？
上訪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時代的「清官情
節」。宋時的包拯，被頌揚了千年，就是明證。
歷朝歷代都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但通常不針對
皇權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經對皇權和
官僚網開壹面了。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種情況偶爾也會出現，但比所謂的「聖人」出
現的機會還少，至於「皇帝犯法與庶民同罪」，
則根本不會出現，曹操做為宰相，犯了殺頭大罪
也不過割發代斬。因為沒有法治，權利不平等，
而權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問題就不得不上訪。
現代社會大規模上訪現象的存在，是因為沒有法
治，而司法部門也不獨立，而媒體不對民間開放，
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這樣的情況下，政
府對民眾的侵犯成為理所當然，人們沒有辦法，
就找更高級別的政府。
從當前中國大陸的統治方式看，中共政權也不鼓
勵人們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更不鼓勵人們通過
媒體炒作，至於人大代表人們也根本就不認識他
們，他們通常也不會為具體的人民服務。從制度
設計來看，中共政權不喜歡人們去上訪，但也只
能開闢上訪渠道來解決社會問題，為此專門設置
了中國的信訪部門。政府部門有信訪口，人大部
門有信訪口，司法部門有信訪口，凡是權力集中
的地帶都設置了信訪口。民主社會也有諸多社會
問題，但這些社會問題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
渠道予以解決，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
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訴訟，也可以訴諸媒體，也
可以找自己選舉的議員，這樣壹來，大凡都能解
決。但是壹黨專政的專制社會不壹樣，司法不獨
立，媒體不獨立，人大不獨立，各種社會問題都
需要上訪，而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尤其眾多。
中國大陸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訪的路上，浪
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過上訪這樣壹個渠
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決，只好來年再訪。
於是中國大陸就有了壹個龐大的上訪群體，有些
訪民自稱為「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
信訪部門不是壹個獨立的部門，各個部委下都設
有信訪部，用於接待涉及本部門的案件。這說明
它不是壹個有權力的機構，只是「通風報信」的
窗口。「什麼都管，什麼都管不了；什麼都不能
不管，什麼也都可以不管」，這是對該部門的壹
個真實的寫照。信訪實行「歸口管理，分級負責」，
群眾反映壹級國家機關的問題，最終還必須回到
這壹級國家機關去處理。上訪反映的問題，最終
由領導批複給案件的被告壹級自己解決，並非履
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審判程序，帶有明顯的人治
痕迹。
《鍘美案》畢竟只是壹出民間戲劇，但清末時代
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常常被當作中國告御狀的
經典案例，事實上與其說它是上訪的成功，不如
說是現代媒體在中國的第壹次勝利。在此案複審
期間，新創刊的《申報》對該案進行了詳細地全
程追蹤報道，3 年間發表了 70 多篇相關文章，使
得該案廣為人知，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同情。
正是在全社會廣泛的輿論壓力之下，此案才最後
獲得公正的審判。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裡，人們的
利益訴求逐漸多樣化，人們遇到的問題也逐漸多
樣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壹個都
找不見。任何專制政權，它到了統治的後期就成
了製造社會問題的機器，但又不能解決大部分社
會問題，於是，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上訪群體也
越來越多，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也越來越
壯大。
可以說，上訪制度是壹種醜惡的中國傳統，它只
是存在於民間傳說中的壹線光明，在現實中，上
訪制度卻是吸引被蹂躪和被欺辱的民眾像飛蛾壹
般投向壹堆烈火。在張藝謀的電影中，秋菊被村
長羞辱，秋菊開始傾家蕩產地上訪，背井離鄉戰
戰兢兢遊走于各個森嚴的衙門口，這其實是政府
對公民更大的羞辱。當秋菊終於用市長的權力壓
制了村長的權力時，秋菊勝利了么？不，這隻是
市長的勝利。這裏與法律和正義沒有任何關聯。
中國大陸是壹個權力社會，中南海是政治、經濟、
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核心，油鹽醬醋、衣食住行、
婚喪嫁娶、生老病死，沒有什麼是妳所能完全自
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駐地中南海有關，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為總司令部，以各級
省委和權力部門為分區司令部。在這樣壹種統治
體制下，任何社會問題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
能的解決方案也都在上面，那麼人們遇到問題的
時候就會上訪，希望通過上訪和不斷上訪來解決
下級政權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雖然冠冕堂皇地為民間開闢了上訪制
度，但上訪制度的設計在中國這個畸形的現實中
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羅網的局面。上訪者之所
以上訪，大多是因為有下層的權力侵犯了他們，
但上訪之後問題還要回到原地解決，這就會使上
訪者陷入尷尬的境地，他們會面臨權力更毒辣的
復讎眼光。上訪者和上訪信往往落入另壹當事人
之手，而這壹當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團或權力部
門，他可以人贓俱獲地對上訪者進行更嚴重的迫
害。有些不屈的上訪者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還有些被勞教，還有些進了地方上的監獄，它們
叫學習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東因為幫助同村殘
疾人張桂芝寫申訴材料，2003 年 10 月被當地政府
強行關進精神病院。被關 6 年多時間，他「被捆
綁 50 次，被電擊 55 次，兩度逃跑，幾度自殺」。
今年 4 月 25 日，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徐林東被精
神病院釋放。
中國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國歷史的帝國語境中，
告御狀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
很難獲得帝國實質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狀壹般都
被當作「刁民」的典型特徵。清順治時代。朝廷
「文件」就明確規定：凡告御狀者壹律先打 40 大
板再說。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狀者
壹律收入刑部監獄，進行統壹折磨。乾隆皇帝在
壹次講話（聖旨）中說：「州縣乃民之父母，以
子民而訐其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乾隆對
待上訪者的辦法是，妳告的是誰，就把妳交給誰
來處理。因此乾隆時期，上訪者壹個比壹個死得
慘。當前中國大陸的上訪制度掛了壹個「為人民
服務」的招牌，但是處理問題方式和滿清皇帝並
沒有根本的區別。
根據中國大陸政權的信訪條例，妳可以信訪，但
不能集體信訪，也不能越級信訪。中央政權把信
訪數量當做考察下級的硬性指標，哪裡的信訪者
少，哪裡的領導就會受到獎勵，哪裡的信訪多，
就說明哪裡問題重重，就會有下級領導受到批評
和制裁。現在壹些基層政府，為了減少上訪尤其
是越級、進京上訪的發生，對班子的考核指標中，
將群眾上訪列為重要內容：如發生越級、進京上
訪，影響較大的，評優時實行壹票否決制。專制
政權的本性也在這裏體現，任何下級都怕給上級
送去麻煩，而訪民就是壹個麻煩。於是，各個地
方都要限制訪民上訪，很多地方的官員甚至在民
間埋了眼線，有時候還像打仗壹樣要埋伏到路邊
去攔截上訪者。
在壹些縣城大街上、農村公路旁、甚至農家牆壁
上，到處是白底紅字新刷寫的關於上訪的標語，
比如「堅決打擊違法上訪」，「越級上訪就是犯
罪」，「集體上訪四人以下」，「聚眾鬧事法律
不容」等。縣裡的官員說：「這是上級的要求，
各村都要集中宣傳壹下」；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說
得更具體：「每個村這樣的標語最少要刷寫 5 條」。
人們說上訪制度是掛羊頭賣狗肉，從這些標語也
可見壹斑。上訪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讓人上訪的，
不是截訪的，否則可以稱為截訪制度。但上訪制
度在中國恰恰就變成了截訪制度。沒有民主才有
大量的上訪，因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
上訪幾乎就成了少有的幾個渠道之壹。穩定也是
這個理，如果本來就穩定，誰還會提穩定?但是上
訪不能太多，太多了領導沒面子，陞官就受到影
響，前途可能因此丟掉。所以上訪得有，否則就
證明上訪沒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證明領導
無能。最後領導的選擇是每壹個單位、每壹個地
區上訪都得數字標準化，都必須有上訪名額，默
許的上訪人員要聽話。如果上訪的名額不是領導
默許的上訪者名單上的人，就要截訪、堵訪。
人們也許不會忘記，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簡稱安
元鼎)在京設立多處「黑監獄」，以關押、押送到
京上訪者為主業，與地方政府簽協議並收取傭金，
截訪，儼然成了這家保安公司最為重要的壹項收
入來源。不論是關押還是遣送訪民，安元鼎都要
向地方政府收費。《財經》記者的調查發現，安
元鼎近幾年業務發展迅速，2007 年全年營業收入
僅為 861.93 萬元，2008 年這壹數字變為 2100.42
萬元。其主要業務之壹即是幫助各地政府攔截上
訪者，業務範圍甚至已進入上海、成都等地。但
弔詭的是，截至 2009 年 5 月，安元鼎的許可經營
項目仍然為「無」。(南都周刊，2010 年第 37—
38 期)
可以說，截訪制度是中國社會管理的縮影，而上
訪人群是這個社會全體受害者的縮影。波士頓猶
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值得我們深思：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
話了。
為什麼壹定要反對勞動教養制度？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
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蘇聯引進，但
形成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並非依據
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
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壹種行政處
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
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
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 78 次會議批准頒布的《關於勞動教
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
依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
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
罪人員實行的壹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勞教人員沒有觸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處罰，
可是在實際對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沒有任何
區別。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會矛盾比較複雜，政治斗
爭異常殘酷。中共針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之情況，
除了軍事鎮壓之外，也採用法律手段進行解決，
但是在法律手段之外又實行了勞動教養制度。按
照中共現在的說法，勞動教養不是判刑，所以也
不用經過法定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程序，但是它
能根據各級領導者的需要，直接將壹個活生生的
人關押起來強迫勞動。在當今世界，這是壹大奇
跡，但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了。
1979 年之前，對國民的勞教期限由領導人隨意來
定，很多人最長勞教長達 20 多年。沒有犯法的人
坐牢時間比犯法的人還長，這也算是世界奇觀。
1979 年 11月 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國
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
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 1－3 年，必
要時可延長壹年。但以後在實踐中，常出現重複
勞教問題。至今有新聞爆料，維權人士和上訪人
士經常因為得罪地方領導人被勞教三次、四次。
有學者指出，勞教制度之所以被之所以被中國大
陸政府執意保留，就在於勞教制度可以不通過嚴
格的程序和證據隨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這可
以「方便」的「處理」政治異見人士、民間信仰
者以及上訪人員等特殊公民。
壹般認為，勞動教養制度始於 1957 年。1957 年 8
月 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經過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
八次會議批准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該決定的初衷是為了管理「遊手好閒、違反法紀、
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
「不夠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合繼續留用，放
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員。從起源看，勞
動教養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懲治和管制那些政治
上不可靠的國民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
的決定》是在反右派運動高潮中出台的，因此大
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勞改、勞教場所，進行勞動改
造。理由大概就是"決定"中所說的他們是「反社會
主義的反動分子」。全國 55 萬右派分子中，大約
有 48 萬人多人送勞動教養，4 萬多人被判刑。
據有關人士統計，中國大陸現在雖然不像以前那
樣大規模對國民實施勞教，勞教期限也大部分限
制在壹年左右，但依然有 300 個勞動教養管理所，
經常性收容 26 萬名勞教人員。假設每位勞教人員
被勞教壹年，按照這個數字推算，中國共產黨改
革開放三十年來，也勞教了將近 1000 萬國民，可
謂惡劣。2007 年底，包括經濟學家茅于軾，維權
律師李方平，學者胡星斗等 69 位中國學者和法律
界人士聯署發表了公開信，呼籲取消勞動教養制
度。2010 年又有維權律師王成和學者張輝等壹千
餘人聯署呼籲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但是不為當局
所動。
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行政
處罰法》，並與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相背。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
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
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
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體」。《立法法》第 8 條和第 9 條之規
定，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
能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並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不得授權國務院就這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
制措施和處罰在沒有正式法律的情況下先行制定
行政法規。《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
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
政處罰。」，同時規定的處罰種類中不包括勞動教
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
得超過 15 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9 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的
解釋，這裏的「法律」，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這裏的「程序」，是指經過合格的法庭審理。
2010 年，有網民提議在世博會期間去日本館舉辦
抗議活動，河南維權人士王譯女士通過推特發布
五個字：「憤青們，沖啊」，因此被勞教壹年。
2011 年，重慶網友方在微博上說：「勃起來
窩了壹駝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駝屎端給
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庄律
師吃，李庄說，這駝屎太臭了，誰窩的，誰自己
吃。」為這句話，方竹筍被勞教壹年。世界已經
步入二十壹時機，中國大陸還有這等荒唐的事情，
極端令人憤怒。勞教制度不廢除，還有天理嗎？
我們不反對勞教制度，還能算是有良知的人嗎？
中國大陸的廣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嗎？
中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應當具有生存權，接受
教育的權利，身體健康的權利，免受歧視的權利，
當壹個人成年，他還應該具有選舉權，他可以自
由表達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勞動成果，
每壹個中國人都應當享有的言論自由權，結社自
由權，示威和靜坐權，遊行的權利。而這些列舉
的權利其全部的內容其目的在於保障每個中國人
壹個基本的權利，就是做人的權利，做壹個有尊
嚴的人的權利！
人權不是來源於某個開明君主的恩賜品，也不是
由自以為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極權組織的給予
物，而是自我們誕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
《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中指出的「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
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
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確認這些權利是源於人
身的固有尊嚴」，這些屬於天賦人權！
人權對於每個中國人的作用應該是不言而喻，能
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處貧窮的人也有機會改變自
身命運，公正的醫療保障我們的生命而不是面對
病魔束手待斃，諸如等等。然而，這壹切基本的
權利，靠什麼保障？靠那些專制制度下的道德高
尚者嗎？靠不住，絕對的權力是人權的敵人，它
本身就是無法無天的，它本身就來源於對公眾人
權的剝奪。絕對的權力即便對人們有所施捨，那
也是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陰謀。
毛澤東在 1946 年信誓旦旦地說：「只有建立在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
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 1949 年以後卻壹門
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導師，以暴力和欺騙的方式
強迫數億人每天背誦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
毛澤東曾壹時心血來潮，提倡「百家爭鳴，百花
齊放」的言論政策，但立即又發現這個政策給自
己帶來了麻煩，於是馬上翻臉不認人，把放膽放
言的幾十萬文化人關進「牛棚」，隨後毛澤東居
然無恥地宣稱自己是搞「陽謀」，而非陰謀；毛
澤東曾鼓勵「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
大辯論」，但這隻是鼓動群眾內鬥，借刀殺人，
目的是為了打到中共黨內其他領導人，如果誰膽
敢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矛頭對
准他本人，則死無葬身之地。中共黨員張志新批
評毛澤東引來殺身之禍，而且臨死前先被折磨致
瘋，被割喉致啞，這已是路人皆知。
絕對的權力導致的是絕對的腐敗，而又有多少人
可以在沒有監督的前提下能拒絕權力這種強腐蝕
劑的腐蝕。在毛澤東去世后，毛澤東的個人獨裁
和個人崇拜雖然沒有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方式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只是壹群人的領導代
替了壹個人的領導，只是壹群人代替毛澤東進行
統治從而演化成了壹個統治集團。沒有了毛澤東，
卻有了眾多的小毛澤東。人們現在可以看到，眾
多的省委書記都成了權傾壹時的封疆大吏，眾多
的縣委書記都成了獨霸壹方的割據諸侯。壓制信
仰自由，強取豪奪，野蠻拆遷，當官的欺負老百
姓，把上訪者關進勞教所，把異議者關進精神病
院，這都成了司空見慣。各級官員習慣於濫用法
律對付那些妨害他們攫取利益的人，但他們在必
要的時候總是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 1946 年 2 月
1 日曾這樣批評國民黨：「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
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
姓點燈。』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
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 政
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
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
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
高論，第壹步先 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
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
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
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 諾言來兌現，
從這壹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
信。」看看中國人民基本權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
現狀，這些話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動地還給那
些胡作非為的共產黨官員們。
面對剝奪基本人權的種種惡行，中國人民怎麼
辦？答案只有壹個：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來保
障我們基本的人權！只有當人民把國家的政治權
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們才能真正的保
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麼用？能讓老百姓
免於被掠奪，能讓貪官污吏難以伸手，能讓我們
的子孫後代像壹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有自由的
思想和獨立的人格，而不是作為壹個奴才和工具
困苦而渾噩的過壹輩子！
建立民主制度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同樣具有深遠的
意義。據聯合國的相關統計（2005 年），當今世
界的前二十位發達國家全部實行的是民主制度。
如果說，在經濟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擋的世界
潮流的話，那麼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經成為壹種
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偉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
生曾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
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為了壹種普世價值觀，在多
數國家實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況下，拒絕民主制
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馳，必將引起大多數國
家排斥。關於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國家的異同比
較，劉亞洲將軍的言論可謂精闢，他說：「今天，
日本有哪壹個政府官員敢用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妓
或腐敗曝光后執政黨敢不謝罪下台？而我們的貪
官污吏則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在今天這個信
息時代，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就站在全球
之巔的時代，彼方是信息無障礙地交流、碰撞、
激勵和競爭，而我方則是絞盡腦汁地封網、過濾、
鉗制和內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
族的創造力，而我方則是最大限度地將民間思想
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這彼我雙方兩種截然不同
的人文社會體制，難道不最終都會反映到國民的
綜合素質上？難道不最終都會落腳到綜合國力
上？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體就行，
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
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
革開放』，已經壹次又壹次地被證明是壹條將中
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
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
如果說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
和促進國家長遠發展，那麼殘酷的社會現實更讓
這壹目標顯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國，地火奔騰，
暗流涌動，任何壹個清醒的政治家都會意識到這
個國家所處的危機，嚴重的貧富分化所造就的激
烈的社會矛盾使中國如同壹個壓力越來越大的高
壓鍋。1992 年以來，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
社會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數群眾的生活
不僅沒有在發展中獲得相應的改善，而且要背負
高房價、高污染、高醫療費用、高教育費用和高
喪葬費用等各種負擔，這些負擔顯然都是經濟高
速發展所帶給他們的。包括農民、城鎮失業下崗
職工和普通的平民階層境況堪虞：大量的工人和
農民生活困苦，他們的基本權益難以得到切實有
效的維護；其社會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聲音
越來越弱，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逐步
被邊緣化了。如果說工人和農民生活困苦的感受
是直接的，那麼城市平民階層和學生階層也大多
覺得活得很累。所謂「改革」愈來愈成為「零和
博弈」——少數暴富者所得，即社會其他群體所
失。對壹個正常的社會而言，社會保障、義務教
育、公共衛生等直接關係到基本民生的頭等大事，
應當放在公共投入最為優先的位置。然而中國政
府不僅在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憐，而
且強行把教育、醫療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
共產品給「市場化」了。而這種「市場化」的壓
力即使是身處城市平民階層的人民也備感寒冷。
相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新的經濟壟斷、
政治壟斷和文化壟斷都形成了。特權盛行，腐敗
盛行，壟斷盛行，權錢交易盛行，有權的就發財，
有錢的也能當官，這已經眾所周知。更為可惡的
是，有權有勢的又收買大批御用文人為統治者大
唱讚歌，把各種不公正的現象都歸納為「中國特
色」所致，而把各種見縫插針的掠奪行為歸納為
「與國際接軌」。大多數觀察者對中國大陸現狀
的判斷是，為數不多的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特權
組成的利益集團已經使這個社會的公共管理失去
了公共性，同時又使所謂的市場失掉了起碼的公
平性。政治決策為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所左右，
政府有關部門成了權貴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
益集團操縱而成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眾在壹
定意義上已經成了任其魚肉宰割的人質，而有良
知的知識分子，其自由的表達權被悄悄扼殺，不
得不處於邊緣化的位置，很多為中國民主化呼籲
的社會良心多次鋃鐺入獄，卻又不為公眾所知。
至於民營企業和個人投資者，他們也和資本市場
壹起被權貴所控制，往往成為權貴集團操縱經濟
的犧牲品，甚至在民營企業家中間流傳著這樣壹
句話：「賺壹百萬是自己的，賺壹千萬是家族的，
賺壹個億就是共產黨的」，至於基層行政人員，
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維護國家機器運轉的成員，
其家庭和自身同樣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敘的各種
傷害，不能倖免。
民主制度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制度是萬萬不
能的。從田間地頭到街頭巷尾，人們都知道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體制
問題，也就是制度問題。網路上有壹位著名妓女，
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說過，不民主不行。做
自由的人，為自己做主，為社會做主，這是普世
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不是中國大陸人
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民主的
問題。歸根結底只有壹句話：還政於民，建立民
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華民族才能與世界人
民壹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為什麼壟斷利益集團要反對民主制度？
建立以憲法為框架，以人民主權和有限政府標尺，
以三權分立，普選，政黨競爭，言論自由和軍隊
國家化等為內容的民主制度，對於中國人民的未
來福利和國家的發展的無比重要性，任何壹個對
人民痛苦還報有同情態度的人，都不會漠然視之。
而令人驚訝的是，人們都能看到中共領導人的反
復聲明，他們喋喋不休地告訴公眾，堅決不實行
三權分立，堅決不實行多黨制，堅決不實行新聞
自由，堅決不實行軍隊國家化。那麼，為什麼壟
斷利益集團仍然對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強烈的仇視
態度？事實上，理念的認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
取捨更決定壟斷利益集團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
式。
在經歷「蘇東巨變」后，各國共產黨侵犯人民權
利和出賣國家主權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產主
義事業的崇高性也隨之蕩然無存。經過幾十年的
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迅速積累，
但這些過程都是圍繞權力體系進行的分贓過程，
富者恆富，窮者恆窮，底層民眾大多不相信所謂
共產主義的鬼話，而高層的統治者則花樣翻新，
藉機推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這些都
有效嗎？沒有。因為只有「特色」，沒有社會主
義，只有壟斷和掠奪，沒有公平和正義。壹個很
顯然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經擺
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並且轉化成壹個利益共同
體。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壹個幾無長
遠政治理想的政黨，只知道「發展」，只知道「穩
定」，這就有些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領導人常說「舊中國」有三座大山：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現在
我說，「新中國」也有三座大山：經濟精英、文
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們說的上不起學、看
不起病、養不起老，還說生不起、活不起，也死
不起，這些困境上面都有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說說經濟權貴這座大山。鄧小平先生髮起
了壹場改革，鼓勵壹部分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後
帶動全體中國人共同富裕，還說，如果不能共同
富裕，改革就算失敗。30 多年來，中國在走出貧
困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製造壹個又壹
個的超級富豪。從萬元戶——百萬富翁——千萬
富翁——億萬富翁，中國式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
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2003 年，中國共計有三千
位身價超過壹億元的億萬富豪。現在是 2008 年，
估計更多了，億萬富翁以超越社會發展的速度被
製造出來，無數暴發戶壹夜間積累的財富連世界
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國的超級富豪們也瞠目結舌。
多少年可以成就壹個貴族，多少年可以讓億萬富
豪的人數從 3 千到 5 萬，在當今中國通常只需要
兩年多壹點的時間，甚至更短。中國最窮的省份
之壹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 20 輛悍馬。中
國人剛剛越過 1000 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
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 多萬元的勞力士手錶，30
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 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
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
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
連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嘆弗如。法國產的「人
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泰國的色情服務業
是該國旅游業的支柱，光顧色情場所的中國富豪
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
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
在裏面壹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當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們壹擲千金時，他們有意
識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嗎？沒有。當美國的超級
富豪洛克菲勒壹邊啃著三明治麵包壹邊匆匆趕往
學校和慈善機構捐款時，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正
在五星級酒店裡喝人頭馬吃保護動物泡小情人。
當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數壹數二的超級富豪時，他
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賺來的巨款揮霍享受或是買個
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讓他的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公
司生產的小轎車，於是他給工人發高工資，還創
造了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
於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車上下班。中國是壹個
傳統的特權社會，富豪集團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
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遠見的富人不多。富
人的健忘表現在那些從底層社會起來的部分人忘
記了早期的艱難歲月；短視表現在不願用多餘的
財富回報社會，以為自己壓榨下去，就可以永遠
地富下去。當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
遠富下去，於是壓榨到壹定時期，就很聰明地攜
款出國，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為中國有這樣的富豪，所以中國人有更多
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軾先生提倡保護富人的時
候被眾怒所抨擊，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麼多殺
富濟貧式的平民起義，所以，中國富人的壽命也
很少能夠超過壹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過三代」
壹說。英美等文明國家即使有窮人殺富人的現象
也是個別的，通常不會釀成全社會性的貧民暴動。
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遠見，也不乏善心，他們把
賺來的大部分財富用來回報社會，比如比爾 蓋茨
先生就是這樣。這樣的富豪，誰還會想到要殺他
們？如果說中國的平民起義源於國民的仇富心
理，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心理，富人難道不是始
作甬者嗎？
其後，說說文化權貴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
來，中國歷史大部分時間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
形成壹禍，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託著社會的文
明理想，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都是走在社會最前
端的先進群體，怎麼能成為禍害？因為中國文
人喜歡自詡知識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
的知識分子。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以
獨立的身份，依靠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
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壹種公共良知、有
社會參与意識的壹群文化人。它與壹般的技術專
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是很不相同的。這
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知識分
子。從這個公認的概念可見，中國有很多文人，
他們可謂文化權貴，但絕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何謂「良知」？「良知」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
和捍衛真理、正義的勇氣，以及不為眼前的「功
利」所引誘而被世俗勢力所「收買」。可是，中
國的文化權貴都做了些什麼？以前，他們長袖
善舞，喜歡做帝王師，現在更加無畏無恥，他們
為了壹點小錢給貪官炮製塗脂抹粉的「假新聞」，
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以「知名人士」的身份為
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也有更多
的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
術家錄」，同時，有好多「醫學專家」在堂
而皇之地拿「藥品回扣」，有好多「高級教師」
在巧立名目地從學生口袋裡掏錢，有好多「經濟
學家」為了財閥的「紅包」在權威職位上說混話，
有好多文痞把黑社會頭目吹捧為大企業家……..
當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權力迫害的時
候，當異議人士遭到醜惡當局打壓的時候，當民
主人士者倡導普世價值而遭到精神身體上雙重圍
剿的時候，到處都有所謂的「文化權貴」活躍的
身影，但是，當權力應該遭到質疑的時候，他們
壹概啞口無言，似乎是壹群吐信的蛇把猙獰的面
孔收斂起來突然變成了溫順的烏龜，好象突然間
患了「集體失語症」！幾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學
家錢學森為畝產 10 萬斤論證，有郭沫若這樣的大
詩人為劊子手高唱頌歌，現在又有餘秋雨、司馬
南之流忙於為專制體制塗脂抹粉，但偏偏這些人
被「年輕壹代」稱做中國的良心，這恰好是中國
主流文化權貴深度墮落的真實寫照。即使放在今
天，魯迅先生的思想也壹點不落後，因為魯迅所
抨擊的壹切醜惡在今天都變本加厲地更加醜惡
了。今天的文化權貴比譚嗣同、魯迅那個時代要
多出百倍，可有幾個文化權貴擁有魯迅那樣的民
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有幾個不在「利誘」面前
拋棄人生的準則？有幾個擁有真正的「良知」？
然後，再說說政治權貴這座大山。中國是壹黨制
國家，政治權貴主要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壹小
撮」，廣大黨員算不上什麼，只是政治符號和壹
堆數字而已。在這之外還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
八個民主黨支部，他們與仲共黨內的政治權貴遙
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的政治權貴。中國的政
治權貴來源於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
的成果。前 30 年，他們以革命的名義掠奪，掠奪
公民的權利，掠奪國民的財富，掠奪人民的精神；
后 30 年，他們以改革的名義瓜分，瓜分公民的權
利，瓜分國民的財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
國民和人民，他們成了什麼？他們成了「草民」
和永遠的老百姓，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沒
有自己的權利，沒有自己的財富，沒有自己的精
神。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權利結
構，就有什麼樣的利害關係，就有什麼樣的文化，
和什麼樣的人性。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有什麼洋的政治權貴。反過來，這些政治權貴是既定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會死命地維護這個制度，
於是就會營造相應的文化氛圍，培養相應的國民
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陳雲說，權力只能交給革命者的後代，
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沒錯。目前中國的各級政權
都在各級太子黨的手裡，他們盤根錯節，利害攸
關，確實是少有政治權貴出來挑戰政治權力和政
治格局。看著各級大員都和前朝大員有血緣關係，
又和本朝大員有姻親關係，於是，有人說，所謂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國人
民的人站起來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前，
陳勝和吳廣問過這話，現在似乎又有人問了。有
官員去農村調查，問農民：妳們缺什麼？農民回
答：我們缺陳勝和吳廣。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就
是因為草民沒有權利，導致官僚為所欲為，然後
掀起革命，毛澤東曾經說民主可以走出這樣的治
亂循環，但是很明顯，中國還在這樣的循環中難
以自拔。
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之子李勃的壹句名言：「高
乾子弟哪個不做生意，錢少就乾脆別
在『太子黨』里混，別的高幹子弟也瞧不起妳」。
省長之子如是說，市長之子也如是說，縣長鄉長
局長的孩子們都在如是說。有哪個省長市長縣長
鄉長局長的孩子們在社會的底層呢？沒有。革命
者的後代繼承了革命的成果。龍生龍，鳳生鳳，
革命的後代玩權玩錢如玩命。老壹代革命家的后
人，我們都知道他們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們發
多大的財；新壹代的改革領袖，那些「核心」的
兒孫親屬也不甘示弱，後來居上，壹個個都在權
力場和金錢場賺了個盆滿盂溢，又在文化場混了
個趾高氣揚。
吃人的，究竟還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
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 60 年
來，權貴們通過前 30 年的繼續革命鞏固了對權力
操控、對財富掠奪和人格的蹂躪也踐踏，通過後
30 年的摸石頭改革進壹步徹底瓜分了社會財富、
國家權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權貴、經濟權貴和文
化權貴，他們三位壹體，相互連帶，相互重疊，
相互捧場，綁架了中國的國家公民價值觀、公民
利益和國家道德。如此壹些權貴用權力、金錢和
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綁在壹起，然後有用親情使大
家血濃於水，厲害攸關，共進共退，這就形成了
壹個權貴集團。這個權貴集團凌駕在 90%的國人
之上，壟斷了權力、金錢和國運。更可悲的是，
在權貴壹脈相承和血脈相傳的同時，下層百姓的
貧窮也在世襲。窮者恆窮，富者恆富；弱者恆弱，
強者恆強，這是最大的腐敗，這是最惡的腐敗，
比皇上復辟還要腐敗。
今天中國的矛盾絕非中共所標榜的「社會生產和
人民需求」，這壹簡單的物化標準顯然是欲蓋彌
彰。今天中國最大的社會矛盾實是和特權家族和
世襲家族和廣大的人民的對立，也就是官民矛盾。
這壹矛盾的焦點就是對利益分配權的爭奪。由是，
我們似乎對特權集團為什麼要反對民主制度的本
質有了進壹步的認識。沒有別的，特權集團就是
出於貪婪而不願意放棄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
的存在可以讓他們輕易的獲取源源不斷的利益，
那麼讓他們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揮刀自宮般痛
苦。
中國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和東歐各國相繼發生民
主變革，在經歷種種陣痛之後，先後從專制國家
轉變為民主國家。這壹系列變革被國際社會稱為
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漸漸
退去的同時，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醞釀，
至二十壹世紀壹零年代，北非中東各國又出現此
起彼伏的抗議運動，人們普遍地反對專制，要求
民主。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西亞南部地區西迪
布吉德壹名 26 歲的街頭小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
對待（該青年大學研究生畢業，只因經濟不景氣
無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經濟負擔的重壓下，無奈
做起小販）。在遭到粗暴對待后，該青年自焚抗
議，因傷勢太重，不治身亡。這名青年的過世，
在激起突尼西亞人同情心的同時，也激起了突尼西亞
人長期以來潛藏的對政府、社會生活的嚴重不滿，
當地居民開始了要求總統本-阿里下台的持續抗
議活動，並演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社會騷亂。
總統本·阿里被迫選擇離開突尼西亞，前往沙特避
難，總理加努希出任臨時總統。在阿拉伯國家，
這是第壹次政權因為民眾抗議而倒台。由於突尼
斯的國花是茉莉花，這場政變也被稱為「茉莉花
革命」。緊接著，這股紅色革命開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埃及大批民眾在全國多個城
市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壹些地區的抗議活動甚至演變成了血腥衝突。繼
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應開始傳導至北非
和中東的諸多國家，包括、利比亞、巴林、
阿爾及利亞、伊朗等伊斯蘭國家。主要城市
爆發大規模的遊行，巴林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
伊朗舉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從這些國家可以看
出壹個共性，內亂有著深厚的社會、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這些國家經濟形勢嚴峻，經濟增長緩
慢，失業率和通脹率都比較高表。就突尼西亞國家
而言，2010 年突尼西亞的經濟增長率為 3.4％，失業
率達 14％，其中有 30％是年輕人，另有資料指青
年失業率可能高達 52%；除此之外，通貨膨脹率
達到 4.5%左右，超過歷史上 3%的均值水平，侵
蝕了居民的購買力，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和未就業
群體。再說埃及，據統計資料數據顯示，埃及目
前有 8000 萬人口，埃及的失業率 9.7%，而失業
者中，90%是青年。此外，該國通貨膨脹率高達
12.8%, 40%的人生活費每天不足 2 美元。中東很
多國家都存在這種類似社會問題。
更為主要也更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東發生「茉
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統
治者獨裁，政府腐敗。在經過長期與政治自由和
民主無緣之後，民眾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
如在突尼西亞，本阿里擔任總統長達 23 年，因高度
集權、拒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遭受批評。長期
以來體制僵化、改革滯后嚴重引發了社會矛盾的
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黨獲得了壟斷利益，民
怨越來越大，最終令其徹底喪失了執政的基礎。
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聲稱，他們希望獲得更廣泛
的政治自由與徹底改革。他們還要求政府向議會
移交更多的決定權，並結束王室對政府高層職位
的壟斷。至於卡扎菲就更不用說了，他執掌利比
亞政權 40 年左右，並且在執政期間進行過恐怖活
動，乃是壹個瘋子。更為惡劣的是，卡扎菲居然
對利比亞起義的人們進行武裝空襲，這也是史無
前例的。從社會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東發生
「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民眾普遍比較貧窮，
而特權家族和世襲家族則富可敵國，比如利比亞
只是壹個 800 萬人口的小國，但僅僅卡扎菲家族
存在別國的財產就達到 800 億美元以上。
人們都還記得蘇聯東歐發生巨變以後，這些國家
經歷了短暫的轉型困難期，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曾
經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分析，認為都是革命惹的
禍，都是民主惹的禍，似乎非「中國模式」不能
解決發展與穩定的問題。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最
後幾年，中國官方媒體關於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
報道少了，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社會已經矛盾重
重，而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發展起來了，人民幸福
指數提高了。
世界銀行提供的報告中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
「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從 1999 年至
2006 年，年均增長速度約 6％，經濟總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支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實際的增長，超過
了 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
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 GDP 的增長速度，
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了
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
10800 盧布，約合人民幣 3650 元。其中莫斯科人
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 2 萬盧布，摺合人民幣
6700 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
在 9500 至 10000 盧布(人民帀 3200 至 3360 元)之
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 GDP 的增長速度，只
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壹個方面。另壹
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
府，將三分之壹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
救濟等社會領域的。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壹套完善
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
等弱勢人群，也扎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
果。
可以這樣說，今日的俄羅斯，「貧窮」是相對的，
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民選的官員，
拚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
羅斯政府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
樣情勢下，在經濟恢復了的俄羅斯，想當窮人，
不容易做到。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
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 年前
俄可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
2020 年前，人均 GDP 可達 29400 美元。我們再看
看劇變后的東歐，到了 2006 年已經有二個國家人
均 GDP 已經超過 10000 美元,其餘國家人均 GDP
全部超過 5000 美元，據世界銀行預測，在 2020
年左右,東歐國家將全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北非和中東發生「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其
革命還在進行中，革命的後果還有待繼續觀察，
但是可以斷言，革命對北非和中東人民來說，只
會更好，不會更糟。這世界沒有比專制更糟糕的
東西，也沒有比「富者恆富，窮者恆窮」更糟糕
的東西。人們也許能壹時忍受貧窮和奴役，但不
會永久地忍受貧窮和奴役，這是人類歷史最基本
的經驗。所以人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
擁有了主宰自己的權利，只要人民擁有了管理國
家的權力，北非和中東各國的前景壹定是美好的。
既然前蘇聯和前東歐地區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轉型
以後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北非和中東地區
的人民在民主轉型以後也壹定可以過上自由民主
的生活。
好，我們把話題回到中國。在壹定意義上說，中
國是壹個相當特殊的國家，它有數千年的專制統
治歷史，也有數十年類似蘇聯東歐的共產極權歷
史，也有數十年類似北非中東特權集團禍國的歷
史。數千年專制統治的經驗，它有；紅色極權統
治的經驗，它有，特權集團統治的經驗，它也有。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在極力地防範別人取代它的統
治，任何專制統治者都在極力地防範人民爭取自
由，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也不例外，它防範蘇聯東
歐的轉型模式在中國出現，它防範北非中東的轉
型模式在中國出現，它防範壹切可能的民主轉型
方式在中國出現。但是人們能看到，中國具有前
蘇聯和東歐曾出現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東正
在出現的重重矛盾，這是要命的地方。過去的壹
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學者認為北非和中東的
民主化道路最難開闢，其理由或者歸咎於宗教因
素，或者歸咎於文化因素，但現在北非和中東發
生「茉莉花革命」的這些國家已經證明沒有什麼
東西能擋住自由的吸引力。結論是壹樣的，沒有
什麼東西能永久遮擋住中國人民追求自由的目
光，我們放眼望去，中國的台灣部分已經民主了，
大陸部分沒道理不行。
有點政治常識的人壹般知道關於「永遠的利益」
這句話，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利益！普羅大眾
需要建立民主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
障對自身所創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權。而專制社會
中的既得利益者則通過專制制度來攫取非法利
益，他們需要保障並強化專制制度的存在，因為
這比壹切關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更來得實在。
通過專制制度確立的分配權對壟斷利益集團的意
義比建設壹個人民政黨更更為重大，基於這壹利
益的本能驅使讓「中共組織」這壹龐然大物不成
其為壹個信仰主義政黨，也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
意識形態政黨，其實質成為壹個超越于政府，人
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級組織。壟斷利益集團通過這
壹超級組織維持了專制制度的存在，從而保證了
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斷。
中國古代有句話叫：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乃天下
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說這句話還只是
表現出樸素的民本思想的話。那麼，現時但凡有
壹點民主常識的人來看，政府不過是民眾推選出
來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務機構，那麼執政權的更替
就是壹件極為正常的話。打個比方，這就彷彿業
主和物業公司的關係，業主對物業公司的服務不
滿意，當然要剝奪其管理資格，換另壹個物業公
司。如果壹個被業主認為不合格的物業公司說，
那把我們公司的經理換個人，還得我們來做。那
業主完全有權選擇否定。特權集團並不這麼看，
他們把政權當成私人財產決不肯放手，他們身處
現代，而思想卻是極為陳舊。在他們看來，天下
是父輩拿鮮血換來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
這壹點，看看父傳子的金家王朝和兄傳弟的古巴
則尤為印象深刻。另壹方面，如果說貪婪、短視
和自私還不足讓特權集團底氣十足的話，那麼對
掌握在手的暴力機器的迷信則可讓他們如打了壹
枝強心針，這壹點可以從統治者對人民越來越習
慣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發展讓「革命」
表面上似乎變得困難許多，事實上真是這樣嗎？
不是的。別忘記前蘇聯曾經是第二軍事強國。
人們也許能壹時忍受貧窮和奴役，但不會永久地
忍受貧窮和奴役，這是人類歷史最基本的經驗。
中國人民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進行中國式的社會
轉型，這或許還不確定，但民主的浪潮壹定會波
及中國的海岸，這是確定的。毛澤東曾說過壹句
話：高貴者最卑賤，卑微者最高貴！這句話某種
意義上是有壹定道理的，我們不必因人廢言。壟
斷利益集團獲得利益是如此輕易，這讓他們內心
很容易膨脹，自以為能力超人，而他們時時處於
自己締造的封閉的獨立王國中，也讓他們目光短
淺，不以開眼看世界的心態了解社會現實和世界
潮流。內心膨脹和目光短淺的結合使特權集團無
法認識到壹個簡單道理：放棄壹部分利益固然使
他們失去這部分的利益，卻可以使他們保有自身
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獨佔所有利益必將使他們失
去壹切利益，這壹道理已經被歷史證明過無數次。
特權使他們短視，而短視使他們看不清歷史發展
的潮流，那麼最終他們會被歷史潮流所淹沒，這
也沒辦法。
中國大陸有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嗎？
反對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壹種不太新鮮的
說法：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實行民主！這種說法不
新鮮，是因為滿腦子專制思想的袁世凱也曾以此
作為他當皇帝的理由。抗戰時期，中共新華社也
唱高調反駁這種論點，說：「不能因國民程度不
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
民。」
認為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的人並沒直接說中國的
國情是不是就適合專制，但從他們列舉的理由中
我們不難看出持此論點的人是贊成專制制度。比
如說：「中國人太愚昧落後，不適合實行民主」，
又比如說「中國人口太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現
階段實行民主不現實」，又或「中國人長期受專
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適合實行民主」，如此理
由，不壹而列。總之而言，在反對建立民主制度
的人眼裡，中國的教育落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和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可以成為中國必須繼續實行
專制制度的理由。
「中國人太愚昧落後，不適合實行民主」這顯然
是荒謬的說法，民主是壹種基本權利，這種權利
既是高「素質」的人應該擁有的，也應該是「低
素質」的人同樣擁有的。那種把人分為三六九等，
體現的是權貴集團內心的等級觀念。在專制制度
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稱為民
主人士，他們大多都在當局的監獄里，所以中國
不可能等到把每個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後
才去實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
與人的素質沒有什麼關係，相反，人的高素質是
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來的。如果談到「愚昧」，
當歐美國家在兩三百年前實行民主的時候，它們
的人民對於民主的認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國人
不知要落後多少倍！然而它們都成功地實行了民
主。今天，連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國更落
后的非洲國家都在進行民主實踐，怎麼能以中國
人的愚昧落後為由拒絕實行民主呢？恰恰相反，
正因為人們愚昧落後才需要立即實行民主，因為
民主實踐過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們擺脫愚昧落
后、邁進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實踐過程本身也
是最好的教育人們儘快懂得民主的唯壹途徑。
「中國人口太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現階
段實行民主不現實」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腳的，論
人口，總量大的國家不少，人口密度大於中國和
平均資源少於中國的民主國家也比比皆是；至於
說經濟發展不平衡，也是頗為荒謬的，任何壹個
國家的不同地區由於地理，資源，人文諸多因素
的不同必然導致經濟發展不相同。關於人口和經
濟發展，我們不妨舉個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國
差不多，建國之初和中國情況相同，其國土面積
只是中國的三分之壹，印度實行民主 50 多年，也
沒有出現全國混亂。相反，沒有實行民主的中國
在 50 年的時間里，出現了無數慘絕人環的政治動
亂。這說明只有實行民主才能解決人口多所產生
的問題，只有實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導致
的混亂。因此，實行民主與人口多少無關。
至於說「中國人長期受專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
適合實行民主」的說法更是不通。的確，中國有
漫長的專制制度統治時期，然而，過去是專制制
度，並不表示中國現在和將來還必須在專制制度
統治下度過，不管是它是以君權神授或自任代表
的理由。請問世界上，又有哪壹個民主國家建立
前不是實行的專制制度呢？法國，英國等等，這
些國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實行的專制制度；而
受中國專制文化傳統熏陶的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
人（台灣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華人）、韓
國人和日本人都能實行民主，為什麼大陸就不適
合實行民主呢？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已經證明：民
主制度適合在任何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實行，實
行民主與否同壹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沒有關係。如
果「中國人長期受專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不適合
實行民主」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繼續專制的
結果就是今後的中國更不能實行民主制度，這豈
不荒謬？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的國情是否具備建立民主制
度的條件？答案是肯定的！
第壹：世界各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中國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今天全球的民主國家以達
到壹百多個，這些國家中既有數百年民主史的「古
老」的民主國家，也有剛剛開始民主進程的新國
家；既有經濟實力超強的大國，也有經濟實力弱
小的小國；既有東方傳統文化習慣的國家，也有
沒有歷史包袱的新興獨立國家；既有人口密度極
大的國家，也有低廣人稀少的國家。這壹百多個
個民主國家的國情所具有的多樣性，使中國在建
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時候可以獲得寶貴的經驗，正
如古人說的「以人為鑒，可明得失；以史為鑒，
可知興替。」全球的民主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將為
中國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寶貴的借鑒。
第二：中國台灣地區人民可以為大陸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諸多的參考和幫助；中國大陸建立民主制
度還具有壹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可以獲得台
灣同胞的幫助。
台灣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
可圈可點，台灣人民比大陸人民幸福在於他們不
但取得了令人艷羨的經濟成就，更擁有廣泛的民
主權利。在「民主制度統壹中國」后，台灣人民
在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中將發揮極大作用。
第三；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如民主選舉等具體操作
有了更多依靠；隨著科技的發展，新技術和先進
工具的運用，民主選舉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
斷增強，從而顯得更傾向於公平；資訊的發展讓
政黨和候選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進的傳播工
具（例如網際網路）也為人民的言論自由的表達提
供廣闊的空間。今天的時代不再是「豆選」時代
或「馬車競選」時代，科技的發展必然為人民運
用自己的權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國社會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上蹣跚三十
多年，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本性沒有改變，中國
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本質上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
是時代和時代符號。貧富分化嚴重，官民矛盾激
化，吏治更加腐敗。中國人民面對的是壹個企圖
解決市場問題的壟斷體制，這個體制註定是壹個
不能解決問題但又在不斷製造問題的體制。壹個
衝突重重的社會是不可持續的，但其問題並不是
永久不可解決，而是在等待解決的時機，關鍵是
人們用什麼方式去解決它。隨著中國民間力量的
壯大和民間政治的成熟，民間的活躍力量已經成
為推動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們活躍在學術研
討會、網際網路、民間教會和各種藝術展示活動中，
不斷提出改變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合理要求，
並且是不斷用新的方式表達出來。在民間社會的
努力下，特權集團的合法性危機正在積累，如果
發展成政治危機，那麼現在的統治方式是不可能
延續的。中國的未來在技術層面上不確定的因素
很多，但是在總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
法治和憲政的公民社會。現代世界沒有為我們提
供別的可行選項。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下民易
虐 ，上天難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護佑。
時代在進步，人民在覺悟，大陸的中國人已經越
來越意識到民主權利對於自己的重要性。從中國
大陸壹些農村基層選舉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對
公正選舉的極大熱情和參與感，而城鄉之間的流
動使得國人不在處於閉塞狀態，他們可以共享和
交流信息。壹旦建立民主制度，這些將成為推動
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內部因素。同時，民主化的世
界潮流讓我國建立民主制度沒有外部阻力，而可
期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更多幫助。
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早期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邊國家的抵制，因為那個
時候大部分國家都是專制國家，壹旦有民主化的
嘗試，就必將遭受專制力量的聯合圍剿。這樣的
事例在現代也有，人們也許還記得二十世紀中期
的國際局勢，當「社會主義陣營」興盛的時候，
捷克和匈牙利等國進行了民主化嘗試，確遭到蘇
聯中國的聯合打壓，直至把主張民主改革的力量
關進監獄才肯罷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經成
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近幾十年來，只有頑固
堅持獨裁的專制國家遭受國際社會制裁，而從沒
有見那個國家因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圍追
堵截」，當蘇聯東歐人民追求自由的時候，全世
界都在支持，當北非中東人民追求自由的時候，
全人類都在喝彩。因此，佔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
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也將是國際社會樂見其成的事
情，中國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壹旦開
始民主化進程，世界各國給予物質和人員的幫助
也是可預見的。這是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
利因素。
綜合以上對「國情」的分析，我們便不難得出壹
個初步的結論：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民主制度的
現實條件。今後，最關鍵的就是時機把握和力量
積累，最關鍵的就是進行持久的政治反對。只要
中國人民繼續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鎖，
什麼也不會失去。
北非和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已經表明，不管妳經濟
發展得多好，也不管妳有多少穩定的方案，人們
對專制腐敗的政府依然是不願意接受的。「中國
模式論」是與普世價值和世界文明對立，這種模
式其實就是專制統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國、日本
和前蘇聯就這麼壹路過來，走向了民主。只要敢
于與命運抗爭，就能改變命運。要相信中國人民
也行。
為什麼政治反對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轉
型？
壹種片面的政治觀曾經長久地佔據著人們的心
靈，即認為政治的本質乃是權力鬥爭，與普通人
無關。在壹個少數人掌握權力、而大多數人處於
政治上的被動地位的時代，這種說法貌似是正確
的。在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宮廷中壹顰壹笑
壹震怒，宮廷外可能有千百萬人就開始忙碌起來
了，甚至可能無數人要為此流淚流血。但這是與
普通人無關嗎？顯然不是。在專制社會裡很多人
似乎遠離政治，貌似與政治無關，但這僅僅意味
著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沒有主動權而已，事實上，
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所有人的生活，也包
括對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時代，毛澤東壹句話就是最高指示，
必須在 24 小時內傳達到全國的工廠和鄉村，數億
人要頂禮傾聽，然後高呼「毛主席萬歲」，這就
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普通人的影響。但是大飢荒時
代，中國大陸因激進政策而餓死了幾千萬人，毛
澤東卻總結說，錯誤只是壹個小指頭，成績依然
是九個指頭，這就是億萬人的政治對毛澤東的影
響。正是因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們
往往會認為自己的生活中沒有政治。另壹方面，
在專制獨裁的社會中，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政治權
利，在對政治的主動決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
這時候，政治被縮減為統治者的個人慾望、宮廷
貴族的冷血陰謀。醜陋骯髒的專制政治會促使大
部分人努力遠離它，以免遭它的傷害，所以人們
會覺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鹽醬醋，只有衣食住
行，只有生老病死，沒有政治。這也印證了壹個
道理：如果妳有意無意地諱談政治，那麼妳自己
就可以斷定自己生活在壹個專制極權時代。
把政治視為「權術」、「統治術」。認為政治是
為爭奪權力和施展謀略和玩弄權術的活動，這就
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的主要特點。重要的政治學家
比如馬基雅維里和韓非都在宣洩這樣的政治觀
點，直至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它對政治的認定
依然是：政治是為了獲得、保持、奪取權力的各
種活動的總稱。也就是說，在此之前的政治，大
多是權力的存在，而很難看到權利的影子。但是
自從法國大革命開始，這個世界經歷了壹波又壹
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
民享，這些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越來越制度化，
至今公民社會已經漸漸成為現實，以平等公民權
利為基礎，以自治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社會已
經初見端倪。在公民社會中，不僅權力是政治，
權利也是政治。當公民們就公共事務自由發表看
法的時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當公民們就誰當
國家總統進行投票的時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
當公民們因不滿意某種社會現象而上街抗議的時
候，他就是在從事政治。
中國知名學者于建嶸先生最近在不同場合多次公
開宣稱出現政治反對派會撕裂中國，對壹個現代
學者來說，這是壹種奇怪的邏輯。政治既可以是
擁護某種權力或權利的主張，也可以是反對某種
權力或權利的主張。政治壟斷就是只允許擁護某
種政治主張，不允許反對某種政治主張，但是自
己又不得不永無休止地反對別人的政治主張，也
就是所謂專政。反對派的存在從來就是壹個事實，
沒有反對派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問題，只有反對派
以什麼方式存在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政治反
對從來就是壹個常態。政治本就是雙方和多方的
事情，並不存在反對派獨臂擎天就能撕裂國家和
社會的問題，如果國家和社會真的被撕裂了，那
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當權者的事情。
缺少了反對派參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
權力的施捨，如果權力施捨不夠，就會發生動蕩，
在這樣壹種情況下，把撕裂社會的責任歸咎於政
治反對是荒唐的結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
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六四事件撕裂了
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法輪功事件撕裂
了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跑馬圈地和野
蠻拆遷撕裂了中國，這是政治反對派所為嗎？美
國的政治反對派存在了 200 多年怎麼就沒有撕裂
美國？歐洲的政治反對派存在了這麼長時間，怎
么還促成了歐盟的統壹？這是于建嶸先生必須思
考的壹些問題。
年紀大些的人都還記得，毛澤東曾經鼓勵人們積
極參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帥，但是毛
澤東並不允許人們自由地參与政治，進行政治表
態，他要求人們跟著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誰全
國都要跟著喊口號，誰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確，就
要接受批鬥。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路線后，放棄
了毛澤東的壹些做法，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漸漸地，國人也由「政治掛
帥」轉為「不問政治」。但是中國大陸沿著鄧小
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走了幾十年後，巨大的社會問
題出來了，貧富分化，吏治腐敗，官民矛盾，所
有這壹切問題依靠現行體制已經無法解決，必須
進行政治解決。但是特權集團不這樣想，他們要
在現行體制下求得穩定，求得發展，以利自己。
他們不鼓勵甚至不允許人們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不允許人們有任何多餘的權力和權利訴求，《憲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
和抗議自由，但這些自由在現實中被完全剝奪了。
在高壓之下，人們的表達權利空間很小，各種訴
求難得放大的機會，這就使人們的基本利益無從
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無從保障的情況下，人們
也逐漸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
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長久地得到這些利益
就要進行政治反對。在壹個專制社會裡，政治反
對就是油鹽醬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對那些不自由的人來說，政治反對就意味者掙扎，
這會給特權集團帶來統治的難度；對特權集團來
說，政治反對意味著被揭露，這會消解特權集團
的統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對的聲音足夠強大，
民間就會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
果當局的統治合法性逐漸消解，它的信心、智慧
和力量都會降低，此消彼長，總有迎來走向自由
的那壹刻。沒有哪個專制政權能在普遍的反對中
永遠屹立不倒，世界上這麼多民主國家都不是天
生的，它們原來也是專制的，但是，人民在掙扎，
在反抗，在進行政治反對，它們就民主了。蘇聯
東歐曾經象專制統治的黑幕壹樣，但畢竟黑幕揭
開了，人民自由了，這都有賴於勇敢智慧的敢於
進行政治反對的人民。中國人民前面的道路雖然
坎坷，但還是要走這麼壹條政治反對的路線。毛
澤東說：「掃帚不到灰塵照列不會自己跑掉」，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特權集團，妳不反對它，是
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
全球化時代的網際網路和其他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
帶來了壹個新的平台，人們利用這個平台積極地
參与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問題問總
理」這樣壹類欄目，比如發帖和跟帖，比如私人
網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這些新媒體的應
用讓國人直接參与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從中
可以觀察到，國人對政治的關注度其實很高，他
們甚至會切入壹些看似很敏感的話題，結果導致
「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國人頂著壓力通過互
聯網參政議政的同時，新媒體的發展也給官員們
帶來了壹定的壓力，比如，官員腐敗被網路曝光，
代表委員出言不慎引來「拍磚」，從某種
程度上來說，中國式的監督在過去主要是組織監
督，而現在則是組織監督和社會監督。而這些是，
只有在新媒體時代才面臨的課題。
中國幾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輪迴，至今不變，但
是具體到每壹個皇朝更替輪迴的方式，人們會發
現，交替之際顛復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說，
每壹個皇朝的更替都不會完全重複上壹個王朝的
軌跡。皇朝雖會復滅，但前朝的教訓依然是最重
要的教訓，每壹個當朝的統治者都會對前朝的教
訓有所警覺。現在的中國是共產黨執掌政權，它
會吸取國民黨在大陸敗亡的教訓，這就可以肯定
地說，不到萬不得已，共產黨不會給反對派辦報
紙的機會；不會給反對派建立民主黨派的機會；
因為他們是靠盧布起家的，所以也輕易不會給妳
壹個接受外援的輕鬆機會。中國社會的轉型時必
然的，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也必
然是中國未來的方向，這個世界沒有別的選項供
我們選擇。那麼，我們中國怎麼辦呢？現在可以
說，有了網際網路和新媒體，也就有了更多的進行
反對的新機會，那麼中國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去改變現行的權力和權利結構。
缺少了反對派參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極端的政
治，只能是更加獨裁的政治，在現代社會中，這
樣的政治才是撕裂社會的權力根源。缺少了反對
派參与的政治，是壹種缺少了約束的政治。權力
在不受約束的時候就如魔鬼舞動的長鞭，每壹次
甩動都是撕裂社會的壹擊。中國當今的權貴之所
以能形成利益集團，就是因為他們相互產生聯繫，
但這些聯繫也會發生變化。利益既然會使他們凝
聚在壹起，也就會使他們分化，併產生爭奪。而
這時候，他們誰也無從在中國政治舞台獨自表演，
於是他們在適當的時候依靠民間的反對派存在，
就要從民間的反對派里汲取新的血液，雖然現在
還不是適當的時候。獨裁在堅持，反對也應該堅
持，反對派也應該承擔起社會的責任，不能叫專
制統治者撕裂這個社會。
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不能指望統治者良心發現，
也不能指望「穩定」前行，必須依靠公民覺悟逐
漸啟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漸掘起，其中反對派的振
作是最重要的和最關鍵的。未來中國的制度變革
還要從反對開始，那麼，反對就應該是從每壹個
想做公民的人開始，反對就應該從異議人士和維
權人士開始。人們應該相信，沒有哪個專制政權
能在普遍的反對中永遠屹立不倒。權貴能把鈔票
存到外國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
們更多的國人不能，我們必須為實現民主這個事
情負起責任，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天賦
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我們已經被奴役，生活在
壹個處處透著邪氣的世界，但我們的子孫應該生
活在壹個正氣的世界，歷史事實和現實情況促使
我們覺醒，履行公民義務，爭取公民權益，是我
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不以言輕而不吶喊，不
以位卑而不爭取，當爭取民主的呼聲響徹雲霄時，
當爭取民主的呼聲震撼大地時，「民有、民享、
民治」的理想就壹定能夠實現。
為什麼說實現民主轉型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
思想？
鄧小平上台後做的壹件大事就是徹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似乎否定到「沒壹點對」。但是，鄧小平
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徹底，他沒有否定毛澤東思
想，只是用政治實用主義的手法重新解釋了毛澤
東思想。
在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的御用班子搞出了「鄧小
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胡錦
濤的御用班子又搞出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
官方稱它們是毛澤東思想的延續和有機組成部
分。事實上，這樣的定位也是比較準確的。表面
上來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學發展觀」都沒有相應哲學基礎和龐大
理論體系，只是壹些現實政策的組合，經過御用
文人的加工就寫進了中共憲法和中共黨章。從其
實質效用上來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也只能是毛澤
東思想的壹部分，因為它們都是跟隨在毛澤東思
想之後為專制制度的新發展做理論背書而已。也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所採取的都是武斷
強推之方法，以至動用武裝警察維持所謂「理論」
的落實。行之實曰「拆遷」，美其名曰「維穩」，
尋租歸宗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什麼是列寧主義？答案其實很清晰，列寧主義就
是用民主集中制建黨，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用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政權。毛澤東看見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成了導師，能指導世界革命，
他也想當個導師，於是劉少奇和林彪等人就大肆
鼓吹毛澤東思想。壹開始，斯大林還活著，毛澤
東不敢胡鬧，所以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
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理論」，很簡單，對馬列和斯
大林都沒有僭越。後來斯大林去世了，毛澤東覬
覦斯大林成為世界革命總導師的地位，再加上中
國共產黨人想為文化大革命做壹件美麗的理論依據，所以毛澤東思想又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
續革命的理論」，這就似乎發展了馬列理論，超
越了馬恩列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
論」，說白了，就是和平時期繼續內鬥的理論，
這樣的理論顯然不適合任何社會的發展，包括專
制社會。專制社會也需要專制之下的穩定。於是，
鄧小平上台後，又把毛澤東思想解釋為：「實事
求是」，這就成了壹種誰都可以拿來用的東西了。
誰能說自己不是「實事求是」呢？不相信毛澤東
的人也會說自己是「實事求是」，追求民主的人
也可以說「實事求是」。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嘴
巴里的「實事求是」和眾人的「實事求是」又不
太壹樣。
回顧中共建黨的九十年和統治中國大陸的六十
年，人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內部斗
爭的歷史，也是壹部鼓動中國人民相互鬥爭的歷
史。中共對鬥爭的熱衷和熟練，壹部分經驗學自
蘇共和蘇聯，另壹部分經驗學自中國曆朝歷代的
權斗史，所以中共搞起鬥爭來就顯得更殘酷，也
更黑暗。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的中國社會其實可
以劃分為兩個時代，前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
代。有些人說后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時代或者改
革時代，這也可以，但這個時代確定無疑是后毛
澤東時代。毛澤東雖然去世了，但陰魂未散。鄧
小平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新解釋了毛澤東思想，並
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而且中共也認可鄧小平理
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壹部分。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
言，權利已然覺醒而權力依然作祟，毛澤東思想
已經成了糾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說，如
果不能順利越過毛澤東思想這壹道精神之坎，中
國社會的順利轉型將困難重重。
關於毛澤東思想，有些人可以詆毀它，曲解它，
但是誰也不能無視它，因為它深刻影響了中國社
會，它在壹定意義上可以說它切斷了中國歷史和
文化傳承，也在壹定意義上隔離了主流文明對中
國社會。毛澤東思想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應該思
考的人們就不能不認真思考壹下。要重新思考毛
澤東思想是什麼東西，必須擺脫中共官方的立場
觀點和方法，如果做不到這壹點，就沒有重新思
考的必要，這是壹個方面；從另壹個方面來說，
假如只有壹個獨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是壹
味地棄如敝履這也未必夠，因為妳說服不了那些
視毛澤東思想為圭臬的人們。因此，從自己獨立
的「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深刻剖析中
共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解釋，並在此基礎上重
新思考毛澤東思想的真正含義，並重新解釋和定
義毛澤東思想，這才是可行的路子。
在毛澤東之後，能夠深刻理解毛澤東思想真諦和
真相的人是鄧小平，除他之外的中共領袖無第二
人能對毛澤東思想做深度理解，華國鋒、胡耀邦、
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行。鄧小平曾指出：
實事求是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如果從鄧小平
簡單的解釋上看，毛澤東思想不算個什麼思想，
如果說實事求是就是壹種思想體系，那麼我說「做
個好人」就壹樣是個思想體系。毛澤東和鄧小平
所講「實事求是」乃是壹種應用，是按照實事求
是的方法系統應用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實用主
義，這是關鍵所在。「實事」就是中國的專制實
際，「求」就是尋找，「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
義。「實事求是」中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在
中國的專制制度和文化傳統中尋找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不是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的專制
問題，而是用中國的專制解決馬列主義的問題，
這是毛澤東思想研究者必須掌握的關鍵點，不掌
握這個關鍵點，所謂的研究都是無力的批駁和無
聊的吹捧。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式的理論空
想結合中國社會傳統的宮廷政治經驗利用社會混
亂以武裝鬥爭來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理論，毛
澤東思想延續了中國社會的新型專制，延續了傳
統的宮廷政治、宦官文化和官僚經濟，並使之加
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包裝。毛澤東思想是以
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注意：非馬克思
主義），把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壹
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壹系列思
想。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理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毛澤東思
想的組成部分。回顧歷史，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
史上體制改革的第壹次嘗試，不幸以悲劇收場。
壹個民主的社會必然是壹個多元的社會，不可能
有壹種思想可以指導別的思想，不可能有壹種思
想通過強制凌駕于其他思想之上。美英等國的共
產黨都是合法的，可以參加政治競爭，只是因為
人們沒有給它足夠的選票，所以它們才處於政治
的邊緣。民主社會之所以民主，並不是因為「民
主的思想」扼殺了共產主義思想，恰恰相反，是
因為民主允許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中國社會歷
經坎坷，有個馬列主義來指導已經夠糟糕了，又
橫空出來個毛澤東思想，在和平時期鼓吹內鬥，
這就無比糟糕了。現在不說內鬥，而說「馬列主
義的實事求是」，這其實也沒什麼好，只要有特
權存在，「實事求是」就是予取予奪的理論工具。
隨意罷了。
今天的中國似乎又回到了始點，但面對的困難則
遠比壹百年前複雜而深刻。面對這樣複雜而深刻
的困難，中國社會各方面都必須重新審視毛澤東
和毛澤東思想，因為這是中國紅色專制的核心思
想，並且已經通過權力浸染了全社會的思想空氣。
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言，權利已然覺醒而權力依
然作祟，毛澤東思想已經成了糾命稻草而不是救
命稻草。可以說，如果不能順利越過毛澤東思想
這壹道精神之坎，中國社會的順利轉型將困難重
重。面臨著即將到來的社會大變革，如何才能完
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不僅成了中國共產黨人
的壹大任務，也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壹大任務。
有致力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個別學者也在到處鼓吹
毛澤東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技巧之精妙，提出要
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的公民運動。我個人認為，
此大謬也。如果揭開馬列主義的外皮，毛澤東思
想就剩下了宮廷政治中的權謀了，它能為中國社
會轉型提供什麼營養呢？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政
治必須與兩千多年來的宮廷政治做壹個果斷的切
割，未來的政治不能只是在宮殿和高牆內。我們
的目標是公民社會，是要建立以平等公民權利為
基礎的，以自治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民主社會。
未來的政治應該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是基於公民
政治之上的政黨政治，而不是繼續分贓的宮廷政
治。
為什麼說公民運動是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力量？
馬列主義既為人們描繪了共產主義的社會遠景，
也為人們描繪了社會主義的社會近景，同時提出
了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系列方式方
法，使用這些方式方法，馬列主義者曾經獲得過
輝煌的勝利。自由主義理論主要是關於「民主」
的理論，通過自由主義我們的眼界中里確會得到
壹個「民主」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但是這個
「民主」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很少告訴我們應
該如何去建立它。有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證明
「自由」和「民主」，怎麼達到「自由」和「民
主」，反倒成了弱項。民主化的理論是形形色色，
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論被反覆琢磨以後，我們就
會發現，它們並不能複製，也不能移植。看到俄
羅斯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葉利欽；看
到波蘭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瓦文薩；
看到台灣民主了，我們想學，但是找不到蔣經國；
看到不丹這個彈丸小國也民主了，我們想學，但
是我們很後悔自己的國家沒有開明的君王。怎麼
辦呢？於是，更多的自由主義者陷入了空談，並
滿足於空談，他們時常發明壹些新的詞彙圖謀顯
示自己比別人更高明。在專制的中國，自由主義
者的空談已經成為壹種常態，因為總是有人在聽。
中國太大了，中國人也太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
者總有顯示自己高明的時間和空間，但是他們總
是享受不到「自由」。但是歷史反覆證明，自由
從來不是空談而來的，自由是從爭取自由的運動
中得來的。
鄧小平開闢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壹場為了保持中共
統治權力為首要目標而不得不為的工作，其目的
絕不是要放鬆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但是，改
革在客觀上已經違背了中共的初衷----獨立於權
力的民間社會在三十年間悄然成長。目前的中國
已經進入壹個后極權時代：穩定在暴力下穩定，
和諧在謊言中和諧，發展在破壞中發展。中國社
會顯然已經分化成兩個相互隔膜、相互衝突而又
相互依賴的兩個階層：既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
益者階層。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成了官民矛
盾。在鄧式改革的後期，改革開放不斷降溫甚至
停頓，因為改革已經難以支付繼續改革的成本，
開放也難以支付繼續開放的成本。在權力結構拒
絕改革的情況下，每壹項新的改革開放舉措都會
成為權貴階層進壹步掠奪的契機，但是，不推出
新的改革開放舉措又會促使中國的社會矛盾在高
壓鍋中進壹步積累。胡溫等政治家為了防範社會
突變帶來的風險，只能在僵持中無力地掙扎，他
們難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國社會似乎在僵局中
僵化。這樣壹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已
經不是壹個解決問題的體制，而是壹個不斷製造
問題的體制。
我們用三十年時間造就了壹個不能解決問題的體
制，這個體制頑固地僵持到現在，不但難以解決
不得利益者階層的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連既
得利益者階層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也就是說，既
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益者階層都不太認可這樣
僵化的體制了，只是人們身處中國權力社會的分
贓系統中還有利可圖，所以說，利益使這個社會
還勉強可以維持自身的運轉，但是已經在等待最
后壹根稻草了。從利益的角度上講，破解這個體
制僵局的也終將是利益的問題，因為既得利益者
階層在現有體制下已經難以獲得更多的利益，而
不得利益者階層更是走向舉步維艱，盼望改變。
權貴集團壹方面利用權力獨霸進行尋租以獲取更
大的利益，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權力敗壞這個
體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這
壹簡單的事例來說，按照最高當局的規矩進行的
圈地本身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掠奪，可是權貴集團
並不以此滿足，他們還要破壞最高當局的規矩進
行圈地。最高當局規定不能圈大塊的土地，他們
就把大塊的土地分批次圈掉。最高當局規定不能
圈佔良田，他們就可以把良田劃定為鹽堿地。廣
大的中國人民壹方面利用現有體制維持自己看似
正常實則艱難的生存，另壹方面又對敗壞這個體
制並深度傷害他們利益的權貴集團進行頑強的抗
爭，並且是以維護這個體制的面目來追求體制本
身的變革。就拿上訪者的事例來說，上訪者群體
所張揚出來的訴求並不是體制改革，他們只是要
求最高當局按照體制的規則歸還他們在利益鏈條
中應得的份額，但是最高當局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最終促使上訪者群體進行體制的反思，併產生了
變革體制的積極意願。
中國社會這個大的分贓體系是制度化的結果，由
此衍生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制度的問題。中
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已經走向了反社會
的方向，已經逐漸被既得利益者階層和不得利益
者階層同時拋棄，這是壹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但
是對於那些致力於中國民主的人們來說，這恰恰
也是壹個積極的信號。因為維權運動以維護法律
體系的面目在肢解這個社會，並促進整個社會走
向公正，所以維權運動成了中國式的民主運動。
維權運動以維護權利和爭取權利為主要運動內
容，這就為中國民主展示了壹種自下而上的道路。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歷了啟蒙與反對為主要特
色的民主運動之後，迅速發現維權運動是中國民
主運動的壹個重要因素，於是在他們的推進下，
維權運動從點到面的展開，已經成為中國實現民
主憲政，走向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動力。中國的民
主運動經歷了啟蒙的階段，反對的階段，現在實
質上進入了壹個參与的階段，維權運動就是這個
參与的階段。但是維權運動顯然吸納了啟蒙運動
和反對運動的壹些有益的經驗，所以，維權運動
具有繼續啟蒙的性質，也有繼續反對的性質。大
量的維權積極分子在維權的過程中具備了現代公
民的意識和現代公民的做派，他們將成為推動中
國社會前進的有益的力量；還有壹部分維權積極
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對派的行列，成了推動中國民
主的戰士。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以政治訴求為主要特徵、
以組黨和參選為主要運動方式、以權力更替為主
要目標、但最終也是要解決中國社會平等公民權
利這樣壹個社會問題的運動，這個運動壹開始就
是壹種自覺的運動。民主運動在起初就有著顯著
的政治要求，它不認可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
制，或者是在認可的基礎上明確地要求逐漸改變。
民主運動壹開始就是通過集體的政治表達來展示
自己的，它的運作方式主要是政治聲明、結黨和
通過現行體制參与競選。但是在壹個專制的社會
中，人們處於壹種相對封閉和相對隔膜的狀態，
反對者的任何聲明、組織和活動都沒有足夠的放
大渠道，這就決定了傳統的民主運動影響必然有
限。從另壹方面說，組織政黨發出集體聲音和進
行集體行動在中國社會裡有兩大困境，第壹，類
似列寧主義的傳統型政黨是為了進行戰鬥動員而
組織起來的，這樣的政黨只適合顛復性的革命而
不適合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轉型；第二，類似西方
社會的現代政黨是圍繞選舉制度產生的，這樣的
政黨只是為了組織選舉和拉攏選票而存在，在中
國社會的背景里沒有這樣的制度基礎。傳統民運
沒有走出這兩個困境，也不可能走出這兩個困境，
於是它們的影響只好日漸式微了。
但是從新的世紀開始，中國的維權運動為民主運
動找到了新的出路。維權運動在在 2003 年逐漸成
形，民眾透過遊行、法律控訴及媒體曝光等，挑
戰政府或官營企業的許可權，以維護自身權益。運
動由最初維護消費者權益、業主權益，後來已觸
及公民政治權利等政治禁區，近年成為中國社會
研究壹個重要課題。在 2005 年後，由於公民意識
的覺醒，參加維權運動的公民與日俱增，雖受到
強力壓制但仍茁壯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
的民主運動迅速調整了自己的戰略，自由主義知
識分子和以往的民運分子壹轉臉，幾乎都成了維
權人士或者維權人士的同盟軍。事實上，中國民
主運動與維權運動也是殊途同歸的，它們都在聯
合國文獻所代表的普世價值中尋找到了共同點和
共通點，零八憲章就是中國民主運動與維權運動
高度結合起來產生的，它已經成為中國式的普世
價值，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神經。
中國民主運動與維權運動高度結合起來以後，中
國民主運動「向後退」了壹些，中國維權運動「向
前進」了壹些，其二者的匯流就是中國的公民運
動。在 2008 年前後，隨著《零八憲章》的發布，
「中國公民運動」這樣壹個概念正式走向了中國
社會的前台。到了 2010 年，王荔蕻、屠夫（吳凎）
和老虎廟（張世和）等人發起公民關注團對福州
三網友因言獲罪案進行干預，這個壹事件有顯著
的集體行動的意義，有顯著的政治權利訴求，而
且是街頭運動的成功嘗試，參与者自發地喊出了
「自由萬歲，言論無罪」這壹具有顯著色彩口號。
在這壹事件中，「公民運動」壹詞被參与者和評
論者廣泛採用，由此開始：中國大陸的公民運動，
儘管表面上看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政權抗衡，但它
已經開始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力量了，也已經
開始扮演壹個當局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了。
維權運動就是中國公民運動的壹部分；民主運動
也是中國公民運動的壹部分。我們必須將中國的
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統壹于中國的公民運動，這
不僅在理論上有充分的必要，而且在實踐上也應
該有十足的意義。首先，傳統的民主運動在中國
大陸雖然仍在發展著，但是它近年來的發展無疑
是借了維權運動之力，如果沒有風起雲湧的維權
運動，則傳統的民主運動依然在犧牲中犧牲，在
徘徊中徘徊。其次，傳統的維權運動雖然風起雲
涌並勢頭漸進，但是它近年來的提升無疑是借了
民主運動之力，如果沒有毅力堅韌的民主運動，
則傳統的維權運動依然在乞求中乞求，在上訪中
上訪。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是社會運動，而社
會運動有社會運動的規律，社會運動的推動者必
須認清社會和社會運動的本質和規律，運動有其
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其目標，這個目標可能是潛
在的，也可能是明確的。中國公民運動的目標就
是實現聯合國文獻所體現的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
所載明的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建立壹個以公民權
利平等為基礎、以自治的和開放為特徵的多元化
社會，就是公民社會。
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跳躍，通常是壹個突變的
過程，當然，在實現突變之前必須有壹個力量積
累的過程。力量積累到壹定程度，必然有壹個跳
躍。在壹個相對封閉的專制社會中，力量的積累
將怎麼實現？答案已經出來了，公民運動就是壹
個有效的方式。鮑比 甘迺迪曾說過：「壹個人
每次為壹個理念而挺身而出，或為改進他人生活
而努力，或向不公出擊，他傳遞出的希望僅產生
很小的波紋，而千百萬不同能量產生的波紋互相
交叉，就能匯聚成洪流，並可衝垮阻擋我們的最
堅實的牆。」今天我們可以說，公民運動中的每
壹個案例都是壹個很小的波紋，而千萬個波紋就
能形成洪流，衝垮中國的專制之牆。公民運動為
中國民主展示了壹條自下而上的道路，以公民運
動為戰場，建立中國民主的動員系統，這已經成
為運動中人的廣泛共識，並不是什麼機密問題。
民主不是空洞的，在壹定意義上說，民主就是公
民權利的總和。如果通過公民運動能夠多實現諸
方面的權利，那麼民主的因素就多壹些，如果通
過公民運動，我們的權利壹點點積累得多起來，
多到最後會是什麼樣子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必
然的，只要多到足夠多，就足夠我們用了。德國
的柏林牆推倒二十年了，中國民主派妒忌的同時，
也應該努力，我們的柏林牆不是那樣倒塌的，必
須用中國的方式推倒，中國的方式就是公民運動
運動。權利就是政治，維權就是政治活動，政治
運動必須要有更多人參與，更多的人進行集體參
與就是公民運動，那麼，中國民主算是找到了壹
條可行的道路。中國的民間力量只要通過公民運
動建立自己的動員能力，那麼它變革社會的能量
將是非常可觀的。只有民間力量壯大起來了，我
們才能談得上怎麼與特權集團去做有效的對抗，
才能談得上有效的妥協，才能談得上有效的和解。
為什麼壹定要反對現行的戶籍制度？
中國的戶籍制度始於周朝，至秦代初具規模。此
后，經過三國至南北朝的整頓，到隋唐時期日趨
完備和周密。從世界範圍看，中國歷代政府對戶
口管理的重視程度是最高，它通過體系完備的社
區組織、行政網路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點，
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我國
歷代政府之所以重視戶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
于藉此籌措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料。 深受傳統社會
經濟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我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
表現出以下特徵：
戶籍地域性
由於人口與賦役是聯繫在壹起的，所以政府千方
百計將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範圍中，限制其流
動，甚至把任意離開戶口所在地視為壹種犯罪而
加以懲處。如金朝規定：「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
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15]明朝規定：
「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
遠遊。」[16]在農業社會，以土地為主的生產經營
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本來就具有制約人口流動
的客觀條件，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從外部加強
了這種安土重遷的特徵，人身的束縛導致了整個
社會的封閉，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戶籍等級性
中國傳統社會曾出現過特權戶種、民籍戶種和賤
籍戶種等類別，其戶籍地位逐級降低，界線分明。
其中，特權戶籍以宋代的官戶最為典型。它可享
受以下特權：蔭補，即做官的資格，減免某些稅
收，差役免除和減免刑罰等。作為特權戶種的官
戶在宋代以後消失了。民籍戶種是平民百姓擁有
的戶籍，是主體戶種，包括民戶、匠戶、灶戶和
鋪戶等。這些人是國家賦役的重要承擔者，其社
會地位基本相同。而賤籍戶種的社會地位低於平
民，包括軍戶、錄戶、雜戶、樂戶和丐戶等。
戶籍世襲性
嚴格的戶籍管理不僅體現在對人口生存地域的控
制上，而且體現在對人口等級、職業的控制上，
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動壹樣，人口的等級、職業也
被戶籍標識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級、職業間的流
動受到制約，戶籍是世襲的。如軍戶、匠戶和雜
戶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襲性。軍戶自東漢末和三
國時出現歷朝各代均實行世襲制，以達到「兵之
子恆為兵」的目的。三國時期，軍戶的兒子世襲
為士兵，女兒也只能在軍戶內嫁人，形成了戶籍
對婚姻的制度性限制。雜戶主要是指擁有各種技
能、技巧的專業戶。北朝時就規定他們的子弟要
世襲父業，不得進學受教育。匠戶主要是指各種
手工業者。唐朝政府對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戶的世
襲性作出了明確規定，《大唐六典》卷 7 載：「工
巧業作之子弟，壹入工匠后，不得別入諸色」。
宋元以後控制更嚴，《元史•刑法志》載：「諸匠
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黹綉，其輒敢拘刷者，
禁之」。
戶籍的社會治安職能
1949 年以後，政府廢止了舊的戶口制度，制發了
新的戶口簿冊，建立了新的戶口登記制度。但由
于歷史傳統、文化觀念和計劃經濟體制等多種因
素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政權制定的
戶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傳統戶籍制度的內核，部
分條款對人民權利的限制甚至超越了歷代皇朝。
如戶籍帶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戶口和農村戶
口之間存在著等級差異性，享受的待遇明顯不同；
戶籍被打上世襲的烙印，農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學
等少數途徑外，絕大部分都承襲父母的農村戶籍；
戶籍管理帶有很強的社會治安功能等。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
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飢荒，海
外壹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飢荒，西方學者也稱
其為大躍進飢荒。1960 年－1961 年，包括毛澤東
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
人有足夠吃的。此後在長達 20 余年的時間里，中
國政府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
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直到
進入 1980 年代后，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飢荒
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國內有媒體披露三年大飢
荒死亡人數 4060 萬！甚至有人推測死亡人數達到
8000 萬。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為什麼
會有那麼多人被餓死？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
壹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局用嚴酷的戶籍制度
和各種政策限制人口流動，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
人們連乞討要飯的自由都失去了。同樣，也因為
嚴酷的戶籍制度和各種政策限制，餓死這麼多人
卻消息流傳不多，因為人們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
況，就誤以為全國形勢大好，只是壹地餓死了人。
如果說大飢荒時代餓死數千萬人是壹時的政治災
難，那麼中國農民長期受到剝削和壓迫則是長期
的政治災難。由於城鄉戶籍制度，城鄉兩部分居
民有不同的社會身份，這兩種身份在地位上截然
不同，配置的社會資源也完全不壹樣。擁有城鎮
戶籍的城鎮居民獲得較好的資源，在享有教育、
補貼、勞保福利、社會保障，以及醫療、教育和
失業保障等各方面的優厚權利和待遇，而農村戶
籍的農民無法獲得這些好的資源。這就直接或間
接地拉大了城鄉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
會資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鄉收入分配的不均。
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社會資源並不是由市場來配
置的，而是政府根據城鄉分割的原則進行配置資
源。戶籍制度剝奪了農民對居住地點和工作的選
擇權利，使農民被迫在低收入崗位和低收入地區
工作，造成了城鄉居民在就業和創業方面初始條
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鎮居民有機會進入國有企業
獲得穩定的工作，而農民卻很難進入國有企業工
作，更不用說進入壟斷行業。農民即使能夠進入
這些行業工作，也只能是臨時工，不能享受與正
式工壹樣的收入和待遇 。
戶籍制度的危害極大，它破壞了平等，限制了自
由，給人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主要
體現在地位與人格，招聘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
最可恨的是孩子的上學和考學，它讓親人分離，
骨肉不能團圓，甚至會害了人的壹生。討論戶籍
歧視制度之前先來了解種族歧視概念，根據《消
除壹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國際公約》定義，基於種
族、膚色、血統或人種來源，對人們加以任何區
別、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 是取消或損害他
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
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者，即為種族
歧視。由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方便的引出戶籍歧視
的概念，既：基於人們的戶籍，對人們加以任何
區別、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損害
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
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者，即為種
族歧視。 比較兩個概念已可以看出戶籍歧視可以
歸納到種族歧視範疇中。
在中國大陸每壹個人都可以從自己戶口簿中看到
自己的戶口，從壹個的出生就已經定了。確切地
說，還沒有出生，有關的歧視就已經定了。從基
本的政治權利來說，非戶籍地人口不能參与人民
代表的選舉與被選舉。只能參与戶籍所在地的選
舉，對於長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戶籍地
的選舉毫無意義。而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工
作所在地的選舉有沒有權利。這樣等同剝奪了非
戶籍地人政治權利。 從社會權利來說，非戶籍人
口不享有或不完全當地的社會福利，舉例如北京
的外來人口（包括有正當工作，並納稅的人）不
享有壹老壹少醫療保險，不享有晚婚晚育津貼。
兒童不享有九年制義務教育（有條件享有，如本
地學生已經先入學后還有餘額），不享有保障住
房，等等！ 同時，非戶籍人口不能是有多種后付
費業務，包括網通公司和移動通訊公司都有這樣
的規定。非戶籍人不能從事某些工作如當地是各
種事業單位，包括學校和政府機關。等等包括生
活的方方面面舉不勝舉！
人，生而平等。憲法已經明確承認了人人平等。
不同戶籍區別對待違反公平公正的原則。努力勞
動，誠信納稅卻得不到平等的對待。幸苦工作了
多年的農民工還不如當地的無業人員福利多。納
稅多年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卻必須回原籍上學，
導致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兒童。而本來兒童都應
享有母愛家庭的溫暖。如果壹個得不到社會的公
平對待，必然導致其心理和行為上的問題。流動
人口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之壹就是戶籍歧視。戶
籍歧視制度的危害不僅在人權保護方面，對於社
會各個方面來說，戶籍制度都是極具破壞性的，
它甚至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之壹。但是，
無能的政府控制社會，為了維穩，就恰恰需要這
樣的制度。
壹些人主張保留戶籍制度，打出的旗號是「城市
需要論」和「穩定壓倒壹切論」。孰不知城市的
繁榮穩定需要的不是戶籍、隔離和仇恨，而是勞
動力流動、平等競爭、和諧共生；孰不知當社會
穩定壓倒社會正義時，社會道德淪喪，政府威信
喪失，弱勢群體遭殃，社會仇恨滋生，這樣的社
會與穩定的目標南轅北轍。只有讓正義壓倒壹切，
正義得到伸張，良知得到喚醒，平等得以實現，
人民的權利得以保障，那麼社會穩定就在其中了。
現實中國的不和諧特權、貧富差距、地區差距、
城市差距、身份歧視、省籍歧視、就業歧視、邊
緣群體、弱勢群體、血汗工廠、農村貧困、城市
犯罪、同命不同價、打工子弟學校、高考分數線
差異，大多都與戶籍制度有關。戶籍制度造成了
人民事實上的嚴重不平等，如在求職方面，許多
城市規定：某些行業和工種必須持有所在城市的
戶口才能被錄用，報考公務員也只能是城市戶口
者；在求學方面，許多農業戶口的子女在城市入
學不得不交納額外的費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由於「戶籍制度」而喪失；現在農民子弟進入國
家重點高校的機會僅為工人子弟的 4 分之壹、黨
政幹部子弟的 31.7 分之壹；某校錄取分數線，農
民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子弟 24 分（電氣工程）、29
分（會計）、31 分（計算機）、32 分（電子）（見
「我國教育公平的理論與現實」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據研究，建國 50 多年來，農民對城市的無償貢獻
折算成現值在 20 萬億元以上。另據《農民日報》
報道，目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僅 1 人是真正的農民。
各級人大代表中僅 9%是農民。目前，農村人的選
舉權只有城市人的四分之壹，而在種族隔離時期
的南非，黑人的選舉權也達白人的五分之三。辛
亥革命后，中國人民實現了遷徒自由，農家子弟
毛澤東得以走南闖北，在北大作圖書管理員，不
需辦暫住證，也不用擔心被收容；到了計劃經濟
時期，戶籍制度重新被撿起，並且不斷被強化，
那時人民外出要憑介紹信，國家嚴格掌握戶口遷
移指標，夫妻即使長期分離，也難以「調動」到
壹起。改革開放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勞動
力市場化、國民自由遷徒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
流，但落後的戶籍制度形成了對市場經濟的極大
阻力勞動力流動，被當作「盲流」；招聘人才，
但不給落戶口；在異地居住 3 天以上，要辦暫住
證。
2003 年之前實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每年讓數百萬人
失去了自由，它與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異曲同工。
僅 1958 年，南非就逮捕了 60 萬沒有攜帶「居住
證」、「遷移證」、「尋職證」、「身份證」的
黑人。戶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暫住證制度本質上是
「防民」思想在作祟，是把國民或者部分國民當
作了「刁民」來對待。如果中國不能夠從防範控
制型管理轉變為民本服務型管理，那麼戶籍制度、
暫住證制度不可能廢除。
戶籍制度是「三農」問題的禍根之壹，嚴重阻礙
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戶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
市可以無限度地榨取農村的財富、富裕地區可以
無限度地掠奪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而無須負責
外地人的社會負擔，不用考慮外地人的醫療、工
傷、養老、子女教育問題，地方政府的人均 GDP、
人均財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內。有專家統計，
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剩餘價值是 1.9 萬元，全國
有 1~2 億農民工，每年創造的財富至少為數萬億
人民幣。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
民工的利益、放任農村越來越貧困為代價的。西
方評論家認為，「中國的城市像西歐，中國的農
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如果不廢除
戶籍制度，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永遠不可能解
決。
戶籍制度製造了越來越大的城鄉差距，十分有利
于城市的發展，但嚴重妨礙了中國城市化的順利
進行，導致我國城市化速度的極其緩慢。國際上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均高
于工業化率，但中國正好相反，1978 年時，中國
的工業化率為 50%，城市化率只有 19%；目前，
中國的工業化率在 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
40%。據新華社 2006 年 2 月 18 日電，南京有百
萬農民工，但五年只落戶了 4~5 人，每年不到 1
人，獲得南京市戶口的農民工不到百萬分之壹。
1994 年美國有城市 1050 座，日本有城市 667 座，
均比當時中國的建制市要多，但他們的人口只有
中國的五分之壹或十分之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通過對居民常
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人
口登記，過去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人口
的正常流動，如今在教育、醫療、勞動、就業等
領域嚴重歧視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直接導致了城
鄉二元結構、城鄉隔離及地區隔離制度的形成。
它不僅違背國際法，而且違背了國內的憲法和法
律：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第九十壹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
登記條例》及由此衍生的城鄉二元隔離的種種規
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戶口登記條例第三條、第
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等不僅違背「54 憲法」
關於保障公民遷徒自由的條款，而且也涉嫌違背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其他法律。《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壹切法律、行
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第
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
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
侵犯。」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
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
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
醫療衛生事業。」第四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
和國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
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
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十壹條
規定「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
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採取公開考試、嚴格考
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
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對中國特色的戶
籍制度進行衝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
為什麼壹定要關注農民工權益？
農民工，是指在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
的農業戶口人員，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
體制的產物，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壹
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我國農
民工的數量為 2 億人左右。主要分佈於建築業、
採礦業、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鏈低端或勞動力密
集型產業。農民工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同義詞，城
市發展經濟的主力軍。人們普遍認為指的就是農
民工人，這當然是中國人的說法。在美國沒有農
民這個稱謂，統稱為農場工人。從字面上分析，
農民工人和農場工人好像差別不大，但是深究起
來卻是兩個千差萬別的詞語。首先在身份上，農
民工人的身份是農民而農場工人的身份是工人；
其次在工作上，農民工人做的是城市裡的工作而
農場工人乾的是農場里的活計。社會學家、三農
問題評論家艾君認為，在我國實施多年的實行二
元戶籍管理制度下，我們所說的「農民工」，實
際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
工人」。
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由於農民進入城市參与
經濟活動后涉及的壹系列權益保障的總稱。當致
富成為人們第壹需求和追求目標時，城市人佔有
各種政策的抉擇領導地位、佔有意識領先的統治
地位、佔有生產資料轉化成貨幣的掌控權等等，
當處在兩眼墨黑最封閉的鄉村的農民進城務工
時，自然會對他們製造出許多政策的限制，強加
給壹些莫須有的罪名，賦予壹些帶有歧視性的概
念、名詞。在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城市制定外來
勞動力分類目錄，把髒亂差工作留給民工。農民
工從事行業的基本特點是：體力要求較高的
建築、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
養護、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廚師、
服務員等臟、累、險、差工種。出現這些限制和
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問題。因為意識的誤區，
導致制定政策的錯位。城裡人在政策的引導下對
農民工的歧視壹方面源自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
由於出身形成的尊卑貴賤觀念；另壹方面則是壹
部分城裡人認為農民工搶他們的飯碗而產生的反
感和仇視。根子在政策，根子在執政階層。
在決策者眼裡，因為存在城市居民與
農民工的利益之爭，即農民工進城就業，加劇城
市居民的就業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趨向與
城市居民的利益趨向壹致。
政府害怕「城市病」，從而試圖將農
民圈在農村。
我國各大城市存在「隱性超城市化」，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
進壹步加劇，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城市勞動力失業給城市政府帶來的成
本十分巨大，而農村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
是回家種田，政府反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入。
農民工權益受保障的程度明顯偏低。農民工所在
單位提供工作待遇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
工沒有享受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近八成的農
民工不能帶薪休假，還有八成的女職工無法享受
帶薪休產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農民工得不到
工傷補償或者加班補貼，近四成農民工未與單位
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協議。 農民工生活質量普遍
不高。首先是農民工生活、衛生條件差。受工資
水平低限制，大部分農民工的月消費幾乎全部用
于住宿和食品消費，而在生病時，只有少數人會
選擇去正規醫院，其他人大都選擇自己買葯治療
或去個體診所。其次是居住環境質量差。近四成
的農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體宿舍里，地方狹窄擁
擠，室內骯髒零亂，除了被褥衣物，幾無他物。
子女受教育難、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不到位、
農民工從事的職業技術含量低且工資水平低也是
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根據相關調查，被剋扣和拖欠過報酬的農民工分
別佔兩成。 其中半數以上的農民工被剋扣或被拖
欠的報酬屬於工資收入。農民工被拖欠報酬時間
最短的有壹個月，最長的達到八年，平均被拖欠
了四個月。被拖欠過半年以下的農民工有五千壹
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農民工數的百分之九四點
四九。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如下：
僱主有意拖欠。多見於餐飲、制衣、製鞋
等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計算機類企業也出現
此類情形，僱主有意拖欠，有錢也不 發給農民工。
壹些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使農民工的工
資不時能按時領取。如北京美洲視線文化傳播有
限責任公司，明明已經賬面虧空，卻壹邊向員工
吹噓自己有多麼雄厚的資金實力，壹邊又暗地變
賣公司資產以圖不支付員工應得工資，致使 40 多
名員工 3 個多月工資付之東流，損失共達 50 多萬
之巨。
將拖欠工資做為留住人的壹種手段。建築
行業普遍存在用尾欠作為留人的手段。包工頭普
遍擔心春節後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頭那
里，往往拖欠農民工壹部分工資，壹般在 600 元
左右，強迫農民工來年繼續在其手下幹活。
墊資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壹。據調查，
有這樣壹個不成文的「潛在規則」：多數開發單
位都將「施工企業先行墊付工程款」作為招標的
壹個必要條件，等工程進展到壹定程度，開發商
再將工程款分期分批撥付給施工單位，這就給拖
欠工資問題埋下伏筆。
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導致欠薪。農民工運
用法律自我保護的能力較低，認為老闆給不給錢，
或者什麼時候給錢，是老闆的事，自己拿他沒辦
法。
政府工程資金缺口大，造成拖欠。眾所周
知，中國的工程主要是政府的工程，或者與政府
有關聯的工程，而農民工進城就業，大多是在這
壹類工程中，所以政府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上
負有重要責任。
長期以來，國民待遇平等的問題在中國得不到有
效的解決，所有的人都不是具有平等權利並享受
基本自由的公民，他們被政治家分成了各個階級、
各個民族，分成了幹部和群眾，分成了固定的領
導者和被領導者，分成了體制內和體制外，分成
了城市人和農村人，分成了工人、農民和農民工。
對階級、民族、幹部和群眾、領導者和被領導者、
體制內和體制外、執政階層有各種巧妙的劃分方
法，有些是靠法制，有些是靠政策，有些是靠意
識形態的強化宣傳，而對工人和農民的劃分則是
依靠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可以說，從壹定意義
上講，戶籍劃分的不合理性、農民身份的界定和
其不變性，是我國出現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之壹。
也是導致出現農民工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人說，
《農民權益法》能解決農民權益保護的問題，錯。
如果把農民再次進行身份界定，等於給三農問題，
尤其是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不僅保護不
了所界定的農民，而且又會傷害億萬農村勞動力
(即人們所說的農民)的自尊心。
戶籍制度是引發城鄉差別的原因之壹。即使在城
市裡工作，身為農民戶籍身份的農民工也無法享
有城市人的「補貼」。城市化的實質是轉化農民
為居民，轉化小生產的主體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
體。戶籍制度是農民工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也
是三農問題的產生的壹大原因，是農民受到歧視、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諸如教育、
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壹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
在並得以執行的前提!正是由於戶籍制度造成的
就業、福利歧視等原因，農民工是中國大陸城市
最底層的階層，許多人處於非常艱難的生活和工
作狀況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逐步採取
措施，以統壹城鄉戶籍制度，這將從根本上達成
農民工的公平就業和待遇。 農民工子女沒有城市
戶口，其教育成為壹大問題。農村打工者沒有參
保意識，在發生工傷或疾病時，不能享受醫療保
險。農民工這壹龐大的群體學者將其划為邊緣人、
弱勢群體，絕大多數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養
老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因工緻傷、致殘和致
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甚至諸多黑心
的企業、僱主惡意剋扣、拖欠和拒付農民工的工
資，並已釀成社會問題。
隨著城鄉壹體化的進程和城鄉統壹戶籍制度的實
施，伴隨農村醫療、住房公積金、社會保險等福
利的實施，農民工必成歷史。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
關鍵，認為應該有步驟、有規劃、分階段、有深
度地進行城鄉改革，切實解決三農問題： 其壹，
首先要從戶口制度入手，徹底取消其農業戶口、
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 「 居民戶
口 」，打破多元體制向壹元體制轉化。消除城鄉
戶籍差別是第壹步。其二，在消除城鄉戶籍差別
之後，新的制度安排必須要迅速跟進，迅速建立
起城鄉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壹體
化的制度。其三，從戶口入手，福利、醫療、養
老、就業等保障壹體化的制跟進，然後就要著手
解決好農村人土地歸屬問題。農村解決好了以上
三點，接下來就是在城市、農村，實行「以房定
戶」制度。即，人出生后，就註冊永久性公民出
生地戶口，戶口的遷移實行像婚姻登記壹樣註冊
登記制，登記註冊的基礎是有住房作為唯壹的條
件。
農民工其個人身份是農民，其工作性質是工人。
因為政府和企業都不願意對其負責任，故而成了
特殊的現象，把其稱為農民工，成了呼之即來，
揮之而去廉價勞動力。使得農民工不得不忍辱負
重，從而也成就了改革開放大業。奴隸社會早已
滅亡，奴役人們的現象卻屢見不鮮。但象當今社
會如此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古今中外，實屬罕
見。作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對人們說：「謊言夠
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
我們都是公民。壹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每
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關注農民工，都應該
關注農民，努力通過制度化改變，使他們成為壹
個驕傲的公民。
為什麼壹定要維護上訪者的權益？
上訪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時代的「清官情
節」。宋時的包拯，被頌揚了千年，就是明證。
歷朝歷代都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但通常不針對
皇權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經對皇權和
官僚網開壹面了。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種情況偶爾也會出現，但比所謂的「聖人」出
現的機會還少，至於「皇帝犯法與庶民同罪」，
則根本不會出現，曹操做為宰相，犯了殺頭大罪
也不過割發代斬。因為沒有法治，權利不平等，
而權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問題就不得不上訪。
現代社會大規模上訪現象的存在，是因為沒有法
治，而司法部門也不獨立，而媒體不對民間開放，
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這樣的情況下，政
府對民眾的侵犯成為理所當然，人們沒有辦法，
就找更高級別的政府。
從當前中國大陸的統治方式看，中共政權也不鼓
勵人們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更不鼓勵人們通過
媒體炒作，至於人大代表人們也根本就不認識他
們，他們通常也不會為具體的人民服務。從制度
設計來看，中共政權不喜歡人們去上訪，但也只
能開闢上訪渠道來解決社會問題，為此專門設置
了中國的信訪部門。政府部門有信訪口，人大部
門有信訪口，司法部門有信訪口，凡是權力集中
的地帶都設置了信訪口。民主社會也有諸多社會
問題，但這些社會問題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
渠道予以解決，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
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訴訟，也可以訴諸媒體，也
可以找自己選舉的議員，這樣壹來，大凡都能解
決。但是壹黨專政的專制社會不壹樣，司法不獨
立，媒體不獨立，人大不獨立，各種社會問題都
需要上訪，而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尤其眾多。
中國大陸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訪的路上，浪
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過上訪這樣壹個渠
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決，只好來年再訪。
於是中國大陸就有了壹個龐大的上訪群體，有些
訪民自稱為「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
信訪部門不是壹個獨立的部門，各個部委下都設
有信訪部，用於接待涉及本部門的案件。這說明
它不是壹個有權力的機構，只是「通風報信」的
窗口。「什麼都管，什麼都管不了；什麼都不能
不管，什麼也都可以不管」，這是對該部門的壹
個真實的寫照。信訪實行「歸口管理，分級負責」，
群眾反映壹級國家機關的問題，最終還必須回到
這壹級國家機關去處理。上訪反映的問題，最終
由領導批複給案件的被告壹級自己解決，並非履
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審判程序，帶有明顯的人治
痕迹。
《鍘美案》畢竟只是壹出民間戲劇，但清末時代
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常常被當作中國告御狀的
經典案例，事實上與其說它是上訪的成功，不如
說是現代媒體在中國的第壹次勝利。在此案複審
期間，新創刊的《申報》對該案進行了詳細地全
程追蹤報道，3 年間發表了 70 多篇相關文章，使
得該案廣為人知，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同情。
正是在全社會廣泛的輿論壓力之下，此案才最後
獲得公正的審判。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裡，人們的
利益訴求逐漸多樣化，人們遇到的問題也逐漸多
樣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壹個都
找不見。任何專制政權，它到了統治的後期就成
了製造社會問題的機器，但又不能解決大部分社
會問題，於是，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上訪群體也
越來越多，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也越來越
壯大。
可以說，上訪制度是壹種醜惡的中國傳統，它只
是存在於民間傳說中的壹線光明，在現實中，上
訪制度卻是吸引被蹂躪和被欺辱的民眾像飛蛾壹
般投向壹堆烈火。在張藝謀的電影中，秋菊被村
長羞辱，秋菊開始傾家蕩產地上訪，背井離鄉戰
戰兢兢遊走于各個森嚴的衙門口，這其實是政府
對公民更大的羞辱。當秋菊終於用市長的權力壓
制了村長的權力時，秋菊勝利了么？不，這隻是
市長的勝利。這裏與法律和正義沒有任何關聯。
中國大陸是壹個權力社會，中南海是政治、經濟、
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核心，油鹽醬醋、衣食住行、
婚喪嫁娶、生老病死，沒有什麼是妳所能完全自
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駐地中南海有關，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為總司令部，以各級
省委和權力部門為分區司令部。在這樣壹種統治
體制下，任何社會問題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
能的解決方案也都在上面，那麼人們遇到問題的
時候就會上訪，希望通過上訪和不斷上訪來解決
下級政權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雖然冠冕堂皇地為民間開闢了上訪制
度，但上訪制度的設計在中國這個畸形的現實中
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羅網的局面。上訪者之所
以上訪，大多是因為有下層的權力侵犯了他們，
但上訪之後問題還要回到原地解決，這就會使上
訪者陷入尷尬的境地，他們會面臨權力更毒辣的
復讎眼光。上訪者和上訪信往往落入另壹當事人
之手，而這壹當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團或權力部
門，他可以人贓俱獲地對上訪者進行更嚴重的迫
害。有些不屈的上訪者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還有些被勞教，還有些進了地方上的監獄，它們
叫學習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東因為幫助同村殘
疾人張桂芝寫申訴材料，2003 年 10 月被當地政府
強行關進精神病院。被關 6 年多時間，他「被捆
綁 50 次，被電擊 55 次，兩度逃跑，幾度自殺」。
今年 4 月 25 日，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徐林東被精
神病院釋放。
中國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國歷史的帝國語境中，
告御狀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
很難獲得帝國實質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狀壹般都
被當作「刁民」的典型特徵。清順治時代。朝廷
「文件」就明確規定：凡告御狀者壹律先打 40 大
板再說。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狀者
壹律收入刑部監獄，進行統壹折磨。乾隆皇帝在
壹次講話（聖旨）中說：「州縣乃民之父母，以
子民而訐其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乾隆對
待上訪者的辦法是，妳告的是誰，就把妳交給誰
來處理。因此乾隆時期，上訪者壹個比壹個死得
慘。當前中國大陸的上訪制度掛了壹個「為人民
服務」的招牌，但是處理問題方式和滿清皇帝並
沒有根本的區別。
根據中國大陸政權的信訪條例，妳可以信訪，但
不能集體信訪，也不能越級信訪。中央政權把信
訪數量當做考察下級的硬性指標，哪裡的信訪者
少，哪裡的領導就會受到獎勵，哪裡的信訪多，
就說明哪裡問題重重，就會有下級領導受到批評
和制裁。現在壹些基層政府，為了減少上訪尤其
是越級、進京上訪的發生，對班子的考核指標中，
將群眾上訪列為重要內容：如發生越級、進京上
訪，影響較大的，評優時實行壹票否決制。專制
政權的本性也在這裏體現，任何下級都怕給上級
送去麻煩，而訪民就是壹個麻煩。於是，各個地
方都要限制訪民上訪，很多地方的官員甚至在民
間埋了眼線，有時候還像打仗壹樣要埋伏到路邊
去攔截上訪者。
在壹些縣城大街上、農村公路旁、甚至農家牆壁
上，到處是白底紅字新刷寫的關於上訪的標語，
比如「堅決打擊違法上訪」，「越級上訪就是犯
罪」，「集體上訪四人以下」，「聚眾鬧事法律
不容」等。縣裡的官員說：「這是上級的要求，
各村都要集中宣傳壹下」；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說
得更具體：「每個村這樣的標語最少要刷寫 5 條」。
人們說上訪制度是掛羊頭賣狗肉，從這些標語也
可見壹斑。上訪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讓人上訪的，
不是截訪的，否則可以稱為截訪制度。但上訪制
度在中國恰恰就變成了截訪制度。沒有民主才有
大量的上訪，因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
上訪幾乎就成了少有的幾個渠道之壹。穩定也是
這個理，如果本來就穩定，誰還會提穩定?但是上
訪不能太多，太多了領導沒面子，陞官就受到影
響，前途可能因此丟掉。所以上訪得有，否則就
證明上訪沒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證明領導
無能。最後領導的選擇是每壹個單位、每壹個地
區上訪都得數字標準化，都必須有上訪名額，默
許的上訪人員要聽話。如果上訪的名額不是領導
默許的上訪者名單上的人，就要截訪、堵訪。
人們也許不會忘記，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簡稱安
元鼎)在京設立多處「黑監獄」，以關押、押送到
京上訪者為主業，與地方政府簽協議並收取傭金，
截訪，儼然成了這家保安公司最為重要的壹項收
入來源。不論是關押還是遣送訪民，安元鼎都要
向地方政府收費。《財經》記者的調查發現，安
元鼎近幾年業務發展迅速，2007 年全年營業收入
僅為 861.93 萬元，2008 年這壹數字變為 2100.42
萬元。其主要業務之壹即是幫助各地政府攔截上
訪者，業務範圍甚至已進入上海、成都等地。但
弔詭的是，截至 2009 年 5 月，安元鼎的許可經營
項目仍然為「無」。(南都周刊，2010 年第 37—
38 期)
可以說，截訪制度是中國社會管理的縮影，而上
訪人群是這個社會全體受害者的縮影。波士頓猶
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值得我們深思：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
話了。
為什麼壹定要反對勞動教養制度？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
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蘇聯引進，但
形成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並非依據
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
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壹種行政處
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
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
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 78 次會議批准頒布的《關於勞動教
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
依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
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
罪人員實行的壹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勞教人員沒有觸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處罰，
可是在實際對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沒有任何
區別。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會矛盾比較複雜，政治斗
爭異常殘酷。中共針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之情況，
除了軍事鎮壓之外，也採用法律手段進行解決，
但是在法律手段之外又實行了勞動教養制度。按
照中共現在的說法，勞動教養不是判刑，所以也
不用經過法定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程序，但是它
能根據各級領導者的需要，直接將壹個活生生的
人關押起來強迫勞動。在當今世界，這是壹大奇
跡，但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了。
1979 年之前，對國民的勞教期限由領導人隨意來
定，很多人最長勞教長達 20 多年。沒有犯法的人
坐牢時間比犯法的人還長，這也算是世界奇觀。
1979 年 11月 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國
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
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 1－3 年，必
要時可延長壹年。但以後在實踐中，常出現重複
勞教問題。至今有新聞爆料，維權人士和上訪人
士經常因為得罪地方領導人被勞教三次、四次。
有學者指出，勞教制度之所以被之所以被中國大
陸政府執意保留，就在於勞教制度可以不通過嚴
格的程序和證據隨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這可
以「方便」的「處理」政治異見人士、民間信仰
者以及上訪人員等特殊公民。
壹般認為，勞動教養制度始於 1957 年。1957 年 8
月 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經過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
八次會議批准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該決定的初衷是為了管理「遊手好閒、違反法紀、
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
「不夠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合繼續留用，放
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員。從起源看，勞
動教養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懲治和管制那些政治
上不可靠的國民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
的決定》是在反右派運動高潮中出台的，因此大
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勞改、勞教場所，進行勞動改
造。理由大概就是"決定"中所說的他們是「反社會
主義的反動分子」。全國 55 萬右派分子中，大約
有 48 萬人多人送勞動教養，4 萬多人被判刑。
據有關人士統計，中國大陸現在雖然不像以前那
樣大規模對國民實施勞教，勞教期限也大部分限
制在壹年左右，但依然有 300 個勞動教養管理所，
經常性收容 26 萬名勞教人員。假設每位勞教人員
被勞教壹年，按照這個數字推算，中國共產黨改
革開放三十年來，也勞教了將近 1000 萬國民，可
謂惡劣。2007 年底，包括經濟學家茅于軾，維權
律師李方平，學者胡星斗等 69 位中國學者和法律
界人士聯署發表了公開信，呼籲取消勞動教養制
度。2010 年又有維權律師王成和學者張輝等壹千
餘人聯署呼籲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但是不為當局
所動。
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行政
處罰法》，並與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相背。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
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
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
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體」。《立法法》第 8 條和第 9 條之規
定，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
能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並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不得授權國務院就這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
制措施和處罰在沒有正式法律的情況下先行制定
行政法規。《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
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
政處罰。」，同時規定的處罰種類中不包括勞動教
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
得超過 15 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9 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的
解釋，這裏的「法律」，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這裏的「程序」，是指經過合格的法庭審理。
2010 年，有網民提議在世博會期間去日本館舉辦
抗議活動，河南維權人士王譯女士通過推特發布
五個字：「憤青們，沖啊」，因此被勞教壹年。
2011 年，重慶網友方在微博上說：「勃起來
窩了壹駝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駝屎端給
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庄律
師吃，李庄說，這駝屎太臭了，誰窩的，誰自己
吃。」為這句話，方竹筍被勞教壹年。世界已經
步入二十壹時機，中國大陸還有這等荒唐的事情，
極端令人憤怒。勞教制度不廢除，還有天理嗎？
我們不反對勞教制度，還能算是有良知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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