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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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0月7日
作者 中国网友
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吗？
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应当具有生存权，接受
教育的权利，身体健康的权利，免受歧视的权利，
当壹个人成年，他还应该具有选举权，他可以自
由表达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劳动成果，
每壹个中国人都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
由权，示威和静坐权，游行的权利。而这些列举
的权利其全部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每个中国人
壹个基本的权利，就是做人的权利，做壹个有尊
严的人的权利！
人权不是来源于某个开明君主的恩赐品，也不是
由自以为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极权组织的给予
物，而是自我们诞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中指出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
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
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
身的固有尊严”，这些属于天赋人权！
人权对于每个中国人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能
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处贫穷的人也有机会改变自
身命运，公正的医疗保障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面对
病魔束手待毙，诸如等等。然而，这壹切基本的
权利，靠什么保障？靠那些专制制度下的道德高
尚者吗？靠不住，绝对的权力是人权的敌人，它
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它本身就来源于对公众人
权的剥夺。绝对的权力即便对人们有所施舍，那
也是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阴谋。
毛泽东在 1946 年信誓旦旦地说：“只有建立在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
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 1949 年以后却壹门
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导师，以暴力和欺骗的方式
强迫数亿人每天背诵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
毛泽东曾壹时心血来潮，提倡“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的言论政策，但立即又发现这个政策给自
己带来了麻烦，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把放胆放
言的几十万文化人关進“牛棚”，随后毛泽东居
然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搞“阳谋”，而非阴谋；毛
泽东曾鼓励“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但这只是鼓动群众内斗，借刀杀人，
目的是为了打到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果谁胆
敢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矛头对
准他本人，则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党员张志新批
评毛泽东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临死前先被折磨致
疯，被割喉致哑，这已是路人皆知。
绝对的权力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而又有多少人
可以在没有监督的前提下能拒绝权力这种强腐蚀
剂的腐蚀。在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
和个人崇拜虽然没有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壹群人的领导代
替了壹个人的领导，只是壹群人代替毛泽东進行
统治从而演化成了壹个统治集团。没有了毛泽东，
却有了众多的小毛泽东。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众
多的省委书记都成了权倾壹时的封疆大吏，众多
的县委书记都成了独霸壹方的割据诸侯。压制信
仰自由，强取豪夺，野蛮拆迁，当官的欺负老百
姓，把上访者关進劳教所，把异议者关進精神病
院，这都成了司空见惯。各级官员习惯于滥用法
律对付那些妨害他们攫取利益的人，但他们在必
要的时候总是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 1946 年 2 月
1 日曾这样批评国民党：“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
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
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
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 政
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
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
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
高论，第壹步先 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
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
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
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 诺言来兑现，
从这壹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
信。”看看中国人民基本权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
现状，这些话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那
些胡作非为的共产党官员们。
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种种恶行，中国人民怎么
办？答案只有壹个：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来保
障我们基本的人权！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的政治权
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能真正的保
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么用？能让老百姓
免于被掠夺，能让贪官污吏难以伸手，能让我们
的子孙后代像壹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自由的
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作为壹个奴才和工具
困苦而浑噩的过壹辈子！
建立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
意义。据联合国的相关统计（2005 年），当今世
界的前二十位发达国家全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在经济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
潮流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经成为壹种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
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为了壹种普世价值观，在多
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拒绝民主制
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驰，必将引起大多数国
家排斥。关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国家的异同比
较，刘亚洲将军的言论可谓精辟，他说：“今天，
日本有哪壹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
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
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
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
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
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
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
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
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
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
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
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進硬件就行，
那种将先進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進人文环境
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
革开放’，已经壹次又壹次地被证明是壹条将中
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
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如果说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
和促進国家长远发展，那么残酷的社会现实更让
这壹目标显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国，地火奔腾，
暗流涌动，任何壹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这
个国家所处的危机，严重的贫富分化所造就的激
烈的社会矛盾使中国如同壹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高
压锅。1992 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数群众的生活
不仅没有在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改善，而且要背负
高房价、高污染、高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和高
丧葬费用等各种负担，这些负担显然都是经济高
速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
职工和普通的平民阶层境况堪虞：大量的工人和
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
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
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
被边缘化了。如果说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的感受
是直接的，那么城市平民阶层和学生阶层也大多
觉得活得很累。所谓“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
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
失。对壹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
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
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政
府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
且强行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
共产品给“市场化”了。而这种“市场化”的压
力即使是身处城市平民阶层的人民也备感寒冷。
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的经济垄断、
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都形成了。特权盛行，腐败
盛行，垄断盛行，权钱交易盛行，有权的就发财，
有钱的也能当官，这已经众所周知。更为可恶的
是，有权有势的又收买大批御用文人为统治者大
唱赞歌，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都归纳为“中国特
色”所致，而把各种见缝插针的掠夺行为归纳为
“与国际接轨”。大多数观察者对中国大陆现状
的判断是，为数不多的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特权
组成的利益集团已经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失去
了公共性，同时又使所谓的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
平性。政治决策为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所左右，
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
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在壹
定意义上已经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而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其自由的表达权被悄悄扼杀，不
得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很多为中国民主化呼吁
的社会良心多次锒铛入狱，却又不为公众所知。
至于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他们也和资本市场
壹起被权贵所控制，往往成为权贵集团操纵经济
的牺牲品，甚至在民营企业家中间流传著这样壹
句话：“赚壹百万是自己的，赚壹千万是家族的，
赚壹个亿就是共产党的”，至于基层行政人员，
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成员，
其家庭和自身同样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叙的各种
伤害，不能幸免。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
能的。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人们都知道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
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网络上有壹位著名妓女，
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说过，不民主不行。做
自由的人，为自己做主，为社会做主，这是普世
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不是中国大陆人
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
问题。归根结底只有壹句话：还政于民，建立民
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华民族才能与世界人
民壹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要反对民主制度？
建立以宪法为框架，以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标尺，
以三权分立，普选，政党竞争，言论自由和军队
国家化等为内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人民的未
来福利和国家的发展的无比重要性，任何壹个对
人民痛苦还报有同情态度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
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能看到中共领导人的反
复声明，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公众，坚决不实行
三权分立，坚决不实行多党制，坚决不实行新闻
自由，坚决不实行军队国家化。那么，为什么垄
断利益集团仍然对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强烈的仇视
态度？事实上，理念的认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
取舍更决定垄断利益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
在经历“苏东巨变”后，各国共产党侵犯人民权
利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产主
义事业的崇高性也随之荡然无存。经过几十年的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
但这些过程都是围绕权力体系進行的分赃过程，
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底层民众大多不相信所谓
共产主义的鬼话，而高层的统治者则花样翻新，
借机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些都
有效吗？没有。因为只有“特色”，没有社会主
义，只有垄断和掠夺，没有公平和正义。壹个很
显然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摆
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转化成壹个利益共同
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壹个几无长
远政治理想的政党，只知道“发展”，只知道“稳
定”，这就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领导人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
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
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
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
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权贵这座大山。邓小平先生发起
了壹场改革，鼓励壹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
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
富裕，改革就算失败。30 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
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壹个又壹
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
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
世界上任何壹个国家。2003 年，中国共计有三千
位身价超过壹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 2008 年，
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
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壹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
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
多少年可以成就壹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
豪的人数从 3 千到 5 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
两年多壹点的时间，甚至更短。中国最穷的省份
之壹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 20 辆悍马。中
国人刚刚越过 1000 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
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 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
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 万元的鉆石……林林总总
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進入中国。
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
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
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
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
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
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
在里面壹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壹掷千金时，他们有意
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
富豪洛克菲勒壹边啃着三明治面包壹边匆匆赶往
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
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壹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
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
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
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
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
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中国是壹个
传统的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
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
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
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
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
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
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壹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
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
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
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
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
很少能够超过壹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
壹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
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
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
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 盖茨
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
们？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
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
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权贵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
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
形成壹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
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
端的先進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因为中国文
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
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
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
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壹种公共良知、有
社会参与意识的壹群文化人。它与壹般的技术专
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
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壹般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
他们可谓文化权贵，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
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
国的文化权贵都做了些什么？以前，他们长袖
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
为了壹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
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
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
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
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
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
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
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
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
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民
主人士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
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权贵”活跃的
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
壹概哑口无言，似乎是壹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
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
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
家钱学森为亩产 10 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
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
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
被“年轻壹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
主流文化权贵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即使放在今
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壹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
抨击的壹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
了。今天的文化权贵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
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权贵拥有鲁迅那样的民
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
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然后，再说说政治权贵这座大山。中国是壹党制
国家，政治权贵主要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壹小
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壹
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
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仲共党内的政治权贵遥
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权贵。中国的政
治权贵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
的成果。前 30 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
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
后 30 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
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
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
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
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
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
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洋的政治权贵。反过来，这些政治权贵是既定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
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
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
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
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
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
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
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
民的人站起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
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
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妳们缺什么？农民回
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
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
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
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
以自拔。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壹句名言：“高
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钱少就干脆别
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妳”。
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
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
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革命
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
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壹代革命家的后
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
多大的财；新壹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
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壹个个都在权
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
个趾高气扬。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
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 60 年
来，权贵们通过前 30 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
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
30 年的摸石头改革進壹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
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
化权贵，他们三位壹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
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
利益和国家道德。如此壹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
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壹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
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進共退，这就形成了
壹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 90%的国人
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
在权贵壹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
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
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
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今天中国的矛盾绝非中共所标榜的“社会生产和
人民需求”，这壹简单的物化标准显然是欲盖弥
彰。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实是和特权家族和
世袭家族和广大的人民的对立，也就是官民矛盾。
这壹矛盾的焦点就是对利益分配权的争夺。由是，
我们似乎对特权集团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的本
质有了進壹步的认识。没有别的，特权集团就是
出于贪婪而不愿意放弃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
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轻易的获取源源不断的利益，
那么让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挥刀自宫般痛
苦。
中国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民
主变革，在经历种种阵痛之后，先后从专制国家
转变为民主国家。这壹系列变革被国际社会称为
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渐渐
退去的同时，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酝酿，
至二十壹世纪壹零年代，北非中东各国又出现此
起彼伏的抗议运动，人们普遍地反对专制，要求
民主。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
布吉德壹名 26 岁的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
对待（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只因经济不景气
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
做起小贩）。在遭到粗暴对待后，该青年自焚抗
议，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
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
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政府、社会生活的严重不满，
当地居民开始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
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
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
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
这是第壹次政权因为民众抗议而倒台。由于突尼
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变也被称为“茉莉花
革命”。紧接着，这股红色革命开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埃及大批民众在全国多个城
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壹些地区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了血腥冲突。继
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应开始传导至北非
和中东的诸多国家，包括、利比亚、巴林、
阿尔及利亚、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主要城市
爆发大规模的游行，巴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伊朗举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从这些国家可以看
出壹个共性，内乱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
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表。就突尼斯国家
而言，2010 年突尼斯的经济增长率为 3.4％，失业
率达 14％，其中有 30％是年轻人，另有资料指青
年失业率可能高达 52%；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率
达到 4.5%左右，超过历史上 3%的均值水平，侵
蚀了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未就业
群体。再说埃及，据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埃及目
前有 8000 万人口，埃及的失业率 9.7%，而失业
者中，90%是青年。此外，该国通货膨胀率高达
12.8%, 40%的人生活费每天不足 2 美元。中东很
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类似社会问题。
更为主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东发生“茉
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统
治者独裁，政府腐败。在经过长期与政治自由和
民主无缘之后，民众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
如在突尼斯，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 23 年，因高度
集权、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遭受批评。长期
以来体制僵化、改革滞后严重引发了社会矛盾的
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党获得了垄断利益，民
怨越来越大，最终令其彻底丧失了执政的基础。
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声称，他们希望获得更广泛
的政治自由与彻底改革。他们还要求政府向议会
移交更多的决定权，并结束王室对政府高层职位
的垄断。至于卡扎菲就更不用说了，他执掌利比
亚政权 40 年左右，并且在执政期间進行过恐怖活
动，乃是壹个疯子。更为恶劣的是，卡扎菲居然
对利比亚起义的人们進行武装空袭，这也是史无
前例的。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东发生
“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比较贫穷，
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则富可敌国，比如利比亚
只是壹个 800 万人口的小国，但仅仅卡扎菲家族
存在别国的财产就达到 800 亿美元以上。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
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
经连篇累牍地進行报道分析，认为都是革命惹的
祸，都是民主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
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
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
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
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
指数提高了。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
“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 1999 年至
2006 年，年均增长速度约 6％，经济总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
了 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
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
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
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
10800 卢布，约合人民币 3650 元。其中莫斯科人
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 万卢布，折合人民币
6700 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
在 9500 至 10000 卢布(人民帀 3200 至 3360 元)之
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 GDP 的增长速度，只
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壹个方面。另壹
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
府，将三分之壹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
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壹套完善
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
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
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
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
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
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
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
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
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 年前
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
2020 年前，人均 GDP 可达 29400 美元。我们再看
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 2006 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
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0 美元,其余国家人均 GDP
全部超过 5000 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 2020
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進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其
革命还在進行中，革命的后果还有待继续观察，
但是可以断言，革命对北非和中东人民来说，只
会更好，不会更糟。这世界没有比专制更糟糕的
东西，也没有比“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更糟糕
的东西。人们也许能壹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
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
的经验。所以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
拥有了主宰自己的权利，只要人民拥有了管理国
家的权力，北非和中东各国的前景壹定是美好的。
既然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转型
以后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北非和中东地区
的人民在民主转型以后也壹定可以过上自由民主
的生活。
好，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在壹定意义上说，中
国是壹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它有数千年的专制统
治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苏联东欧的共产极权历
史，也有数十年类似北非中东特权集团祸国的历
史。数千年专制统治的经验，它有；红色极权统
治的经验，它有，特权集团统治的经验，它也有。
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别人取代它的统
治，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人民争取自
由，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例外，它防范苏联东
欧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北非中东的转
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壹切可能的民主转型
方式在中国出现。但是人们能看到，中国具有前
苏联和东欧曾出现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东正
在出现的重重矛盾，这是要命的地方。过去的壹
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认为北非和中东的
民主化道路最难开辟，其理由或者归咎于宗教因
素，或者归咎于文化因素，但现在北非和中东发
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已经证明没有什么
东西能挡住自由的吸引力。结论是壹样的，没有
什么东西能永久遮挡住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目
光，我们放眼望去，中国的台湾部分已经民主了，
大陆部分没道理不行。
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壹般知道关于“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利益！普罗大众
需要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
障对自身所创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权。而专制社会
中的既得利益者则通过专制制度来攫取非法利
益，他们需要保障并强化专制制度的存在，因为
这比壹切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更来得实在。
通过专制制度确立的分配权对垄断利益集团的意
义比建设壹个人民政党更更为重大，基于这壹利
益的本能驱使让“中共组织”这壹庞然大物不成
其为壹个信仰主义政党，也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
意识形态政党，其实质成为壹个超越于政府，人
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级组织。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这
壹超级组织维持了专制制度的存在，从而保证了
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断。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乃天下
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说这句话还只是
表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话。那么，现时但凡有
壹点民主常识的人来看，政府不过是民众推选出
来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务机构，那么执政权的更替
就是壹件极为正常的话。打个比方，这就仿佛业
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
满意，当然要剥夺其管理资格，换另壹个物业公
司。如果壹个被业主认为不合格的物业公司说，
那把我们公司的经理换个人，还得我们来做。那
业主完全有权选择否定。特权集团并不这么看，
他们把政权当成私人财产决不肯放手，他们身处
现代，而思想却是极为陈旧。在他们看来，天下
是父辈拿鲜血换来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
这壹点，看看父传子的金家王朝和兄传弟的古巴
则尤为印象深刻。另壹方面，如果说贪婪、短视
和自私还不足让特权集团底气十足的话，那么对
掌握在手的暴力机器的迷信则可让他们如打了壹
枝强心针，这壹点可以从统治者对人民越来越习
惯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发展让“革命”
表面上似乎变得困难许多，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别忘记前苏联曾经是第二军事强国。
人们也许能壹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会永久地
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
中国人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進行中国式的社会
转型，这或许还不确定，但民主的浪潮壹定会波
及中国的海岸，这是确定的。毛泽东曾说过壹句
话：高贵者最卑贱，卑微者最高贵！这句话某种
意义上是有壹定道理的，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垄
断利益集团获得利益是如此轻易，这让他们内心
很容易膨胀，自以为能力超人，而他们时时处于
自己缔造的封闭的独立王国中，也让他们目光短
浅，不以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了解社会现实和世界
潮流。内心膨胀和目光短浅的结合使特权集团无
法认识到壹个简单道理：放弃壹部分利益固然使
他们失去这部分的利益，却可以使他们保有自身
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独占所有利益必将使他们失
去壹切利益，这壹道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
特权使他们短视，而短视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发展
的潮流，那么最终他们会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
也没办法。
中国大陆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吗？
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壹种不太新鲜的
说法：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不
新鲜，是因为满脑子专制思想的袁世凯也曾以此
作为他当皇帝的理由。抗战时期，中共新华社也
唱高调反驳这种论点，说：“不能因国民程度不
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
民。”
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的人并没直接说中国的
国情是不是就适合专制，但从他们列举的理由中
我们不难看出持此论点的人是赞成专制制度。比
如说：“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
又比如说“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
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又或“中国人长期受专
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如此理
由，不壹而列。总之而言，在反对建立民主制度
的人眼里，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必须继续实行
专制制度的理由。
“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这显然
是荒谬的说法，民主是壹种基本权利，这种权利
既是高“素质”的人应该拥有的，也应该是“低
素质”的人同样拥有的。那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体现的是权贵集团内心的等级观念。在专制制度
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称为民
主人士，他们大多都在当局的监狱里，所以中国
不可能等到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后
才去实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
与人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人的高素质是
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来的。如果谈到“愚昧”，
当欧美国家在两三百年前实行民主的时候，它们
的人民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国人
不知要落后多少倍！然而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
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
后的非洲国家都在進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
人的愚昧落后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呢？恰恰相反，
正因为人们愚昧落后才需要立即实行民主，因为
民主实践过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们摆脱愚昧落
后、迈進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
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壹途径。
“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
段实行民主不现实”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论
人口，总量大的国家不少，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和
平均资源少于中国的民主国家也比比皆是；至于
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颇为荒谬的，任何壹个
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资源，人文诸多因素
的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相同。关于人口和经
济发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国
差不多，建国之初和中国情况相同，其国土面积
只是中国的三分之壹，印度实行民主 50 多年，也
没有出现全国混乱。相反，没有实行民主的中国
在 50 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无数惨绝人环的政治动
乱。这说明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人口多所产生
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导致
的混乱。因此，实行民主与人口多少无关。
至于说“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
适合实行民主”的说法更是不通。的确，中国有
漫长的专制制度统治时期，然而，过去是专制制
度，并不表示中国现在和将来还必须在专制制度
统治下度过，不管是它是以君权神授或自任代表
的理由。请问世界上，又有哪壹个民主国家建立
前不是实行的专制制度呢？法国，英国等等，这
些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实行的专制制度；而
受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
人（台湾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华人）、韩
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就不适
合实行民主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民
主制度适合在任何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实
行民主与否同壹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如
果“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
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继续专制的
结果就是今后的中国更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这岂
不荒谬？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情是否具备建立民主制
度的条件？答案是肯定的！
第壹：世界各国的民主化進程为中国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以达
到壹百多个，这些国家中既有数百年民主史的“古
老”的民主国家，也有刚刚开始民主進程的新国
家；既有经济实力超强的大国，也有经济实力弱
小的小国；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习惯的国家，也有
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兴独立国家；既有人口密度极
大的国家，也有低广人稀少的国家。这壹百多个
个民主国家的国情所具有的多样性，使中国在建
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正
如古人说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化進程将为
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二：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可以为大陆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帮助；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
度还具有壹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可以获得台
湾同胞的帮助。
台湾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
可圈可点，台湾人民比大陆人民幸福在于他们不
但取得了令人艳羨的经济成就，更拥有广泛的民
主权利。在“民主制度统壹中国”后，台湾人民
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中将发挥极大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如民主选举等具体操作
有了更多依靠；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和先進
工具的运用，民主选举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
断增强，从而显得更倾向于公平；资讯的发展让
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進的传播工
具（例如因特网）也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提
供广阔的空间。今天的时代不再是“豆选”时代
或“马车竞选”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为人民运
用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蹒跚三十
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
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
是时代和时代符号。贫富分化严重，官民矛盾激
化，吏治更加腐败。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壹个企图
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壹个
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壹个
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
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
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
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民间的活跃力量已经成
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活跃在学术研
讨会、因特网、民间教会和各种艺术展示活动中，
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
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间社会的
努力下，特权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正在积累，如果
发展成政治危机，那么现在的统治方式是不可能
延续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
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
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
虐 ，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
时代在進步，人民在觉悟，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越
来越意识到民主权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从中国
大陆壹些农村基层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
公正选举的极大热情和参与感，而城乡之间的流
动使得国人不在处于闭塞状态，他们可以共享和
交流信息。壹旦建立民主制度，这些将成为推动
中国民主化進程的内部因素。同时，民主化的世
界潮流让我国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外部阻力，而可
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帮助。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早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国家的抵制，因为那个
时候大部分国家都是专制国家，壹旦有民主化的
尝试，就必将遭受专制力量的联合围剿。这样的
事例在现代也有，人们也许还记得二十世纪中期
的国际局势，当“社会主义阵营”兴盛的时候，
捷克和匈牙利等国進行了民主化尝试，确遭到苏
联中国的联合打压，直至把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
关進监狱才肯罢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经成
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近几十年来，只有顽固
坚持独裁的专制国家遭受国际社会制裁，而从没
有见那个国家因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围追
堵截”，当苏联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世
界都在支持，当北非中东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
全人类都在喝彩。因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
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将是国际社会乐见其成的事
情，中国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壹旦开
始民主化進程，世界各国给予物质和人员的帮助
也是可预见的。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
利因素。
综合以上对“国情”的分析，我们便不难得出壹
个初步的结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
现实条件。今后，最关键的就是时机把握和力量
积累，最关键的就是進行持久的政治反对。只要
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锁，
什么也不会失去。
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已经表明，不管妳经济
发展得多好，也不管妳有多少稳定的方案，人们
对专制腐败的政府依然是不愿意接受的。“中国
模式论”是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
式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国、日本
和前苏联就这么壹路过来，走向了民主。只要敢
于与命运抗争，就能改变命运。要相信中国人民
也行。
为什么政治反对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
型？
壹种片面的政治观曾经长久地占据着人们的心
灵，即认为政治的本质乃是权力斗争，与普通人
无关。在壹个少数人掌握权力、而大多数人处于
政治上的被动地位的时代，这种说法貌似是正确
的。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宫廷中壹颦壹笑
壹震怒，宫廷外可能有千百万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了，甚至可能无数人要为此流泪流血。但这是与
普通人无关吗？显然不是。在专制社会里很多人
似乎远离政治，貌似与政治无关，但这仅仅意味
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主动权而已，事实上，
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也包
括对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壹句话就是最高指示，
必须在 24 小时内传达到全国的工厂和乡村，数亿
人要顶礼倾听，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就
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是大饥荒时
代，中国大陆因激進政策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毛
泽东却总结说，错误只是壹个小指头，成绩依然
是九个指头，这就是亿万人的政治对毛泽东的影
响。正是因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们
往往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政治。另壹方面，
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中，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政治权
利，在对政治的主动决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
这时候，政治被缩减为统治者的个人欲望、宫廷
贵族的冷血阴谋。丑陋肮脏的专制政治会促使大
部分人努力远离它，以免遭它的伤害，所以人们
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盐酱醋，只有衣食住
行，只有生老病死，没有政治。这也印证了壹个
道理：如果妳有意无意地讳谈政治，那么妳自己
就可以断定自己生活在壹个专制极权时代。
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
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
是传统的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
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泄这样的政治观
点，直至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
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
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
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但是
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个世界经历了壹波又壹
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
民享，这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制度化，
至今公民社会已经渐渐成为现实，以平等公民权
利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已
经初见端倪。在公民社会中，不仅权力是政治，
权利也是政治。当公民们就公共事务自由发表看
法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当公民们就谁当
国家总统進行投票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当公民们因不满意某种社会现象而上街抗议的时
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最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
开宣称出现政治反对派会撕裂中国，对壹个现代
学者来说，这是壹种奇怪的逻辑。政治既可以是
拥护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也可以是反对某种
权力或权利的主张。政治垄断就是只允许拥护某
种政治主张，不允许反对某种政治主张，但是自
己又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反对别人的政治主张，也
就是所谓专政。反对派的存在从来就是壹个事实，
没有反对派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反对派
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反
对从来就是壹个常态。政治本就是双方和多方的
事情，并不存在反对派独臂擎天就能撕裂国家和
社会的问题，如果国家和社会真的被撕裂了，那
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当权者的事情。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
权力的施舍，如果权力施舍不够，就会发生动荡，
在这样壹种情况下，把撕裂社会的责任归咎于政
治反对是荒唐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
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六四事件撕裂了
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法轮功事件撕裂
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跑马圈地和野
蛮拆迁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美
国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 200 多年怎么就没有撕裂
美国？欧洲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怎
么还促成了欧盟的统壹？这是于建嵘先生必须思
考的壹些问题。
年纪大些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曾经鼓励人们积
极参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帅，但是毛
泽东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参与政治，進行政治表
态，他要求人们跟着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谁全
国都要跟着喊口号，谁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确，就
要接受批斗。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路线后，放弃
了毛泽东的壹些做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渐渐地，国人也由“政治挂
帅”转为“不问政治”。但是中国大陆沿着邓小
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了几十年后，巨大的社会问
题出来了，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官民矛盾，所
有这壹切问题依靠现行体制已经无法解决，必须
進行政治解决。但是特权集团不这样想，他们要
在现行体制下求得稳定，求得发展，以利自己。
他们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多余的权力和权利诉求，《宪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和抗议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中被完全剥夺了。
在高压之下，人们的表达权利空间很小，各种诉
求难得放大的机会，这就使人们的基本利益无从
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无从保障的情况下，人们
也逐渐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
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长久地得到这些利益
就要進行政治反对。在壹个专制社会里，政治反
对就是油盐酱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对那些不自由的人来说，政治反对就意味者挣扎，
这会给特权集团带来统治的难度；对特权集团来
说，政治反对意味着被揭露，这会消解特权集团
的统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对的声音足够强大，
民间就会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
果当局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消解，它的信心、智慧
和力量都会降低，此消彼长，总有迎来走向自由
的那壹刻。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
永远屹立不倒，世界上这么多民主国家都不是天
生的，它们原来也是专制的，但是，人民在挣扎，
在反抗，在進行政治反对，它们就民主了。苏联
东欧曾经象专制统治的黑幕壹样，但毕竟黑幕揭
开了，人民自由了，这都有赖于勇敢智慧的敢于
進行政治反对的人民。中国人民前面的道路虽然
坎坷，但还是要走这么壹条政治反对的路线。毛
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列不会自己跑掉”，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特权集团，妳不反对它，是
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全球化时代的因特网和其他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壹个新的平台，人们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地
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问题问总
理”这样壹类栏目，比如发帖和跟帖，比如私人
网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这些新媒体的应
用让国人直接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从中
可以观察到，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度其实很高，他
们甚至会切入壹些看似很敏感的话题，结果导致
“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国人顶着压力通过互
联网参政议政的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给官员们
带来了壹定的压力，比如，官员腐败被网络曝光，
代表委员出言不慎引来“拍砖”，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中国式的监督在过去主要是组织监
督，而现在则是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而这些是，
只有在新媒体时代才面临的课题。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
是具体到每壹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
现，交替之际颠复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
每壹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壹个王朝的
轨迹。皇朝虽会复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
要的教训，每壹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
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
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
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
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
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妳
壹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
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
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
我们选择。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可以
说，有了因特网和新媒体，也就有了更多的進行
反对的新机会，那么中国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去改变现行的权力和权利结构。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极端的政
治，只能是更加独裁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这
样的政治才是撕裂社会的权力根源。缺少了反对
派参与的政治，是壹种缺少了约束的政治。权力
在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如魔鬼舞动的长鞭，每壹次
甩动都是撕裂社会的壹击。中国当今的权贵之所
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
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
聚在壹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
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
于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存在，
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虽然现在
还不是适当的时候。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
持，反对派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不能叫专
制统治者撕裂这个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
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
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掘起，其中反对派的振
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
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壹个
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
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相信，没有哪个专制政权
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权贵能把钞票
存到外国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
们更多的国人不能，我们必须为实现民主这个事
情负起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天赋
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已经被奴役，生活在
壹个处处透着邪气的世界，但我们的子孙应该生
活在壹个正气的世界，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促使
我们觉醒，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公民权益，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以言轻而不呐喊，不
以位卑而不争取，当争取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时，
当争取民主的呼声震撼大地时，“民有、民享、
民治”的理想就壹定能够实现。
为什么说实现民主转型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上台后做的壹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似乎否定到“没壹点对”。但是，邓小平
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彻底，他没有否定毛泽东思
想，只是用政治实用主义的手法重新解释了毛泽
东思想。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的御用班子搞出了“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胡锦
涛的御用班子又搞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官方称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和有机组成部
分。事实上，这样的定位也是比较准确的。表面
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没有相应哲学基础和庞大
理论体系，只是壹些现实政策的组合，经过御用
文人的加工就写進了中共宪法和中共党章。从其
实质效用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也只能是毛泽
东思想的壹部分，因为它们都是跟随在毛泽东思
想之后为专制制度的新发展做理论背书而已。也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所采取的都是武断
强推之方法，以至动用武装警察维持所谓“理论”
的落实。行之实曰“拆迁”，美其名曰“维稳”，
寻租归宗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列宁主义？答案其实很清晰，列宁主义就
是用民主集中制建党，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用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权。毛泽东看见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成了导师，能指导世界革命，
他也想当个导师，于是刘少奇和林彪等人就大肆
鼓吹毛泽东思想。壹开始，斯大林还活着，毛泽
东不敢胡闹，所以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
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很简单，对马列和斯
大林都没有僭越。后来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觊
觎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总导师的地位，再加上中
国共产党人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壹件美丽的理论依据，所以毛泽东思想又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似乎发展了马列理论，超
越了马恩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说白了，就是和平时期继续内斗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显然不适合任何社会的发展，包括专
制社会。专制社会也需要专制之下的稳定。于是，
邓小平上台后，又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实事
求是”，这就成了壹种谁都可以拿来用的东西了。
谁能说自己不是“实事求是”呢？不相信毛泽东
的人也会说自己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的人
也可以说“实事求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嘴
巴里的“实事求是”和众人的“实事求是”又不
太壹样。
回顾中共建党的九十年和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
年，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内部斗
争的历史，也是壹部鼓动中国人民相互斗争的历
史。中共对斗争的热衷和熟练，壹部分经验学自
苏共和苏联，另壹部分经验学自中国历朝历代的
权斗史，所以中共搞起斗争来就显得更残酷，也
更黑暗。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可
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
代。有些人说后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时代或者改
革时代，这也可以，但这个时代确定无疑是后毛
泽东时代。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阴魂未散。邓
小平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毛泽东思想，并
没有放弃毛泽东思想，而且中共也认可邓小平理
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壹部分。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
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然作祟，毛泽东思想
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说，如
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这壹道精神之坎，中
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重。
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可以诋毁它，曲解它，
但是谁也不能无视它，因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社
会，它在壹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切断了中国历史和
文化传承，也在壹定意义上隔离了主流文明对中
国社会。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思
考的人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壹下。要重新思考毛
泽东思想是什么东西，必须摆脱中共官方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如果做不到这壹点，就没有重新思
考的必要，这是壹个方面；从另壹个方面来说，
假如只有壹个独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壹
味地弃如敝履这也未必够，因为妳说服不了那些
视毛泽东思想为圭臬的人们。因此，从自己独立
的“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刻剖析中
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重
新思考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并重新解释和定
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可行的路子。
在毛泽东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真谛和
真相的人是邓小平，除他之外的中共领袖无第二
人能对毛泽东思想做深度理解，华国锋、胡耀邦、
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行。邓小平曾指出：
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从邓小平
简单的解释上看，毛泽东思想不算个什么思想，
如果说实事求是就是壹种思想体系，那么我说“做
个好人”就壹样是个思想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
所讲“实事求是”乃是壹种应用，是按照实事求
是的方法系统应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实用主
义，这是关键所在。“实事”就是中国的专制实
际，“求”就是寻找，“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实事求是”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
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寻找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的专制
问题，而是用中国的专制解决马列主义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关键点，不掌
握这个关键点，所谓的研究都是无力的批驳和无
聊的吹捧。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式的理论空
想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宫廷政治经验利用社会混
乱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理论，毛
泽东思想延续了中国社会的新型专制，延续了传
统的宫廷政治、宦官文化和官僚经济，并使之加
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包装。毛泽东思想是以
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非马克思
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壹
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壹系列思
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
想的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
史上体制改革的第壹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
壹个民主的社会必然是壹个多元的社会，不可能
有壹种思想可以指导别的思想，不可能有壹种思
想通过强制凌驾于其他思想之上。美英等国的共
产党都是合法的，可以参加政治竞争，只是因为
人们没有给它足够的选票，所以它们才处于政治
的边缘。民主社会之所以民主，并不是因为“民
主的思想”扼杀了共产主义思想，恰恰相反，是
因为民主允许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社会历
经坎坷，有个马列主义来指导已经够糟糕了，又
横空出来个毛泽东思想，在和平时期鼓吹内斗，
这就无比糟糕了。现在不说内斗，而说“马列主
义的实事求是”，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只要有特
权存在，“实事求是”就是予取予夺的理论工具。
随意罢了。
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始点，但面对的困难则
远比壹百年前复杂而深刻。面对这样复杂而深刻
的困难，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必须重新审视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中国红色专制的核心思
想，并且已经通过权力浸染了全社会的思想空气。
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
然作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
命稻草。可以说，如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
这壹道精神之坎，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
重。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如何才能完
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壹大任务，也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壹大任务。
有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个别学者也在到处鼓吹
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技巧之精妙，提出要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公民运动。我个人认为，
此大谬也。如果揭开马列主义的外皮，毛泽东思
想就剩下了宫廷政治中的权谋了，它能为中国社
会转型提供什么营养呢？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政
治必须与两千多年来的宫廷政治做壹个果断的切
割，未来的政治不能只是在宫殿和高墙内。我们
的目标是公民社会，是要建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
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民主社会。
未来的政治应该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是基于公民
政治之上的政党政治，而不是继续分赃的宫廷政
治。
为什么说公民运动是推动中国民主進程的主要力量？
马列主义既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
也为人们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近景，同时提出
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系列方式方
法，使用这些方式方法，马列主义者曾经获得过
辉煌的胜利。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民主”
的理论，通过自由主义我们的眼界中里确会得到
壹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但是这个
“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很少告诉我们应
该如何去建立它。有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证明
“自由”和“民主”，怎么达到“自由”和“民
主”，反倒成了弱项。民主化的理论是形形色色，
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论被反复琢磨以后，我们就
会发现，它们并不能复制，也不能移植。看到俄
罗斯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叶利钦；看
到波兰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瓦文萨；
看到台湾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蒋经国；
看到不丹这个弹丸小国也民主了，我们想学，但
是我们很后悔自己的国家没有开明的君王。怎么
办呢？于是，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空谈，并
满足于空谈，他们时常发明壹些新的词汇图谋显
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在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
者的空谈已经成为壹种常态，因为总是有人在听。
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总有显示自己高明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总
是享受不到“自由”。但是历史反复证明，自由
从来不是空谈而来的，自由是从争取自由的运动
中得来的。
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壹场为了保持中共
统治权力为首要目标而不得不为的工作，其目的
绝不是要放松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但是，改
革在客观上已经违背了中共的初衷----独立于权
力的民间社会在三十年间悄然成长。目前的中国
已经進入壹个后极权时代：稳定在暴力下稳定，
和谐在谎言中和谐，发展在破坏中发展。中国社
会显然已经分化成两个相互隔膜、相互冲突而又
相互依赖的两个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
益者阶层。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了官民矛
盾。在邓式改革的后期，改革开放不断降温甚至
停顿，因为改革已经难以支付继续改革的成本，
开放也难以支付继续开放的成本。在权力结构拒
绝改革的情况下，每壹项新的改革开放举措都会
成为权贵阶层進壹步掠夺的契机，但是，不推出
新的改革开放举措又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在高
压锅中進壹步积累。胡温等政治家为了防范社会
突变带来的风险，只能在僵持中无力地挣扎，他
们难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国社会似乎在僵局中
僵化。这样壹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
经不是壹个解决问题的体制，而是壹个不断制造
问题的体制。
我们用三十年时间造就了壹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体
制，这个体制顽固地僵持到现在，不但难以解决
不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连既
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既
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都不太认可这样
僵化的体制了，只是人们身处中国权力社会的分
赃系统中还有利可图，所以说，利益使这个社会
还勉强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已经在等待最
后壹根稻草了。从利益的角度上讲，破解这个体
制僵局的也终将是利益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者
阶层在现有体制下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
不得利益者阶层更是走向举步维艰，盼望改变。
权贵集团壹方面利用权力独霸進行寻租以获取更
大的利益，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败坏这个
体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这
壹简单的事例来说，按照最高当局的规矩進行的
圈地本身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可是权贵集团
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还要破坏最高当局的规矩進
行圈地。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大块的土地，他们
就把大块的土地分批次圈掉。最高当局规定不能
圈占良田，他们就可以把良田划定为盐堿地。广
大的中国人民壹方面利用现有体制维持自己看似
正常实则艰难的生存，另壹方面又对败坏这个体
制并深度伤害他们利益的权贵集团進行顽强的抗
争，并且是以维护这个体制的面目来追求体制本
身的变革。就拿上访者的事例来说，上访者群体
所张扬出来的诉求并不是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要
求最高当局按照体制的规则归还他们在利益链条
中应得的份额，但是最高当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最终促使上访者群体進行体制的反思，并产生了
变革体制的积极意愿。
中国社会这个大的分赃体系是制度化的结果，由
此衍生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中
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走向了反社会
的方向，已经逐渐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
者阶层同时抛弃，这是壹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
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们来说，这恰恰
也是壹个积极的信号。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
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進整个社会走
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
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
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壹种自下而上的道路。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
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是中国民
主运动的壹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他们的推進下，
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
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中国的民
主运动经历了启蒙的阶段，反对的阶段，现在实
质上進入了壹个参与的阶段，维权运动就是这个
参与的阶段。但是维权运动显然吸纳了启蒙运动
和反对运动的壹些有益的经验，所以，维权运动
具有继续启蒙的性质，也有继续反对的性质。大
量的维权积极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公
民的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做派，他们将成为推动中
国社会前進的有益的力量；还有壹部分维权积极
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对派的行列，成了推动中国民
主的战士。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特征、
以组党和参选为主要运动方式、以权力更替为主
要目标、但最终也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平等公民权
利这样壹个社会问题的运动，这个运动壹开始就
是壹种自觉的运动。民主运动在起初就有着显著
的政治要求，它不认可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
制，或者是在认可的基础上明确地要求逐渐改变。
民主运动壹开始就是通过集体的政治表达来展示
自己的，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是政治声明、结党和
通过现行体制参与竞选。但是在壹个专制的社会
中，人们处于壹种相对封闭和相对隔膜的状态，
反对者的任何声明、组织和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放
大渠道，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民主运动影响必然有
限。从另壹方面说，组织政党发出集体声音和進
行集体行动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大困境，第壹，类
似列宁主义的传统型政党是为了進行战斗动员而
组织起来的，这样的政党只适合颠复性的革命而
不适合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转型；第二，类似西方
社会的现代政党是围绕选举制度产生的，这样的
政党只是为了组织选举和拉拢选票而存在，在中
国社会的背景里没有这样的制度基础。传统民运
没有走出这两个困境，也不可能走出这两个困境，
于是它们的影响只好日渐式微了。
但是从新的世纪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民主运
动找到了新的出路。维权运动在在 2003 年逐渐成
形，民众透过游行、法律控诉及媒体曝光等，挑
战政府或官营企业的权限，以维护自身权益。运
动由最初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后来已触
及公民政治权利等政治禁区，近年成为中国社会
研究壹个重要课题。在 2005 年后，由于公民意识
的觉醒，参加维权运动的公民与日俱增，虽受到
强力压制但仍茁壮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
的民主运动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和以往的民运分子壹转脸，几乎都成了维
权人士或者维权人士的同盟军。事实上，中国民
主运动与维权运动也是殊途同归的，它们都在联
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中寻找到了共同点和
共通点，零八宪章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高度结合起来产生的，它已经成为中国式的普世
价值，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神经。
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高度结合起来以后，中
国民主运动“向后退”了壹些，中国维权运动“向
前進”了壹些，其二者的汇流就是中国的公民运
动。在 2008 年前后，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
“中国公民运动”这样壹个概念正式走向了中国
社会的前台。到了 2010 年，王荔蕻、屠夫（吴凎）
和老虎庙（张世和）等人发起公民关注团对福州
三网友因言获罪案進行干预，这个壹事件有显著
的集体行动的意义，有显著的政治权利诉求，而
且是街头运动的成功尝试，参与者自发地喊出了
“自由万岁，言论无罪”这壹具有显着色彩口号。
在这壹事件中，“公民运动”壹词被参与者和评
论者广泛采用，由此开始：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
尽管表面上看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政权抗衡，但它
已经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力量了，也已经
开始扮演壹个当局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了。
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壹部分；民主运动
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壹部分。我们必须将中国的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统壹于中国的公民运动，这
不仅在理论上有充分的必要，而且在实践上也应
该有十足的意义。首先，传统的民主运动在中国
大陆虽然仍在发展着，但是它近年来的发展无疑
是借了维权运动之力，如果没有风起云涌的维权
运动，则传统的民主运动依然在牺牲中牺牲，在
徘徊中徘徊。其次，传统的维权运动虽然风起云
涌并势头渐進，但是它近年来的提升无疑是借了
民主运动之力，如果没有毅力坚韧的民主运动，
则传统的维权运动依然在乞求中乞求，在上访中
上访。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都是社会运动，而社
会运动有社会运动的规律，社会运动的推动者必
须认清社会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运动有其
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其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潜
在的，也可能是明确的。中国公民运动的目标就
是实现联合国文献所体现的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
所载明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壹个以公民权
利平等为基础、以自治的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
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壹个突变的
过程，当然，在实现突变之前必须有壹个力量积
累的过程。力量积累到壹定程度，必然有壹个跳
跃。在壹个相对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力量的积累
将怎么实现？答案已经出来了，公民运动就是壹
个有效的方式。鲍比 甘迺迪曾说过：“壹个人
每次为壹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進他人生活
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
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
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
坚实的墙。”今天我们可以说，公民运动中的每
壹个案例都是壹个很小的波纹，而千万个波纹就
能形成洪流，冲垮中国的专制之墙。公民运动为
中国民主展示了壹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以公民运
动为战场，建立中国民主的动员系统，这已经成
为运动中人的广泛共识，并不是什么机密问题。
民主不是空洞的，在壹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公
民权利的总和。如果通过公民运动能够多实现诸
方面的权利，那么民主的因素就多壹些，如果通
过公民运动，我们的权利壹点点积累得多起来，
多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
然的，只要多到足够多，就足够我们用了。德国
的柏林墙推倒二十年了，中国民主派妒忌的同时，
也应该努力，我们的柏林墙不是那样倒塌的，必
须用中国的方式推倒，中国的方式就是公民运动
运动。权利就是政治，维权就是政治活动，政治
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参与，更多的人進行集体参
与就是公民运动，那么，中国民主算是找到了壹
条可行的道路。中国的民间力量只要通过公民运
动建立自己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变革社会的能量
将是非常可观的。只有民间力量壮大起来了，我
们才能谈得上怎么与特权集团去做有效的对抗，
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妥协，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和解。
为什么壹定要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
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
完备和周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历代政府对户
口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
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
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我国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
于借此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深受传统社会
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
表现出以下特征：
户籍地域性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壹起的，所以政府千方
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
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壹种犯罪而
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
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15]明朝规定：
“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
远游。”[16]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
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
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
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
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户籍等级性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
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
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
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
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
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
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
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
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
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户籍世袭性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
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
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壹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
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
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
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
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
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
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
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
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
世袭父业，不得進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
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
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 7 载：“工
巧业作之子弟，壹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
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
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
禁之”。
户籍的社会治安职能
1949 年以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
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
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政权制定的
户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部
分条款对人民权利的限制甚至超越了历代皇朝。
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
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
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
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
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大跃進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
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海
外壹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
其为大跃進饥荒。1960 年－1961 年，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
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 20 余年的时间里，中
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
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
進入 1980 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
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
荒死亡人数 4060 万！甚至有人推测死亡人数达到
8000 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
壹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用严酷的户籍制度
和各种政策限制人口流动，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
人们连乞讨要饭的自由都失去了。同样，也因为
严酷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限制，饿死这么多人
却消息流传不多，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
况，就误以为全国形势大好，只是壹地饿死了人。
如果说大饥荒时代饿死数千万人是壹时的政治灾
难，那么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剥削和压迫则是长期
的政治灾难。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城乡两部分居
民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地位上截然
不同，配置的社会资源也完全不壹样。拥有城镇
户籍的城镇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在享有教育、
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
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村户
籍的农民无法获得这些好的资源。这就直接或间
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
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并不是由市场来配
置的，而是政府根据城乡分割的原则進行配置资
源。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
择权利，使农民被迫在低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地区
工作，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初始条
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镇居民有机会進入国有企业
获得稳定的工作，而农民却很难進入国有企业工
作，更不用说進入垄断行业。农民即使能够進入
这些行业工作，也只能是临时工，不能享受与正
式工壹样的收入和待遇 。
户籍制度的危害极大，它破坏了平等，限制了自
由，给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地位与人格，招聘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
最可恨的是孩子的上学和考学，它让亲人分离，
骨肉不能团圆，甚至会害了人的壹生。讨论户籍
歧视制度之前先来了解种族歧视概念，根据《消
除壹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定义，基于种
族、肤色、血统或人种来源，对人们加以任何区
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 是取消或损害他
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
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族
歧视。由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方便的引出户籍歧视
的概念，既：基于人们的户籍，对人们加以任何
区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损害
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
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
族歧视。 比较两个概念已可以看出户籍歧视可以
归纳到种族歧视范畴中。
在中国大陆每壹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户口簿中看到
自己的户口，从壹个的出生就已经定了。确切地
说，还没有出生，有关的歧视就已经定了。从基
本的政治权利来说，非户籍地人口不能参与人民
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只能参与户籍所在地的选
举，对于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户籍地
的选举毫无意义。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工
作所在地的选举有没有权利。这样等同剥夺了非
户籍地人政治权利。 从社会权利来说，非户籍人
口不享有或不完全当地的社会福利，举例如北京
的外来人口（包括有正当工作，并纳税的人）不
享有壹老壹少医疗保险，不享有晚婚晚育津贴。
儿童不享有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享有，如本
地学生已经先入学后还有余额），不享有保障住
房，等等！ 同时，非户籍人口不能是有多种后付
费业务，包括网通公司和移动通讯公司都有这样
的规定。非户籍人不能从事某些工作如当地是各
种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政府机关。等等包括生
活的方方面面举不胜举！
人，生而平等。宪法已经明确承认了人人平等。
不同户籍区别对待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努力劳
动，诚信纳税却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幸苦工作了
多年的农民工还不如当地的无业人员福利多。纳
税多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却必须回原籍上学，
导致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而本来儿童都应
享有母爱家庭的温暖。如果壹个得不到社会的公
平对待，必然导致其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流动
人口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之壹就是户籍歧视。户
籍歧视制度的危害不仅在人权保护方面，对于社
会各个方面来说，户籍制度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它甚至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之壹。但是，
无能的政府控制社会，为了维稳，就恰恰需要这
样的制度。
壹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制度，打出的旗号是“城市
需要论”和“稳定压倒壹切论”。孰不知城市的
繁荣稳定需要的不是户籍、隔离和仇恨，而是劳
动力流动、平等竞争、和谐共生；孰不知当社会
稳定压倒社会正义时，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威信
丧失，弱势群体遭殃，社会仇恨滋生，这样的社
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壹切，
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平等得以实现，
人民的权利得以保障，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
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
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
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
差异，大多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
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
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
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
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
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现在农民子弟進入国
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 4 分之壹、党
政干部子弟的 31.7 分之壹；某校录取分数线，农
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子弟 24 分（电气工程）、29
分（会计）、31 分（计算机）、32 分（电子）（见
“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据研究，建国 50 多年来，农民对城市的无偿贡献
折算成现值在 20 万亿元以上。另据《农民日报》
报道，目前全国政协委员中仅 1 人是真正的农民。
各级人大代表中仅 9%是农民。目前，农村人的选
举权只有城市人的四分之壹，而在种族隔离时期
的南非，黑人的选举权也达白人的五分之三。辛
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徒自由，农家子弟
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
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
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
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
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
壹起。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
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徒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但落后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极大
阻力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
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 3 天以上，要办暂住
证。
2003 年之前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每年让数百万人
失去了自由，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异曲同工。
仅 1958 年，南非就逮捕了 60 万没有携带“居住
证”、“迁移证”、“寻职证”、“身份证”的
黑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暂住证制度本质上是
“防民”思想在作祟，是把国民或者部分国民当
作了“刁民”来对待。如果中国不能够从防范控
制型管理转变为民本服务型管理，那么户籍制度、
暂住证制度不可能废除。
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之壹，严重阻碍
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
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
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
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
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 GDP、
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
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 1.9 万元，全国
有 1~2 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数万亿
人民币。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
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
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
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
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
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
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
進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
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 年时，中国
的工业化率为 50%，城市化率只有 19%；目前，
中国的工业化率在 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
40%。据新华社 2006 年 2 月 18 日电，南京有百
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 4~5 人，每年不到 1
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壹。
1994 年美国有城市 1050 座，日本有城市 667 座，
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
中国的五分之壹或十分之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
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
口登记，过去严格限制农民進入城市，限制人口
的正常流动，如今在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
领域严重歧视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直接导致了城
乡二元结构、城乡隔离及地区隔离制度的形成。
它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了国内的宪法和法
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九十壹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
登记条例》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隔离的种种规
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
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54 宪法”
关于保障公民迁徒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壹切法律、行
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
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
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
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
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
医疗卫生事业。”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壹条
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
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
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对中国特色的户
籍制度進行冲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
为什么壹定要关注农民工权益？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進入城镇务工
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
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壹
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农
民工的数量为 2 亿人左右。主要分布于建筑业、
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农民工是進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
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
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
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
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
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
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
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
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
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
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
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
工人”。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進入城市参与
经济活动后涉及的壹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当致
富成为人们第壹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
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
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
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進城务工
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
给壹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壹些带有歧视性的概
念、名词。在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
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
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
建筑、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
养护、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
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
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
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城里人在政策的引导下对
农民工的歧视壹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
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壹方面则是壹
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
感和仇视。根子在政策，根子在执政阶层。
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
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進城就业，加剧城
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
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壹致。
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
民圈在农村。
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
進壹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
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
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
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
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
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
带薪休产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
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
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 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
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
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
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
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
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
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
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
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
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平低也是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
别占两成。 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
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
最短的有壹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
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壹
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四点
四九。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如下：
雇主有意拖欠。多见于餐饮、制衣、制鞋
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计算机类企业也出现
此类情形，雇主有意拖欠，有钱也不 发给农民工。
壹些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使农民工的工
资不时能按时领取。如北京美洲视线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明明已经账面亏空，却壹边向员工
吹嘘自己有多么雄厚的资金实力，壹边又暗地变
卖公司资产以图不支付员工应得工资，致使 40 多
名员工 3 个多月工资付之东流，损失共达 50 多万
之巨。
将拖欠工资做为留住人的壹种手段。建筑
行业普遍存在用尾欠作为留人的手段。包工头普
遍担心春节后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头那
里，往往拖欠农民工壹部分工资，壹般在 600 元
左右，强迫农民工来年继续在其手下干活。
垫资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壹。据调查，
有这样壹个不成文的“潜在规则”：多数开发单
位都将“施工企业先行垫付工程款”作为招标的
壹个必要条件，等工程進展到壹定程度，开发商
再将工程款分期分批拨付给施工单位，这就给拖
欠工资问题埋下伏笔。
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欠薪。农民工运
用法律自我保护的能力较低，认为老板给不给钱，
或者什么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没办
法。
政府工程资金缺口大，造成拖欠。众所周
知，中国的工程主要是政府的工程，或者与政府
有关联的工程，而农民工進城就业，大多是在这
壹类工程中，所以政府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
负有重要责任。
长期以来，国民待遇平等的问题在中国得不到有
效的解决，所有的人都不是具有平等权利并享受
基本自由的公民，他们被政治家分成了各个阶级、
各个民族，分成了干部和群众，分成了固定的领
导者和被领导者，分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分成
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了工人、农民和农民工。
对阶级、民族、干部和群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体制内和体制外、执政阶层有各种巧妙的划分方
法，有些是靠法制，有些是靠政策，有些是靠意
识形态的强化宣传，而对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则是
依靠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可以说，从壹定意义
上讲，户籍划分的不合理性、农民身份的界定和
其不变性，是我国出现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壹。
也是导致出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人说，
《农民权益法》能解决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错。
如果把农民再次進行身份界定，等于给三农问题，
尤其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不仅保护不
了所界定的农民，而且又会伤害亿万农村劳动力
(即人们所说的农民)的自尊心。
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壹。即使在城
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
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
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
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
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壹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
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壹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
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
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
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
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逐步采取
措施，以统壹城乡户籍制度，这将从根本上达成
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 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
户口，其教育成为壹大问题。农村打工者没有参
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
险。农民工这壹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
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
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伤、致残和致
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
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
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
随着城乡壹体化的進程和城乡统壹户籍制度的实
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
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
度地進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壹，
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壹登记为 “ 居民户
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壹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
户籍差别是第壹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
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進，迅速建立
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壹体
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
老、就业等保障壹体化的制跟進，然后就要着手
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
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
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
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壹样注册
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壹的条
件。
农民工其个人身份是农民，其工作性质是工人。
因为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对其负责任，故而成了
特殊的现象，把其称为农民工，成了呼之即来，
挥之而去廉价劳动力。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忍辱负
重，从而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大业。奴隶社会早已
灭亡，奴役人们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但象当今社
会如此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古今中外，实属罕
见。作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对人们说：“谎言够
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
我们都是公民。壹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
壹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关注农民工，都应该
关注农民，努力通过制度化改变，使他们成为壹
个骄傲的公民。
为什么壹定要维护上访者的权益？
上访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时代的“清官情
节”。宋时的包拯，被颂扬了千年，就是明证。
历朝历代都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但通常不针对
皇权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经对皇权和
官僚网开壹面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出现，但比所谓的“圣人”出
现的机会还少，至于“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
则根本不会出现，曹操做为宰相，犯了杀头大罪
也不过割发代斩。因为没有法治，权利不平等，
而权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问题就不得不上访。
现代社会大规模上访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法
治，而司法部门也不独立，而媒体不对民间开放，
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情况下，政
府对民众的侵犯成为理所当然，人们没有办法，
就找更高级别的政府。
从当前中国大陆的统治方式看，中共政权也不鼓
励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更不鼓励人们通过
媒体炒作，至于人大代表人们也根本就不认识他
们，他们通常也不会为具体的人民服务。从制度
设计来看，中共政权不喜欢人们去上访，但也只
能开辟上访渠道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专门设置
了中国的信访部门。政府部门有信访口，人大部
门有信访口，司法部门有信访口，凡是权力集中
的地带都设置了信访口。民主社会也有诸多社会
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
渠道予以解决，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
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诉讼，也可以诉诸媒体，也
可以找自己选举的议员，这样壹来，大凡都能解
决。但是壹党专政的专制社会不壹样，司法不独
立，媒体不独立，人大不独立，各种社会问题都
需要上访，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尤其众多。
中国大陆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访的路上，浪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过上访这样壹个渠
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决，只好来年再访。
于是中国大陆就有了壹个庞大的上访群体，有些
访民自称为“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
信访部门不是壹个独立的部门，各个部委下都设
有信访部，用于接待涉及本部门的案件。这说明
它不是壹个有权力的机构，只是“通风报信”的
窗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
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这是对该部门的壹
个真实的写照。信访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
群众反映壹级国家机关的问题，最终还必须回到
这壹级国家机关去处理。上访反映的问题，最终
由领导批复给案件的被告壹级自己解决，并非履
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审判程序，带有明显的人治
痕迹。
《铡美案》毕竟只是壹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
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常常被当作中国告御状的
经典案例，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上访的成功，不如
说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第壹次胜利。在此案复审
期间，新创刊的《申报》对该案進行了详细地全
程追踪报道，3 年间发表了 70 多篇相关文章，使
得该案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
正是在全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此案才最后
获得公正的审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
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人们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多
样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壹个都
找不见。任何专制政权，它到了统治的后期就成
了制造社会问题的机器，但又不能解决大部分社
会问题，于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上访群体也
越来越多，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也越来越
壮大。
可以说，上访制度是壹种丑恶的中国传统，它只
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壹线光明，在现实中，上
访制度却是吸引被蹂躏和被欺辱的民众像飞蛾壹
般投向壹堆烈火。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秋菊被村
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访，背井离乡战
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
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
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这只是
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义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大陆是壹个权力社会，中南海是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油盐酱醋、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是妳所能完全自
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驻地中南海有关，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为总司令部，以各级
省委和权力部门为分区司令部。在这样壹种统治
体制下，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
能的解决方案也都在上面，那么人们遇到问题的
时候就会上访，希望通过上访和不断上访来解决
下级政权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虽然冠冕堂皇地为民间开辟了上访制
度，但上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
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罗网的局面。上访者之所
以上访，大多是因为有下层的权力侵犯了他们，
但上访之后问题还要回到原地解决，这就会使上
访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会面临权力更毒辣的
复仇眼光。上访者和上访信往往落入另壹当事人
之手，而这壹当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或权力部
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访者進行更严重的迫
害。有些不屈的上访者最终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还有些被劳教，还有些進了地方上的监狱，它们
叫学习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村残
疾人张桂芝写申诉材料，2003 年 10 月被当地政府
强行关進精神病院。被关 6 年多时间，他“被捆
绑 50 次，被电击 55 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今年 4 月 25 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徐林东被精
神病院释放。
中国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
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
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状壹般都
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
“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壹律先打 40 大
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
壹律收入刑部监狱，進行统壹折磨。乾隆皇帝在
壹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
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
待上访者的办法是，妳告的是谁，就把妳交给谁
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壹个比壹个死得
惨。当前中国大陆的上访制度挂了壹个“为人民
服务”的招牌，但是处理问题方式和满清皇帝并
没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中国大陆政权的信访条例，妳可以信访，但
不能集体信访，也不能越级信访。中央政权把信
访数量当做考察下级的硬性指标，哪里的信访者
少，哪里的领导就会受到奖励，哪里的信访多，
就说明哪里问题重重，就会有下级领导受到批评
和制裁。现在壹些基层政府，为了减少上访尤其
是越级、進京上访的发生，对班子的考核指标中，
将群众上访列为重要内容：如发生越级、進京上
访，影响较大的，评优时实行壹票否决制。专制
政权的本性也在这里体现，任何下级都怕给上级
送去麻烦，而访民就是壹个麻烦。于是，各个地
方都要限制访民上访，很多地方的官员甚至在民
间埋了眼线，有时候还像打仗壹样要埋伏到路边
去拦截上访者。
在壹些县城大街上、农村公路旁、甚至农家墙壁
上，到处是白底红字新刷写的关于上访的标语，
比如“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
罪”，“集体上访四人以下”，“聚众闹事法律
不容”等。县里的官员说：“这是上级的要求，
各村都要集中宣传壹下”；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
得更具体：“每个村这样的标语最少要刷写 5 条”。
人们说上访制度是挂羊头卖狗肉，从这些标语也
可见壹斑。上访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上访的，
不是截访的，否则可以称为截访制度。但上访制
度在中国恰恰就变成了截访制度。没有民主才有
大量的上访，因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
上访几乎就成了少有的几个渠道之壹。稳定也是
这个理，如果本来就稳定，谁还会提稳定?但是上
访不能太多，太多了领导没面子，升官就受到影
响，前途可能因此丢掉。所以上访得有，否则就
证明上访没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证明领导
无能。最后领导的选择是每壹个单位、每壹个地
区上访都得数字标准化，都必须有上访名额，默
许的上访人员要听话。如果上访的名额不是领导
默许的上访者名单上的人，就要截访、堵访。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
元鼎)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
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壹项收
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
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
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 年全年营业收入
仅为 861.93 万元，2008 年这壹数字变为 2100.42
万元。其主要业务之壹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
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進入上海、成都等地。但
吊诡的是，截至 2009 年 5 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
项目仍然为“无”。(南都周刊，2010 年第 37—
38 期)
可以说，截访制度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缩影，而上
访人群是这个社会全体受害者的缩影。波士顿犹
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值得我们深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
话了。
为什么壹定要反对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
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進，但
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
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
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壹种行政处
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
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
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78 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
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
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
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
罪人员实行的壹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
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
区别。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会矛盾比较复杂，政治斗
争异常残酷。中共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之情况，
除了军事镇压之外，也采用法律手段進行解决，
但是在法律手段之外又实行了劳动教养制度。按
照中共现在的说法，劳动教养不是判刑，所以也
不用经过法定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但是它
能根据各级领导者的需要，直接将壹个活生生的
人关押起来强迫劳动。在当今世界，这是壹大奇
迹，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1979 年之前，对国民的劳教期限由领导人随意来
定，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 20 多年。没有犯法的人
坐牢时间比犯法的人还长，这也算是世界奇观。
1979 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
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
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 1－3 年，必
要时可延长壹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
劳教问题。至今有新闻爆料，维权人士和上访人
士经常因为得罪地方领导人被劳教三次、四次。
有学者指出，劳教制度之所以被之所以被中国大
陆政府执意保留，就在于劳教制度可以不通过严
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
以“方便”的“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信仰
者以及上访人员等特殊公民。
壹般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始于 1957 年。1957 年 8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
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
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
“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
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从起源看，劳
动教养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惩治和管制那些政治
上不可靠的国民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
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因此大
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進行劳动改
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
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中，大约
有 48 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 万多人被判刑。
据有关人士统计，中国大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那
样大规模对国民实施劳教，劳教期限也大部分限
制在壹年左右，但依然有 300 个劳动教养管理所，
经常性收容 26 万名劳教人员。假设每位劳教人员
被劳教壹年，按照这个数字推算，中国共产党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劳教了将近 1000 万国民，可
谓恶劣。2007 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
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 69 位中国学者和法律
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
度。2010 年又有维权律师王成和学者张辉等壹千
余人联署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但是不为当局
所动。
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
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
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
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 8 条和第 9 条之规
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
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这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先行制定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
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
政处罚。”，同时规定的处罚种类中不包括劳动教
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
得超过 15 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9 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
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2010 年，有网民提议在世博会期间去日本馆举办
抗议活动，河南维权人士王译女士通过推特发布
五个字：“愤青们，冲啊”，因此被劳教壹年。
2011 年，重庆网友方在微博上说：“勃起来
窝了壹驼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驼屎端给
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
师吃，李庄说，这驼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
吃。”为这句话，方竹笋被劳教壹年。世界已经
步入二十壹时机，中国大陆还有这等荒唐的事情，
极端令人愤怒。劳教制度不废除，还有天理吗？
我们不反对劳教制度，还能算是有良知的人吗？
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吗？
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应当具有生存权，接受
教育的权利，身体健康的权利，免受歧视的权利，
当壹个人成年，他还应该具有选举权，他可以自
由表达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劳动成果，
每壹个中国人都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
由权，示威和静坐权，游行的权利。而这些列举
的权利其全部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每个中国人
壹个基本的权利，就是做人的权利，做壹个有尊
严的人的权利！
人权不是来源于某个开明君主的恩赐品，也不是
由自以为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极权组织的给予
物，而是自我们诞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中指出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
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
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
身的固有尊严”，这些属于天赋人权！
人权对于每个中国人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能
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处贫穷的人也有机会改变自
身命运，公正的医疗保障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面对
病魔束手待毙，诸如等等。然而，这壹切基本的
权利，靠什么保障？靠那些专制制度下的道德高
尚者吗？靠不住，绝对的权力是人权的敌人，它
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它本身就来源于对公众人
权的剥夺。绝对的权力即便对人们有所施舍，那
也是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阴谋。
毛泽东在 1946 年信誓旦旦地说：“只有建立在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
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 1949 年以后却壹门
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导师，以暴力和欺骗的方式
强迫数亿人每天背诵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
毛泽东曾壹时心血来潮，提倡“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的言论政策，但立即又发现这个政策给自
己带来了麻烦，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把放胆放
言的几十万文化人关進“牛棚”，随后毛泽东居
然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搞“阳谋”，而非阴谋；毛
泽东曾鼓励“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但这只是鼓动群众内斗，借刀杀人，
目的是为了打到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果谁胆
敢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矛头对
准他本人，则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党员张志新批
评毛泽东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临死前先被折磨致
疯，被割喉致哑，这已是路人皆知。
绝对的权力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而又有多少人
可以在没有监督的前提下能拒绝权力这种强腐蚀
剂的腐蚀。在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
和个人崇拜虽然没有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壹群人的领导代
替了壹个人的领导，只是壹群人代替毛泽东進行
统治从而演化成了壹个统治集团。没有了毛泽东，
却有了众多的小毛泽东。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众
多的省委书记都成了权倾壹时的封疆大吏，众多
的县委书记都成了独霸壹方的割据诸侯。压制信
仰自由，强取豪夺，野蛮拆迁，当官的欺负老百
姓，把上访者关進劳教所，把异议者关進精神病
院，这都成了司空见惯。各级官员习惯于滥用法
律对付那些妨害他们攫取利益的人，但他们在必
要的时候总是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 1946 年 2 月
1 日曾这样批评国民党：“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
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
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
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 政
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
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
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
高论，第壹步先 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
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
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
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 诺言来兑现，
从这壹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
信。”看看中国人民基本权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
现状，这些话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那
些胡作非为的共产党官员们。
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种种恶行，中国人民怎么
办？答案只有壹个：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来保
障我们基本的人权！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的政治权
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能真正的保
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么用？能让老百姓
免于被掠夺，能让贪官污吏难以伸手，能让我们
的子孙后代像壹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自由的
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作为壹个奴才和工具
困苦而浑噩的过壹辈子！
建立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
意义。据联合国的相关统计（2005 年），当今世
界的前二十位发达国家全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在经济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
潮流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经成为壹种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
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为了壹种普世价值观，在多
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拒绝民主制
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驰，必将引起大多数国
家排斥。关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国家的异同比
较，刘亚洲将军的言论可谓精辟，他说：“今天，
日本有哪壹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
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
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
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
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
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
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
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
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
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
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
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進硬件就行，
那种将先進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進人文环境
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
革开放’，已经壹次又壹次地被证明是壹条将中
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
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如果说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
和促進国家长远发展，那么残酷的社会现实更让
这壹目标显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国，地火奔腾，
暗流涌动，任何壹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这
个国家所处的危机，严重的贫富分化所造就的激
烈的社会矛盾使中国如同壹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高
压锅。1992 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数群众的生活
不仅没有在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改善，而且要背负
高房价、高污染、高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和高
丧葬费用等各种负担，这些负担显然都是经济高
速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
职工和普通的平民阶层境况堪虞：大量的工人和
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
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
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
被边缘化了。如果说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的感受
是直接的，那么城市平民阶层和学生阶层也大多
觉得活得很累。所谓“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
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
失。对壹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
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
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政
府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
且强行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
共产品给“市场化”了。而这种“市场化”的压
力即使是身处城市平民阶层的人民也备感寒冷。
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的经济垄断、
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都形成了。特权盛行，腐败
盛行，垄断盛行，权钱交易盛行，有权的就发财，
有钱的也能当官，这已经众所周知。更为可恶的
是，有权有势的又收买大批御用文人为统治者大
唱赞歌，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都归纳为“中国特
色”所致，而把各种见缝插针的掠夺行为归纳为
“与国际接轨”。大多数观察者对中国大陆现状
的判断是，为数不多的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特权
组成的利益集团已经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失去
了公共性，同时又使所谓的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
平性。政治决策为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所左右，
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
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在壹
定意义上已经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而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其自由的表达权被悄悄扼杀，不
得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很多为中国民主化呼吁
的社会良心多次锒铛入狱，却又不为公众所知。
至于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他们也和资本市场
壹起被权贵所控制，往往成为权贵集团操纵经济
的牺牲品，甚至在民营企业家中间流传著这样壹
句话：“赚壹百万是自己的，赚壹千万是家族的，
赚壹个亿就是共产党的”，至于基层行政人员，
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成员，
其家庭和自身同样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叙的各种
伤害，不能幸免。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
能的。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人们都知道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
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网络上有壹位著名妓女，
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说过，不民主不行。做
自由的人，为自己做主，为社会做主，这是普世
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不是中国大陆人
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
问题。归根结底只有壹句话：还政于民，建立民
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华民族才能与世界人
民壹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要反对民主制度？
建立以宪法为框架，以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标尺，
以三权分立，普选，政党竞争，言论自由和军队
国家化等为内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人民的未
来福利和国家的发展的无比重要性，任何壹个对
人民痛苦还报有同情态度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
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能看到中共领导人的反
复声明，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公众，坚决不实行
三权分立，坚决不实行多党制，坚决不实行新闻
自由，坚决不实行军队国家化。那么，为什么垄
断利益集团仍然对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强烈的仇视
态度？事实上，理念的认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
取舍更决定垄断利益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
在经历“苏东巨变”后，各国共产党侵犯人民权
利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产主
义事业的崇高性也随之荡然无存。经过几十年的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
但这些过程都是围绕权力体系進行的分赃过程，
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底层民众大多不相信所谓
共产主义的鬼话，而高层的统治者则花样翻新，
借机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些都
有效吗？没有。因为只有“特色”，没有社会主
义，只有垄断和掠夺，没有公平和正义。壹个很
显然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摆
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转化成壹个利益共同
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壹个几无长
远政治理想的政党，只知道“发展”，只知道“稳
定”，这就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领导人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
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
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
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
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权贵这座大山。邓小平先生发起
了壹场改革，鼓励壹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
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
富裕，改革就算失败。30 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
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壹个又壹
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
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
世界上任何壹个国家。2003 年，中国共计有三千
位身价超过壹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 2008 年，
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
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壹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
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
多少年可以成就壹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
豪的人数从 3 千到 5 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
两年多壹点的时间，甚至更短。中国最穷的省份
之壹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 20 辆悍马。中
国人刚刚越过 1000 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
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 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
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 万元的鉆石……林林总总
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進入中国。
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
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
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
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
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
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
在里面壹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壹掷千金时，他们有意
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
富豪洛克菲勒壹边啃着三明治面包壹边匆匆赶往
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
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壹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
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
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
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
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
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中国是壹个
传统的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
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
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
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
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
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
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壹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
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
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
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
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
很少能够超过壹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
壹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
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
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
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 盖茨
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
们？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
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
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权贵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
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
形成壹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
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
端的先進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因为中国文
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
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
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
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壹种公共良知、有
社会参与意识的壹群文化人。它与壹般的技术专
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
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壹般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
他们可谓文化权贵，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
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
国的文化权贵都做了些什么？以前，他们长袖
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
为了壹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
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
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
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
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
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
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
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
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
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民
主人士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
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权贵”活跃的
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
壹概哑口无言，似乎是壹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
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
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
家钱学森为亩产 10 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
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
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
被“年轻壹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
主流文化权贵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即使放在今
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壹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
抨击的壹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
了。今天的文化权贵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
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权贵拥有鲁迅那样的民
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
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然后，再说说政治权贵这座大山。中国是壹党制
国家，政治权贵主要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壹小
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壹
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
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仲共党内的政治权贵遥
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权贵。中国的政
治权贵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
的成果。前 30 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
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
后 30 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
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
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
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
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
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
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洋的政治权贵。反过来，这些政治权贵是既定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
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
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
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
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
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
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
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
民的人站起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
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
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妳们缺什么？农民回
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
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
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
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
以自拔。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壹句名言：“高
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钱少就干脆别
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妳”。
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
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
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革命
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
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壹代革命家的后
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
多大的财；新壹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
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壹个个都在权
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
个趾高气扬。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
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 60 年
来，权贵们通过前 30 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
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
30 年的摸石头改革進壹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
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
化权贵，他们三位壹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
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
利益和国家道德。如此壹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
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壹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
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進共退，这就形成了
壹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 90%的国人
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
在权贵壹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
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
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
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今天中国的矛盾绝非中共所标榜的“社会生产和
人民需求”，这壹简单的物化标准显然是欲盖弥
彰。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实是和特权家族和
世袭家族和广大的人民的对立，也就是官民矛盾。
这壹矛盾的焦点就是对利益分配权的争夺。由是，
我们似乎对特权集团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的本
质有了進壹步的认识。没有别的，特权集团就是
出于贪婪而不愿意放弃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
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轻易的获取源源不断的利益，
那么让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挥刀自宫般痛
苦。
中国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民
主变革，在经历种种阵痛之后，先后从专制国家
转变为民主国家。这壹系列变革被国际社会称为
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渐渐
退去的同时，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酝酿，
至二十壹世纪壹零年代，北非中东各国又出现此
起彼伏的抗议运动，人们普遍地反对专制，要求
民主。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
布吉德壹名 26 岁的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
对待（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只因经济不景气
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
做起小贩）。在遭到粗暴对待后，该青年自焚抗
议，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
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
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政府、社会生活的严重不满，
当地居民开始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
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
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
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
这是第壹次政权因为民众抗议而倒台。由于突尼
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变也被称为“茉莉花
革命”。紧接着，这股红色革命开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埃及大批民众在全国多个城
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壹些地区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了血腥冲突。继
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应开始传导至北非
和中东的诸多国家，包括、利比亚、巴林、
阿尔及利亚、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主要城市
爆发大规模的游行，巴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伊朗举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从这些国家可以看
出壹个共性，内乱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
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表。就突尼斯国家
而言，2010 年突尼斯的经济增长率为 3.4％，失业
率达 14％，其中有 30％是年轻人，另有资料指青
年失业率可能高达 52%；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率
达到 4.5%左右，超过历史上 3%的均值水平，侵
蚀了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未就业
群体。再说埃及，据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埃及目
前有 8000 万人口，埃及的失业率 9.7%，而失业
者中，90%是青年。此外，该国通货膨胀率高达
12.8%, 40%的人生活费每天不足 2 美元。中东很
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类似社会问题。
更为主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东发生“茉
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统
治者独裁，政府腐败。在经过长期与政治自由和
民主无缘之后，民众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
如在突尼斯，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 23 年，因高度
集权、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遭受批评。长期
以来体制僵化、改革滞后严重引发了社会矛盾的
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党获得了垄断利益，民
怨越来越大，最终令其彻底丧失了执政的基础。
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声称，他们希望获得更广泛
的政治自由与彻底改革。他们还要求政府向议会
移交更多的决定权，并结束王室对政府高层职位
的垄断。至于卡扎菲就更不用说了，他执掌利比
亚政权 40 年左右，并且在执政期间進行过恐怖活
动，乃是壹个疯子。更为恶劣的是，卡扎菲居然
对利比亚起义的人们進行武装空袭，这也是史无
前例的。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东发生
“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比较贫穷，
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则富可敌国，比如利比亚
只是壹个 800 万人口的小国，但仅仅卡扎菲家族
存在别国的财产就达到 800 亿美元以上。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
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
经连篇累牍地進行报道分析，认为都是革命惹的
祸，都是民主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
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
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
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
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
指数提高了。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
“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 1999 年至
2006 年，年均增长速度约 6％，经济总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
了 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
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
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
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
10800 卢布，约合人民币 3650 元。其中莫斯科人
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 万卢布，折合人民币
6700 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
在 9500 至 10000 卢布(人民帀 3200 至 3360 元)之
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 GDP 的增长速度，只
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壹个方面。另壹
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
府，将三分之壹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
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壹套完善
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
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
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
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
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
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
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
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
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 年前
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
2020 年前，人均 GDP 可达 29400 美元。我们再看
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 2006 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
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0 美元,其余国家人均 GDP
全部超过 5000 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 2020
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進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其
革命还在進行中，革命的后果还有待继续观察，
但是可以断言，革命对北非和中东人民来说，只
会更好，不会更糟。这世界没有比专制更糟糕的
东西，也没有比“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更糟糕
的东西。人们也许能壹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
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
的经验。所以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
拥有了主宰自己的权利，只要人民拥有了管理国
家的权力，北非和中东各国的前景壹定是美好的。
既然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转型
以后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北非和中东地区
的人民在民主转型以后也壹定可以过上自由民主
的生活。
好，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在壹定意义上说，中
国是壹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它有数千年的专制统
治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苏联东欧的共产极权历
史，也有数十年类似北非中东特权集团祸国的历
史。数千年专制统治的经验，它有；红色极权统
治的经验，它有，特权集团统治的经验，它也有。
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别人取代它的统
治，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人民争取自
由，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例外，它防范苏联东
欧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北非中东的转
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壹切可能的民主转型
方式在中国出现。但是人们能看到，中国具有前
苏联和东欧曾出现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东正
在出现的重重矛盾，这是要命的地方。过去的壹
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认为北非和中东的
民主化道路最难开辟，其理由或者归咎于宗教因
素，或者归咎于文化因素，但现在北非和中东发
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已经证明没有什么
东西能挡住自由的吸引力。结论是壹样的，没有
什么东西能永久遮挡住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目
光，我们放眼望去，中国的台湾部分已经民主了，
大陆部分没道理不行。
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壹般知道关于“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利益！普罗大众
需要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
障对自身所创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权。而专制社会
中的既得利益者则通过专制制度来攫取非法利
益，他们需要保障并强化专制制度的存在，因为
这比壹切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更来得实在。
通过专制制度确立的分配权对垄断利益集团的意
义比建设壹个人民政党更更为重大，基于这壹利
益的本能驱使让“中共组织”这壹庞然大物不成
其为壹个信仰主义政党，也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
意识形态政党，其实质成为壹个超越于政府，人
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级组织。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这
壹超级组织维持了专制制度的存在，从而保证了
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断。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乃天下
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说这句话还只是
表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话。那么，现时但凡有
壹点民主常识的人来看，政府不过是民众推选出
来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务机构，那么执政权的更替
就是壹件极为正常的话。打个比方，这就仿佛业
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
满意，当然要剥夺其管理资格，换另壹个物业公
司。如果壹个被业主认为不合格的物业公司说，
那把我们公司的经理换个人，还得我们来做。那
业主完全有权选择否定。特权集团并不这么看，
他们把政权当成私人财产决不肯放手，他们身处
现代，而思想却是极为陈旧。在他们看来，天下
是父辈拿鲜血换来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
这壹点，看看父传子的金家王朝和兄传弟的古巴
则尤为印象深刻。另壹方面，如果说贪婪、短视
和自私还不足让特权集团底气十足的话，那么对
掌握在手的暴力机器的迷信则可让他们如打了壹
枝强心针，这壹点可以从统治者对人民越来越习
惯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发展让“革命”
表面上似乎变得困难许多，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别忘记前苏联曾经是第二军事强国。
人们也许能壹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会永久地
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
中国人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進行中国式的社会
转型，这或许还不确定，但民主的浪潮壹定会波
及中国的海岸，这是确定的。毛泽东曾说过壹句
话：高贵者最卑贱，卑微者最高贵！这句话某种
意义上是有壹定道理的，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垄
断利益集团获得利益是如此轻易，这让他们内心
很容易膨胀，自以为能力超人，而他们时时处于
自己缔造的封闭的独立王国中，也让他们目光短
浅，不以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了解社会现实和世界
潮流。内心膨胀和目光短浅的结合使特权集团无
法认识到壹个简单道理：放弃壹部分利益固然使
他们失去这部分的利益，却可以使他们保有自身
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独占所有利益必将使他们失
去壹切利益，这壹道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
特权使他们短视，而短视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发展
的潮流，那么最终他们会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
也没办法。
中国大陆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吗？
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壹种不太新鲜的
说法：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不
新鲜，是因为满脑子专制思想的袁世凯也曾以此
作为他当皇帝的理由。抗战时期，中共新华社也
唱高调反驳这种论点，说：“不能因国民程度不
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
民。”
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的人并没直接说中国的
国情是不是就适合专制，但从他们列举的理由中
我们不难看出持此论点的人是赞成专制制度。比
如说：“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
又比如说“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
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又或“中国人长期受专
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如此理
由，不壹而列。总之而言，在反对建立民主制度
的人眼里，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必须继续实行
专制制度的理由。
“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这显然
是荒谬的说法，民主是壹种基本权利，这种权利
既是高“素质”的人应该拥有的，也应该是“低
素质”的人同样拥有的。那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体现的是权贵集团内心的等级观念。在专制制度
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称为民
主人士，他们大多都在当局的监狱里，所以中国
不可能等到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后
才去实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
与人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人的高素质是
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来的。如果谈到“愚昧”，
当欧美国家在两三百年前实行民主的时候，它们
的人民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国人
不知要落后多少倍！然而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
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
后的非洲国家都在進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
人的愚昧落后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呢？恰恰相反，
正因为人们愚昧落后才需要立即实行民主，因为
民主实践过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们摆脱愚昧落
后、迈進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
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壹途径。
“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
段实行民主不现实”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论
人口，总量大的国家不少，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和
平均资源少于中国的民主国家也比比皆是；至于
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颇为荒谬的，任何壹个
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资源，人文诸多因素
的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相同。关于人口和经
济发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国
差不多，建国之初和中国情况相同，其国土面积
只是中国的三分之壹，印度实行民主 50 多年，也
没有出现全国混乱。相反，没有实行民主的中国
在 50 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无数惨绝人环的政治动
乱。这说明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人口多所产生
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导致
的混乱。因此，实行民主与人口多少无关。
至于说“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
适合实行民主”的说法更是不通。的确，中国有
漫长的专制制度统治时期，然而，过去是专制制
度，并不表示中国现在和将来还必须在专制制度
统治下度过，不管是它是以君权神授或自任代表
的理由。请问世界上，又有哪壹个民主国家建立
前不是实行的专制制度呢？法国，英国等等，这
些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实行的专制制度；而
受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
人（台湾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华人）、韩
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就不适
合实行民主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民
主制度适合在任何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实
行民主与否同壹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如
果“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
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继续专制的
结果就是今后的中国更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这岂
不荒谬？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情是否具备建立民主制
度的条件？答案是肯定的！
第壹：世界各国的民主化進程为中国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以达
到壹百多个，这些国家中既有数百年民主史的“古
老”的民主国家，也有刚刚开始民主進程的新国
家；既有经济实力超强的大国，也有经济实力弱
小的小国；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习惯的国家，也有
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兴独立国家；既有人口密度极
大的国家，也有低广人稀少的国家。这壹百多个
个民主国家的国情所具有的多样性，使中国在建
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正
如古人说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化進程将为
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二：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可以为大陆建立民主制
度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帮助；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
度还具有壹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可以获得台
湾同胞的帮助。
台湾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
可圈可点，台湾人民比大陆人民幸福在于他们不
但取得了令人艳羨的经济成就，更拥有广泛的民
主权利。在“民主制度统壹中国”后，台湾人民
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中将发挥极大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如民主选举等具体操作
有了更多依靠；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和先進
工具的运用，民主选举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
断增强，从而显得更倾向于公平；资讯的发展让
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進的传播工
具（例如因特网）也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提
供广阔的空间。今天的时代不再是“豆选”时代
或“马车竞选”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为人民运
用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蹒跚三十
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
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
是时代和时代符号。贫富分化严重，官民矛盾激
化，吏治更加腐败。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壹个企图
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壹个
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壹个
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
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
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
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民间的活跃力量已经成
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活跃在学术研
讨会、因特网、民间教会和各种艺术展示活动中，
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
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间社会的
努力下，特权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正在积累，如果
发展成政治危机，那么现在的统治方式是不可能
延续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
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
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
虐 ，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
时代在進步，人民在觉悟，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越
来越意识到民主权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从中国
大陆壹些农村基层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
公正选举的极大热情和参与感，而城乡之间的流
动使得国人不在处于闭塞状态，他们可以共享和
交流信息。壹旦建立民主制度，这些将成为推动
中国民主化進程的内部因素。同时，民主化的世
界潮流让我国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外部阻力，而可
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帮助。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早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国家的抵制，因为那个
时候大部分国家都是专制国家，壹旦有民主化的
尝试，就必将遭受专制力量的联合围剿。这样的
事例在现代也有，人们也许还记得二十世纪中期
的国际局势，当“社会主义阵营”兴盛的时候，
捷克和匈牙利等国進行了民主化尝试，确遭到苏
联中国的联合打压，直至把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
关進监狱才肯罢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经成
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近几十年来，只有顽固
坚持独裁的专制国家遭受国际社会制裁，而从没
有见那个国家因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围追
堵截”，当苏联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世
界都在支持，当北非中东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
全人类都在喝彩。因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
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将是国际社会乐见其成的事
情，中国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壹旦开
始民主化進程，世界各国给予物质和人员的帮助
也是可预见的。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
利因素。
综合以上对“国情”的分析，我们便不难得出壹
个初步的结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
现实条件。今后，最关键的就是时机把握和力量
积累，最关键的就是進行持久的政治反对。只要
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锁，
什么也不会失去。
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已经表明，不管妳经济
发展得多好，也不管妳有多少稳定的方案，人们
对专制腐败的政府依然是不愿意接受的。“中国
模式论”是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
式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国、日本
和前苏联就这么壹路过来，走向了民主。只要敢
于与命运抗争，就能改变命运。要相信中国人民
也行。
为什么政治反对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
型？
壹种片面的政治观曾经长久地占据着人们的心
灵，即认为政治的本质乃是权力斗争，与普通人
无关。在壹个少数人掌握权力、而大多数人处于
政治上的被动地位的时代，这种说法貌似是正确
的。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宫廷中壹颦壹笑
壹震怒，宫廷外可能有千百万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了，甚至可能无数人要为此流泪流血。但这是与
普通人无关吗？显然不是。在专制社会里很多人
似乎远离政治，貌似与政治无关，但这仅仅意味
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主动权而已，事实上，
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也包
括对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壹句话就是最高指示，
必须在 24 小时内传达到全国的工厂和乡村，数亿
人要顶礼倾听，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就
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是大饥荒时
代，中国大陆因激進政策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毛
泽东却总结说，错误只是壹个小指头，成绩依然
是九个指头，这就是亿万人的政治对毛泽东的影
响。正是因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们
往往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政治。另壹方面，
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中，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政治权
利，在对政治的主动决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
这时候，政治被缩减为统治者的个人欲望、宫廷
贵族的冷血阴谋。丑陋肮脏的专制政治会促使大
部分人努力远离它，以免遭它的伤害，所以人们
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盐酱醋，只有衣食住
行，只有生老病死，没有政治。这也印证了壹个
道理：如果妳有意无意地讳谈政治，那么妳自己
就可以断定自己生活在壹个专制极权时代。
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
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
是传统的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
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泄这样的政治观
点，直至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
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
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
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但是
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个世界经历了壹波又壹
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
民享，这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制度化，
至今公民社会已经渐渐成为现实，以平等公民权
利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已
经初见端倪。在公民社会中，不仅权力是政治，
权利也是政治。当公民们就公共事务自由发表看
法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当公民们就谁当
国家总统進行投票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当公民们因不满意某种社会现象而上街抗议的时
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最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
开宣称出现政治反对派会撕裂中国，对壹个现代
学者来说，这是壹种奇怪的逻辑。政治既可以是
拥护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也可以是反对某种
权力或权利的主张。政治垄断就是只允许拥护某
种政治主张，不允许反对某种政治主张，但是自
己又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反对别人的政治主张，也
就是所谓专政。反对派的存在从来就是壹个事实，
没有反对派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反对派
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反
对从来就是壹个常态。政治本就是双方和多方的
事情，并不存在反对派独臂擎天就能撕裂国家和
社会的问题，如果国家和社会真的被撕裂了，那
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当权者的事情。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
权力的施舍，如果权力施舍不够，就会发生动荡，
在这样壹种情况下，把撕裂社会的责任归咎于政
治反对是荒唐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
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六四事件撕裂了
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法轮功事件撕裂
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跑马圈地和野
蛮拆迁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美
国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 200 多年怎么就没有撕裂
美国？欧洲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怎
么还促成了欧盟的统壹？这是于建嵘先生必须思
考的壹些问题。
年纪大些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曾经鼓励人们积
极参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帅，但是毛
泽东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参与政治，進行政治表
态，他要求人们跟着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谁全
国都要跟着喊口号，谁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确，就
要接受批斗。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路线后，放弃
了毛泽东的壹些做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渐渐地，国人也由“政治挂
帅”转为“不问政治”。但是中国大陆沿着邓小
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了几十年后，巨大的社会问
题出来了，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官民矛盾，所
有这壹切问题依靠现行体制已经无法解决，必须
進行政治解决。但是特权集团不这样想，他们要
在现行体制下求得稳定，求得发展，以利自己。
他们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多余的权力和权利诉求，《宪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和抗议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中被完全剥夺了。
在高压之下，人们的表达权利空间很小，各种诉
求难得放大的机会，这就使人们的基本利益无从
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无从保障的情况下，人们
也逐渐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
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长久地得到这些利益
就要進行政治反对。在壹个专制社会里，政治反
对就是油盐酱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对那些不自由的人来说，政治反对就意味者挣扎，
这会给特权集团带来统治的难度；对特权集团来
说，政治反对意味着被揭露，这会消解特权集团
的统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对的声音足够强大，
民间就会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
果当局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消解，它的信心、智慧
和力量都会降低，此消彼长，总有迎来走向自由
的那壹刻。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
永远屹立不倒，世界上这么多民主国家都不是天
生的，它们原来也是专制的，但是，人民在挣扎，
在反抗，在進行政治反对，它们就民主了。苏联
东欧曾经象专制统治的黑幕壹样，但毕竟黑幕揭
开了，人民自由了，这都有赖于勇敢智慧的敢于
進行政治反对的人民。中国人民前面的道路虽然
坎坷，但还是要走这么壹条政治反对的路线。毛
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列不会自己跑掉”，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特权集团，妳不反对它，是
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全球化时代的因特网和其他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壹个新的平台，人们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地
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问题问总
理”这样壹类栏目，比如发帖和跟帖，比如私人
网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这些新媒体的应
用让国人直接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从中
可以观察到，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度其实很高，他
们甚至会切入壹些看似很敏感的话题，结果导致
“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国人顶着压力通过互
联网参政议政的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给官员们
带来了壹定的压力，比如，官员腐败被网络曝光，
代表委员出言不慎引来“拍砖”，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中国式的监督在过去主要是组织监
督，而现在则是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而这些是，
只有在新媒体时代才面临的课题。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
是具体到每壹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
现，交替之际颠复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
每壹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壹个王朝的
轨迹。皇朝虽会复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
要的教训，每壹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
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
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
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
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
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妳
壹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
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
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
我们选择。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可以
说，有了因特网和新媒体，也就有了更多的進行
反对的新机会，那么中国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去改变现行的权力和权利结构。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极端的政
治，只能是更加独裁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这
样的政治才是撕裂社会的权力根源。缺少了反对
派参与的政治，是壹种缺少了约束的政治。权力
在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如魔鬼舞动的长鞭，每壹次
甩动都是撕裂社会的壹击。中国当今的权贵之所
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
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
聚在壹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
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
于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存在，
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虽然现在
还不是适当的时候。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
持，反对派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不能叫专
制统治者撕裂这个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
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
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掘起，其中反对派的振
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
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壹个
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
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相信，没有哪个专制政权
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权贵能把钞票
存到外国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
们更多的国人不能，我们必须为实现民主这个事
情负起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天赋
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已经被奴役，生活在
壹个处处透着邪气的世界，但我们的子孙应该生
活在壹个正气的世界，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促使
我们觉醒，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公民权益，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以言轻而不呐喊，不
以位卑而不争取，当争取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时，
当争取民主的呼声震撼大地时，“民有、民享、
民治”的理想就壹定能够实现。
为什么说实现民主转型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上台后做的壹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似乎否定到“没壹点对”。但是，邓小平
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彻底，他没有否定毛泽东思
想，只是用政治实用主义的手法重新解释了毛泽
东思想。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的御用班子搞出了“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胡锦
涛的御用班子又搞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官方称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和有机组成部
分。事实上，这样的定位也是比较准确的。表面
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没有相应哲学基础和庞大
理论体系，只是壹些现实政策的组合，经过御用
文人的加工就写進了中共宪法和中共党章。从其
实质效用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也只能是毛泽
东思想的壹部分，因为它们都是跟随在毛泽东思
想之后为专制制度的新发展做理论背书而已。也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所采取的都是武断
强推之方法，以至动用武装警察维持所谓“理论”
的落实。行之实曰“拆迁”，美其名曰“维稳”，
寻租归宗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列宁主义？答案其实很清晰，列宁主义就
是用民主集中制建党，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用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权。毛泽东看见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成了导师，能指导世界革命，
他也想当个导师，于是刘少奇和林彪等人就大肆
鼓吹毛泽东思想。壹开始，斯大林还活着，毛泽
东不敢胡闹，所以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
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很简单，对马列和斯
大林都没有僭越。后来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觊
觎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总导师的地位，再加上中
国共产党人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壹件美丽的理论依据，所以毛泽东思想又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似乎发展了马列理论，超
越了马恩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说白了，就是和平时期继续内斗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显然不适合任何社会的发展，包括专
制社会。专制社会也需要专制之下的稳定。于是，
邓小平上台后，又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实事
求是”，这就成了壹种谁都可以拿来用的东西了。
谁能说自己不是“实事求是”呢？不相信毛泽东
的人也会说自己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的人
也可以说“实事求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嘴
巴里的“实事求是”和众人的“实事求是”又不
太壹样。
回顾中共建党的九十年和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
年，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内部斗
争的历史，也是壹部鼓动中国人民相互斗争的历
史。中共对斗争的热衷和熟练，壹部分经验学自
苏共和苏联，另壹部分经验学自中国历朝历代的
权斗史，所以中共搞起斗争来就显得更残酷，也
更黑暗。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可
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
代。有些人说后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时代或者改
革时代，这也可以，但这个时代确定无疑是后毛
泽东时代。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阴魂未散。邓
小平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毛泽东思想，并
没有放弃毛泽东思想，而且中共也认可邓小平理
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壹部分。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
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然作祟，毛泽东思想
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说，如
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这壹道精神之坎，中
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重。
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可以诋毁它，曲解它，
但是谁也不能无视它，因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社
会，它在壹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切断了中国历史和
文化传承，也在壹定意义上隔离了主流文明对中
国社会。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思
考的人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壹下。要重新思考毛
泽东思想是什么东西，必须摆脱中共官方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如果做不到这壹点，就没有重新思
考的必要，这是壹个方面；从另壹个方面来说，
假如只有壹个独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壹
味地弃如敝履这也未必够，因为妳说服不了那些
视毛泽东思想为圭臬的人们。因此，从自己独立
的“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刻剖析中
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重
新思考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并重新解释和定
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可行的路子。
在毛泽东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真谛和
真相的人是邓小平，除他之外的中共领袖无第二
人能对毛泽东思想做深度理解，华国锋、胡耀邦、
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行。邓小平曾指出：
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从邓小平
简单的解释上看，毛泽东思想不算个什么思想，
如果说实事求是就是壹种思想体系，那么我说“做
个好人”就壹样是个思想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
所讲“实事求是”乃是壹种应用，是按照实事求
是的方法系统应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实用主
义，这是关键所在。“实事”就是中国的专制实
际，“求”就是寻找，“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实事求是”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
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寻找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的专制
问题，而是用中国的专制解决马列主义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关键点，不掌
握这个关键点，所谓的研究都是无力的批驳和无
聊的吹捧。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式的理论空
想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宫廷政治经验利用社会混
乱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理论，毛
泽东思想延续了中国社会的新型专制，延续了传
统的宫廷政治、宦官文化和官僚经济，并使之加
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包装。毛泽东思想是以
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非马克思
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壹
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壹系列思
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
想的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
史上体制改革的第壹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
壹个民主的社会必然是壹个多元的社会，不可能
有壹种思想可以指导别的思想，不可能有壹种思
想通过强制凌驾于其他思想之上。美英等国的共
产党都是合法的，可以参加政治竞争，只是因为
人们没有给它足够的选票，所以它们才处于政治
的边缘。民主社会之所以民主，并不是因为“民
主的思想”扼杀了共产主义思想，恰恰相反，是
因为民主允许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社会历
经坎坷，有个马列主义来指导已经够糟糕了，又
横空出来个毛泽东思想，在和平时期鼓吹内斗，
这就无比糟糕了。现在不说内斗，而说“马列主
义的实事求是”，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只要有特
权存在，“实事求是”就是予取予夺的理论工具。
随意罢了。
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始点，但面对的困难则
远比壹百年前复杂而深刻。面对这样复杂而深刻
的困难，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必须重新审视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中国红色专制的核心思
想，并且已经通过权力浸染了全社会的思想空气。
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
然作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
命稻草。可以说，如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
这壹道精神之坎，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
重。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如何才能完
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壹大任务，也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壹大任务。
有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个别学者也在到处鼓吹
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技巧之精妙，提出要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公民运动。我个人认为，
此大谬也。如果揭开马列主义的外皮，毛泽东思
想就剩下了宫廷政治中的权谋了，它能为中国社
会转型提供什么营养呢？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政
治必须与两千多年来的宫廷政治做壹个果断的切
割，未来的政治不能只是在宫殿和高墙内。我们
的目标是公民社会，是要建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
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民主社会。
未来的政治应该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是基于公民
政治之上的政党政治，而不是继续分赃的宫廷政
治。
为什么说公民运动是推动中国民主進程的主要力量？
马列主义既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
也为人们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近景，同时提出
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系列方式方
法，使用这些方式方法，马列主义者曾经获得过
辉煌的胜利。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民主”
的理论，通过自由主义我们的眼界中里确会得到
壹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但是这个
“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很少告诉我们应
该如何去建立它。有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证明
“自由”和“民主”，怎么达到“自由”和“民
主”，反倒成了弱项。民主化的理论是形形色色，
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论被反复琢磨以后，我们就
会发现，它们并不能复制，也不能移植。看到俄
罗斯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叶利钦；看
到波兰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瓦文萨；
看到台湾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蒋经国；
看到不丹这个弹丸小国也民主了，我们想学，但
是我们很后悔自己的国家没有开明的君王。怎么
办呢？于是，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空谈，并
满足于空谈，他们时常发明壹些新的词汇图谋显
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在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
者的空谈已经成为壹种常态，因为总是有人在听。
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总有显示自己高明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总
是享受不到“自由”。但是历史反复证明，自由
从来不是空谈而来的，自由是从争取自由的运动
中得来的。
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壹场为了保持中共
统治权力为首要目标而不得不为的工作，其目的
绝不是要放松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但是，改
革在客观上已经违背了中共的初衷----独立于权
力的民间社会在三十年间悄然成长。目前的中国
已经進入壹个后极权时代：稳定在暴力下稳定，
和谐在谎言中和谐，发展在破坏中发展。中国社
会显然已经分化成两个相互隔膜、相互冲突而又
相互依赖的两个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
益者阶层。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了官民矛
盾。在邓式改革的后期，改革开放不断降温甚至
停顿，因为改革已经难以支付继续改革的成本，
开放也难以支付继续开放的成本。在权力结构拒
绝改革的情况下，每壹项新的改革开放举措都会
成为权贵阶层進壹步掠夺的契机，但是，不推出
新的改革开放举措又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在高
压锅中進壹步积累。胡温等政治家为了防范社会
突变带来的风险，只能在僵持中无力地挣扎，他
们难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国社会似乎在僵局中
僵化。这样壹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
经不是壹个解决问题的体制，而是壹个不断制造
问题的体制。
我们用三十年时间造就了壹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体
制，这个体制顽固地僵持到现在，不但难以解决
不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连既
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既
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都不太认可这样
僵化的体制了，只是人们身处中国权力社会的分
赃系统中还有利可图，所以说，利益使这个社会
还勉强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已经在等待最
后壹根稻草了。从利益的角度上讲，破解这个体
制僵局的也终将是利益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者
阶层在现有体制下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
不得利益者阶层更是走向举步维艰，盼望改变。
权贵集团壹方面利用权力独霸進行寻租以获取更
大的利益，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败坏这个
体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这
壹简单的事例来说，按照最高当局的规矩進行的
圈地本身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可是权贵集团
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还要破坏最高当局的规矩進
行圈地。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大块的土地，他们
就把大块的土地分批次圈掉。最高当局规定不能
圈占良田，他们就可以把良田划定为盐堿地。广
大的中国人民壹方面利用现有体制维持自己看似
正常实则艰难的生存，另壹方面又对败坏这个体
制并深度伤害他们利益的权贵集团進行顽强的抗
争，并且是以维护这个体制的面目来追求体制本
身的变革。就拿上访者的事例来说，上访者群体
所张扬出来的诉求并不是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要
求最高当局按照体制的规则归还他们在利益链条
中应得的份额，但是最高当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最终促使上访者群体進行体制的反思，并产生了
变革体制的积极意愿。
中国社会这个大的分赃体系是制度化的结果，由
此衍生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中
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走向了反社会
的方向，已经逐渐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
者阶层同时抛弃，这是壹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
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们来说，这恰恰
也是壹个积极的信号。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
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進整个社会走
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
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
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壹种自下而上的道路。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
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是中国民
主运动的壹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他们的推進下，
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
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中国的民
主运动经历了启蒙的阶段，反对的阶段，现在实
质上進入了壹个参与的阶段，维权运动就是这个
参与的阶段。但是维权运动显然吸纳了启蒙运动
和反对运动的壹些有益的经验，所以，维权运动
具有继续启蒙的性质，也有继续反对的性质。大
量的维权积极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公
民的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做派，他们将成为推动中
国社会前進的有益的力量；还有壹部分维权积极
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对派的行列，成了推动中国民
主的战士。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特征、
以组党和参选为主要运动方式、以权力更替为主
要目标、但最终也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平等公民权
利这样壹个社会问题的运动，这个运动壹开始就
是壹种自觉的运动。民主运动在起初就有着显著
的政治要求，它不认可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
制，或者是在认可的基础上明确地要求逐渐改变。
民主运动壹开始就是通过集体的政治表达来展示
自己的，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是政治声明、结党和
通过现行体制参与竞选。但是在壹个专制的社会
中，人们处于壹种相对封闭和相对隔膜的状态，
反对者的任何声明、组织和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放
大渠道，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民主运动影响必然有
限。从另壹方面说，组织政党发出集体声音和進
行集体行动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大困境，第壹，类
似列宁主义的传统型政党是为了進行战斗动员而
组织起来的，这样的政党只适合颠复性的革命而
不适合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转型；第二，类似西方
社会的现代政党是围绕选举制度产生的，这样的
政党只是为了组织选举和拉拢选票而存在，在中
国社会的背景里没有这样的制度基础。传统民运
没有走出这两个困境，也不可能走出这两个困境，
于是它们的影响只好日渐式微了。
但是从新的世纪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民主运
动找到了新的出路。维权运动在在 2003 年逐渐成
形，民众透过游行、法律控诉及媒体曝光等，挑
战政府或官营企业的权限，以维护自身权益。运
动由最初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后来已触
及公民政治权利等政治禁区，近年成为中国社会
研究壹个重要课题。在 2005 年后，由于公民意识
的觉醒，参加维权运动的公民与日俱增，虽受到
强力压制但仍茁壮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
的民主运动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和以往的民运分子壹转脸，几乎都成了维
权人士或者维权人士的同盟军。事实上，中国民
主运动与维权运动也是殊途同归的，它们都在联
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中寻找到了共同点和
共通点，零八宪章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高度结合起来产生的，它已经成为中国式的普世
价值，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神经。
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高度结合起来以后，中
国民主运动“向后退”了壹些，中国维权运动“向
前進”了壹些，其二者的汇流就是中国的公民运
动。在 2008 年前后，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
“中国公民运动”这样壹个概念正式走向了中国
社会的前台。到了 2010 年，王荔蕻、屠夫（吴凎）
和老虎庙（张世和）等人发起公民关注团对福州
三网友因言获罪案進行干预，这个壹事件有显著
的集体行动的意义，有显著的政治权利诉求，而
且是街头运动的成功尝试，参与者自发地喊出了
“自由万岁，言论无罪”这壹具有显着色彩口号。
在这壹事件中，“公民运动”壹词被参与者和评
论者广泛采用，由此开始：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
尽管表面上看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政权抗衡，但它
已经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力量了，也已经
开始扮演壹个当局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了。
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壹部分；民主运动
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壹部分。我们必须将中国的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统壹于中国的公民运动，这
不仅在理论上有充分的必要，而且在实践上也应
该有十足的意义。首先，传统的民主运动在中国
大陆虽然仍在发展着，但是它近年来的发展无疑
是借了维权运动之力，如果没有风起云涌的维权
运动，则传统的民主运动依然在牺牲中牺牲，在
徘徊中徘徊。其次，传统的维权运动虽然风起云
涌并势头渐進，但是它近年来的提升无疑是借了
民主运动之力，如果没有毅力坚韧的民主运动，
则传统的维权运动依然在乞求中乞求，在上访中
上访。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都是社会运动，而社
会运动有社会运动的规律，社会运动的推动者必
须认清社会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运动有其
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其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潜
在的，也可能是明确的。中国公民运动的目标就
是实现联合国文献所体现的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
所载明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壹个以公民权
利平等为基础、以自治的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
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壹个突变的
过程，当然，在实现突变之前必须有壹个力量积
累的过程。力量积累到壹定程度，必然有壹个跳
跃。在壹个相对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力量的积累
将怎么实现？答案已经出来了，公民运动就是壹
个有效的方式。鲍比 甘迺迪曾说过：“壹个人
每次为壹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進他人生活
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
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
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
坚实的墙。”今天我们可以说，公民运动中的每
壹个案例都是壹个很小的波纹，而千万个波纹就
能形成洪流，冲垮中国的专制之墙。公民运动为
中国民主展示了壹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以公民运
动为战场，建立中国民主的动员系统，这已经成
为运动中人的广泛共识，并不是什么机密问题。
民主不是空洞的，在壹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公
民权利的总和。如果通过公民运动能够多实现诸
方面的权利，那么民主的因素就多壹些，如果通
过公民运动，我们的权利壹点点积累得多起来，
多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
然的，只要多到足够多，就足够我们用了。德国
的柏林墙推倒二十年了，中国民主派妒忌的同时，
也应该努力，我们的柏林墙不是那样倒塌的，必
须用中国的方式推倒，中国的方式就是公民运动
运动。权利就是政治，维权就是政治活动，政治
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参与，更多的人進行集体参
与就是公民运动，那么，中国民主算是找到了壹
条可行的道路。中国的民间力量只要通过公民运
动建立自己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变革社会的能量
将是非常可观的。只有民间力量壮大起来了，我
们才能谈得上怎么与特权集团去做有效的对抗，
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妥协，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和解。
为什么壹定要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
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
完备和周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历代政府对户
口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
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
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我国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
于借此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深受传统社会
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
表现出以下特征：
户籍地域性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壹起的，所以政府千方
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
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壹种犯罪而
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
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15]明朝规定：
“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
远游。”[16]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
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
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
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
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户籍等级性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
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
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
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
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
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
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
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
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
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户籍世袭性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
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
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壹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
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
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
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
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
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
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
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
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
世袭父业，不得進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
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
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 7 载：“工
巧业作之子弟，壹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
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
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
禁之”。
户籍的社会治安职能
1949 年以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
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
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政权制定的
户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部
分条款对人民权利的限制甚至超越了历代皇朝。
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
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
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
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
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大跃進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
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海
外壹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
其为大跃進饥荒。1960 年－1961 年，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
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 20 余年的时间里，中
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
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
進入 1980 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
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
荒死亡人数 4060 万！甚至有人推测死亡人数达到
8000 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
壹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用严酷的户籍制度
和各种政策限制人口流动，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
人们连乞讨要饭的自由都失去了。同样，也因为
严酷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限制，饿死这么多人
却消息流传不多，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
况，就误以为全国形势大好，只是壹地饿死了人。
如果说大饥荒时代饿死数千万人是壹时的政治灾
难，那么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剥削和压迫则是长期
的政治灾难。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城乡两部分居
民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地位上截然
不同，配置的社会资源也完全不壹样。拥有城镇
户籍的城镇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在享有教育、
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
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村户
籍的农民无法获得这些好的资源。这就直接或间
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
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并不是由市场来配
置的，而是政府根据城乡分割的原则進行配置资
源。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
择权利，使农民被迫在低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地区
工作，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初始条
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镇居民有机会進入国有企业
获得稳定的工作，而农民却很难進入国有企业工
作，更不用说進入垄断行业。农民即使能够進入
这些行业工作，也只能是临时工，不能享受与正
式工壹样的收入和待遇 。
户籍制度的危害极大，它破坏了平等，限制了自
由，给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地位与人格，招聘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
最可恨的是孩子的上学和考学，它让亲人分离，
骨肉不能团圆，甚至会害了人的壹生。讨论户籍
歧视制度之前先来了解种族歧视概念，根据《消
除壹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定义，基于种
族、肤色、血统或人种来源，对人们加以任何区
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 是取消或损害他
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
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族
歧视。由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方便的引出户籍歧视
的概念，既：基于人们的户籍，对人们加以任何
区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损害
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
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
族歧视。 比较两个概念已可以看出户籍歧视可以
归纳到种族歧视范畴中。
在中国大陆每壹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户口簿中看到
自己的户口，从壹个的出生就已经定了。确切地
说，还没有出生，有关的歧视就已经定了。从基
本的政治权利来说，非户籍地人口不能参与人民
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只能参与户籍所在地的选
举，对于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户籍地
的选举毫无意义。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工
作所在地的选举有没有权利。这样等同剥夺了非
户籍地人政治权利。 从社会权利来说，非户籍人
口不享有或不完全当地的社会福利，举例如北京
的外来人口（包括有正当工作，并纳税的人）不
享有壹老壹少医疗保险，不享有晚婚晚育津贴。
儿童不享有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享有，如本
地学生已经先入学后还有余额），不享有保障住
房，等等！ 同时，非户籍人口不能是有多种后付
费业务，包括网通公司和移动通讯公司都有这样
的规定。非户籍人不能从事某些工作如当地是各
种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政府机关。等等包括生
活的方方面面举不胜举！
人，生而平等。宪法已经明确承认了人人平等。
不同户籍区别对待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努力劳
动，诚信纳税却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幸苦工作了
多年的农民工还不如当地的无业人员福利多。纳
税多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却必须回原籍上学，
导致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而本来儿童都应
享有母爱家庭的温暖。如果壹个得不到社会的公
平对待，必然导致其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流动
人口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之壹就是户籍歧视。户
籍歧视制度的危害不仅在人权保护方面，对于社
会各个方面来说，户籍制度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它甚至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之壹。但是，
无能的政府控制社会，为了维稳，就恰恰需要这
样的制度。
壹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制度，打出的旗号是“城市
需要论”和“稳定压倒壹切论”。孰不知城市的
繁荣稳定需要的不是户籍、隔离和仇恨，而是劳
动力流动、平等竞争、和谐共生；孰不知当社会
稳定压倒社会正义时，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威信
丧失，弱势群体遭殃，社会仇恨滋生，这样的社
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壹切，
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平等得以实现，
人民的权利得以保障，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
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
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
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
差异，大多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
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
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
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
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
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现在农民子弟進入国
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 4 分之壹、党
政干部子弟的 31.7 分之壹；某校录取分数线，农
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子弟 24 分（电气工程）、29
分（会计）、31 分（计算机）、32 分（电子）（见
“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据研究，建国 50 多年来，农民对城市的无偿贡献
折算成现值在 20 万亿元以上。另据《农民日报》
报道，目前全国政协委员中仅 1 人是真正的农民。
各级人大代表中仅 9%是农民。目前，农村人的选
举权只有城市人的四分之壹，而在种族隔离时期
的南非，黑人的选举权也达白人的五分之三。辛
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徒自由，农家子弟
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
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
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
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
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
壹起。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
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徒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但落后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极大
阻力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
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 3 天以上，要办暂住
证。
2003 年之前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每年让数百万人
失去了自由，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异曲同工。
仅 1958 年，南非就逮捕了 60 万没有携带“居住
证”、“迁移证”、“寻职证”、“身份证”的
黑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暂住证制度本质上是
“防民”思想在作祟，是把国民或者部分国民当
作了“刁民”来对待。如果中国不能够从防范控
制型管理转变为民本服务型管理，那么户籍制度、
暂住证制度不可能废除。
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之壹，严重阻碍
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
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
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
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
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 GDP、
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
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 1.9 万元，全国
有 1~2 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数万亿
人民币。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
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
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
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
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
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
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
進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
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 年时，中国
的工业化率为 50%，城市化率只有 19%；目前，
中国的工业化率在 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
40%。据新华社 2006 年 2 月 18 日电，南京有百
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 4~5 人，每年不到 1
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壹。
1994 年美国有城市 1050 座，日本有城市 667 座，
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
中国的五分之壹或十分之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
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
口登记，过去严格限制农民進入城市，限制人口
的正常流动，如今在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
领域严重歧视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直接导致了城
乡二元结构、城乡隔离及地区隔离制度的形成。
它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了国内的宪法和法
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九十壹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
登记条例》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隔离的种种规
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
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54 宪法”
关于保障公民迁徒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壹切法律、行
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
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
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
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
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
医疗卫生事业。”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壹条
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
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
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对中国特色的户
籍制度進行冲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
为什么壹定要关注农民工权益？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進入城镇务工
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
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壹
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农
民工的数量为 2 亿人左右。主要分布于建筑业、
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农民工是進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
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
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
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
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
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
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
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
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
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
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
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
工人”。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進入城市参与
经济活动后涉及的壹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当致
富成为人们第壹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
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
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
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進城务工
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
给壹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壹些带有歧视性的概
念、名词。在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
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
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
建筑、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
养护、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
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
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
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城里人在政策的引导下对
农民工的歧视壹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
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壹方面则是壹
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
感和仇视。根子在政策，根子在执政阶层。
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
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進城就业，加剧城
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
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壹致。
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
民圈在农村。
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
進壹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
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
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
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
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
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
带薪休产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
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
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 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
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
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
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
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
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
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
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
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
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平低也是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
别占两成。 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
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
最短的有壹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
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壹
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四点
四九。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如下：
雇主有意拖欠。多见于餐饮、制衣、制鞋
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计算机类企业也出现
此类情形，雇主有意拖欠，有钱也不 发给农民工。
壹些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使农民工的工
资不时能按时领取。如北京美洲视线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明明已经账面亏空，却壹边向员工
吹嘘自己有多么雄厚的资金实力，壹边又暗地变
卖公司资产以图不支付员工应得工资，致使 40 多
名员工 3 个多月工资付之东流，损失共达 50 多万
之巨。
将拖欠工资做为留住人的壹种手段。建筑
行业普遍存在用尾欠作为留人的手段。包工头普
遍担心春节后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头那
里，往往拖欠农民工壹部分工资，壹般在 600 元
左右，强迫农民工来年继续在其手下干活。
垫资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壹。据调查，
有这样壹个不成文的“潜在规则”：多数开发单
位都将“施工企业先行垫付工程款”作为招标的
壹个必要条件，等工程進展到壹定程度，开发商
再将工程款分期分批拨付给施工单位，这就给拖
欠工资问题埋下伏笔。
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欠薪。农民工运
用法律自我保护的能力较低，认为老板给不给钱，
或者什么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没办
法。
政府工程资金缺口大，造成拖欠。众所周
知，中国的工程主要是政府的工程，或者与政府
有关联的工程，而农民工進城就业，大多是在这
壹类工程中，所以政府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
负有重要责任。
长期以来，国民待遇平等的问题在中国得不到有
效的解决，所有的人都不是具有平等权利并享受
基本自由的公民，他们被政治家分成了各个阶级、
各个民族，分成了干部和群众，分成了固定的领
导者和被领导者，分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分成
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了工人、农民和农民工。
对阶级、民族、干部和群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体制内和体制外、执政阶层有各种巧妙的划分方
法，有些是靠法制，有些是靠政策，有些是靠意
识形态的强化宣传，而对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则是
依靠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可以说，从壹定意义
上讲，户籍划分的不合理性、农民身份的界定和
其不变性，是我国出现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壹。
也是导致出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人说，
《农民权益法》能解决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错。
如果把农民再次進行身份界定，等于给三农问题，
尤其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不仅保护不
了所界定的农民，而且又会伤害亿万农村劳动力
(即人们所说的农民)的自尊心。
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壹。即使在城
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
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
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
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
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壹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
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壹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
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
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
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
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逐步采取
措施，以统壹城乡户籍制度，这将从根本上达成
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 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
户口，其教育成为壹大问题。农村打工者没有参
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
险。农民工这壹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
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
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伤、致残和致
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
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
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
随着城乡壹体化的進程和城乡统壹户籍制度的实
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
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
度地進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壹，
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壹登记为 “ 居民户
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壹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
户籍差别是第壹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
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進，迅速建立
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壹体
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
老、就业等保障壹体化的制跟進，然后就要着手
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
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
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
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壹样注册
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壹的条
件。
农民工其个人身份是农民，其工作性质是工人。
因为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对其负责任，故而成了
特殊的现象，把其称为农民工，成了呼之即来，
挥之而去廉价劳动力。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忍辱负
重，从而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大业。奴隶社会早已
灭亡，奴役人们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但象当今社
会如此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古今中外，实属罕
见。作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对人们说：“谎言够
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
我们都是公民。壹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
壹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关注农民工，都应该
关注农民，努力通过制度化改变，使他们成为壹
个骄傲的公民。
为什么壹定要维护上访者的权益？
上访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时代的“清官情
节”。宋时的包拯，被颂扬了千年，就是明证。
历朝历代都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但通常不针对
皇权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经对皇权和
官僚网开壹面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出现，但比所谓的“圣人”出
现的机会还少，至于“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
则根本不会出现，曹操做为宰相，犯了杀头大罪
也不过割发代斩。因为没有法治，权利不平等，
而权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问题就不得不上访。
现代社会大规模上访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法
治，而司法部门也不独立，而媒体不对民间开放，
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情况下，政
府对民众的侵犯成为理所当然，人们没有办法，
就找更高级别的政府。
从当前中国大陆的统治方式看，中共政权也不鼓
励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更不鼓励人们通过
媒体炒作，至于人大代表人们也根本就不认识他
们，他们通常也不会为具体的人民服务。从制度
设计来看，中共政权不喜欢人们去上访，但也只
能开辟上访渠道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专门设置
了中国的信访部门。政府部门有信访口，人大部
门有信访口，司法部门有信访口，凡是权力集中
的地带都设置了信访口。民主社会也有诸多社会
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
渠道予以解决，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
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诉讼，也可以诉诸媒体，也
可以找自己选举的议员，这样壹来，大凡都能解
决。但是壹党专政的专制社会不壹样，司法不独
立，媒体不独立，人大不独立，各种社会问题都
需要上访，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尤其众多。
中国大陆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访的路上，浪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过上访这样壹个渠
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决，只好来年再访。
于是中国大陆就有了壹个庞大的上访群体，有些
访民自称为“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
信访部门不是壹个独立的部门，各个部委下都设
有信访部，用于接待涉及本部门的案件。这说明
它不是壹个有权力的机构，只是“通风报信”的
窗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
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这是对该部门的壹
个真实的写照。信访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
群众反映壹级国家机关的问题，最终还必须回到
这壹级国家机关去处理。上访反映的问题，最终
由领导批复给案件的被告壹级自己解决，并非履
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审判程序，带有明显的人治
痕迹。
《铡美案》毕竟只是壹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
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常常被当作中国告御状的
经典案例，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上访的成功，不如
说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第壹次胜利。在此案复审
期间，新创刊的《申报》对该案進行了详细地全
程追踪报道，3 年间发表了 70 多篇相关文章，使
得该案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
正是在全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此案才最后
获得公正的审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
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人们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多
样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壹个都
找不见。任何专制政权，它到了统治的后期就成
了制造社会问题的机器，但又不能解决大部分社
会问题，于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上访群体也
越来越多，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也越来越
壮大。
可以说，上访制度是壹种丑恶的中国传统，它只
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壹线光明，在现实中，上
访制度却是吸引被蹂躏和被欺辱的民众像飞蛾壹
般投向壹堆烈火。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秋菊被村
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访，背井离乡战
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
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
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这只是
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义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大陆是壹个权力社会，中南海是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油盐酱醋、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是妳所能完全自
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驻地中南海有关，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为总司令部，以各级
省委和权力部门为分区司令部。在这样壹种统治
体制下，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
能的解决方案也都在上面，那么人们遇到问题的
时候就会上访，希望通过上访和不断上访来解决
下级政权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虽然冠冕堂皇地为民间开辟了上访制
度，但上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
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罗网的局面。上访者之所
以上访，大多是因为有下层的权力侵犯了他们，
但上访之后问题还要回到原地解决，这就会使上
访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会面临权力更毒辣的
复仇眼光。上访者和上访信往往落入另壹当事人
之手，而这壹当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或权力部
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访者進行更严重的迫
害。有些不屈的上访者最终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还有些被劳教，还有些進了地方上的监狱，它们
叫学习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村残
疾人张桂芝写申诉材料，2003 年 10 月被当地政府
强行关進精神病院。被关 6 年多时间，他“被捆
绑 50 次，被电击 55 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今年 4 月 25 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徐林东被精
神病院释放。
中国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
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
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状壹般都
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
“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壹律先打 40 大
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
壹律收入刑部监狱，進行统壹折磨。乾隆皇帝在
壹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
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
待上访者的办法是，妳告的是谁，就把妳交给谁
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壹个比壹个死得
惨。当前中国大陆的上访制度挂了壹个“为人民
服务”的招牌，但是处理问题方式和满清皇帝并
没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中国大陆政权的信访条例，妳可以信访，但
不能集体信访，也不能越级信访。中央政权把信
访数量当做考察下级的硬性指标，哪里的信访者
少，哪里的领导就会受到奖励，哪里的信访多，
就说明哪里问题重重，就会有下级领导受到批评
和制裁。现在壹些基层政府，为了减少上访尤其
是越级、進京上访的发生，对班子的考核指标中，
将群众上访列为重要内容：如发生越级、進京上
访，影响较大的，评优时实行壹票否决制。专制
政权的本性也在这里体现，任何下级都怕给上级
送去麻烦，而访民就是壹个麻烦。于是，各个地
方都要限制访民上访，很多地方的官员甚至在民
间埋了眼线，有时候还像打仗壹样要埋伏到路边
去拦截上访者。
在壹些县城大街上、农村公路旁、甚至农家墙壁
上，到处是白底红字新刷写的关于上访的标语，
比如“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
罪”，“集体上访四人以下”，“聚众闹事法律
不容”等。县里的官员说：“这是上级的要求，
各村都要集中宣传壹下”；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
得更具体：“每个村这样的标语最少要刷写 5 条”。
人们说上访制度是挂羊头卖狗肉，从这些标语也
可见壹斑。上访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上访的，
不是截访的，否则可以称为截访制度。但上访制
度在中国恰恰就变成了截访制度。没有民主才有
大量的上访，因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
上访几乎就成了少有的几个渠道之壹。稳定也是
这个理，如果本来就稳定，谁还会提稳定?但是上
访不能太多，太多了领导没面子，升官就受到影
响，前途可能因此丢掉。所以上访得有，否则就
证明上访没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证明领导
无能。最后领导的选择是每壹个单位、每壹个地
区上访都得数字标准化，都必须有上访名额，默
许的上访人员要听话。如果上访的名额不是领导
默许的上访者名单上的人，就要截访、堵访。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
元鼎)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
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壹项收
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
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
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 年全年营业收入
仅为 861.93 万元，2008 年这壹数字变为 2100.42
万元。其主要业务之壹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
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進入上海、成都等地。但
吊诡的是，截至 2009 年 5 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
项目仍然为“无”。(南都周刊，2010 年第 37—
38 期)
可以说，截访制度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缩影，而上
访人群是这个社会全体受害者的缩影。波士顿犹
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值得我们深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
话了。
为什么壹定要反对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
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進，但
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
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
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壹种行政处
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
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
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78 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
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
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
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
罪人员实行的壹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
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
区别。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会矛盾比较复杂，政治斗
争异常残酷。中共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之情况，
除了军事镇压之外，也采用法律手段進行解决，
但是在法律手段之外又实行了劳动教养制度。按
照中共现在的说法，劳动教养不是判刑，所以也
不用经过法定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但是它
能根据各级领导者的需要，直接将壹个活生生的
人关押起来强迫劳动。在当今世界，这是壹大奇
迹，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1979 年之前，对国民的劳教期限由领导人随意来
定，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 20 多年。没有犯法的人
坐牢时间比犯法的人还长，这也算是世界奇观。
1979 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
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
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 1－3 年，必
要时可延长壹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
劳教问题。至今有新闻爆料，维权人士和上访人
士经常因为得罪地方领导人被劳教三次、四次。
有学者指出，劳教制度之所以被之所以被中国大
陆政府执意保留，就在于劳教制度可以不通过严
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
以“方便”的“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信仰
者以及上访人员等特殊公民。
壹般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始于 1957 年。1957 年 8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
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
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
“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
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从起源看，劳
动教养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惩治和管制那些政治
上不可靠的国民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
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因此大
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進行劳动改
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
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中，大约
有 48 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 万多人被判刑。
据有关人士统计，中国大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那
样大规模对国民实施劳教，劳教期限也大部分限
制在壹年左右，但依然有 300 个劳动教养管理所，
经常性收容 26 万名劳教人员。假设每位劳教人员
被劳教壹年，按照这个数字推算，中国共产党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劳教了将近 1000 万国民，可
谓恶劣。2007 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
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 69 位中国学者和法律
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
度。2010 年又有维权律师王成和学者张辉等壹千
余人联署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但是不为当局
所动。
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
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
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
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 8 条和第 9 条之规
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
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这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先行制定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
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
政处罚。”，同时规定的处罚种类中不包括劳动教
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
得超过 15 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9 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
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2010 年，有网民提议在世博会期间去日本馆举办
抗议活动，河南维权人士王译女士通过推特发布
五个字：“愤青们，冲啊”，因此被劳教壹年。
2011 年，重庆网友方在微博上说：“勃起来
窝了壹驼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驼屎端给
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
师吃，李庄说，这驼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
吃。”为这句话，方竹笋被劳教壹年。世界已经
步入二十壹时机，中国大陆还有这等荒唐的事情，
极端令人愤怒。劳教制度不废除，还有天理吗？
我们不反对劳教制度，还能算是有良知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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