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專政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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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專政異議人士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0月31日
作者 季鵬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藉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們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人誤以為那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要想壹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屋子、清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虱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人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根本沒有想到逃離，結果全都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且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壹場綜合性的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運動，這裏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學教授、文化名人、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壹個個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處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亡。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特別是未經歷其事的後來人，看到這麼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手段無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幼稚、衝動所致。但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壹國之君」、壹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人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顏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壹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名流，這些都是富有政治經驗和社會閱歷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治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治領袖人物的起碼道德「底線」。所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台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人」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壹級的要人，都沒有這種先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下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壹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毒辣和卑鄙。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庄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人厲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可以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表演，便足可以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壹些大右派的經歷，這裏再說說更多的壹般右派的來歷，看看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壹批人，他們是怎麼「上鉤」成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說，占右派絕大多數的壹般知識分子（很多人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人、甚至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真正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默認陰謀和陷阱將其「圈進」右派隊伍里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壹是向來與領導關係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人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人經歷、社會關係較「複雜」，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階級敵人」，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里有些異類，遭人忌恨，或人緣不佳，遭人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意外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縣田家窩堡人，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划為右派。由天被划為右派，她自己說是學校想提升她為副教授，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壹「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讚賞，反而引起領導、同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清高，製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划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划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壹個在美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不願做亡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青年，他們在流浪中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美國留學，由天壹人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后，由天與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來，丈夫在美國當了教授，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人恐懼而又說不清楚的「海外關係」，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美國回來看望她，被臨時安排在寧夏大學當教授，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美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革命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在天水壹中當教師。李的家人因受壹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理由。
其實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膽小怕事。他按照「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人的意旨」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只是歌功頌德，不管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人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壹樣，我哪裡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所以，當領導宣布他堅持反動立場、划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壹條意見、怎麼划我右派？」領導說：「妳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妳不說，卻比說的人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壹個跟名人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反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立志要弄出壹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老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美國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壹項偉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人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毫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身材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裏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壹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衝垮了。人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面這幾人划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影響，那麼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達是烈士遺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人民廣播電台 有壹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作出的決定往往發出不同意見，而且還愛「當面提出」。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壹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動要求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工作。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妻子團聚調到臨桃。
到臨桃人縣民銀行工作后，同事們風傳壹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閑事，只顧埋頭工作。有壹次他去請行長簽壹個文件，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好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人。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放心，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几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划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壹次，他被帶去參加另壹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主持會議的領導就宣布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壹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壹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九死壹生，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壹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壹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壹回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不容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與鄉長摟抱在壹起，鄉長不能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壹名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壹頓，並撕掉了那學生划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壹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呢？校長日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配來壹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壹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壹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真誠地說：「那就委屈妳了，不過年輕人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妳。最多兩三年吧，妳再回到學校，我壹定讓妳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壹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壹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自己單位確實沒有右派，要求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妳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智慧》里說了壹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改造。壹天收工回來，見到壹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人也是右派？後來才知道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送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送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外出遊玩壹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送。誰知途中壹個右派逃跑了。兩位押送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麼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跑右派的「缺」。
還有「玩笑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划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道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是年輕人，平時大家很隨便，
常常互相開玩笑，誰也不在意。縣委書記的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壹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題了壹首打油詩：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人=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壹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大家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陷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壹人
突然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人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人附和，
壹致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人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布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壹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壹家鞋帽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划。見到鄰居家壹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壹幅題為《壹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追究那幅划的來歷，壹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划，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朋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面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壹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取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被「壹網打盡」了。
這裏須說明壹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採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人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黨」 的化身，甚至變成單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這千千萬萬「小皇帝」，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皇帝」。
下面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抓住了這麼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自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壹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人。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概出於他的「仁慈」，他宣布：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壹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人感到他仍然「寬宏大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做，在毛看來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這些人作「反面教員」，讓人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餘價值」。不管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可以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下這批勞動力划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囯人和我們的後人，他們研究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相信中囯共產黨統治是什麼「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行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壹律送農場勞動改造，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不管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政策。
這裏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製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人民日報》公布前壹日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能演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制度出台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為了給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人壹條悔過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為了做好事啊，是為這些人謀出路，積德行善才搞這麼個辦法。那麼，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麼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壹百條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邊，而且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壹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且，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人員中，也沒有「右派」壹說，四類人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閒、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至被迫「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合法的職業，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會精英。妳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及其幫凶居然偽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何等卑鄙無恥！
重要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可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教養人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壹視同仁」。很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勞改農場。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勞動教養沒有刑期，實際上等同無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後來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場就業」，勞改到死！留在單位或在社會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則划入「地、富、反、壞」 行列，稱之為「地、富、反、壞、右」，於是，毛欽定的交由「群眾專政」的階級敵人由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了「五類分子」。
從此，任何人只要當局不高興，不順眼，不需要任何證據、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勞動教養」。這壹惡政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多少冤魂，可謂擢髮難數！它壹直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義上廢止（還在部分變相執行）。
可是，當時的右派們，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澤東給他們設置的未來的命運。對於勞動教養，當時人們完全無知，右派們也沒有認真去叩問，只是想當然地按它的解釋以為既然說是「最高行政處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權，也就可能回到原單位和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農場的右派還做著很快回到「人民的懷抱」 的美夢。有些地方在「徵求」右派對處分的意見時，單位的頭頭也告訴右派們：「如果去教養農場，最多兩三年吧，回來了仍然恢複原來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農村，那就與原單位脫離關係了，永遠不能回來了。」這些頭頭也許不是惡意欺騙，因為他們也不懂毛的葫蘆里裝的什麼葯，只是說是「最高行政處分」，便認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隊伍」是情理中之事。於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動選擇去「農場勞教」。誰會料到這是壹種比判刑勞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們普遍比較樂觀，他們暗忖：既然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那就仍然屬於「自已人」。就算說錯了話，最多也就是「錯誤」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過了反右的「風頭」，就可以 「回到人民隊伍」了。
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右派們大都積極地改造，都想早點「脫帽」。
1959年，已是大躍進高潮,四川巫山縣委決定製壹幅超大標語以顯示對「總路線」的擁護，對毛的忠誠。標語共13個字：「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計劃「寫」 在從巫山縣長江南岸東起楊柳坪，西至下馬渡長約30華里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約二華里。由於都是在陡峭的懸崖上作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壹般人不敢承擔這個艱巨、危險的工作。於是，急於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選。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來，每天起早貪黑、忍著飢餓勞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絕壁上作業，而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200克！壹個月後，這條曠古未有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後才發現，13個字拉開30華里，每個字相距兩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壹個多小時才能看完這條標語。如果乘下水船，標語被反著念，使人不知所云。
面對這條超大標語製作的「失誤」，縣委領導非常尷尬，決心再製造壹條視覺效果更佳的超級標語來彌補這壹「損失」。於是，很快又決定在巫峽西口的文峰製作「毛主席萬歲」的豎排標語，這樣，上下船的過客就能壹目瞭然。
方案確定后，任務當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這回有100名右派參与這壹「偉大」政治工程。其時已是12月，朔風怒號，高山嚴寒，右派們分工協作，肩抗鋤頭鐵鏟，
身背漿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壹邊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巖，壹邊是波濤洶湧的長江，高空懸體作業，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墜入巨壑深溝或滾滾長江之中，屍骨難覓……。就是這種非人的超強勞動，每天只有200克口糧，分成三餐摻以牛皮菜煮成粥狀果腹。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現不好」還要遭到監管幹部的打罵、扣飯。在飢餓、勞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後有9名右派喪生在懸崖峭壁之間，他們的名字是：陳文清、向明瑤、謝會鑫、譚明生、陳文軒、張玉貴、周敬清、譚敬三、楊玉雲。終於，在右派們的艱苦努力下，五個字每個長寬各十丈、壹字佔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標語誕生了。而右派們則均已陷入浮腫無力，幾乎不能行動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來當局許諾任務完成後為他們「摘帽」壹事卻沒有了蹤影。後來才知道，這倒不是當地領導無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許，地方幹部沒這個權力，開了空頭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間，確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處理。但後來才知道這不是毛之所為（是誰所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后極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關右派還受到查處。（詳見後文） 對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門只好宣稱：即使妳們摘了帽子，但這「帽子」還攫在「人民」手裡，如果不老實、不好好繼續改造，隨時可以給妳們再戴上。後來很多原來已經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沒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妳是否摘帽，就都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終於發現：自己頭上這頂「帽子」有如孫悟空頭上那頂緊箍咒，是永遠脫不掉的了。不但脫不掉，而且，只要運動壹來，當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樣念上幾句咒語，直叫妳在地上打滾。而且與還要禍延家人。
有關右派們的命運，近些年來已經有壹些右派倖存者的通過寫回憶錄，和關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訪記述，揭開了冰山壹角。下面擇其要者略述壹、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筆名行世。北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林昭與寫《是時候了》的沈澤宜、張元勛同為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她具有堅實的中文基礎和傑出的才華，深得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運動初期，林昭雖然也發表了壹些抨擊時政的文章，但並不是當時最尖銳的批評者，比起如張錫錕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統治」，「把憲法當手紙」，岑超南指斥毛的發揚民主「只有理論價值」，「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壹掃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論算不上尖銳。但鑒於她的不妥協、不認罪的態度，仍被划為右派。在處理時，只給她「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被分配在苗圃壹邊勞動、壹邊學習、改造。
但林昭仍然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名，她還毫不客氣指斥學校領導：與當年蔡元培校長相比，妳們不但不去營救學生，反而為虎作倀，迫害學生，甘心墮落……
不久，北大新聞系併入人大新聞系、林昭來到人大。她與另壹個叫甘粹的男右派學生在共同勞動中產生了情愫。領導發現了這壹「階級鬥爭新動向」，大吃壹驚，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結果雙雙被捕。甘粹被發往新疆勞改，林昭則送北京的教養農場「勞教」。
林昭被勞教了兩年多后，因支氣管擴張咯血不止，由其母領回上海家中養病。林昭絲毫也沒改變她固有的立場、觀點，在養病期間常到復興公園散步，結識了另外兩名大學生右派。壹敘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憂國」，本性難移，復又議論起天下大事來。
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血淋淋的悲慘現實，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學生的義憤。言談中，三人直指毛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並指責毛製造的所謂「彭德懷反革命集團」案的荒誕不經；他們還對當時所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發生興趣，對南共綱領發表評論，為其辯護，肯定。
不過，這三名可愛的熱血青年在政治上確實過於幼稚了，雖然已被當局狠狠地踹了壹腳，但卻對毛和毛為首的最高當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驅使，三人居然以匡時救民為己任，集體給中央上書，慷慨指陳時弊、建言獻策。
這種與虎謀皮之舉結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時被鋪。林昭又被查出與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案」有涉（林在張等人編印散發的《星火》秘密刊物上發表詩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壹日》）。於是兩罪並罰，被判刑20年，其餘二人分別被判13年、7年。
可憐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壹個犧牲品。因為公安人員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時，作風極其惡劣，蠻橫，林父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自己送上門」的林昭，以壹腔熱血、滿腹正義，懷著對國家人民的高度忠誠和責任感，為國直言反而獲罪，她當然不服。在獄中，林昭以各種方式如絕食、寫血書、寫詩歌、喊口號等進行抗爭，受到獄卒們野蠻殘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爭中不斷升華，意志更加堅定，觀點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獄中，她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以發簪、竹籤作筆，以自已傷痕纍纍的血肉之軀作墨池，以鮮血作墨，在獄方為她提供寫「坦白、認罪書」的紙上，讓她學習改造思想的書本上，以及－切可書寫的物件上，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血書」，計有《靈藕絮語》（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鮮花怒放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賦》、《自諫》、《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等等。光憑這點，也創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絕無僅有的奇迹！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決書的後面寫下了《判決后的聲明》：「昨天，妳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壹個極其骯髒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戰鬥行為的壹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之自豪！」「歷史法庭的正義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妳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賊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昭不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鬥士，還是位卓越的才女、詩人，在獄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學識，寫下了大量古體詩和現代詩，借古諷今，嚴厲鞭撻現實中的醜惡，抒發其純潔高尚情懷，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可貴的精神遺產。
1965年7——12月，獄中的林昭給《人民日報》寫去了壹封十萬字的公開信。色厲內荏的當局當然不敢把林昭義正詞嚴的控訴書公之於眾，更不敢與她辯論。
當局認定林昭不可改造，便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獄方在提請對林昭加刑的報告中寫道：「（林昭）關押期間，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端反動、極其惡毒的信件、筆記、日記……公開污衊社會主義制度是『搶走每壹個人作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 這份報告從反面鑄成了當局壹份絕妙的自我供詞，也記下了林昭光輝壹生的最後壹頁。
林昭自然察覺到了敵人的陰謀，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消滅我的肉體，決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歷史會給我公正審判。這個黑暗的年代，最終要被人民消滅的……」
現在反映林昭在獄中被野蠻摧殘、迫害的壹鱗半爪資料是其妹彭令范，以及林昭原來的北大同學，同為《紅樓》編委的張元勛（因寫了那首《是時候了》的詩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滿「留場就業」）對林昭的探監記錄和回憶：
壹次，彭令范去探視林昭，等到所有探視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許出來。只見林昭渾身素縞，穿壹件破舊的灰襯衫，下穿用白被單改成的長裙，長長地拖曳在地上，頭上扎壹白色方巾，上用鮮血寫成的壹個大「冤」字，整個人有如崑曲里竇娥的扮裝。
張元勛去探視時，林昭也是這身打扮，她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頭巾，用手指把頭髮分開來給張看，只見她所指之處，都是頭髮被揪光后留下的傷痕，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布滿頭部。揪出的頭髮連皮帶肉都被丟棄了。可見這已成為了獄卒對付她的「常法」。林昭還告訴張：「因為知道妳要來見我，怕打傷我無法出來見人，所以這幾天沒有開會斗我。我也被調到壹個單號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他們在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是，我頭髮被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妳看!——」
林昭掀開披著的外衣，裏面的衣服都沒有扣子，有撕破的條痕，但都已用針線縫死了，無法脫下。
林昭指著周圍那些獄卒：「這是壹幫禽獸！他們想強姦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張元勛這時才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壹起的。
林昭解釋：「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給我送線來！」
林昭邊說邊咳嗽，撕下壹塊塊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繼續說：
「但是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上手銬，而且是背銬！有時壹付還不行，要上兩付背銬！」
這時，壹直在旁邊四周故作鎮靜的「管教幹部」再也沈不住氣了，便對張元勛大聲說：「她胡說！她精神不正常，妳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
「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在法律上予以定罪？妳們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時候怎麼不說我神經不正常呢？」
不僅僅要上兩付背銬，而且是連續背銬180天！即使是在她絕食的時候、胃痛發作痛得滾地的時候，婦女生理特殊時期，背銬壹刻也不鬆開，而且兩付也不肯撤掉壹付！平時吃飯、洗漱、大小便都這樣背銬著，吃飯時必須像狗壹樣舔著吃。獄方就是要將人變成狗，來摧毀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這個美麗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鮮血在壹切可以書寫的地方，寫下她的理想、信念，寫下眼前的黑牢地獄！寫下她不屈的靈魂！關於她在這個共產黨監牢中所承受的苦難，她用極簡煉的文字寫道：
「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慘痛的死亡」!
「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生活之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可惡、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之下」。
這是對當代極權主義頂峰的毛政權的泣血控訴，也是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後的時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后執行死刑。當她被叫監號時，她知道這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她與難友們從容作別，出得監房來她想唱《國際歌》，但早已準備好的獄卒們壹擁而上用棉花塞進她的口裡，並用黑布條將她的頭部嚴嚴裹起來……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是她臨刑前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吶喊、在法院判決書上簽寫下的八個大字：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第二天，壹名警察來到林昭家裡，對著林昭的母親和妹妹說：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槍斃，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這是毛共很長時期的壹項「政策」，要犯人自付處決費，其毒辣卑鄙可謂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林母壹聽立即暈倒在地。林母叫許憲民，是上海抗日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產黨的工作，被共產黨列為統戰對象，待若上賓。如今時移勢異，「統戰對象」變成了「專政對象」。
不久，許憲民就瘋了。七年後，她暴斃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時年僅36歲，仍是處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獲得平反。她的同學、舊友為她舉行了簡單卻沈重的追悼會，當時並無她的遺物，只是壹位獄中難友將她的壹綹被揪掉的頭髮偷偷保存了下來，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舊友們在她的遺像面前寫下的是壹付無字「輓聯」：壹邊是壹個巨大的「？」號，另壹邊是壹個巨大的感嘆號「！」
林昭的事迹被媒體簡單報道后，不脛而走，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奔走相告，為她惋惜、嘆息，悲憤莫名！被譽之為「中華聖女」。
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過－段短暫的「開明」期，當局曾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進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許對其冤案進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當權者發現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將危及中共的統治根基，於是急忙剎車。所謂撥亂反正也就無疾而終。對林昭的報導和追念活動也被迫令中止，或轉入「地下」。
在後來北大「百年校慶」喧囂塵上的鑼鼓號角聲中，在壹片所謂傳承北大「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的鼓雜訊中，有人提出應該記住林昭，應該給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學」精神的真正傳承者、發揚者以壹席之地。當然，當局是絕不會採納這壹建議的，也不敢在此時此刻提及林昭。人們記憶猶新，北大、清華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衝鋒隊」、「紅衛兵魔窟」的醜惡、可恥角色！而當年那些得勢者多數仍在台上。由這樣壹幫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惡累累的兇手、殺人犯來參与主持北大的百年大慶，有什麼真實性、合法性可言？這些人有什麼資格來談「傳承北大精神」？不清算這些敗類，「北大」精神怎能傳承發揚？林昭之魂兮，何以歸來？！
舊北大，蔡元培、胡適時代的北大早已經死了！當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醜惡的北大被烈火焚燒后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為「涅槃」的鳳凰！
另壹名與林昭齊名，甚至當時名聲更響的女大學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運比林昭稍好壹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壹代人的最終覺醒。
林希翎本為人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原名程海果，本是從頭到腳「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但是，知識使得她覺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風點火」，據親歷者說，林希翎的文才與口才都令人傾倒，她可以不要演講稿，不要提綱，口若懸河壹氣講幾個小時，所以，當年「名動京師」。聽過她講演的人說，所有教授、教師和其他同學的講演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見，如果是在民主社會，林希翎無任何懸念地將成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師、法律專家。
在壹次講演中，她的朋友告誡她：再這樣講下去，總有壹天我們要到監獄去找妳，併為妳送飯。她笑著說，真有這壹天我被投入了監獄，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可是，想不到這壹天那麼快就來到了。
起初，人大校長吳玉章也許是出於惜才之心，只給林希翎留校監督勞動、繼續批判的處分。可她偏不領情，既不認錯更不認罪。於是被警方臨時拘留5天。5天之後，她仍毫無悔改之意，改為拘留15天。當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來到人民大學，在聽取了校黨委關於林不接受改造的彙報后，羅說：「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妳們學校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付她……」
隨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兩個月，林希翎被釋放，她之所以被釋放，還得益於她的「右派」名氣，以致毛澤東也知道這個綽號「帶刺的玫瑰」的「學生大右派」。毛壹時想起此人，突發「善心」，叫人將她放了（否則按慣例留場就業，老死勞改農場）。出獄之後，被安排在壹個縣農機廠當工人。她本不想結婚，壹個人度過壹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審訊員對她咬牙切齒的壹句話：「我要關妳壹輩子，壹直關到白髮蒼蒼，讓妳斷子絕孫！」
想到這裏，她就決定偏偏要結婚，偏偏不「斷子絕孫」！
她生下了兩個孩子，孩子都被別人追逐著罵「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車間當工人，全家所有的親人都因為她而受苦受難，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號文件決定給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內的近壹萬人未「改正」。這時她已經42歲了，人們勸她去申訴。1979年3月，她到達北京。
她的申訴狀曾三次擺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案頭，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為什麼，也許林希翎這個右派當年名氣太大，也許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仍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後來了解到，原來她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在審查她的右派壹案時都堅持「維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終去掉了對當局的幻想。
從現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論並沒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不但中國算不上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會主義」；當代社會主義的故鄉在南斯拉夫……
她還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胡風及其「集團」構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風的文藝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確的。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為什麼不能反對呢？……
就是這些，當時認定她大逆不道，死有餘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請去香港看望父親和同父異母兄弟，初不被批准，後來還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寫了壹封萬言信寄給中央有關部門，並將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內容有：
駁斥反右只是「擴大化」的說法，認為是根本性錯誤；
指斥當局對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資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採取兩種態度、兩種政策；
要求允許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進入全國人大和政協。
最後她說：「當歷史需要把我作為祭壇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穌來釘死時，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也總有壹天會復活的。出賣我的猶大們，釘死我的劊子手們，以及那些偽善的法利賽們，請記住我的話吧!」
這是她1986年時說的話，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壹定有更大的飛躍，因為世界發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後來流亡海外，在法國落腳，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不息。不管怎樣，她活到了出獄，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後，應算是右派中的幸運者。
我們再來看兩個名人右派：
壹個是章乃器。章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壹，又是抗戰前壹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七君子」之壹，還是當時中國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壹。這三個「之壹」 奠定了他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與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人聯名在報上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壹文，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是共產黨當時求之不得的聲音。遠在西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後，如獲至寶，在壹個多月內兩次致函章等人，對他們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我們全國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出無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與救國會的領袖們壹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在上海的潘漢年代表自己與章乃器等人聯繫。
但不久之後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壹時的所謂「七君子事件」。后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推動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獲釋。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徵信所創始人，還當過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區」的金銀、共產國際的外幣，均通過章兌換成現鈔，作為共產黨的經費。四十年代章為新四軍大肆運送過境物質，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1935年陳雲在「長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轉去莫斯科彙報遵義會議情況，也是由章乃器親自安排的。章還為毛共培養了大批財經人才，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國后急需的財經系統的領導和骨幹。
毛共建國后，章乃器因對共產黨有大功而被委任為糧食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等壹堆頭銜。他的糧食部長幹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領導人的表彰。
整風開始，章乃器抱著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和遵照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要求，胸懷坦白地，完全出於善意地提出壹些意見，形成文字主要有《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兩文，是根據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和在民建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並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論」有：要解決民主黨派人士有職無權問題，就必須克服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壹部分共產黨員「黨內壹個是非，黨外壹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做「黨性」；否認民族資本家的兩面性是先天的、本質的，「階級烙印」只能蓋在皮膚上，而不會蓋進骨子裡；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壹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但是，後來讓他成為「欽定」大右派的關鍵話語則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壹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章還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資本主義不是壹無是處，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糠。
還有壹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開始不久，章乃器作為《光明日報》的社務委員去參加批判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總編儲安平的會議，他卻在會上公開為儲安平辯護：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論），從政治上來看，不能說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說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也是歡迎提意見的……」（章對毛、周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論壹出，立刻遭到「全民」討伐，「資本主義的吹鼓手」，「壹貫違法亂紀的不法資本家」等等帽子飛到他的頭上。
對章乃器討伐的「背地總指揮」就是毛澤東。章氏的言論中有相當部分是直接針對毛的而發的，如，關於人的階級烙印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資本家管理企業的效率比共產黨的國家機關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優越），反對對毛的神化、瞎捧，等等。這就刺傷了從四十年代以來壹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毛澤東的心，所以，毛對章可謂切齒痛恨！毛在有關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對章壹再進行惡毒攻擊，如說「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崗巖腦袋」，要「擺到那裡，擺他幾十年」 示眾等等。
確實，在右派中，始終不認罪，態度「頑冥不靈」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羅隆基抗不住毛的車輪、疲勞戰術，最後不得不違心承認那個子虛烏有的「章羅同盟」。而章乃器則不然，直到他死，都沒有「認罪」。不但不認罪，而且還敢於當面質疑他的頂頭上司，中共總理周恩來。1957年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將要在壹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幾位右派部長的批判。章乃器此時的部長尚未撤銷，也參加會議。聽著聽著，他突然站起來，目光直逼周恩來，朗聲說：
「妳是總理……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是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據其子章立凡的記述：章乃器的「壹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素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壹時語塞。在場的李維漢等見勢不對，領頭對章群起而攻之，接下來又是壹場唇槍舌戰，場面混亂……
於是章乃器被公認為「花崗巖」腦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右派中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壹個。妳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妳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妳還不行，妳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個「紅色資產階級」當然是真的。想當年，他為共產黨、新四軍作了那麼多的貢獻，因為幫助中共，他丟掉了實業銀行副總經理這個金飯碗，放棄了去英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還全家都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他的三弟參加了共產黨，併為「黨」獻出了生命。他本人義無反顧地拒絕了蔣介石以「財務部長」的高官誘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懷抱。
對於這樣壹個幾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許、忠心耿耿為毛共的革命盡忠盡職的「資本家」，民主黨派派頭，誰會相信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這口「冤氣」呢？難道他響應毛的號召真誠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出壹些對共產黨的意見，就變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派」了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問題真正出在：他當年看走了眼，誤把大騙子、大流氓的毛當作中國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終於露出了真容，不再是當年那個與他平起平坐、口口聲聲稱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後寫的三萬余言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檢討書」中仍在呼喊：
「我對黨披膽瀝血，希望黨也對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澤東才不會跟壹個過氣的「統戰對象」推心置腹呢。
由於章壹直不認罪，對他的處分，在九個部長級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資由四級降到十級，比羅隆基還多降了壹級；撤銷了他所有職務，也撤銷了所有的特權享受。但應該說，當時還遠遠沒有真正觸及他的「靈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賬時，他才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淪為「專政對象」后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厲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橫掃壹切牛鬼蛇神」。8月23日，發生了在舊國子監孔廟前，對首都文藝界30餘名「國家級」文藝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壹天被毒打得奄奄壹息后投湖自盡。次日，壹批紅衛兵「光臨」章乃器家。先是將章的夫人王者香當著章地面打得死去活來（不久王便因傷死去），隨即掃蕩章家，隨即將章押往「吉祥劇院」，那裡正上演著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賽。據說，凡是押到那裡去的人，沒有能夠活著出來的！
章被押到吉祥劇院后，壹幫兇手就不由分說揮舞著各種「武器」劈頭蓋臉雨點般落下，很快，章已滿身滿臉是血昏倒在地，紅衛兵並不放過他，繼續揮舞銅頭皮帶抽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此時有民警進來，說明如將此人打死不好交代。於是，章乃器被拖齣劇院，成為唯壹能活著走出該劇院的幸運者。後來章自己說他之所以能抗住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練氣功之效。
章經醫院搶救后回到家，才知道這隻是苦難的開始。下面是他後來的《七十自述》中的壹段話：
「8月15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理，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是有人用鋼絲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易消退。還有人劃上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用水壺灌鼻孔，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在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塗了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沒有被折磨死，這不能不是壹個奇迹，章說這是他常年練氣功之故。看來，這應該是中國氣功最過硬的活廣告了，應該詳加細述，向全世界宣揚。
後來，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幫助下，最後壹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問題（張已意識到，這個「右派」 是壹切苦難之根，不去掉此根，不僅自己，還要禍延後代），據說毛似乎動了點惻隱之心，但想想之後卻沒有給予答覆，后又忙於發動「批林批孔」去了。章的問題也就不見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還有壹個王造時，情況更慘。
建國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鄒韜奮，李公朴，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長以上的職務，可惟獨王造時成了「另類」，他失業在家，窮困潦倒，沒有了經濟來源，吃飯都困難。這是為什麼呢？
要說，王造時是有大功于共產黨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輕的壹個，27歲便從美英留學回國當上教授，后也成為救國會負責人之壹。因大力從事反政府活動，王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但他無所畏懼，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時因其才華、更因其「左傾、愛國」名動上海灘，有人說其文章講演都在魯迅之上。
這麼個中共十分欣賞的人物，為何建國后被打入冷宮呢？
原來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壹顆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當中國人民在血與火中與日寇拚死奮戰之際，蘇聯卻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簽訂了《蘇日互不侵犯的條約》，條約聲稱相互保持「中立」，還宣布雙方確認外蒙古和滿洲國的獨立，以及雙方各自對外蒙古和滿洲國享有的「權利」。這等於兩個強盜公然瓜分了中國領土，踐踏中國之主權。對如此明目張胆侵害中國主權行為，救國會諸位領袖確實無法釋懷，於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時起草壹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寫好后經過張申府審查，在信上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楊、鬍子嬰、加上王造時九人。然後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國民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據說，信中因顧及中共的臉面，語氣已經盡量緩和，刪去很多指斥性語言。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蘇聯就是它的「親爹」，蘇聯任何行為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是英明偉大的，中共豈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責？所以它公然與全中國人民唱反調，極力為這個條約叫好、助威。只是當時中共尚未掌權，對反對、譴責條約者無法加罪，對王造時等的行為，也只好隱忍，記下了這筆賬。待到中共建國后，立即決定報復。不過毛共在這件事情上底氣不足，不能將全體簽名者壹網打盡，但也不能聽其全都「逍遙法外」。於是採取折中辦法，將公開信的起草者王造時作了替罪羊，將他打入另冊，以示懲罰，以儆效尤。
王的悲慘境況引起了他的朋友們的同情，有人為他說情，有人為他說理。終於，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復旦大學任教，總算有個飯碗了。
但後來王造時還想就此事申訴，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為此，周恩來還曾接見了他壹次，並好言撫慰。豈知到了1957年反右，這壹切成了他的罪證。王造時在劫難逃，被新賬老賬壹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憐這個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后，接受了教訓，知道在共產黨的天下不能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放肆了，「夾緊尾巴」當了幾年「賤民」。1960年，有關部門見他老實可憐，給他摘了帽子。豈知到了文革，並無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時，再次在劫難逃了。
壹天半夜，20多個紅衛兵沖進王家，在掃蕩了所有房間之後，將其妻趕出王宅，交其所在單位勒令監督勞動，不得再回王家。然後，對王造時開始了長達壹月的單獨審訊和肉體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著雙手，「丟」上囚車。
王造時曾三次被捕，第壹次為五四運動時被北洋政府關押，但只如去住飯店，很快就回來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為「七君子」 之壹被捕，雖然時間長些（半年多），但其「風光」、「榮耀」卻讓其回味無窮……
想當年，「七君子」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民聲鼎沸，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國民政府，掀起了強大的救援運動。「七君子」雖陷囹吾之中，然而每天「會客」不斷，並通過揮毫作詩作文，將自己的豪情傳達給社會。他們還偶爾聚集在壹起，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引得獄卒也來合唱。關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長叫朱岡，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學問人品，對其敬如師長。青年看守文六，敬請「七君子」題贈作畫。為「七君子」看病的蘇州名醫陳起雲，也請「七君子」題贈墨寶。「七君子」雖在獄中，反而成了社會各界追捧的焦點，全國的「明星」，其「身價」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聲討救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通過法庭將「七君子」 無罪釋放。當天下午5時20分，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和人群的歡呼口號聲中，「七君子」猶如凱旋的將軍，步出江蘇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歡呼的人群，接著，遊行壹圈，才榮歸故里。
總之，那壹次坐牢，不僅沒有吃苦頭，反而增添了無上榮光，還將「青史留名」。想起這些，王造時肯定感慨萬端。王造時在共產黨的獄中的悲慘詳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壹鱗半爪。王坐牢后，家屬可以送些東西去，但因系「未決犯」，不能見面，其妻鄧毓秀只是從丈夫簽收單上越來越軟弱的「王造時」三個歪歪倒倒的字，判斷其況況越來越糟糕。1971年春，獄方叫家屬不要送東西了。家屬要求見面，獄方卻說：「還未到時候，到了時候，自然會安排。」自此音訊全無。
同年8月5日，鄧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見面，而是去認屍。家屬趕到龍華火葬場，看見王的遺體，四肢浮腫，嘴角滲血，王留下的壹只搪瓷口盅內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跡。
王的妻子、女兒要求知道王的病況和治療過程的有關情況，以及當局對王造時最後的「結論」。
獄卒不耐煩地答覆說：「要什麼結論？反革命分子壹個，死了燒掉拉倒！」
這使人想起了這位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反獨裁、爭民主、爭憲政」的大英雄曾今有過的縱橫捭闔、睥睨時流的豪情壯志和風采。當年的王造時先是直斥國民黨「黨高於國、有黨無國」；然後在報紙上大聲疾呼：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与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論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壹個愛國者……但我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壹個人或少數人操縱。」
王造時在發表這類文章，發表這類演講時不認為他有言論自由，大概他認為那隻能算是罵腐敗政府，罵獨裁的國民黨，算不上「言論自由」。這回好了，他追隨的共產黨當權了，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現在毛澤東只給他坐牢的自由。而且，這回坐牢的滋味比國民黨的監牢形同天上地下，沒有鮮花與微笑，沒有歡呼與頌揚，沒有人請他題贈「墨寶」。有的只是鐐銬、拳腳與皮鞭，只有把他背銬起來，叫他像狗壹樣去舔食，然後慢慢折磨讓他去見閻王。而他在監獄所經歷的壹切，他說的壹切，半個字也出不了牢門。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這是「鬼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共產黨是「黨高於國」還是「國高於黨？」
但是不管怎麼樣，壹個鐵的事實是：儘管他能言善辯，僅管他滿腹經綸，但他的任何聲音都出不了這鐵籠和高牆，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為只要他壹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當年蔣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員去與他對話，用高等法院的法庭為他提供講壇，讓中外記者傳播他的高論。而如今，毛澤東只用幾個最低等的獄卒對付他就綽綽有餘了！
王造時本人死了，不過由他給他家人的災難並未結束。
王造時有二子壹女，分別名叫王鈞陶、王鈞樞、王海容。也許是王造時太過於聰明與能言善辯了，到他的兩個兒子便遭了「報應」，都變成了只會動拳頭的「武瘋子」。王造時有工作、有收入時，兩個兒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進監獄后，工資停發，哪還有錢交住院費？便被趕出病院。而其母鄧毓秀每天都要出門討「生活」，便只好將兩個兒子捆綁在床上。僅僅三個月兩兄弟便先後死在家裡的床上……
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因受父親的影響被打成「小右派」，紅衛兵抓她去剃了陰陽頭，遊街批鬥，精神上倍受刺激。父親之死給予她新的更大的打擊，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環……
後來，鄧毓秀將王造時（墓志銘改為王雄生）及三個子女埋葬在壹處。四座新墳。猶如四個巨大的驚嘆號在叩問蒼天：這究竟是為什麼？……蒼天曰：這就是報應，是當年為毛搖旗吶喊、不惜破家殞命去幫助毛共「革命」的「左傾進步人士」的報應！這種下場其實是他們自找的，但卻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些人幾乎都曾留學美、歐，獲得過高級學位，而且都負有才名，在智商上應該是不低的。他們回國后，以美歐國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當然大失所望，於是便大放闕詞，高聲咒罵。然後紛紛投入當時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毛共的懷抱。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在國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學為學習專業、博古通今、學兼中西的精英們，為什麼不去認真考察、研究壹下毛共在其「蘇區」推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政治」？不去具體了解壹下延安的政治和社會真相？或者，認真研究壹下作為毛共的「老師」和「樣板」的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真相。 在不去做這壹切重要而必須的調查了解之前，就那麼輕率地、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毛共的懷抱，所以，他們後來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憐憫了。
以上只講了幾個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實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往往是那些人數最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災區，當年8千師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這都是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青年，有識之士，就在他們的人生還沒有正式開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就被毛殘忍地扼殺了！更為可嘆的是，他們中壹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爭，被窮凶極惡的毛及其爪牙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8年哲學系學生黃中奇被綁赴刑場槍決。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肅反中被公安局關押半載，后查無實據釋放。官方不但無認錯表示，反而說是「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劉在鳴放中貼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報；又貼出《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結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發配至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改。劉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后被關入壹間長1.5米，寬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號」，讓其活活凍餓而死。
西語系英語專業學生顧文選，也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關押、拷打折磨，及至發現為錯案，各有關部門卻互相推諉、敷衍。顧不服，要求平反糾錯，結果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8年。服刑期滿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1966年顧趁機外逃，抓回后被處以死刑。
這裏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沈元的殘害。沈元，浙江義烏人，1955年以全國文科總分第壹名考入北大歷史系。沈元曾－人從英國《工人日報》轉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發配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華，被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以及劉導生、劉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將其調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沈元勤奮著述，其學術文章數次發表于代表歷史學科最高水平的《歷史研究》，並兩次被《人民日報》以前所未見的整版篇幅轉載，引起學界轟動。鄧拓為之感動。郭沫若贊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狀信遞到毛澤東處，毛指定其秘書田家英出面干預，中宣部也「打招呼」，終於使沈元不得再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譽為「沈元道路」而引起較大爭論。文革到來，沈元的恩師、伯樂黎澍首當其衝，沈元也被列入史學界的「十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受到打擊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難逃的沈元以鞋油塗面，扮成黑人闖入馬里駐華使館試圖尋求避難，然而馬里乃靠毛扶養的非洲「友邦」之壹，豈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打三反」運動開始后，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槍殺名單，於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公判大會後殺害。
據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於2月11日第二批（與王佩英同日）殺害的名單中，卻被臨時劃去。后又被壹「神秘人物」用黑筆加上，終於受害。由此可見在是否殺害沈元的問題上，高層有過不同意見和鬥爭，最終是「必殺派」得志。其內幕至今雖不得而知，但鑒於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與毛的「紅專道路」相對立的「沈元道路」的爭論，曾經驚動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親自過問或決定殺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為其親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後定讞。總之，沈元的遇害實為毛扼殺人才、摧殘民族未來的典型罪案之壹。（沈元事件見百度「北大沈元」條目）
另有，化學系學生張鍚錕，也因企圖越獄被處死。其時已是」毛死江囚」后的1977年了。
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雖是文革中才上大學的晚輩，但也是1977年被處以極刑的，其命運與他的學長有共同之處。據事後記者的採訪，1977年4月7日，這壹天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了58起重案，決定了68個「罪犯」的死刑，每個案件包括案情彙報、討論、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鐘，6分鐘判定壹件大案，而且結論全是「殺！」，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迹，何況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壹個叫做共產黨的「委員會」！
其實，對右派分子的屠殺，通過法院判刑是極少、極少的部分，可以說，99.9%都是自殺，以及在勞改農場被累死、餓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肅夾邊溝教養農場，先後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數其他「犯人」）3000餘人，最後輾轉存活下來的只有二百多人（－說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養農場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飢餓，活活餓死；也有被打死、斗死、累死、病（不得醫）死、上弔死、觸電死、投河死、卧軌死、工傷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樣繁多，數不勝數。
要具體說清這些情況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死者、見證者早成白骨，沒有留下半點文字；當年那些關押、折磨死這些無辜者的機構、人員、知情者，他們對此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不可能站出來道出真相。而那些機構的檔案、文獻能存留下來的有多少呢？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又有多少呢？當年的勞教、勞改農場對壹切死者無例外地都是壹片草席捲了叫他們的同伴挖個坑掩埋了事，然後通知家屬，或送教養的原單位：該員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屬根本沒有接到這種死亡通知（有的家屬也死了，無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后，還有人到處打聽自己的右派親人在哪裡？寫到這裏，不由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古詩句，這當然完全不可類比，但情景則比其更慘、更無以名狀。在毛共的專政機關、勞改場所的獄卒和「管教人員」的眼裡，「犯人」的性命不如豬狗，豬狗他們得好好養著，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進行奴役創造剩餘價值的「價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為他們發泄階級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壹些農場的管教人員勾結附近的「貧下中農」， 來到農場來將那些管教人員平日的「眼中釘」活活打死，卻謊稱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與己無干。然而，不管怎樣嚴密的封鎖，總有壹些倖存者或者他們的後人幾經輾轉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倖存者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毅然拿起紙筆，記載了他們親歷的這段歷史的壹鱗半爪，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實和見證。
戴煌是其中之壹。划右派前戴煌已是新華社國際部著名記者。戴是屬於「自己送上門」的右派之壹。戴煌，江蘇阜寧人，正宗的抗日兒童團團長，「紅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其嫉惡如仇和剛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號召的整風中，在6月8日後，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後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當時已經相當嚴重的「特權與神化」的問題上書給毛，這無異於虎口拔牙。後果當然是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妻子離婚，全家受株連。
戴煌們來到的北大荒後來被中共渲染成中國最大的、最肥沃的處女地，彷彿那裡是沈睡的樂園。實際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殘人的最理想處所。道理很簡單：如果那裡適合人類居住，適合用兩隻手去墾荒伐木，當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勞右派們去拓荒？
右派們的作息安排是：每天凌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收工。除了吃飯以外，沒有任何時間休息。每日勞動時間在十六、七小時以上，而且都是開荒、伐木這類超強勞動。北大荒的冬季，達到零下38度嚴寒，右派們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里。麥稈兒苫頂，外面是朔風怒號，只好在棚內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許多人只得穿著衣服鞋襪圍火而「睡」。
吃的則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時可以吃飽。但沒有菜下咽，甚至連鹽都很少。後來，糧食定量節節下降，從壹百來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糧食，原來的壹日三餐變成了壹日兩餐，最後變成壹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見，叫這幫原來從未從事過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書生，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飢餓，在這荒無人煙的冰天雪地從事墾荒、伐木等重體力勞動，會是什麼景象，什麼後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里伐木被木頭砸死、砸傷。到後來，主要是被活活鋨死。死人的事越來越多，而吃的越來越少，於是，埋死人成了活著的右派們的壹項主要作業。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節，但冬天的北大荒挖個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於是採取澆開水的辦法，每澆出壹個洞，立即塞進壹具屍體，然後，將四周的雪土復上，便算完成了壹個埋屍任務。但這方法效率太低，趕不上死人的速度，於是有人發明了用炸藥來炸的辦法，炸出壹個大坑，再用汽車運來幾十具乾柴似的死屍，自動卸貨的汽車將死屍往坑裡壹倒，壹下子填滿了大坑，然後掩上雪土完事。
這些「乾柴」 相當部分成了餓狼的美餐。
有誰知道這些「乾柴」們的生平和經歷呢？與戴煌壹同發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單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有的是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的是高等學校的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也許他們曾經是馳聘學界的驕子，揚威異域的高才生；也許他們曾經是優秀的詩人，知名的作家、傑出的演員；他們曾經引吭高歌，傾倒億萬觀眾；他們縱橫三尺講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們曾經以自己的智慧，築起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之橋；他們曾經以自己汗水，澆灌出絢麗的藝術之花、智慧之樹；他們曾經是英俊少年、南國佳麗、學界泰斗、藝苑英華……
只因為響應毛的號召，譴責了生活中某些陰暗面；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於是，突然之間，天旋地轉，全都落入了毛默認的萬丈陷阱。他們獲得了壹個共同的名字：右派，被發配到這北國死亡地帶；他們成了壹群蓬首垢面的囚徒，壹群窮愁潦倒的乞丐；他們從事超負荷的奴隸勞動，失去了最後壹絲做人的尊嚴……。不但興凱湖農場死亡驚人，在遼寧錦西煤礦勞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餓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卧床不能起，卧以待斃；只有兩人靠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強下床走動……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級時就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大學畢業年方19歲，被遴選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劉因其父做過國民黨專員（己被槍決）,受珠連被打成右派，先送興凱湖勞改，當局怕這些右派偷越國境投奔蘇聯，而轉押送回河北茶淀農場改造。劉治平在勞動中受工傷缺醫無葯，當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雛，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從事計算機研究，后調中科院數學所，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壹。現今多位計算機院士，均為徐雛的學生。1957年徐雛回校被划為右派分子，勞教多年後在監獄的鐵工廠就業。其10歲的兒子送來妻子的離婚信，徐雛鉆過鐵絲網去取信，發現后被嚴刑拷打，壹周后傷重身亡。
無法確切知道拋屍在北國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夠活著回來（有的被轉移去其他地方勞改）的大概有兩種情況，壹是「組織上」暫時不讓他死去的、有意照顧其干點輕活，得以茍延殘喘；另是原來體質特好、年輕力壯終於能挺過來的人們，戴煌屬於后壹種情況。他去時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體重196斤的壯漢，1962年奉命回京時，連同身上的破棉襖、爛軍帽、舊膠鞋等總共才92斤。當時北大荒的右派總領隊負責人曾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如果再不回來，再過兩個月，這些人將全部成為北大荒的乾屍。還存有「革命人道主義」的某些領導人（不是毛，見下文），終於發了「惻隱之心」，叫這些人回京，並準備對其進行甄別、摘帽。
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謂真正的九死壹生，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接近油枯燈盡、奄奄壹息了，當他們奉命到原單位集合、報道時，很多人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了。司法系統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樓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員沒有壹個能「走」上二樓，他們跨壹個門坎也要人攙扶。
不過，這時有關人員傳達了壹個「好消息」， 右派們被告知可以將自己的情況寫成申訴，供「組織」審查、甄別，如確屬錯划者，會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寫複查材料中的壹個，結果他壹氣寫了好幾萬字，送交審查。
豈知，材料送上去以後杳無音訊。終於等到了迴音了，傳來的卻不是「佳音」，而是被指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罪加壹等！
原來是毛得知有人對右派進行「甄別、摘帽」后，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給他的當期《宣教動態》上的這壹則消息后，當即提筆在上面批示：
「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壹查，此事是誰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是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后附還，查后告我。毛澤東 1962年9月29日」
毛藉此亊還在高層宣布：「右派不準平反」，「右派帽子是終身制」！（這大概是後來鄧小平只給右派「改正」、而不給「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處七年徒刑。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戴煌們並不是最悲慘的，他們只是被送去「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比這更高壹級的處分是送勞動教養，是右派中命運最悲慘的部分。鑒於中文「教養」 這個詞比較文雅，估計外國人和我們的後人很難想象這種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著重談壹下在教養農場的右派的遭遇。
當時被送往教養農場的右派有多少？當局至今沒有公布，也就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只知道這種農場壹般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改名）擴充而來，當然也有新建的。這些農場仍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在初期，為了掩人耳目，與判刑勞改犯還有所區別，如對勞教人員還給點少許的「自由」，每月還發點鋪助費等等。但不到壹年以後，勞教人員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勞改犯『壹視同仁』了，有的乾脆把教養農場併入勞改農場統壹管理，勞教人員 右派們也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國，至今沒有壹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媲美的著作，這是中國勞改犯和教養人員的壹大憾事，也是壹大悲哀。因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比前蘇聯還多，那裡發生的故事也許比蘇聯更「精彩」，更悲慘，卻沒有壹部全景式的作品記錄展現。至今，在右派教養農場中，揭露比較徹底、比較典型的是位於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位於酒泉城東北30公里，整個農場是帶形的低地，南北寬1.5公里，東西長15公里，猶如壹長形布口袋，東與巴丹杏林沙漠相連，北邊是山岡和水庫，西邊是戈壁沙漠，南邊是山岡和古長城，東邊有壹個叫夾邊溝的幾百人的村莊和農田。農場以村命名，場部也設在東部。這裏猶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難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會因迷路而渴死、餓死。
在作為勞改農場的夾邊溝農場時，只能養活四五百勞改人員。這是因為這裏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而且鹽堿嚴重；夏日溫度可達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風勁吹，暢行無阻，溫度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
在這個明知道最多只能養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肅省先後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這裏勞改（此為邢同義《晃若隔世》書中的數字），要他們自己養活自己。這大概出於當局對右派們的刻意處置：讓他們在勞改中因不能生產自給而自然地死去。這樣，當局還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是右派們勞動不努力自食其果，與政府無關。
開始的時候，右派們每個月有糧食定量供應40斤，雖然乾的是重活，又沒有油水葷腥，可40斤口糧還可勉強支持勞動。但是，進入1958年以後，定量逐步減到20斤，18斤，右派們的肚皮越來越癟，不論管教幹部怎樣呵斥、辱罵，甚至拳打腳踢，出工的人仍然越來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寫給家裡的壹封信中提到在農場的生活：早晨壹個饃，半碗苣菜，中午壹個饃，三小勺稀糊糊糝子飯，壹天勞動17個鐘頭，怎樣挨得住……這封信被作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證，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
其實，邢政講的還是1958年早些時候的情況，到了後來，「饃」沒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糝子粥。58年秋收后，已經沒有人出工了，因為空手走路都困難了。
夾邊溝農場的收穫物只能供教養人員吃壹個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勞改局從其他農場調去糧食接濟。這就使勞改局十分惱火，常常是明知那裡已斷糧多日，可就不予理睬。進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開始有人陸續死去，但無人過問。
於是右派們不顧壹切地尋找食物自救。可貧瘠鹽堿的夾邊溝土地上可吃的東西太少了，河灘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還有點氣力的便到草灘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來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數人因此中毒死亡。
這時，大多數人已經沒有氣力行動了，少數人靠家裡人從牙縫裡省出些食物送來救命。沒有人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這時的夾邊溝農場實際上已經荒廢，1960年9月，上邊決定將夾邊溝農場的剩餘右派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時，3000右派（后又加入少數其他人員）已死去壹千餘人。遷移時有三、四百人已無法行動，只好留下。另壹千餘人去到明水，哪知這明水農場條件比夾邊溝更加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壹片旱灘。壹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現大面積浮腫，進入11月中旬，出現死亡高峰。據壹位倖存者的描述，浮腫病人死亡的情況非常恐怖：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面包著壹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壹步都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裂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正式提出「搶救人命」。當時甘肅全省餓死的人數已達到百萬以上（全省才1500多萬人）。死人正在惡性蔓延。會後，開展了「搶救」，大規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夾邊溝農場剩餘的右派們也才得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留下活口。但是他們的右派身份和「教養生涯」 並沒有結束，有的後來雖宣布「摘帽」，但仍在農場「勞動就業」，身份與勞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澤東的本意，則宣稱右派是「終身制」，永遠不能摘帽，他在背地裡還惡毒咒罵右派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澤東在1976年死去，右派們絕對要全部死去，徹底消滅。
可見毛對「右派」 懷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徹底消滅而後快。只可惜他的壽命到點了，沒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倖存下來重見天日。
夾邊溝的右派們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說法。楊顯惠在他的《夾邊溝記事》中引用了壹個醫生的說法，說他登記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關人士有的說倖存者最多不過五、六百人，有的說四百人，有的說只有二百人；其中親歷的倖存者提鍾政在其撰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說，在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共計3136人，最後倖存下來的僅130餘人！夾邊溝的死人也許突出壹些，但其他右派農場也大同小異，如四川沙坪農場，據倖存者鐵流的記述，全場壹萬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養農場，如東北興凱湖，天津的茶淀，雲南的紅河州農場等等，雖然死亡的情況不壹，但它們作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質上是完全壹樣的。
2002年8月，當年成功逃離夾邊溝的倖存者、原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帶領5名慘死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從蘭州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舊址祭奠他們的親人、難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溫炙烤下，高吉義他們感覺不到身體的炙熱，悲痛淹沒了壹切。雖然親人們已屍骨無存，但他們似乎看到親人們的冤魂在上天注視著自己，壹篇由血淚凝成的奠文震撼著長空：
難友、親人們的冤魂：
在我們生離死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帶著極為哀痛的心情，遠道來此沙漠荒灘 妳們冤死暴骨的地方，尋找妳們的冤魂，表達積壓多年對妳們刻骨銘心、永世不忘的懷念之情！
壹九五七年，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壹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出於民族責任感，從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出發，說了幾句真心話，反映了壹些實情，竟然大禍臨頭，災難降身，被錯定為「右派」，全國幾十萬人，瞬間落入萬丈陷阱，人格受到了嚴重凌辱，精神受到無限折磨，肉體受到極大摧殘，有多少人還被無辜奪去了生命，悲哉！痛哉！歷史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強迫送到酒泉的荒無人煙的夾邊溝勞教營羈押，開始了屈辱的、饑寒交迫的、窮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窩子，土窯洞，壹天喝上半斤糊糊湯，餓得實在忍受不了，去找草葉、草籽填肚充饑，還被迫超強度地勞動，眼看著難友們身體壹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難友們壹個接壹個銜冤慘死，拋屍荒野、狼啃鳥啄！幾年死了壹半多！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藉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們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人誤以為那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要想壹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屋子、清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虱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人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根本沒有想到逃離，結果全都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且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壹場綜合性的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運動，這裏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學教授、文化名人、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壹個個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處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亡。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特別是未經歷其事的後來人，看到這麼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手段無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幼稚、衝動所致。但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壹國之君」、壹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人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顏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壹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名流，這些都是富有政治經驗和社會閱歷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治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治領袖人物的起碼道德「底線」。所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台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人」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壹級的要人，都沒有這種先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下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壹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毒辣和卑鄙。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庄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人厲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可以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表演，便足可以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壹些大右派的經歷，這裏再說說更多的壹般右派的來歷，看看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壹批人，他們是怎麼「上鉤」成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說，占右派絕大多數的壹般知識分子（很多人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人、甚至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真正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默認陰謀和陷阱將其「圈進」右派隊伍里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壹是向來與領導關係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人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人經歷、社會關係較「複雜」，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階級敵人」，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里有些異類，遭人忌恨，或人緣不佳，遭人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意外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縣田家窩堡人，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划為右派。由天被划為右派，她自己說是學校想提升她為副教授，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壹「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讚賞，反而引起領導、同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清高，製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划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划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壹個在美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不願做亡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青年，他們在流浪中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美國留學，由天壹人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后，由天與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來，丈夫在美國當了教授，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人恐懼而又說不清楚的「海外關係」，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美國回來看望她，被臨時安排在寧夏大學當教授，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美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革命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在天水壹中當教師。李的家人因受壹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理由。
其實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膽小怕事。他按照「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人的意旨」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只是歌功頌德，不管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人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壹樣，我哪裡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所以，當領導宣布他堅持反動立場、划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壹條意見、怎麼划我右派？」領導說：「妳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妳不說，卻比說的人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壹個跟名人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反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立志要弄出壹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老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美國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壹項偉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人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毫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身材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裏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壹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衝垮了。人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面這幾人划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影響，那麼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達是烈士遺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人民廣播電台 有壹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作出的決定往往發出不同意見，而且還愛「當面提出」。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壹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動要求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工作。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妻子團聚調到臨桃。
到臨桃人縣民銀行工作后，同事們風傳壹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閑事，只顧埋頭工作。有壹次他去請行長簽壹個文件，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好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人。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放心，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几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划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壹次，他被帶去參加另壹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主持會議的領導就宣布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壹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壹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九死壹生，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壹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壹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壹回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不容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與鄉長摟抱在壹起，鄉長不能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壹名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壹頓，並撕掉了那學生划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壹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呢？校長日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配來壹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壹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壹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真誠地說：「那就委屈妳了，不過年輕人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妳。最多兩三年吧，妳再回到學校，我壹定讓妳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壹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壹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自己單位確實沒有右派，要求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妳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智慧》里說了壹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改造。壹天收工回來，見到壹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人也是右派？後來才知道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送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送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外出遊玩壹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送。誰知途中壹個右派逃跑了。兩位押送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麼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跑右派的「缺」。
還有「玩笑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划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道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是年輕人，平時大家很隨便，
常常互相開玩笑，誰也不在意。縣委書記的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壹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題了壹首打油詩：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人=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壹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大家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陷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壹人
突然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人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人附和，
壹致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人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布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壹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壹家鞋帽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划。見到鄰居家壹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壹幅題為《壹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追究那幅划的來歷，壹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划，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朋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面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壹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取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被「壹網打盡」了。
這裏須說明壹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採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人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黨」 的化身，甚至變成單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這千千萬萬「小皇帝」，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皇帝」。
下面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抓住了這麼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自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壹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人。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概出於他的「仁慈」，他宣布：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壹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人感到他仍然「寬宏大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做，在毛看來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這些人作「反面教員」，讓人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餘價值」。不管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可以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下這批勞動力划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囯人和我們的後人，他們研究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相信中囯共產黨統治是什麼「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行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壹律送農場勞動改造，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不管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政策。
這裏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製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人民日報》公布前壹日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能演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制度出台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為了給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人壹條悔過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為了做好事啊，是為這些人謀出路，積德行善才搞這麼個辦法。那麼，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麼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壹百條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邊，而且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壹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且，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人員中，也沒有「右派」壹說，四類人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閒、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至被迫「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合法的職業，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會精英。妳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及其幫凶居然偽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何等卑鄙無恥！
重要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可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教養人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壹視同仁」。很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勞改農場。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勞動教養沒有刑期，實際上等同無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後來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場就業」，勞改到死！留在單位或在社會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則划入「地、富、反、壞」 行列，稱之為「地、富、反、壞、右」，於是，毛欽定的交由「群眾專政」的階級敵人由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了「五類分子」。
從此，任何人只要當局不高興，不順眼，不需要任何證據、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勞動教養」。這壹惡政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多少冤魂，可謂擢髮難數！它壹直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義上廢止（還在部分變相執行）。
可是，當時的右派們，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澤東給他們設置的未來的命運。對於勞動教養，當時人們完全無知，右派們也沒有認真去叩問，只是想當然地按它的解釋以為既然說是「最高行政處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權，也就可能回到原單位和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農場的右派還做著很快回到「人民的懷抱」 的美夢。有些地方在「徵求」右派對處分的意見時，單位的頭頭也告訴右派們：「如果去教養農場，最多兩三年吧，回來了仍然恢複原來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農村，那就與原單位脫離關係了，永遠不能回來了。」這些頭頭也許不是惡意欺騙，因為他們也不懂毛的葫蘆里裝的什麼葯，只是說是「最高行政處分」，便認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隊伍」是情理中之事。於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動選擇去「農場勞教」。誰會料到這是壹種比判刑勞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們普遍比較樂觀，他們暗忖：既然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那就仍然屬於「自已人」。就算說錯了話，最多也就是「錯誤」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過了反右的「風頭」，就可以 「回到人民隊伍」了。
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右派們大都積極地改造，都想早點「脫帽」。
1959年，已是大躍進高潮,四川巫山縣委決定製壹幅超大標語以顯示對「總路線」的擁護，對毛的忠誠。標語共13個字：「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計劃「寫」 在從巫山縣長江南岸東起楊柳坪，西至下馬渡長約30華里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約二華里。由於都是在陡峭的懸崖上作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壹般人不敢承擔這個艱巨、危險的工作。於是，急於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選。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來，每天起早貪黑、忍著飢餓勞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絕壁上作業，而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200克！壹個月後，這條曠古未有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後才發現，13個字拉開30華里，每個字相距兩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壹個多小時才能看完這條標語。如果乘下水船，標語被反著念，使人不知所云。
面對這條超大標語製作的「失誤」，縣委領導非常尷尬，決心再製造壹條視覺效果更佳的超級標語來彌補這壹「損失」。於是，很快又決定在巫峽西口的文峰製作「毛主席萬歲」的豎排標語，這樣，上下船的過客就能壹目瞭然。
方案確定后，任務當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這回有100名右派參与這壹「偉大」政治工程。其時已是12月，朔風怒號，高山嚴寒，右派們分工協作，肩抗鋤頭鐵鏟，
身背漿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壹邊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巖，壹邊是波濤洶湧的長江，高空懸體作業，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墜入巨壑深溝或滾滾長江之中，屍骨難覓……。就是這種非人的超強勞動，每天只有200克口糧，分成三餐摻以牛皮菜煮成粥狀果腹。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現不好」還要遭到監管幹部的打罵、扣飯。在飢餓、勞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後有9名右派喪生在懸崖峭壁之間，他們的名字是：陳文清、向明瑤、謝會鑫、譚明生、陳文軒、張玉貴、周敬清、譚敬三、楊玉雲。終於，在右派們的艱苦努力下，五個字每個長寬各十丈、壹字佔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標語誕生了。而右派們則均已陷入浮腫無力，幾乎不能行動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來當局許諾任務完成後為他們「摘帽」壹事卻沒有了蹤影。後來才知道，這倒不是當地領導無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許，地方幹部沒這個權力，開了空頭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間，確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處理。但後來才知道這不是毛之所為（是誰所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后極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關右派還受到查處。（詳見後文） 對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門只好宣稱：即使妳們摘了帽子，但這「帽子」還攫在「人民」手裡，如果不老實、不好好繼續改造，隨時可以給妳們再戴上。後來很多原來已經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沒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妳是否摘帽，就都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終於發現：自己頭上這頂「帽子」有如孫悟空頭上那頂緊箍咒，是永遠脫不掉的了。不但脫不掉，而且，只要運動壹來，當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樣念上幾句咒語，直叫妳在地上打滾。而且與還要禍延家人。
有關右派們的命運，近些年來已經有壹些右派倖存者的通過寫回憶錄，和關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訪記述，揭開了冰山壹角。下面擇其要者略述壹、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筆名行世。北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林昭與寫《是時候了》的沈澤宜、張元勛同為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她具有堅實的中文基礎和傑出的才華，深得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運動初期，林昭雖然也發表了壹些抨擊時政的文章，但並不是當時最尖銳的批評者，比起如張錫錕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統治」，「把憲法當手紙」，岑超南指斥毛的發揚民主「只有理論價值」，「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壹掃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論算不上尖銳。但鑒於她的不妥協、不認罪的態度，仍被划為右派。在處理時，只給她「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被分配在苗圃壹邊勞動、壹邊學習、改造。
但林昭仍然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名，她還毫不客氣指斥學校領導：與當年蔡元培校長相比，妳們不但不去營救學生，反而為虎作倀，迫害學生，甘心墮落……
不久，北大新聞系併入人大新聞系、林昭來到人大。她與另壹個叫甘粹的男右派學生在共同勞動中產生了情愫。領導發現了這壹「階級鬥爭新動向」，大吃壹驚，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結果雙雙被捕。甘粹被發往新疆勞改，林昭則送北京的教養農場「勞教」。
林昭被勞教了兩年多后，因支氣管擴張咯血不止，由其母領回上海家中養病。林昭絲毫也沒改變她固有的立場、觀點，在養病期間常到復興公園散步，結識了另外兩名大學生右派。壹敘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憂國」，本性難移，復又議論起天下大事來。
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血淋淋的悲慘現實，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學生的義憤。言談中，三人直指毛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並指責毛製造的所謂「彭德懷反革命集團」案的荒誕不經；他們還對當時所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發生興趣，對南共綱領發表評論，為其辯護，肯定。
不過，這三名可愛的熱血青年在政治上確實過於幼稚了，雖然已被當局狠狠地踹了壹腳，但卻對毛和毛為首的最高當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驅使，三人居然以匡時救民為己任，集體給中央上書，慷慨指陳時弊、建言獻策。
這種與虎謀皮之舉結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時被鋪。林昭又被查出與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案」有涉（林在張等人編印散發的《星火》秘密刊物上發表詩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壹日》）。於是兩罪並罰，被判刑20年，其餘二人分別被判13年、7年。
可憐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壹個犧牲品。因為公安人員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時，作風極其惡劣，蠻橫，林父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自己送上門」的林昭，以壹腔熱血、滿腹正義，懷著對國家人民的高度忠誠和責任感，為國直言反而獲罪，她當然不服。在獄中，林昭以各種方式如絕食、寫血書、寫詩歌、喊口號等進行抗爭，受到獄卒們野蠻殘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爭中不斷升華，意志更加堅定，觀點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獄中，她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以發簪、竹籤作筆，以自已傷痕纍纍的血肉之軀作墨池，以鮮血作墨，在獄方為她提供寫「坦白、認罪書」的紙上，讓她學習改造思想的書本上，以及－切可書寫的物件上，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血書」，計有《靈藕絮語》（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鮮花怒放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賦》、《自諫》、《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等等。光憑這點，也創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絕無僅有的奇迹！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決書的後面寫下了《判決后的聲明》：「昨天，妳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壹個極其骯髒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戰鬥行為的壹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之自豪！」「歷史法庭的正義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妳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賊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昭不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鬥士，還是位卓越的才女、詩人，在獄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學識，寫下了大量古體詩和現代詩，借古諷今，嚴厲鞭撻現實中的醜惡，抒發其純潔高尚情懷，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可貴的精神遺產。
1965年7——12月，獄中的林昭給《人民日報》寫去了壹封十萬字的公開信。色厲內荏的當局當然不敢把林昭義正詞嚴的控訴書公之於眾，更不敢與她辯論。
當局認定林昭不可改造，便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獄方在提請對林昭加刑的報告中寫道：「（林昭）關押期間，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端反動、極其惡毒的信件、筆記、日記……公開污衊社會主義制度是『搶走每壹個人作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 這份報告從反面鑄成了當局壹份絕妙的自我供詞，也記下了林昭光輝壹生的最後壹頁。
林昭自然察覺到了敵人的陰謀，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消滅我的肉體，決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歷史會給我公正審判。這個黑暗的年代，最終要被人民消滅的……」
現在反映林昭在獄中被野蠻摧殘、迫害的壹鱗半爪資料是其妹彭令范，以及林昭原來的北大同學，同為《紅樓》編委的張元勛（因寫了那首《是時候了》的詩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滿「留場就業」）對林昭的探監記錄和回憶：
壹次，彭令范去探視林昭，等到所有探視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許出來。只見林昭渾身素縞，穿壹件破舊的灰襯衫，下穿用白被單改成的長裙，長長地拖曳在地上，頭上扎壹白色方巾，上用鮮血寫成的壹個大「冤」字，整個人有如崑曲里竇娥的扮裝。
張元勛去探視時，林昭也是這身打扮，她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頭巾，用手指把頭髮分開來給張看，只見她所指之處，都是頭髮被揪光后留下的傷痕，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布滿頭部。揪出的頭髮連皮帶肉都被丟棄了。可見這已成為了獄卒對付她的「常法」。林昭還告訴張：「因為知道妳要來見我，怕打傷我無法出來見人，所以這幾天沒有開會斗我。我也被調到壹個單號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他們在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是，我頭髮被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妳看!——」
林昭掀開披著的外衣，裏面的衣服都沒有扣子，有撕破的條痕，但都已用針線縫死了，無法脫下。
林昭指著周圍那些獄卒：「這是壹幫禽獸！他們想強姦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張元勛這時才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壹起的。
林昭解釋：「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給我送線來！」
林昭邊說邊咳嗽，撕下壹塊塊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繼續說：
「但是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上手銬，而且是背銬！有時壹付還不行，要上兩付背銬！」
這時，壹直在旁邊四周故作鎮靜的「管教幹部」再也沈不住氣了，便對張元勛大聲說：「她胡說！她精神不正常，妳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
「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在法律上予以定罪？妳們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時候怎麼不說我神經不正常呢？」
不僅僅要上兩付背銬，而且是連續背銬180天！即使是在她絕食的時候、胃痛發作痛得滾地的時候，婦女生理特殊時期，背銬壹刻也不鬆開，而且兩付也不肯撤掉壹付！平時吃飯、洗漱、大小便都這樣背銬著，吃飯時必須像狗壹樣舔著吃。獄方就是要將人變成狗，來摧毀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這個美麗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鮮血在壹切可以書寫的地方，寫下她的理想、信念，寫下眼前的黑牢地獄！寫下她不屈的靈魂！關於她在這個共產黨監牢中所承受的苦難，她用極簡煉的文字寫道：
「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慘痛的死亡」!
「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生活之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可惡、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之下」。
這是對當代極權主義頂峰的毛政權的泣血控訴，也是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後的時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后執行死刑。當她被叫監號時，她知道這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她與難友們從容作別，出得監房來她想唱《國際歌》，但早已準備好的獄卒們壹擁而上用棉花塞進她的口裡，並用黑布條將她的頭部嚴嚴裹起來……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是她臨刑前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吶喊、在法院判決書上簽寫下的八個大字：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第二天，壹名警察來到林昭家裡，對著林昭的母親和妹妹說：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槍斃，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這是毛共很長時期的壹項「政策」，要犯人自付處決費，其毒辣卑鄙可謂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林母壹聽立即暈倒在地。林母叫許憲民，是上海抗日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產黨的工作，被共產黨列為統戰對象，待若上賓。如今時移勢異，「統戰對象」變成了「專政對象」。
不久，許憲民就瘋了。七年後，她暴斃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時年僅36歲，仍是處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獲得平反。她的同學、舊友為她舉行了簡單卻沈重的追悼會，當時並無她的遺物，只是壹位獄中難友將她的壹綹被揪掉的頭髮偷偷保存了下來，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舊友們在她的遺像面前寫下的是壹付無字「輓聯」：壹邊是壹個巨大的「？」號，另壹邊是壹個巨大的感嘆號「！」
林昭的事迹被媒體簡單報道后，不脛而走，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奔走相告，為她惋惜、嘆息，悲憤莫名！被譽之為「中華聖女」。
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過－段短暫的「開明」期，當局曾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進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許對其冤案進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當權者發現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將危及中共的統治根基，於是急忙剎車。所謂撥亂反正也就無疾而終。對林昭的報導和追念活動也被迫令中止，或轉入「地下」。
在後來北大「百年校慶」喧囂塵上的鑼鼓號角聲中，在壹片所謂傳承北大「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的鼓雜訊中，有人提出應該記住林昭，應該給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學」精神的真正傳承者、發揚者以壹席之地。當然，當局是絕不會採納這壹建議的，也不敢在此時此刻提及林昭。人們記憶猶新，北大、清華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衝鋒隊」、「紅衛兵魔窟」的醜惡、可恥角色！而當年那些得勢者多數仍在台上。由這樣壹幫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惡累累的兇手、殺人犯來參与主持北大的百年大慶，有什麼真實性、合法性可言？這些人有什麼資格來談「傳承北大精神」？不清算這些敗類，「北大」精神怎能傳承發揚？林昭之魂兮，何以歸來？！
舊北大，蔡元培、胡適時代的北大早已經死了！當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醜惡的北大被烈火焚燒后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為「涅槃」的鳳凰！
另壹名與林昭齊名，甚至當時名聲更響的女大學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運比林昭稍好壹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壹代人的最終覺醒。
林希翎本為人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原名程海果，本是從頭到腳「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但是，知識使得她覺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風點火」，據親歷者說，林希翎的文才與口才都令人傾倒，她可以不要演講稿，不要提綱，口若懸河壹氣講幾個小時，所以，當年「名動京師」。聽過她講演的人說，所有教授、教師和其他同學的講演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見，如果是在民主社會，林希翎無任何懸念地將成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師、法律專家。
在壹次講演中，她的朋友告誡她：再這樣講下去，總有壹天我們要到監獄去找妳，併為妳送飯。她笑著說，真有這壹天我被投入了監獄，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可是，想不到這壹天那麼快就來到了。
起初，人大校長吳玉章也許是出於惜才之心，只給林希翎留校監督勞動、繼續批判的處分。可她偏不領情，既不認錯更不認罪。於是被警方臨時拘留5天。5天之後，她仍毫無悔改之意，改為拘留15天。當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來到人民大學，在聽取了校黨委關於林不接受改造的彙報后，羅說：「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妳們學校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付她……」
隨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兩個月，林希翎被釋放，她之所以被釋放，還得益於她的「右派」名氣，以致毛澤東也知道這個綽號「帶刺的玫瑰」的「學生大右派」。毛壹時想起此人，突發「善心」，叫人將她放了（否則按慣例留場就業，老死勞改農場）。出獄之後，被安排在壹個縣農機廠當工人。她本不想結婚，壹個人度過壹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審訊員對她咬牙切齒的壹句話：「我要關妳壹輩子，壹直關到白髮蒼蒼，讓妳斷子絕孫！」
想到這裏，她就決定偏偏要結婚，偏偏不「斷子絕孫」！
她生下了兩個孩子，孩子都被別人追逐著罵「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車間當工人，全家所有的親人都因為她而受苦受難，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號文件決定給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內的近壹萬人未「改正」。這時她已經42歲了，人們勸她去申訴。1979年3月，她到達北京。
她的申訴狀曾三次擺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案頭，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為什麼，也許林希翎這個右派當年名氣太大，也許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仍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後來了解到，原來她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在審查她的右派壹案時都堅持「維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終去掉了對當局的幻想。
從現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論並沒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不但中國算不上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會主義」；當代社會主義的故鄉在南斯拉夫……
她還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胡風及其「集團」構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風的文藝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確的。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為什麼不能反對呢？……
就是這些，當時認定她大逆不道，死有餘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請去香港看望父親和同父異母兄弟，初不被批准，後來還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寫了壹封萬言信寄給中央有關部門，並將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內容有：
駁斥反右只是「擴大化」的說法，認為是根本性錯誤；
指斥當局對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資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採取兩種態度、兩種政策；
要求允許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進入全國人大和政協。
最後她說：「當歷史需要把我作為祭壇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穌來釘死時，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也總有壹天會復活的。出賣我的猶大們，釘死我的劊子手們，以及那些偽善的法利賽們，請記住我的話吧!」
這是她1986年時說的話，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壹定有更大的飛躍，因為世界發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後來流亡海外，在法國落腳，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不息。不管怎樣，她活到了出獄，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後，應算是右派中的幸運者。
我們再來看兩個名人右派：
壹個是章乃器。章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壹，又是抗戰前壹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七君子」之壹，還是當時中國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壹。這三個「之壹」 奠定了他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與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人聯名在報上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壹文，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是共產黨當時求之不得的聲音。遠在西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後，如獲至寶，在壹個多月內兩次致函章等人，對他們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我們全國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出無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與救國會的領袖們壹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在上海的潘漢年代表自己與章乃器等人聯繫。
但不久之後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壹時的所謂「七君子事件」。后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推動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獲釋。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徵信所創始人，還當過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區」的金銀、共產國際的外幣，均通過章兌換成現鈔，作為共產黨的經費。四十年代章為新四軍大肆運送過境物質，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1935年陳雲在「長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轉去莫斯科彙報遵義會議情況，也是由章乃器親自安排的。章還為毛共培養了大批財經人才，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國后急需的財經系統的領導和骨幹。
毛共建國后，章乃器因對共產黨有大功而被委任為糧食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等壹堆頭銜。他的糧食部長幹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領導人的表彰。
整風開始，章乃器抱著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和遵照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要求，胸懷坦白地，完全出於善意地提出壹些意見，形成文字主要有《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兩文，是根據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和在民建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並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論」有：要解決民主黨派人士有職無權問題，就必須克服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壹部分共產黨員「黨內壹個是非，黨外壹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做「黨性」；否認民族資本家的兩面性是先天的、本質的，「階級烙印」只能蓋在皮膚上，而不會蓋進骨子裡；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壹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但是，後來讓他成為「欽定」大右派的關鍵話語則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壹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章還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資本主義不是壹無是處，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糠。
還有壹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開始不久，章乃器作為《光明日報》的社務委員去參加批判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總編儲安平的會議，他卻在會上公開為儲安平辯護：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論），從政治上來看，不能說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說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也是歡迎提意見的……」（章對毛、周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論壹出，立刻遭到「全民」討伐，「資本主義的吹鼓手」，「壹貫違法亂紀的不法資本家」等等帽子飛到他的頭上。
對章乃器討伐的「背地總指揮」就是毛澤東。章氏的言論中有相當部分是直接針對毛的而發的，如，關於人的階級烙印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資本家管理企業的效率比共產黨的國家機關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優越），反對對毛的神化、瞎捧，等等。這就刺傷了從四十年代以來壹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毛澤東的心，所以，毛對章可謂切齒痛恨！毛在有關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對章壹再進行惡毒攻擊，如說「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崗巖腦袋」，要「擺到那裡，擺他幾十年」 示眾等等。
確實，在右派中，始終不認罪，態度「頑冥不靈」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羅隆基抗不住毛的車輪、疲勞戰術，最後不得不違心承認那個子虛烏有的「章羅同盟」。而章乃器則不然，直到他死，都沒有「認罪」。不但不認罪，而且還敢於當面質疑他的頂頭上司，中共總理周恩來。1957年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將要在壹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幾位右派部長的批判。章乃器此時的部長尚未撤銷，也參加會議。聽著聽著，他突然站起來，目光直逼周恩來，朗聲說：
「妳是總理……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是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據其子章立凡的記述：章乃器的「壹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素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壹時語塞。在場的李維漢等見勢不對，領頭對章群起而攻之，接下來又是壹場唇槍舌戰，場面混亂……
於是章乃器被公認為「花崗巖」腦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右派中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壹個。妳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妳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妳還不行，妳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個「紅色資產階級」當然是真的。想當年，他為共產黨、新四軍作了那麼多的貢獻，因為幫助中共，他丟掉了實業銀行副總經理這個金飯碗，放棄了去英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還全家都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他的三弟參加了共產黨，併為「黨」獻出了生命。他本人義無反顧地拒絕了蔣介石以「財務部長」的高官誘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懷抱。
對於這樣壹個幾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許、忠心耿耿為毛共的革命盡忠盡職的「資本家」，民主黨派派頭，誰會相信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這口「冤氣」呢？難道他響應毛的號召真誠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出壹些對共產黨的意見，就變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派」了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問題真正出在：他當年看走了眼，誤把大騙子、大流氓的毛當作中國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終於露出了真容，不再是當年那個與他平起平坐、口口聲聲稱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後寫的三萬余言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檢討書」中仍在呼喊：
「我對黨披膽瀝血，希望黨也對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澤東才不會跟壹個過氣的「統戰對象」推心置腹呢。
由於章壹直不認罪，對他的處分，在九個部長級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資由四級降到十級，比羅隆基還多降了壹級；撤銷了他所有職務，也撤銷了所有的特權享受。但應該說，當時還遠遠沒有真正觸及他的「靈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賬時，他才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淪為「專政對象」后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厲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橫掃壹切牛鬼蛇神」。8月23日，發生了在舊國子監孔廟前，對首都文藝界30餘名「國家級」文藝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壹天被毒打得奄奄壹息后投湖自盡。次日，壹批紅衛兵「光臨」章乃器家。先是將章的夫人王者香當著章地面打得死去活來（不久王便因傷死去），隨即掃蕩章家，隨即將章押往「吉祥劇院」，那裡正上演著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賽。據說，凡是押到那裡去的人，沒有能夠活著出來的！
章被押到吉祥劇院后，壹幫兇手就不由分說揮舞著各種「武器」劈頭蓋臉雨點般落下，很快，章已滿身滿臉是血昏倒在地，紅衛兵並不放過他，繼續揮舞銅頭皮帶抽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此時有民警進來，說明如將此人打死不好交代。於是，章乃器被拖齣劇院，成為唯壹能活著走出該劇院的幸運者。後來章自己說他之所以能抗住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練氣功之效。
章經醫院搶救后回到家，才知道這隻是苦難的開始。下面是他後來的《七十自述》中的壹段話：
「8月15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理，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是有人用鋼絲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易消退。還有人劃上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用水壺灌鼻孔，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在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塗了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沒有被折磨死，這不能不是壹個奇迹，章說這是他常年練氣功之故。看來，這應該是中國氣功最過硬的活廣告了，應該詳加細述，向全世界宣揚。
後來，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幫助下，最後壹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問題（張已意識到，這個「右派」 是壹切苦難之根，不去掉此根，不僅自己，還要禍延後代），據說毛似乎動了點惻隱之心，但想想之後卻沒有給予答覆，后又忙於發動「批林批孔」去了。章的問題也就不見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還有壹個王造時，情況更慘。
建國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鄒韜奮，李公朴，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長以上的職務，可惟獨王造時成了「另類」，他失業在家，窮困潦倒，沒有了經濟來源，吃飯都困難。這是為什麼呢？
要說，王造時是有大功于共產黨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輕的壹個，27歲便從美英留學回國當上教授，后也成為救國會負責人之壹。因大力從事反政府活動，王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但他無所畏懼，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時因其才華、更因其「左傾、愛國」名動上海灘，有人說其文章講演都在魯迅之上。
這麼個中共十分欣賞的人物，為何建國后被打入冷宮呢？
原來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壹顆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當中國人民在血與火中與日寇拚死奮戰之際，蘇聯卻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簽訂了《蘇日互不侵犯的條約》，條約聲稱相互保持「中立」，還宣布雙方確認外蒙古和滿洲國的獨立，以及雙方各自對外蒙古和滿洲國享有的「權利」。這等於兩個強盜公然瓜分了中國領土，踐踏中國之主權。對如此明目張胆侵害中國主權行為，救國會諸位領袖確實無法釋懷，於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時起草壹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寫好后經過張申府審查，在信上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楊、鬍子嬰、加上王造時九人。然後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國民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據說，信中因顧及中共的臉面，語氣已經盡量緩和，刪去很多指斥性語言。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蘇聯就是它的「親爹」，蘇聯任何行為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是英明偉大的，中共豈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責？所以它公然與全中國人民唱反調，極力為這個條約叫好、助威。只是當時中共尚未掌權，對反對、譴責條約者無法加罪，對王造時等的行為，也只好隱忍，記下了這筆賬。待到中共建國后，立即決定報復。不過毛共在這件事情上底氣不足，不能將全體簽名者壹網打盡，但也不能聽其全都「逍遙法外」。於是採取折中辦法，將公開信的起草者王造時作了替罪羊，將他打入另冊，以示懲罰，以儆效尤。
王的悲慘境況引起了他的朋友們的同情，有人為他說情，有人為他說理。終於，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復旦大學任教，總算有個飯碗了。
但後來王造時還想就此事申訴，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為此，周恩來還曾接見了他壹次，並好言撫慰。豈知到了1957年反右，這壹切成了他的罪證。王造時在劫難逃，被新賬老賬壹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憐這個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后，接受了教訓，知道在共產黨的天下不能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放肆了，「夾緊尾巴」當了幾年「賤民」。1960年，有關部門見他老實可憐，給他摘了帽子。豈知到了文革，並無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時，再次在劫難逃了。
壹天半夜，20多個紅衛兵沖進王家，在掃蕩了所有房間之後，將其妻趕出王宅，交其所在單位勒令監督勞動，不得再回王家。然後，對王造時開始了長達壹月的單獨審訊和肉體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著雙手，「丟」上囚車。
王造時曾三次被捕，第壹次為五四運動時被北洋政府關押，但只如去住飯店，很快就回來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為「七君子」 之壹被捕，雖然時間長些（半年多），但其「風光」、「榮耀」卻讓其回味無窮……
想當年，「七君子」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民聲鼎沸，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國民政府，掀起了強大的救援運動。「七君子」雖陷囹吾之中，然而每天「會客」不斷，並通過揮毫作詩作文，將自己的豪情傳達給社會。他們還偶爾聚集在壹起，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引得獄卒也來合唱。關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長叫朱岡，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學問人品，對其敬如師長。青年看守文六，敬請「七君子」題贈作畫。為「七君子」看病的蘇州名醫陳起雲，也請「七君子」題贈墨寶。「七君子」雖在獄中，反而成了社會各界追捧的焦點，全國的「明星」，其「身價」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聲討救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通過法庭將「七君子」 無罪釋放。當天下午5時20分，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和人群的歡呼口號聲中，「七君子」猶如凱旋的將軍，步出江蘇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歡呼的人群，接著，遊行壹圈，才榮歸故里。
總之，那壹次坐牢，不僅沒有吃苦頭，反而增添了無上榮光，還將「青史留名」。想起這些，王造時肯定感慨萬端。王造時在共產黨的獄中的悲慘詳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壹鱗半爪。王坐牢后，家屬可以送些東西去，但因系「未決犯」，不能見面，其妻鄧毓秀只是從丈夫簽收單上越來越軟弱的「王造時」三個歪歪倒倒的字，判斷其況況越來越糟糕。1971年春，獄方叫家屬不要送東西了。家屬要求見面，獄方卻說：「還未到時候，到了時候，自然會安排。」自此音訊全無。
同年8月5日，鄧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見面，而是去認屍。家屬趕到龍華火葬場，看見王的遺體，四肢浮腫，嘴角滲血，王留下的壹只搪瓷口盅內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跡。
王的妻子、女兒要求知道王的病況和治療過程的有關情況，以及當局對王造時最後的「結論」。
獄卒不耐煩地答覆說：「要什麼結論？反革命分子壹個，死了燒掉拉倒！」
這使人想起了這位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反獨裁、爭民主、爭憲政」的大英雄曾今有過的縱橫捭闔、睥睨時流的豪情壯志和風采。當年的王造時先是直斥國民黨「黨高於國、有黨無國」；然後在報紙上大聲疾呼：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与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論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壹個愛國者……但我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壹個人或少數人操縱。」
王造時在發表這類文章，發表這類演講時不認為他有言論自由，大概他認為那隻能算是罵腐敗政府，罵獨裁的國民黨，算不上「言論自由」。這回好了，他追隨的共產黨當權了，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現在毛澤東只給他坐牢的自由。而且，這回坐牢的滋味比國民黨的監牢形同天上地下，沒有鮮花與微笑，沒有歡呼與頌揚，沒有人請他題贈「墨寶」。有的只是鐐銬、拳腳與皮鞭，只有把他背銬起來，叫他像狗壹樣去舔食，然後慢慢折磨讓他去見閻王。而他在監獄所經歷的壹切，他說的壹切，半個字也出不了牢門。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這是「鬼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共產黨是「黨高於國」還是「國高於黨？」
但是不管怎麼樣，壹個鐵的事實是：儘管他能言善辯，僅管他滿腹經綸，但他的任何聲音都出不了這鐵籠和高牆，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為只要他壹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當年蔣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員去與他對話，用高等法院的法庭為他提供講壇，讓中外記者傳播他的高論。而如今，毛澤東只用幾個最低等的獄卒對付他就綽綽有餘了！
王造時本人死了，不過由他給他家人的災難並未結束。
王造時有二子壹女，分別名叫王鈞陶、王鈞樞、王海容。也許是王造時太過於聰明與能言善辯了，到他的兩個兒子便遭了「報應」，都變成了只會動拳頭的「武瘋子」。王造時有工作、有收入時，兩個兒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進監獄后，工資停發，哪還有錢交住院費？便被趕出病院。而其母鄧毓秀每天都要出門討「生活」，便只好將兩個兒子捆綁在床上。僅僅三個月兩兄弟便先後死在家裡的床上……
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因受父親的影響被打成「小右派」，紅衛兵抓她去剃了陰陽頭，遊街批鬥，精神上倍受刺激。父親之死給予她新的更大的打擊，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環……
後來，鄧毓秀將王造時（墓志銘改為王雄生）及三個子女埋葬在壹處。四座新墳。猶如四個巨大的驚嘆號在叩問蒼天：這究竟是為什麼？……蒼天曰：這就是報應，是當年為毛搖旗吶喊、不惜破家殞命去幫助毛共「革命」的「左傾進步人士」的報應！這種下場其實是他們自找的，但卻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些人幾乎都曾留學美、歐，獲得過高級學位，而且都負有才名，在智商上應該是不低的。他們回國后，以美歐國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當然大失所望，於是便大放闕詞，高聲咒罵。然後紛紛投入當時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毛共的懷抱。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在國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學為學習專業、博古通今、學兼中西的精英們，為什麼不去認真考察、研究壹下毛共在其「蘇區」推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政治」？不去具體了解壹下延安的政治和社會真相？或者，認真研究壹下作為毛共的「老師」和「樣板」的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真相。 在不去做這壹切重要而必須的調查了解之前，就那麼輕率地、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毛共的懷抱，所以，他們後來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憐憫了。
以上只講了幾個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實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往往是那些人數最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災區，當年8千師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這都是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青年，有識之士，就在他們的人生還沒有正式開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就被毛殘忍地扼殺了！更為可嘆的是，他們中壹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爭，被窮凶極惡的毛及其爪牙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8年哲學系學生黃中奇被綁赴刑場槍決。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肅反中被公安局關押半載，后查無實據釋放。官方不但無認錯表示，反而說是「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劉在鳴放中貼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報；又貼出《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結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發配至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改。劉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后被關入壹間長1.5米，寬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號」，讓其活活凍餓而死。
西語系英語專業學生顧文選，也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關押、拷打折磨，及至發現為錯案，各有關部門卻互相推諉、敷衍。顧不服，要求平反糾錯，結果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8年。服刑期滿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1966年顧趁機外逃，抓回后被處以死刑。
這裏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沈元的殘害。沈元，浙江義烏人，1955年以全國文科總分第壹名考入北大歷史系。沈元曾－人從英國《工人日報》轉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發配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華，被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以及劉導生、劉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將其調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沈元勤奮著述，其學術文章數次發表于代表歷史學科最高水平的《歷史研究》，並兩次被《人民日報》以前所未見的整版篇幅轉載，引起學界轟動。鄧拓為之感動。郭沫若贊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狀信遞到毛澤東處，毛指定其秘書田家英出面干預，中宣部也「打招呼」，終於使沈元不得再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譽為「沈元道路」而引起較大爭論。文革到來，沈元的恩師、伯樂黎澍首當其衝，沈元也被列入史學界的「十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受到打擊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難逃的沈元以鞋油塗面，扮成黑人闖入馬里駐華使館試圖尋求避難，然而馬里乃靠毛扶養的非洲「友邦」之壹，豈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打三反」運動開始后，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槍殺名單，於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公判大會後殺害。
據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於2月11日第二批（與王佩英同日）殺害的名單中，卻被臨時劃去。后又被壹「神秘人物」用黑筆加上，終於受害。由此可見在是否殺害沈元的問題上，高層有過不同意見和鬥爭，最終是「必殺派」得志。其內幕至今雖不得而知，但鑒於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與毛的「紅專道路」相對立的「沈元道路」的爭論，曾經驚動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親自過問或決定殺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為其親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後定讞。總之，沈元的遇害實為毛扼殺人才、摧殘民族未來的典型罪案之壹。（沈元事件見百度「北大沈元」條目）
另有，化學系學生張鍚錕，也因企圖越獄被處死。其時已是」毛死江囚」后的1977年了。
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雖是文革中才上大學的晚輩，但也是1977年被處以極刑的，其命運與他的學長有共同之處。據事後記者的採訪，1977年4月7日，這壹天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了58起重案，決定了68個「罪犯」的死刑，每個案件包括案情彙報、討論、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鐘，6分鐘判定壹件大案，而且結論全是「殺！」，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迹，何況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壹個叫做共產黨的「委員會」！
其實，對右派分子的屠殺，通過法院判刑是極少、極少的部分，可以說，99.9%都是自殺，以及在勞改農場被累死、餓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肅夾邊溝教養農場，先後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數其他「犯人」）3000餘人，最後輾轉存活下來的只有二百多人（－說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養農場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飢餓，活活餓死；也有被打死、斗死、累死、病（不得醫）死、上弔死、觸電死、投河死、卧軌死、工傷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樣繁多，數不勝數。
要具體說清這些情況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死者、見證者早成白骨，沒有留下半點文字；當年那些關押、折磨死這些無辜者的機構、人員、知情者，他們對此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不可能站出來道出真相。而那些機構的檔案、文獻能存留下來的有多少呢？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又有多少呢？當年的勞教、勞改農場對壹切死者無例外地都是壹片草席捲了叫他們的同伴挖個坑掩埋了事，然後通知家屬，或送教養的原單位：該員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屬根本沒有接到這種死亡通知（有的家屬也死了，無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后，還有人到處打聽自己的右派親人在哪裡？寫到這裏，不由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古詩句，這當然完全不可類比，但情景則比其更慘、更無以名狀。在毛共的專政機關、勞改場所的獄卒和「管教人員」的眼裡，「犯人」的性命不如豬狗，豬狗他們得好好養著，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進行奴役創造剩餘價值的「價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為他們發泄階級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壹些農場的管教人員勾結附近的「貧下中農」， 來到農場來將那些管教人員平日的「眼中釘」活活打死，卻謊稱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與己無干。然而，不管怎樣嚴密的封鎖，總有壹些倖存者或者他們的後人幾經輾轉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倖存者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毅然拿起紙筆，記載了他們親歷的這段歷史的壹鱗半爪，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實和見證。
戴煌是其中之壹。划右派前戴煌已是新華社國際部著名記者。戴是屬於「自己送上門」的右派之壹。戴煌，江蘇阜寧人，正宗的抗日兒童團團長，「紅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其嫉惡如仇和剛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號召的整風中，在6月8日後，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後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當時已經相當嚴重的「特權與神化」的問題上書給毛，這無異於虎口拔牙。後果當然是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妻子離婚，全家受株連。
戴煌們來到的北大荒後來被中共渲染成中國最大的、最肥沃的處女地，彷彿那裡是沈睡的樂園。實際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殘人的最理想處所。道理很簡單：如果那裡適合人類居住，適合用兩隻手去墾荒伐木，當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勞右派們去拓荒？
右派們的作息安排是：每天凌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收工。除了吃飯以外，沒有任何時間休息。每日勞動時間在十六、七小時以上，而且都是開荒、伐木這類超強勞動。北大荒的冬季，達到零下38度嚴寒，右派們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里。麥稈兒苫頂，外面是朔風怒號，只好在棚內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許多人只得穿著衣服鞋襪圍火而「睡」。
吃的則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時可以吃飽。但沒有菜下咽，甚至連鹽都很少。後來，糧食定量節節下降，從壹百來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糧食，原來的壹日三餐變成了壹日兩餐，最後變成壹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見，叫這幫原來從未從事過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書生，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飢餓，在這荒無人煙的冰天雪地從事墾荒、伐木等重體力勞動，會是什麼景象，什麼後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里伐木被木頭砸死、砸傷。到後來，主要是被活活鋨死。死人的事越來越多，而吃的越來越少，於是，埋死人成了活著的右派們的壹項主要作業。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節，但冬天的北大荒挖個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於是採取澆開水的辦法，每澆出壹個洞，立即塞進壹具屍體，然後，將四周的雪土復上，便算完成了壹個埋屍任務。但這方法效率太低，趕不上死人的速度，於是有人發明了用炸藥來炸的辦法，炸出壹個大坑，再用汽車運來幾十具乾柴似的死屍，自動卸貨的汽車將死屍往坑裡壹倒，壹下子填滿了大坑，然後掩上雪土完事。
這些「乾柴」 相當部分成了餓狼的美餐。
有誰知道這些「乾柴」們的生平和經歷呢？與戴煌壹同發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單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有的是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的是高等學校的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也許他們曾經是馳聘學界的驕子，揚威異域的高才生；也許他們曾經是優秀的詩人，知名的作家、傑出的演員；他們曾經引吭高歌，傾倒億萬觀眾；他們縱橫三尺講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們曾經以自己的智慧，築起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之橋；他們曾經以自己汗水，澆灌出絢麗的藝術之花、智慧之樹；他們曾經是英俊少年、南國佳麗、學界泰斗、藝苑英華……
只因為響應毛的號召，譴責了生活中某些陰暗面；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於是，突然之間，天旋地轉，全都落入了毛默認的萬丈陷阱。他們獲得了壹個共同的名字：右派，被發配到這北國死亡地帶；他們成了壹群蓬首垢面的囚徒，壹群窮愁潦倒的乞丐；他們從事超負荷的奴隸勞動，失去了最後壹絲做人的尊嚴……。不但興凱湖農場死亡驚人，在遼寧錦西煤礦勞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餓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卧床不能起，卧以待斃；只有兩人靠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強下床走動……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級時就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大學畢業年方19歲，被遴選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劉因其父做過國民黨專員（己被槍決）,受珠連被打成右派，先送興凱湖勞改，當局怕這些右派偷越國境投奔蘇聯，而轉押送回河北茶淀農場改造。劉治平在勞動中受工傷缺醫無葯，當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雛，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從事計算機研究，后調中科院數學所，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壹。現今多位計算機院士，均為徐雛的學生。1957年徐雛回校被划為右派分子，勞教多年後在監獄的鐵工廠就業。其10歲的兒子送來妻子的離婚信，徐雛鉆過鐵絲網去取信，發現后被嚴刑拷打，壹周后傷重身亡。
無法確切知道拋屍在北國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夠活著回來（有的被轉移去其他地方勞改）的大概有兩種情況，壹是「組織上」暫時不讓他死去的、有意照顧其干點輕活，得以茍延殘喘；另是原來體質特好、年輕力壯終於能挺過來的人們，戴煌屬於后壹種情況。他去時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體重196斤的壯漢，1962年奉命回京時，連同身上的破棉襖、爛軍帽、舊膠鞋等總共才92斤。當時北大荒的右派總領隊負責人曾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如果再不回來，再過兩個月，這些人將全部成為北大荒的乾屍。還存有「革命人道主義」的某些領導人（不是毛，見下文），終於發了「惻隱之心」，叫這些人回京，並準備對其進行甄別、摘帽。
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謂真正的九死壹生，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接近油枯燈盡、奄奄壹息了，當他們奉命到原單位集合、報道時，很多人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了。司法系統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樓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員沒有壹個能「走」上二樓，他們跨壹個門坎也要人攙扶。
不過，這時有關人員傳達了壹個「好消息」， 右派們被告知可以將自己的情況寫成申訴，供「組織」審查、甄別，如確屬錯划者，會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寫複查材料中的壹個，結果他壹氣寫了好幾萬字，送交審查。
豈知，材料送上去以後杳無音訊。終於等到了迴音了，傳來的卻不是「佳音」，而是被指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罪加壹等！
原來是毛得知有人對右派進行「甄別、摘帽」后，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給他的當期《宣教動態》上的這壹則消息后，當即提筆在上面批示：
「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壹查，此事是誰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是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后附還，查后告我。毛澤東 1962年9月29日」
毛藉此亊還在高層宣布：「右派不準平反」，「右派帽子是終身制」！（這大概是後來鄧小平只給右派「改正」、而不給「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處七年徒刑。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戴煌們並不是最悲慘的，他們只是被送去「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比這更高壹級的處分是送勞動教養，是右派中命運最悲慘的部分。鑒於中文「教養」 這個詞比較文雅，估計外國人和我們的後人很難想象這種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著重談壹下在教養農場的右派的遭遇。
當時被送往教養農場的右派有多少？當局至今沒有公布，也就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只知道這種農場壹般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改名）擴充而來，當然也有新建的。這些農場仍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在初期，為了掩人耳目，與判刑勞改犯還有所區別，如對勞教人員還給點少許的「自由」，每月還發點鋪助費等等。但不到壹年以後，勞教人員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勞改犯『壹視同仁』了，有的乾脆把教養農場併入勞改農場統壹管理，勞教人員 右派們也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國，至今沒有壹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媲美的著作，這是中國勞改犯和教養人員的壹大憾事，也是壹大悲哀。因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比前蘇聯還多，那裡發生的故事也許比蘇聯更「精彩」，更悲慘，卻沒有壹部全景式的作品記錄展現。至今，在右派教養農場中，揭露比較徹底、比較典型的是位於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位於酒泉城東北30公里，整個農場是帶形的低地，南北寬1.5公里，東西長15公里，猶如壹長形布口袋，東與巴丹杏林沙漠相連，北邊是山岡和水庫，西邊是戈壁沙漠，南邊是山岡和古長城，東邊有壹個叫夾邊溝的幾百人的村莊和農田。農場以村命名，場部也設在東部。這裏猶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難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會因迷路而渴死、餓死。
在作為勞改農場的夾邊溝農場時，只能養活四五百勞改人員。這是因為這裏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而且鹽堿嚴重；夏日溫度可達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風勁吹，暢行無阻，溫度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
在這個明知道最多只能養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肅省先後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這裏勞改（此為邢同義《晃若隔世》書中的數字），要他們自己養活自己。這大概出於當局對右派們的刻意處置：讓他們在勞改中因不能生產自給而自然地死去。這樣，當局還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是右派們勞動不努力自食其果，與政府無關。
開始的時候，右派們每個月有糧食定量供應40斤，雖然乾的是重活，又沒有油水葷腥，可40斤口糧還可勉強支持勞動。但是，進入1958年以後，定量逐步減到20斤，18斤，右派們的肚皮越來越癟，不論管教幹部怎樣呵斥、辱罵，甚至拳打腳踢，出工的人仍然越來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寫給家裡的壹封信中提到在農場的生活：早晨壹個饃，半碗苣菜，中午壹個饃，三小勺稀糊糊糝子飯，壹天勞動17個鐘頭，怎樣挨得住……這封信被作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證，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
其實，邢政講的還是1958年早些時候的情況，到了後來，「饃」沒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糝子粥。58年秋收后，已經沒有人出工了，因為空手走路都困難了。
夾邊溝農場的收穫物只能供教養人員吃壹個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勞改局從其他農場調去糧食接濟。這就使勞改局十分惱火，常常是明知那裡已斷糧多日，可就不予理睬。進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開始有人陸續死去，但無人過問。
於是右派們不顧壹切地尋找食物自救。可貧瘠鹽堿的夾邊溝土地上可吃的東西太少了，河灘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還有點氣力的便到草灘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來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數人因此中毒死亡。
這時，大多數人已經沒有氣力行動了，少數人靠家裡人從牙縫裡省出些食物送來救命。沒有人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這時的夾邊溝農場實際上已經荒廢，1960年9月，上邊決定將夾邊溝農場的剩餘右派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時，3000右派（后又加入少數其他人員）已死去壹千餘人。遷移時有三、四百人已無法行動，只好留下。另壹千餘人去到明水，哪知這明水農場條件比夾邊溝更加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壹片旱灘。壹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現大面積浮腫，進入11月中旬，出現死亡高峰。據壹位倖存者的描述，浮腫病人死亡的情況非常恐怖：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面包著壹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壹步都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裂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正式提出「搶救人命」。當時甘肅全省餓死的人數已達到百萬以上（全省才1500多萬人）。死人正在惡性蔓延。會後，開展了「搶救」，大規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夾邊溝農場剩餘的右派們也才得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留下活口。但是他們的右派身份和「教養生涯」 並沒有結束，有的後來雖宣布「摘帽」，但仍在農場「勞動就業」，身份與勞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澤東的本意，則宣稱右派是「終身制」，永遠不能摘帽，他在背地裡還惡毒咒罵右派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澤東在1976年死去，右派們絕對要全部死去，徹底消滅。
可見毛對「右派」 懷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徹底消滅而後快。只可惜他的壽命到點了，沒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倖存下來重見天日。
夾邊溝的右派們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說法。楊顯惠在他的《夾邊溝記事》中引用了壹個醫生的說法，說他登記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關人士有的說倖存者最多不過五、六百人，有的說四百人，有的說只有二百人；其中親歷的倖存者提鍾政在其撰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說，在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共計3136人，最後倖存下來的僅130餘人！夾邊溝的死人也許突出壹些，但其他右派農場也大同小異，如四川沙坪農場，據倖存者鐵流的記述，全場壹萬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養農場，如東北興凱湖，天津的茶淀，雲南的紅河州農場等等，雖然死亡的情況不壹，但它們作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質上是完全壹樣的。
2002年8月，當年成功逃離夾邊溝的倖存者、原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帶領5名慘死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從蘭州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舊址祭奠他們的親人、難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溫炙烤下，高吉義他們感覺不到身體的炙熱，悲痛淹沒了壹切。雖然親人們已屍骨無存，但他們似乎看到親人們的冤魂在上天注視著自己，壹篇由血淚凝成的奠文震撼著長空：
難友、親人們的冤魂：
在我們生離死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帶著極為哀痛的心情，遠道來此沙漠荒灘 妳們冤死暴骨的地方，尋找妳們的冤魂，表達積壓多年對妳們刻骨銘心、永世不忘的懷念之情！
壹九五七年，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壹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出於民族責任感，從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出發，說了幾句真心話，反映了壹些實情，竟然大禍臨頭，災難降身，被錯定為「右派」，全國幾十萬人，瞬間落入萬丈陷阱，人格受到了嚴重凌辱，精神受到無限折磨，肉體受到極大摧殘，有多少人還被無辜奪去了生命，悲哉！痛哉！歷史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強迫送到酒泉的荒無人煙的夾邊溝勞教營羈押，開始了屈辱的、饑寒交迫的、窮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窩子，土窯洞，壹天喝上半斤糊糊湯，餓得實在忍受不了，去找草葉、草籽填肚充饑，還被迫超強度地勞動，眼看著難友們身體壹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難友們壹個接壹個銜冤慘死，拋屍荒野、狼啃鳥啄！幾年死了壹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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