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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輝

在西方，「政治」壹詞可以考證出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在《荷馬史詩》中，最初的含義是城堡或衛城。古希臘的雅典人將修建在山頂的衛城稱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城邦的代名詞，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結合在壹起而被賦予「邦」或「國」的意義。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詞。因此，在西方「政治」壹詞壹開始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參与統治、管理和解決社會糾紛等各種公共生活行為的總和。在中國，「政治」壹詞也是古已有之。《尚書•畢命》有「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但是，中國古代的這些「政治」的含義，與西方和古希臘的「政治」含義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壹種君主和大臣們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活動。 在更多的情況下是將「政」與「治」分開使用。「政」主要指國家的權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則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實現安定的狀態等。

現代中文里的「政治」壹詞，來自於日本人翻譯西方語言時用漢字創造的相同的「政治」壹詞。當英文的Politics從日本傳入中國時,人們在漢語中找不到與之相對應的詞。孫中山認為應該使用「政治」來對譯，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這壹說法在當時的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認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政治就是參与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政治是壹種科學，是壹種藝術」。這些論述概括反映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政治」這壹概念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中所包含的政治的本質、屬性、基本內容和特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研究政治現象和為政治下定義的指導思想。這些觀點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凡不認可這壹觀點者，通常都被認為是需要鎮壓的異端。

西方的政治學家為政治下過許多定義，例如：1、認為政治是國家的活動，是治理國家，是奪取或保存權力的行為。2、認為政治是權力鬥爭，是人際關係中的權力現象。3、認為政治是人們在安排公共事務中表達個人意志和利益的壹種活動，政治的目標是制定政策，也就是處理公共事務。4、認為政治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5、認為政治是壹種社會的利益關係，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學界對「政治」概念的主要看法有：1、政治是各階級為維護和發展本階級利益而處理本階級內部以及與其他階級、民族、國家的關係所採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2、政治是壹定階級或集團為實現其經濟要求而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活動，以及實行的對內對外全部政策和策略。3、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個生活領域的、在各種社會活動中佔主要地位的活動。4、政治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社會的上層建築，集中表現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權力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分配和使用等。

以上各種對政治的描述大致包含了今天以前的政治學家關於政治的理解，這些理解也都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人類政治階段性和局部性的實際特徵。從這樣的理解出發，人們不難看出政治這壹概念的特性在不斷變化，但是所有的理解在相互之間都有歷史沿襲的痕迹和相互印證的痕迹。用這些理解聯繫數千年人類政治的實際，人們不難看出政治在之前的特色：權力、法律、壓迫、革命、奴役、反抗、殺戮和戰爭等。在歷史上，政治主要表現就是圍繞權力展開的，主要表現為人們攫取、維護、建設、執行、制約國家權力的全部活動。政治現象產生之後，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已高度成熟。政治隨著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進程而發展，社會成員參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向前發展。到了現代，政治已經成了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巨大社會力量。

人類之個體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存，必須要與另壹些個體共同行動，而人類對共同行動的需要是為了滿足自我的需要。這樣壹來，自我的需要就會與他人的需要產生衝突。為了解決這壹衝突，人類發明了行為規則，就是法律和道德。人的利己傾向是第壹位的，利他傾向是第二位的，後者是因應前者而產生的，這兩種傾向的總和就是人性。人類的言行和社會發展只能在這個基礎上運行，並由此才能得以解釋。任由人性自然發揮，人類是得不到自由的，於是他們為了人性的自由建立了規則，有道德層面的規則，也有法律層面的規則。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行為規則，沒有道德和法律，任何人都會趁月黑風高而起殺人越貨之心，以求自利。行為規則對人類是如此重要，道德和法律從來就顯得必不可少。

行為規則就是在利益和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確定哪些利益要站在第壹的位置，哪些利益要站在第二的位置。什麼情況下「為我」多壹些，什麼情況下「為他」多壹些，都要由社會的行為規則來評判。也就是說，行為規則是為利益、為人的需要、為人的「為我性」和「為他性」、為人的本性的發展和活動提供壹種約束。行為規則就好比交通規則，它要求妳這樣走，別那樣走，好讓別人也走。行為規則要求妳在壹定的時候放棄自己的壹些需要，去迎合別人的壹些需要。不僅壹切制度、條例、法、條約等等都是行為規則，而且，所有的風俗、教條，以及社會加諸于妳的其它各種要求都是行為規則。行為規則的功用就是調整權力和權利的邊界，包括權力和權力的邊界，也包括權利和權利的邊界。

人們為了得到可以得到的利益，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就要共同行動，不論這種共同行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人們都需要確立壹個必須共同遵循的行為規則；當現行的行為規則不能滿足人們對利益的需要時，人們就要修正行為規則，包括制度、條例、法、條約、風俗、教條，以及社會加諸于妳的其它各種要求。政治是做什麼的呢？政治就是人類為了確立和修正行為規則所進行的壹切活動的總和，這裏的行為規則包括道德層面的和法律層面的；政治是文化的核心，關乎權力和權利的安排，從而影響到人們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行為及其壹切符號，這就是政治深度影響文化的人性根源，從而看出，政治也是壹種人性的自我安排和相互安排。政治主要表現為壹種集體表達和集體行動，政治的結果是權力和權利的邊界得以確立或者重新修正。從壹定意義上說，政治就是社會力量對比及其變化，以及表現出來的鬥爭形式；它可能是妳死我活的，可能是妥協的，可能是和解的。

每壹個人都是利益的產物和利益的載體，每壹個人身上都發生著不同形式的收穫和付出，每壹個人都是權力和權利的載體。人的權力有大小，權利也有多少。儘管權力和權利在每壹個人身上表現得各不相同，有些是欣喜，有些則是屈辱，但權力和權利確實載入到每壹個人身上。權力和權利的邊界怎麼確立和修正，必然影響到每壹個人的利益，這就可以說，政治無處不在。人生在世遇到的每壹件事，其實都是政治。政治無處不在。經常有人說「我再也不談政治了」，這就像羊說「我再也不談狼」壹樣可笑。羊不談狼，狼就不來吃羊了嗎？撒嬌也不是這樣撒的吧？政治對人來說就是權力和權利，狼對羊來說生死攸關。妳不說話就可以不是政治犯？如果這樣想就最終會發現，人家打妳時妳叫壹聲都會成為政治犯。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想法只能是幻想，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行為只能是徒勞。

當然，人們紛紛遠離所謂的政治是有理由的，因為傳統的政治主要是圍繞權力安排開展的，這樣的政治是請君入甕的陰謀，是強盜的交杯酒，是政客的贓物。政治讓大多數人避而遠之，因為現實中被扭曲的政治都是大多為了權力而展開的，其中裹挾著迫害、血腥乃至死亡，政治往往是亡命者的政治。而大多數人對這樣的政治避而遠之正是專制者所期望的，這可以讓迫害或者屠殺變本加厲，讓自由、正義的勇士備感凄涼。把政治視為「權術」、「統治術」，認為政治是為爭奪權力和施展謀略和玩弄權術的活動，這就是傳統政治的主要特點。重要的政治學家比如馬基雅維里和韓非都在宣揚這樣的政治觀點，直至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它對政治的認定依然是：政治是為了獲得、保持、奪取權力的各種活動的總稱。也就是說，在此之前的政治，大多是權力的存在，而很難看到權利的影子。

應該說，政治既是為了確立和修正權力的，也是為了修正權利的，但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還是在這壹點上有重要區別的。當政治主要地被用來確立和修正權力時，它主要地表現出傳統政治的特色；當政治主要地被用來確立和修正權利時，它主要表現出現代政治的特色。當然，傳統政治主要就是專制政治，現代政治主要就是民主政治。政治主要是用來確立和修正權力還是權利呢？不同的現實和不同的答案就預示著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政治運作方式。無論是民間政治、官方政治還是國際政治，當它主要是圍繞權力運轉的時候，它就表現為壹種危險的政治，往往包含著戰爭、屠殺、虐待、飢餓、詆毀、沒有規則的死和活；當政治主要是圍繞權利運轉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是相對善良的和相對美好的政治，往往包含著談判、審判、懲罰、競爭、競選、批評、有規則的進和退。

以研究飢荒而著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壹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這就說明相對善良的和相對美好的政治對人類生存和生活是至關重要的。有政治學家為民主制度和民主社會指定了壹系列標準，然後發現符合標準的民主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歷史上有些國家曾經是有著上千年宿怨的敵手，但在確立了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後，雖然也會發生磕磕絆絆，但殘酷的和大規模的戰爭從來不會在它們中間發生，比如英國和法國就是這樣。歐洲各國之間有著上千年的民族血仇、領土紛爭，也已不再重要。時至今日，歐洲各國間已處在國家界限消失的邊緣，各國之間有統壹的市場、統壹的防務、統壹的交通，統壹的憲法和議會也建立起來，相互之間不再設防，不再像20世紀以前壹樣需要付出安全成本。這也說明相對善良的和相對美好的政治對人類生存和生活是至關重要的。

法律是明確表達社會權力和權利之間邊界的主要槓桿，它是社會利益分配的首要規範。有了這樣的槓桿和規範，人們在利弊取捨中怎麼權衡得失就有了壹定的不由自主的趨向，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輿論都會有對應的壹套系統因應人們對利益的需要，這時，主流道德也就因應了當前法律精神，這就是法律對主流道德的主導作用。很顯然，不論專制社會還是民主社會，法律要想得到順暢的實施就必須有雄厚的道德底蘊，國家機器的背後必須有民情和輿論的支撐，也就是說，政權的穩定不僅需要槍杆子也需要筆杆子，但筆杆子不能是槍杆子指揮下的筆杆子，否則政權的穩定是虛假的和脆弱的。合情合理合法，應該先合情合理，然後再合法，如果法超乎情理之外，怎麼說都是惡法。

政治是為了確立和修正行為規則的，它既要對法律的確立和修正承擔責任，也要對道德的確立和修正承擔責任。但是，政治要想承擔起這樣的偉大責任，它首先應該要遵循法律的律條和道德的精神，也就是說，政治行為要在法律框架里進行，要在道德約束下進行。古往今來，有多少拋棄了法律和道德的政治最終又被法律和道德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數不勝數。反觀中國歷史，王朝興起的時候，統治者大多能遵循禮法；王朝復亡的時候，統治者對禮法的破壞已經無以復加了。不講道德、不講法律，也不講任何規則，統治者以這樣的方式維持穩定，其最終結果就是自己給自己掘墓。

社會主義第壹代領導人列寧，早在1917年4月，就曾公開贊成「蘇維埃俄國在多黨制的條件下實行比例選舉的制度」，列寧認為：「那時政權從壹個政黨轉到另壹個政黨手裡，就不需要經過流血，只用簡單改造的辦法就行了」。這是社會主義的先行者里關於「社會主義多黨制」的最早設想。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搞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任何善良的和美好的設想都會落空，最終設想成為夢魘。斯大林們和毛澤東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從來都是蔑視法律的，看看他們在法外使多少人頭顱落地，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私家江山不可能傳之萬代。

就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幾十年來說，毛澤東時代毫無疑問是獨裁，連毛澤東自己都說自己是獨裁；後來中共內部有了壹些集體決策的跡象，人們立即就轉口說中共已經由獨裁轉化成了專制；再後來，專制的東西逐漸失去了貫穿力，也就是所謂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現象，人們又轉口說專制進化成了威權，或者后極權。循環往複，玩弄壹些概念的遊戲而已。獨裁、專制和威權，壹言以蔽之，就是專制。專制政治的性質都差不多，都是權力在遊戲，權利被極力排除在政治之外，中共幾代領導人玩的都是這樣的遊戲，玩法不同而已。中國的政治不是民主的政治，改革開放之後依然不是。民主的政治不是專政的政治，它必須遵循規則，使人人都有玩的機會。遇羅克雕像上鐫刻著：「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壹概不承認」。他幾十年前說的話，放在今天擲地有聲。是壹黨政治至上還是法律至上，這是壹個嚴肅的問題；是用壹黨政治指導憲法和法律，還是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治，這也是壹個嚴肅的問題。

當今中國的政治需要改造，必須把政治改造成相對善良的和相對美好的政治，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來確立和修正權力和權利的邊界，確立和修正法律和主流道德，但我們更需要的是遵循法律的政治和敬畏主流道德的政治。我們要求政治把政治規範放在至高的地位，也要求政治把政治倫理放在至高的地位。如果既不講政治規範也不講政治倫理，任何政治都是非法的政治。中國人民面對的正是這樣的非法政治，我們必須將這樣的政治進行革命性改造，否則中國人民的自由將無從談起。儘管人們出於恐懼而迴避政治，但政府所做的壹切都是政治，人們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民要爭取自由還是要依靠自己，以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內核走抗爭的道路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權利，從而在根本上扭轉中國的政治，使政治走出壟斷，成為每壹個人的政治，自由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能夠接受規範的政治。

有歷史以來的中國政治是什麼樣的政治？是「家天下」的政治，是「黨天下」的政治。既往的中國社會就是「家天下」和「黨天下」，除此以外什麼也不是。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換成了「溥天之下，莫非黨的領導；率土之濱，莫非黨的兒女」，這就是古代和現代的區別。要認識中國政治是什麼樣的政治，就必須首先搞清楚這是誰用鮮血清洗出來的天下，誰的鮮血就是誰的政治，誰的天下就是誰的政治。 在壹個專制社會裡，權力是社會運行的軸心，統治者超越社會的、不受干預的權力可以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壹切方面和任何角落，可以控制人們的財產和生命，可以控制人們的嘴和褲襠；當然，統治者在無奈之中也可以放鬆控制，但是很顯然，理解既往的中國政治必須先理解專制和權力，以及控制和被控制，然後妳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政治。

在壹個權力社會中，社會結構都是從權力中心複製出來的，「家天下」會把帝王之家複製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黨天下」會把政治局複製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而「家天下」和「黨天下」並無本質的區別。自古以來，整個中國就是壹個諾大的家庭，每個家庭都是壹個小型的中國，至今而言，整個中國就是壹個偌大的政治局，從中央複製到省、市、縣、鄉、村和居委會。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際上表述的只是壹種簡單的關係，那就是絕對支配和絕對服從，所謂「民主集中制」，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所謂「忠誠于黨」，這些都是現代概念包裝出來的舊貨，只是多了壹些新的障眼法。整個中國從上到下實際上構成了壹個支配和服從、主導和依附的分贓系統和等級系統。這樣的分贓系統和等級系統造就了對應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性格，後者又反過來強化了前者。人們面對等次較自己為低的權力時，他就表現出壹種宰制壹切的慾望，要求別人對他的絕對服從；而面對較自己為高的權力時，他就像被抽去了脊椎壹樣，表現得誠惶誠恐和奴性十足，甚至感到自己背負了壹種罪惡壹樣。

在專制社會裡，專制權力的特徵就是不受約束，是絕對的、無限的、無所不包和無所不能的，是壹種代替了上帝和老天爺的東西。在專制權力下，政治的壹切別的方面都被弱化了，本來應有的積極意義也完全消失了，政治只表現為權力的攫取和喪失、鞏固和轉移。在古代中國，專制權力的最高形式是皇權，壹切社會存在著的政治權力都是從皇權中產生，從皇權中複製和派生而來的，因而古代中國的權力崇拜必然表現為對皇權的崇拜。皇權是通過家國體制和宗法倫理來實現的。在現代中國只是黨權代替了皇權，黨國體制代替了家國體制。黨權對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實行的是儘可能的壟斷，財富、名望、地位、身份所有這些價值物都要通過「黨中央」所掌握的政治權力進行分配。誰與「黨中央」拉開了距離，誰就喪失了靠近權力中心的能力、信息和通道，就意味著喪失了社會競爭力，因此人們總是想方設法獲取靠近權力或權威的資格，在競爭政治資源方面真正作到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很多大學生們畢業后最大的理想和願望是通過公務員考試，以求有朝壹日出人頭地、輝煌騰達，這種理想和願望就其實質，是有「黨中央」政治權力作為最終的推動力的。所以，皇權和黨權形似高不可攀，實則無所不在。

我曾追問壹個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年輕人：「妳關心政治嗎？」他說：「壹點兒都不關心」，我說：「那妳加入中國最大的政黨做什麼？」他啞然了半天，沒有回答。在黨國體制下，向「黨中央」靠攏，這是最好的獲利方式。自古至今，也確實不乏壹些抱著救世濟民的所謂高尚理想的人，但是攫取政治權力仍然是他們實現理想的基本前提，有些人為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辯護，他們說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改造它。權且將這個話也當做壹種說法吧。人們通過手中所掌握的知識和資財，大行賄賂，買官求進，以圖取得和接近權力，在很多時候這甚至是壹種正常的進階方式。在權力進階完成之後，權力又成了尋租的工具，所謂的崇高理想大部分被忘在了腦後。官商勾結以及文化和權力的勾結，正在中國大陸演繹新的版本，只是這個版本更為精彩絕倫。黨的權貴、文化權貴和經濟權貴，他們在各個層面上沆瀣壹氣，他們上通官府，左右地方政局，形成縱的勢力；下制百姓，利用宗法家族制度，形成橫的勢力。而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被農民工者」、「被上訪戶」、「被拆遷戶」、「被死族」、「被失業者」和「被迫害者」，等等，都成了權力刀俎之上的魚肉，只好任人宰割。大多數人只能託庇于黨權勢力，被排擠在黨權勢力之外的人要麼鋌而走險，要麼流落在社會的邊緣。

在滿清皇朝終結之後，中國社會經歷了兩個黨國體制和兩個黨國時代，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構成巨大影響的人物有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鄧小平。其中的袁世凱不在黨國體制之內，只在黨國體制的邊緣，稍顯例外。但是，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鄧小平都是具有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徵的政治家，他們身處政治核心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走向和社會走向產生了無以替代的影響。具有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徵的政治家們有壹個共同特點，就是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袁世凱和鄧小平就是這樣的典型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次之，與他們相比較而言，蔣氏父子身上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徵是最少的。但是權力社會中專制政治的結局就是狹路相逢勇者勝，誰能夠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誰就是勝利者，逆淘汰和繼續逆淘汰只能使品質更好的政治領袖以失敗告終，那麼蔣氏父子遠走台灣也就符合中國政治的前期預算了。像鄧小平那樣先給華國鋒寫效忠信，然後再把華國鋒踩在腳下，這當然不是壹般的政治家所能做得出來的，而這恰恰就是中國的政治，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中國社會此前發展的密碼就在這樣的政治裏面。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的日子里，主要是鄧小平的基業與遺產。而鄧小平則至少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卓越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之壹，權謀、韜晦、韜略、擅權、明智和果斷這些政治作風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有卓越的世界潮流與大局觀，奉行實用主義，沒有教條，也沒有真正的意識形態，但他唯權力是圖，當然，他謀圖權力即包括他個人的權力，也包括中共的權力。鄧小平運用自己的政治手腕主導了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進行了壹些必要的社會改革，但是以共產黨的領導權為核心的政治制度絕然不在改革計劃之中。也就是說，鄧小平的改革是在壹個制度內部進行的權力調整，根本不可能給權利進行足夠的鬆綁，更談不上平等公民權利的問題。雖然中國人民的自由程度藉助于鄧小平的改革有了相應的改善，但是中國公民的權利碰不得「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根紅線。中國大陸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包括：第壹，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唯壹執政黨；第二，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集中制；第三，武裝力量屬於中國共產黨。這三條裏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核心，國可破，家可亡，核心利益誰也不能撼動。

可以斷定的是，中國還沒有步入現代文明政治，中國的政治依然是壹種不講政治規範也不講政治倫理的宮廷政治。連外國人都知道分析中國政治權斗的重要性，而且深知只有中國人中間有高手能夠意會言傳這些深宮權斗的刑偵學。那麼中國的政治就面臨著改造的必要，即要有改造的手段，也要有改造的目標。我們必須把政治改造成相對善良的和相對美好的政治，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來確立和修正權力和權利的邊界，確立和修正法律和主流道德；我們必須把「只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改造為遵循法律的政治和敬畏主流道德的政治。只有這樣的政治才能在中國建立壹個公民權利平等的、自治的和開放的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只有這樣的政治才能適應中國的發展，才能使中國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雖然專制政權的特徵之壹就是不可預測它要做什麼，我們往往是想改變它卻不知道怎麼去應對它，這正是我們的困惑和困難，但是這些都不妨礙我們努力改造中國政治的決心。

要改造中國的政治，首先要打破「壹個政黨、壹個主義和壹個核心」對政治的壟斷，這種壟斷是1949年前「壹個政黨、壹個主義和壹個領袖」的複製和翻版，並無高明之處，甚至有些許低劣之處。在1949年以前，中共的先烈們就是為了打破黨國體制在中國實現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才浴血奮戰，但是俠客變成了魔鬼，中共的黨國體制變本加厲了。這樣的後果本身就消解了專制者的歷史合法性，在壹個更長的歷史時期上看，統治者是無法向歷史交代的。但是這個國家是億萬中國人民的，是每壹個中國人的，我們必須對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們有個交代，必須盡自己的努力使中國政治步入現代文明的軌道，以此保證自己與子孫們的自由和權利。要改造中國的政治，核心問題當然是開放黨禁，實現多黨制，保證每壹個政黨能自由成立並與中國共產黨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平等公民權利必須先從平等政黨權利開始。但是政治改造的任務並非如此簡單，多黨政治也很容易演變成分贓的政治。要改造中國的政治還必須在多黨制的基礎上有更多的跟進措施，比如：憲政制度、法治精神、自由公正的選舉、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軍隊國家化，等等。但是這些還不夠。

要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立足於社會的自治與開放，將政治還原於每壹個人，建立多黨的和多元的政治格局；必須在公民政治的基礎上建立多黨的和多元的政治格局。壹切權利都是從個體開始，沒有自治就沒有權利，也就談不上平等的權利。應該明確，政治不僅是權力的事情，也是權利的事情；不僅是法律的事情，也是道德的事情，如果沒有公民政治而只有多黨政治，這不應該是社會的最終目標。公民政治是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公民與社會之間的權利義務安排，是公民在權利義務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以個體或者集體的方式進行利益表達、參与政治過程、實現政治權利和完成政治義務的形式的總和。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提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与者，就叫做公民」，可以說，公民首先就是政治參与者，公民將政治權利讓渡之後才能有權力。顯然，公民擁有由法律保障的、直接或間接的參与政治過程影響政治決策的權利是形成公民政治的先決條件，考察壹種政治形態是否屬於公民政治也要以此為依據。如果說自然權利理論所關注的是個人權利的天賦問題，那麼社會契約理論則主要從人民主權的角度闡述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安排，它解決的是人民主權和政府治權的關係問題。因此，自然權利論、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等理論觀點為公民政治的建立早已奠定了理論基礎。

雖然美國的開國元勛華盛頓曾經激烈地反對政黨政治，但政黨政治也是此前歷史發展的壹個必然，至今依然是多數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在世界範圍內，公民政治也只是在成長階段。自二戰以來，各主要民主國家的公民政治有了長足的發展，成為制約政黨政治的有效力量，但公民政治只是在政黨政治的夾縫中艱難成長，它並沒有完全突破傳統的民主政治的框架。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政治依然支配著公民政治，而公民政治無力進行反支配，這種現象實際上依然是人民權利的異化，違背了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隨著文明的發展，權力的人民化和社會化，這是壹個必然趨勢，中國政治的改造也要因應這樣壹個趨勢。自治的、開放的、多元的政治，就是公民政治。

中國顯然是壹個專制社會，但當今中國處於壹個相對文明和相對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同時，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幾十年的改革和開放政策，這已經使得中國超脫了那種最傳統的專制社會，而演變成最現代的專制社會，這個社會與壹般意義上的后極權社會也有諸多不同。最現代的專制社會，這也是觀察中國的壹個基本的和必須的視角，否則妳琢磨不透中國的問題。這就決定了中國政治不是非黑既白的，更多的地方是灰色地帶，當然灰色是由白色和黑色組成的，如果仔細觀察還需要更艱難的識別。中國的問題就這樣被搞複雜了，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根除了共產黨的壹黨專制就自然消除壹切罪惡了。壹切所謂的俠客都會變成魔王，國民黨和共產黨會變成魔王，蔣介石和毛澤東也會變成魔王，我們這些所謂追求民主的人也壹樣會變成魔王。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徵的政治家不僅是個人品質的問題，對權力的限制必須依靠制度，必須依靠制衡，政黨政治必須有公民政治的制衡才可以避免其走上分贓的道路。遠的來看，1949年之前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就是政治分贓，分贓不均導致散夥；1949年之後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同樣是政治分贓，分贓不均導致1950年代的爭論和「反右」。推動中國民主的個別人物也是壹樣的，他們人為地紮起壹個又壹個小圈子，進行名利方面的分贓，擡高自己，打壓異己，看到這些我們還能對政黨政治中包含的政治分贓抱有希望嗎？不能了，我們只能說，沒有公民政治的制約，政黨政治也是危險的政治，希望只在於公民政治的成長。沒有公民政治作為穩固基礎，政黨政治很容易培養出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徵的政治家，很容易走向分贓的道路。社會的希望只在每壹個具體的公民身上，在我們自己身上。

可喜的是，中國民間在公開爭論中正在形成多元格局，從而有效成長起來；官方在封閉的管制下已經導致合法性逐漸衰減，從而走向壹條不歸路。兩個趨勢都在發展。前者越來越活，後者越來越僵。舊的社會在消解，新的社會在形成。這種現象事實上已經為今後的公民政治做了良好的鋪墊。中國未來的政治力量就是要融入這樣的空間中，要在新形成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現象將在人類社會永久存在，除非上帝把人們接引到天堂，而不論有沒有天堂，我們都要追求相對美好和相對善良的公民政治。

當然，不論唱多少高調，政治的核心內容永遠是不斷調整利益分配。為權力服務，這是權力社會，它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贓，但只是權力持有者之間的分贓；為權利服務，這是公民社會，它也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配，但它是權利持有者之間的分配。權力和權利，壹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別。我們要改變的專制社會正是權力者的社會，我們要實現的公民社會正是權利者的社會。壹個自由的、有權利的和遵守法治原則的人，才能稱其為現代公民；現代公民能夠通過正當程序把當權者請下神壇的社會才能稱其為公民社會，這兩點，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