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反抗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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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反抗的否定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28日
作者 閔良臣
題目上的「人民」二字，不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所謂「主流」話語中的「人民」，更不是「人民公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招牌中使用的那個「人民」，也不是毛澤東1949年6月在他那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提到的「人民」——因為，在他執政的27年間，其統治下的「人民」根本沒有享受到他在文章中所說的那些權利，即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如今，毛又死四十年了，中國人不是仍然沒能享受到那些權利嗎？
因此，我這裏所說的「人民」，只能是三百多年前約翰·洛克《政府論》中的人民，是壹個半世紀前約翰·密爾《論自由》中的人民，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強調的「主權在民」的人民（這正是「民主」壹詞的由來）。在中國大陸今天這個社會，網際網路上已經出現罵「人民」是專制的幫凶，原因就是那些也被叫做「人民」的「人民」，正是他們在支撐著與真正的人民為敵的專制或叫極權制度。
洛克認為：首先，「政權的壹切和平的起源都是等於人民的同意的。」（見《政府論·下篇》）換而言之，沒有人民的同意，即沒有「人民政權」壹說。而如何體現「人民的同意」，在現代國家，只能是人民公開選舉，沒有人民的公開選舉，任何組織政黨都不能貫以「人民」的頭銜，都無權代表人民。也正因此，對政府而言，其所有行動的目的都是也必須是為了被統治者的福祉，否則，這種政權絕不會被人民所接受，人民也絕不會授權給這種組織。
而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完全繼承併發揮了洛克思想，在他看來，國家的各種官府就是人民租來為人民的利益而效勞的，儘管官府中的壹些人可以「代表」人民，但那些「代表」的去留要隨人民的高興而定。人民不高興的人，是絕不能做人民的代表的，即使已被「租」來或是已經做了「代表」，人民不滿意了，也還是可以隨時改「租」或撤消其「代表」權的。《論自由》中這些光芒四射的思想，與洛克的《政府論》壹脈相承。
發生在2015年的「709」案，在2016年八月初開庭並宣判后，自己壹直在想著壹個問題，且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古希臘、按照洛克、密爾對「人民」的定義，人民是這個星球上每壹國家每壹地區理所當然的主人，他們有什麼話不能說——人民還有不能說的話嗎？誰有權力管著人民說話？他或他們那個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嗎？人民有那麼傻嗎？會給妳管著他們說話的權力？可見，限制民眾說話的統治權力絕非人民所授。中國大陸為什麼那麼害怕乃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說到底，就是害怕中國民眾也像西方民眾那樣真正享有新聞、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自由。試想，壹個國家的人民只要享有這些自由，誰也休想再限制人民說話。
回過頭說，既然限制人民說話的權力不可能是人民給的，也就只有壹個解釋，那就是在管著人民說話的地方，那裡的統治者也壹定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那裡的政府壹定不是人民授權組建的。在不是人民授權人民卻被統治的地方，人民在聚餐中議論，甚至還弄了提綱、設計，要和平、轉型、建國，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人民顛復不是人民的政權，何罪之有？如果人民顛復不是人民的政權也是罪過，那麼，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為何要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建立蘇維埃政權？後來又為何不遺餘力地推翻國民政府？要說「漢奸」，當年不僅在電線杆上張貼要「武裝保衛蘇聯」的大標語，並且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量蘇維埃政權的人才是鐵杆漢奸！要說「顛復」，推翻蔣介石領導而被全世界承認的國民政府的人才叫顛復！當然，漢奸也好，顛復也罷，當年的「理由」只有壹個，那就是認為要顛復或要「取而代之的」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否則，如何說得通！可見，只要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就完全有理由顛復！
2002年1月去世的《人民文學》主編、要算老資格的中共黨員韋君宜，在她去世前由其親家公、著名雜文家林文山即牧惠先生（現也已去世十二年了！）幫忙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思痛錄》中就告訴人們，當年有個「大右派」葛佩琦，身份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在壹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見韋君宜《思痛錄》第5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可見，壹個政權，即使先前是為了建立人民政權而顛復了壹個認為不是人民政權的政權，那麼當這個政權自己已經墮落到人民的對立面，即成為人民要顛復的對象后，難道不應該被人民顛復嗎？
人民不就是想要壹個真正的人民政權嗎？凡是反對人民授權建立壹個真正的人民政權，成立壹個真正人民政府的人，不是人民的敵人又是什麼！尤其是這種人雖然掌握著權力，恰恰證明這種權力是反人民的，是與人民為敵的。現在人們把這種權力通常稱作專制稱作極權，可以想象，人民壹天也不想在這種制度在這種極權下生活，否則，就不配叫人民。大約正緣於此，那些與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才如此害怕，害怕到別人聚個餐，僅僅是提出自己的設想，連「紙上談兵」都算不上，就能讓他們聯想，甚至彷彿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於是才不顧壹切地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脫去所謂要「依法治國」的偽裝。
真是太可笑了。
專制極權者，總是希望自己統治下的奴隸老老實實，更不要反對他們，或叫「亂說亂動」，完全把當年毛澤東對「反動派」的要求用在了「人民」身上。這裏且不說 「反動派」是不是就不能「亂說亂動」，只說人民如果不說話，他們的「主權」如何體現？別的不說，在中國大陸，不論所謂「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人民都壹直在當牛做馬，而統治人民的人卻享受著特殊待遇，且官職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特殊。
「前三十年」，由於國家窮得叮噹響，官員們除了享受特殊待遇，腐敗程度自然不可能嚴重到哪裡去，用今天給大量腐敗分子量刑「標準」，劉青山、張子善非但不會被處決，估計連判刑都難。到了「后三十年」，早已淪為奴隸的「人民」，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創造了大量財富，讓統治他們的各級官員，不僅繼續享受著特殊待遇，而且大肆腐敗，其程度在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的。正因此，這個國家至今不允許自己統治下的人們要求官員們公布財產，但凡有執著要求者，輕則拘留，重則判刑，安個「尋釁滋事」罪名，還美其名曰「依法治國」！如此這般，不論是洛克還是密爾抑或古希臘人民，他們會認為我們這種社會的統治也能算是人民授權嗎？我們這種國家也能算是「主權在民」嗎？是不是「人民政府」，只能由人民說了算。在沒有選舉的國家，在實行的是專制制度的社會，說這個國家的政權是「人民政權」，政府是「人民政府」，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特別是當他們看到統治者只顧自己的利益，早已不知「人民」為何物，或者無時無刻不在忽悠人民時，人民站出來替自己說話，甚至提出自己的設想，何錯之有——不，何罪之有？！退壹步，正如翟巖民被「公開」審判后，有《南華早報》的記者採訪翟妻劉二敏，她的回答就說明了人民的態度：「我無法接受，就算他可以很快出來，如果他不能發聲，只能吃飯睡覺，這有什麼意義？這跟死有什麼區別？」
讓人民活著跟死沒有區別，抑或還不如自然狀態下的人，那麼，這種統治者的統治權力也能說是人民所授嗎？
題目上的「人民」二字，不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所謂「主流」話語中的「人民」，更不是「人民公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招牌中使用的那個「人民」，也不是毛澤東1949年6月在他那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提到的「人民」——因為，在他執政的27年間，其統治下的「人民」根本沒有享受到他在文章中所說的那些權利，即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如今，毛又死四十年了，中國人不是仍然沒能享受到那些權利嗎？
因此，我這裏所說的「人民」，只能是三百多年前約翰·洛克《政府論》中的人民，是壹個半世紀前約翰·密爾《論自由》中的人民，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強調的「主權在民」的人民（這正是「民主」壹詞的由來）。在中國大陸今天這個社會，網際網路上已經出現罵「人民」是專制的幫凶，原因就是那些也被叫做「人民」的「人民」，正是他們在支撐著與真正的人民為敵的專制或叫極權制度。
洛克認為：首先，「政權的壹切和平的起源都是等於人民的同意的。」（見《政府論·下篇》）換而言之，沒有人民的同意，即沒有「人民政權」壹說。而如何體現「人民的同意」，在現代國家，只能是人民公開選舉，沒有人民的公開選舉，任何組織政黨都不能貫以「人民」的頭銜，都無權代表人民。也正因此，對政府而言，其所有行動的目的都是也必須是為了被統治者的福祉，否則，這種政權絕不會被人民所接受，人民也絕不會授權給這種組織。
而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完全繼承併發揮了洛克思想，在他看來，國家的各種官府就是人民租來為人民的利益而效勞的，儘管官府中的壹些人可以「代表」人民，但那些「代表」的去留要隨人民的高興而定。人民不高興的人，是絕不能做人民的代表的，即使已被「租」來或是已經做了「代表」，人民不滿意了，也還是可以隨時改「租」或撤消其「代表」權的。《論自由》中這些光芒四射的思想，與洛克的《政府論》壹脈相承。
發生在2015年的「709」案，在2016年八月初開庭並宣判后，自己壹直在想著壹個問題，且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古希臘、按照洛克、密爾對「人民」的定義，人民是這個星球上每壹國家每壹地區理所當然的主人，他們有什麼話不能說——人民還有不能說的話嗎？誰有權力管著人民說話？他或他們那個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嗎？人民有那麼傻嗎？會給妳管著他們說話的權力？可見，限制民眾說話的統治權力絕非人民所授。中國大陸為什麼那麼害怕乃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說到底，就是害怕中國民眾也像西方民眾那樣真正享有新聞、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自由。試想，壹個國家的人民只要享有這些自由，誰也休想再限制人民說話。
回過頭說，既然限制人民說話的權力不可能是人民給的，也就只有壹個解釋，那就是在管著人民說話的地方，那裡的統治者也壹定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那裡的政府壹定不是人民授權組建的。在不是人民授權人民卻被統治的地方，人民在聚餐中議論，甚至還弄了提綱、設計，要和平、轉型、建國，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人民顛復不是人民的政權，何罪之有？如果人民顛復不是人民的政權也是罪過，那麼，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為何要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建立蘇維埃政權？後來又為何不遺餘力地推翻國民政府？要說「漢奸」，當年不僅在電線杆上張貼要「武裝保衛蘇聯」的大標語，並且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量蘇維埃政權的人才是鐵杆漢奸！要說「顛復」，推翻蔣介石領導而被全世界承認的國民政府的人才叫顛復！當然，漢奸也好，顛復也罷，當年的「理由」只有壹個，那就是認為要顛復或要「取而代之的」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否則，如何說得通！可見，只要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就完全有理由顛復！
2002年1月去世的《人民文學》主編、要算老資格的中共黨員韋君宜，在她去世前由其親家公、著名雜文家林文山即牧惠先生（現也已去世十二年了！）幫忙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思痛錄》中就告訴人們，當年有個「大右派」葛佩琦，身份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在壹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見韋君宜《思痛錄》第5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可見，壹個政權，即使先前是為了建立人民政權而顛復了壹個認為不是人民政權的政權，那麼當這個政權自己已經墮落到人民的對立面，即成為人民要顛復的對象后，難道不應該被人民顛復嗎？
人民不就是想要壹個真正的人民政權嗎？凡是反對人民授權建立壹個真正的人民政權，成立壹個真正人民政府的人，不是人民的敵人又是什麼！尤其是這種人雖然掌握著權力，恰恰證明這種權力是反人民的，是與人民為敵的。現在人們把這種權力通常稱作專制稱作極權，可以想象，人民壹天也不想在這種制度在這種極權下生活，否則，就不配叫人民。大約正緣於此，那些與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才如此害怕，害怕到別人聚個餐，僅僅是提出自己的設想，連「紙上談兵」都算不上，就能讓他們聯想，甚至彷彿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於是才不顧壹切地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脫去所謂要「依法治國」的偽裝。
真是太可笑了。
專制極權者，總是希望自己統治下的奴隸老老實實，更不要反對他們，或叫「亂說亂動」，完全把當年毛澤東對「反動派」的要求用在了「人民」身上。這裏且不說 「反動派」是不是就不能「亂說亂動」，只說人民如果不說話，他們的「主權」如何體現？別的不說，在中國大陸，不論所謂「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人民都壹直在當牛做馬，而統治人民的人卻享受著特殊待遇，且官職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特殊。
「前三十年」，由於國家窮得叮噹響，官員們除了享受特殊待遇，腐敗程度自然不可能嚴重到哪裡去，用今天給大量腐敗分子量刑「標準」，劉青山、張子善非但不會被處決，估計連判刑都難。到了「后三十年」，早已淪為奴隸的「人民」，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創造了大量財富，讓統治他們的各級官員，不僅繼續享受著特殊待遇，而且大肆腐敗，其程度在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的。正因此，這個國家至今不允許自己統治下的人們要求官員們公布財產，但凡有執著要求者，輕則拘留，重則判刑，安個「尋釁滋事」罪名，還美其名曰「依法治國」！如此這般，不論是洛克還是密爾抑或古希臘人民，他們會認為我們這種社會的統治也能算是人民授權嗎？我們這種國家也能算是「主權在民」嗎？是不是「人民政府」，只能由人民說了算。在沒有選舉的國家，在實行的是專制制度的社會，說這個國家的政權是「人民政權」，政府是「人民政府」，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特別是當他們看到統治者只顧自己的利益，早已不知「人民」為何物，或者無時無刻不在忽悠人民時，人民站出來替自己說話，甚至提出自己的設想，何錯之有——不，何罪之有？！退壹步，正如翟巖民被「公開」審判后，有《南華早報》的記者採訪翟妻劉二敏，她的回答就說明了人民的態度：「我無法接受，就算他可以很快出來，如果他不能發聲，只能吃飯睡覺，這有什麼意義？這跟死有什麼區別？」
讓人民活著跟死沒有區別，抑或還不如自然狀態下的人，那麼，這種統治者的統治權力也能說是人民所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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