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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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
由 傑克倫敦 » 2024年4月1日
「不容青史盡成灰」
——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
台灣詩人楚戈說：「歷史是過去了的事，使過去了的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是傳記文學」;旅美史學家唐德剛說「(劉)以一人而敵一國」。前者作為經典廣告語，長期鐫刻在《傳記文學》的封底，後者成為一則語萃，在華人史學界流傳。顯然，這是對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的一種肯定，「良非過譽也」。
劉紹唐(1921—2000)，原名宗向，祖籍河北蘆台，生於遼寧錦縣。「九一八」事變后，劉流亡山東、上海、南京，抗戰勝利后入西南聯大，複員後分由北大畢業;曾參加南下工作團，在新華社、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工作。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被美國新聞處翻譯成十六國語言出版。劉紹唐到台後，先後供職于「中國出版社」和「中央黨史會」，與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觸，有感於「兩岸的文士因為各受其主的關係，許多史實難免不受歪曲」的現狀，加之受胡適對傳記文學鼓吹的影響，又不願靠別人發飯票過日子的劉紹唐，在胡適、毛子水、沈剛伯等前輩的鼓勵下，創辦了《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於1962年6月創刊。刊名由北大老校長蔣夢麟題籤。創刊初期，劉紹唐忙於邀稿、審稿、校勘、考訂和督印，整天騎自行車奔波在台北大街小巷;夫人王愛生則負責會計、總務、發行、郵寄等業務，難怪劉紹唐對妻子說「這是家庭事業」。此後的38年，編輯部、發行所全設在宅內。劉紹唐乾脆在辦公室支了一張床，真可謂夙興夜寐、櫛風沐雨、篳路藍縷。刊物容量由最初的40頁擴至154頁，圖文並茂。60年代末的某晚，他駕小貨車送雜誌，小巷燈光昏暗，他一頭撞到電線杆上，磕掉了兩顆門牙!稍有規模后劉紹唐才聘三、五個編輯做幫手。截止劉紹唐去世，他單槍匹馬，謝絕任何政治或經濟集團的支持，獨自慘淡經營雜誌兼傳記文學出版社38年，從未假手他人。這在中國近代出版史是個奇迹。480期刊物從沒有過中斷或脫期，其作者陣容鼎盛，囊括台島及海外一大批政要權貴、文壇耆宿和名流雅士：早期有陳立夫、陶希聖、羅家倫、李濟、沈剛伯、毛子水、蔣復璁、陳紀瀅、葉公超、浦薛鳳，林語堂、梁實秋、蘇雪林、吳大猷、周策縱等。後期有唐德剛、陳香梅、楊步偉、柳無忌、顧毓琇、陳存仁、夏志清，季羡林、吳冠中、王若望、王映霞、卜乃夫等等，盡皆一時之選。內容涵蓋王雲五、陶希聖、于右任、曹汝霖、黃興、蔡元培、丁文江、胡漢民、陳濟棠等名流的自傳，或評傳或年譜、或回憶錄、或日記和史事研究等。此外還出版了《傳記文學叢書》244種，《民國史料叢書》22種(含冷門《中國經濟志》、《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和《江河修防紀要》等稀有資料)，《傳記文學集刊》4種，以及《民國人物小傳》20冊，含民國重要人物小傳2000人之多。對陳寅恪、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或全集的出版，領先大陸二十年。有人幽默地說：「《傳記文學》是引領讀者入民國史大門的入場券，劉紹唐就是那賣門票的老頭，一賣賣了四十年。」還有人說他的雜誌「把許多死人辦活，把一些活人辦死」。1982年，唐德剛參加「傳記文學20周年紀念會」，見那期雜誌正發行到242期，和他手中持有的大陸《文史資料》的期數偶然巧合，唐氏喟嘆劉紹唐「以一人而敵一國」。后此話不脛而走，被廣為引用。《風雲時代》介紹劉紹唐其人時說：「先生為《傳記文學》創辦人，獨立主持《傳記文學》38年，出刊400餘期，對民國史、現代史之貢獻，至深且巨，影響力已遍及全球華人社會及國際史學界。旅美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謂先生「以一人而敵一國，乃為海峽兩岸史學家所認同的公論」。
對劉紹唐也有不同的聲音，以李敖為代表。他在佩服劉三十年來在結合史料方面所作努力的同時批評道：「劉辦《傳記文學》有功有過，功在很技巧的顯出了(還談不到揭發)國民黨的許多糗事;過在泥沙俱下，也幫國民黨做了不實的宣傳與偽證。」又詰問：「看了《傳記文學》中那麼多肉麻當有趣的傑作，那麼多數不完的豐功偉業，紹唐大哥，你難道不奇怪：如果他們那樣行，大陸怎麼還會丟?」
是耶，非耶?尚待歷史評說。但劉紹唐的辦刊方針和敬業精神確給我們不少借鑒和回味的地方。
「三不」•三個「有所不為」•唐德剛
《傳記文學》的發刊詞是劉紹唐親撰的。他在辦刊宗旨中說：「《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目的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提倡不為賢者諱，不為智者諱，大家寫，寫大家。還說它是一本學術性與文學性兼容的雜誌，對稿件的要求是「態度力求嚴肅，文字則不妨輕鬆雋永，以輕鬆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絕不阿諛頌揚或惡意貶損，也絕不以內幕新聞或低級趣味相號召。」特彆強調：「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
劉氏主持《傳記文學》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令劉氏本人自豪的、讀者樂道的是刊物踐行的「三不主義」。一、不登化名或筆名文章。(以考據聞名的胡適曾對劉提醒：擔心有些人用化名不負責任地亂寫東西，彼此間以不實之事相互攻訐)二、不刊當事人健在(回憶錄、自傳除外)的文章與壽慶應景的詩文。因此類文章空泛，有互捧之嫌，乏史料價值。為堅持這一點，劉不惜開罪了許多朋友。三、「不炒冷飯」，堅持首發。據劉的老友鬍子丹說，他曾想把發過的長文《我在綠島3212天》縮成短文給《傳記文學》，劉以「畢竟還是一碗冷飯」婉拒。在經營上劉紹唐堅持三個「有所不為」。一、絕不亂用刊物、利用人情去兜售廣告;二、絕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處伸手要錢;三、不利用任何關係和人情去推銷雜誌，靠雜誌本身的特色去打天下。劉紹唐認為「這不是自命清高，這是維持一個雜誌的風格與尊嚴」。劉氏不願在他人屋檐下「端人碗」，而失去刊物獨立的品格。劉紹唐既沒有政治背景，又沒有資本，更況那時台灣還沒「解禁」，他游弋在政治的夾縫裡、生活在錢囊的羞澀中，他咬牙堅持這「三不」和三個「有所不為」實屬不易。世人交口稱讚他有「文人風骨」。
《傳記文學》當初的一紙風行，激起了台灣相關傳記和文學期刊的出版繁榮。劉紹唐竭力倡導的「口述歷史」洋玩意，在台也得到普遍運用。他培養、團結了一批實力雄厚的作者隊伍。
實事求是，今天檢視劉氏的「三不」，也有「例外」：諸如劉紹唐尊崇蔣廷黻，蔣去世后，劉紹唐曾組發若干組追懷文字，稱頌功德者多微詞少。在三個當事人都作古后，劉化名趙家銘(造假名諧音)寫了《蔣廷黻的婚姻悲劇》，披露了蔣身後同時有「兩個女人」的往事。據在《傳記文學》工作10多年的陶惠英先生披露，劉偶也為作者隱去真名，如以郭學虞署名的《胡適與陳衡哲的一段往事》，真正的作者是李敖。因李當時正在《文星》雜誌呼風喚雨，劉覺得用真名諸多不便。「都是基於當時的某些特別的考量。」另，郭冠英自語張學良九十大壽時，他曾以高茂辰筆名發了一篇祝壽文字，劉紹唐也感慨這是「一文破三不」。不過，那是劉氏蓄意而為。劉紹唐與張學良是同鄉，戲稱張「鄉長」。兩人有私交。劉對張甚為崇敬，一次陪張學良吃飯，他坐張一側，鞍前馬後「保駕」。杯酒已斟滿，劉憂張年邁酒力不勝，主動倒一半在自己的杯里，對眾人說「老鄉長不能多喝」。張學良是東北漢子，笑對劉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小氣?倒滿!」一下喝了兩瓶白蘭地。劉紹唐「醉翁之意」是想在酒席上成就大事：推薦唐德剛(1920—2009)為張學良作「口述實錄」。劉紹唐說他的此舉「全為了歷史，為了張學良好」。酒後劉紹唐還恭恭敬敬給張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日昨上一函，諒蒙 察及，關於吾公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事，本有數語奉陳，因恐交淺言深，又易開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覆思之，吾公為國家之人，吾公歷史為國家歷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誠已告，心實難安。」……
遺憾的是這件事後來還是泡湯了。有人說是唐德剛在哈德遜河畔與貝夫人(貝祖貽夫人蔣士雲)同攙著張學良的手的一張合影，招惹趙四小姐大為不樂，不給採訪的入場券。實際上「張史」之腰斬，是《中國時報》的某記者，不向當事人求證逕發消息，造成多方尷尬，張學良也怕再惹麻煩，而作罷。劉紹唐為此事告吹，扼腕不已。
然而，就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及組稿技巧，劉紹唐與唐德剛的精誠合作很值得大書一筆。
如果說劉氏構築了民國史長城，誰也不能否認唐德剛是這座長城上一塊重量級的基石。唐德剛為《傳記文學》寫了20多年(迄今未輟)，他的「唐氏五書」(《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五十年代的塵埃》、《史學與卜學》和《書緣與人緣》)大都是在《傳記文學》先發表，后陸續成書風行天下的。2006年又被廣西師大出版社引進在大陸出版。唐德剛在追憶劉的悼文中說：「若論個人友情，近三十年來，紹唐兄實在是我在台灣寶島朝野的社交圈中，往還最全面、友情最誠摯的接待員、指導員和電話總機。」說劉是孟嘗君，還傾心代其照顧在台的老泰山吳開山先生，盡「半子之孝」。劉唐相識于上世紀60年代中期，經吳相湘教授紹介「識荊」。說來有趣，第一次見面，唐德剛便出了一個大洋相。他們三個人宵夜后，唐把第二天要作報告的稿子丟在南港。時已深夜，開車技術不怎麼樣的劉，冒著危險摸黑顛簸在鄉間小路，終把皮包找回。劉的熱情令唐十分感動。唐本以壯士斷腕之慨決意「自我封筆」，不再用中文寫作了，致力為哥大「中國口述歷史部」工作，寫了幾百萬字的胡適、顧維鈞、李宗仁等回憶錄。而劉紹唐對《胡適口述自傳》有興趣，擬出版。唐對劉說此書原為洋人寫，較淺，乏新意，版權又在哥大手中。劉對唐拍胸脯，他願出中文版，如有版權糾紛一切法律責任由他負。唐為劉的俠義精神而動情。哥大的版權鬆動后，唐同意出中文版，但實在不願自譯，禁不住劉的「無數次」越洋電話粥，唐難以謝絕，不得已「下海」重作馮婦。中文版「胡傳」出版后社會反映效果奇好，劉乘勝追擊還要為唐出書。唐成了「過河卒」，重新啟筆，遂有「唐氏五書」飲譽海內外。唐說他為《傳記文學》寫了20多年，從未間斷。兩人關係何以如此親密?唐說他倆是「臭味相投」，又自謙地引韓愈的「伯樂說」而比況。筆者以為劉紹唐為唐德剛「作嫁」兩不吃虧。唐德剛得了新「嫁衣」，而「嫁衣」無形中又成為劉氏展窗里的經典樣品，引來過客的顧盼和青睞。用今人的話說是珠聯璧合式的「雙贏」。
唐德剛對劉紹唐是十分敬重的。劉逝世后，唐數度作長文追思懷念，動情地說：「歷史是個浩淼無邊的大海，史家但只能取其一瓢飲，就可以成一家之言，躋身於大儒之列了。而劉紹唐卻保存了一個大海灣，洋洋乎億萬言，成為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寶庫。在我輩只有『職業』而無『事業』的凡夫俗子看來，就更是值得欽羡的了。」
劉作古時，唐因健康原因不能親臨祭拜，但從奉的兩副輓聯中聊見友誼之深：
辦百卷傳記，振一代文風，世有伯樂，然後才有千里馬;
隨兩岸精英，寫三朝元老，知無鮑叔，從此再無司令員。
結千秋業在千禧年，寶島群英尊師傅;
以一人而獨敵一國，中華青史未成灰。
野史館長 挑戰官史
歷史，有正史與野史之分。前者為官修，後者為私纂。而劉紹唐認為，野史也是史料。猶如光影有黑白兩部分，它與正史並無軒輊，更無尊卑之分。中國素有「成王敗寇」一說。成者修史，出於塑造己身「完人」「全人」的形象之須，往往會將敗者的「是」也「修」成「非」，把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國近代史正在不斷地修正，將被顛倒的再倒顛過來的現狀，已是不爭之實。
《傳記文學》是私營的，刊發民間史料。故台灣人稱《傳記文學》是「野史館」。這種稱法多少含玩笑和奚落成分，而劉紹唐卻欣然笑納，他那「野史館長」的諢名也不脛而走。
野史館長的路子確實有點「野」。他受洋人影響，鍾情「自傳」和「回憶錄」。有些傳主在文中難免有自我粉飾成分或失當之處，因此招來「自捧自」、「片面之辭」之類的非議。而劉氏認為歷史真相本是多種「片面之辭」的混合體，只有從「片面之辭」中去發掘，才能有歷史真相。劉紹唐的觀點是寧可「各說雜陳」，也不願「定於一尊」。他以「爭千秋，不爭一時」而自勉。他的「野」還表現在為大人物立傳的同時，也為小人物乃至「流氓」、「叛逆」，三教九流者立傳。
劉紹唐十分激賞于右任的「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詩句。特別是后一句，成為他的「口頭禪」和座右銘。他曾以此為題，呼籲台灣當局開放「大溪檔案」和「石叟叢書」。大溪，地名，民國及蔣氏的檔案存放處;石叟，陳誠(1898—1965)，陳氏健在時費時十年，集自身各類文體案卷900萬言，名「石叟叢書」，內有陳氏收蔣介石手翰影存559件，陳本人手稿962件，其歷史價值之高，屬「國家級」。 陳編此書，旨在供史家研究。且據「石叟叢書」主事者說，所有編輯費用「無一出自於公款」。陳逝世后數月，「這一百幾十箱資料，悉數凍結，化有用為無用，不容旁人寓目。」直至陳逝世30年，仍被凍結。劉紹唐認為：蔣、陳是公眾人物，「國家的人」，所有史料都是公眾財產，國家的財產，應無條件公之於世，供當代及後世史家研究參考。他分析有人之所以將其「秘藏」至今，「死捂住不放」唯一的理由恐怕是「醜媳婦難見公婆(不知是老總統見不得人?抑主事者見不得人?)」劉還披露，蔣經國受蘇俄政治反覆鬥爭的影響，不希望個人保存資料或寫回憶錄，另說是蔣經國曆來主張「團隊精神」。他的秘書親見「經國先生在辦公室看過的重要函電，隨手丟進辦公室特設的火爐中，化為灰燼。」讓許多事情變成「無案可考」、「查無實據」。出於這種情況，劉紹唐在《傳記文學》連續寫三篇文章呼籲應逐步開放檔案，指出「私藏等於銷毀，發表才是保存。」並建議台灣官方應將上述檔案移交「中央研究院」。
劉紹唐的呼籲聲再高，也是蒼白的。沒有辦法，他只能用他民間的小小野史館「立此存證」。劉紹唐也會玩點小伎倆，化名寫文章，曾以讀者名義在《傳記文學》上呼籲，例如要求公布李登輝與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訪談記錄(鑒於台北無一家報紙刊登)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勇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為尊者蔣介石諱，頂著風雨在刊物上連載《陳潔如回憶錄》。劉此舉打破被「塑造了六十七年的偶像」，讓世人皆知偉人的七情六慾「竟與凡夫俗子無異」。當時有人懷疑他「是不是為某種目的想報一箭之仇，或者是受某反動分子或某某反對黨的利用」。後來劉紹唐在發表《打開歷史的黑盒子!——從連載「陳潔如回憶錄」說起》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四十多年國民黨給台灣帶來繁榮和進步，但不肯說歷史實話，不肯說歷史真話所造成的後遺症，完全是否定自己的負面影響……共產黨的興起，民進黨的興起，都建築在執政黨不肯說老實話的基礎上。」又斥責一些尊敬的歷史學家「到現在還只是『說得寫不得』，到現在，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在文字上敢於承認陳潔如確有其人，也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敢於公開寫出陳蔣關係，這算什麼歷史?這算什麼歷史學者?」當時，台灣有位有權勢的人物，認為《傳記文學》犯了「天條」，咬牙切齒，意欲查封。劉紹唐坦然說，「我只問歷史上有陳潔如其人否?把它寫出來應不應該?」台灣當局畢竟還算有點雅量，讓傳記文學出版社將該書出版了。劉紹唐在出版前言中說：「因為蔣陳關係，正史、官史、黨史、國史根本沒有記載。寫史者、讀史者皆裝聾作啞，久而久之，謊言變成了歷史，這是治史者的恥辱，是全國學術界的恥辱，也是我們要不顧一切壓力出版這本書的重要原因——歷史不是一人一家的，也不是永遠可以消滅的。」據資料，蔣介石對劉紹唐不薄，親自召見三次。劉曾私下對郭冠英說《傳記文學》的十字訣：「反共、批毛，揚胡(適)，保蔣，捧張(學良)。」可這個當年「紅色中國」的叛徒，四十年後又做了「青天白日」的叛徒。耐人尋味。劉紹唐為對歷史負責，也付出了代價。在台灣未解嚴時期，當局不時要找他的「麻煩」，劉紹唐有兩個春節是隻身躲在外面避秦的，讓家人惶惶不可終日。某年台灣某文化部門，要授《傳記文學》一獎項，主審者不批，斥其「為匪張目」。劉編的《民國人物小傳》收有諸多大陸人士，被斥為「為匪立傳」。所幸儒雅的野史館長扛著「對歷史負責」的大旗，磕磕絆絆地趟出了歷史三峽。
劉紹唐悠悠三十八載為百千計人做嫁，構築了「民國史長城」，而他自己連一本書也沒有出過。劉過世三年後，友人將其38年來他為《傳記文學》所作的發刊詞、社論、短評輯成一書《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冠英稱他的逝世是「走出史牢，載入史冊」。
仁者寬厚 後繼有人
劉紹唐一生低調，以「自耕農」、「個體戶」自喻。而他的陋室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治史貫古今，相交滿天下」，他施展「柔軟」的外交，用眯眯的笑與海峽兩岸三地的政要權貴或名流雅士品茗把盞，一刻也沒有消歇。詩人王藍有首俏皮的小詩：「天上的星辰，恆河的沙，劉紹唐的徒弟，袁睽九的她」(袁氏，性情溫和人緣好，門下收乾女兒40餘個)。劉紹唐門牆林立，有50餘名青年文史愛好者，尊稱他為「師父」。師父，一個亦儒亦俠的名字。劉紹唐是酒仙，徒兒們多被熏成酒徒。他仗義、好客。編輯部門前的同慶樓，是他招待文友的「御膳房」，前提是一律由他作東。客人要埋單，店家拒收。劉紹唐風趣，人稱「劉傳記」。《傳記文學》創刊不久，陸軍一級上將劉安祺在街上遇到劉紹唐，一把抓住他說：「紹唐，你那個玩意兒(指雜誌)真好，我太太比我還喜歡那玩藝兒，就是出得太慢了一點;每次你那玩藝兒來了。害得我太太一夜都不能睡覺。」劉紹唐幽默，故意借用這些曖昧的字眼，來增加趣味性，成為文壇有趣的話題。後來卜少夫把這則趣話寫進他的文章里。卜少夫說他那煮酒論史的風流，可與當年蘭亭詩會嫓美。劉紹唐的酒德名聞遐邇，豪爽過人。朋友要白的，他也來白的，朋友要紅的，他也樂意奉陪。實打實，不奸不詐。有趣的是一位不善酒的朋友喝酒上臉，怕回家遭夫人責難。劉便又請他喝咖啡，喝到臉上紅潮全退，再開車送他回府。一次，他的徒弟女記者楊明要為他做專訪，作《人與書的對話》電視節目。劉說「採訪沒意思，不如請我吃飯。」楊明請他吃飯，自然少不了也喝點酒。餐畢劉叮囑楊明：一回家不許告訴她爸(作家楊念慈也是劉的朋友，不喝酒)自己帶她喝酒;二不可以和其他男性喝酒(怕不安全)。楊明守口如瓶。一日楊氏父女與劉紹唐對坐，楊念慈問女兒是否背著他喝過酒。楊明否認。劉紹唐大笑說：「你就承認了吧，我都向你爸爸說了。」因酗酒影響健康，楊明常勸劉紹唐少喝點酒。劉說：「我是老的，你是小的，只有老的管小的，哪有小的管老的?」一副老頑童的樣子。徒弟們與師父共席，常白吃白喝，不好意思，鬧著要做東，劉拗不過便說「你們只要帶酒來罷」。劉過世后，徒弟們說每打開《傳記文學》都能聞到淡淡的酒香。
劉紹唐與在香港辦《新聞天地》的卜少夫私交甚篤，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兩人都是煙酒高手。卜每日吸「駱駝」50支，后因健康緣故戒了。他勸劉也戒。劉回家寫了一副字掛在案頭：「卜能，我為何不能?」他終未能。過度的煙酒損壞了他的肝臟。
劉紹唐的敬業是有名的。包括出入酒館他都夾著大包小包的稿子，胸前口袋老是插著兩支筆，一紅一藍，隨時隨地都可辦公。他編的刊物質量高，曾在朋友中懸賞：「找出一個錯字罰一桌酒。」陳香梅是老作者，劉紹唐常為她出命題作文。約她請張群寫《和張岳公談往事》，因年代久遠，張群年歲已高，所說一些人物、時間、地點難免有誤。劉紹唐代為查史料一一核對。他常年「出交天下友，回家斗室書」，伏案耕耘。他是有名的夜貓子，慣於遲睡晚起。某天史學家漆高儒一早去看他，見他已起床，驚問他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劉說「我還沒睡呢，等看完這幾篇稿子。」漆高儒說劉的這種「萬事勞其形」的拚命三郎精神，為他過早地寫《秋聲賦》埋下了伏筆。他有一句名言，似可看作是他的自我寫照或評價：「一位從事被社會所肯定的同一工作，堅持數十年至死，雖然世無完人，但可算得上是位成功者，也不失為好人。」
吳大猷先生是劉紹唐所崇敬的老師。劉氏文集就是吳題籤的。吳在病中已不能言語，某日忽向家人索紙筆，歪歪斜斜地寫了「劉紹唐」三個字。家人趕忙打電話給劉紹唐，劉火急趕去，用講話、眼神、手勢怎麼也溝通不了。吳找劉有什麼事要交代，成了一個永久的謎。
劉紹唐病後，朋友們為他延醫求葯，甚而到大陸珠海買葯，向北京名師問病。即令在病榻上，劉紹唐仍審稿，「堅持到最後一天才放手」。臨終時他最放不下的《傳記文學》和愛妻王愛生(1927—2009)，王出身書香門第，溫賢淑靜，錦心綉腸。1941年由昆明到畹町，代表畹町各界向第一批出國對日寇作戰的遠征軍首長獻旗致敬。經西南聯大訓導長李良釗介紹，1959年與劉結縭。胡適親題「鉤之以愛，揣之以恭」以賀。婚後伉儷情深，夫唱婦隨，與劉紹唐共創《傳記文學》的輝煌。劉紹唐思想開明，他囑喪事從簡，骨灰撒大海，歸隱自然(家屬另安排)。劉紹唐愛國，九一二台灣地震，他慨捐100萬台幣賑災。他愛史，後人遵其遺囑，將所收奠儀設劉紹唐史學獎;劉紹唐愛母校，身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捐設「劉紹唐獎勵基金」。劉逝世消息傳遍台北，一時湧來200多位弔唁者，有的哭聲不止，有的長跪不起，令王愛生感動不已。對劉紹唐的逝世，《中國時報》的社論則說：「劉紹唐的可貴，是他大胆地挑戰掌權者所壟斷的解釋權，『一人敵一國』以野史還原被正史所扭曲的真相。」2000年2月12日台灣《聯合報》、《新生報》等紛紛撰文紀念。他的友朋們卜少夫、葉明勛、陳香梅、陸鏗和北大校友等紛紛撰文以紀。葉明勛說他有「宏遠的見識、堅定的毅力，豐沛的人脈和不變的立場」。當有人建議李登輝「總統」給劉紹唐頒褒揚狀時，陸鏗則說：「這不是『總統』頒給紹唐的榮譽，而是紹唐給『總統』的榮譽。」
劉紹唐辦《傳記文學》，在那白色恐怖歲月，能不斷香火延續文脈。有人評說他是智慧型人物。內方外圓，深諳「杯酒釋兵權」之奧妙，方不斷化險為夷。據說某年蔣孝武帶女友到亞都飯店，客滿，領班以英文拒之。蔣孝武發少爺脾氣拔槍鬧事。飯店老闆打電話請劉紹唐出面調停(劉與蔣孝武熟識，並曾接受過蔣的文化公司的諮詢，幫過忙)。可見劉紹唐的人脈很旺。劉妻王愛生說：「他(劉)不是沒有缺點，但他真是為朋友想。」劉紹唐本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在他身上表現出的矛盾也不乏其例。他由「紅色中國的叛徒」到台灣，成了「藍色中國的擁護者」。「當藍色正濃時，他辦雜誌有很多禁忌，但當禁忌消失后，他那熟悉的藍色也淡了。甚至他最愛的中國圖像也模糊了。這點才是他最遺憾的地方。」(郭冠英)他的「保皇」與「記史」有矛盾。「蔣經國死後，有關他與章亞若的悲劇也慢慢在《傳記文學》上披露，其實還處在『保皇』的尺度內」。再一個例子是在史實與人情的尺度上把握欠當，從他與徒弟蘇登基的結怨上反映出來。陳立夫的回憶錄《成敗之鑒》錯誤甚多。「尤其是他把周恩來1936年9月1日給他的求和信，記成1935年。這一年之差，對國共分合的歷史研究關係甚大。」蘇登基在大眾認同為1936年一說時，寫了一篇《年份問題》，刊在《傳記文學》上，指出陳立夫的錯誤。陳立夫堅持己見，也寫了篇《糾正蘇錯誤》。蘇登基據理力爭，表示還要寫一篇反駁文章欲發在《傳記文學》上，劉紹唐說：「你不要再談了，再寫我也不登。」蘇拂袖而去。劉紹唐逝世后，郭冠英在悼劉的文章作了披露：「史實是非、人情、政治、讀者口味」劉紹唐都要考慮、平衡。劉不想再登蘇的反駁文章，「事出有因」，原來《年份問題》刊發后，陳立夫懷揣《糾正蘇錯誤》一文，坐在輪椅上，讓護士推著到《傳記文學》編輯部，「形同懇請刊其稿的」，因為陳視此事有關名譽。據郭冠英說，「劉雖知錯在陳，但若再登蘇文，對陳這個老人，一個曾風雲一時的國府要人，實在是太殘忍，史實俱在，陳蘇一來一往，也就夠了，劉想到此為止吧。這是劉先生厚道慎思之處。」劉紹唐的「點到為止」對尊重史實不免遺憾，但倒也看出他的人情味，不乏可愛。師徒分道后蘇登基也很痛苦，他最後諒解了劉紹唐的「兩難」。當獲知劉去世消息，蘇與夫人立即趕到劉宅致哀。兩位史家以史實結怨，又以人情而化解，也算史壇一則佳話。
江山代有人才出。
劉紹唐時代的《傳記文學》結束了，成露茜接棒時代應運而生。劉過世，台灣文壇雜說紛陳，有的主張關門打烊，保持《傳記文學》的形象;有的覺得停了可惜，是史學界一大損失。據劉夫人王愛生說，她面對關門打烊或持續前行的艱難選擇，很痛苦。她實在不忍紹唐先生嘔心瀝血、慘淡經營38年的《傳記文學》在自己手中結束。在致筆者函中她說：「《傳記文學》自劉先生去世后，我又持續辦了半年，經過思考，還是決定轉讓給辦報有名的成舍我先生的兩位女公子(成露茜、成嘉玲，筆者)，我覺得給她們辦《傳記文學》還是有繼續維持水平不斷出版下去的前途。」唐德剛先生在《傳記文學的兩個四十年》一文中，對繼辦者也寄予厚望：「民族文化的『轉型運動』如今已接近尾聲，歷史三峽出峽在望。《傳記文學》終於有了一個現代化了的、新的接班人，吾為成露茜博士領導的第二個四十年的遠景，寄予燦爛之厚望焉。」
徵引參考目錄：
1.劉紹唐：《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文集》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2003年9月出版。
2.王愛生：《無盡的思念並感謝》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3.唐德剛：《劉傳記與民國史學——紀念劉紹唐逝世一周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4.唐德剛：《傳記文學的兩個四十年——紀念劉紹唐逝世一周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五期。
5.李 敖：《國民黨與豹》摘自《數風流人物》，台灣天元出版社1989年版。
6.陳香梅：《失約的劉紹唐——欲祭君疑在，天涯哭此時》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7.葉明勛：《懷往事，傷斯人——敬悼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兄》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8.郭冠英：《同慶憶紹老》台灣《傳記文學》第八十卷第二期。
9.郭冠英：《集片面之辭，成歷史全貌》《劉紹唐先生紀念文集》。
10.卜少夫：《一代完人，意猶未盡——哀悼一位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寫實奉獻者》同上。
11.陸 鏗：《不容青史盡成灰——悼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同上。
12.中國時報社論：《野史館長》台灣《中國時報》2000年2月12日。
13.徐開塵：《義氣俠情宛在人間》台灣《民生報》2000年2月12日。
——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
台灣詩人楚戈說：「歷史是過去了的事，使過去了的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是傳記文學」;旅美史學家唐德剛說「(劉)以一人而敵一國」。前者作為經典廣告語，長期鐫刻在《傳記文學》的封底，後者成為一則語萃，在華人史學界流傳。顯然，這是對劉紹唐和他的《傳記文學》的一種肯定，「良非過譽也」。
劉紹唐(1921—2000)，原名宗向，祖籍河北蘆台，生於遼寧錦縣。「九一八」事變后，劉流亡山東、上海、南京，抗戰勝利后入西南聯大，複員後分由北大畢業;曾參加南下工作團，在新華社、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工作。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被美國新聞處翻譯成十六國語言出版。劉紹唐到台後，先後供職于「中國出版社」和「中央黨史會」，與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觸，有感於「兩岸的文士因為各受其主的關係，許多史實難免不受歪曲」的現狀，加之受胡適對傳記文學鼓吹的影響，又不願靠別人發飯票過日子的劉紹唐，在胡適、毛子水、沈剛伯等前輩的鼓勵下，創辦了《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於1962年6月創刊。刊名由北大老校長蔣夢麟題籤。創刊初期，劉紹唐忙於邀稿、審稿、校勘、考訂和督印，整天騎自行車奔波在台北大街小巷;夫人王愛生則負責會計、總務、發行、郵寄等業務，難怪劉紹唐對妻子說「這是家庭事業」。此後的38年，編輯部、發行所全設在宅內。劉紹唐乾脆在辦公室支了一張床，真可謂夙興夜寐、櫛風沐雨、篳路藍縷。刊物容量由最初的40頁擴至154頁，圖文並茂。60年代末的某晚，他駕小貨車送雜誌，小巷燈光昏暗，他一頭撞到電線杆上，磕掉了兩顆門牙!稍有規模后劉紹唐才聘三、五個編輯做幫手。截止劉紹唐去世，他單槍匹馬，謝絕任何政治或經濟集團的支持，獨自慘淡經營雜誌兼傳記文學出版社38年，從未假手他人。這在中國近代出版史是個奇迹。480期刊物從沒有過中斷或脫期，其作者陣容鼎盛，囊括台島及海外一大批政要權貴、文壇耆宿和名流雅士：早期有陳立夫、陶希聖、羅家倫、李濟、沈剛伯、毛子水、蔣復璁、陳紀瀅、葉公超、浦薛鳳，林語堂、梁實秋、蘇雪林、吳大猷、周策縱等。後期有唐德剛、陳香梅、楊步偉、柳無忌、顧毓琇、陳存仁、夏志清，季羡林、吳冠中、王若望、王映霞、卜乃夫等等，盡皆一時之選。內容涵蓋王雲五、陶希聖、于右任、曹汝霖、黃興、蔡元培、丁文江、胡漢民、陳濟棠等名流的自傳，或評傳或年譜、或回憶錄、或日記和史事研究等。此外還出版了《傳記文學叢書》244種，《民國史料叢書》22種(含冷門《中國經濟志》、《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和《江河修防紀要》等稀有資料)，《傳記文學集刊》4種，以及《民國人物小傳》20冊，含民國重要人物小傳2000人之多。對陳寅恪、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或全集的出版，領先大陸二十年。有人幽默地說：「《傳記文學》是引領讀者入民國史大門的入場券，劉紹唐就是那賣門票的老頭，一賣賣了四十年。」還有人說他的雜誌「把許多死人辦活，把一些活人辦死」。1982年，唐德剛參加「傳記文學20周年紀念會」，見那期雜誌正發行到242期，和他手中持有的大陸《文史資料》的期數偶然巧合，唐氏喟嘆劉紹唐「以一人而敵一國」。后此話不脛而走，被廣為引用。《風雲時代》介紹劉紹唐其人時說：「先生為《傳記文學》創辦人，獨立主持《傳記文學》38年，出刊400餘期，對民國史、現代史之貢獻，至深且巨，影響力已遍及全球華人社會及國際史學界。旅美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謂先生「以一人而敵一國，乃為海峽兩岸史學家所認同的公論」。
對劉紹唐也有不同的聲音，以李敖為代表。他在佩服劉三十年來在結合史料方面所作努力的同時批評道：「劉辦《傳記文學》有功有過，功在很技巧的顯出了(還談不到揭發)國民黨的許多糗事;過在泥沙俱下，也幫國民黨做了不實的宣傳與偽證。」又詰問：「看了《傳記文學》中那麼多肉麻當有趣的傑作，那麼多數不完的豐功偉業，紹唐大哥，你難道不奇怪：如果他們那樣行，大陸怎麼還會丟?」
是耶，非耶?尚待歷史評說。但劉紹唐的辦刊方針和敬業精神確給我們不少借鑒和回味的地方。
「三不」•三個「有所不為」•唐德剛
《傳記文學》的發刊詞是劉紹唐親撰的。他在辦刊宗旨中說：「《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目的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提倡不為賢者諱，不為智者諱，大家寫，寫大家。還說它是一本學術性與文學性兼容的雜誌，對稿件的要求是「態度力求嚴肅，文字則不妨輕鬆雋永，以輕鬆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絕不阿諛頌揚或惡意貶損，也絕不以內幕新聞或低級趣味相號召。」特彆強調：「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
劉氏主持《傳記文學》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令劉氏本人自豪的、讀者樂道的是刊物踐行的「三不主義」。一、不登化名或筆名文章。(以考據聞名的胡適曾對劉提醒：擔心有些人用化名不負責任地亂寫東西，彼此間以不實之事相互攻訐)二、不刊當事人健在(回憶錄、自傳除外)的文章與壽慶應景的詩文。因此類文章空泛，有互捧之嫌，乏史料價值。為堅持這一點，劉不惜開罪了許多朋友。三、「不炒冷飯」，堅持首發。據劉的老友鬍子丹說，他曾想把發過的長文《我在綠島3212天》縮成短文給《傳記文學》，劉以「畢竟還是一碗冷飯」婉拒。在經營上劉紹唐堅持三個「有所不為」。一、絕不亂用刊物、利用人情去兜售廣告;二、絕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處伸手要錢;三、不利用任何關係和人情去推銷雜誌，靠雜誌本身的特色去打天下。劉紹唐認為「這不是自命清高，這是維持一個雜誌的風格與尊嚴」。劉氏不願在他人屋檐下「端人碗」，而失去刊物獨立的品格。劉紹唐既沒有政治背景，又沒有資本，更況那時台灣還沒「解禁」，他游弋在政治的夾縫裡、生活在錢囊的羞澀中，他咬牙堅持這「三不」和三個「有所不為」實屬不易。世人交口稱讚他有「文人風骨」。
《傳記文學》當初的一紙風行，激起了台灣相關傳記和文學期刊的出版繁榮。劉紹唐竭力倡導的「口述歷史」洋玩意，在台也得到普遍運用。他培養、團結了一批實力雄厚的作者隊伍。
實事求是，今天檢視劉氏的「三不」，也有「例外」：諸如劉紹唐尊崇蔣廷黻，蔣去世后，劉紹唐曾組發若干組追懷文字，稱頌功德者多微詞少。在三個當事人都作古后，劉化名趙家銘(造假名諧音)寫了《蔣廷黻的婚姻悲劇》，披露了蔣身後同時有「兩個女人」的往事。據在《傳記文學》工作10多年的陶惠英先生披露，劉偶也為作者隱去真名，如以郭學虞署名的《胡適與陳衡哲的一段往事》，真正的作者是李敖。因李當時正在《文星》雜誌呼風喚雨，劉覺得用真名諸多不便。「都是基於當時的某些特別的考量。」另，郭冠英自語張學良九十大壽時，他曾以高茂辰筆名發了一篇祝壽文字，劉紹唐也感慨這是「一文破三不」。不過，那是劉氏蓄意而為。劉紹唐與張學良是同鄉，戲稱張「鄉長」。兩人有私交。劉對張甚為崇敬，一次陪張學良吃飯，他坐張一側，鞍前馬後「保駕」。杯酒已斟滿，劉憂張年邁酒力不勝，主動倒一半在自己的杯里，對眾人說「老鄉長不能多喝」。張學良是東北漢子，笑對劉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小氣?倒滿!」一下喝了兩瓶白蘭地。劉紹唐「醉翁之意」是想在酒席上成就大事：推薦唐德剛(1920—2009)為張學良作「口述實錄」。劉紹唐說他的此舉「全為了歷史，為了張學良好」。酒後劉紹唐還恭恭敬敬給張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日昨上一函，諒蒙 察及，關於吾公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事，本有數語奉陳，因恐交淺言深，又易開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覆思之，吾公為國家之人，吾公歷史為國家歷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誠已告，心實難安。」……
遺憾的是這件事後來還是泡湯了。有人說是唐德剛在哈德遜河畔與貝夫人(貝祖貽夫人蔣士雲)同攙著張學良的手的一張合影，招惹趙四小姐大為不樂，不給採訪的入場券。實際上「張史」之腰斬，是《中國時報》的某記者，不向當事人求證逕發消息，造成多方尷尬，張學良也怕再惹麻煩，而作罷。劉紹唐為此事告吹，扼腕不已。
然而，就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及組稿技巧，劉紹唐與唐德剛的精誠合作很值得大書一筆。
如果說劉氏構築了民國史長城，誰也不能否認唐德剛是這座長城上一塊重量級的基石。唐德剛為《傳記文學》寫了20多年(迄今未輟)，他的「唐氏五書」(《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五十年代的塵埃》、《史學與卜學》和《書緣與人緣》)大都是在《傳記文學》先發表，后陸續成書風行天下的。2006年又被廣西師大出版社引進在大陸出版。唐德剛在追憶劉的悼文中說：「若論個人友情，近三十年來，紹唐兄實在是我在台灣寶島朝野的社交圈中，往還最全面、友情最誠摯的接待員、指導員和電話總機。」說劉是孟嘗君，還傾心代其照顧在台的老泰山吳開山先生，盡「半子之孝」。劉唐相識于上世紀60年代中期，經吳相湘教授紹介「識荊」。說來有趣，第一次見面，唐德剛便出了一個大洋相。他們三個人宵夜后，唐把第二天要作報告的稿子丟在南港。時已深夜，開車技術不怎麼樣的劉，冒著危險摸黑顛簸在鄉間小路，終把皮包找回。劉的熱情令唐十分感動。唐本以壯士斷腕之慨決意「自我封筆」，不再用中文寫作了，致力為哥大「中國口述歷史部」工作，寫了幾百萬字的胡適、顧維鈞、李宗仁等回憶錄。而劉紹唐對《胡適口述自傳》有興趣，擬出版。唐對劉說此書原為洋人寫，較淺，乏新意，版權又在哥大手中。劉對唐拍胸脯，他願出中文版，如有版權糾紛一切法律責任由他負。唐為劉的俠義精神而動情。哥大的版權鬆動后，唐同意出中文版，但實在不願自譯，禁不住劉的「無數次」越洋電話粥，唐難以謝絕，不得已「下海」重作馮婦。中文版「胡傳」出版后社會反映效果奇好，劉乘勝追擊還要為唐出書。唐成了「過河卒」，重新啟筆，遂有「唐氏五書」飲譽海內外。唐說他為《傳記文學》寫了20多年，從未間斷。兩人關係何以如此親密?唐說他倆是「臭味相投」，又自謙地引韓愈的「伯樂說」而比況。筆者以為劉紹唐為唐德剛「作嫁」兩不吃虧。唐德剛得了新「嫁衣」，而「嫁衣」無形中又成為劉氏展窗里的經典樣品，引來過客的顧盼和青睞。用今人的話說是珠聯璧合式的「雙贏」。
唐德剛對劉紹唐是十分敬重的。劉逝世后，唐數度作長文追思懷念，動情地說：「歷史是個浩淼無邊的大海，史家但只能取其一瓢飲，就可以成一家之言，躋身於大儒之列了。而劉紹唐卻保存了一個大海灣，洋洋乎億萬言，成為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寶庫。在我輩只有『職業』而無『事業』的凡夫俗子看來，就更是值得欽羡的了。」
劉作古時，唐因健康原因不能親臨祭拜，但從奉的兩副輓聯中聊見友誼之深：
辦百卷傳記，振一代文風，世有伯樂，然後才有千里馬;
隨兩岸精英，寫三朝元老，知無鮑叔，從此再無司令員。
結千秋業在千禧年，寶島群英尊師傅;
以一人而獨敵一國，中華青史未成灰。
野史館長 挑戰官史
歷史，有正史與野史之分。前者為官修，後者為私纂。而劉紹唐認為，野史也是史料。猶如光影有黑白兩部分，它與正史並無軒輊，更無尊卑之分。中國素有「成王敗寇」一說。成者修史，出於塑造己身「完人」「全人」的形象之須，往往會將敗者的「是」也「修」成「非」，把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國近代史正在不斷地修正，將被顛倒的再倒顛過來的現狀，已是不爭之實。
《傳記文學》是私營的，刊發民間史料。故台灣人稱《傳記文學》是「野史館」。這種稱法多少含玩笑和奚落成分，而劉紹唐卻欣然笑納，他那「野史館長」的諢名也不脛而走。
野史館長的路子確實有點「野」。他受洋人影響，鍾情「自傳」和「回憶錄」。有些傳主在文中難免有自我粉飾成分或失當之處，因此招來「自捧自」、「片面之辭」之類的非議。而劉氏認為歷史真相本是多種「片面之辭」的混合體，只有從「片面之辭」中去發掘，才能有歷史真相。劉紹唐的觀點是寧可「各說雜陳」，也不願「定於一尊」。他以「爭千秋，不爭一時」而自勉。他的「野」還表現在為大人物立傳的同時，也為小人物乃至「流氓」、「叛逆」，三教九流者立傳。
劉紹唐十分激賞于右任的「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詩句。特別是后一句，成為他的「口頭禪」和座右銘。他曾以此為題，呼籲台灣當局開放「大溪檔案」和「石叟叢書」。大溪，地名，民國及蔣氏的檔案存放處;石叟，陳誠(1898—1965)，陳氏健在時費時十年，集自身各類文體案卷900萬言，名「石叟叢書」，內有陳氏收蔣介石手翰影存559件，陳本人手稿962件，其歷史價值之高，屬「國家級」。 陳編此書，旨在供史家研究。且據「石叟叢書」主事者說，所有編輯費用「無一出自於公款」。陳逝世后數月，「這一百幾十箱資料，悉數凍結，化有用為無用，不容旁人寓目。」直至陳逝世30年，仍被凍結。劉紹唐認為：蔣、陳是公眾人物，「國家的人」，所有史料都是公眾財產，國家的財產，應無條件公之於世，供當代及後世史家研究參考。他分析有人之所以將其「秘藏」至今，「死捂住不放」唯一的理由恐怕是「醜媳婦難見公婆(不知是老總統見不得人?抑主事者見不得人?)」劉還披露，蔣經國受蘇俄政治反覆鬥爭的影響，不希望個人保存資料或寫回憶錄，另說是蔣經國曆來主張「團隊精神」。他的秘書親見「經國先生在辦公室看過的重要函電，隨手丟進辦公室特設的火爐中，化為灰燼。」讓許多事情變成「無案可考」、「查無實據」。出於這種情況，劉紹唐在《傳記文學》連續寫三篇文章呼籲應逐步開放檔案，指出「私藏等於銷毀，發表才是保存。」並建議台灣官方應將上述檔案移交「中央研究院」。
劉紹唐的呼籲聲再高，也是蒼白的。沒有辦法，他只能用他民間的小小野史館「立此存證」。劉紹唐也會玩點小伎倆，化名寫文章，曾以讀者名義在《傳記文學》上呼籲，例如要求公布李登輝與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訪談記錄(鑒於台北無一家報紙刊登)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勇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為尊者蔣介石諱，頂著風雨在刊物上連載《陳潔如回憶錄》。劉此舉打破被「塑造了六十七年的偶像」，讓世人皆知偉人的七情六慾「竟與凡夫俗子無異」。當時有人懷疑他「是不是為某種目的想報一箭之仇，或者是受某反動分子或某某反對黨的利用」。後來劉紹唐在發表《打開歷史的黑盒子!——從連載「陳潔如回憶錄」說起》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四十多年國民黨給台灣帶來繁榮和進步，但不肯說歷史實話，不肯說歷史真話所造成的後遺症，完全是否定自己的負面影響……共產黨的興起，民進黨的興起，都建築在執政黨不肯說老實話的基礎上。」又斥責一些尊敬的歷史學家「到現在還只是『說得寫不得』，到現在，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在文字上敢於承認陳潔如確有其人，也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敢於公開寫出陳蔣關係，這算什麼歷史?這算什麼歷史學者?」當時，台灣有位有權勢的人物，認為《傳記文學》犯了「天條」，咬牙切齒，意欲查封。劉紹唐坦然說，「我只問歷史上有陳潔如其人否?把它寫出來應不應該?」台灣當局畢竟還算有點雅量，讓傳記文學出版社將該書出版了。劉紹唐在出版前言中說：「因為蔣陳關係，正史、官史、黨史、國史根本沒有記載。寫史者、讀史者皆裝聾作啞，久而久之，謊言變成了歷史，這是治史者的恥辱，是全國學術界的恥辱，也是我們要不顧一切壓力出版這本書的重要原因——歷史不是一人一家的，也不是永遠可以消滅的。」據資料，蔣介石對劉紹唐不薄，親自召見三次。劉曾私下對郭冠英說《傳記文學》的十字訣：「反共、批毛，揚胡(適)，保蔣，捧張(學良)。」可這個當年「紅色中國」的叛徒，四十年後又做了「青天白日」的叛徒。耐人尋味。劉紹唐為對歷史負責，也付出了代價。在台灣未解嚴時期，當局不時要找他的「麻煩」，劉紹唐有兩個春節是隻身躲在外面避秦的，讓家人惶惶不可終日。某年台灣某文化部門，要授《傳記文學》一獎項，主審者不批，斥其「為匪張目」。劉編的《民國人物小傳》收有諸多大陸人士，被斥為「為匪立傳」。所幸儒雅的野史館長扛著「對歷史負責」的大旗，磕磕絆絆地趟出了歷史三峽。
劉紹唐悠悠三十八載為百千計人做嫁，構築了「民國史長城」，而他自己連一本書也沒有出過。劉過世三年後，友人將其38年來他為《傳記文學》所作的發刊詞、社論、短評輯成一書《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冠英稱他的逝世是「走出史牢，載入史冊」。
仁者寬厚 後繼有人
劉紹唐一生低調，以「自耕農」、「個體戶」自喻。而他的陋室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治史貫古今，相交滿天下」，他施展「柔軟」的外交，用眯眯的笑與海峽兩岸三地的政要權貴或名流雅士品茗把盞，一刻也沒有消歇。詩人王藍有首俏皮的小詩：「天上的星辰，恆河的沙，劉紹唐的徒弟，袁睽九的她」(袁氏，性情溫和人緣好，門下收乾女兒40餘個)。劉紹唐門牆林立，有50餘名青年文史愛好者，尊稱他為「師父」。師父，一個亦儒亦俠的名字。劉紹唐是酒仙，徒兒們多被熏成酒徒。他仗義、好客。編輯部門前的同慶樓，是他招待文友的「御膳房」，前提是一律由他作東。客人要埋單，店家拒收。劉紹唐風趣，人稱「劉傳記」。《傳記文學》創刊不久，陸軍一級上將劉安祺在街上遇到劉紹唐，一把抓住他說：「紹唐，你那個玩意兒(指雜誌)真好，我太太比我還喜歡那玩藝兒，就是出得太慢了一點;每次你那玩藝兒來了。害得我太太一夜都不能睡覺。」劉紹唐幽默，故意借用這些曖昧的字眼，來增加趣味性，成為文壇有趣的話題。後來卜少夫把這則趣話寫進他的文章里。卜少夫說他那煮酒論史的風流，可與當年蘭亭詩會嫓美。劉紹唐的酒德名聞遐邇，豪爽過人。朋友要白的，他也來白的，朋友要紅的，他也樂意奉陪。實打實，不奸不詐。有趣的是一位不善酒的朋友喝酒上臉，怕回家遭夫人責難。劉便又請他喝咖啡，喝到臉上紅潮全退，再開車送他回府。一次，他的徒弟女記者楊明要為他做專訪，作《人與書的對話》電視節目。劉說「採訪沒意思，不如請我吃飯。」楊明請他吃飯，自然少不了也喝點酒。餐畢劉叮囑楊明：一回家不許告訴她爸(作家楊念慈也是劉的朋友，不喝酒)自己帶她喝酒;二不可以和其他男性喝酒(怕不安全)。楊明守口如瓶。一日楊氏父女與劉紹唐對坐，楊念慈問女兒是否背著他喝過酒。楊明否認。劉紹唐大笑說：「你就承認了吧，我都向你爸爸說了。」因酗酒影響健康，楊明常勸劉紹唐少喝點酒。劉說：「我是老的，你是小的，只有老的管小的，哪有小的管老的?」一副老頑童的樣子。徒弟們與師父共席，常白吃白喝，不好意思，鬧著要做東，劉拗不過便說「你們只要帶酒來罷」。劉過世后，徒弟們說每打開《傳記文學》都能聞到淡淡的酒香。
劉紹唐與在香港辦《新聞天地》的卜少夫私交甚篤，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兩人都是煙酒高手。卜每日吸「駱駝」50支，后因健康緣故戒了。他勸劉也戒。劉回家寫了一副字掛在案頭：「卜能，我為何不能?」他終未能。過度的煙酒損壞了他的肝臟。
劉紹唐的敬業是有名的。包括出入酒館他都夾著大包小包的稿子，胸前口袋老是插著兩支筆，一紅一藍，隨時隨地都可辦公。他編的刊物質量高，曾在朋友中懸賞：「找出一個錯字罰一桌酒。」陳香梅是老作者，劉紹唐常為她出命題作文。約她請張群寫《和張岳公談往事》，因年代久遠，張群年歲已高，所說一些人物、時間、地點難免有誤。劉紹唐代為查史料一一核對。他常年「出交天下友，回家斗室書」，伏案耕耘。他是有名的夜貓子，慣於遲睡晚起。某天史學家漆高儒一早去看他，見他已起床，驚問他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劉說「我還沒睡呢，等看完這幾篇稿子。」漆高儒說劉的這種「萬事勞其形」的拚命三郎精神，為他過早地寫《秋聲賦》埋下了伏筆。他有一句名言，似可看作是他的自我寫照或評價：「一位從事被社會所肯定的同一工作，堅持數十年至死，雖然世無完人，但可算得上是位成功者，也不失為好人。」
吳大猷先生是劉紹唐所崇敬的老師。劉氏文集就是吳題籤的。吳在病中已不能言語，某日忽向家人索紙筆，歪歪斜斜地寫了「劉紹唐」三個字。家人趕忙打電話給劉紹唐，劉火急趕去，用講話、眼神、手勢怎麼也溝通不了。吳找劉有什麼事要交代，成了一個永久的謎。
劉紹唐病後，朋友們為他延醫求葯，甚而到大陸珠海買葯，向北京名師問病。即令在病榻上，劉紹唐仍審稿，「堅持到最後一天才放手」。臨終時他最放不下的《傳記文學》和愛妻王愛生(1927—2009)，王出身書香門第，溫賢淑靜，錦心綉腸。1941年由昆明到畹町，代表畹町各界向第一批出國對日寇作戰的遠征軍首長獻旗致敬。經西南聯大訓導長李良釗介紹，1959年與劉結縭。胡適親題「鉤之以愛，揣之以恭」以賀。婚後伉儷情深，夫唱婦隨，與劉紹唐共創《傳記文學》的輝煌。劉紹唐思想開明，他囑喪事從簡，骨灰撒大海，歸隱自然(家屬另安排)。劉紹唐愛國，九一二台灣地震，他慨捐100萬台幣賑災。他愛史，後人遵其遺囑，將所收奠儀設劉紹唐史學獎;劉紹唐愛母校，身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捐設「劉紹唐獎勵基金」。劉逝世消息傳遍台北，一時湧來200多位弔唁者，有的哭聲不止，有的長跪不起，令王愛生感動不已。對劉紹唐的逝世，《中國時報》的社論則說：「劉紹唐的可貴，是他大胆地挑戰掌權者所壟斷的解釋權，『一人敵一國』以野史還原被正史所扭曲的真相。」2000年2月12日台灣《聯合報》、《新生報》等紛紛撰文紀念。他的友朋們卜少夫、葉明勛、陳香梅、陸鏗和北大校友等紛紛撰文以紀。葉明勛說他有「宏遠的見識、堅定的毅力，豐沛的人脈和不變的立場」。當有人建議李登輝「總統」給劉紹唐頒褒揚狀時，陸鏗則說：「這不是『總統』頒給紹唐的榮譽，而是紹唐給『總統』的榮譽。」
劉紹唐辦《傳記文學》，在那白色恐怖歲月，能不斷香火延續文脈。有人評說他是智慧型人物。內方外圓，深諳「杯酒釋兵權」之奧妙，方不斷化險為夷。據說某年蔣孝武帶女友到亞都飯店，客滿，領班以英文拒之。蔣孝武發少爺脾氣拔槍鬧事。飯店老闆打電話請劉紹唐出面調停(劉與蔣孝武熟識，並曾接受過蔣的文化公司的諮詢，幫過忙)。可見劉紹唐的人脈很旺。劉妻王愛生說：「他(劉)不是沒有缺點，但他真是為朋友想。」劉紹唐本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在他身上表現出的矛盾也不乏其例。他由「紅色中國的叛徒」到台灣，成了「藍色中國的擁護者」。「當藍色正濃時，他辦雜誌有很多禁忌，但當禁忌消失后，他那熟悉的藍色也淡了。甚至他最愛的中國圖像也模糊了。這點才是他最遺憾的地方。」(郭冠英)他的「保皇」與「記史」有矛盾。「蔣經國死後，有關他與章亞若的悲劇也慢慢在《傳記文學》上披露，其實還處在『保皇』的尺度內」。再一個例子是在史實與人情的尺度上把握欠當，從他與徒弟蘇登基的結怨上反映出來。陳立夫的回憶錄《成敗之鑒》錯誤甚多。「尤其是他把周恩來1936年9月1日給他的求和信，記成1935年。這一年之差，對國共分合的歷史研究關係甚大。」蘇登基在大眾認同為1936年一說時，寫了一篇《年份問題》，刊在《傳記文學》上，指出陳立夫的錯誤。陳立夫堅持己見，也寫了篇《糾正蘇錯誤》。蘇登基據理力爭，表示還要寫一篇反駁文章欲發在《傳記文學》上，劉紹唐說：「你不要再談了，再寫我也不登。」蘇拂袖而去。劉紹唐逝世后，郭冠英在悼劉的文章作了披露：「史實是非、人情、政治、讀者口味」劉紹唐都要考慮、平衡。劉不想再登蘇的反駁文章，「事出有因」，原來《年份問題》刊發后，陳立夫懷揣《糾正蘇錯誤》一文，坐在輪椅上，讓護士推著到《傳記文學》編輯部，「形同懇請刊其稿的」，因為陳視此事有關名譽。據郭冠英說，「劉雖知錯在陳，但若再登蘇文，對陳這個老人，一個曾風雲一時的國府要人，實在是太殘忍，史實俱在，陳蘇一來一往，也就夠了，劉想到此為止吧。這是劉先生厚道慎思之處。」劉紹唐的「點到為止」對尊重史實不免遺憾，但倒也看出他的人情味，不乏可愛。師徒分道后蘇登基也很痛苦，他最後諒解了劉紹唐的「兩難」。當獲知劉去世消息，蘇與夫人立即趕到劉宅致哀。兩位史家以史實結怨，又以人情而化解，也算史壇一則佳話。
江山代有人才出。
劉紹唐時代的《傳記文學》結束了，成露茜接棒時代應運而生。劉過世，台灣文壇雜說紛陳，有的主張關門打烊，保持《傳記文學》的形象;有的覺得停了可惜，是史學界一大損失。據劉夫人王愛生說，她面對關門打烊或持續前行的艱難選擇，很痛苦。她實在不忍紹唐先生嘔心瀝血、慘淡經營38年的《傳記文學》在自己手中結束。在致筆者函中她說：「《傳記文學》自劉先生去世后，我又持續辦了半年，經過思考，還是決定轉讓給辦報有名的成舍我先生的兩位女公子(成露茜、成嘉玲，筆者)，我覺得給她們辦《傳記文學》還是有繼續維持水平不斷出版下去的前途。」唐德剛先生在《傳記文學的兩個四十年》一文中，對繼辦者也寄予厚望：「民族文化的『轉型運動』如今已接近尾聲，歷史三峽出峽在望。《傳記文學》終於有了一個現代化了的、新的接班人，吾為成露茜博士領導的第二個四十年的遠景，寄予燦爛之厚望焉。」
徵引參考目錄：
1.劉紹唐：《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文集》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2003年9月出版。
2.王愛生：《無盡的思念並感謝》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3.唐德剛：《劉傳記與民國史學——紀念劉紹唐逝世一周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4.唐德剛：《傳記文學的兩個四十年——紀念劉紹唐逝世一周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五期。
5.李 敖：《國民黨與豹》摘自《數風流人物》，台灣天元出版社1989年版。
6.陳香梅：《失約的劉紹唐——欲祭君疑在，天涯哭此時》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7.葉明勛：《懷往事，傷斯人——敬悼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兄》台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8.郭冠英：《同慶憶紹老》台灣《傳記文學》第八十卷第二期。
9.郭冠英：《集片面之辭，成歷史全貌》《劉紹唐先生紀念文集》。
10.卜少夫：《一代完人，意猶未盡——哀悼一位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寫實奉獻者》同上。
11.陸 鏗：《不容青史盡成灰——悼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同上。
12.中國時報社論：《野史館長》台灣《中國時報》2000年2月12日。
13.徐開塵：《義氣俠情宛在人間》台灣《民生報》200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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