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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元士對《儒學七宗罪》一文的批判朋友轉來一文題為《儒學七宗罪，或者論每個人都是惡人》，羅列了儒學七宗罪：曰崇拜假神、偽善、實用主義、理性自負、皇權制度、地上天國幻想、身份歧視等。全是門外亂彈，全是無知無畏的誤解混扯。作者或許寫得很認真，動機在啟蒙或商榷，但由於完全昧於儒家聖賢、文化和文明的三昧，想不混扯，不可能也。東海本來置而不論，想偷一下懶。然元士老婆心切，依據仁本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于所謂的「儒學七宗罪」逐一破斥。特將其文章附錄於後，供作者和誤入思想歧途思考。2019-5-3余東海

   吳元士：《儒學》有人寫文章，羅列了儒學七宗罪：曰崇拜假神、偽善、實用主義、理性自負、皇權制度、地上天國幻想、身份歧視等。這好像是很多門外人的「共識」，尤其是自由派人士，本人未深入學儒之前也或多或少有過類似的想法，所以對這些言論的來龍去脈可以說是了如指掌，略陳如下：

   1、崇拜假神，其實是不崇拜神。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祭神如神在，不是假崇拜，也不崇拜假，就像拿著父母的照片思念一樣，這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情感，也是一種普遍行為，你不能說這是假思念或思念假的。這一看就是神本主義宗教徒的論調，自己崇拜假神而不知才可悲。

   2、偽善。偽字去掉。儒家最講性善，性善論是儒學的根坻，這個只要稍讀經典即可知。有偽善之人，但無偽善之學，任何學都有偽人學，視善為偽或為性惡論蠱惑，或自身常行偽善。

   3、實用主義。務實而不主義之。儒學理想高遠但態度務實，儒者是務實的理想者，但絕不理想化，中道而立，中道而行，此確非任何外道能夠領悟也。宗教徒認為凡是沒有虛幻信仰的，皆是所謂的現實主義者，實乃坐井觀天也。

   4、理性自負，恰是理性自信。聖賢君子無疑無惑，不憂不懼，當然理性自信。孔子說「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儒學有能力幫人不借外力而認清世界的本質，有此自信，不亦宜乎，宗教的沒有這個功能，宗教徒更沒此能力，此又是以蟻測象之論。 5、皇權制度，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必經過程，每個文明都走過，非但儒家也。儒學本知天重時，在相應的歷史條件下，做相應的事情很正常。當然，現代有些學儒的人思維不清，還有這種專制餘毒，這是學問未通的愚腐之人，這也是哪個學派都有的現象。

    6、地上天國幻想。應是大同世界理想。天上的天國才是幻想呢！把人類社會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幸福的大同世界怎麼就是幻想了？儒家不僅有此理想，還有實現此一理想的整套方案，歷代儒者就是此一理想的忠實信奉者和實踐者。如果把這個世界建設好都是幻想，那還有什麼是理想？升天國？成神佛？這才更是幼稚的幻想吧！

   7、身份歧視。是正視身份的差異。平等，只能是人格平等，生命平等。身份如何能平等？身體如何能平等？能力如何能平等？責任如何能平等？無視能力權責的不平等現實，而強調一律平等的錯覺，不僅虛偽而且危險。就像唆使孩童反抗師長的管教，這不是真的在成就他，而恰恰是在毀滅他。人類社會中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者，能力越大就責任越大，這是天經地義又合情合理的。讓後者與前者謀求身份上的平等，恰恰是斷了其上進之途，開了其墮落之路的毀人之舉！

   附：《儒學七宗罪，或者論每個人都是惡人》按照思想史的一般意義的觀念辨析，關於儒家，首先需要給定的觀念秩序前提是：如果一種傳統文化思想資源沒有解決「人是什麼」的基本問題，那麼試圖要求人人都要做君子的道德呼喚，其實是鼓勵人人都要做騙子。反過來說，如果儒家傳統一開始就已經界定了「人是什麼」的命題，已經對人性的有限性和幽暗性給予了足夠的辨析，那麼儒家傳統關於君子理念的表述應該是：人人都認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個小人，沒有人真正是君子。可惜一部儒家思想史，居然沒有一個人這麼表述過。恰恰相反，所有的儒生都以「假裝是君子」為人生志業。這才是一部儒學思想史最基礎的也是最重要的觀念秩序前提，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對人的理性的絕對高估。儒學從起初就理所當然地處在巨大的「理性自負」狀態，表現在觀念秩序的維度，就是把有限之人君子化、崇高化、聖人化、神化。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史沒有形成對人性幽暗性的絕對懷疑傳統，失去了對人性的最基礎的懷疑能力。這構成了一種思想的災難，表現為儒學的典範意義上的七宗罪：第一宗罪：崇拜假神。由於遺忘或者遠離真神，儒家思想最大的工作就是不斷製造假神，崇拜假神，由此把人推高到聖的位置。從知識分子的君子想象，到君王的天子想象，到家庭範圍之內的權威父權想象，其內在的觀念進路，就是無所不在的假神崇拜。整個儒家文化圈包括韓國、日本都在這種假神崇拜的觀念秩序之中。重要的是，這種習慣性的假神崇拜，給予那些異質的無神論崇拜傳統預留了廣大的空間，類似於佛教這樣的無神論傳統由此順理成章地進入中國，以至儒學與佛教合流成為思想史的重大事實。而作為真正意義上的上帝信仰傳統，猶太教和基督教一直被阻擋在外，以至於中國人普遍無法接受真實的上帝信仰。第二宗罪：偽善。儒家的作為個體之人的倫理道德秩序前提條件，就是每個人的偽善。偽善是人處理自己的人性幽暗性的一種必然反映，一個人在事實的層面不可能靠自己變成君子，如果一個人對君子的境界是如此渴求，則這個人能夠想到的惟一方法，就是偽善，靠謊言度日，欺騙自己，欺騙別人。第三宗罪：實用主義。儒家的知識境界就是實用主義。由於缺少形而上的思維方式，儒家缺少對時間、空間和範疇的界定能力，進而導致知識人缺乏問題意識和對知識的細分能力，因為只能關注歷史的經驗和經驗的歷史，試圖在歷史中找到實用主義的工具，這是導致儒學雖然歷史悠久卻缺乏知識湧現能力的原因。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說儒學缺乏對時間、空間和範疇的界定能力，從而導致儒學只能走向歷史的實用主義和相對的歷史主義，那麼道家的問題是，由於缺少對時間空間和範疇的界定能力，道家走向了模糊、虛無，神秘主義和反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解釋為什麼儒學和道家在思想史上能夠合流。當然也可以解釋儒學的思想資源價值在實際的湧現過程中明顯高於道家，以至於人們基於對實用主義的考量，終於走向了獨尊儒學，統治者佔據儒學話語權，道家學說淪為民間思想。這樣的辨析讓我們發現一個重大的思想史事實，無論是主流意義的儒學思想，還是民間意義上的道家思想，都處在非常膚淺的狀態，都無法湧現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精神與自由精神。第四宗罪：理性自負。從經濟發展的層面考察，儒家的市場觀念就是計劃經濟。人性意義上的君子界定，主要基於知識的自負和德行倫理的自負，因此儒家傳統意義上的君子人性，必然強調自己具有計算市場的能力。所有的計劃經濟都是一種知識的自負和德行的狂妄，儒家傳統發展出鹽鐵論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就是君子加皇權的經濟學面相，君子加皇權的雙重致命自負所導致的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雙重破壞。第五宗罪：皇權制度。儒家的制度給定就是皇權中心主義。這依然源自於君子的人性想象。當君子想象成為一個事實，作為思想者的知識人就走向自命清高，這種源於知識的清高，把儒生推到了帝王師的位置。其內在邏輯是，相對於君子的知識與德行，帝王之位並不是最重要的事件，對帝王的教化，才是知識分子最大的工作。面對皇權，儒家採取的方法不是懷疑與批評，而是逢迎與合作。由此，儒家的君子們終於變成了皇權制度的幫凶。第六宗罪：地上天國幻想。儒家的大同社會構想就是典範意義上的地上天國想象。然而常識告訴我們，真實的天國不在地上，所有試圖在地上建立天國的思想和行為，無一例外都把人類帶進地獄。天國不在地上，這是基督精神給人類最重要的忠告之一，但真正理解這一忠告的人們少之又少。思想史上充斥著人類的思想家們想象出來的地上天國思想體系，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爾斯的正義論，都是這種地上天國思維方式的不同表現，儒家的大同社會想象，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主義圖景近似，都是人性的主觀偏好。

   然而真實世界的演進與發展，主要依靠苦難的力量來推動，這是人類靈魂層面偉大的悲劇精神。到今天為止，我們這些儒家思想的後人，依然無法理解這一點。第七宗罪：身份歧視。儒家思想的社會結構是一種身份意義上的等級差別秩序，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天子君王在頂端；知識人作為君王的老師緊隨其後，知識人既有既擔負起知識啟蒙的角色，又成為官僚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由此湧現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在君王和知識人的身份地位界定之後，整個中國社會的身份鏈開始向下細分，成為「士農工商」的差序結構，然後又按照「上人、中人、下人」的方式排列，由此構成一個等級森嚴的身份歧視鏈。需要重點說明的是，儒家思想的七宗罪，並不是表現為一種歷史的現象、社會的現象和知識的現象，而是表現為一種人性的現象，均衡地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秩序之中，從而構成一種「平庸的惡」。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置身事外，每個人都是這種惡的學習者和繼承者，也是這種惡的建設者。

（2019/05/0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