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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君主制三大弊

   中道文化沒有局限，但歷史有局限，人類有局限，儒生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聖人；歷史上儒家政治和制度也有局限。別說元明清等偏統，即使是夏商周漢唐宋等中華正統政權，同樣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缺陷。

   即使中華正統又聖王在位，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孔子又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王道政治不封頂，無止境，即使堯舜也難以事事圓滿。

   人類惡習深重，一個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於學是必須的，但不能保證每個學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證儒家群體都是君子；一個政權要抵達王道境界，同樣不容易。儒化是必須的，但不能保證每個儒化的政權都能王道平平並持之以恆。歷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無道，腐敗嚴重，有兩大原因：

   一是越來越偏離乃至違反儒家原則，二是家天下君主制。兩大原因密切相關。

   民本位、民重君輕、以道制勢、道統高於政統等王道政治原則，在君主時代未能完全落實，更別說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輕、道制于勢、政統凌駕于道統等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制度中產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所以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長。其最大問題是過度依賴君主個人道德修養，一旦出現昏君暴君，後果不堪設想。唐朝是中華正統，統一時間最長、國力最強盛的王朝之一，但整體上政治品質仍很有限，早期宮廷內鬥血腥，中晚期內亂內戰不斷…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閹禍」，即宦官干政或專權導致各種惡果。黃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於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閹禍尤為嚴重：「閹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明夷待訪錄》）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亂臣賊子，不外乎四種人：一是邪人，即發明和信奉邪說的人，如商鞅韓非李斯趙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權相如韓侂胄；四就是太監，如唐朝殺過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仇士良告老時向徒子徒孫傳授固寵弄權經驗：「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新唐書•仇士良傳》）

   家天下君主制，既有其道統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又有其不足和流弊。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強調君權本為天下公器，並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對於家天下君主制的不足和流弊，提出嚴厲了的批判。他說：

   「后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黃宗羲指出，古代君主的產生是為天下興利釋害，而自己倍受勞苦，並無私利可享。而「后之為人君者」與古代背道而馳，以天下為自己的產業，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原因是古今君民客主倒置，故天下罪惡總由君而生。后之為人君者之所以能夠違反「設君之道」，「以君為主，天下為客」，「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無疑是家天下君主制提供了方便。

   我曾經總結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權力過大，缺乏有效制約。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別重大。為了糾正或救治君王的錯誤，為了堅持正義維護公道，救民救國，無數儒者付出了各種巨大代價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則和國民利益不易得到強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蝕和破壞，以民為本很容易變成「以家為本」和「以君為本」。如明朝就是流於君本，清朝則滑向「族本」--滿族主義。本來是 「天下為主，君為客」，卻演變成了「君為主，天下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權力交接問題，自古以來始終沒有得到較好解決。儒家王朝對這個問題也都很棘手，這方面常常難免血腥暴力和陰謀，為之君臣反目、兄弟為敵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範，然夏朝開國之君啟，對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罰」。啟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對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壞的解藥，一可局部實現天下為公（國家為公），二可對領導人和官員群體形成一定的有效制約，無論他們如何昏暴，危害有限。

   夏有桀商有紂，西周有厲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則容易異化，民意合法性很難保障，昏君暴君難以得到有效制約。對於這個政治難題，唯古代中國「天下為公」的禪讓制和現代西方「定期公選」的民主制，能夠切實解決之。

   家天下與民本原則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張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終以「天下為公」為理想追求，但也承認家天下的歷史合法性，擁護君主制，並非以之為理想，而是對歷史局限性的尊重。社會進步文明發展需循序漸進，君主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

   人從幼稚到成熟有一個成長過程，可用聖賢高標來引導之，不可用理想人格來苛求之，歷史也一樣，可分為據亂、昇平和太平三世，在據亂升向太平的漫長進程的某些階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屬於次優選擇，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懷抱大同理想，現實追求則是小康。

   「以人成長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腳的。歷史的發展非直線型而是螺旋形，還會大拐彎。東海早就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個幾千年的大彎，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來越弱黑暗越來越深，但從更高廣的歷史角度看，人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終究是要上升的。

   關於政治文明會不斷發生歷史性倒退的觀點，並非東海發明。法國路易斯說過：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都不斷進步，政治領域卻例外。（大意）不同在於，東海認為政治不是永遠倒退，而是拐了大彎，從更高的歷史維度看，政治同樣是趨向文明的。拐的彎大，屆時進步的速度力度也會特別大。

   由於人類惡習深重，歷史在即使進入昇平世，仍有反覆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據亂世。但是，良知終究是人類本性，其正面作用終究會越來越大，人類社會終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撓地升向太平世。堯舜時代的大同，屬於原始模式，未來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終極模式。

   人類歷史是善與惡的鬥爭史，惡佔上風為據亂世，善佔上風為昇平世，善占絕對上風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惡之間的拉鋸戰極為長久。但從整體和全局而言，人類文明必是「越來越好越來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說眾生最後都是要成佛的。一闡提斷絕善根必下地獄，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華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證明儒家的優秀。但反儒派多昧於歷史，把幾千年中華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雖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響，對中華歷史評價偏低，對歷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習慣以現代文明的標準去衡量古代。

   或問：「儒家為何兩千年間無法拯救中華，只是倒掉一個王朝又建立一個新王朝然後再倒掉，為啥走不出這個怪圈？」這就是文明相對性，在大同理想實現之前，光明與黑暗的拉鋸戰是持久的。

   這種相對性，根源於歷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實踐中也不可能超越歷史。要求古人超越歷史局限開出和實踐民主，是不現實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階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歷史局限性基礎上的。

   或謂古代是「權力壟斷」。此言在一定程度上成立。歷史從「公天下」的禪讓制滑向「家天下」的世襲制之後，皇權確被一家一姓壟斷。然復須知，儒家王朝畢竟有道統引導制約和民本思想墊底，權力壟斷程度有限，底層上升渠道暢通，比起法家家天下、現代黨天下來，仍不乏開放性。

   新華網說「中國仍在努力擺脫兩千多年人治的陰影」雲，這是對歷史和儒家的雙重無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實于制度，就是禮制，禮樂刑政具備。從堯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實行的都是禮制。古代禮制當然難免歷史的局限性，但絕非人治則是毫無疑問的。

   歷史的局限性根源於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習習性，習性分善習惡習。由於人類惡習深重，文明的進步、歷史的發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還會發生倒退現象。儒家懷抱理想的遠大，同時又尊重現實的嚴峻，其實就是尊重歷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權問題上有時候對民意的尊重順從，就是這種尊重的體現。注：本文選自於東海待出版著作《中國歷史精神之八：歷史的局限性》首發於儒家網

（2017/07/1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