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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儒家之人道，立千年之人極

   ------儒家人道主義及其現代化和制度化

   一

   人道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具體表現千姿百態，概乎言之，可歸納為以人為本位，維護人的權利，肯定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尊嚴，體現為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等。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人道主義思想中，自由、平等居核心地位，而東方傳統的人道主義以博愛、仁愛為主要基礎。在儒家經典中，蘊含著豐富的人道主義精神，許多言論都直接戓間接地體現了對普遍人道和人類尊嚴的尊重。

   孔子人道觀的核心是"仁"，強調仁者愛人，愛父母（孝）愛兄弟（悌）愛朋友（信）愛民眾（仁民）；在政治層面，孔子主張德治，以禮義道德教化萬民，「博施於民而泛而眾」，反對殺戮生命和凌辱人格。《論語正義•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這是《論語》中非常重要的一章，雖寥寥數語，一樁小事，卻是對孔子學說核心「仁」最好的事實詮釋，是儒家人道主義精神的形象顯示。孔子的偉大正體現在他對人的價值的充分肯定。

   孟子的人道觀體現在"仁政"思想上，要讓百姓有生存之產業，能過上安逸的生活。"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後世儒家繼承發揚了孔孟的仁愛精神。唐韓愈的"博愛"，宋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與孔孟一脈相承。

   在儒家文化中，人道主義傳統既以理論的形式分佈於儒家經典及歷代儒家著作中，又作為一種實踐活動體現於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中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以儒家的仁愛為理論基礎，以政府、宗族、家庭為依託，以存養鰥寡孤獨、賑災救荒、撫恤殘疾者為實踐內容。古代人道主義實踐表現為以家族為基礎，以政府為主導力量的社會性特徵。周代就有專司"寬疾"職責的官吏，歷朝歷代都有由政府劃撥經費、由專人管理的專管鰥寡孤獨殘者的社會慈養機構。同時，在個人道德實踐中，人道行動得到了政府大力褒獎和社會普遍支持。

   二

   在個體生命層面，儒家人道主義精神體現於對人性高貴的肯定、對人格尊嚴的維護和對道德自由的追求。孔子的仁道思想在強調社會群體利益的同時也處處體現著對人的主體性、能動性、自主性和自由性的重視，處處彰顯著人的本體意義。其「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當仁不讓于師」、「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等經典闡述，就是倡導通過自律自修的內聖功夫體現主體自由精神。

   儒學發展到孟子，那種以德性為財富的高尚情操，那種以個體人格為中心的倨傲風範，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充滿主體意識的樂觀向上的心態，那種「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把人性的高貴和尊嚴發揮得淋漓盡致。徐復觀把孟子的性善論視為中國文化中自由精神的哲學基礎，肯定儒學心性傳統塑造的「內在自由」精神本質上導向反對專制、追求民主。

   《周易》講天、地、人「三才」，把人置於萬物之上而與天地參，可見在中華文化中對人的推崇尊重由來已久。《孝經聖治章》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仲舒雖神化了天、仍堅持人本，把人的位置放得很高，認為萬物皆是天為養育人類而設，人才是目的。

   《孟子》《中庸》都把人性歸結、等同於天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認為只要盡心盡性，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宋明理學繼之把人性與天道、良知與天理打成一片，更加強調私慾的克制和道德的踐履，以高揚人性、主體性的偉大莊嚴！

   綜上所述，儒家的仁義原則，恕道孝道，仁政王道，德治禮制，中庸之道，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大同理想，救世精神，內聖外王學說，宋明理學的天理良知之學等等，何一不洋溢著人道主義的光輝？何一不彰顯了人性的高貴和尊嚴？

   三

   民主乃人道的制度體現。儒學重視人的價值和道德自由，自然蘊含著豐富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儒學之所以尚未開出民主以保障人的政治自由，原因錯綜複雜。這裡有儒學本身的問題。我在《返本開新，重創輝煌》中指出：因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已經偏離了孔學盡倫盡制的全面，只側重於儒家內聖之道而忽略了外王學說，忽略了制度變革和王道政治等經世致用的「外王」實踐，可以作為個體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卻不足以開出現代民主制度來。

   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心靈具備道德精神與藝術精神，而在解決具體問題的科學精神(邏輯數學科學方面之知解精神)與政治精神(國家政治法律方面客觀精神)方面頗為不夠。故他以中華文化富有「綜合的盡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綜合的盡氣之精神」（藝術精神）而缺乏「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以說明何以中囯傳統何以沒開出科學與民主政治。

   牟宗三引用王船山「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之言，認為其含義深遠之至，「就朝代更替之難而言，則政權之民主乃為『立千年之人極』之最恰當者。人極之立，道德的主體自由也，藝術的的主體自由也，政治的的主體自由也，無一可缺也；亦即綜合的盡理之精神，綜合的盡氣之精神，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無一可缺也」（《歷史哲學》）。

   儘管有所欠缺，儘管自身政治客觀精神不足和遭盡歷代專制強權的摧殘扭曲，儒家的基本原則畢竟與民主自由血脈相通，只要時機成熟，接受融攝西方民主原是順理成章的事。儒學之所以未能開出憲政民主，亦有歷史之時機問題。明清以前是時機未到，奢望千年前的古人設計出具體的現代民主制度是太苛求了；清末時候到了，歷史之機卻沒有給儒家運會。革命大潮迎頭撲來，澆滅了立憲運動的希望。

   後人多認定清廷立憲是死到臨頭的自救行為乃至政治欺騙。慈禧太后這樣做，當然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困境，為了挽救危局迫不得已才而為之，說自救不錯，但謚以欺騙就太膚淺了。雖屬被迫，觀其各項舉措，其開明和開放程度遠非中共所謂的政治改革可比，也非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改革可比。如果不是革命壓倒了改良，如果不是五四以來傳統文化的歷史性消解，為馬列主義幽靈的傳播和黨主極權的肆虐創造了充分條件，中囯政治完全可能早已結民主制度的碩果。

   四

   余英時在二○○六年克魯吉獎得獎演說《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結尾說得好：「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經過西方文化的激發、世界大勢的衝擊和時代潮流的洗禮，浩劫歸來的儒學開出民主的歷史機運已經熟透，飽經滄桑的中囯汲納民主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以政權之民主、立千年之人極的偉大理想的實現，現在正是時候，只是不應該再象王船山那樣，把這一問題的解決寄托在未來某個聖人身上。當代每一個知識分子特別是儒者都應該把這一理想的實現視為自己的義務和責任！

   「東海之道」就是儒家人道主義的現代化和制度化。

   東海一梟2007-1-26

   2.9改定

   首發《民主論壇》2007-2-11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