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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手段救人心

   ---儒家政治特色之一

   余東海

   儒家重不重視法律，能不能夠殺人，本不是問題。禮制是禮樂刑政的統一，刑即刑法、法律。德治涵蓋法治，仁政不礙征伐，德教不礙刑殺，這是儒家常識。可不少人誤會，講道德就是不講法律，施仁政就不應該殺戮，一說到嚴刑重法，就屬之於霸道或法家，以致有封疆大吏說出「對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的傻話。

   這個誤會還相當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漢宣帝。漢宣帝教訓「柔仁好儒」的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這段話將德教與刑法割裂開來了，以為周政是純任德教的。殊不知周政漢政都是儒政禮制，即任德教，也重刑罰，教而不誅謂之虐，教而不改誅之宜。

   周政漢政，具體制度法律形式不同，但本質完全一致，都是儒家政治。漢朝自劉邦起就從思想上摒棄了法家，儒道並尊，到武帝完成獨尊儒術工作，此後道統政統學統合一，三統皆儒。漢制屬於家天下小康式王道，遠高於霸道。霸道尊王攘夷，不錯，但不能克己復禮建設禮制。宣帝視漢製為「以霸王道雜之」，是自我貶低。後人將霸道等同於商韓法家，遂有陽儒陰法說，更是誤解。

   漢宣帝是尊儒的好皇帝，但思想理論糊塗。其子漢元帝好儒而「柔仁」，同樣糊塗。仁道剛柔相濟，豈能唯柔？

   儒政禮法並重，德主刑輔，重德慎刑，並非不要或不重視刑法。歷代王朝都非常重視法律建設，歷代史書中多辟有《刑法志》。《尚書》中的《盤庚》、《微子》、《金滕》、《康誥》,《梓材》、《多方》、《立政》諸篇都有關於古代刑法的記述，《呂刑》篇專門論述刑法，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系統的刑法文獻，是周政的重要內容。

   周穆王在各地遊歷之時，見到某些諸侯任意施刑，遂命呂侯以「明德慎罰」為指導原則，「作修刑辟」，對周初刑法改革修正，重新制定了一部法典。因為是呂侯主持修訂，故稱為《呂刑》。

   慎刑慎罰並非一味輕刑輕罰。《呂刑》說「刑罰世輕世重」，意謂刑罰隨世輕重，刑罰的輕重要根據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而定。《周禮-秋官-大司寇》說：「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這成了歷代儒家王朝的刑罰原則。

   鄭玄雲：「新國者，新闢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伐滅就是殺伐和消滅。

   亂國人性敗壞，如果刑法寬緩，犯罪成本低小，就會導致罪惡行為上升而難以控制的局面。宋李覲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眾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狠狼貪，難以制矣。」（《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刑禁第一》）

   《呂刑》中周穆王介紹了「上帝」對苗民的嚴厲懲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大意是說，苗民互相欺詐，紛紛亂亂，沒有中正誠信，以致背叛誓約。受了虐刑和被侮辱的人，都向上帝申告無罪，上帝考察苗民，沒有芬芳的德政，刑法所發散的只有腥氣。顓頊皇帝哀憐眾多民眾無辜被害，於是報「為虐者」以威，將「苗民」滅絕，滅其人，絕其後，使他們沒有後嗣留在世間。

   這就是猛葯去痾，重典治亂。文中的上帝和皇帝，或說指黃帝，或說指顓頊，或說是帝堯。因接著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事，應以顓頊為是，因為絕地天通是顓頊時事。重黎都是顓頊時人名，重主管天神，黎主管臣民。

   寬仁二字常常連用。其實政治一味寬鬆，反而不義，有傷于仁。如賦低稅輕法律鬆弛，就是元政一大弊端。例如，自忽必烈建元至順帝初年七八十年間，天下死囚審讞已定,卻不執行死刑，皆老死於囹圄。這麼做，寬容有餘，但傷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導致民不畏法，不可取也。政治寬縱成了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朱元璋有鑒於此，變寬為嚴，又過於嚴苛了。要遵循政治中道，不容易也。

   仁政，禮法並重，仁義並重，義是正義、適宜義，義德體現於政治，包括義刑義殺義戰。義刑即正義合宜的刑法。《康誥》說：「用其義刑義殺。」曾運乾說：「義，宜也。刑罪相報，謂之義刑義殺。」義刑也就是《呂刑》中說的祥刑。刑罪相報，就是有罪必罰，罰必當罪。

   義戰，正義之戰，包括剿殺內匪和抵抗外敵，包括自上而下的征伐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是王道仁政的內容。儒家慎殺，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但不能不阻止和懲罰罪惡。對罪惡的縱容，無異於對善良的犯罪。便是大赦也須謹慎。有人批評諸葛亮惜赦，諸葛亮回答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尚書》中多數篇章都涉及刑法、誅罰、征伐和殺戮，《湯誓》、《太誓》、《牧誓》、《武成》等更是革命的檄文。即使聖王在位，有時候也不得不訴諸于武力，堯舜不能不誅四凶，周公不能不平叛和東征，都是為了盡他們敬天保民的責任，都是在其位謀其政的表現。易經謙卦五六爻亦講征伐，謙德有助征伐。

   懲惡就是揚善，罰罪就是保民，革命就是順命，順天應人，替天行道。到了條件成熟、應該革命的時候，如果不起而革命，就是違天逆命，不負責任，就有罪。《太誓》中周武王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意謂商紂的罪惡，象穿物的串子已經穿滿了，上天命我討伐他；我若不順從上天，我的罪就與商紂相等。

   若有菩薩心腸，必有霹靂手段；若是赤子情懷，必須除惡衛道。曾國藩麾下大將彭玉麟有一副名聯：「烈士肝腸名士膽,殺人手段救人心。」彭玉麟確實是這樣的人。他書生從戎，膽氣過於宿將，兩軍對敵勇於殺戮，對貪官惡少也毫不容情，李鴻章的侄子就死在他手裡。殺人手段救人心，以殺止殺，以殺人為救人手段，是儒將風範，也是儒政的一大特色。

   但彭玉麟堅決反對濫殺無辜，對曾國荃誘殺降兵和屠城暴行很是不齒，數次要求曾國藩大義滅親。不僅不許濫殺無辜，對罪犯也強調罰當其罪，不許輕罪重判，這是儒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儒家與法家、仁政與暴政的重大區別。

   順便破除兩個相關的誤會。第一個誤會是：儒生鬥不過流氓，儒生要戰勝流氓，首先要變成流氓。大謬不然，儒生鬥不過流氓，或是因為儒化程度太低，無智無勇，或為特殊現象，非常態也。流氓鬥不過儒生才是社會常態和歷史常態。儒士從商則為儒商，從戎則為儒將。像彭玉麟那樣的儒將，古來俯拾皆是，曾國藩集團中就不少。

   儒生從政則為儒官，為君則為明君，仁者無敵。儒家主導了數千年中國歷史，從堯舜到明清，所有較為持久和興盛的王朝都是儒家締造的，儒門中智勇雙全的聖賢君子英雄豪傑層出不窮，堯舜禹集團（可三）、湯伊集團、文武集團、劉秀集團、王陽明集團、曾國藩集團等等就是儒家政治群體中的佼佼者。試問天下什麼流氓集團惡勢力配做他們的對手？

   第二個誤會是：打江山要反儒。對於政治勢力，「革命就要反儒」這種謬見是致命的。除了洪楊，古來從無公開反儒的人物和勢力而能成功「打江山」的，可謂「反儒成功自古無」。古代最大的政治反儒派秦始皇，也是坐穩江山後才公開反儒的，其相父呂不韋的門客和朝廷博士群體多是儒生。即使焚書坑儒之後，朝廷仍然保留了一隊儒生。洪楊成不了大氣候，反孔反儒是要因。

   明白了儒家以殺止殺的征伐和革命精神，知道了仁者自可無敵、仁政最善除暴的道理，上述兩個誤會自然就消除了。2014-12-8余東海

   首發於《南華早報中文網》2014年12月11日，有改動。

（2015/05/0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