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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權政治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底盤

   余東海

   極權不是飛來峰，不可能憑空而降，懸空穩住，極權主義政治及制度要成功並穩住，必有其文化依據和社會底盤。

   邪說，邪文化，邪知邪見，一套錯誤顛倒而又能自圓其說的極權主義思想體系，是極權政治的文化背景和依託。如秦王朝依託法家，洪楊幫依託拜上帝教，希特勒依託納粹主義，前蘇聯和各國馬家幫依託馬列主義。

   這種文化依託，也是極權的精神支柱，是它們藉以蠱惑人心、煽動人民、欺世盜名的重要工具。沒有思想理論支持和思想包裝，暴力惡勢力和極權主義就無法說服別人甚至無法說服自己，就成不了大氣候。如果沒有一套似是而非的主義，極權團伙就喪失了遮羞布，很容易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得而齒冷之腳踢之。

   各種極權政治制度模式也是以相應的文化為培養基的，是從相應的文化中養育引導出來的，秦王朝的君主極權制導自於法家，洪楊幫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導自於拜上帝教，希特勒的黨主極權制導自於納粹主義，馬家幫的黨主極權制導自於馬主義。

   有人說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而制度不同」。其實兩地文化更不同。那邊是三民主義，頗為尊儒；這邊是馬主義，曾經極端反儒，而今有所更改，仍然有限。兩邊制度不同，正是兩種文化不同所致。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如果說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喪魂失魄，四九以後的中國則是外魔附身。而今馬主義雖然魔力大減，但仍為文化主體，佔據憲法地位，充當執政黨的理論基礎和學校的第一學科，其作用仍然不可低估。這是比沒有靈魂更嚴重更可怕的。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民無所措手足，一切不可收拾。

   中國人的道德素質處於歷史最低水平，這是事實，證據俯拾皆是。但要知道，這不是什麼「民族劣根性」，並非中國人天生劣等，根本原因在於制度之惡，而制度之惡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化之邪，高踞憲位的馬文化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馬主義把中國變成了馬邦，把中國人變成了馬邦人。反過來，馬邦人又最適合馬家極權的統治。經過馬主義唯物論的異化和黨主制的惡化，很多人早已愚劣不堪似人非人，有人之形但無人心人性和人格尊嚴。

   極權主義要成功並穩定，除了配套的文化背景，還需要相當數量國民的支持，愚民刁民暴民共同組成其社會基礎。邪說、惡制和「三民」是極權政治三要素。利用邪說進行大規模洗腦，煽動民眾支持參与，奠實社會底盤，這是惡勢力要成長壯大並取得政權的必須。洗腦，就是洗去常情常識常理，讓大量人民喪失基本的辨別能力，眼瞎心盲，以邪為正，以惡為善，認賊作父，認父為賊。

   當越來越多的國民把仁義道德當成吃人的東西，把馬列主義視為真理，當大量國民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神魂顛倒，他們被奴役被草菅的命運就歷史性地註定了。熱衷詐力而被詐力，擁護極權而被奴役，崇拜魔鬼而被鬼擊，天經地義，天公地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之謂也。

   這麼說並非為極權卸責，更非卸責於民眾，而是對客觀事實的揭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並非為侮人、毀家、伐國的外來勢力辯護，而是實事求是的提醒和警告。

   西哲說，道德是文明的核心；東海曰，仁義為良制奠基。沒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禮制固然不可能，民主也難以建成。國民物化、社會惡化到一定程度，任何好制度都會喪失立足之地。五四掀起的倒孔反儒的文化狂潮和歷史逆流，讓民主自由追求成空，讓馬家乘虛而入，如魚得水。

   在現中國，馬主義、黨主制（包括公有制）和惡社會堪稱極權三柱，共同支起極權大廈。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提升民德民智，改造社會之惡，是驅逐極權和建設良制的必要前提，而儒家的文化正理、政治正義和道德正道，正是啟蒙國民、提升民德、重塑社會的利器。

   至今為止，中國文化和政治依然背儒而馳，唯習近平有所尊儒，可謂異數和破天荒。無論其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都為儒家復興和中華重建創造了一定條件，這是我對習近平有所尊重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東海專訪《我為什麼支持習近平》受到一些舊新朋雨的嚴厲批評，但我還是要提醒：應該反對馬家幫，可以反對習近平，但不應該反對習近平的尊儒言行和努力。習近平尊儒不是不行，而是不夠，遠遠不足以儒化政治和社會，不足以讓中國從極權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叢林中擺脫出來。2014-11-9

   首發於2014年11月13日北春

（2015/05/2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