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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最大敗筆——反儒運動

   陳讓《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最大敗筆——反基督運動》一文提出：「中國大陸落後於世界，問題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幾千年儒釋道傳統文化對專制皇權的維護，致使幾千年華夏大地出現不了現代意義的自由民主憲政乃至公民概念，阻礙，扼殺了社會文明發展進程。

   二、五四時期，以北大陳獨秀為首的知識分子，拜蘇俄為師，以斯大林模式治黨治國，以致禍害無窮，延續至今。

   三、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還是以當時北京大學為主的知識分子，在華夏大地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基督運動，致使中國與世界領先的文明，文化再次失之交臂。從此後，中國走上了一條文化滅絕、生靈塗炭的自毀之路。

   非常認同第二個問題，只是仍不夠中肯和全面。阻礙破壞中華文明進程而以致禍害無窮的，不僅是「以斯大林模式治黨治國」，更是以馬學為黨國意識形態。只要馬學佔據黨章、憲法的指導思想地位，無論什麼模式，都是馬家政治。

   第一個方面正好相反。是以反孔反儒為核心的反傳統運動，摧毀了中國社會基本的道德根基，阻礙，扼殺了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也讓自由民主憲政和公民精神喪失了立足點。在過於無道缺德的地方，不僅王道政治不可能，霸道也不可能；不僅德治禮制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

   認為儒家是反對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維護「皇權專制」的專制主義文化，是一個流行百年的思想錯誤。特駁以以下三點。

   首先，儒家文化認可但並不局限於家天下君主制。在上古，曾開出「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禪讓制，此制落實主權在民，頗富民主色彩，被孔子和歷代儒家視為最高政治理想。（詳見《主權在民論》）在清末，又差點可出君主立憲制，這應是當時最為適宜的道路選擇，可惜由於清廷的顢頇和革命黨的激進而被迫中斷。

   歷史有其局限性。儒家對家天下君主制的認同和維護，就是對這種局限性的尊重。注意，君主制有多種，暴秦實行的是法家君主制，以君為本；洪楊幫（太平天國）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以神為本，都是極權暴政。儒式君主制，原則上以民為本，雖然君主專制，並不極權暴政。

   專制與極權兩個概念，並不相同。專制有良性惡性之別，例如法家和宗教君主專制，皆為惡性，儒式君主專制，則為良性。儒式君主制並不理想，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卻有其天道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

   儒家認為，制度必須既有傳統性，又有時代性，好的制度必須是兩者的圓滿統一。所謂傳統性，就是要「允執厥中」，堅持以道統為指導思想，並吸取歷代尤其是前二代的制度精華；所謂現代性，就是要符合時代要求。

   《禮運》說：「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又說：「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器篇》說：「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禮時為大」、「變而從時」和「可以義起」，都是強調禮制與時俱進的時代性的，這是儒家制度原則之一。只要時代需要，只要符合義德，即使先王沒有的制度，也可以根據義德而制定。

   其次，高度評價和讚賞西方文明及其價值觀並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最早就是清末民初儒家群體，包括徐繼畲、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郭嵩燾、張樹聲、薛福成、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等。

   徐繼畲早在鴉片戰爭后不久讚揚美國和西方：「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又說：惟西方尚「得三代之遺意」。(徐繼畲：《瀛寰志略》，卷九)

   薛福成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咸尊之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後，則全乎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於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 (《薛福成日記》)

   王韜大讚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

   郭嵩燾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他還說，英國由於「仁愛兼至」，贏得了「環海歸心」(轉引自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冊)。 清末儒家有一個共同點，將美西與三代相提並論，有過度抬舉美國和西方之嫌。同時他們又過度貶低了漢朝和以後的歷代儒家王朝，認為三代以後，中國就不行了，夷狄化了。譚嗣同說得特別激烈：「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秦后「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云云。（《仁學》）

   這些說法低估了漢唐宋元明的偉大，低估了儒家文化對歷代王朝的巨大影響。但也於此可見，他們對西方文明及其價值觀，只有敬仰學習之心，毫無排斥反對之意。

   第三、熊十力、錢穆、牟宗三、張君勵、梁溯溟等等新儒家群體，對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都有不同程度的認同。熊十力揭示了儒學中蘊藏著深厚的民主意識和自由精神，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總結了中國古代政治中平等、 民主、法治的因素，牟宗三將民主自由與儒家外王等同起來，張君勵是民初立憲派和「中國憲法之父」，一生追求民主憲政。梁漱溟將"中體西用"的命題從器物、制度層面推進到文化層面，以此接納民主和科學。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對西方文化和文明給予高度贊肯，對中西之思想、精神、政治之同異和如果融會貫通作了頗有意義的闡說。

   上述三點，足以完全否定流行百年的儒家反西方、反民主的謬論，並可以從側面說明反孔反儒的危害和後患。

   反儒比無儒更壞。無儒如無父之孤兒，有機會慢慢成德成才；反儒如弒父之逆子，再也沒有了成德的機會，非下地獄走一遭不可。這就是五四通往四九和文革的邏輯和因果之必然，也是中西差距急遽拉大的根本原因。對此，我有一個還不著名的比喻：西方無父本可憐，卻有幸不斷成人；中國有父本幸運，卻弒父自絕人道。

   致使中國與世界領先的文明、文化失之交臂，讓中國走上了一條文化滅絕、生靈塗炭的自毀之路的，正是潮起於五四、泛濫於民國、高潮于文革的反儒運動。

   說反儒運動是近代知識分子最大敗筆，其實輕描淡寫了。反儒運動不僅是敗筆，也不僅是錯誤，而是近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對中華文化、文明和歷代聖賢作惡，對中華民族犯罪。反儒之文化道德顛倒，導致社會、政治一切顛倒，導致中國在蒙昧主義叢林中愈墮愈深，人道主義災難層出不窮。

   在這個時代，儒家應該、必須也必然充當顛覆者，顛覆野蠻，顛覆黑暗，顛覆假惡丑的一切，把顛倒的一切顛倒過來，讓反常的一切恢復正常。歷代聖賢豪傑與我們同在，各派大師大德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儒家劫後來復，力量還很微小，但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儒家代表中國，未來屬於儒家。

   至於「反基督」，在中國並未成為運動，至少其深廣度和力度都無法與反儒運動相比。其實，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才是持之頗久的反基督運動。它們弘揚「人性」而反對神學束縛，倡導「理性」而反對教會與君主專制，是人本主義對神本主義的文化革命。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之流行，民主制之建成，都有賴於這一革命的成功。

   只不過，革命並不徹底，將神本主義驅離政治領域、也就是政教分離之後，為神本主義劃定了一塊「自由地」，即信仰自由。這就像湯武革了夏商的命之後，以「存二統」、「通三統」的方式為夏商政權保留了夏商的政統一樣。

   陳讓說：「放眼當今世界，多數發達國家都有一個共性——具備堅實的基督信仰。」這是誤判。政教分離，人本主義取代神本主義上升為西方主體文化和主導思想。基督教就逐步邊緣化和世俗化了，其政治和制度影響越來越微小。之所以社會影響仍然較大，主要是傳統慣性所致。在日本，基督教就無法普及。

   陳讓說：「希望在這個信仰缺失的時代，在底線盡失的時代，在道德淪喪的時代，在大變革來臨的時代，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云云，說得好。但不是要「認識上帝，知曉上帝，愛上帝，享受上帝帶給人類的巨大恩典。」而是必須找回中國人自己的信仰。

   中國人的信仰包括儒佛道三家，又以儒家為主。從文化道德層面講，中國就是中道之國，中國人以中道信仰為主。中道，即中庸之道，孔孟之道，仁義之道。信仰中道者，最高為聖人大人，其次賢人，其次君子，其次士。士是有志於學習中道的人。中道，是中國的精神本色和中國人的基本信仰。2017-3-30餘東海首發北京之春

（2017/04/02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