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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之三】余東海：我為什麼支持習近平（儒家網）

   作者：余東海閱讀數：1827發表時間：2014-10-27 16:24:43

    習近平終結了持續近百年的「去中國化運動」

   儒家網：儒家命運與中國發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反傳統一直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至文革達到頂峰，「孔家店」被徹底打倒，儒家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改革開放后，政府對傳統文化的態度開始轉變，有人將之評價為重新「中國化」和「儒化」，這也引發左右兩派的爭議。與左右兩派不同的是，您和當代儒家儘管對民國以來的文化和政治現象批評很嚴厲，但卻對習近平及其主導的改革卻非常支持和贊同，有人認為這是曲學阿世喪失原則，對此批評，您如何回應？

   余東海：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統，中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實踐中道就是中華，中道之國就是中國。在政治上，儒家和中國可以划等號，儒家命運與中國命運完全一致。

   歷史也充分證明，儒家文化地位高低與政治文明程度成正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政治與道德水乳交融，政道合一，文明程度最高；漢唐宋三代，道統高於政統，文明程度頗高，領先於世界。元明清三代分別有蒙古主義、君本主義和滿族主義傾向，文明越來越低落，但有道統在上，低落也有底線。

   五四去儒家化，無異道德自殘和文化逆淘，打開了去中國化的序幕，進而導致社會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汰和去中國化。鄧時代，政府對儒家的態度從敵視轉變為無視，習時代進一步變為重視，意味著持續近百年的「去中國化運動」的終結，儒家獲得了復興和新生的機會。

   習近平幾年來的文章和講話頗有儒味，特別是五四青年節和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的兩次講話，充滿對儒學的推崇。將儒學義理引入核心價值觀，將中華文化稱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是空前的。習近平能夠這樣做，無論動機如何，都有助於儒學的來複，不失為中華文化的功臣。

   說習近平在歷代執政黨最高領導人中最有儒家修養，是如理如實的評價；對習近平一定程度的尊儒努力表示歡迎和支持，理所當然。曲學阿世和訕君賣直，皆君子所不屑為，但君子應該將心比心。在幹部隊伍惡劣不堪、知識群體下流無恥、社會道德崩潰已久、反儒惡習空前深重的現中國，縱然儒者在位，也是千難萬難。

   重視儒學並不意味著信奉。我說過，習近平作為執政黨領導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進一步的話，就要變成中華領導人了。但是，要進這一步，在目前還不現實，不能奢求，主客觀條件皆不允許。客觀上，積重難返，民智尚弱，反儒思潮和勢力還大有市場。所謂上馬容易下馬難，吸毒容易戒毒難。惡性文化激發出來的人性之惡、導向出來的制度之惡和煽動起來的社會之惡都是空前的。要戒毒下馬，不僅需要霹靂手段、菩薩心腸的大英雄，還需要一定的政治社會條件的配套。

   因此，習近平有所尊儒並不意味著儒家從此一帆風順。儒家九死餘生，雖然一陽來複，依舊衰弱邊緣，連言論權都殘缺不全。萬里長征剛剛邁開一小步，儒家的復興任重道遠，有賴於仁人志士們自強不息共同努力。

   「大陸新儒家」比「港台新儒家」做得更好

   儒家網：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多採用哲學話語形式對儒家經典加以闡釋梳理，當代「大陸新儒家」主要選擇了宗教的學科框架，如蔣慶、康曉光提倡儒教國教說，陳明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說，還有秋風提倡「一個文教、多種宗教」，您對上述諸公的觀點如何評價？

   余東海：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為儒家的學院派，側重於學術研究，重視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溝通，缺點是疏離現實政治，社會影響面和大眾普及度有限。在港台各種重要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未能發出大中至正的儒家之聲，未能積極主動地參与併發揮儒家應有的作用，辜負了言論自由。

   這方面「大陸新儒家」做得更好，在言論權殘缺的困境中，通過各種方式體現出儒家強烈的社會責任和政治關懷。記得十幾年前，三歲的李思怡獨自一人餓死家中，康曉光先生專門為此寫了一本書。書未能出版，但他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因此，我不認同康先生某些觀點，但始終不失敬意。

   倡導政治儒學和公民儒學，為中國已經悄悄啟動的歷史性大轉型提供道德營養和文化導向，或者呼籲修憲或重新制憲，根據儒家立場和仁本原則，為中華新憲供獻建設性意見，都是當代儒者責無旁岱的責任。蔣慶、康曉光先生提倡儒教國教說，陳明先生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說，秋風先生和東海的儒家憲政說，都充滿了現實針對性和政治導向性，高屋建瓴地體現了儒家的社會責任和制度關懷。

   儒家應對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儒家網：有儒家學者針對您的觀點指出：「儒家歡迎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回歸中華、回歸儒家，但對於儒學的義理，還是應堅守原典經義，左右兩派皆不宜夾帶私貨來亂我家法。儒學的使命不是要在自由主義的問題域里回答問題，而恰是要從自己的角度重新提出問題。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不是回答問題的方式不一樣，而是提問的方式就不一樣。從這一點來看，自由主義的錯誤不是觀點的錯誤而是起點的錯誤，不是局部的錯誤而是整體的錯誤，不是答案的錯誤而是問題的錯誤。」您對此怎麼評價？

   余東海：只要堅持仁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有了定盤星和顯微鏡，可以對各家各派學說予以實實在在、實事求是的評價，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洞若觀火。從善如流，與人為善，但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原則，為人所亂。

   儒眼相看，自由主義的優缺點一目了然，正確和錯誤並存，都很鮮明，與儒家既可相通又有區別。西方政治和社會頗為文明，又總是問題重重流弊多多，根本因在於自由主義文化品質的平庸，雖不低，也不高。自由主義的哲學背景個人主義，以個人為本位，非中道，遠不如仁本學說和民本政治，個體集體並重，對於個人，既重視權益保障，更強調人格建設。

   話說回來，儘管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都非中道，比較而言，個人主義以人為本，距離儒家近得多，多有交集處和共鳴點。因此，對於自由主義的缺點和個人主義的不足，應該批評，不宜誇大。

   不少人將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無知誤會。其實兩者大不同，利己主義是人生哲學，以我為本，與利他主義相對；個人主義是政治哲學，以人為本，與集體主義相對。儒家反對利己主義但不反對個人主義，只不過認為個人主義需要進一步道德提升。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義，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場批判儒家，固然錯誤，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閉儒家，同樣不對。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來，現代民主制無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和主權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則。故對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對，而應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作為民主時代的新禮制，儒家憲政應兼取古代禪讓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華。東海多年前提出「新中體西用論」：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為我所用。立足於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優點，同時廣泛學習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東西。

   自由主義者和極權主義不可相提並論。儒家與他們「三人行」，態度截然不同，對於自由主義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我為主，從善如流；對於極權主義是堅決反對之，批判之，以之為反面教材。

   全盤西化追求的結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盤叢林化

   儒家網：您反對自由派制度決定論和素質決定論，主張文化決定論，由儒家文化之所是（或理想理念）推導出中華憲政之應是（理想的憲政形式），以吸納自由民主，並超越西方憲政。但是，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全盤西化論」的立論根基其實也是「文化決定論」，這個悖論，您如何回應？

   余東海：「文化決定論」具有普世性。文化決定製度，儒家文化導出禮制，自由主義導出民主制，這是邏輯的必然和歷史的必然。以「文化決定論」為立論根基並沒有錯，五四啟蒙派錯在倒孔反儒的反動，其全盤西化追求必然事與願違。

   「全盤西化」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學全方位的西化，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而倒孔反儒意味著中華文化道德的自絕自滅，如此，任何良好的文化和制度都喪失了立足之基，自由民主自然求之不得——縱然僥倖求到，也站不住。倒孔反儒是最嚴重的文化逆淘汰，必然導致社會政治的逆淘汰。五四啟蒙派昧於文化真諦、道德真理和歷史真相，實屬蒙昧派和蒙啟派，越啟越蒙。

   胡適認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歷史和胡適開了一個大玩笑，全盤西化追求的結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盤叢林化。「全盤西化」南轅北轍式的失敗，說明反儒會將一切良好制度的立足點反掉，同時凸顯了儒家對中國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自由主義不能成為指導思想

   儒家網：陳來先生最近出版了《仁學本體論》，牟鍾鑒也有《新仁學構想》問世，您在2008年也寫過「仁本主義大綱」，可見對「仁」在儒學中的核心地位的認識，儒家圈有達成共識的趨勢，同時前提也是認肯「本體」的存在，而西方自現象學革命后，存在主義，哲學解釋學成為哲學之主流，「本體懸置」甚至「本體虛無」反成主流。如何解讀這種差異，未來可能期許「仁本主義」統一世界嗎？

   余東海：孔子集大成之後，以仁為本就成了儒家共識。孔學即仁學，即仁本主義學說。張載說「仁統天下之善」（《橫渠易說》），意味著人世間一切善包括內生和外來的善，包括善意善念善言善行，都屬於仁的範疇。《論語》中「一以貫之」的一，子貢說不得而聞的「性與天道」，說的其實就是這個仁。

   以仁為本的本，有本心、本性、本體、道體義。就宇宙而言，為本體道體；就生命而言，為本心本性。《易經》的乾元，《禮記》的太一，《尚書》的昊天上帝，宋儒的天理，指的都是道體；「十六字心傳」的道心，《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的性和「誠者天之道」的誠，陽明的良知，指的都是本性。

   儒者最高理想是成仁，個人成就聖德，政治成就王道，內聖外王同歸於仁。所以，仁就是最高價值，是檢驗真理的最高標準。合乎仁，就是正道善道，正理真理；反乎仁，就是旁門左道，歪理邪說。

   古希臘智者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我說：仁是人的尺度， 仁不存在時人就不存在，就非人化了。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有「仁」而禽獸沒有，庶民去仁，君子存仁；孟子又指出，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皆「非人也。」這「四心」就是仁性的作用，無之則非人。《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有道無道，以仁不仁為標準。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裏的身，統肉體、意識、仁性為一。如果要進一步，可以說：家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性才是生命的根本和本質。就本質而言，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儒家，因為仁性是每一個人的本性。無論惡習多麼深重，本性長存。儒家稱為仁本主義，要因在此。仁者愛人，以仁為本，愛家愛國愛天下，就是仁者仁心勃勃不容已。

   人世間萬事萬物，包括各種文化、宗教、思想、政治、制度、法律、科學等等，都應以仁為本。此本一立，乾坤大定，一切無不確立。大同世界，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意味著多數人信奉仁本主義，信仰「性與天道」，能夠克己復禮，那不就是仁本主義統一世界嗎？當然，這個統一是人類政治文明和道德品質沿著新禮制（儒家憲政）不斷上升的水到渠成，來不得一點勉強。

   相對仁本主義而言，個人主義難免膚淺。個人主義哲學，優點在於知道人本，不足在於不識仁性。因此建基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政治，不錯又不夠好，道德資源不足。自由主義和儒家都可以建設有序自由的社會，民主製為自由設置了法律底線，禮制設置的是禮與法雙重底線。自由主義或可導出一國之文明，但要導出天下大同，非儒家不可。

   關於自由主義，我幾年前寫過一篇短文：《要自由，不要自由主義》，其中提到，東海在個體層面強調自由精神，在政治層面主張學習借鑒西方制度的精華，但不認同自由主義，自由誠可貴，但不能主義化，自由主義不能成為指導思想。

   至於西方其它種種主義，如所提及的存在主義，就更不足道了。「人類是本質上孤立的」，這是昧於人的本質，昧於民胞物與、萬物一體之理；「存在先於本質」，這是本末顛倒。薩特「他人即地獄」說，更是與良知律和文明法則完全相悖，誤人自誤。視他人為地獄，自己就是他人和自己的雙重地獄。

   別人可以開出的好東西，儒家也可以開出來

   儒家網：您對儒家的闡揚主要是「以經釋經」（包括佛經、道經，總之西學東漸前的思想學術資源），和「經史互證」，融化西方人文社會自然科學成果相對少（偶爾提及也是作為批判的靶子或襯托中學之高妙），這就難免有論者譏諷先生是「中學中心主義」，甚至批判說，如此單一的、辯護式的視野，要處理複雜的古今中西交匯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會失去「現實感」和「有效性」，和「新左」一樣犯上「浪漫症，幼稚病」，您如何回應這一批評？

   余東海：中華文化人當然都是「中學中心主義」者。佛家以佛為本，道家以道為本，儒家以仁為本，都不會會成為「西學中心主義」。

   仁本主義是我近十年來致力於構建的思想體系，試圖全面闡述儒家本體觀、生命觀、價值觀和方 法 論。這個體系是儒家各種思想觀點的集群，既有原始性也有原創性。例如，性善論，經權論，體用論，知行論，天人感應論，愛有差等論，仁者無敵論，邪不勝正論，命運共同體論，儒家普適論，文化決定論，良知平等論，良知護身論，吉人天相論，造命論，惡必愚、惡必苦、惡必丑論，一主三輔論，新中體西用論，愛民主義論，偏統論等等，或是儒門共識，或是我依據經典推陳出新，頗有東海特色。

   東海為學之方不僅「以經釋經」、「經史互證」而已。三人行必有我師，無論中國諸子和世界百家，只要有其善長，就可以為我所學，為我所用，以充實儒學，助成仁本。

   吉藏大師在《百論疏》中提出「破收四料簡」，對待不同學派教派，「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四原則。破是破斥批判，收是吸收學習。我對各家各派學說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如對於君本主義物本主義和各種邪教，是破而不收，一破到底，勢如破竹，沒什麼商討的餘地；對楊墨，是大破小收，嚴厲批判又有所肯定；對佛道和自由主義，則是「小破大收」，與她們有異，故辨異而破其弊；有同，故求同而收其美，援之入儒。

   以經釋經、「以中囯解釋中囯」的方法很好，但沒必要以此為限。只要把握大 經 大 法，把握儒家原則和中國精神，就可以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以經釋經、以中囯解釋中囯固然好；以「史子集」釋經、以西學解釋中囯也不錯，還可以「以儒學解釋西方，以儒學解釋世界。」

   大本確立，一切都可以根據原則化而裁之、汲而取之、超而越之，西方一切器物、制度和科學的工具性價值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發揮。儒學原則上是自足的，別人可以開出的好東西，儒家也可以開出來，但自足並非一切圓成和現成，所以儒家以從善如流和好善好學為美德，好學也包括學習別人的好東西。

   陽明學亦有偏頗，其流弊便是將物質世界虛擬化

   儒家網：最近，有關「良知」的研究和討論，在儒學研究領域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作為一個主張儒學信仰的現代學者，您覺得改善當下的社會狀況能否寄希望于「良知」。然而，在物質主義盛行的今天，鼓吹「良知」，會不會重蹈明末「狂禪」的覆轍？

   余東海：孟子和陽明都說良知，但定義不同。孟子「不慮而知」的良知和「人皆有之」四心，仍屬意識領域，屬於本性的作用。王陽明則以良知為本性和本體，認為良知不僅是道德的基礎，更是造化的「精靈」，是天地萬物一切現象的依據。

   良知既有超越性又有內在性和普遍性，於人而言即本性，人人皆有，就象古人詩所說：「良知誰不有，靡究復靡屆。」人之本性即天命之性，即仁性。仁性良知，異名同義。儒家信仰和倡導良知，以良知為主義，以致良知第一要務，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致良知。

   致良知，就必須努力將良知落實到各種實踐活動中去，包括科學實踐、道德實踐和社會政治實踐。儒家的復興意味著良知的復興，意味著越來越多良知人士的湧現，越來越多的人致力於良制良法的追求、良風良俗的培養和良器良物的開發。在良知主義的旗幟下，物質自然喪失了主義的資格。

   至於明末「狂禪」，有其特定的時代環境，陽明學有以啟之。陽明學是對儒家內聖學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頗。《大學》八條目中，王陽明未能區別「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的不同，把格物的「物」等同於「心」，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不消外求，這就狹隘化了，重內輕外，其流弊便是將物質世界虛擬化。

   以「中華度」表示文明指數

   儒家網：中國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正統」觀念，但您對異族入主中原的蒙元滿清，評價也不低，引發了爭議，例如，有學者指出「朱熹認為，三代之後，道統與治統便宣告分離。此即意味著，不管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只不過得到統治天下的治統，可能是一時之僥倖而已，並不代表他們獲得了道統。此為理學之大義。」故詰問您「自命尊崇朱子與理學，卻不識理學大義」，不知您如何回應？

   余東海：三代之後，道統與治統（政統）的分離，確實，但只要接受道統指導，以儒學為主體文化和第一學科，就是中華政權，元明清因此可以納入中華範疇。因它們民族主義或君本主義傾向嚴重，不符合民本原則，偏離了儒家正道，我稱之為中華偏統政權。

   中華文明以政治文明為核心，輔以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華度」這個概念表示文明指數。論中華度，堯舜禹時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漢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橫向比較，自堯開始至清前期，中華文明包括物質科技文明整體上高於西方。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問：「16世紀之前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國家，為什麼在近代數百年停滯不前？」這個問題從側面承認了一個事實，即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這個世界性難題的答案是：因了儒學的滋潤，國人道德整體較高，智慧亦水漲船高。夏商周漢唐宋是中華正統，德智都高。元朝雖然異族和偏統，但偏於鬆弛，社會有活力，對德智影響正面。朱元璋鑒於元政之失，開始偏嚴，但歷史慣性還在，民智仍有可觀。清朝繼承明制而變本加厲，才逐步導致民智下降。

   政教必須分離，政道應該合一。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導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蠻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統高於政統，追求政道合一，推動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西方中世紀的漫長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條主義造成的；中國明清以來逐漸落後，則是偏離了孔孟原教旨和經典教條所致。

   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點

   儒家網：當代中國思想界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一些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開始轉向儒家，這其中，您和秋風先生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性。當年縱橫網路叱吒風雲的自由派大佬「東海一梟」，轉向今天的「大陸新儒家」重鎮「東海老人」，您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對置身其中的前後兩個文化群體，各有怎樣的感受和希望？

   余東海：人生在世，自立立人最重要，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即在於此，其中更重要的又是自立，為靈魂安一個家。東海2000年前為詩人，兼新詩舊體。思想上為雜家，泛覽中西諸家；2000年後「落網」（在互聯網上寫作）為自由主義者，寫政論雜文，同時繼續研究儒佛道；2005年歸本于儒，寫弘儒文章至今。這就是我的人生三期。

   我們這一代儒家的成長特別不容易，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途中任何一點意外，就有可能永遠錯失這個家，甚至墮落到不堪的境地。從農村到城市，從小詩人小文人小商人到文化人，說過多少錯話干過多少錯事，直到現在，尚且難免小德出入。歡迎舊雨新朋多多監督批評，助我成長和成仁。

   曾經愛好尼采康德們，曾經迷戀道家沉浸佛學，曾經寄望于自由主義，雖然各有所長，終究未能安心。自由主義長於政治而拙於道德，佛道長於心性而拙於政治。

   佛道是出世法，側重於上達，缺乏下學的基礎，缺乏格物致知、開物利用的科學智慧，缺乏修齊治平、制禮作樂及改良革命的政治追求。

   唯儒家將世出世間、形上形下、內聖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達。要成就個體聖德政治王道，要建設人間樂園實現大同理想，皆非儒家莫屬。重回儒家，才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宅，也找到了社會的長治久安之路，自立立人，相輔相成，一切豁然開朗。這才是人生中道、政治正道和社會常道，仁宅義路，大中至正，大本確立，乾坤定矣。

   當然，佛道和自由主義各有優點。我說過，除了儒家內聖學，佛道兩家是最高明的道德學；除了外王學，自由主義是最優秀的政治學。因此我主張「一主三輔」：將佛家道家和自由主義作為中華道統的三大輔統，一統于仁本主義大旗之下，在未來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她們各自應有的作用。

   管子是霸道，但在禮崩樂壞、蠻夷猖獗的時代，能夠尊王攘夷，相當可取，故孔子稱讚曰，如其仁如其仁；同樣，自由主義非王道，但在學絕道喪豺狼出沒的時代，能夠以人為本，頗有正義，故東海稱讚說：很不錯很不錯。

   遺憾地是，五四以來中國特色的自由派包括海內外民運人士，反儒者眾，甚以為憾。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負面人物惡勢力。五四的一大變遷是讓很多正義之士成了反儒主力軍。悲莫悲兮正人糊塗，悲莫悲兮好心為惡。其實儒學與自由主義精神相通，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點。希望自由派朋友深思。

   責任編輯：姚遠

   儒家網：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4444/

(【專訪之三】余東海：我為什麼支持習近平（儒家網） 全文完)（2015/06/06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