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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自己又抽八九的筋，想起一件往事。
這麼多年來，一直對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耿耿於懷。東歐劇變、華約解體乃至冷戰結束，那股風是從咱天安門廣場吹起的，諾貝爾獎評委會的老爺們居然對此視而不見，忽視北京市民的提名，而將榮譽給了一個與此事完全不相干的人，真是莫名其妙，真是豈有此理。網上查到一個推特微博：西方社會對中國人民最大的虧欠和羞辱，就是1989年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而沒有給北京市民。
今天盡量公平地看，自己的埋怨有失公允：第一，所謂北京市民的提名查不到出處，很可能是子虛烏有，某些善良用心人的杜撰；第二，最終的方案同樣是中國題材，相當於對民主運動的變相認可，羞辱中國政府的同時，又避開其最敏感神經，沒有造成過分的難堪，應當是一個理性選擇；第三，當年的真實情況是，評委會試圖提名中國的學生運動領袖，而如果把獎給那位著名女生——後來基本確認，她的名氣主要來自作偽證，顯然更不合適。

可是，北京市民是一個多麼好的選擇啊！
摘前些年文章里的一句，「對我們這些外地學生娃，北京百姓普遍付出的熱情和關心，自己永遠感激」。89年北京市民付出的豈止是熱情和關心，他們是遊行請願的主體，他們為我們攔軍車乃至挨槍子，付出的是鮮血和生命。北京市民才是八九民主運動真正的主力軍，與他們的付出和犧牲相比，其他城市、包括學生群體在內，都是事實上的配角。
既然某些善良用心的人能想到，為什麼堂堂諾貝爾獎評委會就想不到呢。自己不是對最終得主有意見，丹增嘉措得到西方社會和民眾的普遍同情，相信不可能浪得虛名。但是，隨便哪年給他和平獎都可以，那一年明明有另一個最合適的選擇。當年的熱門人選包括哈維爾(捷克斯洛伐克)、曼德拉、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等，而北京市民的整體表現，足以把他們統統比下去。較真地說，隨便給哪個外國人都行，而最終授予與8×8無關的另一個中國人，確實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傷害。

如今這一切已是如煙往事，一個八九餘孽的自慰而已。可是，那確實是一個美妙的選擇。閉上眼睛想想，如果每一個北京市民，都可以自豪地宣稱「我是諾貝爾獎得主！」，那將是何等美麗的一道風景。
2012.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