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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上报 | 黉门文网日益严密的中国
转自：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0550&fbclid=IwAR2ObKbAccNVOZGZL598gjpSsvScRuB1y1VrWmms18UhBVy4Ju6VOVE9blE , 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秦胆 2018年10月27日
中国黉门文网日益严密，再谈自由与包容只能是徒托空言。（汤森路透）
据《凤凰周刊》10月12日报导，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9月30日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作迎新致辞，因致辞中有个别不当用语并在2013到2015年间转发和发表的错误言论，被校党委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迎新致辞同样刊发在10月8日《钱江晚报》的第16版上，主要谈及大学生需要具备自律尊重与尊严的文化素养，具有批判精神和道德担当。
纵览全文，未见有出格表述或敏感字样，而且致辞也已见诸报端，或许党委自觉单凭致辞处分理由稍显牵强，又倒查赵思运个人社交媒体的内容，寻章摘句，罗织成罪。赵思运案并非孤立，大学教师因言获罪的案例数见不鲜，近年尤多：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重庆师范大学谭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北京建筑大学许传青、厦门大学尤盛东、贵州大学杨绍政。
上述教师均被学校以在课堂或网路上传播不当言论为由给予轻重不同的处分。具体来说，学校认定的所谓「错误言论」，几乎都是零散的自由主义表达，类似的言论在十年前一度强势存在，甚至被寄与启蒙的厚望，时过境迁，却沦为纪律处分的话柄。
自由主义话语的消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钱钢总结出一套语象观察理论，即统计语象的色谱及温度变化，反观中国的政治走向。钱钢将政治话语分为四种色彩：深红是毛时代流行的革命话语；浅红是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当政话语；浅蓝是民间流行的自由话语；深蓝是反对者中流行的异见话语。
以钱钢多年来关注的政改话语为例，「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党内民主」，过去属於浅红话语，官方大讲特讲；「普世价值」、「宪政」、「公民社会」属于浅蓝话语，官方不倡不禁，浅红话语与浅蓝话语二者大致平衡，在从2013年开始，平衡被打破，以「南周事件」和「七不讲」为信号，官方对浅蓝话语亮剑，遂有尔后连年「清网」与整肃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网路平台，以维持「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意识形态格局。整顿媒体与网路之後，课堂自然成了当局整顿言论空间、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後一块领域。
所以，被罚教师的所谓「不当言论」及学校对他（她）们的打压一定程度上也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衰消长的缩影。烈日灼人的毛时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坚硬而粗糙的革命话语成为舆论场唯一可见的存在。强人逝世之后，顶层设计由一人独制变为寡头共和，为存续政权而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带来了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自由主义话语便在体制松动的缝隙中不断生长。
同时，体制对於蓬勃生长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表达并非视而不见，而是根据利益需要压制或利用，一方面用自由主义思潮的浅蓝话语对冲保守派的深红话语，另一方面也用浅红话语与民族主义加以压制。
互害的「党校」
在中国，不论是大学还是媒体都是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最近几十年来的市场化取向与体质属性构成「体用」关系，体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比计画经济年代下降，但基本框架仍然保留。以大学制度为例，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盘苏化，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领导、专才教育、苏联教材与统一的教学计画。概括来说，中国学校本身是政权生产标准件的工具，迥异於西方独立於教权与王权的组织，这一功能定位，决定了「赵思运们」的悲剧根源。
此外，教师「不当言论」的发现常直接源於告密。实际上，学校在各班学生中挑选「信息员」承担这一任务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告密事件发生之後，不少人指责告密者道德败坏或价值错乱，但仔细向前推演，告密者本身也是体制教育的产物，学校以前後连贯、相互支撑的政治宣传为告密行为提供正当性，又用於改善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管理等冠冕堂皇的表述来掩盖告密行为的道德罪恶，甚至使得「信息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互害怪圈中，党委会，学生会，辅导员，信息员都有参与，教师与学生都是受害者。
中国大陆常有人怀念民国，尤其是民国的大学，叹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其实不论是老北大还是老清华，放置在相应的历史座标中不难发现，彼时政治权力尚未渗透一切，并且恰逢东西文化交融、新旧政权鼎革之际，政治环境和历史机遇当下不可复制，再谈自由与包容只能是徒托空言。
纪委与会党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於党员教师的处分多由纪委作出，通报也出现了「政治纪律」相关的字样。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起点，纪委这一党务部门的能见度迅速提高，不少人将它类比为刺史甚至厂卫，作为打虎利器的纪委，其功能内涵早已超越了大众熟知的反腐败，延伸到党建和执纪层面。
从「五不搞」到「七不讲」，当局视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为洪水猛兽，反腐拒绝采用实质上异体监督，只好采取固本培元的方式，将目光投向过往经验，循「家法」、沿「祖制」治国，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重振朝纲。
中共建政之初，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是游民无产者，顶层的一小部分是激进的精英知识份子，又采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会党色彩浓厚，内部长期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化上家长作风、宗派主义倾向明显，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会党文化并无变化，如今更是通过整风执纪「翻新」已被市场化腐蚀的列宁主义组织。
当局先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与《纪检处分条例》通过严格规范党员干部言行提升体制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纪委对於党员可见部分的言论尤为关注，纪律解释与执行宁左勿右，没有商量的余地，「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成为钳口的封条，在这种情况下，处分有「自由化」言行的党员已成为体制祭旗的常规动作。
以苏联体制为经，以会党文化为纬，赵国卫巫不废「织绩」，黉门文网日益严密，延绵不绝的整党运动，赵思运不会是最後一个受害者。
※作者为中国大学生／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