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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张杰：文革中文化名人的活法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文革中，哲学家冯友兰被造反派批斗，群情激愤，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要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排头第一个。他喊道：“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是反动学阀。“哲学家洪谦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跟着喊道：”我，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哲学家冯定一看洪谦被训斥，就赶忙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对自己上纲上线，但是就是过不了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友兰家去做工作，帮助冯友兰进步。冯友兰，字芝生。金岳霖一进门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然后，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吃。于是冯壮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生气了，训斥道：人家一分钱咸菜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有点结巴，说：“我，我个大，吃得多。”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瞑对批林批孔表态。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漱溟。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漱溟大会，他被要求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批斗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献血淋漓。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为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文革期间，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被其亲生日子揭发，为此他又增加一项罪名和惩罚，规定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文革中，社会上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两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窝里剥(bao)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此时，马已84岁，他不久即死去。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嗑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嗑牙两次，每次10分钟。他偷着嗑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嗑牙。
1971年9月下旬，着名作曲家李劫夫，他曾创作知名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从偷听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了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于是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见了，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林彪都摔死了。
傅雷先生是翻译家，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翻译作品多达三十余部，如我们熟悉的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多夫》以及巴尔扎克的主要作品。因1958年12月傅聪从波兰出走英国；红卫兵在其家里搜到一面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和一张登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傅雷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6年9月1日深夜，傅雷夫妇决定结束屈辱的生活，他们给内弟写了一封遗书。遗书这样写道：“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十、现钞55.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然后，夫妇一起上吊自杀。他们的脚下是厚厚的棉被，因为他们怕尸体掉下来惊扰他人。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