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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台民主运动街头摄影师： 不想被中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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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万兴是第一个进入郑南榕自焚现场拍摄的摄影师，他边按快门边流眼泪。
「看到一具尸体横躺在椅子上，手是挣扎的，左腿烧毁完全看不到了！」《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在杂志社内自焚那天，火才刚灭，摄影记者邱万兴比检调还早一步进入现场，回想起现场烧焦的气味与残破景象，「看到他的尸体其实很难过，当时边拍边掉眼泪！」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这是邱万兴这辈子无法抹去的震撼与伤痛。
1960年，邱万兴出生在桃园观音村一个客家聚落的打铁匠家庭，家中六男子排行老幺。邱万兴从小就对绘画特别有兴趣，读国小、国中时屡次在美术比赛获奖，起初他考入省立力龙潭农工工电科一年后，深感对水电工作实无兴趣，在同学介绍下，毅然休学，转读私立复兴商工美工科，接受平面设计、素描、水彩、油画、版画、摄影、印刷、雕塑等科目训练。
1979年自复兴商工毕业后，邱万兴起先从事房地产业的美术完稿工作4年，后来在复兴商工同学刘韩畿介绍下，1985年进入《八十年代》杂志社担任美编，成为他踏入党外活动的入口，开启长达30余年至今的党外、民进党的美编、摄影师生涯。
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的80年代，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反国民党的刊物百花齐放。邱万兴忆述，各杂志都赶着周末出版，每周四晚就会进入杂志社，一路埋头苦干，赶稿到周五早上6时，将完稿赶出来后送到印刷厂制版、印刷，好让杂志顺利在周六贩售。在党外杂志兴盛的年代，接稿量大的邱万兴，时常得连续三、四天赶工，吃、睡也都在在杂志社内解决。
民进党创党前，台湾政治风气仍保守，邱万兴说，没什么人敢为党外杂志做美编，他陆续在《新路线》、《前进》、《雷声》、《自由时代》、《关怀》、《台湾人权》等杂志担任美编工作，在1986年创党前夕，投入《党外公报》工作，与当时支持党外的赖劲麟、刘一德等人共事。他忆述，党外杂志工作涉及反对政府的言论，除了总编，其余工作人员、撰文者都采用化名，甚至在编完杂志送印后，就把作者们亲送的原稿烧掉，避免被警总、调查局查扣、追究。
邱万兴指出，他帮党外杂志做事，自然被警总、调查局盯得很紧，为避免波及家人，他原本寄住在台北二哥的家，后来搬出去租房子住，甚至交代房东不要告诉别人有他这名房客，让情治人员难以掌握他的行踪。他还说，每天骑电单车回家总会刻意绕路，车子也停好几条街外，避免被人跟踪。
「我的父亲在1979年过世，母亲不识字，也听不懂国语，电视也看不懂、听不太懂，只知道我在帮民进党做事」，邱万兴说，母亲和哥哥们都不住在户籍地观音乡下，警总曾试着去观音乡下找人，但找不到。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老家没装电话，情治人员不得其道，难以透过家人「问候」邱万兴。
邱万兴后来帮《党外公报》做美编，这是一份为筹备民进党组党而进行的刊物。他忆述，党外知、政府也知，就是没人知道何时会发生，仅有秘密组党10人小组知情，口风之紧，即使他如此接近核心，也无从得知。
1986年9月28日，党外的「编联会」、「公政会」以开会名义，租借圆山大饭店为场地，早上大会协调完立委选区分配等事项后，大会下午开始清场，将媒体记者请到楼下咖啡厅，并开始逐一检查会员名牌，直接开起组党会议，而担任活动摄影的邱万兴，成为当时唯一在场拍摄、记录者，用镜头记录「民主进步党」成立的历史一刻。
圆山组党前夕，邱万兴说，为了避免情治人员监听，当时他跟干部开会时，都不会在青岛东路上的旧党部开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换地方开会。他们也常到青岛东路上的弹珠店边打弹珠、边讨论党务与重要决策，藉由嘈杂噪音避免被监听。
社会运动狂飙的80、90年代，缺乏敢于承接的专业人手，邱万兴几乎一手包办大小党外运动、社会运动的文宣、布条等制作，当时街头运动，映入眼帘的布条、看板和旗帜，几乎都是他亲手绘画、制作。邱万兴白天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上班，晚上赶工制作布条等文宣品，到了隔天，又摇身一变成为街头运动摄影师，记录民主运动珍贵的每一刻。
邱万兴说，郑南榕曾找他帮忙制作「二二八平反运动」、新国家运动等文宣，当时大家抱着为民主理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想法，也不计较金钱，因此跟郑南榕建立起革命情感。
回想起郑南榕自焚那天，邱万兴说，上午才帮台北市议员谢明达拍照，「早上BBCall（即传呼机）响了，找到公用电话打回中央党部，党部说《自由时代》出事了，郑南榕可能被抓！」他立即骑电单车到杂志社去，见巷口路口被封，中间是霹雳小组，而《自由时代》3楼冒着烟。
邱万兴表示，杂志社1楼、2楼和3楼都是霹雳小组，当时民进党创党党主席江鹏坚跟带队的是刑事队长侯友宜协调后，江鹏坚带着他上楼，他沿路拍上去，拍到编辑部，再拍到总编辑室，「看到一具尸体横躺在椅子上，双手是弯曲挣扎的，左腿烧毁完全看不到了」。他前一天才跟郑南榕见面谈过话，岂料眼前竟是一具焦尸，他的泪水直流，手指卖力地按着快门，尽全力记录下眼前所见一切。
参与、记录民主社会运动30多年，邱万兴从民进党组党、桃园机场事件、二二八平反运动、519要求解严示威、「反对老贼」要求国会改选、520农民事件、野百合学运、反核四、救援雏妓运动，甚至到近年的废核大游行、反媒体垄断运动及太阳花学运，他几乎无役不与。他除了担任摄影，也常提供义务协助，为资源有限的社运团体包办活动布条制作、看板等文宣品制作及摄影师。
不过，长年在压力下，没日没夜地赶工，加上长期南来北往长途奔波，邱万兴在2009年身体出了状况，经历一场心脏手术，才救回一命。邱万兴说，「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因此他发誓利用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文宣、摄影，转往将手上大量影像等资料数码化、为民主前辈们编书或出版回忆录、策展，更无偿提供丰富影藏给郑南榕基金会及其他学术单位，期许留下更多民主前辈奋斗的身影与故事，启发年轻一辈能接手继续下去。
邱万兴去年前往中国新疆旅游，让他对台湾民主有更深刻感受。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感受民主的可贵，在幅员辽阔的新疆，无论在超市、加油站等大小公共场所进出都得接受安检，放眼望去，所到之处布满铁丝网，到处站满全副武装的武警。深感现在的新疆，比戒严时期的台湾还肃杀。他感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宛如台湾戒严时期，以现在台湾的民主、自由与开放，要说什么、骂谁都有言论自由，这都是民主前辈牺牲、坐牢换来的，对照现在言论封锁的中国大陆，「如果你问我要不要给中国统一？我当然不要！」
访谈结束前，邱万兴逐一展示当年以手工编版的文稿、封面，也自豪地拿出陪伴他30多年的相机包、底片型相机与镜头，这些都是当年陪他在街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在他摄影器材上满布的擦痕、破洞等，都是当年一场场街头运动、抗争及警方镇暴时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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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