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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张耀杰：与王奇生先生商榷“新文化”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凭借着长篇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及其配套演讲而名噪一时。我当年正埋头于《谁谋杀了宋教仁》的研究写作，对于此事毫无察觉。直到2014年1月5日上网搜索相关资料时，才意外发现王奇生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并且被编入2010年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抄袭借用了我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却在注解文字中自相矛盾地对我进行各种质疑诘责，这才促使我上网购买了《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
我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从当当网购买两本书——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张功臣的《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订单：7292858266，预计送达日期为：2014年01月06日。共计57元。”
一、《青年杂志》的“低姿态”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时，采用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早期《新青年》”，第二个小标题是“《新青年》的‘复活’”。在录入《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时，第一个小标题修改为“普通刊物”，第二个小标题修改为“‘复活’与‘渐兴旺’”。
在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出笼之前，把早期《新青年》明确还原为“普通刊物”，把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还原为胡适所谓的“复活”二字，并且加以专题研究的，只有我一个人。王奇生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抄袭采信我的主要观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却在为这句话所写的注解里面评论道：
“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是：
其一，陈独秀鉴于《甲寅杂志》被袁世凯政府明令查禁的残酷现实，暂时舍弃了批评时政的舆论监督功能。借用陈独秀的原话，即“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其二，在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甲寅杂志》面前，陈独秀采取的主要不是逞强争胜而是捆绑攀附的示弱态度。
抄袭采信了我的主要观点的王奇生，不在历史事实层面上脚踏实地地辨别真伪，反而采取含糊不清的所谓“常理”，对我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加以否定，显然不是一位历史学者的正当作为。
二、《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列举大量文献资料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汪孟邹此前之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自己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透露出湖南人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借助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王奇生在正文里面再一次抄袭采信我的主要结论：“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
但是，在为这段文字所写的注解中，王奇生又一次自相矛盾地提出挑战：“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我所谓的“金字招牌”，是把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捆绑在一起加以界定的。章士钊成就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即“金字招牌”，是1903年担任上海《苏报》主笔以及1912年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的叠加效应。至少在“批评时政”方面，章士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标志着中国舆论界及学术界的最高水平。汪孟邹在1916年打出“一时中外风行”的广告语时，《甲寅杂志》已经在日本东京及上海租界先后出版了整整10期，而不是王奇生所说的“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
王奇生如此煞费苦心地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很不光明磊落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套路。
三、《新青年》的印刷困难
基于这种煞费苦心地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学术套路，王奇生在正文里面进一步写道：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
然后，王奇生在为这段话加写的注解中，再一次断章取义地抄录我的文章说：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因为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王奇生，当年曾经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询问《陈独秀年谱》的情况，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陈独秀年谱》这本书。
写作《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王奇生显然不知道，我在2007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已经把录入第三章的《〈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的上述错误进行了改正。我之所以能够改正这一错误，并不是像王奇生那样查阅了汪孟邹致胡适信的原件，而是专门到图书馆查勘了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第276页的影印件。
我通过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由此可知，‘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当时确实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的重要标志之一种。”无论汪孟邹致胡适信的落款时间是不是1918年10月5日，都不足以推翻这一结论。关于这一点，王奇生并不是没有看明白，而是要故意模糊话题搅混水，以便掩盖其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学术套路。
出处：来稿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