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政府装聋作哑，否则难以想像政府为何如此低估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弹，以为以一宗杀人案件便可修订现有的《逃犯条例》，弱化社会对中港移交逃犯的忧虑。公义固然须得彰显，但溯本清源我们要知道政府口中需堵塞的「漏洞」的由来，才能理解修订《逃犯条例》对香港的影响。
如果现行制度下，香港无法引渡逃犯到未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地区是法律漏洞，那为何政府一直默许这漏洞存在至今，更甚是在《逃犯条例》中，订明条例不适用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任何地区，即香港境内的逃犯不能移交大陆。条例中「移交逃犯安排」作出上述规定，及至考虑《逃犯条例》在1997年通过，条例的设计安排，除了体现大陆与香港两套不同的司法制度外，其实政治意义上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初，给予香港人人权受保障的信息──即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现存的司法独立及人权自由将可继续，毋需担心大陆法例套用到香港，甚至避免政治犯被移交到大陆。
由此看来，现时《逃犯条例》中「移交逃犯安排」，非但不是政府或部分建制派口中的法律漏洞，而是对香港人极为重要的一个保障。诚然，《逃犯条例》中「移交逃犯安排」非金科玉律，绝对不能修改，但笔者认为修改与否，取决於修改後对香港人权保障的冲击。
放在眼前的事实，是大陆与香港有两套截然不同的司法制度，而且所牵涉的范畴亦有所不同，即不只讨论香港实行普通法、假定无罪等司法精神，而是从政治到经济方面，大陆与香港在法律上都存在差异，这正是为何是次修订《逃犯条例》，除惹来泛民主派的反对，亦引起商界恐慌的原因。
再者，如上文所言，《逃犯条例》修改与否，应考虑对香港人权保障的冲击。主权移交以来，高度自治和原有的基本自由受到一步步的侵蚀，香港人对此可谓感受至深：一国两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逐步回收到北京政府手中，香港人原有的自由范围越收越窄，冲击香港的核心价值。正因如此，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将进一步扼杀人权受保障的空间，令现有大陆与香港两套不同的司法制度间的缓冲消失。
即使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出香港在普通法原则下，没有犯罪意图、「无心之失」的行为不会构成犯罪，试图安抚商界接受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亦指出香港的政府与司法机构会做好把关，呼吁社会支持云云。问题是，不仅国际机构的报告，还是香港人的第一身感受，在高度自治逐步压缩的情况下，香港的司法系统在北京的重压下越见制肘，人权的保障亦岌岌可危。
要彰显公义，何不直截了当只修订《逃犯条例》中，案件必须牵涉严重暴力或人命损失，或区域限制中只除去台湾，便可有效处理台湾杀人案，不是吗？
（作者为 《香港革新论》共同作者）
—— 原载: 香港《苹果日报》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28, 2019 关键词: 逃犯条例 独立司法管辖区 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