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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保守主义之误：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歧路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接到汝二十二日之信。中述唐校学生起哄，及汝捐钱五元（以此受人扬誉极不相宜），并结团抵制日货等事，吾心深为不悦。如此等事，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所当问也······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 ——1919年6月，《严复致参严璿书》
一、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
自1915年涉入帝制复辟被“护国军”通缉以来，严复的哮喘宿疾发作，避开北京和它的严冬，开始成为常态。由天津而福州，1919春在上海的疗效最佳，使他有了终老沪上的想法。此时，四子严璿（1904-？）来函中唐山“五四运动”的消息，无异于政敌重现“目”前，严复的反应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这家书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巴金笔下软禁参加学运的爱孙“觉慧”的“高老太爷”！
这样的联想，当然是令人尴尬而震惊的。李泽厚先生曾如此论及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于学术则罢黜伪以存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一从“自然科学方法”，一从“民主政治制度”，探求西方强盛之秘，“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论严复》）。虽微觉论证过急，但证诸五四人物传记中对“进化论”的振聋发聩之感，及其所思、所言与严复甲午败后《直报》五论（《论世变之亟》等）的难分彼此，即知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
但，从“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集”的观点（王泛森语）看，家书中严复那样的疾言厉色，却正是其暮年思想世界的投影——“学生横厉如此，正理从此不可见矣”那样严峻的判辞，更令人深感其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暌违与对立。尽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同意“转型时代”（1895-1925，张灏语）的思想人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洵属正常；何况晚清民初的海桑巨变，正是“古、今”的变迁位移？
事实上，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早已指出，严复对西方文明“集体强力”（collective energy）与“公德心”（civic/public spirit）的“发明”，足以会通其前后思想的逻辑，因此认为所谓“前期激进，后期保守（反动）”的“两个严复”并不存在（《寻求富强》）。
然而，在民初政治的激流中推波助澜、欲使“天下复定于专制”（《与熊纯如书》）的严复，与不惜代价翻译《法意》，力陈“专制之治所以百无一可”的严复，却显然处于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逻辑。难道五四所追求的“德、赛”二先生，岂是由二十四年前、甲午败后的严复所召唤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而来？难道名满天下的“西学圣人”，此刻已成为自己的敌人？与其遗憾严复与自由珍宝的交臂错失，不如回到歧路的起点。
与通常看法不同，我们不认为严复只是坐而论道的翻译家，而是“以言行事”的思想家。这从他自拟的书房联语——“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中已可见一斑。而民初十年，则是严复先生因罕见的人际渊源，致身顶层政治的成功时期。
辛亥鼎革，严复即因与袁公世凯“相交垂三十年”，而南军首领黎元洪为其北洋水师学堂弟子的关系，出任“南北和谈”代表；民国肇建，则先后荣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2.9），历任“约法会议”议员（1914.1）、参政院参政（1914.5）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1915.7）等职。六年之间，不仅襄助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列名旨在恢复帝制的“筹安会”（1915.8）；尤有甚者，每当袁氏频遭物议之时，作为“王者之师”的严复先生，则挺身而出、曲为之辩。
学界目前掌握的资料，除已公布的巨量私人信函，长期湮没的《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砭时》、《宪法刍议》等文也已发现，其中对“威权政治”、“政治强人”在中国之必然性的推重与露骨的媚袁之论，不仅使严复先生“误为利用”的自辩，隙漏迭出，也使其助成袁氏横逆的情实，无所遁形。
中国现代史的读者皆知，作为对民国政治/文化“总体危机”的回应，新文化及其主流在近三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激进主义”，而包括严复在内对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则被揄扬为“文化保守主义”。本文没有篇幅来展开这一问题的思想史背景，但民初政治困境与严复所代表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深刻关联，则为重新厘定这一现代思想的重大论断，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可能。
二、相较于对文人“媚骨”的叹惜，我们却对严复在“新生婴儿”与“老大腰脚”之间的抉择，更加不安
1912年11月，沙俄与以活佛为代表的库伦“外蒙”政权（实并不存在），趁民国初开，立足未稳，私定《俄蒙协约》，侵犯中国主权，而政府应对无方，举国震动，抗议不断。严复先生则挺身为袁氏辩护，两周内相继在《平报》连载《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砭时》二文。这是严复先生辛亥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字。
前文开篇即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民智弥浅，则希望弥奢，其责上也弥重”为据，批评甲午以来民间对政府的苛责与逼迫：
“······法政精义，起于自救：政治者，民生所托以为苦、乐、死、生者也；使为政者果致民于不可生，则其势必至于自救。此公理也。······道咸以降，凡与外国交绥，殆无往而不失败，国民深愤至疾，固亦其宜；然宜知：此不仅君之过也，民亦有焉！”——《<严复集>补编》
在这里，严复先生引用了他最喜援引的斯宾塞有关“浅演”与“深演”论断：“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意即一切“浅演”社会所经历的，皆为“深演”社会所已经历的。他认为，国民不能自强/自救，与政府“平分其过”，就只是一个“民智弥浅”的民族的表现。文中也包含了他对民族主义一贯的激烈批判：库伦今日之事，不正是当年“主于种族之说”的反满诸公所致么？
“外蒙”事件爆发之初，孙中山就表示愿亲赴东京，促成中日同盟，与沙俄一战；而身为国民党魁首的宋教仁，也宣布欲自己出使，联合日本。这使与日本素不相得的袁大总统，陷入了国民党将联日不利于自己的恐慌，而自己拟派的特使则被日本拒绝。严复先生的出马，并非无故。
然而，国难如火之际，严复却急于攻击政敌，尤其是五年前做《社会通铨商兑》，驳斥“宗法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章太炎。严复先生究竟是不知他此刻正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身，踏冰戴雪、奔赴前线？还是要一洗自己的“中学”被戟指为“时文滥调、断片俗史”的前耻？
《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一文发现后，文章结尾处的“不佞最爱大总统袁先生之言曰：往者吾为老大帝国；乃今而为新生之民国。顾前虽老大腰脚，虽病尚能行也，特不良耳；今之新生婴儿，吾不知其几何时而能行也？”则令礼赞先生“保守主义智慧”的论者，也不能不表遗憾。
只是，相较于对文人“媚骨”的惋惜，我们却对这在“新生婴儿”与“老大腰脚”之间自负的选择，更加不安：为了王者自身一时的利益，严复竟不仅放弃了未来，也放弃了理性：放弃共和政体，以彻底消除一切对“袁公”的掣肘。
事实上，继刊的《砭时》，仍是满篇对共和政体的质疑，理由也仍是国家、民族程度不足的“现实”：“（今者）所谓共和、幸福，均未见也，而险象转以环生，视晚清时代若尤烈：民穷为盗，兵变时闻京外，公、私扫地赤立······”（《<严复集>补编》）
三、严复对民初政治失败的思想责任，从未清晰；其以真理示人的“威权主义”，却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歧途
但问题是，按照严复先生对章太炎“种族主义”的批评，这不正是自相矛盾的吗？
因为，如果“种族”只是“宗法社会”区别人我、团结族群的“合群”之道，不合于“军国社会”（modern / political society，现代社会/政治社会）以“国民”责任与权利为号召的合群之道，那么，鼓舞共和政治精神、落实国民政治权利，才是“共和时代”的当务之急啊！为什么《平报》诸文，却无一不在强调中国仍处于“宗法社会”的“现实国情”？
我坚信，对一切无言者，都有必须采用最强烈的辩护立场。所以，我们不想直接使用严复在《与熊纯如书》那样私下的坦率直言，如“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1913年）等。但我们却不能不问：是什么让一个对中国近乎无知的政治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判词，在经反复驳难之后，仍有若纶音，绕梁不去？
1913年以来，严复从3月开始、分六次刊出的《说党》，指责民初能了解现代政治含义的党员极少，政党不过是一种政客的生业，“党利恒先于国利”，故政党并非“佳物”且“极危险”；而在5月，竟又刊发《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以所谓民国“由专制越宪政而直成于民主”为由，要求议员具有“专制时代”的“士君子之行”，怒骂他们只是神经不正常的“狼疾人”（神经病人），“必有外禁之力加之······”
读中国现代史者无人不知，其时，力主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的宋教仁，被袁大总统支配的“外禁之力”击杀在沪上车站（1913年3月）；在随之而起的“二次革命”的酝酿中，最重要的抗争则莫过于国会：超过半数的国民党员如联合他党提出弹劾，不提名因暗杀而名誉尽失的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人选，袁将于三年前陷入癫狂。一代学人，竟企图以民初仍为“宗法社会”的理论制造夜色，掩护君王作舆论突围，又岂能不自取其辱？
我们当然不想枉屈严复先生真正的“王师”事业：参与“筹安会”献策。不料，袁公称帝失败，一代学人于风烛残年之际，声名扫地。为洗奇耻，严复曾留与门人弟子大量私函，力言情非得已。然而，读同为近年重现的《宪法刍议》（1913年4-5月）长文，见其为赋予大总统否决权限，不惜交错选用各国成宪中有利于“袁公”者而拉杂失伦，即知天机早泄，实在辩无可辩。
然而，惋惜严先生个人政治生涯的失败，完全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真正令我们叹息的是，在感慨民初公共生活世界的匮乏与严复“公民勇气”缺如的同时，步其后尘者却络绎不绝，甚至出现了为免引发秩序危机，不得不采行“威权政治”与“开明专制”的左、右翼“保守主义”的潮流——近年这更被冠以“审慎的德性与现实的智慧”的哲学赞辞！
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严复对民初政治失败负有的思想责任，从未清晰；其以科学真理示人的“威权主义”，更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歧途。本文虽无法完全证成这一结论，却可以聚焦严复自身思想的内在限制，指出歧途的根源所在。
四、没有“善/好”的标准与“正义”的前提，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哲学
以堪称严复思想定论的《政治讲义》（1905）为据：
“一切“浅演”社会将经历的，都不过是一个“深演”社会已经历者；而人类由草昧洪荒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无不须经“神权、宗法、军国”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进化，虽然“天事、人功”交互为用，实则由“天运”自然之力主导，虽然在速度上“有迟速之异”，而在阶段上，却没有“超（越）跃（进）”的可能。”
但在严复的细按详审之下，中国社会却仍然处于“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的交错阶段，而且是“七分宗法，三分军国”！
按他的诠释，“七分宗法”也就是仍在东周“封建时代”的末期；“三分军国”则不过是在秦汉时代的初期，远未届入“工业社会”的当下阶段。将秦汉王朝等同于民族-国家，当然只能是滑稽突梯，贻笑大方。章太炎当年的拍案而起，即因这一对中国历史的剪裁，夤缘时会，太过随意。
但严复却坚持如故，并断言：中国之政治只能与这一“宗法时代”的民情相应，“与民群天演之浅、深相得”；而尤为紧要者，又莫过于“能者当事”，“迎其机而导之”！
“天演阶段论”，已俨然成为一代“西学圣人”所启示的文明铁律。
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当下所处的阶段，在百年来的每一个苍黄时分，都引发论战。“四千年宗法社会”的判词，作为最先出现的论断，影响中国社会政治既深且巨，由五四以来左、右两翼的奉行不衰，即可见出，不必申论。然而，这一与普遍信仰（universal belief）完全同构的“天演阶段论铁律”，直接将人类社会的演化降低为纯粹受动的生物演化过程，完全取消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所标举的“生存”、“竞争”，与盲目的生命冲动，并无区别；其所谓“群”实亦无法维持哪怕是较长久的存在，更遑论推展出无止境的阶段性进步。
以严复所宗的斯宾塞而言，后者以“个体幸福”为进化动力和目标，实已意识到“进化阶段论”的困境，却因错误地将个体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与社会“整体进化”结果的反映，故只能以“适应”（adaptiveness）与否作为善/好（goodness）的标准与正义（justice）的前提。
但“事实”不同于“价值”：后来的、新的事实，更不意味着更优越的价值。对“德力、智力、体力”最适应者的肯定，也只表明对“energy of faculty”（能人）的偏爱，而无视了他们与“有机整体”的社会的必然对立。
因而，在赫胥黎（T. Huxley）和西季威克（H. Sidgwick）看来——这是严氏同样了解的——斯宾塞之论，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哲学！而不过突显了将“人类文明”史混同于“自然进化”史的悲哀。
但这对深锁在自然的铁律里，以维持强者的秩序为职，却以“忠孝”发扬“国性”、以治愈民众之“愚”为志的“癒壄老人”和他的同道们，又是怎样的悲哀呢？在百年之后，我们又该怎样面对他们从西方找到的“真理”？
我不能不想起，据说是严复化名“地雷”所作的《极端语》中，对学说与观念的灾祸之感慨来：
“地雷曰：甚矣，学说之可畏也。世运之升降，人类之惨舒，视其时之极端语而可知······积骸成莽，喋血为渠，大抵皆数学说为之耳。”（1917年3月《公言报》）
尽管严先生仍未列明那些经他而发达的极端之语，但这一刻的悔悟中，也许正可窥见，那与我们交臂错失的、文明的珍宝。
谨以此文纪念百年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先行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