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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乔曦华：文革群众运动、阿拉伯之春与中国民主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本月，乔曦华博士与他的导师James Wright合作出版一本社会运动学着作《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为此，博闻社、博讯新闻网记者张杰博士对乔曦华博士进行了专访。
一、您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题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乔曦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一书是我与导师、美国知名社会学家James Wright教授合写的。本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在今年四月出版，电子版在谷歌图书，纸质版在布乐图书网上有售。英文版还在进行最后修改和联系出版中。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中的文革群众运动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运动学理论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进行了分析。
二、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乔曦华：我研究文革的群众运动有三个原因。（1）中共的恶意丑化和歪曲，使造反派成了文革罪孽的替罪羊。上层的罪恶是林彪和“四人帮”干的，下层的罪恶全由造反派兜着。许多人（包括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精英）把造反派诞生前和群众组织已经解散后受迫害也算到造反派头上。
（2）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得我们不能正确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民运人士没有从造反派身上汲取血的教训。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运动，更不愿将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这一错误的后果是令人痛心的。尽管中国的民运人士鄙视造反派，可是他们却依然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不包容、不妥协、无休止地争权夺利，最后走上自毁的道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3）在一些回忆文革的论文论着中，有一些人仍带有严重的派性，真正做到反思，检讨自己的并不多。有一些论文论着，语言和口气使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时代，他们连当年大字报的文风都没有变。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可是不少人依然带着当年的派性，站在当年的派性立场上。历史已经过去，现在争个输赢，争论文革中派别的谁是谁非，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反思自己，不能深刻地检讨自己，就不能认真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不利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
三、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一问题和书中的主要内容？
乔曦华：好的。因为这本书有30万字，400页，涉及较多的内容，受时间限制，今天我只谈几点与未来中国社会运动展望有关的问题。社会运动含义较广，其中包括民主运动。首先，我讲一下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社会运动是“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该定义中的两个信息特别重要：“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体制外的手段，括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后者拥有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正常管道。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范围两个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可以分为四类，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与文革群众运动有关两类运动，即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有体制。革命运动则试图推翻现有制度并创立新的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说，改革运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革命运动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运动。
四、听说你和导师以前曾合作发表过书，与现在这本书有什么联系吗？
乔曦华：我们这本书是基于我们前一本英文书“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译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如果读者英文不太好的话，可以参考我的一本中文书《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现在这本书是前本英文书的续集。在前本书里，我们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1）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改革运动，（2）文革是党内外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新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论述文革群众运动的。
五、你们如何分析文革的群众运动的呢？
乔曦华：文革的群众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众并非一无所获。民众在文革初期对基层党组织的冲击，对党组织的瘫痪起了重要作用。党组织的瘫痪带来党支部专政体制的崩溃，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结束。在文革期间党组织瘫痪以后，党和党员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挑战。从文革后期开始，基层不再进行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队，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党支部打成反革命。政治迫害当然还有，但是与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遗憾的是，群众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不过，造反群众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领袖们在遭受全军覆没的失败后，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联手作最后的挣扎就是一例。为什么造反派们以前在毛和中央一再号召大联合的情况下拒绝联合，打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非要到双方都被打翻在地后才想到联合呢？这一迟到的联合揭示了什么？
六、我正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乔曦华：在这场六个集团参与的混战中，作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造反派以前没有能够联合，是因为对形势发生误判。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一误判，部分源于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他们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不可能死灰复燃。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敌人，试图一揽大权，独霸天下。这是致命的错误策略！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才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而一旦开打就很难收手，只能死拼到底。“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这是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革研究者、原清华大学“四派”第二号领袖孙怒涛先生的总结。我们认同他的观点。他是我们所见到的少有的具有冷静、理性、勇于反思、剖析自己的群众运动的领袖。
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在于民众缺乏包容和妥协。按照美国着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的说法，“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换句话说，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例如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或者多么渺小（例如为了一己私利），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想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有时甚至通过贿赂和欺骗)来实现。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但是造反群众却很少有人愿意通过妥协、合作和协商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七、这是群众分裂的原因吗？
乔曦华：是的。文革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忽略，这就是：（1）造反派为什么分裂？（2）他们的分裂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带来了哪些害处？群众运动的失败，加之中共的故意歪曲，使得造反派声名狼藉。1989年发生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来到天安门广场，问学生领袖王丹：“假设我支持你们，会不会欢迎？”王丹答道，“你千万不要支持我们。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事实上，当年的大多数造反群众既不是坏蛋也不是笨蛋，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平常人。尽管有些人对造反派抱有同情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他们。更少有人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今后的群众运动探寻方向。如果造反群众在保守派失败后迅速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当代历史或许会改写。
八、总结造反派失败的教训与现在有什么联系？
乔曦华：文革结束至今已有40多年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自从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这些分散并无联系的抗议行为其实是中国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例如，2018年6月8日，为抗议高油价和官方削剥等，全国多地的车主及司机发起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视频显示，包括重庆、安徽合肥、贵州铜仁、江西修水和山东聊城等地的卡车司机参加了罢工。大批卡车集结在公路和停车场，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并要求交警及运管部门停止对大卡车的随意罚款行为。为了协调行动，各地卡车司机组成联盟，要求外地卡车司机不要前往装卸货物，以便为争取整体权益创造条件。虽然罢工很快平息，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复转军人的抗议。这些曾是国家专政机器的成员也走上抗议的道路，维护自身的权益。2016年10月11日，逾万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市的复转军人，在北京八一军委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维权行动。中共高层紧急出动各路人马灭火，先后有中央军委、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出面安抚。多省的省级官员及复转军人聚居的市级领导被紧急召往京城，地方官员向复转军人作出承诺。此次大规模维权行动，通过网络召集的方式，筹备半年之久。复转军人由原来的碎片化维权，渐渐走向聚合。
令中共高层始料不及的是，上述抗议过后仅几个月，2017年2月下旬，大批身穿迷彩服的中国退伍军人又一次聚集在北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楼前，静坐示威维权。示威者们索取被拖欠的退伍福利，要求解决住房和就业等问题。与2016年10月中旬中国退伍军人包围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示威的做法类似，这些退伍军人身穿作战迷彩服，在中纪委前的街道上示威。
由于中国的专制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根本无法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将上述抗议行为看成是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把这些分散无联系的抗议行为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来研究，就有了意义。近30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不无益处。
九、那么国外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呢？
乔曦华：我在这里想专门讨论“阿拉伯之春”的经验。阿拉伯革命涉及多个国家，如突尼斯、埃及、敍利亚、利比亚等。我里仅举突尼斯和埃及两国的例子来讨论。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了境内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这一突发事件导致该国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运动。总统本•阿里被迫离开突尼斯，出走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统治。
在突尼斯革命的影响下，埃及民众也开始行动起来。从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抗议者要求埃及总统下台。内外交困的穆巴拉克最后不得不宣布下台。埃及的此次大规模抗议行动后来被称为“埃及1.25革命”。
“阿拉伯之春”的特点不仅因为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等特点着称，而且因为以下三个特点更引人注目。“阿拉伯之春”被称为是“三无”运动：即“无线”（Wireless）、“无领导者”（Leaderless）、“无阶级”（Classless）。
十、什么是“无线”呢？
乔曦华：“无线”是因为“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的爆发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体技术（因特网、脸书、推特等）煽起并构框的。早在2005年，突尼斯的首位电子博客博主因公开批评专制政府而遭到囚禁死于监狱之中。政府加强了因特网的管制。许多博主采用措施保护他们的账号，以防网络警察的侦破。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因特网、脸书、博客和推特起到了联结个人、群体和各社会团体的作用。运动消息的散布、民众的动员和鼓动、群体行动的协调无不依靠这一新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是此次革命成功的关健。当局关闭和阻断因特网和无线联络网。可是当局的安保部队与军队也依赖于同一信息技术提供自身的联络和协调。当局的措施导致安保部队失联，无法实行行动。正可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
十一、什么是“无领导者”？
乔曦华：这也是一场“无领导者”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源于民众突然爆发的对当局的愤怒，而不是一个事先周密的计划。在突尼斯的革命中，自焚青年突瓦吉吉成为了一个象征。而这一象征是由他人塑造的。他本人并没有计划通过他的决定和行为来动员其他民众。但是，他一时的决定却产生了涟漪效应。他被塑造成反腐象征，成为抗争的旗帜，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投入运动。如果没有他人的塑造，他的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当地事件，只有他的家人和朋友才会牢记。在阿拉伯的革命运动中没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小组、先锋队或组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层次的领导结构，而是由不同的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些组织中并没有某个（或某些）组织占据领导者的地位，但是革命运动却组织得非常出色，团结在一个目标下：即民众要求变更政权。这一共同的目标使得革命运动团结一致坚持到胜利。如埃及的革命运动中，开罗的解放广场成为一个“小国家”，食品和各种后勤供应、防御和安全、联络和通讯等安排得井然有序。这一点与1989年六四民运中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非常相似。
按照过去的社会运动学理论，似乎运动离不开有效的、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但是从“阿拉伯之春”的情况来看，运动的发动和发展离开了领导者似乎也能进行。“无领导者”对运动的发展的另一个好处是保护了运动的精英和骨干。在专制国家里，传统的运动常常因为运动组织的主要领袖遭到暗杀和监禁而陷于群龙无首的困境。我从国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复转军人抗议的内部情况。据说，这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是一位前高官指挥的，私下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通过电邮、手机、微信等先进的技术手段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得以成功。“阿拉伯之春”的无领导者状况给专制政权出了一道难题：当权者不知该如何下手。大规模的滥杀无辜毕竟不是明智的选择。电子网络的出现为运动的领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十二、最后，什么是“无阶级”呢？
乔曦华：“无阶级”指的是，参加“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抛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为改变政权万众一心。阿拉伯国家的现代社会运动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毫无联系的。当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尼亚和巴林等国的民众起来反对他们的专制统治者时，这些国家的抗议运动既不是由意识形态和宗教煽动，也不是由某个（或某些）领导者或政党煽动的，而是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阿拉伯之春”源于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2011年突尼斯民众造反的根源，早在2008年就已埋下。埃及的革命，更是早在2005年时的一个运动埋下了伏笔。而且，根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发生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些综合因素，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能够抛弃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见，齐心合力地推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专制政权。
根据政治过程论的观点，运动的参与者并非在真空中选择他们的目的、策略和手段，政治结构对参与者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分析美国因种族和贫困发生的暴乱，发现如果城市比较开明，有正规的渠道沟通，发生暴乱的可能较小。如果一个城市比较封闭，没有明显的沟通渠道，这样的政治结构会压制民众，发生暴乱的可能也较小。美国社会学家Tilly提出，政治开明与抗议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曲线关系。这就是说，当政府为民众提供正常渠道时，民众抗议很少，因为民众能够通过代价较小又更直接的方式施加他们的影响。当政府采取强硬路线时，当局能够压制民众，使他们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以便组织起来发声。抗议的爆发，常常发生在政权有适当的容忍度，民众既没有足够的渠道满足自己的诉求，又没有完全被压制得不敢尝试采取体制外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换言之，政治开明度与抗议爆发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阿拉伯之春”能够爆发并取得成功，归功于相关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中采取了较开明的政策。但是这些国家的政策，还没有开明到足够的程度，以使革命运动没有理由。当然，如果这些国家采用强硬的铁腕手段，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但是强硬的镇压只会使温和的民众屈服，强硬派则会更加坚强和更加激进。残酷镇压也可能起反作用，即会激起民愤，动员更多的民众起来反抗。所以，铁腕镇压是一把双刃剑。
民众投入抗议活动不仅取决于外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内心的因素。当外部条件与内心的感觉相适应时，民众就会积极投入运动。内心的感觉指的是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外部条件不会自动转变成抗议行为，需要经过“思想上的解放”并转换成行动。这时被压迫的民众才能够冲破悲观压抑的思想状况，感到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伊朗的1979年革命就是一例。从各项客观指标来看，当时的巴列维政府并非一个虚弱的政权，广大的伊朗人也不认为当局是个虚弱的政权。许多伊朗人担心当局会采取强硬手段镇压民众。随着运动的发展，伤亡人数不断上升，民众也意识到上街抗议的危险性。但是意识到危险并没有使民众变得顺从，反而激发民众的暴力抗争。从1978年9月开始，民众开始感觉到革命运动比政权更强大，感觉到革命能够成功。这一主观意识的变化，使得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斗争行列之中。全民都起来反对之日，就是巴列维政权只得灰灰溜溜下台之时。
在叙利亚的革命中，政府的暴力镇压和威胁也是一个动员因素。安保部队的行为使运动走向暴力化，激起民愤，使更多的民众投入运动。民众需要排除恐惧心理，才能大胆投入革命运动。正如一位埃及抗议者说的，“当人数少时，你会感到害怕。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时，我们感觉我们能成功，感到更有信心。”埃及的抗议者还采用祈祷的方式消除心理恐惧。“抱团取暖”和“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十三、关于社会运动与参与者间的关系，你们是如何分析的？
乔曦华：社会运动（尤其是上述的革命运动）中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网络。换言之，社会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和多样化的网络结构。网络是由节点和关系组成的。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或社区等。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既可是单线的，也可是多线的。研究人员对于社会运动与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兴趣，在不断地上升。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 of Separation）与社会网络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间人就能够建立起联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平均只需要六步，就可以联系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美国人。现代网络技术为人类的联系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和简单了。一项脸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现在只需四步就可以联系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推特的研究则发现，用户之间只需3.4步。
英特网为民众的组织提供平台是有目共睹的。英特网的多向联络和合作行动，能促进并动员社会运动。微信群、博客群、Skype群、脸书群和推特群等等，都是社会网络的节点。当需要时，它们都可以成为动员的对象，实现整群动员集体加入，英文叫做Block Mobilization。英特网能够使社会运动的组织以较低的代价进行沟通交流、产生信息和发散信息，并且有效地获得反馈。“阿拉伯之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从实际意义上说，“无领导者”并非真的没有领导者，而是因为领导者们活跃在英特网络中。他们不像传统的运动中那样需要亲自出面来号召和动员民众。面对专制体制，充分运用英特网的隐蔽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十四、可是中共近年来采取了严厉的控制，如何应对？
乔曦华：是的，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更为严厉的舆论控制，对英特网和社会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这对于民众进行抗争相当不利。类似中东地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但是，小规模的地区性的维权运动却将会成为家常便饭。对于在专制度下的反抗运动，匈牙利政治学家托克斯提出，需要区分“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党公开地企图取而代之，夺取政权。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忠于现政权，只是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提出批评意见。持不同政见者是“体制内的反对派”，他们要求通过改革扩大民主，改善以至最后消灭专制体制。另一位匈牙利哲学家泰拉斯提出，持不同政见人士大张旗地鼓地行使合法的权力，避免公开的煽动性口号。他们采用流行的社会批评，故意混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官方准许的批评，这是专制条件下反抗运动的特色。以上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十五、那么，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乔曦华：“阿拉伯之春”的“无线”特点，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实在中国发生过一系列事件，显示出电子网络的强大威力，例如江苏南京的“周久耕事件”。2008年，周扬言“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引起网民的愤怒。周久耕参加南京国土局会议的一张官方照片，开始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网民对这张照片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周某手上带着一只进口的价值十万元人民币的名表。他抽的烟，是1,500元人民币一条的“南京九五之尊”；他开的车，是美国豪华车凯迪拉克。周某的月薪只有4,000多元。周某后来被立案调查，并被判刑。在这场反贪官的斗争中，电子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6和2017年，复转军人的两次大规模维权行动，也是通过网络召集的方式秘密筹备的。两次高度隐蔽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抗议行动，打得当局措手不及。
目前微信在华人中非常流行。微信群可以大致分为四类：（1）友情类，（2）兴趣类，（3）政治类，（4）商业类。友情类群占很大的比例，联系着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和战友等。兴趣类群是以共同兴趣为纽带，如旅游、绘画、书法、读书、投资、股票和理财等。政治类指的是群里的言论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追求民主、自由谈论、走向光明、八九六四和民主正义等。此类群常被封群和封号，然而群主和群友们不屈不挠地与网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封了再建、建了再封的游戏将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虽然此类群友和微信群的总数并不多，但其能量不容小觑。另外还有一些以商业为目的的群，如房地产交易、广告互利、拍卖、医疗和工程信息等。前三类群的群友间有着较紧密的关系，具备动员民众的潜力。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微信群会产生并散布消息，成为未来运动的网络基础。
根据几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电子网络的一项调查，中国网民在网络中不满政府的言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政府一直进行屏蔽和打压。但中国政府真正打压的重点，并不是这些不满言论，而是利用网络的功能号召集会和抗议。一旦政府发现有网民或网群发出集会和抗议的号召，网管会立即封杀，绝不姑息。从这一研究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网络发动民众的巨大潜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何对抗政府的这一措施，网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十六、你们对中国未来民主运动有何构想？
乔曦华：有学者认为，在专制国家中，民主运动常以环保运动的形式出现。环保运动也属于维权范畴的社会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此类抗争将不断增多。此类非政治性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抗争，会引起更为广泛的舆论同情和支持。当地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采取高压手段，但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干预。围绕着环保问题的抗争，不仅是经济的和生态的，也是政治的。除此之外，在中国大陆，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维权抗议行动，在短期内还将占据主要地位。民工讨薪、复转军人安置、学生就业、全民医保、老年人生活保障等问题，都是解不开的结。
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拒绝政治改革的一些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中先后倒台了。触发政治变革的事件是无法预料的。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突尼斯青年的自焚，竟然能够导致巨大的中东社会变革，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中，只有突尼斯成功地转型，实现了民主。其他国家的民主状况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有的甚至变得更糟。这就预示着，未来革命运动的走向更加捉摸不定。中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导致巨大的变革？如果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出现了类似的变革，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世人将拭目以待。
乔曦华，社会学博士。1989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某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主要着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傲慢与偏差：66 个有趣的社会问题》；《多棱镜下：中国的电影与时装、时尚》；《即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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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right，美国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该校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美国着名学刊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主编长达36年，着有27本论着，300多篇学术论文，是贫穷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婚姻问题、控枪问题专家。他还是全美Horowitz基金会的公共政策董事会董事，并担任国际着名的Scopus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社会和行为科学专题主席。他的学术代表作包括：主持编辑了《国际百科全书社会和行为科学类》第1-26卷第2版（共23,185页），《枪口之下：枪械、犯罪和暴力》，《社会问题：毒品》，《带枪且危险的》，《恶中之恶：城市贫穷》，《无址游民》，《契约婚姻》，《环境的受害者》，《在火线上：都市的少年、枪械和暴力》，《失落的灵魂：现代美国社会的礼貌和道德》等。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