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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黎蜗藤：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让「脱鈎化」不可避免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美国强力制裁华爲，对中国的震撼之大，远非一年前的制裁中兴可比。中兴虽然长期与华爲相提并论，但显然是「南慕容」和「北乔峰」中那个名不副实的慕容复。 华爲无论在规模、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科技投入、专利申请、国际产业话语权、还是国家支持上都拉开与中兴的距离。中兴不堪美国一击人人可以设想，美国制裁中兴，中兴只能跪低，美国很快放松制裁。这反而限制了大衆对「脱鈎化」的进一步的想象。
要理解脱鈎化，就要先理解挂鈎化从何而来。
在近代史之前，几大文明板块基本上是分立的，依靠爲数不多的几条商路维持经济与文化的沟通。这种交流非常缓慢，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无疑，一些大港口例如长崎、广州等因国际海外贸易而繁荣，但从交流的商品看，大都算是对大衆生活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如香料、丝绸等）。到了被称爲「全球化1.0」的大航海时代，商品从奢侈品向大衆用品过渡，各大文明板块才开始「挂鈎」。但刚进入全球化1.0的年代，各国立即进入重商主义，利用高关税和高门槛抵挡外国的商品，这阶段商品一般是国内生产，输出到国外挣取硬通货。生产资源和流程能在国内完成就尽可能不到国外。
19世纪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在经济上的特点是制造业国家从後进的地区进口原材料，也把後进地区作爲重要的市场。这时，生产开始国际化，开始有国家推动下调关税，全球关税率也不断下降，这时开始出现国际化的大公司，各种国际化组织也不断涌现。
20世纪初期出现全球化的倒退。开始是一战，一战是一次相当偶然的战争，原本有共同利益的各国资本家一下子发觉大家处於不同的阵营，必须为各自国家效忠。战争结束，威尔逊倡导的国联本来能重新弥合裂痕，却应美国的缺席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衰退，各国重新祭起关税大棒，企图独善其身，结果是「一镬熟」，大家一起衰退。全球化倒退是大衰退的主要原因，大衰退引发民族主义上升，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兴起，最後导致二战爆发。这是全球化倒退的惨痛教训。
二战後是全球化再起的时期。这时世界分爲东西方两个阵营，但两个阵营的思路非常不一致。在社会主义阵营，强调的是「自给自足」，於是每个国家都自搞一套生产体系（或者以此为目标）。资本主义阵营强调是互相依存、推动国际贸易。1940年代，布雷顿森林协议、国际货币基金、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等相继成立，为推动全球化贸易设下框架。
在西方世界，关税不断下降，贸易壁垒一一拆除，资金流动日益自由，国家补贴不断减少，跨国大公司日益重要，国与国之间的知识转移日益常见，这些都淡化了国家之间的界限。正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套做法帮助了全球化再起。在全球化的轨道上，美国科技和产业进行一系列的转移，制造业开始外移、相继出现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制造业兴起的雁行模式。这是东亚成爲世界工厂的起源。
冷战之後，以世贸组织的成立为标志，全球化进入新轨道。这时的全球化，以资本投资全球化、生产采购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为标志。在科技上，还伴随着信息科技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和交通效率的发展把全球变成「地球村」。
中国进入「挂鈎化」从改革开放开始，但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前，还处於「雁行模式」定义下的制造业转移阶段，在加入世贸之後，才真正走进全球化的大潮。中美经济「挂鈎化」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挂鈎化」是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它和强调大国竞争、民族主义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路綫是截然相反的思路。注定不兼容。强调重商主义，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国家利益，都不可能真正融入全球化。
美国强力制裁华爲，对中国的震撼之大，远非一年前的制裁中兴可比。（汤森路透）
美国的重商主义情结
诡异的是，美国长期是全球化的推手，但在国内也有势力庞大的保护主义传统。历史上，美国就有不寻常的高关税的传统。在美国建国後，关税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19世纪经历了两个高峰，1830年代平均关税率达50%以上，18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高峰，关税率也超过40%。这时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一战後，美国降低关税，但到了1930年代大衰退，美国政客有忙不迭地率先推出高关税。虽然二战後，在美国一直推行低关税（平均关税低於10%），经济也不断增长，但「高关税导致高增长」 的理论仍一直影响相当一部分人。
战後，全球实行普遍的低关税，作为一种谈判手段的「防御性」的高关税政策应运而生。里根时代，日本的经济实力急速上升，电器、摩托车和汽车大举进军美国，把美国的相关企业打得非常狼狈，美国步入衰退，失业率直奔10%，通货膨胀率高升。美国采取了两个措施：
第一，美日英法德谈判通过「广场协议」，让各国央行联手让其货币兑美元有序升值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外；
第二，美国还对日本发动「防御性」关税战，一些日本商品被徵收100%的关税。最後日本与美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议，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包括自愿设置出口配额），才平息了美日贸易战。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战，也是《日本可以说不》等一系列右翼思潮泛滥的源头。
恰好，现在的美国政府正是由美日贸易冲突时期成长的这一派当权。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亲身参与美日贸易战谈判，更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
川普更爲特殊。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可以叫做理论的话），川普都是思想上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重商主义、高关税、贸易保护等在他脑袋内挥之不去。而他成爲名人的1980年代，更是吸收了「防御性关税」的极限施压手段。从那时开始，加关税是川普的口头禅。在川普的演绎下，关税作爲一种「惩罚手段」，还成爲一种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总之，不管是不是经贸问题，不合川普的意，他都用「暴力美学」的方法——加关税解决。最近美墨边境问题就是一例。
美国右翼人士进一步把基於公平自愿原则的市场开放演绎为「美国给其他国家输血」。背後的逻辑是：美国实行低关税是一种「让利行爲」，没有美国市场，这些国家就无法发展。这种逻辑一方面强调夸大了低税率和开放市场的单方面单方向的「好处」，无视交易背後归根到底还是「公平」和「自愿」的，也是交易双方都受益的。老实说，这种过於强调「施恩」的论断，和中国强大起来後那种 「谁都靠中国赏饭吃」、「不能吃饭砸锅」的令人厌恶的土豪作风没有什麽分别。美国右翼人士乐此不彼，并演绎成一种美国特色的「受害者情结」，煽动民粹主义。
催生了自由主义的反面－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体系提倡国际合作，避免以邻爲壑。但在形成的过程中，由於提倡民族解放，却又诡异地催生了自由主义的反面「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往往形成「民族国家至上」的话语，过於偏重国家利益而轻视国际利益，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截然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还不能算一个民族国家，但其建立和发展的核心都和民族主义分不开。简而言之，20世纪初期的「二十一条」和五四运动之後兴起的「国耻教育」，核心是中国一直被欺负，只有强大了才能「拿回一切」。这样才有「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及现在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在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才（重新）兴起，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早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已经一直根深蒂固。
在民族主义之上，中国还有两套与自由主义提倡的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论述。
第一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有两个源头。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对自给自足有很强的执念。第二，新中国开始时一切都学习苏联，於是把苏联那套强调自给自足的经济思路也一并学习过来。中国更把它推而广之，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新，不但在一个国家内要自给自足，在毛时代，每一个省份都以追求发展一整套工业系统为目标。这个印记一直带到现在。
第二是政治上一向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担忧，对西方国家社会始终深感怀疑，特别是长期执行反美宣传（大概只有美国总统访问的时候才宣传中美友谊）。在这种思路下，更是要处处提防被「其他国家」「卡脖子」。
中国经常骄傲於自己是「唯一拥有整套完整的工业系统」的国家。其实要拥有一整套工业体系并不困难，在二战之前，几乎所有大国都拥有这种一整套的体系。西方国家的工业体系後来没有这麽「完整」了，不是因爲做不到，而是因爲不愿去做，或者已经交由市场决定如何做。
因此，实际上，中国自称「推进全球化」，也一度被欧洲视爲「全球化推手」，更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但中国政府的「全球化」是「四分之一的心意」。一方面，中国最多推进经济上的全球化，而没有在政治意识上也跟着「全球化」；另一方面，即便在经济上，也是「别人要全球化」，自己则要保护市场和维持「完整的经济体系」。
当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民族主义，美国也有。「美国至上」就是标准的民族主义论述。美国有爱国主义的传统，特别在保守派民衆中。2008年，麦凯恩提出的竞选口号是「国家为先」（country first），这和川普提出的「美国至上」（America first）有表面的相似，实际上是差天共地的两个概念。正如有人分析，「国家为先」强调的是责任、光荣、牺牲、和为国服务，是可以流传于世的「正能量」。「美国至上」是一种狭窄自恋的民族主义，是不惜一切手段「赢过别人」，而不是「带着衆人一起嬴」。
比民族国家一般号召「团结」的民族主义更糟糕，「美国至上」的内核是以班农爲代表提倡的「白人民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外交系统官员在演讲时暗示美中矛盾不但是「文明的冲突」，更是「种族的冲突」（中国是「非高加索人的文明」），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是「说漏了嘴」。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它更多地促进「分裂」而不是「团结」。
区别民主与民粹都强调「人民」，最常用的分辨准则之一就是这些主张是强调「分裂」还是「团结」。在这一点上，「美国至上」的白人民族主义内核正好与民粹一拍即合。
中国之所以能用「四分一的全球化」通行全球多年，与美国此前政府一直推崇的自由主义（民主党政府）或推崇自由经济的新保守主义（共和党政府）能予以包容是分不开的。美国既然变天，美中都失去了「挂鈎化」的内在动力，脱鈎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次因应华为被制裁而呈现在公衆面前的「脱鈎化」，大大出乎想象之外。（美联社）
脱鈎化的想象
在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想象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减少的重要因素就是「挂鈎化」：因爲双方的利益高度纠缠，冲突对双方都损失巨大，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冲突了。正如中国一直强调，两国的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它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但同时中国制造也离不开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双方在对方市场的互相投资和股票上市，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爲脱鈎的代价太大，大到无法估量，於是在过去几十年，人们一直难以想象「脱鈎化」。事实上，历史上也没有多少「脱鈎化」过程的先例。
一战的「脱鈎化」是相当突然的，没有一个「过程」可言。而且之前国际流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各交战国之间的「挂鈎」关系远不如现在美中密切。冷战是一个隔绝的年代，但冷战之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挂鈎」，於是谈不上有多大程度的「脱鈎」。
中日钓鱼岛危机的时候，两国一度有脱鈎化的迹象，这说明脱鈎化并非不可能。日本并非美国，它虽然与中国经济纠缠在一起，但本身没有在经济之外的其他「权力」，所以即便「脱鈎化」也只能局限在经济领域。
因此，脱鈎化的过程对几乎所有人来説，都非常陌生。人们原先对「脱鈎化」的想象极限也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美国收紧中国投资等等，最多是制造业外移等等。这种能想象到的「脱鈎化」都在心理预期内，至少在短期内尚可接受。
可是，这次因应华为被制裁而呈现在公衆面前的「脱鈎化」，大大出乎想象之外。这让人们震惊的同时，也令人们打开想象的大门。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止於最後美中是否真会闹翻，而是经历过这种「脑洞大开」，对「脱鈎化」的想象已深入很多人的脑海。这是一种几近真实的想象，再也不是那种纸上谈兵。单是它已带来巨大震撼，也很可能会以自我证实的预言的形式，引导以後的脱鈎化。
※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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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NCN管理员 发布时间：6/14/2019 11:30: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