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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英美为何产生“问题领导人”？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看起来很可能会成为英国首相。他以前工作过的《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主编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上周在写到他时表示：“至于他是无赖或是单纯的流氓，那还是可以辩论的，但关于他的道德破产却没什么可争辩的，这植根于一种对真相的蔑视。”我想不出英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更不合适的首相人选。
约翰逊还不是唯一的。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是狂热的反欧盟人士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约翰逊拿下首相职位后，他的对手将是70岁的左翼人士、敬佩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美国在这方面比英国先行一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性格缺陷，特别是病理性的撒谎，使他在美国总统当中独树一帜。
曾在20世纪挽救过自由民主体制的这两个国家，如今已失去道德罗盘。很多公民似乎不再关心他们的领导人是不是无赖。不那么久之前，人们把这些国家视为成功民主政体的模板。如今，美国被认为仗势欺人，英国则被视为傻子。特朗普和约翰逊被视为可鄙、荒唐，或者二者皆有。
问题是：如此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人民为何会选择这样的领导人？为什么英国很多人会相信约翰逊的荒谬谎言？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忽视特朗普的愚蠢？
我不知道。但我有一些想法。
成功滋生失败。长期而言，无序会渗入所有成功的政治体制，因为人们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而忘记了是什么真正让这个体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恐慌减弱。在高收入民主大国中，只有英国和美国挺过了20世纪的上半叶，没有被打败和占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受损程度严重得多。结果是英美现在丧失了恐惧；后几个国家丧失得少一点。
记忆褪去。随着几代人时间的过去，对灾难的记忆慢慢消失，政治不再被视为关乎生死的问题。它变成了一场真人秀。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小丑当领导人呢？
伟大在召唤。年岁较大的人记得美国主导世界、而英国刚刚解救欧洲的年代。很多这样的人希望他们的国家“再度伟大”，就像过去那样。
文化冲突。近年出现了巨大的文化变迁：特别是大规模移民、女性角色的改变以及少数群体获得平等地位。这与身份政治的兴起有关，并导致一场文化反弹。
中产阶级被掏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稳定的宪法秩序有赖于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英国和美国是高收入民主大国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
去工业化带来打击。产业工人阶级的旧式工作消失，剥夺了很多男子的稳定收入，甚至结婚能力。
收入停滞。在美国，实际收入中值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在美国，“绝望而死”的人数增加，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缩短。
里根和撒切尔失灵。这两个国家都曾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彻底的政策改革，转向自由市场。效果不如预期那样好。结果民族主义成为右翼动员支持的一种方式。
金融危机。对于英美，金融危机是一场意识形态危机，而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
紧缩带来痛苦。在这两个国家，金融危机遗留下大规模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这鼓励右翼政治人士大举削减公共支出。
精英走下坡路。民主国家需要受尊敬的精英。但在这两个国家，公共服务的理想遭到败坏，而人们日益把精英视为无能的家伙，或者是骗子。
富豪统治崛起。公共服务精英逐渐衰落，被基本上冷漠的富豪统治取代。
媒体遭到腐蚀。人们大量关注社交媒体。传统媒体也很重要：具有破坏性的天才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美国和英国呼风唤雨；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也很有影响力。
政治制度运转不灵。当前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简单多数票当选”的投票制度；不公正的划分选区以及美国的选举人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党派忠诚度下降，人们转而拥护有魅力的领导人。
那么，这种逐底竞争可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呢？1952年，美国作家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写过之前的《卑鄙时代》(Scoundrel Time，这是海尔曼的一本回忆录)：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追捕“女巫”（指共产党——译者注）的时代。那种做法闹到一定阶段就过去了，让政治回归更为成年人的风格。但麦卡锡从未担任过美国总统。英国和美国需要重拾一个信念：领导人的品性确实是重要的。没有它，民主体制本身可能会失足。 _(网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