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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打倒吗?神话还是笑话?

2019年07月22日 2:47 PDF版 分享转发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1949年中国进入了统治时代。毛泽东统治的30年把人折腾得天翻地覆,前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说:如果他19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人。如果1958年死,少饿死3000万人,如果1966年死,少斗死2000万人。直到19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毛泽东死后,中国迎来宪政民主的转折点,但不幸,劫后余生的中国人,急于摆脱贫困,错失了历史机遇。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国再次来到了民主转型的十字路口,但邓小平“六四”大屠杀再次让中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今天中国进入了极权主义时代,经济下行、政治倒退、法治不彰、种族冲突日增,内斗加剧,民众焦虑不安。中国再次来到了历史的风陵渡口。在中国民主化转型中,可以说是最大的阻碍因素,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变局力量。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民主人士的看法并不一致,今天我们一起拨开层层迷雾,来破解这一难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规模已经达到9050万人(占中国总人口1/15),它成了全民党,国家就成了党国。党替代了国家,党的政策成了国策。你在外部无法打倒它,打到它就意味着打倒“全民”和中国,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个党很难被外力推翻,但它可以在历史机缘到来时退出舞台。

这个观点正确吗?我认为是错误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全民党?仅仅是从党员宏观数量上考量,还是从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真心认同共产党的领导上考量?目前,9000万党员中有多少人是为升官发财而入党?又有多少人起初追求理想入党,后觉悟反对共产党?我没有统计过,但我接触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为了现实利益而入党,无关信仰。中国战略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指出,中共号称有九千万党员,但他们为什么要信共产党?他们真的有共产的理想吗?这个理想早就破灭了,之前被教育会当官或获取利益,现在习近平不让他们当官,这八千万人一定成了他的天敌。如此看来,真正合格的中共党员数量微乎其微,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全民党。如果我这个判断成立,中共很难被外力推翻的观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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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分化党,在与它密切的互动中动员出“心向民主”的力量。民主追求者应始终将培育出党内健康力量作为它的最主要策略,分化中共,让它主动转轨,自我革命。即使有这样的力量也还要看独裁者是否犯下重大错误,让反对力量足以籍此推翻独裁,或迫使独裁者自己改弦更张。

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分化瓦解中共当然应该。但如何与它密切互动中动员出“心向民主”的力量倒是个难题?在与中共密切互动中,如何反对中共独裁专制,批判其倒行逆施,抗议新疆集中营呢?不反对、不批判和不抗议中共还是反对运动吗?如何分化它,让它主动转轨,自我革命呢?如果它不主动转轨,不自我革命,民主人士是否就一直等待这股神秘力量的出现?如果有一天,人民走上街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民主人士是否应该反对,劝人民回到家里,一起再等待,等待,等待?我认为反对运动的主要战略应该是内外结合,也就是坚持外部抗争和党内分化相结合,通过外部抗争的巨大压力促进党内分化。外部抗争包括组织、指导和援助国内反抗运动;境外发动抗议示威活动和动员国际社会力量。

将党内分化作为战略方向是无的放矢,着力点在哪里?谁去分化?分化谁?尽管海外反对运动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未撼动中共的统治,但它毕竟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在发声,在脚踏实地地行动,而分化战略又如何变为行动呢?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在习近平用反腐、富国强兵、争霸世界(中国梦)、把共产党改回“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党。总之回归为人民服务和不忘这个初心,是党内道德制高点,不但让人无法反对,还可以以此为大棒制服政敌,取得了初步成功。

习近平上位前韬光养晦,上位后,通过反腐清除异己,通过军改集中军权;通过设立领导小组,集中政府权力;口里喊依法治国,设立宪法日,实际迫害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制造冤假错案;强令人大代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典型的言行不一、心口不一、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习近平说为人民服务无非是更好地为权贵资本集团服务。党内道德制高点难道是吹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唱高调,说大话,而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谎言欺世。它不可能成为道德制高点,不可能让人无法反对,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后,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拥有9000万党员的中共能够打倒吗?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中国人走向宪政民主的大势习近平无法阻挡。面对强大的中共集团,民主人士不应悲观失望,更应看到希望和未来。正如丘吉尔在二战中说: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一长存的是前行的勇气。我们应该学习香港反送中运动,用行动去表达抗议。我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有利的反共形势:

第一,中共官僚集团怠政不作为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整得官员们官不聊生。后,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习近平不改变制度而仅仅严惩贪官,就类似于养猪杀猪。这些本无政治信仰的官员就干脆懒政、怠政,只动口,不动手,看你起高楼,看你宴宾客,看你楼塌了。

第二,商业精英“离场不玩了”

去年初,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和去年9月份财经人士吴小平的文长《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前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外贸出口严重受挫。中国经济萎靡不振,货币超发,汇率大幅下跌,影子银行风险凸显,房地产泡沫严重,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民营企业家感到,严冬已至,金融海啸即将咆哮而至,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消灭运动到来。民营资本家的逃亡意味着中国最有创新意识的资本精英群体正在消失。

第三,中国知识精英的出逃

中国改革开放除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普世价值的知识精英,他们生存在中共的体制内,代表着社会良知。十九大后,众多知识精英遭政治迫害。但习近平的政治高压并没有使所有的知识精英屈服,他们正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在抗争。清华大学许章润先生针对习近平的政治倒退二次发文痛斥。他尖锐地指出,当今中国领导人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不懂时势大道,却又深深打上文革政治烙印,狂傲之下,背离历史潮流,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郑也夫教授劝告中共尽快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香港反送中运动和一国两制破产

习近平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退让是恐惧它的并发症,害怕它与台湾、维吾尔人和中美贸易战形成共振。香港反送中事件,对于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日台湾,明日香港”和“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已经成了网络上最流行的口号,也得到了年轻人的高度认同。香港事件,还触动了习近平的难言之隐,那就是维吾尔人权问题将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知道他关押的百余万维吾尔人一旦被迫放出来,中国西部必将大乱。他也将成为造成中国分裂的民族罪人。

总之,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和愤怒,内忧外患的形势使中国人感到焦虑和失望。习近平的极权主义路线,不仅会葬送他自己也会让风雨飘摇的中共巨轮颠覆。中共打不倒只是一个,并最终成为一个笑话。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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