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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国际秩序变局下 香港并非国际孤儿

2019年07月24日 15:02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最近反送波,退休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评论Harsh truths for 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will not achieve anything,其後香港亲中报章《文汇报》将这篇评论译成中文,以〈香港缺少的不是民主,是治理〉为题刊载。

新加坡前外交官对中港关系和现实主义的误解

新加坡退休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最近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题为Harsh truths for 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will not achieve anything的文章,内文观点简单直接:《逃犯条例》修订所激发的香港社会抗争终将徒劳无功。比拉哈里认同香港新一波社会抗争浪潮是对中国式管治的反弹,但他认为,香港人在战役真正开始之前已然落败。比拉哈里此一观点背後,有三大假设:第一,对香港局面,仍然拥有绝对、不受任何挑战与制约的控制能力;第二,基於第一点,中国执行「一国两制」治港政策之时只重「一国」,「两制」只是幻想;第三,香港是国际孤儿,原因之一,是英国对香港事务兴趣不大。

我向来喜欢阅读比拉哈里的国际政治评论、素来认为他的观点精辟独到,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理解香港时局的三大假设多少显得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原因是能够否证比拉哈里上述假设的近例随手可拾。

例如在不久之前的6月24日,不乏建制色彩的香港报章《经济日报》曾引述《日经亚洲评论》、以〈【反送中】揭中央对「反送中」软化内幕:上海未能取代香港〉为题作报导。这篇报导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内文清楚显示,中国未能彻底主导香港局面、无法凭一己意愿在港任意执行「一国凌驾两制」管治模式,香港社会抗争绝非徒劳无功,而且在国际秩序大变局已现的背景下,香港更非国际孤儿。

报导所呈现的「中国」,行事处处受制与被动,与比拉哈里所想像的强势「中国」差天共地。报导说,面对香港社会激烈反抗,中国国家主席不得不退让、不能不暂缓《逃犯条例》修订,原因有二:第一,中国长期未能在国内复制另一个香港,故此於中美贸易战之中,中国国家生存与国际谋略仍需倚重香港,「例如,那些要打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需要转到香港融资。以阿里巴巴最近计划赴港上市爲例,它们需要靠香港去抵御美国的压力」;第二,报导刊出之时,G20峰会仍未举行。报导说,中国对香港社会压力作出退让,是为保中国於G20峰会的国家外交利益—「若香港反送中问题恶化,中国国际形象受损,外交上将更难与美国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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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退休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图片取自网路)

7月12日香港《苹果日报》的报导,更显中国对港政策进退失据、杂乱无章。报导以〈涉港部门误判中南海震怒〉为题,指习近平「对两大涉港部门错判形势极为不满,将追究责任」。7月9 日国际媒体路透社的独家报导Exclusive: China’s PLA signals it will keep Hong Kong-based troops in barracks甚至意味,香港管治现况不乏中美共治色彩。报导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指,中国驻港解放军指挥将领向美国军方积极「保证」,解放军绝不会干预香港政事。

事实上,7月1 日香港示威者成功占领立法会、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於翌日凌晨4时会见记者之时,於香港大财团任职高层的朋友便曾预计,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启动《基本法》第18条、令香港正式步入「一国一制」时代、使之变成真正的普通中国城市。第18条订明,中国政府机关可因香港「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众所周知,这终究没有发生,立法会被占领之後,太阳照常升起。

显而易见,比拉哈里有关香港时局的分析并没有bring the context back in,理由有三:

第一,比拉哈里没有提到在现今世界体系之中,全球城市之於国家乃至国际政治有何战略角色。曾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的Parag Khanna在其着作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指出,现今国力关键不在於国家版图大小,而在於国家连结世界的网络深广度,按此理解,全球城市犹如国家乃至国际场域的政经与文化发展的引擎,这既能解释何以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一直视连系世界、争取成为世界各种枢纽为基本国策,亦能说明中国何以一直意欲在国内复制香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何以需要倚重香港、中国政府面对香港社会顽抗何以需要无奈忍让。

不应忘记,中国所以能够拥有第一首航空母舰辽宁号,也是得力於解放军出身的中国商人当初利用香港网络协助中国外购。香港渐成中美贸易纷争一大议程之势,同样能从国力与全球城市关系的角度理解;

第二,从第一点可见,比拉哈里观点的另一漏洞,在於他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对香港管治的影响。《香港政策法》在1990年代於美国国会通过,根据此法,美国承认《中英联合声明》,视香港为独立於中国的经济区、使之得到特殊国际贸易待遇,中国利用此法透过香港从世界输入敏感科技以满足国家需要已是公开秘密。

能够反映香港、中国、美国三方微妙关系的案例,是在2018年,有香港抗中本土政团公开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取消《香港政策法》,香港亲中国建制派却以「汉奸」行为形容此一行动。与此同时,当下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新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社会各界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声有增无减,同样是比拉哈里所持的「香港乃国际孤儿」假说所不能解释的事;

第三,比拉哈里文内完全没有提到,近年国际社会反中国风已现,香港《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是在此一国际政治新形势之下爆发。从2017年年底起,中国以「香港模式」力图操控世界各国的「锐实力」形象在国际社会间愈趋流行,新加坡与更是坐言起行以行动力抗中国「锐实力」的两个国家。

於此氛围下,各国衡量与中国维持既有关系利害得失的算式已然变改,6月18日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研究员Tomas Jevsejevas发表於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评论What the Hong Kong protests say about Beijing’s promises因而值得参考。Jevsejevas开宗明义说,中国治下的香港动荡已属全球事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治理香港的行事方式,对国际社会而言犹如警号。Jevsejevas解释,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法理基础,是签订於1980年代的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

可是,中国治理香港的方式已向世界表明,中国在违背国际协定、其国际信誉在消亡,文章以此为基,阐明何以中国屡屡向世界保证会履行「不干预别国内政」外交政策,却同时在以「锐实力」零和游戏方式尝试操控包括澳洲在内的国家。故此按Jevsejevas理解,国际社会关心中国治下的香港时局,其实也是为保障国际社会里的各国利益,换言之,香港与国际社会已有唇亡齿寒的关系。

6月中美国《时代》杂志形容香港是「全球自由保卫战的前线战场」,反映的也是这种国际社会抗中路上愈趋强烈的唇亡齿寒观。也就在这新一波国际抗中之风下,有意竞逐首相之位的英国现任外相侯俊伟(Jeremy Hunt)以香港事态借题发挥,对华态度愈加强硬。6月底,侯俊伟公开表明,在中国香港人权状况改善之前,英国将会停止向香港输出能被用以压制群众的武器;7月初,侯俊伟甚至拒绝排除英国就香港事态制裁中国的可能。

更有趣的是,面对英国就香港问题愈趋强硬的对华态度,中国再次展现软弱退让的一面。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批评英国外相侯俊伟支持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是「站错边」、并斥英方「对香港内政说三道四」,英国政府强烈表达不满之後,刘晓明立场却反而软化,对外表示「中国无意与英国打外交战……我们仍会致力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比拉哈里素来以现实主义者自居,问题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稍有认识的朋友都知道,何谓「现实利益」,往往随时空而异,从无清晰划一标准。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博奕的理解,可概分为三类:一是强调合作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二是着重竞争的现实主义(realism),三是从族群身份意识角度出发理解国际互动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令「现实利益」的定义变得更不可捉摸。

按照建构主义思路,一地是否着重合作、竞争、零和或双赢游戏,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当地的独特发展脉络乃至其衍生的身份意识。如果比拉哈里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要义在於不问情由无条件地向强势者屈从,那麽从2017年比拉哈里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就新加坡国家对华政策路线展开的争论可见,相较马凯硕,比拉哈里并非真正现实主义者。马凯硕在该年文章Qatar: Big lessons from a small country以中东国家为例,认为小国应安份守己、不应持刚强之态。马凯硕特别指出,在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於国际舞台间从不安守小国领袖角色,但如今这个可一不可再的强人已逝,此後新加坡面对大国之时,不应再执於某种立场与原则,其外交政策应以退让妥协为主。

对此言论,比拉哈里反应极大。他将这种观点眨为「糊涂、不实、甚至危险」(“muddled, mendacious and indeed dangerous”)。比拉哈里认为,新加坡今天的国际地位,绝非源於退让、偏安、屈从心态。他厘清,在李光耀时代,开国领袖们总是敢於为新加坡於世界之间的生存作种种坚持、敢於为扞卫各种国家发展必要原则作不同牺牲。这种观点既更靠近於建构主义思维,也与儒家择善固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劲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看,比拉哈里与香港社会抗争者理应是理念一致的同路人。

比拉哈里在文中提到香港时局与新加坡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比拉哈里护国心切公开评论香港时局的举动固然可被理解,问题是,世事多变,避免雪中送雪,或许更合符新加坡国家利益,这大概也是新加坡金管局据报劝谕银行业界勿刻意从香港时局取利的原因之一。从历史角度看,新加坡与香港份属友邦,双城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双城故事背後的文化经济互动网络应时刻被惦记。

现今牛车水街道仍以之命名、创建「女皇奖学金」孕育新加坡人才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是大英帝国之中影响深远的「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之首批学生其中一员。按旅美台湾学者郭慧英在着作Networks beyond Empires: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的分析,早在20世纪初,处於相近政经脉络的星港双城共享同一种有别於中国大陆的身份意识乃至世界观。二战之後国泰、邵氏、光艺三间新加坡电影公司来港进行星港双城协作,是香港电影成功故事不能不提的重要一章。香港着名导演王家卫作品之一《花样年华》,以穿梭星港两地的香港文化人刘以鬯为戏里角色原型。

1950年代刘以鬯曾旅居的新加坡金陵大旅店(Kam Leng Hotel),现已被视为新加坡国家文化圣地之一。同样从历史角度看,於时代洪流之中,never say never从来是较稳健站方,毕竟历史路途往往充满未知之数。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1987-1991年间进行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之後能够独立建国并非必然。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Walter Clemens甚至在7月11日於The Diplomat 发表相当政治不正确的文章《Could Hong Kong Become Another Estonia?》,藉由上述波罗的海国家事前不易预见的历史发展想像香港政治未来。

事实上,对新加坡管治精英来说,历史如何充满变数自不待言。新加坡政府向来积极教导国民,过去新加坡建国进程如何充满骇浪、今天国家所拥有的一切如何不是理所当然。从这个角度看,比拉哈里对於香港时局颇有商榷空间的评论,是否真的合乎新加坡国家利益,便不无悬念了。

※作者为香港学者,着有《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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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7/21/2019 10:34: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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