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与中国的恩怨情仇：末代港督彭定康眼中的香港灾难（余杰）

2019年08月30日 10:35 PDF版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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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定康心目中，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典型的华人社会，而又带有英国特色。」他在感人至深的告别演讲中宣称：「从来没有一个属地，在脱离殖民管治时，能够像香港这般繁荣昌盛。」香港的首要特徵，并不是作为人种意义上的「华人社会」，而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英国制度」。

港现况已「临近深渊」（close to the abyss），北京若以「其他方式」插手干预香港，这只会适得其反，对香港和中国来说都会成为一场「灾难」（catastrophe）。——彭定康（Chris Patten）

彭定康与中国的恩怨情仇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BBC电台访问时表示，如果香港的抗议不停止而中国政府动用「另外方式」，将适得其反。「对於中国，那将是一场灾难，当然也将是香港的灾难。」他毫不畏惧地指出，香港乱局的出现，根子在於北京和习近平：「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不同政见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实施的打压处处可见，中共控制了一切。」彭定康说，「事情令人沮丧和愤怒，港府拒绝给出任何合理解释，这可能引发了更多暴力。……我不信，任何一个在林郑这个位置上的富有理性思考的人，会反对成立调查委员会。……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开启和解程式。这是（让事件）告一段落从而恢复香港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此时此刻，重读彭定康的回忆录《非一般的外交家》，或许可以为香港恢复良治找到智慧和经验。这本回忆录记载了彭定康作为外交家的经历、观察与思考，担任香港末代总督期间的作为并不是其描述的重点。不过，彭定康用了寥寥数语来含蓄而幽默地形容北京对他发起的铺天盖地的媒体战：「他们极富想像力地使用了汉语的丰富性来谴责我。很多抨击大概都受了『杀鸡儆猴』的启发。但是，鸡既没有杀掉，也没有被叉烧。」

以「半个香港人」自居的彭定康，对香港最大的贡献，是为香港留下极其宝贵的制度遗产，这些遗产已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也成为港人对抗北京专制统治的精神资源，正如彭定康传记作者强纳森・丁伯白所说：「我们可以猜测历史将会给彭定康什麽样的评价，我情愿相信历史会证明他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他对个人自由的信念，未来香港的下一代甚至是中国的下一代，当他们回头看这段彭定康为自由奋斗的历史时，将会心怀感谢。」

彭定康是最支持民主价值的香港总督。一九九二年十月，他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改方案，表示即将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并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中国政府大表不满，指出改革未曾谘询中央意见，并声言将在香港主权移交後取消有关改革。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更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那几年，彭定康似乎成了北京的一个「箭靶」。

短短几年後，「千古罪人」居然被北京当成座上宾——一九九九年，彭定康出任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共同负责欧盟外交政策的实施。虽然实权有限，地位却相当尊贵，少不了要代表欧盟跟中国打交道。中国领导人深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道理，对於身份迥异的彭定康，实行完全不同的待遇，彭定康感叹说：「从那以後，中国领导人对我极好，就像中国人说的很给『面子』，给我高规格的接待，向我展示了慷慨和友好的一面。」

彭定康身上具有典型的英国绅士气质，八面玲珑、绵里藏针，不会像很多牛仔风格的美国人那样毫不掩饰心中的好恶，故而对北京的「变脸」坦然受之。在欧盟高官的位置上，彭定康避免直接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也是如此——在西方的几个大国中，英国在关注中国人权上做得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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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府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管理者

彭定康是自由经济的笃信者，也是坚定的保守党人，他看到柴契尔夫人对英国福利主义经济模式大刀阔斧的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英国的新生。在香港任职期间，他更是在香港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看到自由经济的无穷活力，这种活力甚至让伦敦望尘莫及。

有趣的是，在这本回忆录中，彭定康花絮式地谈及与几位中国高官的接触。江泽民与他聊莎士比亚，彭遂向其推荐莎剧中强调政治稳定的历史作品，江「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这一细节完全符合江的个性。江曾特意就莎剧的典故询问中国「莎学」权威王元化。对於王元化而言，这与汉代文豪贾谊的遭遇差不多——「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彭定康也提及与朱熔基的交往，他与朱讨论死刑问题，朱的看法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朱的看法究竟是什麽，书中语焉不详。

彭定康在书中赞扬了胡锦涛两句：「胡锦涛主席在外交方面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并且对他对农村贫困和环境的关心让人赞赏。」这是言不由衷的夸奖。在外交界呆久了，他知道「坦率」不是外交家的优点。

彭定康一向喜欢臧否人物，在书中对本国政治人物常常说狠话，但对别国人士多半是优雅的外交辞令，尤其是对气势汹汹的中国领导人。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发生争论时，彭定康曾忍无可忍骂出粗话的往事，书中未曾提及。

彭定康含蓄而善意地劝告西方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一定要谨慎。尽管许多人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但这种「过度繁荣」让这位保守派充满怀疑。他说：「永远都是这样。与中国做生意可能带来的财富总是让西方人失去理智。」根据他的经验，「许多伟大的空想家想在中国大干一场，却因为忘记了国内的商业标准和常识而遭遇惨败。」

这里，彭定康没有说出的心里话是：中国是一个独裁政府，中国的官僚腐败、忽视智慧财产权等问题，会给投资带来巨大风险。他在本书中论及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话，可以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身上：「独裁政府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管理者，因为这种政府会包庇腐败、压制提高经济管理透明度的多元主义（比如舆论自由）。……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就酿成了大麻烦。」

彭定康对中国「伪装的市场经济」看得一清二楚。他对中国和印度做了一番比较，对经济更自由化的印度看法更正面。他特别同意印度工商部长纳特的观点：「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他认为，「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治，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最伟大的民主政治。」他藏起了後半句话：这些都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样的遗产，他只能留下一半在香港——他只有最後五年的时间。

没有「英国制度」，香港将成为一潭死水

在印度，「英国制度」被种姓制度、印度教和佛教等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束缚而大打折扣；在香港，「英国制度」则与勤劳而敢於冒险的广东海洋文化完美结合，越发风生水起、光彩照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彭定康在告别演讲中指出：「英国在香港的管治即将终结。我相信我们可以总结说，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架构，使香港人能够力争上游，创造美好天地。」他详细阐述了这套制度的几个组成部分：「这个架构包括法治精神、廉洁开明的政府、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已具雏型的代议政制和民主社会制度。」显然，在习近平炫燿的「中国模式」中，这几个要素都处於缺席状态。没有这几个要素，不可能缔造出一个持久的、成功的社会。

彭定康是历代港督中最亲民的一位，他常常微服私访，到街头品尝小吃。他也是最热爱香港的港督之一，在他心目中，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典型的华人社会，而又带有英国特色。」他在感人至深的告别演讲中宣称：「从来没有一个属地，在脱离殖民管治时，能够像香港这般繁荣昌盛，这般具备文明社会应有的结构和特质，既有各行各业的专才、不同的宗教、众多的报章杂志、蓬勃的慈善事业，还有正直忠诚、此志不渝地为市民和社会谋福利的公务员。」香港的首要特徵，并不是作为人种意义上的「华人社会」，而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英国制度」。

在这篇演讲中，彭定康说：「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坚守他们一向珍视的价值观，香港的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香港的价值观正面积极，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些价值观也是亚洲以至其他地区未来的价值观。在明日的世界里，一个欢迎快乐、民生富足、充满信心和安定繁荣的社会，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样，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加以融合的社会。」换言之，彭定康提醒香港市民，能不能护卫英国留下的制度遗产，是香港能否拥有光明前途的决定性条件。

在彭定康离任前夕，香港浸会大学作了一次民调，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香港市民满意他在港督任上的表现。对於他在港督任内的作为，大部分香港人念兹在兹，英国及西方世界亦多为正面评价。《金融时报》评论说，彭定康显示出英国建制之内，仍然有人关心香港人的意愿，和敢於为港人跟北京争辩，而他亦因此而为香港日後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立下了量度基准。《观察家报》则形容，彭定康是第一位现代港督，是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

对比之下，此後之四名香港特首，虽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他们的民调远远低於彭定康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是香港人患上「後殖民病」吗？不是香港人太怀旧，而是董、曾、梁、林郑这四名特首的施政水准太差。他们将如何讨好北大人、如何保住官位看得重於维护香港民众的基本自由与权益。作家奈保尔早已观察到，来自於本国或本族人的「自我殖民主义」，往往无比恶劣、野蛮与阴毒。

彭定康在书中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些对回归後的香港状况的看法。在香港回归十年之後，彭回到香港发现：「在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强大的职业技能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的支撑下，香港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城市。」在他谈及的香港的优势当中，没有一项与北京有关。与印度一样，香港的优势都是英国人遗留下来的。由此可见，一九八零年代末，刘晓波路过香港时发出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过三百年殖民地」之感叹，看似激愤，实则说出了常识。

然而，香港回归二十多年之後，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毁坏英国留下的制度遗产。很多丧失安全感的香港人愤怒地喊出「中国人滚回中国去」、打出港英米字旗。对此，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中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陈佐洱表示「深感痛心」。陈佐洱以及他的主子习近平不愿倾听港人的心声：对於很多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出生时英国和中国已就香港的未来达成协议，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的价值。香港民主派政治家、律师吴霭仪指出，香港代表着机会、包容、宽容、开放。这些价值跟中国无关，显而易见，香港在中国历史中没有根，香港的根在欧洲。

一名英国和欧洲的保守党人的世界观

关於自己的价值立场，彭定康清晰地阐述道：「作为一个英国人，确切地说作为英国和欧洲的保守党人，我信奉市场、个体企业、限制政府角色、参与式多元主义、个人责任、家庭的重要性和法治。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也是一个爱国者。」在左翼占绝对上风的欧洲政界和知识界，这是「政治不正确」。

二战以後，英美两国在政治格局、生活方式、信仰状况等方面已存在巨大差异。在此背景下即可发现，彭定康的保守主义与美国的保守主义之间仍有相当之差别——他对美国川普政府的猛烈抨击，表明在国际事务中，作为英国保守党人的彭定康，其立场比美国民主党人更「左」，更不用说与美国共和党人相比了。

彭定康对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弱无能感到耻辱，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血腥内战，仅波士尼亚就有二十二万人遭到屠杀，「集中营又重回到了其起源地欧洲大陆」，而「我们让保护平民的军队处於漠视强奸和谋杀这样令人无法忍受的道德境地」。在关键时刻，还得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出面解开这团乱麻。然而，彭定康又批评美国「不受约束」，建议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即便他承认联合国是一个腐败和低能的国际机构。

与大部分欧洲政治家一样，彭定康不敢对非民主的伊斯兰世界说一个「不」字，因为穆斯林不仅是近在咫尺的「邻居」，更是已镶嵌进欧洲肌体的庞大的移民群体——仅仅在西欧，便有近两千万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英国有两百多万。在这些穆斯林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融入欧洲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欧洲政客一味迁就之，一厢情愿地倡议「文化多元」与「和平共处」。比如，在巴以冲突中，彭定康对巴方颇为同情，却只字不提巴解前领导人阿拉法特之贪污腐败和巴勒斯坦当局内部的专制独裁。

彭定康对英国在二战後地位的迅速下降有清醒的认识，大英帝国不得不成为美国这个昔日殖民地的「小兄弟」，尽管心有不甘，他亦坦然承认「英国实际上是别在美国翻领上的一个多边主义徽章。」他也是欧洲少有的「亲美派」政治人物。他的父亲是一名销售美国唱片的商人，他是听着美国的歌曲、浸淫着美国文化长大的。从青年时代第一次访美之後，他就一直对美国印象良好。在欧盟最高层任职多年後，他承认，欧盟在今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足以成为抗衡美国的力量，但他希望欧盟与美国找到一种更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对世界发挥更大、更良性的影响。在美国独大是既成事实的世界上，欧盟可以担任「帮助者」角色。

在这本书的最後一页，彭定康盛赞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是全世界的学校——给每个民族、每个大陆、每个文明以教育。美国是其他国家实现愿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典范，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将是美国历史坚持的、美国领导真正集中体现和维护的价值观：民主、多元主义、进取心和法治。」

彭定康的自由和法治理念，在香港已生根发芽；但他笃信的英美保守主义价值，在香港却宛如空谷回音、知音寥寥。

——关键评论

发文者：吴一舟发布时间：8/29/2019 07:29: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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