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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马化腾屡传“被下台”、官员高调进驻民企···看懂中国最大的经济隐忧

2019年10月03日 16:50 PDF版 分享转发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其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马云、马化腾屡传“被下台”、官员高调进驻民企···看懂中国最大的经济隐忧数月前,联想集团的北京总部,原本设在地下楼的党委办公室,搬上了2楼。党在企业的足迹,从长年来的低调升为高调。

9月下旬,中国三大企业钜子:阿里巴巴的、腾讯的、联想的柳传志,相继退休或无预警卸任公司要职。

二马是中国的新经济象征,公司市值都超过4千亿美元、个人身价都超过350亿美元,富可敌国。与此同时,杭州市党委、市政府宣布,将派驻100名党政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娃哈哈等百大重点民企,担任“政府事务代表”。

中国证监会也修订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将设立党组织列入章程。官方还规定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基层单位,从市场、商店街到办公大楼,都要设立党支部。

怎么来的?误解过去的成功,来自公私混合的独特“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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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开放,理念是国家从经济退场。如今中国却倒退回改革开放前的大有为政府。这正是中国经济前景的最大变数。

为何走回头路,搞封闭式的国进民退?

首先,是为了抓权。过去共产时代,资源分配全由官员指挥,到民不聊生才放弃计划经济。如今中国民间发达起来,当局又想夺回掌控经济的权力,这是威权体制的本性。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中国的改革,“没办法的时候是真改,一旦有了成绩,那就是喊喊口号。”

国进民退的另一原因,是对中国过去成功模式的误解。

出身台湾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近40年经济起飞,是靠政府英明的产业政策,复制西方技术,不用走欧美已走的弯路。中国能成功,也不是推动欧美的自由化,而要归功于公私混合的独特“中国模式”。

另一派却认为,中国成功之道,和历史上欧、美、德、日及亚洲四小龙并无不同,都是自由化、民营化等“普世价值”作用的结果。

林毅夫的主张是当前北京主流。加上当局想要控管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社会动荡的风险,也强化了国进民退的背景。在这种转变下,北京频繁以“宏观调控”为名,干预经济各部门,反而导致各种弊端。

宏端调控却弊病丛生,狂盖铁公路赔本,一带一路也亏损连连

中国近年大兴土木,高速公路、高铁哩程数居全球第一。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今年9月底启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其尖端技术都展现中国的强大实力。

但这些基建的经济效益却令人存疑。例如港珠澳大桥,至今年4月止,每日车流量最高峰,只有当初预估最低值的一半。澳门《力报》称为“世纪最长荒凉大桥”。

再如习近平大推的“一带一路”,其项目之一“中欧班列”——从江苏义乌横贯欧亚大陆至伦敦的货运铁路,因为成本比水运高一倍以上,以致亏损累累,须仰赖补贴才能生存。中国人大代表夏红民直言,中欧班列是“赔本赚吆喝(掌声)。”

中国正与世界脱钩?全球百大企业仅华为入榜,“控制”是经济最大风险

控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过去靠国家力量扶植的产业,从太阳能到晶片,不是亏损累累就是缺乏竞争力。反倒是政府放任野蛮生长的行业,从电商到网约车,个个生机勃勃。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承认:“如今中国发展最好的行业,都不是政府事先规画出来的。”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有2/3是民企贡献。若国进民退之势不停,“所有民营企业都会觉得政府要和他们作对。”

英国《BBC》则引述中国一个歇后语:民企是共和国的养子,国企才是亲生儿子。民企先天不足,加上国进民退的打压,“受政策歧视、融资困难、经营不利甚至不白之冤困扰的民营企业家们,很多已经选择移民海外。”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逐渐与全球脱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财星》五百大的中国企业,海外营收占比20%;美国标普五百指数的上市企业则是44%。该研究显示,在贸易、资本、科技三个领域,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正在下降。

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富比世》(Forbes)统计全球前百大最有价值品牌,中国唯一入榜者,是排名97的华为。许多“国内王”企业,离开中国就乏善可陈。而国进民退,也是中国对贸易战的回应:与其更深的接轨西方制度,它选择走自己的路。

能自给自足,有什么不好?短期内,国企主导或许看不出问题,但长期下来,缺乏民企的创新,中国经济还会有活力吗?

对中国以外的世界而言,数十年来与它日趋紧密的交融,也将因其国进民退而逆转。

来源于风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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