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七十二章
季鹏
第七十二章 皖南事变：毛泽东一箭双雕
-
从抗拒拖延到“借刀杀人”
1940年是毛在“摩擦”中取得巨大的胜利的一年。八路军在山西、河北、山东对国民党的“摩擦”夺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整个华北敌后基本上掌握在毛共手中。新四军也在皖东、苏北对国民党的战斗中占据了优势，扩展了地盘，由两年前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九万多人。1940年夏秋之后，华北和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连成了一体，对国民党核心区域的苏南、浙东和南京、上海直接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国民党人终于清醒过来，感到了中共这个“内患”的严重性，决心对其加以抑制。先是在1940年7月6日，国民政府作出了一个“提示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自由发展作出限制，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调入划作朱德管辖战区的36个县，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原地区设立留守机关，留下秘密武装和武器。“提示”同时规定八路军的编制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新四军扩为两个师。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自主扩军的大部分合法化（国民政府按上述编制发给军饷）。
可是毛和中共根本不理会什么“提示”，决心对抗到底。毛指定由周恩来做出的回应是：要求将朱德管辖的战区扩大至山东全省及绥远省一部；按照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地游击队实际人数全数由国民政府发饷，这时它声称中共的军队已达50万，还不算地方游击队。
这种回答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的一种嘲弄和侮辱，毛以此故意激怒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是因为此时苏联已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西线安全了，就可以抽出兵力援助中共，如果蒋介石敢于以武力廹使中共就范，苏联有可能出兵干涉，那样，在苏、日两面夹攻下，国民党就注定要垮台了。
所以，他决定不仅不按照蒋政府的“提示”撤军，反而加紧“摩擦”。10月初，新四军在苏北的黄桥围歼了国民政府军一万一千多人，击毙、俘虏各两名中将，毛共阵营大举祝捷，一片欢腾。这就是毛泽东对国民党“提示案” 的回应。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蒋介石面对如此挑衅，却一声不吭，似乎甘愿吃“哑巴亏”。但是蒋阵营内部却气愤难平，广大将士无不扼腕，纷纷要求复仇雪耻！此时的蒋却不愿把事态扩大，因为他知道，美、英、苏联都反对中国内战，内战将招致盟友的制裁，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面对本阵营内的汹汹群言，蒋在心中正酝酿一个对中共加以限制、但又不致于招致内战的方案和解决办法。
然而这时毛泽东则有点飘飘然了。抗战以来中共的大发展，特别是对国民党的一连串“摩摖”胜利，使他有些得意忘形，他似乎看到了蒋的窘境和面临的“穷途末路”。 11月3日，毛给周恩来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黄桥之战后十一天，194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给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去了一封带有命令性质的长篇电文:皓电，此电文历数自当年7月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不遵统帅部的命令，擅自做出的各种恶行，可谓义正词严，铁证如山。电报言辞恳切，声情并茂，是一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断进攻、杀戮国军的罪行之后指出:
“似此对敌则不战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后提示方案则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军张目也。综观过去陕、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不幸事件，及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遵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事端，实为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
皓电的最重要之点是限令一月之内将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
毛看了皓电以后，谓其为“哀的美敦书”（ 最后通牒）。但仍然打算顽抗。
10月29日，周恩来致电毛，转告如不执行皓电，一月内将部队撤至规定地点，国民政府将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还要正式讨伐。
11月1日，毛致电刘少奇等新四军将领，叫他们做好反击国民党进攻的准备。
11月2日，周恩来给毛致电，建议“表面缓和，实际抵抗”。
根据周的意见，毛暂时撤下准备与国民政府公开破裂的“炸弹宣言”，做出表面缓和的恣态，应允新四军北移，同时，叫叶挺向国民党要求给予开拔费、弹药及预发半年津贴。
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指示，决定对国民党采取阳奉阴违、分化瓦解的策略，指示一切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组织和人员，转入地下，采取“隐蔽”、“埋伏”的办法，“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经过认真权衡，毛决定采取拖延对抗战术。11月9日，毛以朱德、彭德怀、叶挺的名义起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回电，即佳电。佳电的基调是使用表面卑谦的语言，行拒绝北调之实。毛泽东发挥他的猴性特点，装出一副弱者的可怜相，申述部队北调的困难：地方部队，难以背井离乡，“驱迫上路，其事甚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期限，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它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江北部队，则暂时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接下去反守为攻，提出大堆所谓受遇不公的问题，向中央政府要粮、要钱、要弹药。
何应钦、白崇禧接读佳电后，识破其诡计，针锋相对指出：“今批阅来电，按之事实，则兄等对抗统帅命令，仍以推诿延宕为得计，讫无确切遵从之表示，而凡所指陈，更以避实就虚为掩护，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此实应钦、崇禧之大惑也，……”接着以一系列事实为根据，揭露其“见敌则避，见友则攻”，“自残手足，养寇资敌”等罪行。还进一步指出：
“至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上至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以投降妥协为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愕！……凡敌后各地，非属该军设置之政治组织及民众力量，必须一网打尽……”
这封长达万字的电报随后对毛的佳电中所提出的问题或要求，包括军饷、补给问题，所谓反共高潮问题等等，逐一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最后告诫：
“确认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始能策励全国军民，共趋一鹄。亦唯有兄等部队听从军令调度，忠诚执行任务，始能有裨于抗战……”
何、白之电令下达后的第二天。即12月9日，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出手令：
“凡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蒋此手令已对原限定的日期有所宽展。蒋之所以要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往北撤，主要是把新四军赶出他认为的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从皖南到江浙，这一带是国民党赖以立国的基础，也是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如果这一带被中共占领了，将来即使日本战败，国民党也回不来了。因而蒋在这一带部署了重兵（正规作战部队）。新四军和八路军如果赖着不走，将不得不以武力对付。蒋认为上述部署已经对中共作了极大地让步了。其实，早在1940年3月，蒋已要求共军撤至黄河以北。唯毛不予理会。
毛在1940年4月5日对党内“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的指示中道出了自己的打算，他说“第一，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冲突时，我军决不能陷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也就是说，毛从未来夺天下的长远考虑着眼，认为华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要南侵而决不能北撤。
如今，毛对蒋的手令仍然不当一回事，他的对策是能拖就拖，能拒就拒，最后不惜以武力对抗。
最理解毛的心事，而且坚决执行毛指示要算刘少奇了。在蒋亲下手令的情况下，刘少奇决定继续对抗赖在华中和苏北，并主动出击给蒋军。12月10日，刘少奇给毛等的报告称：“韩部及东北军……已被击退，并拟在车桥、曹甸一带举行更大的会战，将蒋军各部“各个消灭之”。
12月1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总攻曹甸”。 但是遗憾的是，这场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战役却以失败告终。头两天就报告伤亡两千余人（实际伤亡更大），不得不终止了战役。
但局部的受挫并不能改变毛、刘继续以军事相对抗的决心，毛立即调动华北的八路军南下，“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同时也要求叶挺、项英率新四军渡江，但不是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北撤，而是去“增援皖东”之共军。总之，毛是一付决心与蒋对抗到底全面开战的态势。
在紧急调兵遣将的同时，12月24日，毛明令周恩来告知蒋：江北的部队由原来的“请缓调”改为“请免调”。明目张胆进行挑衅。
直到这时毛仍认为蒋是虚张声势，“大吹小打”。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作报告说：“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但是，这次毛估计错了，蒋这次决心对屡屡蔑视他的毛共动点真格，12月10日，即在发出手令的第二天，蒋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如发现江北之匪竟敢攻击兴化（即韩德勤部所在地），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几天之后，毛的态度忽然有了改变，他同意皖南的新四军总部及所属部队基本上按蒋规定的期限北撤，不再“拖到一月底再说”了。原来是他向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进军的计划被莫斯科否决了，大概苏联不愿被他拉下水来帮他打内战。得知此讯，毛顿时“软” 了下来，不得不调整他原来准备与蒋对着干的战略。
同时，这时的毛萌生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借蒋之手消灭自己长期以来的党内政敌项英。于是就有了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
新四军名义上的军长是叶挺，但叶非中共党员，按中共体制，党领导一切。所以副军长、政委项英才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项英资格很老，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党内地位（政治局常委）在毛之上，一度是毛的顶头上司。项英在打ＡＢ团等问题上与毛有过尖锐的对立，还差点为毛诬害。项对毛的为人深有了解，曾反对博古带毛“长征”，预见毛将要夺权。后又反对毛与江青结婚，还揭露江青的丑事。新仇旧恨，成为毛的心头之患。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江西之后，项英受命坚持在江西从事游击战争。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蒋介石同意将江南八省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成为合法的抗日部队，项英理所当然成为新四军最高领导人。而且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将新四军从一万多人发展到九万人。
新四军虽然迅速发展壮大，但毛并不高兴。鉴于毛、项之间的关系，双方貌合神离，都在暗中较劲。从项英来说，他对毛并不惟命是从，此时他正在进行一种意欲摆脱毛之羁绊的战略计划，即逐步将皖南、浙西一带的天目山、黄山、四明山连成一体，使之成为一个新的“中央苏区”， 自成体系， 此即所谓“三山计划”， 以与毛之中央抗衡。而毛则绞尽脑汁想把新四军从项英的领导下夺过来，经过多方考虑，毛想出了用刘少奇取代项英的办法。1939年11月毛任命刘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按中共体制，项英的东南局受中原局领导，而且，有了刘这个新的政委，项英就应自动下台了。可是项英并没交出军权的意思，这反映出毛、项对立的公开化。无赖之下，毛采取让刘少奇逐步掌握新四军实权的办法将项英排挤出局。前面讲到，毛总的战略意图是将八路军南移，将华北与华中根据地打成一片。但对于新四军，毛却主张北移，以长江为线，先使新四军分成江南江北两部分，由刘少奇掌握移至江北的新四军的指挥权。这时的新四军百分之九十已经渡江移至江北，由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留在江南归项英和叶挺指挥的只有新四军总部机关一千人，及总部直属部队八千人，共约九千人。现在要渡江北移的就是项、叶麾下的九千人。
毛在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实际上我早要北移，现在偏偏要再拖上一两个月”。 以示对蒋的蔑视。
此时，毛看到了一个“借刀杀人”消灭老政敌项英的契机，这就是看似不重要的新四军总部的渡江路线问题。
当时新四军总部的驻地为安徽泾县之云岭。渡江路线有两条，一是从驻地云岭直接北上，从繁昌、铜陵的渡口北渡长江，称之为皖东路线；另一条是绕道苏南、再北上到镇江一带渡江，称之为苏南路线。此时国军韩德勤部在镇江附近的兴化，正被从华北赶来的八路军和苏北的新四军形成包围之势，蒋害怕新四军总部以走苏南路线渡江为由去增援那里的共军，所以给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下令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顾祝同作为叶挺和项英名义上的“长官”，把蒋的这一命令告知叶、项。
至此，毛泽东并未对蒋规定的北渡路线表示异议，新四军总部也按照皖东路线进行渡江准备。直到12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抄送给何应钦的关于新四军动态的情报中，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主要文件，由泾县云岭继续向繁昌县北移。”
12月29日，毛正式批准了这条路线，他给项英下令：“同意直接由皖东分批渡江。”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改变！他打电话叫项英不要走蒋指定的皖东路线，而要改走苏南路线，毛说这是他和周恩来后来商量的决定，他们认为走皖东有危险，蒋虽答应让出巢、无、和、含四县的路让新四军渡江后北上，但他们认为实际可能是陷阱，谓“李品仙已布置袭击我之阴谋”。毛说这些消息都是“恩来讲的”。这显然是为了免除项对毛本人的猜疑。最后毛说：“我们同意周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并说这已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项英只得服从。（后来驻扎在繁昌县之南的南陵的新四军傅秋涛团，按蒋的规定路线从繁昌北渡，在北岸的无为集结，这两千多人未受到任何伤害，证明了所谓李品仙阴谋袭击之说完全是毛或周的有意编造。）
毛下了这道临时改变路线的决定，按理必须向蒋讲明并求得批准，如果不经蒋批准擅自改变行动，其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蒋介石已调兵遣将，在新四军周围部署了七万国军形成三面包围，只留下东北面让其按指定路线渡江。毛对此应该完全清楚。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既不向蒋报告并求得批准，也不叫项英自己去报告并求得蒋批准，这显然是预设陷阱，包藏祸心。事后新四军总部被全歼，毛反说是因为“项英、袁国平未做反摩擦准备”所致，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了。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直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下达渡江的最后命令，全文如下：
“限期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粳（23日）电均悉，密（一）该军应在无为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照知外仰即遵照！
中正，江（3日）”
在江电中，蒋没有重复皖东路线，只告知渡江后在长江北面的无为集结，以及集结后的北上路线。这说明蒋认为路线早已告知，已属于不必交待之问题。
接到蒋的江电以后，项英等人才知道他们改变路线的决定蒋尚不知道。但是这时一切已准备就绪，出发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他在4日赶紧给蒋发去一封改变路线的电报，说明情由。为了使蒋有时间通知下属，项英在电报发出之后故意推延了数个小时。直到4日天黑，项才下令出发。
但是要命的是，也是令项英等没有想到的是，这封电报并没有送到蒋介石的手中，原因是，在1940年的夏天，毛就作出了禁止他的将领跟蒋介石直接联系的内部规定，必须的联系要先经他看过，然后由周恩来代转。毛收到项英给蒋的电报立即把它压下了。为什么要压住呢？毛说它“措辞不当”。直到1月13日，这时项的部队已被国军围歼八、九天了，毛估计项英们大概已被“解决”了，才把它发给周恩来代转，同时附言：“军机前转上叶、项支（4日）致蒋电，措辞不当，如未交请勿交。”很明显，如果真是措辞不当，毛当时就可以作出修改，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如此重要、刻不容缓之亊，为什么要压下拖延近十天才处理呢？
很快，项英发觉部队已被包围，他又立即给毛发电求救，请他立即与蒋介石或顾祝同交涉，撤围。但毫无反应。项又给刘少奇等人发电求援，都无下文。到了10日，项以近乎绝望的心情向毛报告：“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已全部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项英等同时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恳求撤围。可是毛又将这封电报压下，他告诉周：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项英的求救电，刘少奇都收到了，刘在9日向毛转达项英的请求。毛则以电台“故障”为由，推说没有收到项的求救电。
过了两天，毛已知新四军总部这批人马（除傅秋涛团）被全歼了，才告诉周，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13日才去交涉，但蒋介石已在前一天下达撤围令了。
由毛、周演出的这曲双簧，也可以清楚看出此时毛周已是君臣角色，二人配合默契。
从国民党和蒋介石这面来说，他们完全认为是项英、叶挺故意抗命，蔑视政府，予以惩罚，理所当然。至于蒋、顾手下的国军将士，早已对共军同仇敌忾，统帅有令，就更师出有名，奋勇当先，以报黄桥之仇。
从这次事件看，完全是毛暗中施计、预设陷阱所致。不论于情于理于法，毛共方面都是理亏的，仅仅从地理上看，按地图所标，从云岭去长江南岸直线不过百来公里；而走苏南线则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路程当为前者五、六倍，如果不是另有所图，真想不出定要走后一条路线的理由。
项英的部队4日晚上出发，6日，南辕北撤地走到茂林，便遭到国军阻击，此后国军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项英并未在战斗中被打死，而是在12日蒋介石下达停火令之后突围逃出，14日夜被身边的副官开枪杀死。军长叶挺受伤被俘。总计全军被打死约两千余人，被俘三千余人，走规定的皖东路线未受损的近三千人。
除掉了政敌之后，毛就要找蒋介石算账了。一箭双雕，一个都不能少。
二、反败为胜：皖南事变后的宣传仗和政治仗
从13日起，毛突然积极活跃起来，彻夜召开各自会议，制定“皖南事变” 后的应对策略。总的要求是：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毛此时如此积极和热心，不外乎两种动机：一是借此掩盖他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故意错误引导，迟滞援救，导致新四军总部几乎全军覆没的罪责；二是在全中国全世界制造舆论，搞臭、搞倒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破坏抗战的罪人。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将苏联拉进中国打内战，帮助中共从背面进攻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让它在与日本的夹击中垮台，自己取而代之。
两条战线进攻，毛决定优先采取军事行动，以期收立竿见影效果。他先是立即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北主力下令，令其合力剿灭苏北的韩德勤部国军，再歼山东的沈鸿英部。他号令全党全军：“现在已不是增兵威胁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命令彭德怀准备五万精兵，筹集五个月粮饷，在重庆周围建立五个军事根据地，对抗战的临时首都重庆实施全面包围。同时准备出兵甘肃、打通往新疆的通道，以策应苏联从西边的进攻。前面讲到，在两个多月前毛曾经向斯大林提出派15万精兵抄到国民党大西南后方，打几个大仗的计划，但遭到斯大林的否决。这次，他不再事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自行制订具体的“倒蒋”计划，其意在造成全面内战的亊实，迫使苏联出兵。同时毛指示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诉苦、求救，诉说中共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急待苏联的拯救，否则有被国民党斩尽杀绝的危险……后来潘友新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有意叫项英去送死，又发觉周恩来和毛泽东说的新四军与延安总部断绝联系的日期相差好几天，分明是在说谎。
潘大使不买账，毛便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求救，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向他们“发了一封又一封竭斯底里的电报。”说蒋介石计划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再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
莫斯科并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要“斩尽杀绝”中共。共产国际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毛。毛立即回电，大肆渲染真的“狼来了”，还特别要求将此电报“呈交给斯大林同志，使他能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也就是直接出兵。
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这时虽然早已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迹象表明，来自德国的军事威胁却日益明显。斯氏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不能任由毛拉入中国战争的泥潭。
1941年1月21日，斯大林借纪念列宁忌辰集会，说：新四军军长叶挺“是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来的。”季米特罗夫再次向毛传达斯氏的意思，叫他“不要挑起破裂！”
2月13日，斯氏批准季氏向毛传达他的命令：“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的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几行冷冰冰的字，击碎了毛的梦想，他计划中拉进苏联打垮国民党的计划再次破灭了。毛知道，没有苏联的后援，他那些虚张声势的军事部署将一败涂地。于是只好暂且收起野心，一方面无可奈何向斯大林表忠：“服从您的命令。”同时不忘加上一句：“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另方面立即给彭德怀发话，吿诉他不要去打四川了。又换了一种语气告诫全党：“全党全军在思想上要力戒急躁、冒险的情绪。”“军事上总的来说是防御方针，不是进攻方针”。你看，不到一个月，由“全力进攻”，到“防御方针”，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永远正确”。
苏联人之所以不听毛的一面之词，是他们对共产党贼喊捉贼这一手早就心知肚明了，师傅传给了徒弟，徒弟又用这一手要挟师傅，师傅当然不买账。当然，也不能全扫徒弟的面子。斯大林在拒绝出兵帮中共打内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仍然坚定支持中共。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会见了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为中共撑腰，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潘友新和崔可夫进一步要挟蒋介石作出让步，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即取消原来之北上命令）。崔可夫威胁说：“如果想要苏联继续提供军火，必须作出这一让步。”而这时苏联是中国唯一的军事援助者。蒋无法，只好接受这一要挟。莫斯科还为皖南亊件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申言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为中共获取了巨大的国际同情。
为弥补军事上进攻计划受挫的损失，毛要求在政治上必须将国民党搞倒搞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动员中共的全部力量，发动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政治攻势和统战攻势：
首先，全力把事件扩大，不准蒋介石收场。1月13日之后，毛利用其掌握的报纸、电台，以及与中共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各种媒体，倾尽全力发布有关皖南亊件的共方消息，举办新闻推介会，硬说国民党击毙了一万多名新四军官兵，并且是在新四军完全遵从蒋介石的指令的情况下被预谋设伏杀害的。接着便申问：“似此无法无天之罪行，岂能轻易放过？”“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誉何在？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然后严厉声明：“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问责任！”
1月18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新华日报》为抗议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对皖南事件报道的扣压，故意在头版版面“开天窗”。由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并亲自到重庆街头卖报。中共又通过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系统，发动各地工人、学生上街游行，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接受采访，严厉谴责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 要求“严惩凶手”。又编写了专门“介绍”皖南事变的小册子，在上海及其他沦陷地广为散发。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更是天天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声讨不断。中共的领导和共军将领们，更是天天发表讲话，发通电，要求对亊变“凶手”追查到底。
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公布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个条件，其中包括惩办“首恶”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并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事变中全部被俘人员和枪支；抚恤事变中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囯民党华北“剿共”军队，平毁西北对共军的封锁线；释放全国被捕政治犯，等等。围绕这十二条要求，中共开始了新一轮宣传战和统战攻势。
在这场政治、宣传战中，周恩来的上层统战工作此时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首先，在香港的国民党重要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给蒋介石上书， “民主人士”黄炎培、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跟着为毛共帮腔、造势。所有这些上书和谈话被都中共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造成社会影响。
最为有效的是周恩来对各国外交使节的“统战”，特别是对美国的统战。 周忙不停地举行新闻发布会，主动对各国驻华使节拜访、交谈，其重点除苏联之外，就是美国。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与美国的《纽约时报》赤色记者斯诺合作，前者提供材料，后者负责加工成一篇篇“记者”关于“皖南事件”的系列报道。将中共的心声直接送达给美国政府和民众。
亊情终于惊动了罗斯福总统。这时罗斯福已决定支援中国抗日，但不同意中国打内战。据美媒体报道，罗斯祸知道蒋介石政府“挑起皖南事变”后，把原先打算给中国的五千万美元贷款压了下来，待中国不打内战再说。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对皖南事变的了解，除了斯诺的报道，还来自驻重庆的美大使馆的“左倾”报道，特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自愿充当中共传声筒，他奔回华盛顿，直接向罗斯福贩卖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一套说法。
美国人民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民主政治制度被中共巧妙利用，中共装出一副因为争民主、争人权而受到蒋政府廹害的弱者形象，激起了美国人民对中共的同情。蒋介石则被塑造大搞独裁、不准共产党人抗日，共产党军队因抗日而遭到野蛮杀戮的反派角色。2月8日，美国白宫派出其经济助理居里作为总统特使来华，居理带来罗斯福给蒋介石的口信说：“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人的态度。”你看，这么“可爱”的中共！你为什么要打它、要杀戮它的军队呢？罗斯福还有给蒋的亲笔信，内中明确警告蒋：要美元就不能打内战，“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间经济财政各种问题，不能有任何进展。”还告诉蒋，原来已经批准对华援助的五千万美元已暂时扣压了下来。
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中共的反蒋大合唱。着名作家海明威的妻子玛沙·盖尔霍恩就自称是一个“周恩来迷”，愿意追随周恩来到“天涯海角”。这些浪漫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一样，把共产党的宣传当真，认为中共是“民主、自由”力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反之，他们以美国的自由、民主尺度作为检验国民党政府的标准，结果当然失望，于是得出的结论：国民党是在搞假民主，真独裁。共产党才是中国追求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毛的宣传这么有效，受到美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认同，徐了手段高明之外，还有就是它的“在野”身份，在野意味着受压制，受迫害，美国人不问情由同情弱者，厌恶强权。认为多党制天然合理合法（美国共产党也合法存在），共产党有存在和竞争的权利。他们不能认同国民党对中共的排斥打击。……
再说蒋介石。蒋在事件之初颇为气壮如牛，他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革职并交付军法审判。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蒋的上述通令以及国民政府各委员会负责人支持蒋的立场的谈话。蒋本人在日记中将此次事件等同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或更甚之。”
然而令蒋及其同僚没有料到的是，他们这种强硬表示，恰恰被第三方的美英认定是其对共军实行“野蛮屠杀”的证据。你看，新四军的番号都被撤销了，那不表明他们被你们彻底消灭了吗！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蒋不敢公开自己被共军欺辱、打败、被大量消灭的亊实，刚过去才几个月的黄桥之战，共产党消灭了一万一千国军，打死一名军长、一名旅长，俘虏两名将军，这比之皖南共军的损失要大得多！可是蒋不敢公开，不准报道，外界不得而知。蒋宁愿哑巴吃黄连，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蒋和国民党在政治上、宣传上的笨拙与毛的精明强悍形成鲜明的对比，注定了在这场政治、宣传战的结局。
随着中共的宣传攻势和“统战”的成功，蒋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这个主要盟友的压力。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詹森会见蒋介石表示：“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表示极为关切。”从詹森及当时所有的美国舆论看，美国朝野都认为皖南亊件是抗战中两党之间的最大仇杀，而且是国军主动杀共军。人们都不知道共军杀国军在先、共军在与囯军的“摩擦” 中夺得晋、冀、鲁三省的事实，不懂得新四军在黄桥之战取得的丰硕战果。
比之詹森，前面提到的那位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则更为露骨地要拆蒋政府的台，他毫不迟疑地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共是唯一受到大众拥护的党！”
英国的丘吉尔首相素来讨厌蒋（蒋也仇视英国和丘吉尔），这时他的驻华大使直言不讳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国民政府，管他是谁挑动的！
面对主要盟友的一致反对甚至拆台，蒋犹豫、退缩了，最后不得不对中共改行绥靖政策，试图与中共和解、妥协。谁知越是如此，后者的尾巴翘得越高。蒋最终被廹演出一出“前踞后恭”，“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活剧。
真正给国军造成极大的伤害、为毛共“报仇”的是日本人。日本人亦反对蒋将共军驱赶北上的决策，因为那会对它强化在华北的统治制造麻烦，构成威胁。所以，毛泽东抗拒蒋介石北调共军的命令，受到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赞扬，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中共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决定发动对国军的大规模进攻来牵制这一行动。1941年1月下旬，中共和国民党还在为皖南事件争斗不休时，日军集中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数路向参与围歼新四军总部的国军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部发起大规模进攻，把国军打得七零八落，此即抗战中日方发动的 “豫南战役”。
日军的进攻给国军以措手不及的打击，蒋介石此时自顾不暇，狼狈不堪。毛泽东则幸灾乐祸了。1941年2月4日毛发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幻想全部打破了”。“军事反共实际上已经终结。”毛又致电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说：“敌(此处是指日军——笔者)大举进攻河南，汤部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国柱损失最大，我应乘机向西发展。”“剿共计划基本打破了。”日军和中共如此配合默契，焉知不是潘汉年们的功劳？
在重重的内外压力下，蒋决定调整自己关于皖南事变的决策，还在日军发动豫南进攻之前，蒋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对皖南亊件的处置就已开始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1月29日，蒋指示他的驻苏联大使请求莫斯科调停国共关系。莫斯科指示他的驻华大使开出了前述让中共军队留在长江流域的价码。这时日本人的进攻已经开始，蒋自顾不暇，被迫答应了苏方的要挟。
得到这一系列胜利，毛泽东乐得语无伦次地欢呼：“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自己搞垮。”这里，利令智昏的毛把自己当成了执政党，把蒋当成“造反”的在野党了。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还算半体面收场。可是死要面子的蒋此时又自投罗网、自取其辱地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他要在这年3月召开象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约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以展示中国的抗日民族大团结和他本人作为全民抗战领袖的形象。
谁知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此时中共提出的12条要求尚未得到答复，毛正好利用机会压蒋进让步。于是，他指示他的国民参政员坚决不出席会议。在未达到目的前，决不能让蒋介石体面收场。
蒋则指示国民党要员王世杰和张冲，一定要去请中共的七名参政员出席3月份的参政会。
中共的答复是：只有国民党接受中共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要求，中共的参议员才能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同时将中共的12条印发给每个参政员，进行全方位“统战”。
鉴于“12条”中第1条便是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肇事者”和“凶手”， 这等于要公审蒋本人及手下主要将领。这一条蒋自是决不能接受的。中共领导人也考虑到这个条款太过苛刻、太霸道，怕失去中间派的支持，廹使毛作了修改。1月28日中共提出了新12条，删去了要求审判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条款。但增加了要求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为六个军、18个师的条款，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给中共的军饷也要跟着增加，还要中央政府公开承认中共擅自建立的地方政权为合法，这等于公开废除了中共在战前关于维护全国政权和政令统一的承诺。让国民党承认中国有两个政权、两支军队。
但是对于这个新12条，蒋介石却表示基本同意。只是中共的军队只同意扩编为10个师，分属两个集团军（蒋总是在这种次要、甚至无实质意义的问题上纠缠）。
为了请中共参政员来出席会议，蒋又请出了国民党元老张群和自己的夫人宋美龄出马去做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作”。还请求那些所谓民主政团的领导人担当与中共沟通的桥梁，目的只有一个，让参政会开得园满，显示民族大团结。
1月28日，蒋派出特使去请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莅会。那知道对方不给面子，不肯移步；蒋以为是礼数未尽，又于1月31日派出第二批特使前去恭请，那知对方仍然坚辞不出。原来这都是毛泽东搞的鬼，毛认为蒋介石面子还没有完全扫地，还要继续施压，迫使蒋低声下气“认错”， 颜面尽失，并作出更大的让步。
这时，连周恩来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应该适可而止了。支持毛共的民主人士也对周说：蒋介石已经威风扫地，成为落水狗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周将这些“友人”的话转报告毛，并且说：“参政会的文章已经做到顶点了，应该转个弯了。”
可是毛却不为所动。毛认为蒋还未彻底投降，他的12条尚未满足，所以不能退让。这就是毛和周的区别，周对对手仍有一点点“仁慈” 之心，妥协之意，而毛没有，毛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可能，对敌人从不手软，必须“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可是，毛的过分强硬，也暴露出了他的流氓本色，结果引起了相反效果，一些小党派和与共产党关系不是“很铁”的人士出于对毛共倨傲的不满，纷纷转到蒋介石阵营去了。眼看着毛阵营在瓦解动摇，周恩来再次想妥协收场，然而毛不仅不肯妥协，反而恼羞成怒，下令“绝不出席！”为了给自己壮胆，并安慰颇有微词的周恩来等人，毛自我安慰：“只要熬过目前这一关，就有好转的可能。”
可是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毛只好硬汉充到底，他没有让一个中共参政员出席这次会议。
这让周恩来有些尴尬，周为了让这些“友党”和中间人士站到中共一边来，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毛居然不给这些友好人士一点面子。但周无可奈何，他知道，他对毛他只有服从，只好让这些友人失望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他并不在乎所谓“民意”， 不在乎这些第三者，或者说他只看重对自己有利的“民意”。他真正依重的是枪杆子实力，即使从统战的角度讲，也主要是拉拢有枪杆子的苏联和美国。他知道，只要他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那些“友党”和民主人士又会蜂涌投进他的旗下。
蒋介石虽然输得一塌糊涂，但毛的傲僈和给他的羞辱使他在最后关头有了一点觉悟，为了出口恶气，挽回失去的面子，蒋介石在这届参政会上亲自主导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拥蒋”，一个是“反共”。算是对毛的回击。但他仍然不忘记自己已经作出的承诺，他在参政会上再次重申：“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并向贵会保证的。”为了表示与中共重归于好，他还把一再拒绝到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缺席选为参政会常驻会员。在会后，国民政府立即兑现释放叶挺，释放、发还给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虏的新四军人员、枪支的允诺。对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政治犯也一体释放，并发给护照，劝其出国。
3月25日，蒋让夫人宋美龄作东，蒋自己作陪，设宴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算是给中共“赔礼道歉”，双方又“重归于好”了。
皖南事变到此收场。
美国人看到蒋能委屈求全，“团结”中共，也改变了对蒋的态度。3月，美国囯会通过了总统提出的“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立即表示该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解冻了给予中国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不久，又“租借”给中国一亿美元军用物资，中国人民和蒋介石终于缓了一口大气。
另方面，由于日本人对国军大规模进攻而狂欢的毛和中共，也高兴不了多久，因为不久就发生了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因德国的进攻而自顾不暇，当然也不会来帮中共打国民党了。斯大林转而要求中共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以牢牢拖住日本。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既不打国民党，也不触犯日本。莫斯科天天催促他制定进攻日本计划，并且还给他寄来一百万美金，但毛收了钱却不为所动，他才不会为了这个主子赔上自己的老本呢。
不打国民党，不打日军，毛共的军队暂且无亊可干。于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蹦了出来：趁此良机，整顿内部。“延安整风”出场了。
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出了一个“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即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因为中国那些民主人士、知识精英从中共与国民党围绕皖南事变的斗争中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看到了国民党的对美英民主政体的顺从，看到了蒋政府的软弱可欺。他们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形成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在政坛的斗争中分得一杯羹。当年3月，这个团体正式成立。只是，这些没有枪杆子实力的政治精英们在中国这片没有民主政治传统的土地上终究难成气候，最后仍然要附着在有枪杆子的国、共身上。但在当时，这些政治精英既然打出了“民主” 的旗号，既然提出反对“一党专政”，与执政的国民党反目也就戍成为必然。同时也就必然最终成为中共统战的猎物。
就这样，蒋和国民党在皖南事件上的表演，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敌人，同时给中共增加了一个新的盟友。
总的看皖南事变是毛的一次重大胜利而不是挫折，特别是毛的宣传、统战的成功典范，它充分展现了毛那前无古人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扭转乾坤的本事。从这点来看，国与共，蒋与毛之间未来较量的胜负已分。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