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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李辉: 告别马悦然， 他曾是中国作家与诺奖的桥梁
【作者按：10月18日晚间，瑞典汉学家倪尔思发来马悦然先生去世的消息，九十五岁，也是高寿！多次与马悦然先生与宁祖夫人见面，重新推送马悦然谈中国作家与文学现象，如数家珍！仅以此文缅怀马悦然先生！】
马悦然
初识马悦然先生是在一九八五年左右。再次见他，是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访问瑞典时。一次，由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汉学家罗德弼先生陪同，前去他家中拜访，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小聚。
过了几天，我在东亚系做关于沈从文的一个演讲，意外发现他和妻子宁祖也特地前来，并在我演讲结束后予以点评，颇令我十分感动。
第二年秋天，他们夫妇于从香港前往云南旅行，我和刘心武前去陪同，我们又有机会在云南和北京相见。来到北京，我陪同他们夫妇到艾青家中做客。马悦然先生曾翻译过艾青的作品，后来因为艾青批评朦胧诗派，产生分歧，一度关系冷淡。
不过，多年之后两人再度相遇，毕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只是当时艾青已经半身不遂，无法交谈，也无法留下他们的合影。
一九九八年，我再度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逗留期间，一个重要活动安排就是看望马悦然先生。几年过去，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宁祖因病两年前去世，如今他一个人从城里搬到了郊区的老年公寓居住。再也听不见宁祖浓厚四川乡音的爽朗笑声了。
不过，让人仍感安慰的是，马悦然依然精神抖擞，乐观愉快。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寄寓在阅读和翻译之中，他仍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那是一个悠闲、轻松的下午。我和妻子，还有陪同我们的汉学家朋友、原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倪尔思，与年过古稀的老人漫谈。
这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他阅读和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印象，以及多年来与中国作家的个人交往。重要的不在于归纳和概括，而是他这样一个有着出色艺术鉴赏力的汉学家，坦率地表达出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喜好。
他对郭沫若诗的方言感觉，对巴金小说中的对话与叙述方式的差别的分析，对杨吉甫的偏爱，对当代小说家的评价等等，言简意赅，颇具新意。
关于中国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因此，这样一次无拘无束的关于诗歌、小说各门类作品的漫谈，反倒正合我意。回国后，我将他的漫谈整理出来，又请他再做修订。
我们当年漫谈诺贝尔奖时，还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谁能想到，很快，就有高行健和莫言相继获奖。 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之请，我曾编选一本对话集《新世纪谁还忧伤》，将这篇对话收录。时隔近二十年，再读马悦然的谈话，依旧觉得新鲜。
中国现代诗我认为从郭沫若开始。他之前胡适的《尝试集》，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头一个用白话，但说不上是诗。郭沫若的诗过二三百年，那时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还会注意。他的《女神》和《瓶》都不错。其余的政治性的诗没有什么价值。我很不喜欢郭沫若的人品，不像鲁迅，他喜欢看风使舵。尽管如此，我觉得《女神》非常重要。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郭沫若是乐山人，讲乐山话，完全是乐山方言，这种方言是非常特殊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有四声，但乐山话的入声很特别，不能有重音。我觉得他的诗非用乐山话念不可。翻译一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乐山方言，后来注意到了他的语言的这种特点。
你上次送我的俞平伯的《忆》我很喜欢那个版本的样子。他早期的诗我很喜欢。冰心的《繁星》中的短诗，具有精致的气味，过二三百年还会有人读。宗白华的诗也写得很好。 二十年代最大的诗人我认为是闻一多。他的《红烛》和《死水》，是二十年代最好的，他是诗的建筑家。《死水》的结构非常美。他也能写自由诗，像《飞毛腿》，用大白话，用拉板车车夫的话，从艺术上讲，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很好。
我还喜欢刘大白的《卖布谣》。徐志摩的诗也不错。我认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诗的专家，他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徐志摩。他认为闻一多的诗不够悲哀。
我想提到杨吉甫。他二十年代初到北京，和何其芳一起办刊物。后发现得了肺病，感到寿命不长了，便离开北京，在万县日报编星期天副刊，发表他的小诗。
因为身体有病，杨吉甫常常躺在医院的床上，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心情。隔着玻璃看见鸟唱，而不是听见。他写这种感觉。他死后，遗孀托何其芳帮忙编一本诗集，油印了五十本。
我第一次见到冯至是在一九七九年。他来过瑞典，三十年代冯至的《北欧及其他》，我最喜欢四十年代的十四行诗。
三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北方》《乞丐》。八十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骂他们，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说对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怎么欣赏。
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写过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我说很佩服你那时敢于讲话。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respect(尊重)。后来去拜访艾青，他说：“你给我的信，字写得非常好。”
我说：“字不是我写的，但信是我写的。”但他没有再说别的。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还是你陪我们去看了他。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
臧克家与艾青有关系，他的《罪恶的黑手》最好。还有《生命的零度》。
戴望舒的《望舒草》我也很喜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诗人路易士，即纪弦，他的《醒过之生命》很好。卞之琳的诗改了又改，翻成英文就成了另一首。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好，对诗律最在行。
田间被称为“鼓点诗人”，像《他也要杀人》。我去拜访他，送给我他的书法。他的诗那么重，书法却很雅，有女性色彩，带有徽宗字的味道。
四十年代的《九叶集》诗人，像陈敬容、王辛笛等，都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一九五八郭沫若、周杨编的《红旗歌谣》很有一些好东西。有人问你们改了没有，像是有点金术。有的肯定是天才的农民写的。
五十年代有两个性格突出的诗人。闻捷的诗非常好。还有流沙河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后来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他介绍了不少台湾诗人的诗。
朦胧诗中的北岛、顾城、舒婷、多多等。一九八三年我在上海，清除精神污染开始，作协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有些人反对年轻人，有一个人叫王辛笛的替年轻人讲话，敢于出来保护他们。后期的朦胧诗我没有看过。
我把北岛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他不是一个政治诗人，虽然他也写了一些政治诗。他的异化感觉没有政治背景。顾城早期的诗我非常喜欢，可能是他们中间中最有天才的一个。以后写的作品表现出精神分裂。《水银》根本不通。我念了四十次，每天晚上念，还是不懂。
以后我给顾城在新西兰的文学系主任、我的一位朋友说：非常可惜，顾城不写诗了。他转告了顾城，顾城写给我一封长信，他有一种不能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恐惧。他不能与人交流。最后写人家“nonsence”(胡说)《男》一首短诗：苹果/布/食。北岛现在在美国。
杨炼回到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最早的时代，对易经很感兴趣。严力我非常佩服，在美国组织文化活动。编辑《一行》杂志，发表大陆、台湾的诗。
中国文学也包括台湾，彼此的交流越来越多。台湾有很多好诗人。我最近在翻译一本台湾诗集。像洛夫、痖弦、余光中、商禽、杨牧都不错。和大陆的诗相比区别非常明显。
大陆的诗歌有段时期断路，而台湾可以继续创作，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还有五四以来的传统的背景。年轻的大陆诗人，不知道五四以来的诗人。因此，台湾的诗人传统性很强，像余光中的《乡愁》。
八十年代初，我认识一些大陆年轻诗人，让他们读二三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从书架上拿给他卞之琳和冯至的诗给他们。第二天，我问北岛他对卞之琳的印象，他说不感兴趣。我气得要命。不过后来他慢慢对这个时代的作品开始喜欢了。
关于小说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故乡》和《药》。《野草》可能是中国诗最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老舍非常会讲故事。《老张的哲学》中的讽刺很好。还有《二马》，他自己觉得不怎么样，他在五十年代对我这么说过。我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见过他，和我们非常好。我那时愿意与年轻作家交流，先请老舍来我家，有一天他真的病了。
我记得有一天，英国作家格林到我家，请老舍、叶君健到我家。晚上，老舍用完全流利的美国英语与格林谈话。那天我们喝了三种不同的酒，除老舍和叶君健外所有人都醉了。
巴金的《家》《春》《秋》中，我觉得《秋》写得最好。我懂四川方言，中国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有两种风格，叙述是用三十年代的国语，对话是用四川方言，动词结构是方言的。可以比较一下。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部用两种不同风格写的作品。《寒夜》写得最好，非常像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把他的作品改成中国的城市、人名，就像巴金的作品。相反，巴金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可能。
沈从文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边城》。这是一首长诗。他的《长河》，是没有完成的长诗。《从文自传》，很多短篇小说，包括《中国古代服饰》，都应该译成英文。我已推荐一个朋友来译，我觉得《从文自传》像一部长篇小说。
还有李劼人《死水微澜》。他是中国的莫泊桑，文学价值非常高，写得最为成功。
还应该提到钱锺书的《人兽鬼》、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孙犁和浩然有相同的地方，会讲故事，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浩然他是“四人帮”的产物，但他会写小说，值得研究。我们大学用过很多他的东西。
当代小说家中我很喜欢阿城，他是一个全面的作家。还有冯骥才，他像老舍一样也非常会讲故事，是当代老舍。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是我所看到的英文翻译得最好的。莫言有的作品好，有的念不下去。《红高粱》《天堂蒜苔之歌》，好！
李锐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后两部有写的“文革”背景，故事风格也完全不同。《万里无云》不好念。他有人道主义，敢讲一般作家不敢讲的话。
大同的警察曹乃谦，他有的短篇小说好。只有1000多字，写了一个人一辈子的生命，写乱伦问题。他的语言非常粗，念了好几次才能发现其中的味道。李锐写得越来越好。文体不同。
我还喜欢残雪的作品。我看她是中国的女卡夫卡。写得很短，虽然有人批评她。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使馆工作，一九五六年一看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马上觉得应该译成瑞典文，值得注意。便翻译出来寄回外交部。我很喜欢他的短篇。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型》没念完。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我的妻子和罗德弼的妻子一起翻译成瑞典文。我也译过他的一些作品。他很会写，最动人、最重要的我看是《朋友，你早》，提的问题很重要。
高行健的《灵山》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会讲故事，故事中套故事，还有心理学的分析。他的短篇也很好。李锐的《旧址》、高行健的《灵山》我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是非常出色的。要是在三十年代有人推荐鲁迅，或者推荐闻一多的诗，我相信评委会会考虑提名，但不一定会当选。
有一个谣言，是斯文赫定问鲁迅：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鲁迅不同意接受。其实诺贝尔评奖不可能存在这种事先征求意见的情况。
当代中国文学现在完全和世界文学结合起来了。我觉得有一些当代中国的作家是有资格的。但奖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我们一共十八位评委，是要选一个很好的作家，不能说是选一个世界冠军。我们希望每年选一个重要的作家。我当然会尽我的力量。
至于说老舍在一九六六年因为自杀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没有这个事。
沈从文可惜死得太早了。我觉得老舍比不上沈从文。
来源：新三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