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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场香港自治运动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和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流水革命？香港人这一场「流水革命」，继续牵引着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为何能团结抗争5个月，依然坚定不移。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们应该从这个前提说起：香港人是寻求自治的「无国家共同体」（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认识到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为香港自治运动最新篇章之时代意义，进而思考中国和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香港人的自治诉求。
香港人团结争自治
按大师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经典理论，「国家」（state）和「共同体」（nation）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权的政治行动机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缘（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建构而成并寻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体不一定有自己的国家。当共同体和国家完全（或大致）重叠，这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当共同体没有自己的国家，就会寻求在现有国家内实现自治，甚或争取独立建国，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苏格兰人。
历史上，香港共同体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边境管制确立後，改变了香港开埠百年来华人自由进出之情况，令香港得以逐步发展出独特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战後香港经历了「非正式的权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伦敦逐步允许港府建立起各种自治权，巩固了香港共同体之制度基础 —— 这些自治权更在1984年由《中英联合声明》以国际法确认（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国人大颁布之《基本法》以国内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国人除了将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实际上也移交了一个初生的政治共同体 —— 这个共同体的名字叫「香港人」。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一国两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国之下永续两制；中国却视两制为过渡，最终走向中央集权之一国。此一根本差异，决定了1997年主权移交後，香港人时刻需要扞卫自治，不断抵抗中国之干预和吸纳 —— 由2003年反廿三条运动、2010年反高铁运动，到2012年反国教运动和2014年雨伞运动。讽剌地，中国越加强吸纳香港，香港主体意识却在反抗之中壮大。
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实乃香港自治运动之最新篇章。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逃犯条例》代表着中国蚕蚀香港自治之新尝试，旨在拆除中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以及美国跨党派议员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压力下，在6月15日暂缓《逃犯条例》。
但整场《逃犯条例》风波，已引发香港人对失去自治的深层恐惧，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长期以来和勇之间的路线分歧，携手合作 —— 由前线勇武抗争，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换言之，「流水革命」发韧於反送中，却快速发展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运动。对不少香港人来说，除非能够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议会，《逃犯条例》以至任何对香港自治之蚕蚀，随时会卷土重来。
中国推进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诉求，已经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达。但香港之政治未来，始终受制於中国的对港政策。
多年来，中国面对香港人的自治诉求，立场一贯清晰，就是加强集权专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广泛而言，中国对香港施行之集权专制主义，乃延伸自中共党国对中国边陲地区（包括新疆、西藏、满蒙）之同化吸纳政策；而此一政策，则源自中共对1991年苏联解体所汲取的教训。2012年，习近平政权开始在香港力推集权专制主义，此趋势跟中国对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之强力同化政策同步。但中国的对港政策，并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权专制主义那样简单。到目前为止，中国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党国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对的同化压力，仍比西藏人和维吾尔人来得温和（香港人仍未被关进再教育营或受社会信用系统监控）。当中原因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略，就是维持一国两制下某种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国本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中港权贵总是吹嘘「香港依靠中国才能生存」，但事实上却是「中国经济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国最主要的境外投资来源地（2018年香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为961亿美元，占中国 FDI 总数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资地（2018年中国企业在香港的IPO金额高达35万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境外集资总额79.6%）、最主要的境外银行贷款来源地（2018 年香港各银行对中国大陆银行和非银行客户的净债权总额高达 910亿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债券融资平台（2018年中国企业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总额高达723 亿美元，占中资企业境外发债总额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占全球人民币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财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达3.1万亿美元，估计大部分为中国权贵的资产）。而香港对中国的巨大金融价值，只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才能发挥，特别是当中的普通法制度、与美元挂勾的港元、资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实乃中国经济赖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对中国来说难以取代。其他中国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广为国际认可的自由巿场和法治，至今仍无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贸区之失败，未能做到当初信誓旦旦的货币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过再次证明中国始终找不到方法，去减低它对香港金融之依赖。
上海、深圳等中国重要经济城市，目前仍无法取代自由市场受国际认可的香港。图为上海自贸区正门。（资料照，维基百科）中国既要在香港推进专制集权主义、但又非常依赖香港金融，遂促使习近平政权自2012年起，采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换掉香港自治的内涵，施加更强力的专制集权操控；另一方面则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以更充分利用香港为其服务。这些年来，中国在香港推进「霸凌模式」，其实一直颇为顺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对运动领袖的参选资格和议席、在铜锣湾事件和肖建华事件上跨境执法、取缔香港民族党、在西九高铁站实行中国法律等等。尽管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都曾强烈反对这些决定，但始终无力阻止中国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国两制躯壳为其政权利益服务。
由此路进，我们当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挡了《逃犯条例》，实在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国自2012年推进「霸凌模式」以来，首次遭逢挫败。在本地抗争和国际施压下，中国先被迫暂缓《逃犯条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终撞上墙壁，不但无法再推进，更加暴露了中国在香港的潜在限制。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发表预录的电视谈话，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正草案。（资料照，美联社）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国难以在香港动用解放军（包括武警）。由於中国严重依赖香港金融，加上顾忌自由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可能反应，动用解放军血腥镇压香港示威，对中国来说成本实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後来在一个场合的发言，更权威地证实了中国的顾虑。换言之，全凭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为天安门、乌鲁木齐和拉萨。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国赖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网络（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无法压服团结一致的香港民众。由於动用解放军（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国只能依赖其代理人网络，特别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来，香港政府就采用了「准军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试图以无差别滥打、滥捕和滥告示威者，来阻吓巿民继续参与示威；同时动员亲中商会、政党、社团高调撑警，并组织各种反示威行动。这种多管齐下的分化打击策略，目标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将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应对雨伞运动策略。
但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伞运动失败的教训，一直坚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则，团结一致对抗政权。到目前为止，尽管政府已滥捕了超过2000名巿民、滥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动罪，整个运动仍能保持韧力。相反，警察镇压已引发强烈的民众反弹，正在摧毁中国在港整个代理人网络的认受性 —— 中文大学在10月中进行的民调显示，52%和49%的受访者在信任度上，分别给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础出现戏剧性变化，中国要单靠代理人网络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缘木求鱼。
当「解放军牌」（威胁血腥镇压）已失去威慑力、「代理人牌」（准军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毁灭之中，中国手上的牌其实所剩无几，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让步压力。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9月时，中国会答应五大诉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条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换林郑月娥的风声。本地和国际社会要求中港政府答应其他四个诉求（包括独立调查警暴、收回暴动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和落实双普选）的压力正不断增加，但中国的困局在於若然答应这些诉求，不但等同放弃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会冲击习近平的个人声望。既无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愿意再作让步，中国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重现（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现了香港作为「国际自治政体」（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复杂性。
基於两大原因，自由世界国家在香港自治问题上，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第一，中国对香港的集权专制操控，已严重破坏香港长久以来的自由法治传统，迫使自由世界国家必须站起来，自行扞卫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铜锣湾书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华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国家，香港的独立管辖区地位已出现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发了《逃犯条例》风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墙面临被拆走，终於引发在港外国商会（包括国际商会、香港美国商会、北欧商会）和自由世界国家领袖（美国政府和国会、欧盟28个国家、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的全面反弹。
明显地，《逃犯条例》风波对自由世界国家的最大教训，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会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须自行站出来。
第二，由中国影响力扩张，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国家改变其对香港自治的立场。近年，中国透过经济投资和境外统战工程，积极对外扩张影响力，令自由世界国家必须回应。在这个地缘政治脉络下，香港由原来连结中国和自由世界的地缘政治中立地带，转变为抵抗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最前线。美国对港政策在过去数月急速改变，就是最佳的说明。今年初，时任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高调宣示，香港自治对美国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非常重要；随着反送中升温，美国政府和国会领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宫高层多次接见香港民主运动领袖、将香港纳入中美贸易谈判议程、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等。随着中美新冷战在贸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开打，香港自治也成为中美摊牌的新战场。
总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过去几个月，《逃犯条例》风波已充分证明，香港自治的未来，不单取决於中央地方互动（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缘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国家，特别是作为全球领袖的美国，将如何应对香港人的自治诉求，必将影响香港之未来。
如何发挥弱者杠杆
香港自治之未来，取决於香港人、中国和自由世界的三方复杂互动，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关连的变数，因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对香港自治之应对，始终取决於其控制香港之实力和资源，当中涉及了一系列的变数：经济债务危机和资本外逃，会否冲击中共党国之稳定性？中国能否有效维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网络？中国又能否应对多个中国边陲地区，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同时出现不稳？这些变数互相影响，将决定中国能否集结足够实力和资源，去继续推进（抑或被迫调整）其对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对香港自治之应对，则取决於各国对支持香港自治之意愿和力度，当中尤其涉及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将采用何种战略，去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张，而香港在这个地缘政治棋盘上又有何角色？美国会否积极地运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认证机制和官员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运作？美国又会否联合其他自由世界国家，例如七大工业国集团，在香港自治问题上联手向中国施压？我们需留意所有这些变数，以评估自由世界国家对支持香港自治之意愿和力度。
「香港自治」涉及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缘政治战略，应留意美国将如何应对。图为美国总统川普。（美联社）
香港是地缘政治上的共同边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状况始终受制於大国政治，特别是中美两国。但香港人作为细小的共同体，如果能团结地、也有智慧地争取，则仍然有能力影响地缘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过去几个月，就成功做到这一点。未来，香港人会否巩固其主体意识，克服来自中国的分化打击？香港人会否将抗争更聚焦於中国及其代理人网络，直接打击其控制香港之实力和资源？香港人又会否强化其全球民间外交网络，巩固自由世界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所有这些变数，都会影响未来香港自治运动之动员能力，继而决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战中发挥「弱者杠杆」（leverages of the weak）。
对无国家共同体来说，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岖漫长，过程总是数以十年甚至百年计。但若然香港人决心寻求自治，就必须昂首迎接这个沉重挑战。《想像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曾寄语，「我走不下去了，但我会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这应该是香港人在未来漫漫长路上的座右铭。
——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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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11/03/2019 04:49: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