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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罗马化运动——文艺复兴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弹（中）
——兼谈Romantik译成“浪漫主义”的致命错误
—仲维光—
四．Romantik究竟意味着什麽？
1.Romantik描述的是对抗启蒙的文化运动
要了解Romantik究竟应该翻译成中文什麽，就必须要了解Romantik究竟指的是什麽，描述的是什麽。关於Romantik运动，在中文文献上有如下几个介绍：
1.一些学者将浪漫主义视为是一直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
2.一些人认为它是现代性文化的开端；
3.一些人则将它视为是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对启蒙运动的反扑；
4.也有一些人将它视为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影响。
对此，如前所述，可以首先肯定的是，Romantik描述的是一个“特定”、“具体”的“文化运动”，特定具体的历史时期。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够定义“现代性”是什麽的时候，那麽前两种说法就等於什麽也没有说，甚至带来自相矛盾。因为第三种说法直接反驳了前两种看法。所以 “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和“现代性文化的开端”都是一些什麽都没说，或者是说什麽都可以的空话。
关於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术语的定义必须具体且明确。
为此，在关於Romantik运动的认识及研究中，毫无疑义的是，它指的是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的文化运动，并且Romantik一词专门指的是德国的文化运动。而这就让我们明确：了解Romantik究竟指的是什麽，必须了解认识德国的这个运动有哪些特征、哪些内容。
研究这一段文化历史的德国政治学者米夏尔·莱伊（Michael Ley）在他为德国大学着述的有关反犹在德国的历史的教学参考书（注8）中认为：Romantik运动是作为“反现代的乌托邦”运动而出现的。他说，在拒绝现代化的过程中，德国的Romantik转向的不仅是基督教的中世纪，而且特别向更远的上古。他们的兴趣不是在阿波罗时代，而是发现非奥林匹斯的，更狂热的、酒神的远古。尤其是远古的神话唤醒了Romantik运动参与者们的好奇心。他们用远古的狂欢的英雄和疯狂的女祭司来代替古典的和谐的图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在他的着述“远古年代”（Die Weltalter）描述了他对於非理性的狂热迷恋。“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甚至每个人都习惯於这个词，没有疯狂的因素就不会有任何伟大。”（注9）
莱伊，以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谈到的现代，指的是中世纪以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其带来的结果及现象。这也就是说，Romantik运动是一种反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及其结果的运动。
为此，我们现在就来围绕这个描述来观察认识这个历史文化现象。
2.Romantik运动产生的社会及文化根源
2.1．Romantik运动的历史由来：
在始於中世纪後的文艺复兴中，欧洲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在对於世俗的基督教教会权力的质疑及由此产生的宗教动乱中，古希腊及紧接於其後的“古”罗马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通过对古希腊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古典作品的研究，人与上帝、自然界和艺术之间重新建立了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产生了强烈地新的追求冲动——要彻底摆脱一切束缚，特别是教会的束缚，自由地求知，以人为本，为人服务。这一运动不仅为欧洲社会带来近代科学的发生及发展，物质发展，而且更进一步刺激、促进了社会及思想的变化发展，激发出紧接於後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
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全面地对以前的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一切观点进行批判性地考察，并且要求把已经得到的思想进一步变成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的现实。这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社会此前存在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的形式的变化。
但是，当启蒙运动及其带来的政教分离的社会变化席卷西欧各国的时候，在德国地区却依然停留在过去小的王国林立、暴君当道的时期。为此，位於中欧的德国，虽然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但是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却是因循的、守旧的，依然彻底地被基督教所笼罩着。十八世纪的德国地区的社会被欧洲其它地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称作是：一个并不鼓励和帮助产生激情和天才国民的国度。然而，这一保守性对於任何新的事物及其带来的变化却是敏感的。它以其固有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对於代表新的追求的启蒙主义思想及其变化的反动。
2.2．导致德国Romantik运动的两个原因：
从十八世纪开始产生的Romantik运动，被欧洲思想界几乎可说一致认为是对於启蒙运动及其带来的、被我们翻译成古典主义文化形式的对抗及反动的产物。为此，它被德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关於Romantik运动的着述的作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1945—），在其书名中就冠之以“不光彩的事件”。（注10）
关於这本重要的着述，在学术及出版领域中没有比这更过分，更丑陋的事情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居然书名被翻译成《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大约译者也感到太过分了，为此在自己的书评中加注说，“直译为《‘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但是凡是稍微懂得一点德文的人都会明白，Affäre一词绝对不是中性的，而萨弗兰斯基所以用这个单词，就是为了强调他以及学界对於Romantik运动现在的看法。读完本文後，读者会看到，这本书较为准确的译名应该是《罗马化运动——德国不光彩的运动》。
促使Romantik运动在德国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是政教分离后，宗教退出，社会的迅速世俗化。这个世俗化不仅带来王权的扩张及争斗，而且也带来各世俗团体势力迅速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与民主观念的觉悟，解放的冲动和不同形式的专制的对抗及冲突。这个冲突及社会动荡，让那些曾经习惯於在等级社会中，千篇一律的宗教生活中生活的贵族、知识精英及民众感到惶恐。
第二，十八世纪下半叶围绕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产生的震荡，以及拿破仑在法国取得统治和迅速地在欧洲的扩张，更加之他对德国地区的直接征服，这一切极具地增加了德国地区的这种惶恐与危机感。对此，在八十年代末期德国出版的、具有相当广泛影响的有关这一时期德国思想状况的书，《德国的末日天启》（注11）一书中，社会学家房栋（Klaus Vondung）认为，由於拿破仑的统治及其征服妄想而大大地激发、影响和推动了Romantik运动的发展。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威胁被很多人认为，启蒙以来的变化已经对基督教产生了根本性的威胁，拿破仑的扩张征服的本质是反基督教的。因此它大大加剧了德国的恐惧并且非常具体地激发、唤醒了基督教文化思想中固有的“末日感”。
对於拿破仑扩张及征服的影响，在Romantik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在普鲁士，Romantik运动的发展被视为是一种对抗拿破仑的文化运动。
对此，在本文中下一部分谈到的，德语中的Volkstum（民族）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对拿破仑侵略的对抗的象征而出现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Romantik运动的发生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带来的政教分离，和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动荡及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对於启蒙及其带来的近代化、现代化的直接的反弹，而这个反弹是建立在固有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的。
3.宗教思想基础上的Romantik运动
3.1．Romantik的宗教基础：
A.过去二百年来Romantik运动留下的经验历史的轨迹，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是产生於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运动。因此它和宗教的联系是它最根本的特征。没有基督教，就没有Romantik运动，也不会有其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类Romantik式的运动及思想潮流的继续。
Romantik运动的这个基础及根源，在不同思想倾向的西方学者的着述中都有相同的明确的揭示。对此，专门研究那一段文化思想史的萨弗兰斯基在《Romantik，德国人不光彩的事》一书的序言中明确地谈了他的看法：
在Romantik的各种表述中，人们会注意到，在Romantik运动的深层中包含着的根本的和宗教的联系。它属於过去二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消失存在的寻求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以固有的思想传统对抗那个使人不再受教会约束，从宗教中清醒过来的、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出现的现实世界。为此，Romantik，是在本来就一直存在的很多继续的宗教因素之外，又新出现的一种和美学手段相联系的“宗教性”的继续。这使得它史无前例地提升了想象力的地位。於是，这种宗教性使得Romantik战胜了现实的一些原则。对於Romantik运动的参与者来说，由於欧洲是在政教分离後的现实中，在政治中迷失的，因此现在好的是诗歌，坏的是当时存在的政治。从这里出发，Romantik运动的参与者，就进一步开始以各种romantisch，罗马化的手段，以文学、思想及艺术方式来面对他们认为现实存在所带来的问题。（注12）
B.基督教末世天启思想影响下的Romantik运动
和Romantik运动联系最紧密的，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促发了Romantik运动的，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最根本的“末世”思想、天启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使命感、天国、盛世、选民、牺牲性的祭祀等。
谈到Romantik运动的着述都一定会谈到约翰启示录，因为费希特等人的思想都是由此出发并且围绕於它展开的。在约翰启示录中所有的基督教的思想，末日危机、急剧的社会变化带来完美社会，在十八世纪末期後的德国得到充分的展开，从神学影响到历史哲学，从世界末日说到千年盛世说。
这一切对於产生於此，并且以此为基础的欧洲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消除和打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中世纪後发生了文艺复兴，然後经过启蒙运动，政教分离、以及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到达十八世纪，已经经历了极为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末日”及“千禧年”的思想传统，对於虔诚的神学家乃至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它始终是欧洲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中最深层的、有力的暗流。这个暗流有时候表面化，例如在中世纪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它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确定的帝国启示；亦或更为经常地、直接间接地造成社会及政治动乱，如中世纪晚期的异端运动。
末世、天启、救赎、天国这一产生基督教的思想基础，也可说是前提，在文艺复兴後逐渐被推向深层，但也只是变成暗流而已。它始终和欧洲社会血肉相连地存在在一起。一经动乱，一有可能就会再次涌向表面、掀起波澜。十八世纪末期的Romantik运动正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它不过是这一固有的宗教思想又一次涌向表面，并且开辟了一个所谓“新”的方向，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
仔细研究这个运动及那些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及着述，从固有的文化宗教思想传统的意义上看，他们几乎可以说毫无新意。基督教对於历史的玄想性的思想结构，很多救赎观的象征性的符号，甚至术语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新的、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世俗化、政教分离的变化後的新的环境中，他们却也产生了相应的一些变更。他们借用了很多新的世俗的观念思想，不再以护教、宗教改革为自己的诉求和旗帜，从而在十八世纪末期后，在精神、社会及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新的方向，即普遍的对於新的知识的高度肯定。藉助於此，他们试图让自己影响支配社会公众的看法，让过去的末世、天启、救赎及天国等思想重新带有新的光环及特点，从而相应地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产生了持续地影响。这类末世天启思想，不仅弥漫在文学艺术中，也进入了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结构中，并且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反过来这种历史哲学又影响了社会及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其後的社会主义运动。
基督教关於世界正在面临末日的断言，基督将复活，世界进入前年帝国的看法，不仅没有伴随文艺复兴与启蒙而消失不再存在，相反，这些想法经历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甚至直到今天都活生生地在欧洲存在着。我们或者更为明确地说，Romantik运动继承的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这也是在欧洲知识界已经作为常识来认定的：
二十世纪的海德格、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共产党、法西斯、纳粹的崛起，六八学运、今天的右翼，美国的川普现象，都是十八世纪末期後发生的Romantik运动，罗马化运动在其後的继续，在今天的表现。
对此，在文化思想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欧洲社会、西方社会也没有发展出任何在这一系列思想之外，产生及展开新的知识的和社会的动力基础。这个沉没在社会深处的基督教的暗流，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尽管时下我们只是在最保守的教派及独立於国家的那些自由教会中，以及各国的右翼团体及思想的存在中，可以更多地、较为明确地看到。
综上所述，在欧洲尽管表面看来看来似乎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影响到了社会及政治运动，但是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在最近二百年来欧洲现代化的思想及运动中，无论它们显示了如何新，人们总能够发现它们和基本的基督教固有的神学思想的类似性及亲缘关系，这尤其是在Romantik运动中。这个运动可以说不仅基础是这个宗教基础，而且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末日、启示、使命、选民，以及盛世到来等展开的。它至多不过是，末日、救赎、启示、盛世在不同的解读中有不同的所谓新的对应载体。
3.2．Romantik运动中的宗教与神话：
作为启蒙运动的反弹及对抗的Romantik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也将Romantik运动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启蒙时代的反思，应该说也是可以的。因为Romantik运动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针对於启蒙运动产生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理性所带来的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判断能力，但是浪漫主义强调直觉、想像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後来的研究者批评他门已经到达了“非理性主义”的程度。因为Romantik的参与者们谴责，启蒙推崇的理性主义让世界失去了魅力。
和启蒙运动的基本的乐观主义情绪不同，Romantik运动的情绪是悲观的，并且反转过来，企图倒退，也就是很多人通常所说的“反动”的。
伴随现代化出现的对於进步的相信，从十八世纪末期後开始受到谴责和质疑，被贬斥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在这个意义上，Romantik运动不仅是反启蒙，而且可以说是反现代——反对文艺复兴後的现代世界。
在这样两种倾向下——反启蒙和反现代，德国Romantik运动在对於现代的拒绝中，把自己的宗教性的寻求不仅转向基督教的中世纪，而且进一步转向更远的远古。他们的兴趣不只是在阿波罗时代，而且发现了远古的非奥林匹亚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远古的神话唤起了Romantik运动参与者们的“宗教”好奇心。他们用远古狂欢的英雄和疯狂的女祭司来代替文艺复兴推崇的希腊式的、古典和谐的图景。谢林在他的着述“远古年代”（Die Weltalter）描述了他对於非理性的狂热迷恋。他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甚至每个人都习惯於这个词，没有疯狂的因素就不会有任何伟大。”（注13）他们力图用迷乱的狂热来抵抗理性和分析，用神秘来重新确立宗教。
在这一企图超越启蒙及其带来的理性及分析的追求中，在Romantik参与者们眼中的世界图景是诺斯替派式的——灵知性的、末世启示式的。他们在精神上的更新，是所谓正在来临的千年帝国的第三个千年。他们要对抗古希腊的复兴，为此他们之中的很多参与者把基督教的末世启示和古希腊之前的远古的神话中的宗教性联系起来，特别注意到狄俄尼索斯和基督之间的亲缘性。作为酒神的狄俄尼索斯，他是陶醉和诗歌之神，为此，他必定已经和希腊式的启蒙相悖。对此，当时着名的神话研究专家克洛伊策（Georg 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甚至把他等同了基督。荷尔德林和谢林也同样是这种观点。荷尔德林称狄俄尼索斯是将临之神，正在到来的神。对於谢林来说，狄俄尼索斯则是将要到来的神的前面那个神。对於他们两个人来说，此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就是，狄俄尼索斯宣示了新的神的到来。
3.3．Romantik运动中的“宗教世俗变异”：
末日天启说构成了Romantik运动的主要主题，它不仅构成了这一运动的文学及艺术寻求，而且影响到历史及哲学领域。对於当时的历史感到是一个末日启示，在那时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的想法。对此，它在多位最主要的德国Romantik运动的奠基人及推动者那里都有明确的论述，例如阿恩特（A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克莱斯特（Bernd 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1777—1811）、阿尔敏（Achim von Armin，1781-1831）、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等。
然而，这一对历史的末日启示的解释虽然不是一种新思想，只不过是固有的基督教思想在新的形势及情况下的一种新的内容的解释，但是在当时很多诗人及作家却都把它们赋予了新的、具体的意义，它们把拿破仑看作撒旦，称他是象征末日的动物。在很多人的心里，拿破仑在属性上是反基督教的人，他是一种象征末日启示的重要的模式和象征。
与此同时，缺乏创造性的Romantik运动中的作家、思想家们当然也会相应地、廉价地寻找其他的基督教思想中的替代物。例如，被称为德国民族主义和统一运动奠基人的阿恩特，他曾经明确地阐明新的取向。他认为，按照传统的信仰来看，那些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中要让宗教退出的，要替代上帝和耶稣的，打上的都是反耶稣的印记。对此，他以及当时的那些知识人不断地提出新的说法，例如“无限的本质”、“命运注定”、“天命开启”等来替代天启及宗教的使命感。但是最常用的却是“精神”，诸如“被历史感召的判断精神”、“被时代驱使的伟大灵魂”、“精神的伟大实现”等。
这个“精神”概念，本来在十八世纪以前是用来指上帝精神以及神圣之灵魂，但是在那个时期，在Romantik的末世天启的世界看法中，却在历史及政治问题的运用中到达了另外一个顶点。这个倾向在Romantik运动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和费希特思想中是同样的。他们把日耳曼民族和新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用来论证这个民族现在在历史中的新的积极的、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和中世纪的千禧年盛世到来的大潮类似，也和古代诺斯替派的救赎愿景的到来一样。
3.4．Romantik——现代诺斯替派运动：
虽然Romantik运动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并且所有的思想及追求几乎都没有超出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范畴，但是却遭到当代着名宗教社会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彻底否定。弗格林一生致力於文化社会学，他经历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导致人类灾难的是诺斯替派、世俗宗教的兴起，认为回归到超越、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而Romantik运动，他认为正是诺斯替派——灵知性的思想在当代的产物。
弗格林认为，这一Romantik运动直接地导致了二十世纪的灾难，是种族斗争及纳粹的先驱。他的这一观点，早在一九三六年，弗格林在获取博士学位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最早出版的《政治化宗教》（注14）一书中，就清楚明确地做了表述。他认为，德国的Romantik运动是二十世纪现代群众运动的语言符号的基础。
在《政治化宗教》一书中，弗格林认为：完全封闭的世俗教会的神学信条和利维坦的符号描述系统相差不多，其起到决定性的一步是把上帝除去。在霍布斯的符号系统中，各类民众按照上帝所要求的律法规则被统一在国家一体之中；基督教国家自身是作为隶属於上帝的一个集体化的人格体，君主则是上帝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这个特点和他此前谈过的古埃及的阿克奈顿的帝国宗教具有亲缘关系，而这就是他在这本书的前面已经指出的，来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选民的符号系统，它所具有的是其来自东方，沙漠的取向。
在由此谈到现代国家的时候，弗格林明确地说，在现代，在完全的世俗世界的符号系统中，与上帝的联系被切断，代之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体。这个国家自体成为集体化的人个体的合法性源泉。由於这两个极端的世俗教会——法西斯义大利和纳粹德国，他们的理论家们从共同具有的德国Romantik运动的词汇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和词语，这使得现代世俗世界的这个符号系统得到非常充分的发展，达到相当的统一一致。（注15）
在这本书後，一直到他去世，弗格林在他的研究及着述中，经常批评性地提到并且强调费希特所谈到的末日天启思想。他认为，费希特的说法强烈地影响了Romantik运动中的对於世界的看法，影响了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的哲学、文学和艺术。
按照弗格林的看法，在Romantik运动中的“精神帝国”的启示中导致了一个悖谬，它不再是靠神的手来实现，而是通过人自身，而这就导致了替代神学、宗教教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的出现。
在弗格林看来，这类意识形态，在哲学和宗教的边缘聚集和潜伏着已经有几个世纪。以这种方式理解历史的意义，最早出现是由十三世纪的约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提出的：神圣历史将是人的，神圣的承担者将是人。在几个世纪後德国的Romantik运动中承担者就具体地变成为日耳曼人。为此，在德国Romantik运动中持有末日天启的诺斯替派的思想要求：阻碍这个神圣历史展开的魔鬼象征（Teufelssymbolik），在这个Romantik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除了拿破仑，就是犹太人。而这就是我们在下一节进一步要谈的，是Romantik运动激发了德国的民族及民族主义的产生，激化了在基督教中固有的反犹主义潮流。
4.Romantik、民族主义与反犹：
4.1.米夏尔•莱伊在他为大学写的有关德国反犹历史的参考书中开章明义地就说：宗教性的对犹太人的痛恨是基督教的欧洲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它在文化和历史上所明显显示的程度不同，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在基督教中的反犹主义，可说是欧洲宗教和精神的基础。（注16）
为此，既然Romantik运动与宗教的关系，即与基督教的关系直接导致了这一文化运动很多的基本特点，那麽反犹就必然也是这个运动带有象征性意义的特点之一。反过来也可以说，由於Romantik运动的动力根源是要返回基督教文化传统，因此反犹可说是Romantik运动的最基本基因之一。
事实上还不仅如此，这个宗教性的基因在政教分离、欧洲世俗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在德国的Romantik运动中的世俗化基督教的潮流中，全面为後来的所谓世俗社会的形成及发展奠立了思想和社会基础。这也就是说，现代德国国家的形成，德国的所谓民族及民族意识，都是在Romantik运动中发生、发展的。因为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既没有德意志民族，更没有德意志国家，为此也就更谈不上後来的所谓“日耳曼血统”、“历史及悠久”的“日耳曼文化传统”。这一切都是Romantik运动中的所谓“知识精英”们根据基督教思想的框架杜撰臆造的。然而，恐怕参与Romantik运动的那些人谁也没有想到，它们竟然导致在其後的德国地区产生了两个极权主义的思想及政体，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孳生出各类令人头昏眼花的哲学、美学思想及艺术形式，衍生出冷战及分裂的德国，柏林墙的建立及倒塌、六八学运、红军旅等各类现代恐怖主义集团，以及再次震动了人类历史的两德统一。而所有这一切，究其根本竟然都和Romantik运动有关。
4.2.生於一九二五年的当代着名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波尔代伊（Thomas Nipperdey）在他撰写的《德意志史1800-1866》中说：德国的历史起自拿破仑。对此他进一步解释说，现代德国国家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形成的，那个时代德国人受到拿破仑的巨大影响，他们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及经验奠定了德国最原始的基础。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日後德国的命运，而这个政治形势就是，战争、征服、剥削与压迫，帝国与新制度。（注17）在拿破仑带来的政治的影响下兴起的政治运动中，民族主义尤其突出。与此同时，拿破仑也激发了那种末日天启说。
和以往固有的末日情绪相比，在当时对於那些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来说，它同时带来很多新的、现实的意义。对此，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政治形势中的新的末日天启论的表述中，开始特别强调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意识。而这意味着，德国Romantik运动中产生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起，就贯穿着末日天启的思想及特征，贯穿着基督教思想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德国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思想被新的政治形势激发的产物。
要说明这一点，人们尤其必须清楚的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根本没有那种後来才出现的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在十五世纪中期曾经出现过“德意志民族”（deutschen Nation），但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说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民众的集合体。Nation这个概念在语言的使用上对於帝国内的领土中的所有的人都适用，并没有包含有种族、血统等的区别。这点甚至在一八一四年的一篇指南性地谈爱国主义的文字——“普鲁士国家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us）”中，明确地确认：Patriotismus，爱国主义是一种忠於领土国家的感情。（注18）
另外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在当时还属於瑞典的前波摩尔出生及长大的阿恩特，虽然他後来被称为是Romantik运动中德国民族主义和统一运动奠基人，但是在一八零五年他却是被称为瑞典的爱国者。在那个时侯，对於所有德国人来说，属於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和统一的意识，首要的是用於诗歌、文学及文化的共同的“语言”。“统一”对於他们来说完全不是“政治性”的！
这种思想甚至对於那些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爱国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时代风气让人们把对於人的想法置於世界公民的思想之下。为此，德国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政治。但是这种倾向被拿破仑的扩张和统治所摧毁。拿破仑的统治“在政治上让德国人产生出了那种古典的-罗马式的民族感情及意识”（注19）。人们可以极为普遍地看到，这个新产生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基督教宗教的特征。它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欧洲别的国家同样存在。（注20）甚至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发生及发展也是如此。据这方面的专家研究显示，美国的民族主义意识来源於新教教派的遗产，它强烈地受到千禧年思想的左右。（注21）而德国的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则是和基督教中的末日天启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3.Romantik运动的兴起，宗教在文艺复兴後产生的政教分离的社会中的世俗复兴，不仅产生了新的宗教神学、宗教教义的替代物——意识形态，而且在世俗领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迅速进来的替代物。末日、天国、历史使命、选民、罪恶的代表……，甚至教会社会中的等级观念、教派分立都在世俗社会，在十八世纪後期兴起的Romantik运动中迅速地产生相应的现象，找到对应对象。
在德国的Romantik运动中，神圣历史将是人的，神圣的承担者将是人，承担者就是日耳曼人。为此，Romantik运动的参与者要求：阻碍这个神圣历史展开的魔鬼象征除了拿破仑，就是犹太人。
对此，德国Romantik运动的代表性的人物阿恩特的思想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同期某些知识精英的看法。他写道，“作为犹太民族的犹太人不配在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存在。为此，我不希望他们以如此不幸的方式在德国进一步继续存在下去。……无论如何，对於对接纳那些想要到我们国家来的外来的犹太人，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因为他们是我们种族的一个灾难和瘟疫。……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败坏和堕落的民族。”（注22）他的这段话，不仅反映在政治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学、哲学上，在德国的Romantik运动中所存在着的那种反犹主义的、高昂的旋律。
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在这种倾向的发展中，Romantik的参与者们并不只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中不断地强化它的基督教宗教性，以及对抗启蒙的反动力度，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也强化了这种发展。（注23）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费希特、格雷斯（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的工作可说是为这个运动建立了规范。施莱格尔在十八世纪末期还亲自参与了Romantik在德国的政治革命，要求政治和道德的再生，维护共和主义，反对康德。
费希特直接写过两篇文章拥护法国大革命，要求人的解放。他的革命热情後来为极端的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开拓者铺平了道路。但是反犹的言论不仅只是在费希特那里，德国的Romantik运动中广泛地充满了高度反犹的气氛，并且可谓是普遍地、高调地、持续地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很多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作曲家瓦格纳，哲学家叔本华，在他们的着述中、言论中明确地表达出各类种族主义言论，以及浓厚的混杂着对犹太人痛恨的染有基督教色彩的对於神圣事物的期待。对於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在德国存在的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反犹主义，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先驱开拓者。他们开创的这一切，在对几百万犹太人系统地大屠杀中到达最高潮。
4.4.与这种基督教中的末日、带来末日的恶的代表及象征平行的是这一宗教中的选民，承载这个神圣使命的人和族群的思想。为此，Romantik运动的知识精英在十八世纪末叶後，伴随正在产生的欧洲的各种新的研究性的学术，也杜撰了日耳曼民族及新型的族群思想——民族主义。
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中国所有的那种家族谱系的记录及寻求才在欧洲正式有学术上的探究。在德国，即使到了莱布尼茨的时代，在涉及到所谓民族问题的时候，他谈到的也依然不是日耳曼民族，而是希伯来语在历史上的优先地位。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的後继者，那时最着名的希伯来语专家米夏尔里斯（Johann-David Michaelis），却已经是一位公开的仇恨犹太人者，和犹太解放的反对者。（注24）
对於德国的Romantik运动，在民族主义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影响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赫尔德。他发展了印度日耳曼学，Indogermanie的思想——关於印欧语系及群体，所谓雅利安人的研究。为此，他沿用了存在於基督教神话传说中的传统方法，即类似於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所说的民间传说的方法，使用了神话学的种族概念，建立了这一所谓学科。
赫尔德对於德语的赞美以及他虔诚的爱国主义，使得这一切很容易地就转化为一种带有强烈的基督教宗教性的民族主义。这就是由虔诚地对於基督的血和伤痛的崇拜转化成对於民族主义的“血”与“伤痛”的崇拜。而Romantik运动中的另外一位开拓者，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 已经从日耳曼人中看到，他们是欧洲的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认为人的重生必定由他们开始。其後很多作家追随了这一思想，如格雷斯、克洛伊策、叔本华。
费希特在民族问题上走的更远，对他来说，日耳曼人则根本就是最早出现的、远祖民族。世界正在崩溃，只有日耳曼人能够阻止这个崩溃。他们是被世界历史，救赎历史所选定的，来执行上帝计划的民族。为此，他要求，历史要由德国人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整体性的修正。他相信，上帝将通过他所选定的日耳曼民族，建立一个尘世的、完美的、人间的丰裕王国。费希特以及其他的Romantik运动的知识精英，近乎狂热地、积极地投入到强化、极端化了的基督教末世天启说中，他们公开宣称：人的拯救不再是神、上帝的任务，而是人，那些“上帝”具体地选择出的“人”来实现。
为此，费希特断定，新的救世主、世界的救赎者是日耳曼人，只有日耳曼人——德国人流着基督的血。在圣体圣事的活动中，通过这种实体的变化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他从约翰启示录中接受了精神王国的思想，认为精神世界王国将会由日耳曼人来重新建立。（注25）
在“对日耳曼民族的演讲”中，他更明确地说：日耳曼民族是最终拯救世界的民族，你们将用暴力来改变世界。你们并且将会看到，在所有的名字中最荣耀的是日耳曼的种姓，你们才是重新孕育世界，创生世界的种族。（注26）费希特认为他自己是新的永恒的世界的灵知性的基督教的预言者。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他希望能够协助这种要求，立即能够让日耳曼人以此装备起来，来完成这个任务。（注27）
费希特的政治神学当然也包含反犹，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反基督的。他说，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都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敌对的、深谋远虑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不断蔓延的威逼欧洲民众的国度，那就是犹太教及其信徒。他认为，犹太教是建立在对所有非犹太人的痛恨之上的。为了保护自己，费希特建议，要麽砍掉所有犹太人的脑袋，要麽就把他们发送到允许他们去的地方。
4.5，Romantik运动，或者说欧洲文化深层中的罗马化运动，作为对抗启蒙的罗马化运动，从来也没有彻底消失过。所以研究Romantik运动问题的西方学者几乎一致地都会从十八世纪末关注到时下的各种思想及问题。
对於德国的Romantik运动的知识精英们来说，把一个种族作为灾难的根源可说是基督教的教义本质，教仪——牺牲祭祀的特点所要求的。而这就让我们看到，把一个阶级作为世界灾难，例如马克思；把一个族群作为一个根本的敌人，例如纳粹、例如台独；把一个信仰及其族群作为灾难根源和敌人，例如当代的川普；实际上都是或者和十八世纪以来的Romantik具有相同的更远的根源，或者根本就是直接来自十八世纪中期後的Romantik。因为对於二十世纪世界灾难史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世纪、极权主义的世纪，这些灾难让我们看到，百年来在世界上迅速泛滥，并且造成很多灾难性结果的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可以说是直接创生、起源於Romantik运动。如果说的更为根本，可以说它是世俗基督教化运动的结果，罗马化运动的直接结果。它把基督教固有的那种一神论宗教的排他性；在这种宗教固有的教派及思想在教会内的反映——不同教派之间的排斥性、竞争性；直接世俗化到世俗的人群中来。而这个世俗化的结果就是源自欧洲的种族主义问题、地域主义问题的产生。
欧洲社会的文化思想，把宗教中代表上帝、上帝的选民，耶稣的血液等思想平行对应地世俗化为种族、出身、地区。继而让这些人群承担历史使命、人类使命。实在说，除了把固有的基督教的一些说法转换为世俗说法外，这类种族主义、地域主义毫无新意。这种世俗化的宗教说法，说它是陈词滥调毫不为过，因此它带来的除了灾难，毫无任何进步和和谐、开放的内容及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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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