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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李福钟：从武汉肺炎看习近平统治危机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20年1月25日，习近平 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截图/CCTV/路透社）
文：李福钟 / Thursday, February 13, 2020
自去年年底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来，短短半个月，情势一发不可收拾，1月23日武汉封城，局面迅速失控，至今仍看不到趋缓的迹象。这次疫情之所以蔓延，目前被拿出来检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当局在第一时间隐匿疫情，殉职医师李文亮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他在去年12月30日即在微博群组提出警告，随即遭到警方传唤，并在1月3日於所谓「训诫书」上写下「能」和「明白」，并盖了手印。但是，武汉市政府真的隐匿疫情了吗？
事实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李文亮在微博提出警告同一天，已经向全市各医疗院所发出紧急通知，警告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并要求各医疗单位将最近一周接诊过的疑似病例汇整统计，於当天下午4点以前以统计表格报送市府卫健委。这份公文，台湾中央社随即在隔日（12月31日）予以公开报导，同一天我国卫福部疾管署即下令所有武汉回国旅客皆需进行检疫，这是我国在这一次病毒疫情中能够迅速将病源组绝於国门之外的重要关键。
照这麽说，武汉当局一开始并未「隐匿疫情」，而且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导：「国家卫健委专家组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所以说，武汉当局其实在第一时间，已将相关讯息向上及向下通报，就行政责任来说，该市其实责任不大。
那麽，李文亮事件又是怎麽发生的？李文亮的微博PO文，其实并未抢先市政府的通报公文，何以还要接受警察训诫？根据李文亮「训诫书」上警方的说法，李文亮「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所谓《治安管理处罚法》，系中国全国人大於2005年通过的法律，目的在授予公安机关更大的权力，强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第一条），这种法律，有些类似台湾威权时代的《违警罚法》，目的在於镇压一切挑战执政者的行为。李文亮的PO文其实并无挑战政府的用意，而是对亲朋好友作善意提醒，只不过，中国政府将类似未经官方授权的资讯传播都视为雠仇，武汉市长周先旺上月底已经在电视上公开承认：「必须获得授权，我才能披露」。
因此，即使武汉市政府已经向基层医疗单位提出警告，但是李文亮的私人行为看在基层警察眼里，仍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因而加以惩处。换言之，李文亮说了真话，但这种真话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下，触犯了政治错误。
李文亮事件，凸显了中国政治70年来始终无法面对，也无从解决的难题，就是「官」字两张嘴，怎麽说都是共产党的道理，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这种猛於虎的苛政，如果出现於太平盛世，小老百姓埋首於活计营生，尚能选择隐忍；然而一旦世道崩坏，民不聊生，按照过去两千年来中华帝国的历史经验，最终通常是民变蜂起，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一治一乱的这种轮回，会不会复发於二十一世纪？目前仍难以铁口直断，不过从这次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共官僚体制的颟顸专断，上述剧情不见得不会重演。
李文亮事件凸显的第二个徵兆，是习近平本人的统治能力和决策能力堪虑堪疑。上面讲过，武汉市卫生部门并未在第一时间隐匿疫情，问题在於这个讯息必须在第一时间由湖北省政府上报到北京中央，而中共中央的决策机制有没有警觉到疫情的严重性？按照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事实上国务院卫健委在去年12月31日已经派了专家组到武汉当地检测核实，由此看来至少国务院公卫医疗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应该是掌握情况的。
那麽接下来的问题，就出在总理李克强和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1月1日之後的决策，到底出了什麽差错？
老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共有七位国务院总理，就能力评比，周恩来、赵紫阳和朱熔基三人无疑属於前段班，而李克强就算不垫底，顶多只跟李鹏在伯仲之间。为何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政局，会挑选一位才具平庸的总理？原因就出在习近平专断的个性。中国两千年历史，愈是专断的皇帝，往往容不下有能力的宰相；而宰相一旦功高震主，大抵都没有好下场。70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如何辅佐党主席和总书记，一直是大学问。能力强悍如朱熔基，只在位4年便挂冠求去，这是朱熔基懂得急流勇退，免招猜忌。温家宝能力不强，但是善於表演，能屈能伸，搭配弱君胡锦涛，倒也跟当时当权的上海帮相安无事。
习近平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强人，上台7年来大力铲除异己，集权独裁，这也难怪李克强总像是个人形立牌，7年来毫无建树，事事以习老大马首是瞻。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搞到如此地步，一切重大决策无人敢负责，统统推给中央决定；而这个「中央」，到最後变成习近平一人。老实说，以中国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就算习近平再英明神武，也没办法即时处理所有大小问题。更何况，7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习近平并没有想像中那麽能干，论能力比不上朱熔基，论气度比不上江泽民；但是，他对於大权独揽的渴望，似乎又超过文革结束以来的所有中共领导人，直追开国皇帝毛泽东。
以最近半个月的疫情为例，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後，习近平已经不止一次公开宣示，中央防疫工作系由他来领导。面对这样一位中共领导人，老实说，我倒是愈来愈赞成在2022年之後，继续由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权力会愈来愈集中，而决策会愈来愈欠缺效率，危机会愈累积愈多。
当然，我相信目前中央政治局内部，一定有人相当不满习近平的专断，以至於准备在中共二十大逼习近平交出权力。这个问题内情复杂，容许未来再以专文讨论。倒是，我们看到最近半个多月中国共产党防堵武汉疫情的作为，只能以骇人听闻形容。封城、封省，以集中营方式处理疑似病患，种种雷厉风行的手段，都创下人类历史的纪录。即使欧洲在十七世纪面对黑死病，也不曾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员和交通管制，须知，十七世纪时全欧洲不过5亿人口，而目前中国有14亿人。在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至少占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地区遭到交通和人员控管，手段之迅速和粗暴，远超乎正常人的想像。
但事实上，这正是中共政权最可怕而且危险之处。中共1949年建国之後，以阶级斗争名义将中国两千多年来既存的社会自主力量全数摧毁殆尽。面对武汉肺炎这麽严重的疫情，习近平的思考逻辑和行事作风并不难预测，由於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任何民间力量可以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因此习近平唯一的选择，就是动员整个党政军警系统，以暴抗疫。这是一个失去自主管理能力的社会的悲哀，只能任由国家机器摆布。中国人在1949年将所有权力交给中国共产党，代价就是这个政府的任何决定，不管对错兴否，人民没有说不的权利。
作者为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副教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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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2/13/2020 11:29: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