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83 岁李怡：我时日无多 相信香港年轻人有超乎想像的智慧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文／特约记者 卢斯达；摄／Fred Cheung】
李怡今年 83 岁。据他所说，一日要食几种药，降糖尿的、降这个那个的……还有安眠药。他经常说，打从年轻已经睡不好，但他仍然一星期写五篇报纸专栏，还有做港台的「一分钟阅读」；李怡上网阅读各种消息，热度不下於比他年轻的人。平时有一个泰佣煮食和服侍他，除此只外，家里只有满屋书。
李怡的家人都在外国，亡妻葬在加拿大，但他仍然一个人在香港奋斗。李怡说，其实到这个阶段，应该与家人在一起，写写自己的回忆录。「当然离开香港，我仍然能写。」然而李怡放不下香港，便留下。他自述，在 1981 年香港前途问题以来，自己已经是「爱港」，由当时起「对中国的感情已经很淡。」
几十年的悲观和积极
李怡经常说，自己悲观但积极。悲观是从 80 年代开始，他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一直说一直写，但当时香港社会未准备好。
「当时很多人都不信，但行动没有。当时的人是不相信，但又觉得，可以如何？大家认为中国这股力量是不可抵抗，英国又放弃我们，谁能救你？等於你要嫁给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父母已经决定了，不去就挨饿，看看结婚之後老公会不会慢慢改变，会不会适应到。当然中英谈判尘埃落定之後，很多人就移民。」
「中国人有种难民的性格，有事就逃命，有压迫的时候不是反抗，有灾难不是救灾。没人讲我们要在这里抗争，或抗争会成功。当时有个地方来卖护照，叫汤加王国 (The Kingdom of Tonga)，你也不知道是哪里吧？是一个太平洋西南部的小岛。当时南美、欧洲、新加坡，都来卖护照，当然新加坡的护照就应该比汤加王国的更贵。」
移民潮之後，当然是六四，整个香港的悲观到达了极点。「当时我们谈《基本法》，叫做 basic bored，基本闷，讲到闷哂，很多人都觉得《基本法》保证不了，觉得香港就快死。」
其实香港「死」了三十几年。
「是这样，所以《财富》那个封面说，香港已死……80 年代，中国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之下，开始有自由化，很多讯息出来。贪污是有，但没後来那麽明显。我虽然不看好，但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是可以的，因为比以前文革听来的东西，情况是比较好的……但六四带来一种新的转折，那种悲情、带来那种对民主的追求，香港人就觉得香港人要救香港，中国要实现民主，那香港就有民主了。本来一国两制不可相信，但如果争取到中国民主就行。你不要说这种想法荒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我对这个始终很怀疑。但你又不能不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无论你用甚麽口号来说。民主和建制的力量相较，民主力量还是比较可取，没有其他选择。当然这件事到 03、04、05 年就开始改变。」
03 年中国沙士感染香港，经济崩溃之後，中国开通了自由行，大量中国人来到香港旅游。
资料图片
中国人超出了世界的想像
「大量中国暴发户涌来香港之後，一切就改变。美国对中国由围堵政策，转为 engagement 之後，美国对中国是很有期待。他们都是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富起来，中产够多，这个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制度一定要改变。当然现在你看到……现在发现了不是。哈哈。因为有些事情你是想像不到。例如中国人富起来之後，他们不是搞一些制度出来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家人安全，而是将人和财产移居国外。我想世界上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建制人士和成功人士会这样，把东西都移去外国，国内就继续维持一个奴隶、专制的系统去剥削人，这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
说回这些悲凉的东西，更要积极，李怡说的时候咯咯地笑，但话锋一转：「全世界在世家出来的人，行为都是略好的。暴发户是最糟，最乞人憎的。以前 80 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暴发户是很乞人憎。台湾怎样有钱起来的呢？当时就由李国鼎（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用一个专权的政治，推动一个合理的经济计划。其中他的方法是，政府用较高薪金招搅外国留学的人，在新竹搞科学园搞晶片研究生产，成果之後就无偿给予私人企业使用，私人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工业就建立起来，政府的利益就在抽税……是成功的。」
「另一个就是 80 年代中後期，美国要压迫台币升值，先压迫日元升值，因为台湾输入美国的产品太多。台币升值，就吸引了外钱去金融那里。金融业发展起来，台湾就人人有钱，台币就很值钱。台湾人就很阔。刚刚开放的时候，他们好乞人憎的。当时大陆有个人说，有个地方是吸烟罚款，否则罚人民币五元。那个台湾人就拿着 100 元，在那里吸了 20 支。哈哈，那个嘴脸是这个程度。虽然当时台湾是暴发户，但社会很乱。我 1988 年去台湾，我不懂过马路，红绿灯斑马线没用的，靠默契的，但交通事故又不是很多，原来靠默契也不是不好的。当时台湾人行路都很快。现在不一样，现在回复到低度增长，其实会令人变得善良一点，对他们是好的。当然那个现场，现在变成在中国上演，怎样差我就不用说，有太多例子，中国的暴发户是恶劣过其他暴发户，世界都看到，所以就抵制了。」
接着本土运动就起来了，由 D&G 事件开始。2012 年，有香港人於 D&G 海港城分店拍摄时，被保安驱赶，但中国游客却被允许。本地人深感受歧视和压迫，引爆了一次针对 D&G 的集会。後来有反水货的「光复行动」。如果说「光复香港」，其实可以追溯到 D&G 等早期本土运动。当然这些运动遭受过很多「不要歧视内地人」、「排外法西斯」的批评。李怡一直同情这些抗争者，对於「仇视中国人」的说法，李怡说：
「我想没人仇恨他们的。我的想法就是 leave me alone 罗，大家分开，你还你，我还我，有点区隔，我没有特别仇恨。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习性是这样，又能怎样。他随时吐痰，是习惯，不需要仇恨，但你最好不要搞我们。香港人就很简单，本土意识就是你不要搞我。你中国想怎样搞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搞我。」
中国不可抵抗的想法，李怡有没有改变？
「到现在，其实都没甚麽改变。因为共产党都有 9 千万人，他做事永远只是谈政治後果，不谈其他。你力量没法对比，更惨的是他完全不讲道理，这场仗怎麽打？所以整个来说，我是悲观的。但不是悲观就不反抗，绝望不是等於人要放弃。我绝望了几十年的了。」
绝望怎麽支撑下去？
「最近流行病，我就翻看卡谬的《鼠疫》，里面讲到，绝望是不幸的，但习惯於绝望更加不幸。不是说反抗可以真正达到目的、达到自由，而是在反抗过程中我们是自由的，你参与抗争里面，你就有自由。我相信很多年青人在抗争里面，在里面享受到自由，享受到自我的实现。所以悲观不等於消极，你应该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在各种可以想到的抗争中自由。例如反送中，我们好像得不到甚麽，但其实我也觉得香港得到很多。」
例如呢？
「例如本土意识在香港……我想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思潮了吧。」几年前其实李怡都经常想。早至 2013 年，他就有一本书叫《本土思潮》。「当年我想在年青人之间，本土意识都已经是多数，但在老屎忽……不要说老屎忽哈哈，就说老一辈人之间，第一，他们仍旧觉得……潜意识地觉得，我是中国人。第二就是觉得中国政权是不可抵抗；第三就是觉得我们在一国两制中，如果没有一国，连两制都没有。」
相当顽固。这种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是否有些位置走错了？
历史的分水岭
「历史是有东西走错了。五四以来，中国人的救亡意识，取代了启蒙思潮。中国要亡、要救中国，与五四前的那种自由法治向西方学习的初衷，已经不同，走偏了。当然这跟国际形势有关，大多数人觉得日本侵略中国，列强也来，救亡的意识就产生。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潮流，另一个就是不能否认，1917 年，苏联成功之後，西方很多知识份子都倾向社会主义。以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年青的时候，我当然觉得人应该要平等啦。难道人应该剥削其他人吗？追求平等很自然。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理想。当时很多大知识份子好像胡适在内，都不排除社会主义。鲁迅就更不用说啦。」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可以追求，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要到你有实践的经验，经历过失败才会看到真相。我们当时的主流意识有两样，一个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第二个就是中国救亡。我小时候在大陆沦陷区生活，国共内战期间又在北平生活，我知道很多情况，看到国民党很多贪腐。到了 1948 年来到香港，嗯……亦不能否认，共产党入城的时候，的确不扰民，做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初期的建设也是有点成绩……但当时我们还未认识到，如果目标是正确，但手段是邪恶，其实都是邪恶；另一件事我们未了解的，平等也有很多种。分配平等是做不到的，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是比较能实现，也符合人性。罗素讲得很清楚，乞衣之间就最平等。最後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经济是发展到的。中国如此是因为他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
「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爱国真的好像天经地义的事。这个我觉得，是慢慢看到『国』这东西，不是简单的「主权人民土地」这样简单，而是一个统治工具。共产党也没说错的，他们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是他是说专制下的制度，而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国家。」
李怡年轻时在左派机构下工作，但後来分道扬镳。因为毛泽东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我对他们提出来对传媒的想法不同意，他们强调做传媒应该是，第一是立场、第二是观点、第三是方法，但立场是别人塞给你做，我反而认为第一应该是方法，即文采、技巧，你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所以《七十年代》创刊时，我说希望作者是杂志的读者，读者也是杂志的作者，这个跟左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文革初期的时候我太太还在大陆，文革到了中期，我就认为中国这样下去不行了，但仍旧抱着希望，觉得党内会不会有人拨乱反正呢？果然 1976 年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复出，推翻了四人帮。之後带来了一种思想的活跃期，当时我对共产党失望，但我对整个思想的开放，仍旧抱有幻想。当时香港是没有本土意识的，讲政治就是讲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讲大陆或者台湾，香港没政治的。香港市政局选举，投票率很低，who cares？好像世衞那个口号，哈哈。当时英治政府设立了一套那麽好的法律，大家就各显神通，卖花生、做生意做到李嘉诚那样都好，只要不违法就好。当时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居乐业，政府不需要做太多，设好法律就行。我们没所求的。当时这东西大陆没有，台湾没有。」
现在香港避不了政治，但几十年前香港人不需要政治。
「当时是这样，民主跟我有甚麽关系？其实你在台湾在美国问他们，民主跟他们有甚麽关系？其实跟日常生活没甚麽关系。日常生活需要保障你的人权，保障你的法律权利，自由跟你有关系，法治跟你有关，民主却没关系。所以市政局投票率很低，认真地讲，选哪个其实都没分别。」
「自古以来」香港人其实都对民主没强烈慾望。为甚麽到後来会强烈要求民主，李怡认为是来自六七暴动之後的本土意识。
资料图片：六七暴动
「当时共产党在香港搞暴动，要反港英政权，港英当时是不认为他们会得到香港市民支持，他们觉得香港大部份人都是中国人。英国人不太管本地人的，《大清律例》准你纳妾，没所谓的，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中国老板刻薄员工，也没所谓的，何必搞甚麽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贪污就更没所谓，中国人就是贪污的嘛。所以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管治的意识，直到 67 暴动，港督戴麟趾写给英国的信说，想不到会得到香港市民那麽大的支持……但当时大家都恐惧，共产党要强攻，香港是抵挡不到。中国外交部当时给英国最後通牒，72 小时内要释放几个他们的人，否则就会采取激烈行动，《人民日报》当时已经说出口，要收返香港。当时我还在左派，听到好兴奋，解放军要来了，结果英国没理，中国最後就派红卫兵去烧英国的驻京机构，没有攻打香港……那就是冇料到啦，世界上最有威胁的事情，就是弓满不发，但中国当时发到尽，原来都是冇料到，那香港人就觉得，香港可以继续住下去，值得耕耘喎。所以 67 暴动真是很重要，现在我们讲麦理浩时代，其实很多事情由戴麟趾已经开始，已经启蒙，开始有初阶的本土意识。到 1979 年，中国通知麦理浩要收回香港，接着中英就开始谈判，香港的政治话题才由关注中国和台湾，变成关注香港前途，当时我们的杂志也是最关注中英谈判。」
虽然香港仍有不少人自认中国人，但两者的差异，在五四运动已经开始。香港自 19 世纪就接受英国管治，接受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并且保留前现代的宽容环境；中国则在日军入侵之下，发展出救亡意识，并且逐渐走向信仰专制、大一统救国，并且接受了「社会主义救中国」。
但两者的差别，被很多时代所掩盖，直至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进入世界，并且以最大的幅度与香港融合，真相就出现在香港。作为最受冲击，失去英治保护的香港，对中国的幻想破灭，本土意识才再一次激发起来。
反送中爆发 对年青人的看法改变
李怡最在乎自由和个体。与左派、国家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他走过来；支持不受主流欢迎的本土和年青人，他走过来。大概 80 年来见过太多可怕的事，见过太多政治的离离合合和迫害。对於别人的褒贬，早已不在乎。不知道在长满皱纹的身体，内心是怎样坚韧。如果我们是天行者，李怡就会是近 900 岁的尤达大师。
反水货示威，李怡理解支持，表示：「水货蝗虫不是客，他们并未尊重我们的家是家或旅游景点观赏，纯粹只求货，不见得需双手将元朗奉上任嫖任插」；
2016 年的旺角骚乱，梁天琦出来了，遭受泛民阵营「鬼」、「鎅票」的指控，李怡说：「选民不须含泪投票，也不必天人交战，按自己的直觉，只要不投给建制派即可。旺角抗争使年轻一代在绝望中看到一些希望，新一代特别是首投族把票投梁天琦视为希望的延续」；
同年梁颂恒、游蕙祯成功选上，但最後却被中共 DQ，旋得旋失，从希望跌到绝望，本土派被一沉百踩，李怡说：「看梁颂恒、游蕙祯？自愧不如。对敢於以卵击石的向强权抗争者，无论他们多麽错误，我都永感自愧不如。深宵自省，我一生只躲在书桌前论事，引俄国小说《罗亭》的鄙夷话，是『言语的巨人，行为的矮子』……在这个聪明人充斥的时代，总要有人愿意站出来抗争，社会才不会绝望。失败几乎是肯定的。鸡蛋掷向高墙，怎麽可能不粉身碎骨？主权转移之後，一切争民主争普选的抗争，哪有成功过？但总要让强权知道，尽管多数人选择逆来顺受，仍然有人不顾螳臂当车，以悬殊之力去抗拒社会沉沦。」
资料图片，梁天琦於旺角骚乱当晚。图片来源：朝云摄
到了 2019 年的「送中条例」前夕，李怡虽然拒绝认命，但贯彻悲观。
「我是觉得会过的，因为当时中国和香港的政治形势，加上立法会的比例，整个形势我是觉得会过。6 月 9 号 103 万人上街，那晚政府提出 612 还要拿去立法会（二读），我仍旧觉得他们做得到。直至 6 月 12 日一大批年轻人去抗争、堵路，我仍旧不觉得政府会收回。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我认为逃犯条例是北京想做的事，林郑要邀功，还是北京想做？无疑他们是互相配合，王志民当时叫哂所有人要求他们支持条例，直到立法会有很大冲突，我才开始觉得有机会，因为条例上不到立法会倾，就可能会拖迟。」
「从那时开始，我对年青人的感觉就开始改变。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很撑年青人，很撑他们的想法，但我过去的想法是，年轻人确实是我们的希望，他做错都不要紧，包容他，是这样的很平常的角度。但现在我看到，真是要献身的时候，他们是会出来。你看见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你是只能由衷地敬佩。」
说到这里，李怡有点哽咽。
「反送中年青人整体来说那种勇气，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变成了一种超乎我们想像的智慧，我对年青人的想法已改变了。苏格拉底有句说话，甚麽叫善良？他说善良就是智慧。有善良和正义的追求，那里就会启发你无限的智慧。当然另一句说话就是德国的哲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说的，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做事做得很蠢，那是道德上的缺憾；有些人那麽叻，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善良的追求。以我几十年在新闻传播的经验，七日之内可以在全世界的大报章订到广告，设计、出稿、交付，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零﹗不可能的。当然反送中不只这个，而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了可能。包括创作了那首歌（《愿荣光归香港》），有个台湾朋友跟我说，为甚麽他们搞了几十年的本土运动，却写不了这样一首歌出来呢？你从音乐、国歌的、动员力、军歌……各方面来看，那首歌真是上乘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去想，他们是有智慧，这是源於他们的正义感所激发出来。」
「到理工的事件，一个人爬下水道走，已经值得拍一部戏。现在是过百人，游绳……这种逃生的能力，是超乎我想像之外，预期不到的。自从中国要收回香港，我对香港是不存希望；你说我唱衰又好，我对『一国两制』是不存希望。那时倪匡跟我说，如果香港有一百万人听我们说，出来游行示威，英国都不敢马上将香港交给中国，但当时听的人不够多嘛。当时整个社会不成熟。」
理大围城是半年抗争中最激烈的一战。（资料图片）
抗争激烈的时候，各种新手法层出不穷。由肢体冲突，到砖头、「火魔」、弓箭……很多人一开始看不惯，认为他们是「鬼」，警察假扮，会「捉鬼」，个别的人会呼吁他们「停止勇武」。李怡会不会也会觉得这些手段不好？
李怡说：「很多时候都是觉得，好惊。我好担心，理大又惊，中大又惊，612 我又惊，71 冲入立法会，我又觉得最好不要去。我承认自己在这些地方是好保守，但你叫我呼吁他们不要去，不行，我做不到。因为他们比我聪明，比我有勇气，但我心里很惊。我看直播是看到很多晚睡不了觉。我好担心失去了这些菁英。那时甚至觉得，你哋唔好咁啦，心是这样想，但说不出口。我做不到的东西，不能叫别人不要做。我觉得，我们没资格批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在前线，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感受。我认为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这样才是实现自我。你要在现场，你才知道那些是不是手足；你要在前线，你才知道那些行为应该尊重，和珍贵，但我不在现场，我没资格说。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我想社会上未有构成一个很强的声音，叫他们停止勇武。没有，没这个声音。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必须这样做。至少『逃犯条例』是搁置，至少唤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至少唤起了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身份认同的觉醒，我真的没资格批评他们。所以所有人，我想都是出於担心……尤其是几千个屍体发现……」
李怡相信吗？我们不用说明「相信甚麽」，但我们是香港人，都知道在时代的黑暗面中隐藏了甚麽。
「你怎能不信？」李怡说：「虽然没证据，但怎能不信呢？真的没法子不信。一个游泳健将会全裸浮屍说自杀，我怎能相信。现在你们就做得很好，一切都是直播的嘛，直播怎会假呢？假不了的。为甚麽《立场新闻》那麽多人看，就是直播。以前我们做新闻，是拿回来剪，经过选择的，现在直播没有的。你看到那些警察的暴力，你甚麽都会相信。如果你说看不到，是因为你没看。」
以前警察是不是这样的？
「以前警察……自从廉署成立之後，警察形象真是改变了。我真不知道近排发生了甚麽事。我又不能说警察完全没好人，五六年，有一次我漏了一个袋在的士上，里面都有几千元。我就回家，工人告诉我，警局打电话来，说司机把我的银包拿回去。我就多谢那个司机，我就去中央警署，到他拿东西出来，给我点算，那个过程我看到是非常专业，非常人性，我印象很好的。例如他们说，不要公开点钞票，别人看到，就给了我一个房间点算，逐张钞票摊出来，看有没有少了。做事情很规矩，是帮我做事的……总会有好的品种留下，但现在是一种群聚效应，好的东西会失去。大家一齐的时候，互相传染，不跟着做就衰仔。好像早前在邓炳强的饭局，你一不跟着唱跟着笑，你就是衰仔，其实他不一定是想参与。是这样的吧，这种效应下，就很难讲有甚麽好人。这可能真是香港最大的悲剧。因为警察是所有人最常接触的公务员，有甚麽事，家里打交，要报警，是维持社会很重要的东西。现在警察这样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另外一个是公务员，真不知为甚麽会变成这麽蠢。」高官？「不只高官啦，普遍公务员都质素低啦。好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公务员，你怎会跟着政府旧时那个标书去买厕纸买口罩？政府以前买东西，原则是价低者得。他现在就叫公务员出去买 5700 万厕纸，要他们填好厚一堆 form，现在甚麽时势？全世界都买口罩，你这样买口罩？买不到是一定的啦。你执行命令都不是这样吧？跟以前的规则，你都问一句，阿 sir，现在全世界都在抢，我们这样买得到吗？但现在他们就是，就咁罗，就这样发出去。」
这些年来，香港是不是全方位向下？
「当香港受一个专一的权力去统治，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十分沉重，李怡觉得香港或香港人有没有出路？
他沉思了一阵。「……香港人会有出路，但时间会相当长，不是短期可以做到。最主要取决於香港人自己本身，他的坚持和醒觉。」够不够醒觉？「已经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但对於对抗中国这样一个强权来说，是不够的，还要多方面努力的。现在看到很多方面啦，国际战线、经济战线、文化啦……选举都，多多少少，在体制下面，都是一种声音，但起不到决定作用。」
「决定作用一定是坚持我们原有的价值，不停的抗争，用各种形式，在各条战线。将来不知会怎样，也看中国和国际的前景。变化可能会突然来，很快，也可能很漫长，拖很久，好像现在那个新型病毒一样，可能突然熄灭，没人知道结果，但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你跟疫情做一个对比，香港人现时感染疫情的人数少，是一个很大的意外。香港人的自我防护意识，应该是说世界少有的。现在个个都戴口罩啦，你看台湾和日本，他们不是这样。」
「香港这种本身的质素，1979 年到 1997 年之间，我有个在中文大学教书的朋友，他一直在外国读书的，他说香港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不是之一，是最文明。香港人的质素也是全世界最好，不论是对外沟通、对国际的融合、对人的善意。现在当然差了。然而现在反送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国际联系，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无得顶的。不论是文宣，各方面。在条例的谘询期，没人理的，外国也不理，现在不用花钱登报纸引起关注，整个世界的名记者都来采访。加泰又好，都不会像香港的独立运动那样受关注……好了不要说独立运动，自主运动吧，免得又说政治不正确。台湾也没受到那麽大的关注。」
「陈方安生在 BBC《Hard Talk》的对话，直程是精彩，没一个中国人可以这样回答问题。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像何韵诗黄之锋梁继平那样在美国国会说话，不是说中国人英文也说得不好，而是他们讲不到像我们的人。你看中国驻英大使，他英文说得不错的，但讲到像屎一样。一看就知道他胡言乱语，谎言，他整个 mentality 和观念都是受权力主导的。我感觉 14 亿中国人，找一个去美国国会讲中国的立场，能不能讲到这样好？我敢说，一个都找不到。不是他们没能力，而是整个政治框到他们没了自由意志。你怎做中国人呢？我们怎做中国人呢？我们做返自己，做返个人就好了。」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歌手何韵诗等人，9 月 17 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言。
「1986 年前後，那时我们对中国、基本法、回归，大家认为不可抗拒。有一次我在电视讲，当时都引起不少人议题。我说，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采访新闻，如实报道，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在香港可以继续教书，按自己的知识，出於自己自觉自愿的心理，讲自己的知识，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如果我在香港做生意，那我都愿意做一个中国商人。如果不行的，我宁愿离开香港，做一个人，不做中国人。」
所以有一段时间，李怡跟子女移民，但後来又回来了。
「但不行的，因为人很多时候，写政治文章你知道吧，多数要讲理性，但一个人做事、走哪条路，是受感情支配，不是理性支配。所以我是很难离得开这里，有一种感情的牵扯。本来旧年我就开始想自己的事，但又被反送中扯走了。因为它就在这里发生，感情不由自主被它带走，人抗拒不了感情。人可以抗拒很多东西，但抗拒不了感情。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计算的，如果计算，我就没必要留在这里。如果这里好地地，没事发生，我就应该走了，好过在这里做独居老人。好像有个儿子是弱智或残疾的，你特别要关心他；如果儿子很聪明很叻，就话知你啦……我解释不到，只能说是一种感情。就在这里看看怎样发展。」
白驹过隙 掌握此刻
李怡 83 岁，会不会觉得不够时间？
「时日无多？会，但我现在觉得要顺其自然。我本来想写回忆录，但我现在觉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很多事抗拒不了。人生还能挖掘几多经验，计算不了太多，我做几多，就做几多。我不是想对这个世界和社会有甚麽影响，其实也可能没甚麽，你们年青还可以……主要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和心意，去做，就是在生命最後岁月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生人是他行为的总和嘛，对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得痛痛快快，不要插着全身喉。」
「很多事是无常，不知道的。我还是相信存在主义那句，每一个人掌握着自己每一刻的存在，这一刻我要自己掌握。下一刻，到了就要掌握。会发生甚麽事呢？我又不是算命先生，我说不准，我自己是觉得，香港人的自主意识，不会走回头；香港人对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会走回去中国人，不会走回去依附，不会。我们是由年青那代感染到上一代，不是，我老早就知道。年青人愿意为香港牺牲，那我们还有甚麽不能牺牲，我还有多少年命？他们有多少年命？他们不是更重要吗？他们更要为自己设想。他们都可以了，我们都应该可以。香港要和中国区隔，我不说到独立咁强啦，这个意识，我不认为可以回头，只会越来越强。」
「本土是由年青一代推动，好奇怪的事呀。主权转移之前，没有这种想法的。越小的越有这种天然的想法，不是教出来的，我们没教他们的。你知道吗，现在中学的才最坚决。你不用问他们的，他们不争论的，我就是这样。统一好，独立好？他们不讨论，他们就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以前现在将来也一样。」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2/26/2020 12:25: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