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柴春芽：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文学想象与政治阴谋论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柴春芽@chaichunya1975 （ 作家，导演，静照摄影师，零八宪章签署人，流亡者，现居日本奈良。 ）
I
任何一个好莱坞导演能够拍出这样的灾难片：恐怖、阴暗、荒诞、魔幻，混合着政治阴谋的幻想和源远流长的愚昧。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而是有理由怀疑，这场引起世界恐慌的新型冠状肺炎（Novel coronavirus）大瘟疫，不仅是自然的危机，更是典型的中国制造的灾祸，几乎可以当做不宣而发的生化武器“超限战”，就像中共的智囊和军事专家以一种傲慢的语气着书阐述的那样，针对的竟然不是来自国境之外的敌人，而是自己的人民。
中国军队作家乔良和空军大校王湘穗联合着作《超限战》，意在复苏蒙古人征服中国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手段和惟一掠夺的战争目的——就像成吉思汗的名言：“抢人战马，掳人妻女”——意在向世界宣示“中国崛起”後将会采用的军民一体的恐怖主义式的战争方式：贸易战、金融战、新恐怖战、生态战（不惜破坏大气环流和臭氧层）。显然，这是毛泽东恐怖主义战争思想的延伸。
实际上，无论中外，战争并非没有界限。春秋时代，公元589年6月17日，齐国和晋国在鞌（今济南之西）发生战争。晋国司马（掌管祭祀和赏罚等军政）的韩厥御车而战。他在追赶齐顷公时，齐顷公认为他是一位君子。射杀君子不符合儒家礼法，因此，他只射杀了韩厥左右的两名御手。即使被德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Weber，1864—1920）称为“武士之信仰”的伊斯兰教，也在公元610年产生了自己的战争法，以保护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老人和神职人员）的生命、尊重敌方战斗人员的尊严，禁止在军事必要的绝对要求之外对敌方的财产进行蓄意的破坏。在先知穆罕默德颁布的“麦地那宪章”中，有如此规定：1. 信士们与敬畏者必须讨伐那些欺压他人者，或违犯大罪或迫害他人，或在信士之间为非作歹者；居民必须全体共同主持公道讨伐这些不义，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犯错也是一样对待(古兰经16章90节)；2.如果两夥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解；如果一方压迫另外一方，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一方，直到他们归顺安拉的命令；如果他们归顺，你们应当秉公调解，主持公道；安拉确是喜爱行为公道者(古兰经49章9节)。日本的武士道素以最勇猛的战斗精神而闻名世界，但在外人看来颇为血腥的武士道的後面，蕴含着武士对生命的珍惜。公元1184年，日本平安时代末期，须磨浦战役中，镰仓幕府御家人（武将）熊谷直实按倒一名敌方武士。揭开对方头盔，发现是个少年。熊谷直实对少年说：“你走吧，年轻的公子，逃到你母亲那儿去吧。”年轻武士拒绝逃走。为了维护武士的尊严，年轻武士祈求熊谷直实砍下他的头颅。听着己方士兵渐渐迫近的脚步，熊谷直实说：“与其让你死於无名之辈，不如让你在我手下解脱。”经此一杀，熊谷直实厌弃赫赫武功，削发为僧，躲入山林寺庙，在佛教中寻找忏悔和救赎。基督徒更是在坚持神创造世界时所确立的律法（十诫）和界限（万物各从其类）。美军的随军牧师只负担信教士兵的灵魂牧养和战死士兵的灵魂安慰，而绝不会扛枪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军下士德斯蒙德・杜斯（Desmond Thomas Doss，1919－2006）因为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而拒绝携带武器和杀死敌人，最後以军医身份被派往太平洋战场。他在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情况下於日本军队据守的钢锯岭拯救了多达75名伤员，而获授荣誉勋章。惟有埃及法老哈曼才会和成吉思汗一样发出恶毒而恐怖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
惟有中共，把战争变成了灭绝人性的杀戮。1948年国共内战时共军围攻长春，150多天的围困，城内平民有人逃出，就会遭到共军的打骂捆绑和开枪射击。阻止平民外逃以便消耗城内资源，最後导致10-65万人饿死（参考台湾作家龙应台着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共更是对军人进行长期洗脑教育，将其变成政治机器。朝鲜半岛战争（1950-1953）第三次战役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沃克车祸死亡後，12月5日，李奇微胸前挂着手雷和急救包抵达韩国接替其位置。他下令主动放弃汉城，退守汉江以南。 汉江冰面被美军炸开。中共士兵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涉水过江，有的不脱衣服就挑人江中，有的脱掉裤子过江後，来不及穿上就裸体冲锋。 多年以後，一位美军退役老兵回忆说，中国士兵因棉裤冻冰，致使双腿不能打弯，他们只能像木偶一样僵硬冲锋。 看到大批士兵在眼前倒下，看着後面源源不断的士兵蜂拥而上，这位美国老兵说：“我的心在颤抖，握枪的手也在颤抖，当时，我希望有一颗子弹把我自己打死。”
在拥有了核武器和可能秘密研发的生化武器以後，一个东方魔兽终於崛起。它将以中共顶层智囊所鼓吹的“超限战”，无视人类的一切宗教信仰，无视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将一对双胞胎婴儿胚胎细胞的CCR5基因进行改造。当中共官方媒体发表正面宣传报道时，这种无视科研道德和人类伦理的行为立即引发世界的震惊和西方科学家的谴责。震惊和谴责之余，人们应该看到，二十年美欧西方国家的左倾绥靖主义和“华尔街之狼“的资本主义贪婪，共同培育了一个东方魔兽。从基辛格时代为了遏制和摧垮苏联而暗中援手中国，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克林顿总统唤起的美国民主党的天真的愿望：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培育中产阶级从而致使中国渐变为民主自由国家，全都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中共，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敬畏和世俗道德之约束的政党，一个任由独裁者挥舞疯狂梦想的国家裹挟着一群被政治洗脑的愚昧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了世界霸权的争夺。
作为中共智囊的王湘穗继《超限战》之後，撰写了另一本着作：《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在中国严格的出版管制之下，能够公开出版的军事和国际政治着作，全都可以看作中共官方的姿态和宣言，可以看作是“定於一尊“的习近平思想的表达。
毫无疑问，在美国和欧盟之外，中共通过“输出腐败”的美元援助的“经济陷阱”，企图构建“一带一路”的亚非拉包围圈，让自己占据“三国演义”式的东方第三极，让一种纳粹式的法西斯僭主政治体制成为民主宪政和自由经济之外的一种名正言顺的“合法存在”。而这种“合法存在”或许仍是中共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阶段，延续着1960年代毛派游击队革命大输出的狂想。热爱民主的人们不得不操心，中共秘密研发的生化病毒会不会也像当年的毛派游击队革命那样输入自由世界。
II
美国恐怖悬疑小说家迪恩・孔慈（Dean Koontz）像个时光穿越者。他以自由世界之公民的担忧和先知般的预言，早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黑暗之眼》中，就描写了一种类似於2019年出现在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袭击。
一个名叫李晨的中国科学家骗过美国，携带着一个磁碟记录器。
这个磁碟记录器装载着过去十年中国最重要最危险的新型生化武
器。他们把这东西叫作“武汉-400”，因为是从武汉郊外一个RDNA
实验室生产出来的。这是第四百个出自研究中心的人造微生物可行
毒株。
武汉-400是一种完美的武器。它只感染人类。没有别的生物
能携带它。就像梅毒一样，武汉-400在人体之外不能存活超过一
分钟。这意味着他不能永久地污染物体或整个区域，像炭疽病毒或
其他微生物病毒那样。
……中国人能够利用武汉-400消灭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
而且在他们冲进和占领某个被征服的领域之前，他们毫无必要进行
清污。
……尤其，武汉-400比绝大多数生化物拥有更重要的优势。
首先，仅仅接触这个病毒後四个小时你就会变成一个感染者。那是
一种不可想象的极短的潜伏期。一旦感染，没有人能活过二十四小
时。多数人会在十二个小时内死亡。这比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还要可
怕。无可想象的可怕。武汉-400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没有人妄
想能活。只有上帝知道中国人在多少政治犯的身上做过人体试验。
人们永难发现抗体或疫苗来有效地抗阻。病毒会迁移到脑干，在那
里，病毒开始释放秘密的毒气，吞噬脑组织，就像电池酸溶解纱布。
它会破坏大脑中掌管整个身体自主功能的部分。受害者会失去脉
息，功能器官和应急呼吸。
流亡美国的反共人士张林——他曾在中国陆陆续续坐牢十六年——提供了一个比迪恩・孔慈的小说《黑暗之眼》更为恐怖的推理论证：中共特工对参见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军人投放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企图使他们回到世界各地的驻军基地之後，发生大面积感染，从而瘫痪美军；乘着美国大乱之机，共军武力攻占台湾，进而称霸世界，实现中共党政军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习近平鼓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明白，这个空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如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里叶那样天真的乌托邦，也不是充满血与火的马克斯共产主义那样的幻想，而是一个具备了现代科技并且拥有了垄断资本的狡猾又残酷的集中营。人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个裹覆着汉族文化外衣和虚假笑容的游牧蛮族。
武力攻台从来是中共的战略目标。1996年，李登辉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後，共军第二炮兵和南京军区分别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中共少将刘连昆把共军的一份“联合九六一”演习计划泄漏给中华民国。刘连昆是已知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後第一位充当间谍的共军将官。这份军事计划显示，演习随时会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李登辉秘密派遣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丁懋时两次赴美国求救。美国随即调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驻在波斯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赶赴台湾海峡，震慑北京。作为政客的李登辉为安抚民心，公开宣讲中共军队发射的是没有实体击发弹头的“空包弹”。这引起中共反间谍部门的注意。潜伏在中华民国军情局的间谍李志豪将刘连昆和其他几名中共军官的名单传回大陆。刘连昆被捕，於1999年被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将近200名解放军军官牵连受审，30多人被判刑入狱。刘连昆应该是中共军队内部凤毛麟角般厌憎中共而同情台湾，甚至可能还期待着未来中国走向中华民国那样的宪政民主之路的人。2005年，中共颁布《反分裂国家法》，为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法理依据。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前夕，中共前中将王洪光声称：“解放台湾时机正在成熟”。大选落幕，具有独立意向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大陆旅美学者李毅发表文章称：“和平统一已无可能”。他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应在2017年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2016年後，共军战机开始常态性地绕台湾飞行。
2019年10月18-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的消息，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举行前的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人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应急处置演练。“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
世界军人运动会过半时，金牌和银牌数遥遥领先的中国军队运动员却传出作弊丑闻。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发布一份声明指出，中国越野男女运动员得到了“观众”的帮助，为他们在赛事路上做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标记，预设“秘密小径”供超近路；这种行为丧失了“道德指南”，而“大规模”作弊为此项比赛蒙上了阴影。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自幼就在撒谎和作弊中成长。我还记得初中三年级的《生物》课考试，全班同学都在抄袭，又瘦又高的监考老师——同学们传说他是个经常诱奸少女的大色鬼——坐在讲桌後面打盹。因为不是主课，老师和学生都想应付了事。我有一种恶作剧的冲突，就在试卷上写了一首表达凌云壮志的古体诗，以示对作弊现象的讽刺和对同班同学的失望，署名是“二十六画生”，模仿的是美国专家作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38年－）在《毛泽东传》里提到的一个情节：1915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意欲殖民中国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并准备复辟帝制，怀着救国梦想的22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出征友启事，欲寻同样爱国志士为友。到了高三考完大学，我们这些底层人家的孩子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女冒名顶替。2009年，新闻媒体报道了罗彩霞被同班同学冒名顶替的丑闻。罗彩霞在高三复读一年後考上天津师范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她才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王佳俊在其父亲王峥嵘（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操作之下，冒用罗彩霞的信息和第一次高考成绩，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大一时，远离乡下来到省城的我常常因贫困而挨饿。为了挣一点生活费，我当了一回“枪手”，在一次成人教育考试中帮别人替考。买通监考官，伪造准考证，寻找替考者，这一切，就像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链。我曾两次作为武术运动员，参与作弊。一次是代表我所在的母校，参加省级少数民族业余运动会。校方为我和另一名运动员伪造了身份证。我的民族改为土家族，另一名运动员的民族改为满族。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汉族。另一次，我以少年宫教练的名义参加了比赛。到了比赛时，我才发现，几乎每一个派出运动员的单位都在作弊。他们甚至从外省请来国家级的职业运动员为他们挣得荣誉。我还为一位省委党校的教师抄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成了他的“科研成果”。
没有神之敬畏的国家，人的虚荣和逐利的贪婪无以复加地倍增。而每一个在这谎言国度里生活过的人，他/她的罪必然在这恶上有份了。
或许真像张林推理的那样，美国人喜爱清洁的习惯避免了中共下毒的诡计，结果却导致作为生化武器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先在武汉天河机场扩撒，感染了中国人。为了掩盖这个阴谋，转移美国的注意，中共又在华南海鲜市场投放了病毒，将病毒的感染源归咎於蝙蝠。
中共习惯性的撒谎和毫无底线的邪恶，不得不催生人们无远弗届的想象。一个月後，中共当局更可怕的作弊，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尴尬的丑闻，更是一场瘟疫的大恐慌。同时，这也激发了人们另一种无远弗届的想象。
一位流亡美国的亿万富翁用他一贯的“老领导内部爆料”的魔幻般的“革命”方式，暗示这场瘟疫的背後隐藏着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许多“爆料革命”的追随者或许会想：“这是一场政变的前奏，因为生化时代的病毒武器，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政变方式。”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自2012年以来掀起政治清洗式的“打老虎”“反腐败运动”狂潮，把海外盛传准备举行政变的“新四人帮”全部抓捕。他们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从2012年到2020年，中共党政军及国有企业负责人（副部级和副军级以上高官）合计273人被查处。“新四人帮”的背後，老谋深算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明像个古代深宫里的太上皇，默默地操控着中国的政治。虽然他的前锋一个个黄沙折戟，但他仍然以多年前在党政军内培植的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维护着一个家族部落式的权力。那些被查处的高官的亲信，也许时刻梦想着复仇。生化病毒极有可能成为发动政变的秘密武器。
III
遭到多人质疑，极有可能出自武汉P4病毒实验室的CoV2019肺炎病毒，自始至终，都以其自然属性和人为赋予的政治属性而存在着。它以其自然属性感染人的身体，又因人为赋予的政治属性而侵蚀公众的大脑，就像科幻悬疑小说描述的那样。这是病毒演化史上最为特殊的景观，只在中国式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才有可能出现。
有必要为世界保存一份极权主义病毒传播学的样本。我们不需要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用杂技般的哲学术语堆砌而成的阐释：《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又是一次对西方的批评。但我发现，齐泽克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哲学阐释没有体温和疼痛，也没有意识到这场瘟疫背後的极权主义政治的邪恶。不是有人“试图淡化疫情”并为之“应该感到羞愧”，而是有人利用疫情完成了纳粹式的统治。真正羞愧的也不应该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而是纵容和绥靖了中国人之恶的我们世界各处的所有人。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共这朵恶之花与培养了它的中国人这片深厚土壤的关系。我们不能清晰地透视中国人培育的这朵中共的恶之花反人类的本质。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人全体正为多年的自私自利、残忍暴戾和无知愚昧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殃及别国的人民。我们应该为之感到羞耻。我们正在承受的，就是这种常年被忽视终而火山般爆发的疼痛。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的恐惧，我们自己的怯懦，我们自己的罪与恶，我们自己的“黄汉”种族主义，必须正视举国没有一个英雄的事实。没有英雄，人们就制造英雄的幻觉：抚慰群众焦虑的官方专家，把真实讯息当作护身符一样在熟人社会私密传送的医生，以比干剖心式的君谏姿态用半白不白半文不文的腐朽汉语发出呼吁的体制内学者。没有爱，人们就制造爱的幻觉，CCTV的新闻联播和春节联欢晚会那种铺张浪费的爱，整个社区的人敞开公寓楼的窗户对着瘟疫弥漫的空气齐唱红色歌曲的宏大叙事的爱，“武汉加油”的“文革”口号式的爱。唯独缺失神-人之律法契约下的救赎恩典的神圣之爱，爱邻人如己甚至宽恕敌人的爱。而加速度的隔离、伤害和灭绝却被掩盖。一面是长此以往的国家机器的伤害和灭绝：杜绝救治任其自生自灭、搜捕-隔离可疑的肺炎感染者；一面是官方从民间重新唤起的巫术诅咒的伤害和灭绝。自流井区仲权镇党委政府的宣传横幅写着：“故意隐瞒，不主动自行隔离，断子绝孙。”白浪街街道办公室的宣传横幅写着：“这个时候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向你索命的孤魂野鬼。”一个用现代化的景观堆砌而成的社会，一夜之间，就撕开这层假面，暴露出其原始部落的真相。
二战前惊恐於纳粹德国的可能侵犯而写出戏剧《白色瘟疫》的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反讽式的想象变成了现实。戏剧中神秘而恐怖的传染病来自亚洲，出现在一个法西斯行将掌权的国家。这种白色瘟疫只侵害四十岁以上的人。一个医学专家幻想着找到诊疗方法以便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还拟定计划把有症状的人送往严加看管的拘留营。在剧末。白色瘟疫使该国的独裁者一命呜呼。
中共当局用了十天时间就建起了两座军队掌控的拘留营式的收治所：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CCTV用航拍镜头和大型摇臂镜头拍摄的电视直播向全世界宣扬“中国速度”。高峰观看人数达4000万人。2月31日，工人在建筑工地上爆发冲突，展开群殴混战，CCTV的直播随之中断。两座医院的命名采用了中国的巫术：火神和雷神驱瘟神的神话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理论。医院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一条从建筑工人的手机视频上流出的画面显示：单独的房间，只能进不能出的门，像一座巨大的拘留营。没有人知道被送进去的重症肺炎感染者会不会活着走出来。没有新闻媒体报道住在这两座医院里的病人的状况。从武汉封城後勉强传出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的命运到火神山医院为止。在线广播节目“故事FM”中，一位名叫阿念的26岁的女孩，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IV
第一通电话：一张死亡卡
1 月19 日，我坐高铁回武汉过年，後面几天开始腹泻、高烧。 从北京回来以後，我就没出过门，我想应该不可能是肺炎。 朋友们都提醒我要小心，於是我去网络在线问诊，得出的结果是普通感冒加上急性肠胃炎。 2 月6 日的时候，我外婆开始出现呕吐的症状，吃不下饭。我妈说要把老人送去医院，但当时武汉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怕本来没病的，送去感染上了怎麽办。 後来我外婆已经演变成完全无法进食的状态，情况真的非常危险了。我妈说：“不管怎麽样得试试。” 2 月10 日晚，我爸妈带着我外婆去医院，留我一个人在家。 那一晚真的太难熬了。凌晨3 点多，我爸打电话给我：“你快收拾一下过来做个检查，你妈和你外婆可能都疑似了。”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真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有什麽东西掉下来，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 在医院拍完CT 後，我去看外婆。 外婆手上挂着三瓶水，躺在椅子上，有一点半昏迷、特别虚脱的样子。 然後听到她说：“这里好冷，好冷。”我当时就把羽绒服脱下来，披到她身上。 就在一瞬间，外婆非常激烈地反应，她说：“你穿上，特别冷！”这几个字打在我心上，特别难受。 我好害怕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後一句话。 CT 结果显示，除我以外，我家人都是双肺感染，血常规有炎症，怀疑是病毒性肺炎；我是单肺有纤维灶，没有炎症，病症非常轻。 几个小时以後，我们又顺利地排到了核酸检测。 你会进入一个小黑屋，像医院的注射台一样，上面有两个小圆孔，然後你把头伸过去。里面的医生会拿一根长长的棉签捅到你鼻孔里，她还会在你的鼻腔里软骨那个位置转一转，挠一挠，特别疼。 感觉有一股凉气从鼻腔直通天灵盖。我长这麽大第一次知道原来我鼻腔里还有这麽长的一条路，曲径通幽的感觉。 核酸结果大概两三天後就能在网上查到。2 月13 日中午，我爸先查了自己的，发现是阴性的时候，特别开心，好像得了奥运会奖牌似的，摆出了胜利的姿势。 我想我爸都是阴性，那我肯定没事儿，随便查了两张卡，然後截图发到我们家庭的微信 群里，还很得意地说：“你们看，我是阴性。” 过了一会儿，我爸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孩子，不对啊，你怎麽是阳性？！”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如此崩溃的样子。他双手撑在桌面上，不停地说：“肯定不是你，肯定是错了。我们四个是连在一起的，阳性的肯定是我们。” 前一秒他还在为自己的结果是阴性而兴奋，现在却说阳性的一定不是我，生病的一定是他们三个中的一个。 就好像，有一张死亡卡被我抽到了。他们说：“不行，这个不是你抽到的。” 每个人都希望死亡卡是自己抽到的。
第二通电话：第64 床病人
我知道核酸结果的当天就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了。 我外婆虽然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根据临床诊断，判定为肺炎重症，被送往火神山医院治疗。 我父母也隔离在了不同的地方，一家人现在四散在各处。 方舱医院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近，真的是“同病相怜”。 病友A：你不要哭了，你屋里头什麽情况啊？我屋里头5 个，她（阿念）屋里4 个人。 病友B：有个7 岁的小孩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 阿念：不要哭了，这是社区必须要管的，你打电话给社区投诉，或者打市长热线，要不然我帮你打。 病友C：你赶紧在网上求助。 病友A：你要坚强一点，这个时候女人是一个很强的精神支柱，男人没有女人坚强，他会很快崩溃的，女人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有韧性。我家里现在就是我老婆一个人在主持大局。原来很多大事情都是我做的，但现在她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所以你也是一样，你不能崩溃，你要坚强。 今天早上，隔壁64 号床的大姐姐病情好像恶化了，医生说要让她转院。 她坐在床边，我就这样看着她，心情很复杂，彷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她长了张圆圆的脸和眼睛，栗色卷发，很清秀，但是脸上盖不住有岁月沧桑的感觉。 突然，她惨笑了一下，对我说：“他们说我要转院，肯定不是好的结果吧？应该是病情严重了吧？” 我不知道该怎麽回答。然後她就和我讲起她自己的故事了。 姐姐的老公得了脑动脉血管瘤，前阵子动了手术，大姐因为一直在医院照顾他，感染了肺炎病毒。 她还有一个16 岁的儿子，老公现在无人照顾，三个人就这样困在了不同的地方。 让我很揪心的一点是，姐姐现在都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母亲，每天还要装作一切都很好的样子和母亲报平安。 “如果告诉老人的话，她还有活路吗？” 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她自己又说：“先不告诉她，万一我能活呢？” 如果你看过一个人特别絶望的眼神，你是不会忘记的。 姐姐收拾完东西后，在床上躺着，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些什麽。 过了一会儿，她把发的军大衣盖在了脸上，偷偷哭了一会儿。 我在旁边目睹了她跌宕的心情，什麽也做不了。 我今天觉得特别累，後来就睡着了，等我一睁眼，那边已经是一张空床了。 床头贴着的，关於她的名字、医生、病情，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消失了。 我曾经害怕我认识的人会成为统计数字里的一个数字，结果我自己成了确诊，变成了某个名单上的一个数字。 这个姐姐也许将成为另一项什麽数字，但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只知道她是64 号。
第三通电话 ：一夜长大
今天终於看到广场舞了！ 中午的时候，方舱医院最中间的大喇叭开始放音乐，我们都围了过去。一开始跳的呼吸操，非常简单的动作，没做几下我就累了。 後来她们真的跳起广场舞的时候，我看得眼泪都掉了下来，真的太燃了。 特别是今天舞群中的C 位大妈，穿着粉色珊瑚绒的睡衣，特别自信地教大家怎麽跳。 然後有人问她，这首歌的舞你会跳吗？她特别自信地一甩头。 “我跳舞从来不挑音乐，什麽音乐我都会跳。” 我当时就被打动了。隔着口罩，我能看到她的微笑，虽然整个经历也许是痛苦的，但此时此刻，她是无比快乐的。 说实话，我在这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哭声，真的好惨。 我找护士申请完了以後，我爸来找我了。 他们早就知道外婆的状况，但是一直没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知道了一定会去。 但是火神山比方舱危险多了，我爸说：“你不能用你20 岁的生命换你外婆90 岁的生命。” 说实话，我以前也很功利地认为，一个年轻人去救一个老人，好不划算，特别是如果这个年轻人是高材生的话，那就更不值得了。 但在亲情上没有衡量，没有值不值得。 我妈非常痛苦，一边是她母亲，一边是她的女儿，她都想救，可是她握不住。 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她说：“你问一下可不可以转院去火神山，你外婆现在不是很有求生欲，她很痛苦，不想活了。” 我妈希望我能过去照顾外婆。 “也许她跨不过去了，至少你能见她最後一面。让她走得安心。” 听到自己的妈妈说这样的话，我真的心如刀割，我想现在就去火神山。 但转院的事情没有这麽简单，不仅需要方舱这里放人，火神山空出床位，还要有关部门批准。 我把东西打包好，坐在床上，等他们喊我转院，但是一直没有等到。 我爸妈找我视频，对我说：“你年纪太小了，症状太轻，不被批准过去。” 我下意识是怀疑的。我很生气：“你们是不是骗我，不想让我去？” 我爸黯然地说：“你别多想，火神山床位这麽紧缺，那一张空床有别的重症病患需要，不能让两张床只救你外婆一个人吧。” 我觉得他说得对。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对的，可为什麽就这麽让人难受呢？ 我们有太多自私和无私之间的衡量。我明明知道什麽是应该做的，可我还是会有自私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脑海里想的是：我帮外婆盖衣服的那个画面，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最後一面？ 今天在申请转院的时候，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有个女人问我怎麽了，我简单和她说了下情况。 她说：“这有什麽，我妈昨天刚去世。我们都这样。” 我当然不接受这种说法，痛苦是不可以被衡量和比较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在这里，所有的情绪就像波浪，有高有低。一浪打过来，让人痛不欲生，下一个瞬间，也许她就站在广场舞的队伍里，奋力地舞动着。 他们的悲痛，你看不见。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去火神山，但我不想再打扰医生护士，也不想让我爸崩溃。每一个选择都好难好难。 在我爸妈眼里，我还是个被捧在手心的孩子，特别幼稚。 可我却用一种极其疼痛的方式长大了，它不是循序渐进的，是时代的大手拔苗助长，硬生生把我从土里拔了出来，拉扯着我全部的情感。 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爸这种说话特别不好听的人，最近每天都给我们在微信里发红包，红包上都会写上一句暖心的提示：“我爱你们，盼早日归。”
V
2 月19 日，阿念获准转移到火神山医院。转院的这一天，她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写了四个字：义无反顾。故事FM的编辑说：“阿念，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地回来，我们在北京等你。”可是，从此之後，再也没有阿念的消息，仿佛火神山医院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驯服而安静地坐上运输工具，驯服而安静地，在集中营的焚化炉里消失。那是在1940年代。2020年的火神山医院，人们只是在2月16日的一夜暴雨过後，看到一条从工人的手机视频上流出的画面：雨水哗哗，从天花板流下，工人在匆匆补漏。
1月23日凌晨2时，官方宣布预警，武汉将在本日封城，所有交通工具全部停止运营。1100万人口的城市像是突然进入了战争状态。这给人们带来了莫名的恐慌。拥有私家车的人连夜出逃。网名“于辰辰Barbie”的人在新浪微博发文，说他与一位发烧的朋友吃了退烧药降下体温，躲过高铁站入口的测温安检，逃到上海迪斯尼游玩。一个名叫颜紫珣的女子搭乘飞机前即已出现发烧和咳嗽症状，她却吃下退烧药，混过机场安检，成功进入法国後在微信朋友圈发讯息炫耀，致使法国卫生部长阿格里斯布辛（Agnes Buzyn）不得不在1月24日证实：该名女子已被找到并在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异见作家黎学文本来订好了23日中午12时的机票，准备飞往广州。获悉封城的消息，黎学文连夜改签机票。凌晨2时许，黎学文去接老人。拦住一辆出租车，一家人赶赴机场。若是再晚半个小时，高速高路就会封闭。黎学文自行在广州居家隔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说：“短期内不会有骚乱……但是时间一长就难说了。武汉市一直没有给予公众足够的知情权，没有真实数据，大家内心都很惶恐。”作家野渡说：“现在所谓封城是官方的一种恐慌式的应急反应。後勤安排和人力支援全部没有做，这可能导致人道灾难，甚至可能比疫症所造成的危害和带来的灾害更大。民众在生存的前提下当然可以选择离开。”
2月1日，一位网名叫“六月”的女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用来描述武汉封城後的情状——
大家好，我是武汉人。 每一天的清晨和深夜，我的丈夫都抚摸着我的泪水，一次次低声说，什麽也不要说，什麽也不要发。 从1月21日到今天，我经历了疑惑、紧张、失望，伤怀，愤怒，痛恨，悲恸，此刻，我要说的这些，坚定而安静。 我在旋风激流的中央，我很清楚，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镇静而干净。 我不需要你们问候我的安好，我很好，我在武汉的家里，没有出门，衣食不缺，但我不能无视这座城市的哀嚎。 电视机里歌舞昇平，这座城市已经休克，空无一人的街道，此起回荡的只剩下，救护车的呼响。我曾幻想过无数的末日情景，却未见一个来得如此静谧。 哦，忘了告诉你，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路口、和每一个方向，全是红灯，无车通行，无论等多久，也不会出现别的颜色。 一开始，街上突然有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市民们疯转着各类倒地的视频，我也觉得玄幻不信。後来，看见医院的视频里，有倒下的人，我们将信将疑。 直到昨夜，一名律师的镜头下，医院的大厅里，有一个坐着死去的人，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怎样看到了他。他坐在那里，已经死了，连数字都不是。旁边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等待着命运给一个获得盒子的机会。 律师还说，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着吊瓶坐在医院外的寒风中，支个杆子输液，他哭着说曾经和家人吃过饭，和朋友打过牌，如果自己中了，那他们该怎麽办。 我家人认识的一位顺丰快递员，他感染了，导致全家感染，没有医院收治，他的妻子还怀着孕，我听到的时候，装作没有表情的样子背过身去。 我爱这个国家的人们，捡废品也要捐钱的老头，上前线不眠不休的护士，自发接送医生的司机，民间的义工，热血的建筑工人，捐钱捐物的海外学子，我越爱你们这些人，我就越难抑哭泣。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度便会太平盛世，我们会听到齐声的呐喊，会自豪於富裕和强大，我们会不断歌颂今日之英勇，但目睹过故事的我，拒绝在未来看见那些掌声与表彰。 我只希望你们记住，这座城市经历过的呜咽与哀嚎，那是几万个家庭，若真要问数字，我告诉你们：每一盏熄灭的灯，都承载着五公升的眼泪，那些痛，不该被原谅。 母亲们怀胎十月，孩子牙牙学语，十年寒窗苦读，一生勤勉奋斗，六个钱包 买房，只等平安度日，一切，终於绝望，埋葬於无声。 谁，来还这些人的一世辛苦。 我不谈政治，不关心权力，我自知无能，不议朝堂。 但我不想你们在每天无数混乱的声音中，看不见饱受苦难的我的人们。 我们自幼听话，真的很听话，可以排队十小时，等一个门诊的号码，我们愿意封城，愿意封家，甚至低调沈默。 我们让渡了所有的权利，求一个庇护。 可是危机来临的每一天，我才痛彻心扉地明白，乌穹之下，没有幸存者。 谢谢看到这里的你，我不需要安慰，我只希望你们记住这座已 经无力哀嚎的城市，它不曾被洪水冲垮，却溺於爱它的人民的眼泪。
那些在公寓住宅里被强制隔离的人，半个月之後，出现了精神癫狂。住在27层公寓楼的一个人一把一把撒下人民币，像秋叶一般。
没有人救治的肺炎感染者却四处流浪。一个穿好蓝色花纹寿衣的老者哭喊着给家人打电话：“我不想活了。如果我明天好不了，你们就关上门，不要再等我。我不知道怨这个世界怨政府还是怨自己，我不知道怨谁呀。我就要爆炸了。我真的受不了啦，老天爷……我真的想杀人了，让民警开枪一枪把我打死算了。我精神崩溃已经……”然後，他一头栽倒，死了。
一位名叫肖红兵的五十岁的卡车司机，在1月7日拉着一车货从湖北荆州出发，1月25日知道疫情严重，身在四川的他想要回家，却发现到处都是交通管制，而他的湖北车牌号像个罪犯的标记，服务区不让进，高速路口不让下。他开着卡车游走在高速公路上，整整七天，当一阵阵睡意袭来，他就猛掴自己的脸。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武汉警察冲进公寓，抓走哭喊的一家人去强制隔离，或者从公路边抓起一对恋人塞进密闭的铁箱，铁箱里传出女人惊恐的吼叫。乡村干部和公寓小区的保安戴上红袖箍，这些平时遭人忽视几乎不存在的卑微的人突然之间像是找到了主子的打手，对着没戴口罩的人就是一顿响亮的耳光。
绝望的人开始跳楼，或者上吊。滞留在云南因为交通管制而不能转场的养蜂人刘德成眼看着一箱箱的蜜蜂在死亡遭遇破产的他最後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
VI
一切都变得魔幻起来，超出了卡雷尔・恰佩克的文学想象。只有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才能比拟武汉封城後的荒诞。每个人都变成了土地测量员K，在接到聘用通知函以後前往城堡应职的路上，陷入迷宫般的人际纠缠。正如纪录片导演熊文杰所说：“武汉肺炎病人只有确诊才能住院，而确诊需要核酸试剂盒检测，检测又需要先到网格式管理的居民社区提交肺部CT结果和血常规报告，然後在居民社区排队，由社区管理处报到街道办事处，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牀位，发放住院申请单。可是，测试盒永远排不上号，没有测试，就无法确诊，不能确证，就无法上报，申请住院。无数的病人就这样陷入死循环，在等待中，病死於家中。这些至死也未能确诊的人，不会被计入‘确诊死亡’病例的数字里。这场瘟疫不知让多少个武汉人倒下，又不知有多少位患者体温烧到如同这座火炉城市的盛夏，多少个家庭纷纷崩塌。他们从一个活生生的肉体摆成了尸体袋上的编码。”
但是，卡雷尔・恰佩克的戏剧中最让人期待的想象——瘟疫也让该国的独裁者一命呜呼——却没有在中国变为现实。中国的独裁者遥遥躲避在幽深的中南海，从未探访武汉。只有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的郁郁不得志的中央常委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在2月27日匆匆走访了武汉。又是一场官方媒体制造的无聊的政治秀。当李克强问：“有没有困难？”一群医护人员高喊着：“没有”。可是，2月24日，从广东第一批赶赴武汉身处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在《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一篇通讯：《世界，我们需要帮助》——
除了身体上的疲惫之外，我们还在遭受内心的痛苦……武汉目前医务人员极度短缺，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在此向全球的医务工作者请求支援，请你们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疫情。」 2020 年 1 月 24 日，我们作为中国广东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来到中国武汉，支援当地医务人员共同抗击 COVID-19。 我们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供氧、心电图监测、管道护理、气道管理、呼吸机调试、中央静脉置管、血液透析护理以及一些基础的护理工作（如医疗废弃物处理和消毒工作）。 武汉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此前想像中更加困难和极端。这里的防护物资，如 N95 医用口罩、面罩、护目镜、防护服、手套等都严重短缺。 由於我们的护目镜是塑料材质的，需要反覆进行清洗、消毒，现在它们已经越来越模糊，让我们的视野有点看不清了。我们需要经常洗手，许多同事的手上都长了皮疹，看着非常疼。由於需要长时间佩戴 N95 口罩和穿戴多层防护设备，一些护士的耳朵和额头上都长了压疮。 另外，由於戴着口罩的缘故，当我们与患者沟通时，必须得扯着嗓子喊对方才能听清。佩戴四层防护手套让我们的操作变得十分笨拙，甚至不听使唤，连医疗设备的包装袋都打不开，更不用说给患者打针这种巨大的挑战了。 为了节省自己的体能，节约穿脱防护服需要的时间，我们在进入隔离病房前 2 小时就会尽量避免进食和饮水。一些护士的嘴唇上起了水泡，还有的护士因为低血糖和缺氧而晕倒。 除了身体上的疲惫之外，我们还在遭受内心的痛苦。 虽然我们是专业医务人员，但我们也是人啊。我们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会感到无助、焦虑和恐惧。经验丰富的护士们有时候会抽空安慰年轻的同事们、尝试缓解 TA 们心中的焦虑。但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护士，也还是会哭泣。 我们之所以哭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而且我们都知道，自己身为医务人员，是 COVID-19 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已有 1716 名中国医务人员感染 COVID-19，其中9 人不幸牺牲。 由於武汉当地医务人员极度短缺，来自中国各地的 14000 名医务人员已经自愿来到武汉进行支援。 但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我们在此向全球的医务工作者请求医疗支援，请你们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疫情。 我们希望 COVID-19 能够尽快结束，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保持健康。
世界并未沉默，也没有冷漠以对，除了北韩和俄罗斯，这两个中国自以为是的盟友。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麦斯尼耶（Nancy Messonnier）早在2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作为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随时待命；美国的专家也做好赶赴武汉的准备，只等中国发出邀请。美国一直没有接到邀请。接受邀请无关乎中共当局的“面子”，而是关乎人命，不仅关乎中国人的人命，也关乎世界各国人的人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室主任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在最近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需要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包括疫情的范围、严重程度、无症感染以及病毒传播的情况，因为这对美国的政策决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去了中国，上了CCTV，像个小丑，陪着大象般的习近平表演了一场蹩脚的“探戈”。有人讽刺说：中国人苦苦等待了一百年，没有等来“德先生”（Democracy），也没有等来“赛先生”(Science)，最後却等来了第三世界的黑人“谭德赛先生”(Tedros)。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队像一个资产阶级老年旅游团，走进了瘟疫流行时的中国，就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走进1930年代革命时期的延安，看到的只能是中共导演的“社会剧场”。红太阳怎样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和残酷的权力斗争，遭到秘密处决的作家王实味以及其他一万名知识分子被迫害的真相，都不会被埃德加・斯诺看到。他只被允许看到毛泽东这一闪闪的红星即将照耀中国。在一个遍布着秘密警察和告密组织的社会，在一个专制权力垄断了一切的社会，获得真相极其艰难。我在中国的十年记者生涯，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有秘密的暗访，才能获得真相，一旦有官员陪同，除非你意志坚强、品性高洁，否则，难以避免被“蓝金黄”（酒肉盛宴、金钱贿赂和美色诱惑）。这是中共惯用的游戏规则，击中的是人性最柔弱也最肮脏的部分。
惟独美国的专家团队数次发出信息，却一直没有接到邀请。这将导致人们不得不猜测，在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大瘟疫的背後，是否藏有惊天的秘密和可怕的阴谋。
VII
一种或许是自然的传染病却因政治的独裁导致一场瘟疫和种种人道的灾难，并不能仅仅归结於集权政治的弊端，就像作家许知远在感叹了“这该是一个多麽失败的社会，它是不可能应对复杂挑战的”之後所说的那样：“集权堵塞了社会的毛细血管，摧毁了独立思想与情感的丰富性，而当灾难到来时，人们孤立无援、缺乏智识和情感支持，因而更加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权力。这恶性循环是悲剧的真正根源。”所有的问题，应该追究於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工人变为机器零件的那种主体性的丧失不同，东方专制+共产帝国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上的人们一度曾被政治修辞学美化为“革命的螺丝钉”，实际情况却是以燃料般的悲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当农民的土地被窃取，工人的劳动力被窃取，知识分子的灵魂被窃取，这个国家就只能盛产空心人。空心人被抽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所填充，被大国崛起的迷梦所填充，被官方制造的政治修辞学装扮得花枝招展。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伪神学魅影的後面，收割财富和灵魂的“红衣主教”早已与撒旦结盟。发现这一秘密并向世人勇敢宣告的真正的英雄要麽在流放，要麽在监禁，要麽，就被杀害。
一切有必要对人和事件进行定义和阐释的权力全从民间予以无限期的没收，通过专家/网络警察/新闻媒体/敏感词自动检测软件，这是因为人民让渡了自己神赋的权力，忘记了律法与救赎的真理。
与1960年代那场饿死2-3千万农民的大饥荒不同，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解放军的冲锋枪对着和平示威的大学生展开的大屠杀不同，也与2003年SARS肆虐时同样被遮蔽的场景不同，智能手机和自媒体以朴素目击者的本能反应捕捉和传播的那些极其丰富的场景和资讯，微信朋友圈的语音和截图、录像直播、新浪微博的留言，在被删除之前翻过网络防火墙流传到境外，反而代替了记者的采访和可能含有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对於事件的扭曲。通过这些不经修饰和改装的资讯，我们往往能够比对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察和分析的方式需要更有智性的思维和更具世界性的眼光。
我知道自己不是在记录一场末日般的灾难，而是在观察一种奇诡的战争。没错，这是一场战争。就像自我隔离在家十四天的北京诗人兼独立电影导演丛峰在批判瘟疫流行时突然出现的暗指美国可能制造了秘密生化攻击的阴谋论时所说：“某种阴谋论是一切事物的好莱坞大片化。在这种阴谋论中，A和B是两个对立的国家，仿佛来自两个星球一样毫无关系。对B来说，A是邪恶的，“我们”——B——是正义的，而A的一切行为都是针对B这个纯洁的国家；在B看来，A也一定如此看待自己。A和B是对立的，但奇怪的是，对立的逻辑是相同的。在这种阴谋论中，产生了出租车司机聊政治的那种快意的效果，也充分地调动了吃饭的人们的想象力。但实际上，如果武汉-湖北发生的是一场阵地战和保卫战，那麽敌人，以及‘阴谋’，并不是来自那个外部的假想敌，而是来自一场‘内战’——发生在内部的战争，其中的敌人是内敌，the enemy within。”
丛峰可能担心会被“炸号”，所以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段话时，美国和中国分别用A和B来代替。在瘟疫流行时的中国，任何独立思考的公共发言，都不得不采用密码和暗语的方式，就像在战争时期。
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扩撒的起源推诿给美国CIA的特务活动，这种阴谋论在瘟疫流行时的中国民间甚嚣尘上，甚至武警部队的宣传科发给战士的微信讯息这样写道：“经研究，我们发现制造和向武汉投放病毒的是美国，残害我们生命健康的始作俑者也是美国，当真相进一步大白於天下时，美国居然害死了NBA篮球名将科比，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然而，这蒙骗不了中国人！美国的做法天理难容，我们应该谨慎考虑与其的关系，坚决拿起手中的枪。”
这种极权主义国家为了掩饰自己的阴谋和无能而转嫁美国的做法，早在1980年代艾滋病成为全球瘟疫同时也让非洲那些极权主义政府陷入沼泽般的灾难时，就曾出现过。起先，西方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出於合理的怀疑，开始追踪艾滋病在那片“黑暗大陆”的可能起源时，那片“黑暗大陆”的人们因为长期的自卑而养成的种族式的傲慢很快就被邪恶的极权主义政府激发而起。在艾滋病夺去上万人生命的扎伊尔及其他中非国家，发动了针对西方的反击。那里的医生、学者、记者、政府官员以及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这些无能之辈，共同制造谣言式的舆论，指责美国人因为一次细菌战（为降低非洲人口）的失控，把艾滋病毒带到了非洲。冷战铁幕另一端的苏联官方喉舌《文学报》迅速捕捉到这一谣言，於1985年10月刊登文章说：艾滋病毒系由美国政府在马里兰州德里克堡的生物战实验研究期间一手策划的，後来被作为实验品的那些美国士兵带到了非洲。经由莫斯科英语电台的再次播送，这则消息又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采纳，除了美国的新闻媒体。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新闻自由。而宪法保证的新闻自由为寻找事实真相铺平了道路。很少有什麽阴谋或谣言能够躲在新闻的聚光灯下侥幸存活。
VIII
美国发出四级旅行警告。各个国家加快撤侨。世界国家对中国游客实施入境管制。美国和澳大利亚甚至宣布：禁止瘟疫期间曾赴中国的旅客入境。十万准备前往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滞留中国。澳大利亚教育部长紧急联系各大高校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是：网络授课。中国学生哭丧着脸说：“我们无法打开外国的网站，连Google都上不了。”与中国毗邻的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关闭了边境通道。俄罗斯宣布将驱逐两名已经确诊感染的中国病人。约有四十个国家出台措施，要求中国公民入境填写并提交健康状况申请表，或在入境口岸接受体温检测和疫情筛查，发现疑似病例即刻隔离观察。全球四十六家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
蒙在鼓里的，仍然是瘟疫流行区处於军事管制状态下恐慌失措的“人民”。起源不明的病毒nCoV2019，彷如隐形的蛇蝎，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每一个角落的空气。死神的魔影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各个城市的医疗系统全面崩溃。医院里挤满了需要诊断的病人。这造成更大面积的交叉感染。平时就人满为患的医院，在瘟疫爆发时，已经没有能力确诊谁是肺炎病毒感染者，连医院的过道里也躺满了虚弱的病人。好几具尸体停放在过道里却无人处理。在医院的候诊大厅，在城市的人行步道，在广场的街角，在电车里，在停车场，都有呼吸衰竭倒地而亡的人。自媒体时代的监控录像和智能手机，犹如全景式摄影镜头，来自武汉、重庆、南宁、北京……纷纷把这些悲惨而绝望的死亡景象传上网络，给予人们足够的理由去质疑中共当局对感染人数的政治统计学控制：2.1%的死亡率。
抗疫前线的医生和护士已经精神崩溃。他们昼夜工作，竟连口罩和防护服都稀缺到不得不用手术床单、矿泉水桶和A4文件夹的塑料膜来自己制作。一个护士哭喊着：“我受不了啦……”一位医生在电话里对领导喊叫：“你们做了什麽？你们做了什麽？还他妈一天四个班。我们不想活？你自己看……你们到底想干什麽？你们把躺在地上的病人都拿走……”他们用最粗劣的武器对抗着一种新型的生化病毒，结果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彷如一种自杀。
2月11日早上8时41分，一位网名叫“石头的妈妈2020”的医生在新浪微博上发文：“接到护士长的电话，说有床位了，让我准备住院。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路过住院部的过道，刚好碰到了科室的一位同事，寒暄几句後，她突然崩溃大哭起来，说她好累好怕，而且我们中心医院已经有150名同事陆陆续续确诊或者疑似感染，防护物资也快用完了，实在太心疼了……”
但是，中共的政治修辞学把这种医护人员的悲惨境遇表述为英雄主义。全世界募捐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却被海关、邮局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僚拦截後，露天堆放，或是送给了各个政府机关神秘的“领导同志”。被医生鉴定为“疑似肺炎感染”的病人得到的建议是：回家自行隔离。担心会传染给家人的“疑似肺炎病人”张弛，没有医院收治，酒店又歇业，最後流落街头，等待死亡。他曾是武汉足球球迷协会的会长，以一种爱国主义的执着常常为人品低劣、球技极差的国家足球队助威。他一定感到自己被热爱了半辈子的祖国抛弃了。
另一个夜晚的流浪者在微信朋友圈发文：“除了我，还有一位拾荒的老人，再也看不见第三个人行走。江边的灯光闪烁，天空如同被蝙蝠的翅膀笼罩般，让人喘不过气。……就在刚才，17：30分，有一个人从司门口的桥上跳下来了。生前他一直站在桥上哭，哭的很忧伤，很绝望……在这条寂静的街道上，他的哭声和呐喊声歇斯底里，每一声都刺痛路人的心底。他哭诉的大意是：自己被感染了冠状病毒，家里不能呆，怕传染给妻小，医院也没有床位了，在外面暂且租的房子，去看病却没有公交车，要走很远很远，人的体力跟不上，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生不如死啊……那纵身一跃，了却了世间所有恩怨，鲜血模糊了他的脸庞也打湿了我的双眼……正准备报警，不远处来了一辆警车，我向逝者三鞠躬……离开时，警察再三叮嘱我：不要在网上发布消息。我含着泪水笑了……”
人们以最後的勇气抵抗着死亡，传递着真相。但是，众多的实际死亡者一再突破可能虚假的官方统计数字——从1月30日到2月5日，每天的死亡率却一直保持着诡异的2.1%——致使殡仪馆的火葬场不得不二十四小时连续营业。
表面是行政封城而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到五千多万人口的整个湖北省，再到浙江省九百多万人口的商人之城温州，再到全国的各个城市和村镇。14亿人口的国家像是被上帝之手突然摁下了暂停键。自1月23日到2月5日，五十五座城市被封锁。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实施形同封城的“社区封闭式管理”。村镇之间的公路被挖断，省市之间的高速公路被关闭。十三亿人躲藏在家里。封城和封省之前没有回家的和逃亡而出的武汉人-湖北人突然成了祖国大地上的流亡者。没有宾馆收留他们。赶在春节前从武汉-湖北回到各地老家准备欢度春节的人们，派出所的警察和当地政府的公务员用铁条和木板封死了他们的住所。一条横幅标语上写着：“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紧接着，“猎巫”式的大搜捕开始了。流落各地的武汉人-湖北人、疑似肺炎感染者，成了搜捕的对象。他们像犯人一样被送进隔离点。
是隔离点，还是集中营？
一位名叫柳琳禕的女士在网络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写道：
舅舅发烧第11天，双肺感染，大片无肺纹理透明斑点，这几天跑了几家医院都不能给予确诊。今天下午，舅舅被突然接到隔离点，走的时候什麽都没拿。我们以为是好消息。终於有人重视这些‘数字以外的人’了。然而，晚上舅舅说话十分困难地给我发来消息：隔离点没有任何药物，没有人负责治疗。他高烧38.5度，连基本的退烧药都不提供。请问：这是把一群发着高烧的人关起来统一送死吗？”隔离点是武汉市硚口区汉西三路维也纳国际酒店。柳琳禕@了估计是她能想到的所有新闻媒体，并且说：“我对以上每个字负法律责任。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会报道她提供的新闻线索，因为中宣部下了新闻禁令。一切消息均需中宣部统一口径。全国的网络警察进入24小时工作模式，删帖，封杀网站，追踪IP地址，警告或拘留消息发布者。自诩为“公民记者”的陈秋实在武汉直播两天後消失了。在医院里短短5分钟时间就拍到8具尸体的方斌愤而喊出“打倒专制独裁”後消失了，暗访青山殡仪馆天价搬尸工招聘内幕的前CCTV主持人李泽华消失了。中国警察网2月1日发表一篇煽情文章，通报了11天之间在“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八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其中，网络安全保卫队侦查中队指导员李弦“双手仍在键盘上”却“倒在办公桌旁”。
逃亡开始了。武汉人在逃亡。湖北人在逃亡。一个黄冈人木桶当船横渡九江想要逃往江西，遭到对岸江西人的阻击。持有绿卡和自由往返签证的有钱人纷纷逃亡海外。
一夜之间，人民变成了难民。
一夜之间，人民变成了敌人，既是国家的敌人，又是人民之间的敌人。
人民，常年以来，自无神论的中共以僭主身份掠夺了远东大陆那片广阔土地的统治权以来，就被赋予神圣的光环。但在神圣光环的下面，人民被窃取得一干二净。那个我少年时代崇拜过的伟大领袖，那个我模仿过的“二十八画生”，窃取了农民的土地，变成集体所有，窃取了资本家的产业，变成国营企业，窃取了工人的劳动力，让他们变得连马克斯在《资本论》里阐述过的剩余劳动力都不剩。最後，所有人的灵魂被窃取。唯物主义的官方神学只承认人之为人的物质属性。人是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人是拉动内需创造GDP的毫无节制的消费者。人是武器，可以用来要挟、绑架西方的人权政治。人是数字，是数字之外必须迅速焚化的屍体。人是一具空壳，丧失了主体性，却被填充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黄汉种族主义的麻醉剂。人之为人的理性的判断力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神圣之爱的灵性感觉丧失了。人变成了简单的情感动物，易怒，冲动，狂热，滥情，暴戾。
失去了灵魂的战争，将会异常残忍。
垒垒尸体和层层鲜血之上撒旦的探戈却是灯红酒绿夜未央。
——Matters
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2/27/2020 10:56: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