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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新冠疫情对中国政局有什么实际影响？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北京普拉政治顾问CEO 息曙光
（本文不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只从一般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自然对中国也有同样的冲击，这一点勿需回避。美国总统的选情受到打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定于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同样被震撼，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
就中国政局而言，最近网络上非常热闹，一会儿传有人上书政治局要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习近平的问题；一会儿又传中共“五老上书”批评习近平；还就原北京地产商人任志强发表文章批评习近平前期应对疫情的不当政策和集中权力掀起舆论狂潮，进而聚焦习近平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关系而大做文章。好像中国政坛就要发生七级地震似的。
稍有中国政治局势和中共高层运作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传言中只有地产商人任志强的文章确有其事，其它都属于臆测和猜想，是海外自媒体人吸引眼球的自嗨。总的来说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不存在1976年的情况，也没有突然断裂的可能性。中国抗疫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1月25日之前的应对。这里有客观原因，例如对疫情和病毒危害有个认识过程；也有体制和决策机制的问题。有专业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相信中国高层也在内部做了不少总结和检讨。
具体地说，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最高决策层从“定于一尊”向更多的集体领导转换。中国应对这次疫情初期确有决策失误和贻误最佳战机的问题。按现在公布的各项信息看，1月初中国最高层实际上就已经了解武汉疫情初起的真实状况。1月7号，习近平主席就对疫情做了批示。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批示的内容，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央最高层已经得到了报告，并从1月3日起向美国有关方面定期通报疫情。但令人遗憾的是，从实际行动看，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既没有对武汉方面采取紧急动员机制，也没有向全国人民通报疫情并发出警报。1月17日美国海关开始严查中国旅客健康状况；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发出严控疫情的重要批示，并向全国人民公布，初步敲起警钟。1月23日武汉实行封城，疫情开始大面积爆发。1月24日中央春节团拜会举行，习近平致辞，其中只字未提武汉疫情大爆发。1月2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举国动员体制，全力抗击新冠疫情。一场惨烈的抗疫全民狙击战打响。
从上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举国动员机制来的晚了，如果能在1月10日左右就毅然决定在武汉局部实行一级动员紧急相应机制，就有可能在只有病例几百人的情况下把疫情控制在武汉市的局部地区从而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后来的武汉大封锁和全国经济社会大停摆可能就不会发生。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如果武汉封城再晚几天，可能感染人数就多几十万。同理，如果早几天可能就少几十万。根据现在已知的事实，我们无从知晓为什么在1月10号前后决定不实行局部紧急动员体制。从现有的信息看看，可能是专业人员在上报的疫情报告对病毒的恶性程度和传染的烈度尚没有准确的判断，致使高层心存侥幸，认为疫情不会大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让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影响到全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大局，影响到人们过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的气氛。谁都不是神，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这些想法和维稳的惯性思维并非不可理解。但问题是本来疫情的上报和动员机制有法可依，却因为政治因素的扰动而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是深刻的教训。俗话说水火无情，疫情应视同水火，是科学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政治在任何疫情可能性面前必须让位于科学。
1月25日之后，随着全国抗疫战役的大幕拉开，举国体制尽管代价巨大，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抗疫优势。不过在最初一段时间，外界也看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什么说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呢？按理说，作为处于“定于一尊”地位的习近平总书记自然是这次全民抗疫的总司令，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李克强总理任抗疫领导小组的组长，但外界肯定不会认为李克强是总司令。须知，从中共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算起，没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自己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那么厉害，但从没说过这类话。倒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不断说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之类的话。到邓小平，他没讲过这话，他的同事也不讲这个话。江泽民、胡锦涛就更不讲这个话了。这次习近平讲这个话，显然是不自然的，至于其中的缘由，我们无从猜测。总之这个话是不适当的，似乎也没必要。
从目前能看到的情况分析，抗疫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体会议比较多了，似乎中央的决策又在朝着集体领导的方向摆动。有些人一看到人民日报头版没有习近平的报道，一看到李克强和其他领导人上了头版就议论纷纷，好像出了什么事儿。这种分析思路不可靠。李克强在中心的曝光度增强了，只能说明集体领导的成分加强了，但绝不能说明习近平中心地位没了。如果真是集体领导的成分多了，这是好事，可以减低犯大的决策错误的机率。
2中国政局是稳定的，领导人有序交接是可以期待的。中共十九大后修改了宪法关于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条款，取消了两个任期的限制性规定。这个举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议论，认为习近平主席可以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等于恢复了终身制。的确，取消了连任的限制性规定开辟了第三个甚至第四个任期的可能性。但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领导人在其两任的常规任期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之有资格再连任下去。然而现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反腐成绩卓着，但在第二个任期中，我们却看到不少决策上的问题，先是修改宪法，此举并非明智，引来众多非议。再就是在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也有决策不当的情况，引发了举世瞩目的香港反修例风波，至今香港政局仍是一团乱麻；在台湾问题上过于匆忙出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让蔡英文狂胜韩国瑜，两岸关系陷入历史性困境。今年又发生了新冠疫情，早期决策有误，让中国人民和经济社会都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连任下去似乎已无良好的基础。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修宪之后也谈过领导人有序交接的问题，他在求是杂志上曾发表文章明确反对领导终身制，依然支持最高领导层的有序交接。我们倾向认为，目前中共最高层正在向以习李体制和集体领导回归。因而，中共2022年二十大上会实现最高领导的有序交接。当然也不排除做某些过度性安排，就像当年江泽民交棒给胡锦涛那样的做法。应该说这样政治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的。
3新冠疫情加剧了思想和舆论战线的分化和对立。对这次疫情对影响，在人们的思想和民间舆论场引起激烈的辩论和冲突，人们对问题的疫情相关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导致了很多家庭、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分裂，这有点见怪不怪了。毕竟很多家庭和人们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社会也付出了沉重的成本。特别是一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更是对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这将会对他们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看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搞得越来越复杂了。这里要特别谈一下任志强的批评文字。本来他只是在内部很小的朋友圈里给人分享一下对当下时局的个人看法，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事情。他的批评是他个人的看法，谁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当然某些看法可能也反映了当下社会精英阶层的意见。可是一传到社会上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自然有了那么大的社会影响，中央不可能无动于衷，对他进行调查也不能说是过分的事儿，毕竟其中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激烈。事情如何发展，恐怕短期不会有结论。但他会得到善待这是没问题的。其他一切都是不实传言，不值得再做分析。这件事情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扯出了王岐山副主席，有些议论是匪夷所思的。本来王岐山和任志强确实在早年有过师生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朋友，多有交往。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两个人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存在任的文章是王指使的这种可能性。如果稍有政治常识就应该知道，假如任在其文字分享给好朋友之前让王过目的话，王肯定会阻止任发布这样的文字。如果王对习有任何意见的话，他会用自己的渠道向习提出，完全没必要通过王发布这样的文字去批习。王和习是多年的战友和同事，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习第一个任期时王在习的领导下领衔反腐，功绩卓着。在海外有人报所谓王的料的时候，习坚定地支持王。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十九大后，王岐山按规定应该是到点退休，但习近平总书记的同意王岐山破例接任国家副主席，按政治局常委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也是对他过去反腐工作业绩的褒奖。王岐山副主席的工作职责是协助主席分管外事工作。这样，王岐山副主席实际上是不参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决策工作的，除非总书记就某个具体问题征询其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王不参加此次新冠疫情及其相关经济社会问题的决策是正常情况。鉴于新冠疫情以来外事交往剧减，他不怎么露面也不奇怪。
4这次空前的疫情暴露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社会经济结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许多短板。同时，这次疫情还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未来还要面对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加剧全面对抗的局面和国际社会对这次疫情的追责和赔偿的可能性的严重局面。面对着一系列的空前挑战，中国必须要全面检讨过去的政策，强化改革的决心和政策。比如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干预范围过广，地方官员治理水平较低，灵活空间过小，医疗投入和相关战略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公共卫生紧急动员机制不够独立，经济结构性改革市场化走向和民营经济倒退等，社会多元化声音不够和社会团体和组织太微弱等等，都应该下决心改革。而且要真改革，不是像过去那样常常搞花架子。
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对整个应对疫情过程进行全面深刻的总结和检讨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总结和检讨就没有改革的决心。我们认为中央高层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总结和分析。3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下方发表了署名“任仲平”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前一段中国抗击疫情的一个初步总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有三个地方和以往的宣传口径有所不同：1全国举国抗疫从1月25日说起，过去老提的1月7号和1月20号不再提起。这可以被解读为1月25日之前的抗疫部署和努力是存在问题的。2 不再有常听到的“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的提法，取而代之的是列明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领导抗疫的具体行动，而且自那时以后再也见不到官方媒体有这个提法了。这应该被解读为意识到此类说法不妥。3在文章后面谈到要汲取的经验教训中，提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总结经验教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意识的能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性地推动人类共同体的建设。文章特别指出，“从非典疫情到新冠肺炎疫情，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应该刻骨铭心。有再一再二，决不能有再三再四！”这也是个完全新的说法，可以解读为，两次出现了同样的教训，决心不让再出现第三和第四次。应该说这篇文章传递了相当明确的反省和检讨的意思，是好事。说明下一步应该有多方面的改革跟随，否则口头上发誓“决不能有再三再四”是没有意义的。不痛下决心进一步做体制机制的痛苦的改革，就可能还会有第三次和第四次。历史殷鉴，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