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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美国学者吁派私掠船打击中国海盗时代再临？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在英国私掠船骚扰下也疲于奔命。（Historic UK网）
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的坎奇安（Mark Cancian），与学者施瓦兹（Brandon Schwartz）在2020年4月共同发表了《释放私掠船！》（Unleash the Privateers!）与《美国私掠是合法的》（US Privateering Is Legal）两篇文章，呼吁美国应重新发放自1907年后就停止的「私掠许可证」（letters of marque），借以打击日愈茁壮的中国经济与海军，显示两位作者对中国的浓厚敌意。
私掠船曾是欧美国家历史上流行的扩张工具，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特许的合法海盗。通过私掠船，既可以打击敌国贸易，还能积累自身资本，又可以替官方省下大笔军事预算，本质是国家暴力与商业的野蛮结合，绝非浪漫不羁的英雄史诗，不少殖民强权都曾靠私掠船大发利市。如1585年英国伊莉莎伯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年）正式向遭西班牙逮捕的英国私掠船致送补偿信函，形同让私掠船合法化，造成大量海盗船在西班牙海岸与其美洲殖民地间劫掠，财政困窘的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利，这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年）于1588年发动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理由之一。
有了英国利用私掠船厚植军事与经贸实力的经验后，欧洲各国也纷纷起而效尤。譬如法国，自1681年也开始发放私掠许可证，并规定政府可留取一至二成利润。结果此举让1692至1763年间，登记有案的法国私掠船高达23,201艘之多！而光是1756至1760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造成英国极大损失。1730年一封呈交给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年）的信函，写道：「根据历来为建造私掠船而制定的规矩，从未有过一条船不是通过订购数额微小的股份而募集资金的，这种集资方式使私掠船的受益者遍布王国的每个角落」，更揭露出资与分赃的专业化，促成股份公司的兴旺，罪恶又高效地推进资本主义发展。
因此，当英、法、荷兰等国筹组旨在通商的东印度公司，结果这些公司却不时抢掠彼此或第三世界的船只后，也就不教人太过意外。毕竟这本是欧洲国家最原始又最省成本的发迹途径，更何况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强权缺乏足够吸引域外买家兴趣的商品，自身却渴求东方的物产，因此为了弥补贸易亏损，自然会大肆抢掠好谋取暴利。
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东亚原有的政治与贸易网络，更因为欧洲国家刻意勾结当地海盗攻击彼此，使得治安更形败坏。而当海盗行径受挫于如中国这种组织严密、武力强大的国家后，才会逼得殖民者暂时安分些。比方荷兰首任殖民台湾的首长宋克（Maarten Sonck，1590─1625年），就在赶赴澎湖应付准备收复疆土的明朝大军后，写信向东印度总督卡彭蒂耶（Pieter de Carpentier，1586─ 1659年）抱怨道：「我的前任（指攻占澎湖的雷尔生，Cornelis Reyersen，？─1625年）在中国沿海弄得全中国对我们都极为忿恨反感，直把我们看作就是谋杀者、强暴者、海盗······用这种方式永远达不到通商的目的，我们相信，要用其他更温和的方法，才能通商交易」。但讽刺的是，即使在撤出澎湖后，荷兰人的通商方法也没变得温和多少，依旧亦商亦盗。
至于美国历史更是脱离不了私掠船，《美国独立宣言》里声明「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所谓的「一切行动」自然包含私掠船。根据统计，当时大陆会议建造的海军战舰不过才7艘，但委任的私掠船多达1697艘，若计入各州自行特许的数目将更惊人，而英国因此损失超过2,200艘商船。虽然美国海军很快就遭英国消灭，但民兵与私掠船发挥的巨大效益比，依旧令新生的美国执着不已。即使到了1812年英美战争与南北战争期间，私掠船仍在扮演美国联邦政府的海上打手。
职是之故，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虏获战利品的规则」，使私掠成为不可动摇的立国精神之一。而这也是坎奇安与施瓦兹敢于鼓吹重新让私掠船「合法」的原因，并称1907年后美国之所以不再发动私掠船，「是出于战略与政治考虑而非法律层面」。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巴黎会议上，英、法、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国签署废除私掠船的《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Respecting Maritime Law）时，美国坚拒加入，并认为这是蓄意孤立自己与侵犯「海洋自由」。美国国务卿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1786─1857年）还以看似维护和平的口吻发出照会：「作为永久建制存在的强大海军和大规模常备军，无益于国家繁荣，并构成了对公民自由的威胁」，所以美国在「陆上武装冲突中，主要靠志愿军；保卫海上贸易，则主要靠他们的商业船只」。美国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年）更干脆在国情咨文里强调废除武装私掠仅有利于海军大国，认为美国若加入将丧失反制强权的手段。
然而若换做自家人民面临海盗威胁，美国立刻又义正严词地控诉人权受损。比如北非巴巴里（Barbary）地区的海盗经常抢掠欧洲船只，1796年美国为救回遭阿尔及尔俘虏的107名船员，付出相当于国家支出十五分之一的64.2万美元赎金。1799年的黎波里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的高官称号）还向美国索讨5万美元，并因美国仅付一半款项而抢掠一艘美籍商船。这些事端，都严重伤害美国经济与公民安全。
还有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在担任驻法大使（1785─1789年）时，不但得烦恼被俘虏的本国人民，更担忧女儿若渡海前来的话也会蒙难沦为奴隶。最后，杰斐逊于1801年总统任上派遣海军远征北非，并允许私掠船劫夺敌方船只，同时又喊出「宁用数百万防御，也不能行一分钱贿赂」的正义口号。但说穿了，美国最想保障的其实是地中海贸易的利益，以及避免无底洞式的赎金继续拖累财政。
正因为欧美诸国在崛起过程里，曾凭恃私掠船剥削敌国与第三世界，才得以快速积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能量。即使到了如今，南北国家的对立，仍旧呈现欧美核心体系剥削边陲地区劳动与智慧成果的海盗本质，只是改以政治、经济与思想意识的间接殖民包装得更无害。而美国学者的主张，则不过是这种撕去伪装后的自利真相，其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进步的焦虑和戒心，更来自欧美数百年来血腥发展的内在动力。巧合的是，这种暂时用自由主义包裹的蛮横逐利性格，早在1784年美国首艘航向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上便显露无遗。因该船本是1783年美国政府资助建造的私掠船，只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派不上用场，船主才赶紧变卖转为商船罢了。可见忽商忽道，实是帝国强权的一体两面。
综合报道
